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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艺术大师02
书名： 邓小平卓越智慧 作者： 刘强伦、汪太理 本章字数： 15009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58

“摸论”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万里所说的群众路线。上引万里阐述“摸论”的一段话，既是从实践论的角度说的，又是从群众路线的角度阐述的。“石头是什么？就是实践，就是群众，就是要到实践中去摸群众的意愿，群众的要求，摸清历史的脉搏，历史的趋势。”这一特点，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特别的有成效。很多改革开放的重大措施，都是人民群众和地方政府大胆地摸索、试验出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股票、证券、土地使用权交易等等。对此，邓小平曾在1984年会见德国外宾时坦诚地说：“我知道自己的经济知识有限，我只是在总体上出个主意，把政策放灵活一点，实现它是其他人的任务，他们在改革中得到我的全力支持。”

刘邓大军过淮河，虽然极其胆大，但事先刘伯承亲自进行了测量，也就是亲自摸了摸水的深浅。很可能也是刘伯承最先开发的“摸论”，同样也具有这种既胆大又稳妥的特点。“摸”本身就具有稳妥的含义在内，“摸”、“摸索”动作都不是很大，都有试探性之意。如邓小平说：“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二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特区、国有企业改革、价格改革，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等等，都是这样首先试探着“摸”，再后才冲过来、闯过来的。都相当稳妥，只是因为长期的束缚，弄得不少中国人凡是没有本本、没有指示、没有安排，就不知道如何行动，连想也不敢想，试也不敢试，这就使得摸着石头过河也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当然，摸着石头过河远不如从桥上过河、坐船过河那样舒服和可靠，但世界上哪里有那么多便宜事，“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

六、“我就担心失去机会”

邓小平说：“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抓时机，善于利用时机，首先就要正确判断时机，正确认识时机。有什么时机就抓什么时机，是什么时机就抓什么时机。

1979年，邓小平惊奇地看到一个统计材料，1977年，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8700多美元，列世界第五，名列第一的科威特为11000多美元，瑞士10000美元列第二，瑞典9400多美元列第三，挪威8800多美元列第四，中国1980年是250美元。差距这么大，除了要老老实实地承认落后之外，还要承认一时不会出现什么十几年、几十年就超过发达国家水平的时机。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世界上流传着一种说法，“21世纪是亚太世纪、亚洲世纪、中国世纪”。不少中国人深受鼓舞，以为中国很快就会再次成为世界“中心”之国了。对此，邓小平非常清醒，除继续坚持“三步走”之外，还于1988年12月21日公开表示，“21世纪是亚太世纪”， “我不同意这个看法”。这种不赞成，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如果看到一些对自己有利的现象就头脑发热，很快就会犯“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超英赶美”、“大跃进”、“洋跃进”的错误。那样，不但损失惨重，而且也失去了本来可以抓住的时机。

那么，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主要又是抓住了一些什么时机呢？

首先，是抓住了粉碎“四人帮”让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时机。

这并不是因为世界上有什么“救世主”，而是因为邓小平代表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种正确的指导思想，一条正确的路线，一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因此，邓小平复出，并不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一个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邓小平，就像中国革命没有毛泽东一样，一切都很难说。因为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并不多，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更少，不能因为胜利了，成功了，就认为是必然的，与个人关系不大。

邓小平的复出，本身也是抓机遇的产物。邓小平“三落三起”，第一次复出，主要得益于王稼祥、李富春、陈毅、蔡畅等人的关心和支持，他本人没有主动争取。第二次复出，首先是他本人抓住林彪集团覆灭的时机，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那封信是1971年11月8日，也就是邓小平得知林彪集团的下场两天后写的，抓得很紧，但也有时间充分思考。这时，邓小平已被打倒了5年，也已经5年没直接同毛泽东联系。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时机意识。林彪不垮，给毛泽东写一千封信也没用，只会更糟糕。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曾经这样批评邓小平，邓耳聋，一开会就在离他很远的地方坐着，从来不找他，从1959年以来，6年不向他汇报工作。“文革”前期，毛泽东曾找邓小平谈话，要他和林彪搞好关系。有这样一些背景，林彪垮了，如果邓小平自己不主动，可能也难以复出。第三次复出，首先得益于叶剑英的活动，但邓小平本人也采取了主动，于1976年10月10日给华国锋写了信。虽没像上次给毛泽东写信那样直接提重新工作之事，但在当时呼邓声声的背景下，这也是信中应有之义。

