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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捻军
书名： 左宗棠传 作者： [美]贝尔斯 著 王纪卿 译 本章字数： 7448 更新时间： 2024-05-13 13:22:22

太平军曾经有过一次著名的北伐。大约在他们朝着北京郊外挺进的同时，一支土匪武装在他们的影响下揭竿而起。这支武装叫做“捻匪”。从1853年起，他们的人数与日俱增，他们的抢掠令官府十分难堪。他们一般活动于黄河沿岸，这个地域包括河南、安徽北部、山东、直隶南部。在整个太平天国时期，他们不断地袭击这些省份。由于某种很难说清的原因，他们从来未与太平天国共举大业。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也许在于捻匪都是华北人。由于多数北方人对南方人从传统上怀有敌意，所以他们受到了影响。太平军几乎全部来自长江以南。曾国藩一直担心捻匪加入太平天国。在英法联军于1860年从北京撤出以后，他曾建议朝廷委派著名的蒙古将领僧格林沁亲王对付捻军。僧格林沁跟捻匪打了4年多，作战区域为豫南、皖北、鲁西和直隶南部。他在镇压捻匪的作战中没有取得显著的进展，于1865年5月在山东曹州附近遭到捻匪伏击，并被他们杀死。

捻匪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根本就没打算另立政权，并非专门针对朝廷，也没有试图在任何一个地方巩固自己的势力。他们一律骑马，手持刀矛，几乎没有装备火器。这样一来，他们就无力攻取围城围镇。但他们能够堵塞交通，破坏环境，使乡下人无法忍受。由于骑马，他们的机动性很强。当官军追剿他们时，他们的机动优势足以拖垮官军。在他们将被包围时，他们会化整为零，然后在远处集结。他们的首领很多，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张宗禹。

太平军丢失南京之后，许多部队散布在长江以北，投奔捻匪。从这时起，捻匪使用的火器明显增加。他们很少吃肉，或者完全素食，靠吃核桃大小的面疙瘩维持生命。他们随身携带面疙瘩，食用前用水或肉汤煮熟。他们从不洗澡，替代办法是弄出一身大汗，然后用粗质毛巾擦干。

僧格林沁死后，朝廷命令曾国藩负责剿捻。曾国藩不大愿意挑这副担子，但他只得于1865年6月离开南京，率领9000名湖南士卒和2.2万名安徽士卒前往山东。他的部队共有3.1万人。他被任命为直隶、安徽、山东3省所有部队的最高统帅。①在一年半的时间里，

① 黑尔：《曾国藩》，第299页。

他致力于镇压捻匪，把往日跟太平军作战的许多老部下召来协助自己。他没有取得显著的进展，于1867年初获得批准，返回南京，把战场指挥权交给了李鸿章。

李鸿章得到了一颗剿捻钦差大臣的官印。这样一来，他发布的命令，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就跟皇帝本人发号施令一样。他不仅是钦差大臣，还被任命为湖广总督，不过由其弟在武昌的总督署代行他的权责。

那一年年初，捻匪在鄂北吃了败仗，北进河南。不过，他们很快又向西运动，奔向回民造反的陕西。朝廷大为震惊，惟恐他们与回民军携起手来。

当左宗棠从福州起程去上任陕甘总督时，在江西南昌接到一份上谕，命令他加快行程，因为捻匪就要进入陕西了。他于1867年1月31日抵达汉口，跟随他从福建而来的部队晚到1个月。左宗棠意识到，他必须首先镇压了捻匪，才能够开始处理回民问题。不过，他似乎认为捻匪蹦达不了多久，特别是因为朝廷启用了帝国的所有大人物来对付他们。他在汉口埋头准备针对回民军的陕甘作战行动。他知道自己面临的任务是长期的，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完成。过去几年里他已有足够的经验，体会到战前准备的重要性。他在汉口呆了将近两个月，尽可能地集结装备，安排接收和供给。

左宗棠特别需要大炮。他在来到汉口之前就已经着手安排供给了。他早已派人打前站，当他抵达汉口时，许多事情已经安排妥帖。根据他的指令，汉阳的铁工厂已经生产出若干大炮、炮架、臼炮和炮弹。我们无法确定他什么时候获得了首个克虏伯炮队，但很可能他在汉口时就已下令置办了。他对外国的大炮非常欣赏，知道它们在中国是无与伦比的武器，但他坚信中国人能够造出比当时的中国造武器更为适用的装备。他雇用了几名外国机械师当助手。梅斯尼（Mesny）说，他在汉口有一家工厂，其中接了左宗棠的许多订货。他为发射12磅炮弹的大炮制造了若干炮架，还制造了一些散弹、炮弹和臼炮。他还说，左宗棠对他非常满意，要带他一同去甘肃。①左宗棠给他提供了一个职位，只是由于英国领事反对，

