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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前
书名: 明心宝鉴 作者: (明)范立本 本章字数: 6067 更新时间: 2024-08-07 16:35:53

多年前,本书因《大长今》、《来自星星的你》等韩剧;《朴槿惠自传》等书才让中国读者了解到这是一部在明代可谓家喻户晓的中华经典传世著作;也才发现这是第一部被译为西方文字的汉文古籍。

这其实是一部体现了大明王朝的核心价值观的书。原因如下:第一,这本书是当时流传很广影响力很大的启蒙读物。中国最早被译介到西方的正是这本书,当时西方天主教徒为了向明朝人传教,通过阅读中国经典来沟通中西文化,最先研读的就是这本书。天主教士高母羡在学习本书的过程中将其翻译为西班牙文。由此可知,这本书在当时影响力的巨大。其次,本书在洪武年间问世以来,本书多次重刊、重印,万历皇帝还让人重辑修订一遍,一个流传近于二百多年的启蒙读本能被皇帝如此重视,足以证明其作用并不限于启蒙,恐怕还有潜移默化塑造大明百姓价值观的考虑。

本书共二十篇:继善、天理、顺命、孝行、正己、安分、存心、戒性、劝学、训子、省心、立教、治政、治家、安义、遵礼、存信、言语、交友、妇行。所涵内容不外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齐治平之中,本书又有所挥发,加以详解,罗列个中细则,上至治理政务,下至交友娶妻。生活中方方面面,本书皆有涉及。

但是,在中国经历了甲申天变,大清入关,大明崩溃等事件之后;在明末清初社会激烈变革之际,涌现出了众多杰出的思想家,如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还有众多的明遗民等等;对于明朝的种种进行了反思,提出了许多人本主义的思想;重实践、轻理论的实用主义等等;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传承与发扬,对于中国民间有着巨大的影响;而康熙盛世又是历史中国文字狱的顶峰,因此明朝官方推广的《明心宝鉴》理所当然受到了重大的打击,既然有“清风不识字案”,那么带有“明”字的书谁敢大量传播呢?导致本书在清代以后不再在中国盛行。

而敢于传播的有识之士或许会认为《明心宝鉴》表达出一定程度的安于现状的价值观是不合适明末清初时期中国的发展;有识之士或许认为应该是“强调学以经世,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之事,都应探究原委”要对于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又或者是“天地万物的生成皆由本体生化,由本体之生生而日新。”;又或者是“天下为主君为客”、“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又或者是强调学者要能干济实事,有用于世,致力于“礼乐兵农之学,水火工虞之业”;应该要注重实际知识的思想,认为“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提倡“讲实话,行实事”;要形成“实文、实行、实体、实用”致“实”、致“动”、致“习行”、致“功利”的思想;要以“垦荒、均田、兴水利”七字富天下,以“人皆兵、官皆将”六字强天下,以“举人材、正大经、兴礼乐”九字安天下。这些才是明末清初民间社会的主流,雄辩地证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当然了,《明心宝鉴》强大地体现了中国先圣前贤有关个人品德修养、修身养性、安身立命的论述精华,主旨是劝善劝学、引导人心;内容几乎涉及和囊括了一个人生存于世所要面对和经历的方方面面,有关待人接物、立身处世、言谈举止、心性品行、齐家治国等方方面面。从主题上看,《明心宝鉴》主要是关于忠、信、礼、义、廉、耻、孝、悌这八方面传统美德教育的。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文明之光,人类灯塔。

不过作者归根到底是属于古代人,受于时代的局限,对于“我命由我不由天”与“人定胜天”的理解有着相对悲观的洞察;也有可能是由于“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著名的《四言诗·奋斗》还没有发表,作者本人无法获得到更先进的思想导致。