其次，是抓住了文革结束后，中国人民热切盼望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一心一意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机。

有人认为，如果不是出现文革这种极端局面，中国不一定会搞改革开放。因为历史就是历史，没有假设，这种观点是无法证明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文革”和“四人帮”造成的惨重破坏，的确使中国人民下决心不再走阶级斗争的老路，而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路。粉碎“四人帮”后，中国人民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已经到来，毛泽东曾经说过的“新长征”已经开始。此后两年多的“洋跃进”虽然错误，但这种错误毕竟还是经济建设问题的错误，并不是阶级斗争式的错误。中国当时近10亿人，10亿人强烈要求脱贫致富，发展生产，不愿再你争我斗瞎折腾，这是一种多么巨大的力量，一个多么好的发展时机啊！

就像50年代有“大跃进”，70年代有“洋跃进”一样，群众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热切愿望也要正确引导。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引导广大群众从事现代化建设。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引导人们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落后。对自尊心特别强的中国人来说，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本身也需要时机。例如，1980年7月，一位在中央机关担任了一定领导职务的著名经济学家、外交活动家在一个学习班上发表讲话说：“中国经济管理的官僚体制是全世界最坏的，最落后的。”这种话，以前谁敢说，现在也不能说。但当时不但说了，而且在一份全国同类刊物最高级别的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了，并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经济年鉴》上转载了。话不一定这么说，但中国人能这样承认自己的缺陷，自己的落后，而且能被广泛接受，不以为奇，则是极为罕见的，也可能是空前绝后的。邓小平一再号召人们莫怕，胆子要大一点，思想要解放一点，没有一种气氛，一言不慎就丢官、开除、坐牢、掉脑袋，一般人能不怕吗？胆子大得起来吗？思想能解放吗？

因此，粉碎“四人帮”后至80年代前期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改革开放，强烈要求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大胆承认自己落后、深切反思自己落后的社会气氛，就是重心转移、改革开放最好、最大的时机。错过了，就不会再有，而且会转化成另一种类型的时机。因为就像邓小平1978年9月所说的那样，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的人民是好人民，忍耐性已经够了。

第三，抓住了国际形势变化的有利时机。

20世纪70年代，苏联在全球展开了一系列武装扩张行动：1975年插手安哥拉内战，1977年卷入索（马里）埃（塞俄比亚）战争，1977年和1978年两次入侵扎伊尔，1978年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1979年入侵阿富汗。这种行动，对当时为超级大国的苏联来说，一次就足以引起全球，特别是与之对抗的美国不安，这样频频发生，特别是通过战争在柬埔寨和阿富汗建立起傀儡政权，使苏联集团从东欧扩充到东南亚和西亚，这就更加令美国及其为首的西方集团不安了。此外，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斯兰国家爆发大规模的反美、反西方运动。这些国家人口多，数目多，又是石油输出国，对美国及其为首的西方集团威胁很大。相对而言，美国则因为石油危机、越南战争搞得日子不太好过，在与苏联争夺霸权中处于守势。

