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色书屋

第十章 艺术大师03
书名： 邓小平卓越智慧 作者： 刘强伦、汪太理 本章字数： 13503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58

“不争论”的实质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上述介绍表明，有关市场经济的问题，从1978年到1992年，前后持续了14年才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明确认识，这还不等于就已经完全解决了思想问题。如果把时间用于争论，那真的是什么事情也干不成。

争论是不同意见之间的一种交流，一般而言，这不但是正常的，而且是很需要的。“百家争鸣”才能有学术的繁荣，“百花齐放”才能有艺术的昌盛。在政治方面，在一切公共行为、社会性行为方面，也只有不同意见的充分表达，才能形成正确的决策，才能有合理的行动。邓小平参加革命，首先干的工作就是办杂志，其中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同当时在旅欧华人中很有影响的国家主义者进行争论。其后，邓小平又先后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过斗争，同“四人帮”“吵过架”，也就是搞过争论。特别著名的是，邓小平还曾经同赫鲁晓夫展开过面对面的论战，并具体负责了中苏两党的大论争。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也是一场大争论。对这场讨论，邓小平是支持的，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邓小平自己特别提出的“不争论”的经济特区问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问题，他都明确地表了态，发表了看法，并且是多次讲，反复讲，实际上也就是参与了争论。因此，“不争论”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于“空谈”、只说不干，说得多干得少，有争议就不敢行动，一争就复杂，一复杂就无法从事正常活动等现象而言的。总的来说，也就是针对一争就不干（包括不敢干、不能干、不知怎么干）了而言的。

一争就不干显然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这种现象随着党和国家以及社会生活的正常化、民主化而将逐渐消失。但这种正常化，对中国而言，对很多社会运转还不是很有序的国家而言，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即使是社会运转相对正常，政治思想等领域一片混乱而不影响经济和社会正常运转的国家，也需要尽量地不争论、少争论。一位生活在1869至1944年的加拿大作家里柯克，曾这样评述美国人：“美国人是古怪的：他们对一切都满不在乎。全世界都批评他们，他们满不在乎。全世界都写这样的文章讽刺他们，他们满不在乎。……人们告诉他们：他们没有艺术，没有文学，没有灵魂。他们无动于衷。道德家对他们大喊大叫，犯罪学家对他们……，作家……，预言家……欧洲人威胁说要联合对付他们……赤道非洲人对他们非常厌恶……中国人……英国人……苏格兰人……意大利人……法国人……苏联人……。然而不错，美国人对此满不在乎。他们不需要──决不需要去理会这些非议。这就使他们的灵魂得到了拯救。”里柯克绝对不是一个亲美、崇美的人，上述文字也不是正面文字。但他观察深入细致，实事求是，他所描述的这种现象，至今仍很突出，比半个多世纪以前更突出，全世界的人，包括美国人自己几乎都在批评美国，反对美国，用词也更为激烈。如果美国人喜欢争论，即使是全国总动员，人人拿起笔作刀枪，人手也不够。当然很快就会胜利，因为这样争上几个月，美国就会真正衰落，争上几年，美国就会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国家，那样，也就没人和他们争论，只有人对他们表示同情，向他们进行人道主义支持了。中国要强大起来，的确要真正地、切实地牢记邓小平的教诲：“不争论”。

九、不怕，不动摇

1966年毛泽东曾批评邓小平“耳聋”，邓小平听力不太好，但这句话他还是听到了。1976年公开“批邓”前夕，一位省委领导在开完“打招呼”会议后向邓透露，可能就要公开点名批判他了。邓小平淡然一笑说，那就点名好了，我早就说过，我是聋子不怕响雷打，死猪不怕滚水烫。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也告诫一些中央领导人，不要怕骂娘。主要是不要怕国外、境外舆论的横加指责，也包括不怕国内一些人的胡乱议论。

对一位领导人和其他重要人物而言，不怕乱议论，不怕乱批评，不怕乱骂娘，不但是一种必备的性格，更加是一种重要的领导艺术。俗语说：“不痴不聋，不做家翁。”当一个家长，在必要时还要做做聋子，何况是一个领导人或其他重要人物呢？

