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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总设计师02
书名： 邓小平卓越智慧 作者： 刘强伦、汪太理 本章字数： 18837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58

“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能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如果把这作为一个经济问题、理论问题来讨论，不难得出结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关系不大。问题在于在当时，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原则性的问题，因为这是毛泽东大力提倡而且取得过一定成效的重要运动。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经济方面有，政治、科技、文教、社会等各个方面都有，而且更为突出。一件事，不论是对还是错，凡是毛泽东说过了的，怎么说就怎么办，不好也要办；一个人，是好还是坏，凡是毛泽东说过了的，怎么说就怎么处理，好人被视为坏人也要处理。毛泽东说过的事当然是大事，“文革”这样的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或天安门悼念周恩来这样事关上百万人的大事；说过的人当然也是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贺龙、彭真这样的大人物，或事关数百万、数千万人的一大类人，如知识分子、走资派、右派分子、原国民党军政文教人员、原地主富农工商业者等等。华国锋、汪东兴等人认为这一切都不能变，并把这概括成一个基本原则、基本方针，也就是“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坚决维护”，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

邓小平复出，首先就要面对“两个凡是”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华国锋等人提出的一个条件。但邓小平在中央派人前来找他谈话时就明确地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自己就说过：“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在这种背景下，复出后的邓小平首先着眼于恢复党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路线，其中引起他特别重视的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

1977年7月，邓小平在他正式再次复出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发表讲话说：“在延安中央党校，毛泽东同志亲笔题的四个大字，叫做‘实事求是’。我看大庆讲‘三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就是实事求是。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

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宣告“文革”结束，规定在20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党的根本任务，但仍完全肯定“文革”的必要性与作用，坚持九大确定的十大延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党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在十一大上致了闭幕词，再次强调了实事求是，并把这摆在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第一位，其后才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

1977年9月17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进一步指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随即，他的老战友聂荣臻、徐向前、陈云等人，先后在1977年9月的《红旗》杂志、9月19日和9月28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等重要文章。

1978年5月，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展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念在全国迅速传播，对“两个凡是”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同时，这一讨论也被扣上“砍旗”、“丢刀子”、“会被国内外敌人利用”、挑拨中央领导人关系、挑拨工农关系等吓人的大帽子。发起和组织这场讨论的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还在中央机关的一次会议上受到汪东兴的点名批评。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对这场讨论予以旗帜鲜明的支持。他在5月30日的一次谈话中说：“毛泽东思想最根本、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1978年6月，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再进一步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并用了3000多字来论述这一点。这对惜墨如金，惜言如金的邓小平来说，可是一个极其罕见的特大篇幅！

从1977年7月提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中经“‘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等多种提法，再到明确“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前后近一年时间。这表明，尽管人们通常都认为邓小平恢复或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际上却并没有这样一条现成的路线等待邓小平或其他人去恢复和重新确立。邓小平本人也是对实事求是进行反复思考，反复挖掘之后，才把这四个大字从一种“作风”最后上升到“精髓”，“出发点、根本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其中的诀窍，对一切有志于开拓新局面的人，都有重要启示作用。因为即使是像牛顿学说、爱因斯坦学说这样历史性的科技创新，也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轻视巨人，忽视巨人，自以为了不起，也有可能风光一时，喧嚣一时，但最终难免成为侏儒、小丑。而过分依赖巨人，迷信巨人，则像大树底下的小树，永远也长不大。

有人在介绍真理标准讨论的背景时说，一些标准讨论的发起者最初是准备从正面论述实事求是来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后觉得这样难以直接冲击“两个凡是”，于是就选择了真理标准问题。实践标准也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得坚持实践标准，标准讨论和实事求是在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两者的确也有区别，但这种区别主要不在直接还是间接冲击“两个凡是”，而在两个问题的层次上。标准讨论，影响巨大，意义巨大。但这个问题毕竟又还是一个“标准”问题，而“标准”是用来“衡量”的，不是用来“指导”的。对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大党来说，更重要、更为根本的，则是要确定一个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则是实事求是。把这一点确定下来，其意义显然大大超过了标准讨论。标准讨论的主要意义也是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如邓小平所说：“从这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把着眼点放在实事求是上，真是特别的高明和深谋远虑，表现了伟大政治家的眼光和智慧。相对而言，标准讨论表现的则主要是先锋人物、闯将人物的聪明和勇敢。