这种国际形势，影响很复杂，但至少有一点对中国有利，那就是美国及其为首的西方集团至少不会对中国的改革开放采取敌视态度，实行封锁政策，与此相对应的就是爱好和平但民族自尊心也特别强烈的中国人民也不会敌视美国及其为首的西方集团。这是很重要的，两个方面都很重要，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一个基本条件。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比如，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没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这段话表明，如果不是国际形势的变化，仍然像五六十年代一样，改革开放的问题根本就提不出来，提出来也解决不了。当然，这种时机也要自己去发现，自己有良好的政策。如果像“四人帮”那样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全世界向中国敞开大门，所有的人都希望来中国交流，中国也会同世界隔绝。

邓小平当机立断，为中国抢到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这一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外开放的黄金时代是极其关键的。

时机，总的来说还是先机，要先行者才能抓到。跟着走，随风跑，不能说不行，后发优势也存在，但总的来说还是要走到前面去才算成功。后来居上，关键是居上，居上就是领先了，走到前面去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向西方学习。这在世界上更有早行人，但在原社会主义阵营，则是领先的。这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因苏东剧变而再次发生巨大变化，中国的国际处境明显地困难起来。还有人总结说，美国媒体对中国的宣传基调：70年代（1972年之后）是“浪漫化”，故宫、长城、“蓝海洋”（衣服）、自行车、人民公社，神秘得很，有趣得很；80年代是“天使化”，迪斯科、牛仔裤、可乐、酒吧、特区，中国人，OK！1989年以后则是“妖魔化”，人权、台湾、民运、藏独、法轮功，中国成了一个典型的“问题国家”。中国人觉得冤得很，为什么美国人那么喜欢树敌，苏联解体了就把中国作为主要敌人；美国人也有气，认为中国也在把美国妖魔化，也伤害了美国人民的感情。平心而论，今日中国问题再多，也比过去进步多了。所以，中国如果迟到苏东剧变之后再进行改革开放，麻烦就多多了，“杀出一条血路”也会难多了，很可能根本就无法进行正常的、独立自主的改革开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年代，这可是一种极其关键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

邓小平在国际背景上对时机的当机立断，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和平与发展主题的判断上。据统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前，全球发生了大小战争126次，伤亡人数3000万，涉及到90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而言，苏联在苏中边境部署了40个师的兵力，为中苏友好时期的4倍。1978年苏联在远东地区举行了三次军事演习，并成立远东战区指挥部，统一指挥远东、后贝加尔、西伯利亚三个大军区和驻蒙苏军、太平洋舰队。此外，苏联还支持印度与中国对峙、抗衡，支持越南向中国挑衅等等。因此，从60年代开始，中国就准备打仗，而且具体落实到了经济规划之中，最著名的就是“三线建设”。“三线建设”是按战时经济的要求搞的，从整体上说，自然也就没有经济效益，而只有经济负担。这种思想也制约着外交关系，先是有抗美援朝，随后又是援越抗美，支持老挝、柬埔寨，主要是同美国对抗；70年代后则主要是同苏联对抗。同苏联对抗，使中国改善了同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但由于这种改善是着眼于准备打仗，经济文化交流的意义不大。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人们猜测，中美两国一定会谈到经济问题，结果根本就没谈。1975年，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率领一个大型访华团来华，其主要人员中有两位大企业的董事长，施密特本人还是一名经济学专家，但当时中国主要是把西欧各国作为一个反对美苏两霸的“统战对象”来看待，而不是作为一个经济合作伙伴来对待。1977年复出后，邓小平对战争问题进行了新的判断。70年代末，他认为“战争可能推迟”，80年代前期，认为“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80年代后期，认为“战争可以避免”，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个“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其中，“核心问题”又是“发展问题”。有了这种基本认识，在处理国际问题中也就会有了重心的转移，也就能抓住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时机。

随着经济全球化等趋势的发展，时机问题将越来越成为一个国际问题。这不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如此，对地方领导人是如此，对平民百姓也是如此。从事某种职业，从事某种经营活动，学习某种知识和技能等等，都将具有国际性。这一点，目前已经表现出来，今后将更为明显。在这方面，没有担任领导职务、不从事经营活动、没有特殊才艺和特殊成就的中国中老年人机会已不太多，青少年们可要抓紧。但中国是世界的一大块，放眼世界抓机遇，同样也是人人有份，人人有责。