① 《梅斯尼杂录》,第6卷,第44页。

他才没能成行。

左宗棠从他还是一名穷学生的岁月里就对西北深感兴趣。他阅读过所有能够找到的描述甘肃和新疆的书籍。他详细地研究过中国在中亚进行的战争，特别是康熙和乾隆在准格尔与喀什噶尔的战争。据《年谱》作者说，长城末端以外的西部土地，对于童年时代的左宗棠就具有格外的魅力。他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加深对那里的了解，当他遇到曾在西部服务的人，不论是官员还是流放者，他都会提出有关那个地方的许多问题，例如道路、水流、山脉，等等。如果得到了什么新的信息，他会立刻用笔记下。他搜集的有关西北省份和中国中亚地区的信息，对他而言可谓无价之宝。

他在汉口给皇帝写了一份奏章，概述他对局势的初步估计，报告他为平定西北将要采取的措施。该奏章的部分内容如下：

……窃维臣由闽启行，时念旧部分驻两省，得力将领除蒙恩简放实缺外，均已奏委署理要缺镇将，若檄调随征，则闽浙顿觉空虚，殊为可虑。虽各员告请西征，概未敢许。其所携以同行者，仅三千余人。奏请刘典帮办军务，亦仅令选募旧部三千人。初意南人用之西北，本非所宜，只可多挑营官、哨长之才，入秦后，再将陕甘现存各营兵勇分别汰留，而匀拨胆技稍优弁勇充当亲兵护哨，编列成营，以倡勇敢之气。庶臣部行粮可资节省，而陕甘饥军亦可渐有位置，两得之道也。

又，臣军频年转战东南山泽之乡，无须多用马队，每次上口采买，为数本属无多。当由闽拔队之时，以岭峤艰阻，水陆数易，所有战马驱以随行，必形疲乏，故遂留之闽中。原拟抵鄂后派弁上口采购；至鞍（革占）一切，又须在陕西制买。故前此预先陈明抵鄂、抵西安后，均不能无少耽延也。昨抵黄州，接见守令，始知捻逆大入鄂疆，汉、黄、德一带均形震动。复奉寄谕：窜陕捻逆又已扰及南山。传闻贼踪蔓延甚广，万骑纵横，鄂、陕官军均不得手。臣于二十六日相度营地，暂于汉口镇北桥口地方安扎六营。二十八日入驻新营，一面飞催刘典迅速选募成军，来鄂会队。并增调各营，于原拟六千人外再加募六千，合成一万二千人，均限一月到鄂。惟马匹无从购觅，托官文代为搜索，亦仅得马二百八十余匹而已。谕旨敕臣由鄂入秦，先剿陕逆。此时臣军步队仅止三千余，马队尚未习练，双轮、独轮车式尚未动工制造。所拟以制贼者步队、马队、车营，而皆无以应手，仓卒就戎，必贻后悔，臣不敢不慎也。

方今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谨即一面就地采买口马，练习马队，先造独轮炮车，暂应急需。俟所调各营取齐，由襄樊出荆紫关径商州以赴陕西，即古由武关入秦之道，沿途遇贼即击。比抵陕西，则制造双轮炮车，兼雇买车轮，俟采买口马到陕，增练马队，并习车营。一面开设屯田总局，相度秦、陇紧接要隘有水草可田可牧者开设屯田；一面汰遣陕甘各营，去疲冗，省军食，为久远之规。其愿留屯田者，编入册籍，指地屯牧；不愿留者，资遣散回各本籍，禁其逗留为患。然后军制明而内讧可以免，屯事起而军食可渐裕也。

甘省回多于汉。兰州虽是省会，形势孑然孤立，非驻重兵不能守。驻重兵，则由东分剿各路之兵又以分见单，不克挟全力与俱，一气扫荡。将来臣军入甘，应先分两大枝，由东路廓清各路，分别剿抚，俟大局戡定，然后入驻省城，方合机局。是故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然后饷道常通，师行无梗，得以壹意进剿，可免牵掣之虞。亦犹之江、皖布置周妥，然后入浙；浙江肃清，然后入闽；闽疆肃清，然后入粤。已复之地，不令再被贼扰。当进战时，即预收善后之效。民志克定，兵力常盈。事前计之虽似迟延，事后观之翻为妥速。