邓小平一再强调实事求是，首要目标就是要在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

中共十一大虽然把现代化建设定为党的根本任务，但坚持的基本路线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就没有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因此，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邓小平向政治局建议，这次工作会议在讨论具体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下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政治局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决定从1979年1月开始，结束在全国范围内大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政治局虽然在重点转移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但在什么样的思想指导下实现这一转移却没有达成一致。要而言之，一是主张“两个凡是”，一是主张实事求是。这是一个关系到能否真正实现转移的根本问题。如果继续在“两个凡是”之类思想指导下实现这一转移，实质上仍是没有真正转移。因为那一套，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实际上只是把经济作为政治或其他某种东西的附庸，并没有真正把经济作为中心。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一直没有完成工作重心的转移，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坚持实事求是，没有按照经济规律、经济发展本身的要求来搞经济建设。这势必转过来又转过去。如大跃进，搞的当然是经济建设，但结果却是搞得人民没饭吃，还饿死了很多人。这就势必引起一些不同意见，不同意见一大，分歧与斗争一尖锐，就成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于是党的主要精力又转移到处理这些问题上去了。彭德怀挨批，刘少奇、邓小平挨批，都是如此。因此，不确立科学的思想路线和正确的指导思想，党的工作重心就会总是转移过来，转移过去，不能真正地科学定位。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除中央领导之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根据政治局的决定，首先讨论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

重点转移，此时已是水到渠成，但问题是怎么转。

陈云首先把问题挑明，在东北组发言时，提出了薄一波等61人，陶铸、王鹤寿问题，彭德怀问题，天安门事件，康生问题等六大问题，认为对这些影响大、涉及面广的问题如果不作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就不可能实现安定团结，也就不可能真正地实行转移。陈云的发言一石激起千重浪，与会者纷纷响应，并提出了不少另外的历史遗留问题，如“二月逆流”问题、“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武汉“百万雄师”、上海“一月风暴”、四川“产业军”等一系列问题。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薄一波等61人、“二月逆流”、彭德怀、陶铸、杨尚昆平反，对康生、谢富治的问题进行审查，撤销有关“批邓”的文件，地方性的重大问题由各省市自治区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

政治局上述决定宣布后，人心大快，与会者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了经济问题上。但在11月27日的会议上，有人对真理标准的讨论提出了看法，认为这场讨论是“用旁敲侧击的方法，在实际上引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于是，风波再起。绝大多数与会者对真理标准讨论予以了高度评价，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了尖锐批评，指出“两个凡是”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彻底纠正这种“左”的指导思想，就不可能顺利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

根据会议的进展，邓小平推翻有关人员为他准备的讲话稿，亲自拟订了一个提纲，先后把胡耀邦、胡乔木、于光远等人召来进行讨论，把自己准备阐明的思想观点、方针政策都一一进行了具体交代。讨论完后便把提纲交给他们，要求他们重新起草讲话稿。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这个报告，实际上确定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思想，标志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并以此为指导思想顺利完成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同时也标志着邓小平正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总设计师。

六、“讲一个问题”，定总体布局

在实际上完成伟大历史转折的1978年年末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个历史性的文件，用邓小平自己的话说，“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邓小平“主要讲一个问题”，这当然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邓小平说的，在这次会议上，“中央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解决了过去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等等。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个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也是一个前提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一切都无从谈起。

首先，“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当时，就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各种“禁区、禁令”和“迷信”，使人们“不去开动脑筋”；权力过分集中，使人们“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是非不清，赏罚不明，使人们“不愿意动脑筋”；还有，小生产的习惯，“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也就是不动脑筋或不会动脑筋。这就产生了“很多的怪现象”：条条框框多，随风倒现象多，本本主义严重。因此，“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他着重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发展。”……

如何才能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

“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

“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要创造民主的条件”，创造“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邓小平还着重讲了“经济民主的问题”。他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此外，我们还要大力加强国际法的研究。”

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邓小平专门讲了“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这样一个问题。这里，他强调了一个重要思想：“安定团结十分重要”。

向前看，更重要的是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邓小平重点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要注意研究解决。