第四，较好地抓住新技术革命的机遇。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自告奋勇分管科技教育，后来又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最后一次发表公开讲话，科技部分也是讲得最为热情、最为诚恳、最寄厚望、最为动人的一个部分。邓小平很少说他对什么事情感到高兴，在1992年南方视察讲话时，他最钟爱的特区发展那么快，他也只是说“发展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强了”。这当然也是高兴，但毕竟没有用高兴这个词。按邓小平的习惯，这还是属于“满意”级。但对科技，他却一连用了四个“高兴”：“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越高兴。不只我们高兴，人民高兴，国家高兴。”在有关报道中，邓小平在参观高科技企业时，也总是显得特别的高兴，并连连说“高兴”。我们知道，让邓小平用“高兴”一词来评价一件事，可不容易。因为他有一个评价标准，即一为“赞成”，二为“满意”，三才是“高兴”，“高兴”属于最高级。

七、最重要的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评价说：“这个文件一共十条，最重要的是第九条，当然其他各条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

在一份文件中，这个第九条只有一句话，篇幅不到第二条的1/21，第十条的1/17，第一条的1/14。邓小平如此看重这一条，可见知识、人才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同中央两位同志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这次谈话后来整理成两篇文章在《邓小平文选》上发表，一篇是《“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另一篇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公开发表的第一个讲话，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施政纲领”的意义。可见，在复出前夕，邓小平重点考虑的就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思想路线，二是知识人才。基于这种考虑，邓小平自告奋勇地提出分管科技教育工作。

邓小平在1977年7月16日至21日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正式复出。半个月后，即8月4日至8日，邓小平出席了一个由中共中央组织的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是33位著名的专家教授。在座谈会的前四天，邓小平除了说一个简短的开场白外，就是用心地听，不插话，更不作指示。每天上午8点半按时到场，中午稍微休息一下，傍晚时分散会才离开。这种表现，本身就是对知识人才的一个极大尊重，高层领导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能耐心听一两个小时意见的领导，就能被人视为好领导。特别是在当时，专家教授还是专政、改造对象，“臭老九”，一个“小将”就可以把他们喊去训上半天话。中共中央组织这个座谈会和邓小平如此专心致志地倾听意见，在当时更是有如春风，温暖和鼓舞了很多的人。笔者再次认为，“春天的故事”是从科技教育领域开篇的，而开篇语就是这个座谈会和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

8月8日，邓小平根据座谈会上提出的众多问题发表了讲话。这个讲话整理出来发表在《邓小平文选》上的还有6600多字，是邓小平罕见的几篇5000字以上的讲话之一。对这篇讲话，邓小平自我评价道：“是个大胆的讲话，当然也照顾了一点现实。对我的讲话，有人反对，这不要紧。一个方针政策，总会有人反对和不同意的。”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讲话呢？

文革时期，曾有这样“两个估计”：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个估计”经毛泽东同意后，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方式由中共中央于1971年8月13日正式批发至全国。对这“两个估计”怎么看，是这次座谈会上的一个焦点问题。按阶级斗争理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敌对势力，是专政对象，改造对象，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打倒在地还要再踏上一只脚，永世都不准翻身。

在当时的条件和场合下，邓小平的“八八讲话”没有点名推翻“两个估计”，但做了一个新的“估计”。他说：“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资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路线又称‘黑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这句常用语在这里可是非同小可，即不是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指导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意义同前，即不是在资产阶级专政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用正面肯定十七年和知识分子的方式，实际上推翻了“两个估计”。

一个多月后，在批判“四人帮”过程中，经有关当事人揭露，证明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邓小平找来思想仍未转过弯来的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正式点名批判了《纪要》。并说“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