自古边塞战事，屯田最要，臣已屡陈其利矣。汉宣帝时，先（零）羌反，赵充国锐以自任，其所上屯田三疏，皆主持久之义。宣帝屡诏诮责，充国持议如初，卒收底定成效。可知兵事利钝，受其事者固当身任其责，至于进止久速，则非熟审彼己长短之形，饥饱劳逸之势，随机立断不能。此盖未可以臆度而遥决者也。

臣频年转战东南，于西北兵事未曾经历；所部均南方健卒，于捻、回伎俩并无闻见。若不慎之几先，加以迫促，诚恐所事无成，时局亦难设想。明臣孙傅庭催促出关，卒以致败，可为前鉴也。伏恳皇上假臣便宜，宽其岁月，责臣以西陲讨贼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明军令。臣惟勉竭驽钝，次第规画，以要其成。剿捻、剿回均惟事机所在，若兵力未集，马队未练，屯务未举，车营未成，则无所借手以报君父。臣虽身任咎责，无补时艰。此则耿耿愚忱，有不能不预为披沥者。……

左宗棠在汉口时，家人从长沙赶来看他。《年谱》说，他与妻子的最后诀别是非常凄恻的。妻子竭力装作很快活，左宗棠百感交集，情不自已。二哥也来看他。左宗棠对二哥牵肠挂肚，因为二哥年老体衰，情绪低落。左宗棠分外殷勤，在兄弟二人最后一次共进晚餐时，他吟诵了二哥几首诗作，开怀畅饮。随从们对大帅的行为大感吃惊，显然他们从未见过总督大人如此放纵——沉湎于诗酒。左宗棠此后与妻子和二哥再无重逢之日，在他征战甘肃的日子里，这两位亲人告别了人世。①

① 《年谱》，第4卷，第19页。

就左宗棠有过著述的波尔格写道：“他憎恶女性，不知是出于天性，还是出于成见。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他在许多年前把妻子送回娘家，而妻子的地位没有任何人来取代；就连他的母亲，在这个崇尚孝道的国度里，也呆在湖南的乡村里为儿子的冷漠而伤心。”②

② 波尔格：《中亚问题》，有关左宗棠的章节，第383页。

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偏偏误解了左宗棠的私生活。左宗棠给妻子的大量家书以及反复提及妻子的文字，表明她在左宗棠的感情世界里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左宗棠是一个爱家的高尚男人，遵循时代和民族的最高观念。他为环境所迫在妻子娘家住过几年，但此后他总是慷慨地供养家人。他未曾沉湎于女色，但因此就说他憎恶女性，未免夸大其词。左宗棠是一个干实事的男人，格外尽忠职守，他所从事的是战争和行政这样的大事，无暇置身于风花雪月。

捻匪把豫西与陕东搅得动荡不安，朝廷大为震动。左宗棠接连接到北京的指令，叫他立刻北上。他于1867年3月29日离开汉口。除了一千名亲兵和一小队骑兵，他的部队兵力为7500人，分为3个师，分别由刘端冕、周绍濂与杨和贵统领。他命令这3个师通过荆紫关进入陕西。左宗棠自己前进比较缓慢。他在德安与樊城小作停留，然后沿着两省交界处河南一侧的道路北进潼关。他于1867年7月19日抵达潼关。刘典率部驻扎此处，刘松山驻扎在陕西东部，他所率领的部队，是已经跟捻匪作战两年之久的一支劲旅。

捻匪在陕西人数众多，左宗棠决定堵塞通向河南的道路，把捻匪留在陕西。他命令当时驻扎陕南的部队向渭河推进，阻截反军南下。山西清军奉令控制黄河沿岸，防止捻匪踏入山西。朝廷担心捻匪与回民军联合，左宗棠似乎并不为此烦恼，他的作战方案恰好是要把捻匪驱入回民军之中。他充分意识到所有造反派都有独立主义的倾向，也许他认为这是消灭他们的最佳办法。