其一，管理方法。

“当前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小生产的产物……要搞四个现代化，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非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不可。……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

“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类似这样的标准”，“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

其二，管理制度。

“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急需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借口集体领导而无人负责，是最危险的祸害”。

要“责任到人”，“权力到人”；“要善于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要严格考核，赏罚分明”。“总之，要通过加强责任制，通过赏罚分明，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

在这里，邓小平谈了一个重要的用人政治标准问题：“用人的政治标准是什么？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

其三，经济政策。

这里，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先富政策”的“大政策”。大意是，部分地区、部分企业、部分人先富，以此带动“左邻右舍”，“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同时，国家应从各个方面，特别是物质方面帮助西部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当时讲得不多，但他指出：“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

除了上述三个重点问题外，邓小平还指出，随着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的开展，尤其是改革的展开，“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对此，“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以大局为重”，“以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为重”，“应当充满信心”，“信任群众”，“随着经济的发展，路子会越走越宽，人们会各得其所”。

邓小平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前“还要着重抓紧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学经济学，一个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实践中学，从书本上学，从自己和人家的经验教训中学……”

邓小平这个讲话，虽然“主要讲一个问题”，思想路线的问题，但实际是以此为基础，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大业进行了总体上的设计：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民主法制建设、经济政策、管理、学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恢复、确定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因此，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中国历史实现伟大转折的一个标志性文件。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进一步完善，邓小平的上述讲话精神在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系统地确定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七、高龄出高招，决定中国命运

新中国成立之后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至少在三个时期推行过类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而且都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八大前后，一是20世纪60年代前期，一是林彪事件之后至1975年。但当时的基本方针都没有称改革开放，前两个时期的基本方针为“调整”，主要是调整经济计划、经济政策和经济关系，也涉及到外交关系和政治关系方面的调整；后一个时期在邓小平复出前也称“调整”，包括中美关系初步正常化这样的重大历史性事件在内的各个方面的调整。邓小平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后称“整顿”，经济秩序、企业、领导班子、党风、军队，各个方面都要整顿。

上述三个时期的调整和整顿都很有成效，再加上人们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美好回忆，粉碎“四人帮”后直到80年代初，在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中，以为只要一切恢复到“文革”前，中国就会重新充满希望。那几年使用频率最高也特别让人感到舒服的是这两个醒目的字──“恢复”：“恢复高考”，“恢复职称”，“恢复职务”，“恢复工作”，“恢复组织生活”，“恢复（政府、企业、学校、社会团体等）建制”，“恢复原（单位、街道、地区等）名”，“恢复原址”，“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

邓小平是新中国的创始人之一，在上述三个时期，邓小平都是主要领导人之一，第三个时期的后两年多，邓小平还是实际主持人，而且邓小平再次复出时已有70多岁。在这种背景下，一般人都将沿用过去的经验，再搞一次调整和整顿，并吸取过去的教训，防止因“左”右倾路线的干扰而使这些调整、整顿半途而废。这样做，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人民所期盼的，而且初期肯定会很顺利，肯定会很有成效。但历来主张向前看，向前进的邓小平没有这样做，而是高瞻远瞩、不畏艰险地开辟了改革开放这条新道路。

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不断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出现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使其变得适应起来。这包括了调整和整顿，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实际上也进行了不少调整和整顿。但改革的广度、深度、力度，则是调整和整顿远远不及的。如邓小平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显然就不是调整或整顿所能相比的。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同样也是如此。因此，如果继续沿用过去的调整、整顿方针，很多深度的改革，根本性的改革就难以启动，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就会中断。如“万元户”变成“百万富翁”时，个体户变成私营企业主时，国营企业也要破产时，外资企业多起来时，问题就会出现。因此，如果只是沿袭过去的调整、整顿，中国的发展可能再次停滞不前或出现新的根本性反复。因为“文革”前十七年的局势并不完全是少数领导人的责任，而是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基础密切相关的。不坚决果断地推行一场革命式的改革，只进行有限的调整和整顿，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贫穷落后的大国，要实现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尽管改革也有很大的风险，也十分的艰难，但却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选择。