不怕“骂娘”，要而言之，也就是有主见。

中国人多，议论多，矛盾多。改革开放，风风雨雨，实事求是地说，反对的人不少。“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因此，要坚持改革开放，除了不争论之外，还要不怕“骂娘”。中国问题复杂，有些事情需要果断处理。这种处理不一定尽如人意，其必要性一开始不一定表现得那么明显，因此，引起一些激烈的批评反对，包括引起一些过激的行动，都是难免的。改革开放20多年，这方面的事件也不少。改革一般都要流血，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能说没有流血，但总的来说还是一场“和平革命”。对照一下历史和国际局势，我们就会知道，这很不容易。因此，不怕“骂娘”也并不是单向的，它同时也意味着允许别人“骂娘”。在中国，这很需要勇气，也很需要智慧。

中国是个大国，又是社会主义国家。舆论媒体本来就有唯恐天下不乱的“职业病”，所谓“新闻”，往往就是“乱闻”、“丑闻”。世界上新闻多的几个国家，无一不是动荡、动乱的国家。因此，国际舆论偏重于对中国进行批评，把中国“妖魔化”，实际上也不奇怪。

批评、议论、骂娘包括公开反对，既有敌意的，也有善意的；既有捏造、夸大事实的，也有客观或部分客观的。情况很复杂，要区别对待。但总的来说，都不要怕。敌意的不要怕，善意的不需要怕。总而言之，别人说是别人说，关键是要自己有主见，有定见。

自己有主见，有定见，并不等于只有自己高明，只有自己正确，而是因为自己的事只能由自己负责。因此，不怕骂娘也就是敢于负责。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长期独立或与刘伯承等少数几个共同全权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作，有时与中央失去联系，有时来不及请示，有时是中央明确授权无需请示，从而养成了敢于负责的作风和习惯。这是邓小平成功的基本因素之一。敢于负责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不怕犯错误。

1992年1月23日，邓小平离开深圳前往蛇口考察。在车上，深圳市负责人李灏又抓住机会向邓小平汇报了深圳近期发展的一些设想。邓小平听完后说：“我都赞成，大胆地干。每年领导层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就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不断总结经验，至少不会犯大错误。”

李灏回应说：“我们要争取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

邓小平马上指出：“我刚才说，第一条是不要怕犯错误，第二条是发现错误赶快改正。”

不怕犯错误，是邓小平革命七十多年，特别是1975年主持整顿和1977年以来领导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经验。

不怕犯错误，最主要的是要大胆实践。

中国革命和中国改革开放，都是前人从未从事过的事业，即使是前人从事过的事业，也因新的情况、新的条件而会有新的变化，同样也要用新的方法来处理。总之，都要从实际出发，从现在的实际出发，根据现在的条件大胆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和是非的唯一标准，是对还是错，只能在实践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得到证明，因此，首先就要不怕犯错误。

不怕犯错误不仅是一个大胆实践的问题，此外还涉及到一个人的见识、胆量、人品和一个组织的作风等一系列问题。

首先还是个人问题，邓小平三次受批判、受处分，还有一次被冷落、被降级使用。对一般人来说，有了一二次这样的经历，就会很怕犯错误了。但邓小平还是不怕，也正因为这样，邓小平也就成了邓小平。否则，早就会被历史所湮灭。当然，对一个组织、一个领导人来说，还是要允许人们犯错误，鼓励人们不怕犯错误，因为绝大多数人还是怕受处分的。但也正因为如此，不怕犯错误又成了成功人士的一大特点。

“发现错误赶快改正”实际上也是不怕犯错误，而且是更为重要的不怕犯错误。因为在没有发现错误时，不怕犯错误不一定会有错误，很可能还有功劳。邓小平的几次“犯错误”都没有错，都是对党和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而“发现错误赶快改正”则是承认自己真正地犯了错误，这对一些重要人物来说，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改革开放，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实际上是承认了“文革”的错误，承认了“文革”前十七年在某些方面的错误。“文革”前十七年，邓小平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有些错误，他当时没有反对，有些错误，还是出现在他分管的工作上。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是，自1922年参加革命以来，邓小平的一切都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承认党犯错误很不容易。邓小平把勇于承认错误，勇于改正错误视为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一个重要表现，这同样也是他自己伟大的重要表现之一。对改革开放，邓小平说“大错误没有犯，小错误没有断”，先后承认过通货膨胀、经济过热等不少错误。特别有名的还是公开承认了两个著名的“大失误”、“很大的失误”，一是教育，一是上海的开发开放。这两个失误并不小。教育失误，不论从思想政治教育还是从教育事业意义上说，都是大失误。上海的开发开放晚了，也非同小可，邓小平非常遗憾地说：“要不然，现在（1992年）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大失误，都是在邓小平已经“半退”和“全退”后总结出来的，这是成功人士共同的一个思维习惯，即经常想一想自己在哪些方面做错了。“失败是成功之母”，要成功，就要不怕失败，同时也要及时发现自己的失败，挽回自己的失败。目前，“失败学”正在成为一门热门学说，因为“失败学”同“成功学”本质上是一样的。