不久，有关部门从“四人帮”重要党羽迟群的笔记本上找到了毛泽东在1971年对教育工作所作指示的记录，其中的两条是：

“（一）十七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

“（二）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有了这一重大发现，“两个估计”不但完全被推翻，而且成了“四人帮”玩弄的一个阴谋。于是，从1977年11月开始，报刊上正式批判“两个估计”，这就在一个重要方面突破了“两个凡是”，给了“两个凡是”的坚持者一个重大的打击。同时也提醒了广大群众，所谓“两个凡是”并不一定真正的是“凡是”，符合自己意图与利益的毛泽东的指示“凡是派”就宣传，不符合的就隐瞒，就篡改。这方面的事实，在当时对推翻“两个凡是”起了十分显著的作用。

邓小平的“八八讲话”，不但实际上推翻了“两个估计”，在一个重要的具体方面对“两个凡是”打开了一个缺口，而且从对科技教育工作的定性、体制、机构、后勤、工作制度和学风等方面进行了论述，为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做了多方面的部署与安排。

例如，座谈会上，一位科学家反映，在农科院，在试验田种庄稼不算劳动，要到农村种庄稼才算劳动，邓小平“八八讲话”明确地回答说，“这真是怪事”，“自己培育品种，自己种庄稼，怎么不是劳动？科学实验也是劳动。一定要用锄头才算劳动？一定要开车床才算劳动？”“脑力劳动也是劳动嘛”，“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

再如，当时政治学习多、会议多、运动多、体力劳动时间多，科研人员很恼火，因而强烈地提出了科研人员一周要保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的要求，即一周六个工作日，除了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外，其他五天要让科研人员进行科研。对此，邓小平不仅同意，而且加上了“至少”两个字，并说：“我看，有人一头钻到科研里面，应当允许。有人七天七夜搞科研，为什么不可以？”

……

上述一切，现在看来微不足道，多少还有点可笑，在当时则是一些重要的思想解放和重大的改革举措。现在，“两个估计”、“脑力劳动也是劳动”、“六分之五”之类问题当然已经不存在，但科教领域深层次的问题，观念、投入、体制、机构、后勤、学风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并不少，有的比过去更严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真正落实起来，会涉及到很多、很复杂、很深层次的思想观念、政治体制、社会关系、经济体制等方面的问题。因此，这方面的问题如果解决得好，不但对经济发展和科技教育水平的提高很有帮助，同时也是一种综合性的大改革。邓小平亲自领导科技教育改革的实践证明，以知识人才为重，以此为出发点去解决问题，包括像“两个估计”这样的政治大问题，也包括像“六分之五”这样的具体问题，才是正确的。而以其他方面的考虑为重，轻视知识，轻视人才，则是错误的。在今天这个知识经济的时代、全球抢夺人才的时代，特别是如此。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无疑还是经济人才最重要，其中经济建设的主体企业人才特别重要。在发达国家，企业通常是一个最集中、最大量需要人才同时也产生人才的最主要的领域。20世纪初，梁启超等中国人到西方各国游历时就惊奇地发现，西方各国，最优秀的人才是企业家，政治家等人才反而次之。中国大陆，由于长期的“官本位”、“学而优则仕”、“抑商”和计划经济，企业人才极为缺乏，迄今为止还没有谁称得上世界级的大企业家，企业家也不多，改革开放30多年出现的经济风云人物倒不少，但其中不少都是“短命英雄”。因此，中国如果不特别尊重企业界的人才，不产生大批企业家、管理家，现代化建设很难有大的成就。

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曾产生了一批大企业家。他们中间绝大多数在新中国成立前离开了中国大陆，只有少数留了下来。

1978年2月，邓小平出任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在新当选的副主席中，有几名引人注目的原工商界人士，其中最引人注目是荣毅仁。