开放，本来是现代国家的一种常规政策、常规行为和基本标志。但由于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由于中国的基本社会制度与对外开放的主要对象不同，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不如对外开放的主要对象，也就是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由于中国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在生产和生活方面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对外开放对中国因而也就具有特殊的、特别的意义，与中国的改革，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改革密不可分，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起点，一个主要参照体系，一个强大推动力。同改革一样，开放也有很大的风险，也十分的艰难，但只要中国人民不愿意永远成为三四等人民，只要中国人民相信自己的聪明才智，相信自己能够在世界上当一个角色，不满足于站在自己的房子里而是想出去走一走，同时也欢迎外国人进来交流交流，中国人民就应当永远实行开放政策。

改革开放，的确艰险。当时，牢骚、怨气、抵制、冲突、风波、风潮、风暴、浪潮，或“左”或右，或明或暗，或大或小，或强或弱，或政治思想领域或经济领域，或中央或地方，或领导层或群众，或国内或国外或内外结合，一波又一波，一直在不断地冲击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对这些冲击，邓小平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了“允许看”、“听不见”、“不怕骂娘”、“旗帜鲜明”、“坚决果断”、“冷静观察”等多种策略进行应对和化解，但有一点始终坚持不变，那就是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开放。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社会主义阵营大裂变，有的陷入混乱，有的严重贫困，相对而言，中国则是风景独好。1991年8月20日，已经退休的邓小平在同中共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欣慰地说道：“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中国的改革开放仍在继续，还没有真正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已经暴露的问题也很多很严重，肯定还有一些更深层次和更严重的问题或未被发现，或尚未产生。但通过30多年的实践，“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已经完全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已经成为一股谁也改变不了的潮流。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时期，比较正式的提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但中国人民却一直习惯深情、亲切而满怀希望地将其称之为“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本人，有很多的头衔，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开创者和总体设计者，但人们仍习惯亲切地称其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过去老是追问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会不会变的外国人，现在也不再提这样的问题，而只是关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新动态和新发展。

中国的改革开放仍将充满困难和风险，但这一招，必须继续坚持、再坚持，“要管一百年”。其中，改革会在百年内的适当时期结束，而开放则将永远不变。

邓小平在70多岁高龄并且是在“三落三起”后使出改革开放这“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对一些在很长时期内有着多次成功经验同时也受过多次挫折的人来说，还有着特别的启示意义。很多人，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阶段，一定的档次，一定的水平上干得很不错，有的还大红大紫，光彩夺目，闪耀一时。但形势一变，顿失风采，只能在追忆往日的风光中度日，凄凄惨惨，悲怆荒凉。这种现象，在竞争激烈的今日尤为常见。因此，今日成功人士信奉的理念之一，就是“永不言胜”。即使已成为世界第一，连续多年成为世界第一，同样不能言胜。从邓小平成功的经验看，这还不够，永不言胜很有必要，但更重要的还是永远向前看，永远向前进，永远求胜，永远出新招，出高招。在初步成功的条件下，“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总的要坚定不移”。

八、“这个设计好”

1987年3月，邓小平在审批《关于草拟十三大报告大纲的设想》时批示道：“这个设计好”。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视察讲话时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中共十三大所概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基本内容或核心内容。因此，邓小平所说的“这个设计好”，主要也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个设计好”。