邓小平的不怕“骂娘”、不怕犯错误，还有不怕吃亏，不怕冒风险，不怕制裁，等等，在改革开放时期，其实质都是党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也必须坚持不变。他说，“有了这一条， 中国就大有希望。”

坚定不移地坚持一些经过实践检验基本正确、事关根本的基本制度、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等基本性的东西，是一种大国、大组织、大人物的风格。美国，是一个典型的求新爱变的国家，但一般人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国家的宪法，其基本部分仍然是制定于1787年生效于1789年的联邦宪法。多数发达国家都有这个特点，一些基本的东西变化很少，如果要变，也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和非常繁琐的程序。中国能有五六千年辉煌历史，同样也是因为有些基本的东西一直保留了下来，如汉字、传统文化、重要习俗、中央集权制与郡县制等等。俗话说，“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覆小人心。”一个国家、一个组织、一个人，固然需要日易日新，每隔几年就要有一些新的变化，“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但万变不离其宗，不能变得让人无所适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一切有巨大成就的成功人士，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的身份、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他们的基本特征：性格、为人、生活习惯等，变化甚微。相反，一些风光一时的暴发户，一些小有成就的人，则一下就变得让人难以相认。

牢牢把握一些不可动摇的基本东西不变之所以成为一个大政治家的特征，还因为这些东西也比较容易动摇。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特别是1992年以前，“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实际上都不是很稳定。

最为突出的是改革开放政策，因为这是一个新生事物，能否坚持下来特别引人注目。从列宁时代开始就一直在苏联经商的美国巨商哈默写道：“西方商业界人士对邓的鼓励贸易政策感到非常振奋，但是他们和我交谈时，总免不了紧张不安地询问他的自由市场的做法在他去世后会不会继续存在下去，会不会被他的继任者推翻。”邓小平在会见外国人士时，主要是西方国家的人士时，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会不会变，几乎也是一个必答题。如1986年9月2日美国著名电视主持人华莱士在采访邓小平时问：“每个人都会问这样的问题：在过去几年中，邓小平干得不错，现代化搞得不错，经济在发展，人们不会像以前那样担心害怕，但邓小平以后情况会怎样？是否回到以前的状况？”这些担心都不是杞人忧天，在中共十四大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大规模地付诸实践之前，谁也不能真正使投资者放下心来。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来说是题中应有之义，但要很好地坚持也难。一方面，这个基本点如何与改革开放协调，有一个过程。因为这四项基本原则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有了的思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全面付诸实践的东西，而改革开放则是从1978年才开始的。两任总书记在这个问题上没站住，说明这个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另一方面，坚持这个基本点，来自“左”与右的干扰都很大。“左”，根深蒂固，看起来“坚持”得更坚决，更彻底，实际上最终会葬送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右，本身势力不大，但鼓动性强，容易制造动乱和风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能掉以轻心。《邓小平文选》三卷，篇幅最长的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约16000字，整整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具有历史转折意义文章的两倍。不仅是因为这个问题最重要，而且是因为这个问题最复杂。

上述两个基本点不能坚持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就得不到保障。事实上，1989年至1992年间，中国也出现了经济建设和反和平演变的“双中心论”。

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1983年，他只做了一件事，打击刑事犯罪分子，1984年，做了两件事，一是开放沿海14个城市，一是决定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港澳台问题。这表明，邓小平从此时开始已在逐步安排退出。但他的直接领导实际上还是延续到了1992年的南方视察和同年的中共十四大。其中的奥妙之一，就是当时有关报道介绍的邓小平1992年南方视察时说过的一句话：“我的主要用处就是不动摇”。

十、“稳定压倒一切”

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采取的一些重大果断措施来维护中国的稳定，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是坚持改革开放。