50年代，毛泽东曾要时任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选择几位党外人士当部长，邓小平选择了两个人，其中一人是荣毅仁。在邓小平的推荐下，荣毅仁于1959年出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荣毅仁此次出任，也是邓小平提出并和中央其他领导反复协商才解决的。荣毅仁是有名的“红色资本家”，对新中国做了不少贡献，和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中共领导人都有交往，但在50年代和“文革”中同样也受了不少委屈，吃了不少苦，均被审查、批斗。此次复出，他很兴奋，曾写了一首“不甘伏枥添砖瓦”的诗，以“致欢欣之忱”。根据当时的形势，重获重用的荣毅仁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创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荣毅仁已经不是企业家，而成了一位省部级高级干部，自1957年后，先后出任上海市副市长、纺织工业部副部长，还在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工商联、民建、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担任了一些职务。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又是上了一个台阶，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重办公司，即使现在也是惊人之举，当时更令人难以想象。在这种劝告下，荣毅仁一时还难以决定。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找来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5人，说想见见他们，想和他们谈谈。谈什么，事先没说。但五人都是工商界领袖人物，谈什么，也用不着说。接到通知后，五人聚集在胡厥文家进行了商讨，并写了建议书。见面后，邓小平说，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中国要改革，要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希望党外人士也行动起来，党中央对你们寄以厚望。听说你们对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很高兴。希望大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啥说啥，多出主意。

就像知识分子一样，当时工商界人士同样也有一个落实政策的问题。邓小平当场进行了肯定的回答，表示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辈，摘掉他们资本家的帽子。这一承诺，后于1979年11月由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原工商业者的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得到了落实。

当时，中国在所有制问题上还只有全民、集体、个体三种，其中个体尚处于恢复之中。但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说：“落实政策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汇，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你们可以有选择地搞。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对荣毅仁创办国信的设想，邓小平说：“荣毅仁同志，你主持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否则就不签。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是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

荣毅仁等工商界领袖人物，海外关系甚广。荣家在海外的亲属就有400多人，不少是企业界和科技界的知名人士。邓小平启发他们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

邓小平还请荣毅仁等五人多做工作，推荐人才。推荐“有真才实学的人”，“能干的人”，“有本领的人”，“有技术专长的人”，“有管理经验的人”，只要是“爱国的、事业心强、有能力的”，国内国外的人，“都可以用”。

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5人，此时年龄都比较大。周叔■88岁，胡厥文84岁，胡子昂82岁。谈话后，邓小平和周叔■、胡厥文、胡子昂等老人相互搀扶着，像兄弟老友般地走进餐厅，共进午餐。

此次会谈后，“五老”一方面向广大工商界人士宣传传达，一方面采取行动干了起来。荣毅仁不再犹豫，在和几位老友商谈后，亲自起草了创办国信的方案，由其夫人誊写，报告给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获得了他们的欣然同意。并率团访问了联邦德国、瑞士、法国的20多个城市和50多个企业，向国际工商界透露了中国要进行改革开放的信息，并同他们建立了广泛的联系。1979年10月4日，一家新型的国际性金融企业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正式成立。在此前后，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在北京创办了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周叔■在天津创办了天津建华经济技术咨询公司。这些公司本身成就显著，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贡献，最为有名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现已成长为资产上千亿人民币，员工数万的大公司。更为重要的还是透露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信息，反映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趋势。几番风雨之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终于出现了“公司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高潮。

在重视企业家方面，邓小平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对外国著名企业家的尊重。

1979年2月邓小平访问美国得克萨斯州。在欢迎晚宴上来了一位来自加州没列入宾客名单，自己机智地“混”进来的美国企业家，哈默。邓小平一见到他，就高兴地说：“不必介绍哈默博士了，我们都知道您，您是在苏联急需帮助的时刻帮助列宁的人。现在，您应该到中国来帮个忙了。”