在中国以及世界上任何一个古老的大国实行改革开放，都是一件难以成功的事。时至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步成功，至今实际上仍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谜。要完全解开这个谜，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仍在继续。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个设计是成功的根本原因。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本来是任何政党在取得政权之后的必然选择，也是任何一个政权在基本稳定之后的必然选择。但中国情况特殊，就像邓小平在1980年1月所说：“过去20多年，工作重心一直没有认真地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近30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来。”因此，这个中心，一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完全确立下来。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取决于一个政党的主观愿望。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长期处在动乱之中，那些国家的执政党，难道就不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吗？所以，能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是一个决议，一份文件就可以规定的，其前提在于政局的基本稳定，至少也要不打仗。邓小平在内忧外患、战火熊熊的旧中国生活了45年，其中从事革命活动29年，从事革命战争22年。建国后又打土匪，清恶霸，镇压反革命，从事暴风骤雨般的社会主义改造，更经历了文革10年动荡。对战争、动荡、动乱刻骨铭心，渗透到了每一根血管，每一条神经，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基因中。“压倒一切的是稳定”，这七个大字的分量，真是比泰山还不知要重多少倍。苏联，近代史上是世界列强之一，后来是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其基础与整体发展水平，远非中国所能比。但发生剧变到现在，经济状况已多年不如过去远远落在其后的中国。中国如果发生同样的剧变，后果不堪设想。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曾经有过很好的发展势头和非常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有个国家人均国民收入曾在10年内增长6倍，人均收入水平至少是同期中国的3倍，估计再过10年就可以赶上欧洲，但20世纪70年代突然大乱，30多年过去，这些国家至今没有稳定下来，而且连稳定的希望都难以看到。这些国家实际上比前苏联更值得中国借鉴，因为这些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接近，而前苏联的社会发展水平远比中国高。因此，邓小平强调说，“如果我们失败了，中国的历史将倒退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中国就将重新陷于混乱、分裂、倒退和黑暗，中国人民就将失去一切希望。这不但是全国各族人民所极为关心的问题，也是全世界一切愿意中国强大的人们，甚至仅仅愿意同中国发展贸易的人们所极为关心的问题。”

如何才能保持中国的稳定？全面地看，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在政治方面，就是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由于目前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受到严重挫折，特别是出现了文革这样的大灾难，由于中国至今仍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在某些方面，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仍在继续扩大，还由于苏联、东欧等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状况和一些仍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的现状，在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很不容易。但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动荡、停滞不前的世界形势证明，在中国，要保持稳定，就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人怀疑这一点，是非常错误的。中国是在百年动乱之后才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稳定下来的，如果动摇四项基本原则，势必再次出现大动乱。因此，对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基本点，正如邓小平自己所说：“这一点我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

改革开放的根本出发点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但即使是从稳定的角度看，即使是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角度看，也必须坚持改革开放。邓小平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

“两个基本点”都是为一个中心服务，最终也就是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服务，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服务，因此，二者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但由于现代化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高的国家目前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两个基本点”要真正有机地统一起来并不容易，很容易强调和突出其中的一个而忽视或实际上否定其中的另一个。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国就好几次出现这种苗头和迹象，也产生了一些严重后果，现在回顾起来都有点让人觉得心惊胆战。今后在这方面肯定还有大量的问题要正视和认真处理。邓小平在这方面为今日和往后的中国人提供了大量珍贵的成功经验。例如：大胆承认中国现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完善和不成熟，规定社会主义的本质也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指出中国的国情不同于发达国家，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也存在很多根本性的矛盾，并根据历史经验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断定资本主义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九、“三步走”，“微不足道”起宏图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设计了不少伟大的作品，“三步走”就是其中最能反映其实事求是精神同时又最有魄力，最有影响，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

“三步走”是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确立的以基本实现现代化为最终目标的经济建设战略部署。最初称为两步走，后来把第一步分解成两步，以1980年为基点，每步10年，每1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分别达到温饱和小康水平。第三步原定为30~50年，后定为50年，在前二十年翻两番的基础上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用数据表达，这三步所要达到的人均产值分别为500美元、1000美元和4000美元。这些具体数据有过一些调整，但温饱、小康、中等发达这三个总体目标一直没变。“三步走”到目前已经基本上走完了两步，取得举世公认的巨大成绩。第三步即将起步，其前10年具体内容和实施步骤及整个第三步的总体构想2000年10月的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已经提出建议，随即很不寻常地发动全国人民进行修改。这清楚地表明，三步走战略已经为中共第三代领导人与今日中国人民所继承，并将自觉地、坚定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对一位离任而且已故多年的领导人来说，这也是一种巨大的、最令其欣慰的成功。

任何人要取得一定的成就，都要有一定的目标，都要通过一定的步骤来实施这些目标。如何确定目标和步骤是一个很基本、很重要，同时也很复杂的问题。因此，三步走战略中的一些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对任何一个追求成功的人都是有启示意义的。