这需要全面理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自由化固然是维护中国的稳定，这很明显，人们通常也是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但坚持改革开放，同样也是维护中国的稳定，而真正理解，能够很自然、很自觉地将两者联系在一起的人不能说有很多，能将反自由化与改革开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人也不是很多。

在改革开放的前十多年中，人们不难看到这种情景：每当邓小平采取重大的乃至极其严厉的措施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时，很多人都以为改革开放政策要变。其中有的人积极活动，以为恢复“左”的时机到了；有的人则对改革开放犹豫起来，准备出台的改革开放措施暂且搁置，已经出台的改革开放措施也暂停执行；即使是坚持改革开放者，也认为“红灯”亮了，不同的是，他们不观望，而是“红灯亮了绕道走”。多数内陆省份在1992年以前改革开放的节奏都要比沿海慢几拍，一个基本原因就是他们总是看到“红灯”，一看到“红灯”就“急刹车”，然后再观看，等待“红灯”转“黄”变“绿”才“通过”。这样“一停二看三通过”自然就比“看见红灯绕道走，看见黄灯抢道走，看见绿灯快速走”的部分沿海省份要慢了几个节拍。实际上，邓小平从未对改革开放亮过“红灯”，每次大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行动，在采取行动时，总是申明要坚持改革开放，并往往在此同时或稍后推出新的重大的改革开放举措。1979年“西单墙”事件，1980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正式肯定和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9年风波，同年7月宣布因争议和风波搁置的海南洋浦开发计划不变，并促使其重新启动，1990年浦东大开发、大开放。这样坚持改革开放，同样也是为了中国的稳定。邓小平明确地指出：“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稳定压倒一切，包括采取一些强硬的、专政的措施。邓小平不怕别人“骂娘”，主要是在这方面不怕别人“骂娘”。谁也不喜欢他人对着自己“骂娘”，但为中国的稳定，也只好忍受。因为听到“骂娘”虽然不舒服，但中国如果一旦乱了起来，那就太可怕了。中国实际上还是一个易乱难治的国家，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宋辽金夏，一乱就是几百年，秦末、西汉末、隋末、唐末、宋末、元末、晚清、民国，也是几十年上百年地打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28年，也自乱了10年。这种乱，也厉害得很。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人民生活方面的破坏、停滞、落后、贫困，不堪回首。人员方面的伤害，特别令人惊心动魄。1968年，康生“凭40年革命的经验”在云南制造了一个以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为首要打击对象的案件。今天的人们谁能想象，“康老”的这一直觉，竟然整整害死了14000人，邓小平指挥“百万雄师过大江”，被敌人的飞机、大炮、机关枪、步枪、手榴弹打死打伤的解放军官兵还只有8000人。陈伯达一介书生，1967年12月，他估计冀东地区的中共党组织“可能是与国民党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两个“可能”，共使84000余人受迫害，其中2955人迫害致死。这样被打成“叛徒”、“特务”、“内奸”、“工贼”、“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者”、“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狗崽子”、“乌龟王八蛋”而受迫害的有多少人，迫害致死的有多少人，难以统计，有人估计受株连的有1亿人。受株连，也是受迫害。

“革命派”吃亏也不少，“武斗”是真的，真枪实弹，武器比当年的红军、八路军还好，占山头、修工事、攻大楼，打得像模像样，在“武斗”中死伤的人，同样无法统计，不会少于迫害致死的人。“小将”们满腔热情，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大串联，大宣传，大跳“忠字舞”，大唱“语录歌”，大演“样板戏”，大搞“斗、批、改”，学工、学农、学军，上山下乡，本想大有作为一番，实际上却耽误了学习，耽误了青春。个人终生悔恨，也产生了大批人难以在新的经济条件下从业的巨大社会问题。稳定压倒一切，千真万确！当然，真正的稳定，真正的长治久安还是要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其中特别重要的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国人民全心全意地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繁荣富强，谁能乱得了！经济发展了，生活改善了，绝大多数人一心一意从事某种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事业或职业了，绝大多数人有条件一心一意地享受生活享受人生了，有人想乱也乱不起来，即使允许他乱也乱不起来。

因此，治乱求稳，维护中国的安定团结，最为根本的又是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一百年不变。