哈默，1921年在苏联成为美国第一位承租苏联国有企业的商人，后在苏联居住9年，与列宁有交往，曾被列宁称为“同志”。此后一直在苏联投资，因而在美国也就是一个“问题人物”。邓小平访美期间，哈默多方活动，没有得到拜会邓小平的机会。此次他的一个部属首先让自己的名字列入宾客名单，然后由哈默顶替入场，这才使哈默得到了见邓小平的机会。邓小平对这种内幕也许不知道，也许知道了也没有理会。不但在介绍时做了热情的表示，而且把哈默请到自己的包厢，与之进行亲切会谈，希望他来中国投资，向他了解当年列宁在吸收外资方面的政策和做法等等。哈默同意来华投资，但此时他已81岁，往来不太方便，希望能坐私人飞机来中国，当时中国还没有这方面的规定。邓小平当场答应这一要求。哈默的私人飞机后于1979年5月开到中国，与中国签订了一系列在煤炭、石油、杂交稻种和化学肥料等四项合资经营初步协议。其中最大的一个项目──山西安太堡煤矿，总投资额6.5亿美元（哈默出资2亿美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煤矿，直到90年代初，这个煤矿仍是中国合资企业中最大的一个企业，同时也是“三资企业”中创汇第一的企业。后来，邓小平先后于1981年7月、1982年3月和1985年6月在北京亲切地会见了哈默。对这些破格的礼待，哈默深为得意和感动，他写道：“每当我来到中国，看到她的无限机会和资源，感到整个新的开始的气氛 ，我的心理感觉就像我23岁时在列宁的苏联感到的一样。”“一个以如此饱满的热情处理自己的问题，并紧张忙碌地从事改善自己民族的生活，是敢于藐视那些干瘪瘪的经济统计数字和人们捕风捉影的预言的。中国一定会克服困难，获得成功，我对此毫不怀疑。”

八、不争论，争取时间干

邓小平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有人在介绍邓小平的“不争论”时引用了老子的一段话：“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即重要的是要有为，而且要尽量地避免和减少干扰。但总的来说，老子的“为而不争”与邓小平的“不争论”性质完全不同。邓小平革命70多年，怎么会“不争”呢？！“不争”，一介平民，又能有多大的作为？！“不争论”的确是邓小平大智慧最精彩的一个表现，是邓小平领导艺术极高明的一笔，但要正确理解，绝对不能从不少中国人偏爱的糊糊涂涂、哼哼哈哈、清静无为、清高自大、我行我素等角度去理解。

这种大智慧、极高明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其一，是对极复杂背景的一种特别机智的反映。

邓小平的“不争论”，有其独特的历史与现实背景。文革时期，中国出现了一种极其荒唐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社会现象。甲派与乙派，甲伙与乙伙，甲方与乙方，某甲与某乙，父子、夫妻、兄弟，为了一个观点、一句话，争得个热火朝天，沸沸扬扬。学校、机关、工厂、农村、家庭，统统变成了一个辩论场。报刊、杂志、电台、广播站、黑板报、墙壁，统统变成了辩论阵地。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现象最初仍在继续，仍然搞得中国很不安宁。1980年采取果断措施纠正后，这种思维方式仍在深深地影响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步，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期争论很大，压力很大，阻力很大。其后改革开放的每一步、每个阶段、每个重大问题，都会引起很大的争论。特别是1989年风波之后，有人公开在权威报刊上发起“姓社姓资”的讨论，一时之间，中国的改革开放大有转向之势。这些争论，背景复杂，不能简单处理。实践证明，最好的对策就是不争论。

其二，先试、先闯、先观察，让时间和实践来说话。

邓小平的“不争论”，一个重要的特点是那些有争议的问题已经付诸实践，只是因为时机、形势和争议对象本身还有待观察，有待成熟，不宜做结论也不宜争论。其中最突出的一个典型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前夕已经开始在安徽等省悄悄地进行实验，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以万里为第一书记的中共安徽省委及时地对此表示了明确的支持，并争取把它合法化。这在党内引起了公开的强烈批评和内部很大的争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第一个与此有关的中央文件，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其草稿中原有“三个可以”，对“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了肯定，但又有“两个不许”，即“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对“两个不许”，万里提出了不同意见。对此，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最后形成的文件将“两个不许”改为“一个不许”和“一个不要”，即“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这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没得到肯定，但也开了一个小口子。