三步走战略，首要特点仍是邓小平一再强调的实事求是。

20世纪50年代，意气奋发、斗志昂扬，以为自己走在大路上的中国人曾提出过一个响亮的口号，大跃进，15年内超过英国，赶上美国。同这种超英赶美的响亮口号相比，温饱、小康、中等发达的三大战略目标真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超英赶美之类的响亮口号，没搞几年就搞得人们没饭吃，而看来“微不足道”的三步走，则使中国人按预期的设想，首先是解决了温饱问题，随之日子好过起来了。

那么，这种实事求是，是否就是单纯的稳妥、单纯的“目标不高”、“微不足道”呢？绝对不是！它同样包含着胆量，魄力，远见卓识，而且是非常的惊人。用邓小平的话说，它既是“目标不高”，“微不足道”，又是一种“雄心壮志”，一个“宏伟目标”。

三步走中的前两步，特别是第一步，看来最为“微不足道”，但对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来说，却意味着每10年翻一番，20年翻两番。这对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一个不敢想象的持续高速发展。

10年翻一番，并不是邓小平的首创。1960年，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提出了一个10年倍增计划，也就是10年翻一番。这个10年倍增计划后来用7年时间完成，1968年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倍增计划也因此而名声大盛，为一些国家所借鉴。但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是非常困难的，1973年后，日本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时期，从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的平均10%的年增长率下降为4~5%，再降为1979年后的3%左右，此后跌宕起伏，这样，10年倍增计划在日本也就只提出并执行了一次。

中国经济基数小，但基数小并不等于就可以发展快。毛泽东曾经认为，中国一穷二白，也是一件好事，那就是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实践证明，这种观点不能成立。除了忽视必要的物质基础外，还因为中国并不是“一张白纸”。落后的经济总是同众多其他落后的东西紧密相联，中国不但底子薄，而且不知存在多少与现代化相排斥、相冲突、相抵制、相制约和不相适应的复杂问题。如现代经济是法制经济，现代国家是法治国家，但人们都知道，在中国健全法制，谈何容易！再如，现代经济主要依靠科技进步，这对中国来说，同样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文革”中，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确有不正确的看法，但知识分子成为“臭老九”，则有复杂的社会背景。毛泽东并不赞成把知识分子搞臭，还说了“老九不能走”这句安慰和鼓舞了很多人的话。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被人们比喻是“上了天”的一个阶层，但事实上，“体脑倒挂”现象仍延续了很长一段时期。因此，新中国成立30多年，尚未解决温饱问题，这虽然有工作失误问题，但与很多根深蒂固的、复杂的问题有深刻的联系。一些从深层次影响现代化建设的问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得到解决。从世界范围看，当前的东方国家、南方国家，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其中很多国家举步维艰，困难重重，还有不少国家长期处于战乱、混乱之中，连生命安全也没有保障。目前世界总的发展趋势仍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世界富国与穷国的人均收入，40年前为30∶1，目前为74∶1。全球有13亿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状态，贫困人口在过去50年中约增加了2亿。因此，中国即使是现在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同样也不是很奇怪。10年翻一番，基本解决温饱问题；20年翻两番，初步进入小康社会，反而让人觉得有点奇怪。有些人记性不太好，眼睛的趋光性又太强，只盯着发达国家看，因而喜欢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说三道四，以表明自己很了不起。笔者认为，温饱、小康这两大战略目标的如期实现，虽然的确是“微不足道”，但也的确是中国人民的幸运。

三步走战略，第二个显著特点是它的国际标准。

人们注意到，邓小平在设计这个战略时，用的计量单位是美元，而不是人民币。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三步走的最终目标，是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中国人心高，喜欢以老大自居。过去已经挨打了，还在那里以“天朝上国”自居。后来“一穷二白”，却认为自己是蒸蒸日上，他人是气息奄奄，垂死挣扎。今天，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中国与外国的国际交流也比较正常化、普遍化、日常化，不少中国人又骄傲起来，认为还是自己最聪明，发达国家的人则愚蠢得要命，还有很多的其他优越感。因此，翻两番后还要再用50年时间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对很多人来说，不但是“微不足道”，而且简直是令人泄气、令人生气。

再用50年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的确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目标，但同时又是一个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具有严峻考验意义的目标，要达到这一目标，更需要有雄心壮志，更需要充分发挥全国人民的聪明才智。