有一本书叫《明心宝鉴》(代序)(《光明日报》记者颜维琦/文 )在流传海外的众多中国文献典籍中,有一本书叫《明心宝鉴》。

《明心宝鉴》大约成书于元末明初,辑录者或整理者是范立本。这本书由二十篇共六七百段文字组成,内容网罗儒、释、道各家学说。作为一部修身养性、安身立命的国学“通俗读物”,此书从明初起即极为盛行,多次重刊、重印,万历皇帝还让人重辑修订一遍。与此同时,此书迅速向东亚、东南亚及中国周边各国传播,长期广泛流传于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地。

自成书至今700年间,《明心宝鉴》一直是朝鲜、韩国社会广泛阅读的“国学普及”读本。去年热播的韩国电视剧《大长今》中,长今与各地官衙的医女们接受医女训练时,经典课开篇就是学习《明心宝鉴》。剧中提到此书《天理篇》的开头几句:“天听寂无音,苍苍何处寻?非高亦非远,都只在人心。”

不惟如此,《明心宝鉴》还是目前有据可考的中国译介到西方的第一本典籍,1592年以前就由天主教教士高母羡(JuanCoho,1529-?)在菲律宾将其译成西班牙文。1595年,高母羡的手抄双语译本被带回西班牙献给王子斐利三世,这一抄本现藏于马德里西班牙国立图书馆,2005年,马德里大学还出版了该书的校订本。校订本封面选择了一幅风景图,内页左边是西班牙文及注释,右边是中文。

而在这本书的故乡,自清代以后,它便逐渐淡出国人的视线,以至于除了少数专业研究者外,今天的中国人几乎谁也不知道还有过这么一本书。

这真应了那句话:墙里开花墙外香。

有着相近“身世”的中国典籍还有很多。《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收录的流传至日本的1.08万种善本中,有3000多种版本在国内已经失传。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严绍璗认为,与其惋惜这些典籍在国内的失传,倒不如把它们在域外的传递和保藏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思考其生命力源泉及对当地文明的参与和影响。

“文化的传递需要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一是本国的综合国力,二是对象国的强烈要求。而对象国的内在需要归根结底源自汉文化的强烈魅力”,严绍璗说,汉籍在域外的传递和保藏,尤其是在古代东亚地区传播的历史之久远、规模之宏大、保存之完好,根本原因在于汉文化的巨大吸引力。

严绍璗在日本二十四载,他告诉记者,日本对于汉籍始终怀抱尊敬的态度,一般情况都保存得非常完好。这与日本注重文化教育,珍视文化财产有一定关系,但深层原因还是汉文化早已渗入日本文化的内核,尤其日本老一辈知识分子受汉文化的影响非常深刻。现在日本国民生活中汉文化的影响仍然存在。日本文字中保留着不少汉字,很多物品名称前有一个“唐”字,说明是古代从中国传入,中小学课本中选有汉文文章、唐诗,NHK电视台也会播放朗读中国古诗的节目,1900多个当用汉字还是日本公务员考试的一项内容。日本民族文化中也透露出大量汉文化的影响。比如每年七月的祗园祭,31个彩车在街道巡行,每个彩车表现一个故事,有七八个彩车上布置的是中国古代故事。

汉籍在传递我国悠久灿烂文化的同时,也参与了世界文明的进程和文化的发展。严绍?认为,我们关注这些典籍不寻常的传播经历,更应该思考它们与对象国文明的对话,充分认识中国典籍和文化的世界性和历史意义。

据中国作家协会副研究员李朝全介绍,《明心宝鉴》荟萃了明代以前中国先圣前贤有关个人品德修养、修身养性、安身立命的论述精华,忠、信、礼、义、廉、耻、孝、悌这八方面传统美德教育无所不包;继善、天理、顺命、孝行、正己、安分、存心、戒性、劝学、训子、省心、立教、治政、治家、安义、遵礼、存信、言语、交友、妇行等20篇几乎囊括了一个人安身立命、齐家治国的方方面面。这样一部“劝善惩恶”的人生教科书在日本、韩国的思想史上都曾产生过巨大影响,在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不少学者对此已有论述。今后这些优秀的中国典籍还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说,美国学者孟德卫有一本书叫做“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这三百年间确实是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和交流。历史证明,中国的典籍和文化,无论东传还是西传,都对当地文明发生了重要作用。中国文化对西方走出神权统治,对西方现代思想的形成功不可没。可以说,中国参与了世界史、世界文化的变革。