邓小平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初并没表态，但他对此很有兴趣。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中，满腔热情地对安徽肥西、凤阳等“适宜搞包产到户”地方的包产到户进行了充分肯定。赞扬他们的包产到户和大包干“效果很好，变化很快”，“一年翻身，改变面貌”。并指出，怕包产到户影响集体经济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关键是发展生产力，“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有些干部，对于怎样适合本地情况，多搞一些经济收益大、群众得实惠的东西，还是考虑不多，仍然是按老框框办事，思想很不解放”。这种表态“是个大胆的讲话，当然也照顾了一点现实”，意思是希望具体负责农村工作的同志“争取主动”，胆子要大一点，“办事要快，不要拖”。

邓小平表态后，情况有了好转，但还是吵吵嚷嚷，争论很激烈。万里回忆说，在1980年9月召开的省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对包产到户“公开赞成比较突出的，一个是贵州的池必卿，一个是内蒙古的周惠，一个是辽宁的任仲夷，这是少数；多数表示沉默，有的坚决反对。”当时万里已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分管农村工作，并兼农委主任，这次会议由他负责。他的本意是想通过这次会议将“不要包产到户”改为“可以包产到户”或“支持包产到户”，由于争议大，没有完全改过来。这次会议通过的文件出现了“可以包产到户”的话，但做了比较多的限制。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宽松，让广大农民可以放心搞包产到户。再通过一年多的实践和统一认识，最后终于形成了著名的中共中央（1982）1号文件，把包产到户定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式予以肯定。

其三，“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

“不争论”的要义之一是“允许看”。邓小平说：“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就慢慢跟上来了。”

“允许看”在当时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反对或不赞成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人中，有的是从政治方面考虑，也有的是从工作方面考虑。如中央曾计划于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为此，各级政府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作了很多工作，包产到户，对这些工作势必产生很大的冲击，因此，很多人思想很不通，这种思想不通与“两个凡是”的思想不通有很大的区别，的确是应该允许看。还有个别地方集体经济已经很稳固，也能够在基本不变的条件下产生新的活力，这就不但应该允许看，而且也应该允许他们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决定怎么干。

在“允许看”方面，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外，市场经济也是一个典型的事例，从时间的长度和影响的深度看，后者比前者更典型，更突出。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社会主义经济被理解为计划经济。中国共产党人本来比较灵活，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等观点。但后来“一大二公”“割尾巴”，火柴肥皂全供应，连古老的农副产品集贸市场也被取缔，市场基本消失。19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了一个务虚会议，专门探讨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思想。同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允许商品经济关系的存在，次年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重提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方针。1979年11月26日在同外宾谈话时，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同时保留了“主辅说”。1980年1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讲话，只提“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没有提“主辅”，这个讲话公开发表后，引起了一些猜测和担心，因此，在1983年《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一版出版时，这句话被按当时的标准说法改为“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994年第二版时才恢复邓小平当时的提法。“主辅说”在1984年有了很大的改变，这年9月，邓小平在国务院主要领导致政治局常委的信中批示，同意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新提法。次月，这一提法以中共中央决定的方式正式公诸于世。从此，“结合说”取代“主辅说”成为标准方针。1987年2月6日，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1989年风波后，市场经济受到严重挑战，除理论上受到“姓社姓资”质疑外，政治上也于1990年12月形成了一个妥协性的“双主”方针，即在全局上以计划为主，在日常经营等活动中以市场调节为主。这时已经退休的邓小平多次重复他的“方法说”，这样，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终于确立了下来。中国问题的复杂和邓小平的大度与毅力在这个问题上表明得特别明显。

其四，“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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