从发展速度上说。当前，一些中国学者根据新的形势对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也就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提出了一个指标体系，其中的两项是：人均GNP9000美元，人均收入42000元人民币。这些指标，都是今日现实指标的好几倍以上，也就是说，要比再翻两番的原定指标还要多翻一番多。依据类似的测算，1996年3月17日全国人大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远景目标纲要》规定，2010的国民生产总值要在2000年的基数上再翻一番。2000年的基数为1980年的4倍，再翻一番，难啊！再过一二十年，要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人均GNP和人均收入这样的指标肯定还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因此，已有专门研究小组认为，21世纪中叶只能达到20世纪末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年均增长率必须达到前10年9.3%，第二个10年8%，第三个10年7%这样的高速水平。要达到同期发达国家的水平，要到21世纪末才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任务十分艰巨，时间十分紧迫，形势也相当严峻。但是，近10余年来，部分中国人出现了严重的自满情绪或畏难情绪，富而奢，富而淫，“小富即安”，“不富也安”。事实上，这些“富”，用国际标准衡量，根本就不够格，根本就是微不足道。这些现象表明，用国际标准来制定我们的战略目标，非常有必要。在封闭状态下，弄个一官半职，有个“腰缠万贯”，就可以称王称霸，作威作福；而一进行国际比较，一进行国际竞争，即使是国家元首，世界首富，也不敢稍有懈怠。

“三步走”，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第三步。因为只有走完这一步，中国才能在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水平等方面，从“第三世界”进入“第二世界”。

邓小平曾经说：“现在（1985年9月23日）人们说中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对一些外宾说，这只是小变化。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可以说是中变化。到下世纪中叶，能够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才是大变化。到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如果达到了这一步，第一，是完成了一项非常艰巨的、很不容易的任务；第二，是真正对人类作出了贡献；第三，就更加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真正证明社会主义真正优越于资本主义，要看第三步，现在（时为1987年4月30日）还吹不起这个牛。”

这些思想，是一位大政治家、大战略家、大设计师留给我们的一个珍贵启示──决胜才能定局。

确定三步走战略时，邓小平已78岁。三步走战略实施的时间，最初为50～70年，后来确定为70年。一位78岁的老人为什么要设计一个实施总时间长达70年的发展战略？根本原因在于邓小平认为，要走完第三步，中国才是真正地有了“大变化”，社会主义在中国也才真正地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战略设计的要求说，也就是只有包括这一步，设计才完整，即决胜才能定局。

决胜定局是一个基本的，但同时又具有重大意义和普遍意义的战略设计思想。它看来“微不足道”，并渗透到了各种竞赛、游戏规则之中，如一场球赛要多少分或打满多少时间或几局、几轮才能羸，但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活动中容易被忽视或难以把握，因为这些活动太复杂，其过程和标准都不会像打球已得几分，还要得几分才能最后决定胜负那么清晰。正因为这样，有没有这种意识，这种意识强不强、得不得当，往往也就成为一个人、一个政党成败的一个根本点。

例如，决胜意识及什么样的决胜意识是判断一个政党的性质与作为的基本标准。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群雄四起，但有的安于占山为王，有的只图保住自己的一个“土围子”，有的力图控制一方，有的则只想浑水摸鱼，混碗饭吃，如此等等。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取得全国政权这一目标的战略，并坚定不移地为此而努力，在只剩下“星星之火”时也要以此为目标，那么，中国共产党也会成为一个“山大王”。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如果没有以实现中国现代化为目标的战略，而只求温饱或自己日子好过，也就不是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政党，也就不能坚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多次犯错误，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自1954年提出来之后，虽有中断，却从未放弃。这可以说是中共经文革而领导地位并未动摇的一个奥秘，也可以说是邓小平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的一个奥秘。因为这个目标在1975年的重新提出和改革开放以来得到切实实施，分别是在邓小平主持和领导下进行的。因此，邓小平明知自己不能亲眼看到第三步的实现，但出于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负责，也出于一个大政治家的习惯，还是亲自主持制定了三步走这个战略，从而把现代化建设这一目标确立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基础上和切实可行的战略步骤上。