严绍璗也认为,各国的文明在文明的流动中得到提升。典籍本身承载着文化发展的成果,对象国在文明发展过程中根据自身的需要从传递来的文化中吸收养料,发生变异,从而出现文明的新值。这些在文明的流动中产生的新值聚集交融就成为新的文化增长点,造就出新文明。文明继续向前,新文明又逐渐成为历史的传统,传统本身就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概念。

但文明的流动并不总在平和稳定的状态下进行。19世纪后期20世纪前期,大量汉籍以被掠夺的方式流传域外,域外的中国学研究也常常难以走出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张西平说,不少当代学者致力于研究中国典籍在域外的传播、影响与接受的历史,就是要努力把握中国文化在全球传播和发展的脉络,为现实的文化传播提供借鉴。现在对中国的误解不少,偏见也不少,迫切需要我们承担起文化传递的任务。中国文化不是博物馆文化,不仅仅是一个遥远的失去的灿烂文明,我们要把活着的中国、青春的中国、发展生动的中国介绍给世界,让中国文化焕发出应有的光彩。

(本文选自《光明日报》2007年10月11日)一部中国古籍600多年的海外传奇(代序)  姚欣/文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外国人怎么看呢?一部有着600多年海外传播经历的中国古籍,给出了答案,它就是《明心宝鉴》,一部现在中国人知之甚少,而在海外仍然有着广泛影响力的传奇图书。

《明心宝鉴》原辑录者范立本,最早刊行于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是一部杂糅儒、释、道三家学说,汇集明哲先贤品德修养名言警句,勉学劝善的蒙书。书名中的“明心”取佛教“明心见性”之意,“宝鉴”即“宝镜”,旨在以此书为镜,引导人们时常观照、充盈自己的内心,实现向善的美好人生。

由于具有鲜明的教化作用,加上朗朗上口的特质,《明心宝鉴》出版后很快传播开来,成为明代流行的图书,并曾多次重刊。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该书从清代始刊印寥寥,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但是,《明心宝鉴》一经问世就传播域外,风行汉字文化圈600余年不断。汉字文化圈是以中国为中心,包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古代朝鲜半岛、日本、琉球和越南等国家。在明朝,中国作为东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沿袭唐宋时期的传统,来自周边国家的遣明使、留学生、游历僧、商人不断。对中国文化的尊崇,使他们对中国的典籍非常渴望,有的购买,有的抄录,也有官方及朋友赠送。另外,中国典籍也有通过中国使臣带出去的可能。还有一个传播途径是中国东南沿海的百姓移民海外,成为中华文化移动的播种者和中国书籍的传播者。《明心宝鉴》通过上述各种渠道走出了国门,并在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家落地生根。

已知存世最早的刻本是朝鲜清州本,刊行于明景泰五年(1454年),书后的跋中写道:“景泰五年甲戌十一月初吉奉直郎清州儒学教授庾得和谨跋”,述及“此书但有唐本,监司闵相国思欲广布,鸠工锓梓”,据此,可知在清州本刊刻之前,已有中国版本的《明心宝鉴》传入朝鲜。清州本是依据唐本(中国本)重新刊刻的。此本现存世共3部,两部藏在韩国,一部藏在日本。此后,以清州本为底本的抄略本在朝鲜半岛民间广为流传。现在韩国许多文化或教育网站上,都能看到抄略本《明心宝鉴》的内容。《明心宝鉴》对朝鲜半岛影响深远。在古代,它是当地民众认识儒学的重要读物,也是学子们参加科举考试的必读教材;时至今日,在韩国的大中小学校,还有以此书开设的相关课程。现代韩剧中,也经常涉及《明心宝鉴》,如风靡一时的《大长今》《天下女人》《来自星星的你》等。