十一、关键在党，在人，在后继有人

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建设的成就，是一个奇迹。53个人，在1921年成立一个党，几经死里逃生，蹶而复振，28年后就夺取了全国政权。现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政60多年，虽几经风雨，跌跌撞撞，但路子总的来说是越走越宽，成就越来越大。怀疑和反对党的领导、试图动摇党的领导的人不是没有，但恐怕连他们自己也觉得取代党的领导是没有希望的。

这个奇迹，实际上也不是太神奇。旧中国，一盘散沙，四分五裂。谁自身团结最好，团结的人最多，组织得最严密同时又最有活力，谁就能取胜。中国共产党有理想，有抱负，纪律严明，为人民服务，五湖四海，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实事求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自然也就能够争取到最后的胜利。新中国，全国人民盼望安居乐业、发家致富、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文明富强、当家作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屹立世界民族之林，同样也只有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邓小平十分自信地说：“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同时，邓小平也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有很大的区别，因此，他又说：“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

毛泽东不是神，邓小平不是神，任何人都不是神。他们的作用，只有通过党才能发挥；他们的信仰、理想、抱负、智慧、才能和成功也全都只有通过党才能实现。他们的成功之道，最大、最根本的就是抓党，把党建设好，把党的领导作用发挥好。邓小平曾引用过刘伯承1942年所说的一句话：“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

“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邓小平说：“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现在还要继续选人，选更年轻的同志，帮助培养。”“他们成长起来，我们就放心了。现在（1992年）还不放心啊！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

邓小平所说的“真正关系到大局”的“这个事”，可以说是他晚年最关心的一个事。

1975年，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推荐时年71岁的邓小平代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得到毛泽东的批准。一直在等待着接班的时年40岁的王洪文气急败坏地说：“10年后再看”。这句话对邓小平震动很大，当时他就和李先念谈论了这个事，他说，10年之后，我们这些人变成什么样子？从年龄上说，我们斗他们不过啊！斗不过怎么办，唯一的答案就是培养接班人。因此邓小平说，老同志“第一位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认真选好接班人。选得合格，选得好，我们就交了账了，这一辈子的事情就差不多了。其他的日常工作，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的事情。第一位的事情是要认真选拔好接班人。”

对选人、用人、培养接班人，邓小平集中了很大的精力，应用了高度的智慧，对中国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的延续和长治久安做出了巨大贡献。

十二、其妙无穷的智慧——退

今天和日后的年轻人也许很难体会到，一个80多岁的老人，要退出领导岗位、工作岗位，是一件很艰难而且影响极其深远的事。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在1988年9月5日透露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家希望我当总书记、国家主席，我都拒绝了。”为什么实际上是核心而又要拒绝相应的领导职务？邓小平在1989年6月16日的一次谈话中说，新的领导集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建立，“我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问题”。

邓小平出生于1904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问题”，从年龄上说，顺理成章。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此时刚刚开始，邓小平这位开创者、核心领导要把接班问题安排好，谈何容易！

万里回忆了这样一段往事。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前夕，当时，包产到户（也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前身或通俗说法）同分田单干同时被视为“倒退”而被中央文件明文规定“不许”，当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想在四中全会上去掉中央文件上的“两个不许”。他首先找负责起草文件的人，未获同意。于是，他又去找胡耀邦，“郑重其事地向他提出：‘文件中不要不许包产到户了吧！’耀邦说：‘他们起草人都不同意。我再去做做工作。’据后来了解，文件正式公布前，紫阳同志根据我的意见，又考虑了反对方面的意见，把两个‘不许’改成一个‘不许’一个‘不要’”。包产到户由“不许”松动到“不要”。万里说，这为包产到户开了个口子，“但矛盾并没有完全解决”。1980年，万里调到中央工作，分管农业，他又对胡耀邦说：“中央决定规定不要包产到户，我们支持农民的正当要求，会始终被看作‘违纪’‘违法’，这样不行啊！”随后，邓小平于1980年5月发表了热情赞扬安徽肥西和凤阳包产到户的讲话。万里回忆说：“此后情况有了好转，但还是吵吵嚷嚷，全国性的争论并没有停止，有些反对的人手里掌着权，他不同意你就干不成。”（《万里谈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新华月报》1998年第7期）于是，再开会，再讨论，“不争论，允许看”，也允许干，“小口子”变成“大口子”，最后到1982年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正式合法化。

依此类推，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即使站得住、完全合格、非常优秀的接班人，三五年，七八年，十来年，也难以接班。