这一年的夏季和秋季，他的行动是非常审慎的。陕西已经完全糜烂，只要不让捻匪回到他们在东部经常出没的地方，就不必性急。捻匪奔入陕西，实际上简化了左宗棠的问题。他们现已分为两股，东捻已被李鸿章在山东紧追不舍，而西捻就在陕西。东捻在年末已经溃散。10月份和11月份，西捻非常活跃，向北突进，远达绥德。他们没与回民军联合，于12月初沿黄河西岸南下，明显企图渡河入晋。《年谱》说，他们在宜川集结，踏着河上的冰层进入山西。

左宗棠现在不得不打起精神了。他留下刘典指挥陕西的部队，自己率领刘松山和郭宝昌的部队渡过黄河。他试图包围捻匪，但他发现这支造反武装跟太平军大不相同。他们行疾如风，几乎赶在左宗棠动身之前就越过了晋南，进入河南。他为自己追击失利而感到奇耻大辱，在给皇帝的奏章中请求最重的处罚。他被罢免所有的官级和荣衔，但仍然留任总司令。

很明显，由于李鸿章在鲁西和豫北部署了兵力，捻匪很难越过黄河南下，他们最可能选择的方向就是北进直隶。左宗棠派刘松山从北边的一条道路翻山进入顺德府，企图从北面拦截捻匪。左宗棠率其余部队追入河南。他经过怀庆，在卫辉县与捻匪有过几次小的接仗。捻匪这时向北挺进，行军飙疾，在刘松山到达之前就经过了顺德府。不过，刘松山对捻匪紧咬不放，而左宗棠也从卫辉尽快追了上去。李鸿章的部队沿着大运河从山东北进。捻匪进入保定府境内，离北京只有80英里，官军仓卒之间集结的部队来不及阻挡他们北进。

我们猜想，北京周边部署了几万名满洲旗人，其中许多是骑兵，应该会迅速歼灭捻匪吧？可是北京已经慌成一团。皇帝显然信不过满洲武士。他谴责大员们把捻匪放进了畿辅。被罢免的有直隶总督官文，一个满人；河南巡抚李鹤年；还有李鸿章。左宗棠已经无官可免。

左宗棠于2月15日抵达获鹿。他很快就与捻匪在保定府东南方接仗，7战连捷，把敌军赶到了滹沱河以南。左宗棠与李鸿章明显缺乏协调。左军从晋南长途追击而来，肯定已经精疲力竭。捻匪渡过滹沱河以后，左军没有追压上去，于是捻匪在3月底抵达大运河东岸山东与直隶交界处的东光与吴桥。

作战拖延下去，直到春洪爆发，洪灾比往年都要大，迫使捻匪无法行动。他们被包围在一个有限的区域内，什么也无法拯救他们，只有官军将领之间无人不知的磨擦才是他们的生路。1868年8月，他们渡到大运河以西，很快就被逼到暴涨的徒骇河边。著名的捻匪首领张宗禹在逃跑时溺水而亡，他的部队全军覆没。这就是捻匪的最后结局。

大功告成，皇帝大喜，恢复了各位大员的官职和荣衔。梅斯尼说，许多捻匪被左宗棠和李鸿章收编。李鸿章收编的捻匪后来被称为“李羊”。

左宗棠到天津小住几日，然后进京觐见。他得到了两宫太后的召见。作为皇家恩宠的标志，他可以骑马进入紫禁城圣地。像通常一样，召见由慈禧太后主持。她向左宗棠提了一大堆问题，涉及征战和各类事务。最后她转到回民的问题上来，突然询问左宗棠需要多久才能恢复陕甘的秩序。左宗棠未料到忽然会有此一问，迟疑未答。两年？3年？他很快就否决了。问到最长期限，他断然回答：“5年。”

插图：剿捻作战示意图。文件名：0011。

慈禧的声音混杂着惊诧和懊恼：“什么！5年！需要那么久吗？”

左宗棠说，事体极大，而他才干太小。他这样的人来解决这么大的问题，必然需要时间。召对过后，一些官员嘲笑他，说他自以为能在5年内扑灭回民造反，是不自量力。他们想，太平天国对朝廷的威胁持续了16年，捻匪驰骋数省长达15年，而回民造反已经闹腾了7年之久。左宗棠说，他对太后的问题毫无心理准备，殿堂之上，他总得给个答复。脑子里忽然闪过“5年”二字，现在看来他是自作自受，不得不勉力为之了。①

① 《年谱》，第4卷，第48－49页。

左宗棠利用他呆在京城的日子提出西北征战急需经费的问题。他意识到自己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缺钱。10月1日，他提交一份奏章，议论陕甘的局势。他写道：