《明心宝鉴》传入日本的时间,多倾向于室町时代(1394年-1428年),由五山僧人从中国带去的。在日本目前可见的《明心宝鉴》和刻本藏书资料中,多数都来自署名太仓·王衡校订的本子。王衡是万历年间翰林院编修。太仓古属苏州,而苏州又是宋明时期中国重要的出版地和藏书地。《江户时代书林出版书籍目录集成》对和刻本《明心宝鉴》具体的刊行时间有准确的记录,共有20个版本,刊行300多年从未间断,说明《明心宝鉴》在日本社会的普及和受欢迎程度。此外,在一些日本学者和作家的作品中,也大量引用了《明心宝鉴》上的文句。

《明心宝鉴》最早传入越南的时间尚无考定。明朝万历二年(1574年)严从简撰写的《殊域周咨录》中,记载了当时安南(越南古称)所购进的书籍中就有《明心宝鉴》。据此推断,最迟在16世纪下半叶,《明心宝鉴》就已经传播到了越南。之后,《明心宝鉴》普遍流传,对越南民族的精神气质及行为习惯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时代在变,但越南人民对《明心宝鉴》的热爱没有变。时至今日,《明心宝鉴》仍然不断重印出版。

明隆庆元年(1567年)“海禁”解除后,大量说着闽南话的福建华人远赴东南亚经商或打工,《明心宝鉴》成了他们的精神陪伴。1571年,马尼拉成为西班牙的殖民地,许多西班牙传教士纷至沓来。1588年一位名叫胡安·科沃(中文名高母羡)的天主教道明会传教士到此,与《明心宝鉴》不期而遇,书中中国人的智慧、道德修养、治国理念深深地吸引着他,他决定把这部书翻译成西班牙文。1590年,在当地华人的帮助下,《明心宝鉴》成为第一部被翻译成西方文字的中国古籍。遗憾的是,1592年,高母羡出使日本,归途中遭遇海难,未能实现到中国的夙愿。1595年,《明心宝鉴》中西文手稿由高母羡同会教友贝纳维德斯带回西班牙敬献给了王储费利佩三世,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起点和重要的标本。

贝纳维德斯给王储费利佩的信中,开卷这样写道:“道明会将中华大帝国的第一笔财富作为贡品献给殿下。中国人看作真正巨额财富的,不是黄金白银,不是绫罗绸缎,而是书籍和智慧,还有品德及其正确的管理制度……它是中国哲学家诸多格言的汇编,均为德育教材;力图使人顺应天命,引导其走向自然之光揭示给我们的尽善尽美。”这是东西文化交汇之时,西方世界通过《明心宝鉴》对中华文化做出由衷的赞美和评价。

从16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交融,中国许多文化典籍被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翻译成不同的欧洲文字,成为各国了解中国的桥梁。《明心宝鉴》有拉丁文、西班牙文、英文、俄文、德文等多种译本,它们与被翻译成多种西方文字并传入欧洲的《论语》《中庸》《大学》《孟子》《诗经》《易经》等其他中华经典一道,在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热,为西方启蒙运动注入了东方的元素,展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和世界意义。

高母羡的《明心宝鉴》中西文手稿一直收藏于西班牙马德里的国家图书馆,原手稿羊皮精装,封面烫金,16开,中西文对照,依据手稿里的中文笔迹判断,中文手书者在十人左右。

2023年3月,在中国和西班牙建交50周年之际,尘封400多年的《明心宝鉴》中西文手稿在中国大陆首次整理出版,特别是书中收录的献给西班牙王储的信函和高母羡对《明心宝鉴》的旁注第一次翻译成中文,为了解中西文化初遇时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华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此次出版的线装版高母羡《明心宝鉴》中西文手稿,是《明心宝鉴》承载着海外600多年传奇经历和荣耀的完美回归。流传海外数百年不辍的生动故事,背后的神奇力量正是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

(本文选自新华社主管《新华每日电讯》2023年0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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