邓小平还是决心尽快解决好接班问题。1979年11月，他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说：“如果我们在三五年内不解决这个问题，十年以后不晓得会出什么事，我们这些老同志就向党和人民交不了账。”

1980年邓小平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并向外界透露了他计划于1985年只当顾问的愿望。他对一位外国记者说：“请你注意，我现在76岁，到1985年就是81岁，人过80脑子就不能像以前那样活动，此外，老年人容易保守，所以最好是让我们只起顾问的作用。”当然，这还只是一种愿望，能否实现还要看情况。所以，邓小平又说：“我有几个同时代的人也是如此，因为他们不愿意我辞职。我说，好吧，让我们看一看，当我到81岁时将会怎么样。但是我又补充说，还是在81岁前退下来好，还是应该从这一点出发，为了作个榜样我也应该这样做。”邓小平还根据历史和国际社会的教训，明智地说：“人们对一直临死那天还在位的老人们已经厌烦了，对搞终身制的领导人已经厌烦了！没有哪一本书上写着应该由老年人统治，和领导人应该成为终身的领导人。”

在此之后，邓小平开始“尽量少做工作”。对此，他在1984年10月22日中顾委的会议上说：“我的工作方法是尽量少做工作，它的好处就是：第一，可以多活几岁。第二，让年轻一些的同志多做工作，他们精力充沛，比我做得更好。我希望逐步过渡到完全不做工作但身体还是好的，那样我就完成任务了。现在看来还得做点事。去年我只做了一件事：打击刑事犯罪分子。今年做了两件事：一件是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城市，还有一件是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其他事都是别人做的。”

1987年邓小平退出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只保留军委主席一职。1989年11月，他辞去军委主席职务。邓小平终于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在身体健康时从领导岗位上“全退”。当然，这时邓小平还只是从领导岗位上“全退”，在党和人民的事业上并没有“全退”，2年多后，他又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被广大人民群众深情地称之为“又是一个春天”的辉煌篇章。没有这最为精彩的一笔，中国改革开放的大业还难以称得上定局，邓小平的人生也没有那么圆满。

人总是会退下来的，邓小平的高明当然不在于退，而在于退得成功，退得顺利，每退一步，其开创的事业都会向前迈进一步。其中的智慧，可以说是莫测高深，其中的艺术，可以说是无比的美妙。

总的来说，邓小平的退是为了进，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千秋大业。这种以退为进，不同于个人玩弄权术的以退为进，因而也就有利于党和国家，有利于人民，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不少政治家都玩过以退为进的权术，而且也达到了个人至死都牢牢把握权力的目的。但却给国家与人民及自己所代表的组织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同时也严重损害了他身后的声誉。蒋介石就是这样一玩再玩，最后玩到台湾去了。

邓小平成功的退，还在于他是真退──从“尽量少做工作”“逐步过渡到完全不做工作”。1983年至1985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次高潮，即改革从农村推进到城市，在工业、商业和计划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人称“都市革命”。邓小平说他在1983年和1984年两年只做了三件事，“其他事都是别人做的”，有的传记作者也认为，“在上述改革（1983～1985年的工业、商业和计划体制改革）中邓小平没有起多大的作用”。1992年南方视察后，邓小平还在1993年春节和1994年春节上露过面，人们经常询问他的健康状况，也希望他再说点什么，但他在其生命的最后5年中，真的是什么都不管了。这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很正常。但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位革命70余年的最高领导活着并实际上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能在晚年完全退休8年并有5年完全不管事，邓小平可是第一人啊！这很不简单，其意义极其深远。邓小平曾说：“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世界上会引起什么反响很难讲。如果我退休了，确实不做事，人又还在，就能起一点作用。”“确实不做事”，党的基本路线、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毕竟如何，毕竟执行得如何才能真正看清楚；“人又还在”，老同志，有分量，大的方面变不了。这样过渡几年，党的基本路线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也就建立、确立和稳定在人们自觉执行也不得不执行这种坚实可靠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他个人的权势和影响这一基础上。这个“一点作用”，可不小呀！