对三步走本身而言，中国如果没走完第三步，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进步再大，也只是在“第三世界”的档次上发展，进入不了“第二世界”，中国在世界上也就不能真正算一个有分量的大角色。今天，很多外国人很不了解中国，以为中国仍然像古装旧装电影电视剧中描写的那样，对此，不少中国人感到很愤怒。其实，这也并不特别奇怪，我们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相当熟悉，但对那些没有发生过什么引人注目的大事的落后国家，我们又知道多少呢？2000年11月，一个西亚城市击败香港，取得2006年亚运会申办权，港人大惊，因为很少有人听说过这个城市──多哈的名字。毛泽东曾经说，如果中国老是落后，就要被开除“球籍”。如果中国在现代化的经济文化成就方面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只有那些古旧奇异的东西才略微让外人所知，这个“球籍”也可说是有名无实。

对第三步的重要性，邓小平还特别强调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真正证明”的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命运的根本性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就将重新陷于混乱、分裂、倒退和黑暗，中国人民就将失去一切希望”。所以，只有走好第三步，中国才能真正实现长治久安，不但自己能够民富国强，而且也能真正对人类作出贡献。

十、“一百年”不动摇

邓小平有句名言：“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是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一百年这一科学论断相联系的，因此，这里的“一百年”，并不单纯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历史阶段概念。从思维方式的角度说，也就是对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要进行自始至终的思考与规定。这个历史阶段需要一百年，就设计一条能管一百年的基本路线，需要二百年或只需要五十年，就设计一条二百年或五十年的基本路线。因此，“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给人们提供的主要启示，就是对某种历史性的阶段，要进行全阶段的思考与设计，并用一些基本的东西把它管起来。

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些内容，有的是能坚持多久就要坚持多久，并不受时间限制。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要不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任何时期都是要坚持的，并不限于一百年还是二百年，初级阶段还是中级或高级阶段。有的内容有一定的时间限制，但其时间远远不止一百年或一个阶段。譬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显然就不是一个百年的问题。对外开放，只要人类社会还有国别之分，对外开放也就应当延续下去，这同样也不是一个百年问题。相对而言，改革则像革命一样，并不是一种社会常态，任务完成了，目标达到了，改革也就结束了。这样，“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有时间限制的核心内容，实际上也就是改革。那么，邓小平为什么又要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而不说改革要坚持一百年呢？笔者认为，这是由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所决定的。

初级阶段，要而言之，也就是一个不成熟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各基本方面都不那么确定，不那么巩固，都比较容易动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如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也是如此。其动摇的程度在整体上会趋于缓和，但在有些方面，则可能越接近基本确立，动摇程度越严重。因此，在整个初级阶段，很有必要提醒人们在一些基本原则上、基本问题上坚定不移。所以，“一百年”怎么管，从根本上说，也就是对一些已经得到实践证明的基本路线之类的东西不动摇。但是，这种坚定不移，又不是固步自封，因循守旧，而是适时地把它推向新的水平上。在这方面，邓小平为人们提供了光辉的榜样，其中最精彩的也许就是他那最后的一“管”——1992年“南方视察”。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已经不再担任领导职务的年高88岁的邓小平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些讲话的基本精神成为同年不久后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的指导思想，最终以十四大报告的形式体现出来，从而确定了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为特色的新的纲领性文件。迄今为止的17年实践证明，通过这样一“管”，党的基本路线基本上可以说是坚不可摧，任何人也无法动摇了。

邓小平的最后一“管”，有些什么基本特点呢？后来整理成六大部分在《邓小平文选》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启示：

（一） “总的要坚定不移”。

经济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成就表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但要发展生产力，“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十几年的实践，“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是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二）要敢试敢闯，用科学标准来正确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大胆吸收和借鉴包括市场经济在内的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成果。

改革开放，“看准了的，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新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社’‘资’的标准，应该是“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成果”。

“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逐步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三） 关键是发展经济。经济发展要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发展经济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技领域“每一行都树立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打赢”。

（四） 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五） 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学马列要精，要管用。”“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

（六） “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我们肩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上述六大类问题，各个方面都有，最突出的是经济；长期短期的都有，突出的是长远的问题。由此可见，要管“一百年”，各个基本方面都要管，但关键是管最根本的问题；过去、现在、未来都要管，但关键是在现实基础上向前看，向远处看，在向前看、向远处看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好现实问题，特别是其中的要害问题、关键问题、真正关系到大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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