奏为陕甘饷源奇绌，请旨敕下军机大臣，会同户部筹议指拨实饷，以奠危疆，仰祈圣鉴事。

窃陕甘筹饷之艰，天下共知。其所以异于诸省者，地方荒瘠，物产非饶，一也。舟楫不通，懋迁不便，二也。各省虽遭捻逆、发逆之害，然或旋扰旋复；或腴区被扰，瘠地犹得苟全；或冲途被扰，僻乡犹能自固。陕甘则汉回错处，互相仇杀，六七年来并无宁宇。新畴已废，旧藏旋空，搜掠既频，避移无所。三也。变乱以来，汉回人民死亡大半，牲畜掠食鲜存，种艺既乏壮丁，耕垦并少牛马，生谷无资，利源遂塞。四也。兵勇饷数，各省虽赢缩不同，然日食所需，尚易点缀，以粮价平减，购致非难故也。陕甘则食物翔贵，数倍他方，兵勇日啖细粮二斤，即需银一钱有奇，即按日给予实银，一饱之外，并无存留，盐菜、衣履复将安出？五也。各省地丁、钱粮之外，均有牙厘、杂税、捐输各项，勉供挹注。陕西厘税每年尚可得十万两内外，甘省则并此无之，捐输则两省均难筹办。军兴瘠久，公私交困。六也。各省转运虽极繁重，然陆有车驮，水有舟楫，又有民夫足供雇运。陕甘则山径荦确，沙碛荒远，所恃以转馈者，惟驮与夫。驮则骡马难供，夫则雇觅不出。且粮糗麸料，事事艰难，劳费倍常。七也。用兵之道，剿抚兼施。抚之为难，尤甚于剿。剿者，战胜之后别无筹画；抚则受降之后，更费绸缪。各省受降，惟筹给资遣散，令其各归原籍而已。陕甘则衅由内作，汉回皆是土著，散遣无归，非筹安插之地，给牲畜籽种不可。其未及安插之先，非酌筹口食之资不可。用费浩繁，难以数计。八也。陕甘用兵颇多，为时又久，乱后荒瘠殊常，购粮不易。各军每于人烟稍密、种植稍多地方，随宜安扎营垒。始犹借称保护庄稼，给钱办粮，继则捐派民间，不给价值，甚且搜掠殆尽，民不敢争。以致转徙流离，变而为匪；或被逆回蓄养，苟且偷生，甘为从教之人党恶助逆。章奏中所称甘省饥民、土匪大率此类居多。若不及早核实汰存，予以实饷，俾其有所借口，则军令有所不行，垂尽之残黎靡有孑遗，未荒之土地尽成榛莽，而西垂之事不可复问矣。臣之立意仿汉赵充国，议开屯以省转馈，抚辑以业灾民，且防且剿，且战且耕，不专恃军威为戡定之计者，区区之愚，盖以办回逆与剿群寇不同，陕甘事势与各省情形各别，将欲奠此一方，永弭后患，则固不敢急旦夕之效，而忘远大之规也。

通计陕西每年缺饷一百五六十万两，甘肃每年缺饷二百余万两，而屯田之资、抚辑之费不与焉。兹幸捻逆荡平，海内兵事渐息，饷事亦借资周转。合无仰恳天恩，敕下军机大臣，会同户部酌议筹拨陕甘的饷，俾微臣得从容整理，以奠危疆，则陕甘军民共戴皇仁于无穷，而臣亦得仰赖鸿施，稍宽咎责矣。其刘松山一军饷需向由两江接济，曾国藩于此军始终加意保全，并无延误。臣前已附片陈明，未蒙宣示。兹马新贻调督两江，应并恳圣慈敕下督臣照常协拨，俾得有所展布，不胜钦感之至。

所有陕甘饷源奇绌，请敕会筹指拨实饷情形，谨据实陈明，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以上就是陕甘的事态，说得简单明了，重点突出，但没有任何夸张。左宗棠要求，除了目前的军费开支外，每年另拨350万两银子，还要再拨一笔重建费用。户部决定同意拨给他额外的100万两银子做军费，但不同意拨给重建费。此时此刻，他肯定觉得对付户部比对付回民军还要难。他于10月4日从北京起程前往西安时，心情一定十分沉重。

捻匪刚被剿灭，左宗棠就命令部队返回陕西，其中一些部队奉命进入山西，等待平回作战的总攻击发起。左宗棠于1868年11月26日抵达西安府，立刻投身于战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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