邓小平成功的退，当然还与一系列人们不太可能十分清楚的政治艺术相关。例如：

时机问题。1989年9月4日也就是邓小平正式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辞职信的时候，他说：“退的决心我已经下了几年了。我曾多次提出，是真心的。现在看来，要等到一个多么适当的时候再退，是等不到的，每次都总有一点因素说退不得。十三大搞了个半退，但我一直认为那时全退最好。”“现在看来，对我们四中全会选出来的人，对新的领导班子这一段的活动，国际国内的反映至少是很平静，感到是稳妥的，证明我们这个新的领导班子是能够取得人民的信任和国际上的信任的。……这是个时机。”

步骤问题。从1980年辞去副总理职务开始，到1992年南方视察和接见中共十四大全体代表，邓小平共用了12年多时间才完全退下来。这显然是很有步骤，十分稳妥的。如1989年9月4日正式提出辞去最后一个领导职务时，邓小平也直率地指出，“特别大的问题”他还是要管。这种“特别大的问题”，从已经公开发表的材料看，主要是党的基本路线、五年十年规划、浦东开放和经济特区问题十四大报告、政治局常委班子、台湾问题、重大国际问题特别是中美关系问题，等等。经济发展速度，他也很关心，而且多次管了，并管得比较突出，南方视察讲话，六大部分，其中一个部分主要讲的就是速度。这也是邓小平务实精神、时机意识、经济中心意识、生产力标准、科技进步意识等思想的又一次突出表现。

实事求是，不图虚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退也是一种美德，一种好名声。邓小平实际上一直管到中共十四大，这不能说没有议论，也不排除有人不高兴，有人“骂娘”，实际上也还有人公开抗议。但就像当年“百万雄师过大江”时毛泽东所教导的一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邓小平虽因自然规律不可能看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但还是要拼一拼，把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业尽可能地定得稳固一点。迄今为止的实践证明，如果1989年和1992年邓小平不果断地站出来管一管，中国的事，的确还很难说。邓小平一生，从1925年在法国得知“团体已无中央组织”时勇敢地站出来到1992年多少有点出人意料之外的南方视察，这种积极主动和勇于负责的精神，不知有过多少次表现。这使他“三落”，更使他“三起”，最后成为一代伟人，一代巨人。

邓小平实事求是，不图虚名，更突出地表现在他不夸大自己的作用，反而有意识地使自己“平”一点之上，这也是他成功退出的一大诀窍。

从1977年邓小平复出之后，人们始终把他视为中国的第一号人物，从国内到国外，都是如此。1978年访日，1979年访美，邓小平的正式身份都是国务院副总理，但日美都是自然而然、理所当然地把他作为头号人物接待，否则，就是一个大笑话。1992年南方视察，邓小平没有任何职务，也没有中央领导同志陪同，直到第五天，国家主席杨尚昆才在深圳和他会合，以有整整60年交情老友的身份陪同邓小平。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立即采取行动，并最终把这些重要讲话的精神落实到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同很多伟人希望自己德高望重，一言九鼎，青史留名，永垂不朽相比，邓小平对自己在改革开放时期分量太重十分担忧，希望自己能够“慢慢消失”，并诚恳地说，“消失了好！”

邓小平原名“先圣”、“希贤”，名字很大，自己也一度化名“邓斌”，有文有武，颇为不凡，但最后定下来的，还是1927年他自己取的名字──“小平”。在中共党史的有关名词中，除第一次被打倒的“邓毛谢古事件”外，他基本上都是排名第二、第三，或者更后一点。这种本来就不太喜欢出头的性格，再加上毛泽东晚年的教训，使邓小平对自己的分量太重的确是忧虑重重。他说：“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人总是要死的。哪一天我不在了，好像中国就丢了灵魂，这种看法不好。”“这不是因为我谦虚或别的什么。现在看起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国际上好多国家把对华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去了上面。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有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

上述这些忧虑，邓小平并不只是说一说，而是切实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尊重他，也骂他，甚至还嘲讽他，但总的来说，对他的态度还是比较“平”。在党史上，“刘邓大军”还是“刘邓大军”，“刘邓路线”还是“刘邓路线”，“毛、周、邓”还是“毛、周、邓”。在新时期，人们喊的口号是“小平您好”，唱的歌是“有一个老人”，上的尊号是“总设计师”。这样，他虽然并没有消失，而且永远也不会消失，但当他离开时，一切都是那么平静。几年过去了，仍然是那么平静。邓小平全退前，几乎每个人都在问，邓小平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会不会变；全退后，几乎每一个人都在想，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开放措施是什么？这就够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上一章 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