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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总设计师
书名： 邓小平卓越智慧 作者： 刘强伦、汪太理 本章字数： 12644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58

邓小平不喜欢突出自己，党和人民尊重他的意愿，在评价他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时，给他评定授予了一个“技术职称”和“职务”——“总设计师”。毛泽东曾经说，政治局是政治设计院。因此，“总设计师”仍然是领袖的意思，但它突出的功能是“设计”。

一、统筹京沪杭战役

从1929年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赴广西开展工作，继而创立红七、红八军，出任两军的总政委和前委书记，再到1938年1月出任129师政委直到1952年调赴中央工作，邓小平曾长期为一个战略大区的党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所负责区域内的总设计师。在苏区任县委书记和中心县委书记，地位虽不能与这些相比，但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各个方面的事都要管，也是一个级别比较小的总设计师。在早期的总设计中，最突出的就是对渡江战役的设计。

1948年12月12日，中央军委指示淮海战役总前委商讨“将来渡江作战计划”。17日，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结束后的第二天，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邓小平任书记的总前委召开全体会议，集中了一天时间正式讨论了渡江作战的问题。1949年2月，中央军委指示，总前委继续行使领导中原和华东地区的军事和作战的职权，率领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进行渡江战役。通过一系列的准备并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由邓小平、陈毅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之后，1949年3月31日，由邓小平起草的总前委《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下简称《纲要》）拟定，4月1日报中央军委，4月3日中央军委批复同意。京沪杭战役，关键在于渡江能否成功，因而又被称为渡江战役。

“百万雄师过大江”，占领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南昌等大城市，彻底摧毁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的渡江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最为壮观、最令人兴奋的一个巨大战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28年来苦苦奋斗而得来的一个最大成果。这样一个重大的战役，由邓小平来主持进行总体设计，建国以前邓小平在党内军内的地位，可能还有必要进行重新估计。

渡江战役打得很顺利，使人们觉得这一仗不要怎么“算”也能赢。这是人们的一种通病，一件事，完成得好，完成得顺利，就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是非常错误的，实质上是那些干不成什么事的人的一种自我安慰。渡江战役那么好打，毛泽东能那么兴奋地写下“百万雄师过大江”的那首气势很大的诗篇吗？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敌军是“穷寇”，但我军也是“剩勇”呀！值得注意的还有，1949年4月22日，渡江战役后的第二天，大领袖、大诗人、大文人毛泽东还亲笔写了一篇“豆腐块”文章──消息《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毛泽东这种兴奋喜悦和关注之情，当然并不限于渡江一役，而是革命28年对最后胜利的期待的一种表现，但渡江战役在最初酝酿之时，则并不像后来人们看到的那样必胜无疑。毛泽东曾经特别强调：“不要轻敌一点，甚为重要。”邓小平后来在报告中说：“我们对敌人估计太高”。这表明，在运筹帷幄阶段，中央军委和总前委在估计敌情方面是非常谨慎的。刘伯承后来说，“原来准备过江只三野去，后又决定二野、三野一起去。以后四野也来了，成为右梯队。二、三野是第一线。这就形成了百万雄师下江南的局面。”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和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都想在中国造成一个“南北朝”的局面。他们“以为长江天险不可突破，他们就押这个宝。”长江水面宽阔，国民党军队天上有飞机，水上有军舰，陆地有大炮。解放军除了已有不少大炮之外，既无空军，又无海军，飞越长江，对习惯于用现代战争观点分析问题的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纲要》是以渡江成功为前提的，但正如邓小平在渡江成功后报告所说：“这信心不单是建立在政治的信念上，而且是建立在实际的准备上。”他举了几个例子：

──船的问题。敌人把长江上的船都拉到了江南，又封锁了江北各内湖、内河的入江口，以为我军不会有船，有船也进入不了长江。因此，渡江战役一开始，解放军突然出动了万只左右的船，“敌人不明白我们的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其实，我军已把船准备在内河、内湖，又动用了2100万个人工掘渠翻坝，使屯船的内河内湖同长江相通，悄悄地把船运到长江。

──北方人晕船的问题。邓小平说：“我们的人是北方人，北方人怕水。曹操吃亏就在这个地方。”经过多方面的训练演习，也就不怕了。

──通过暗中试渡，检验渡江的速度和敌人的江防。邓小平在报告中说：“假若有人问，你们渡江花了多少时间？我们肯定地回答，先头船只最快的一刻钟。”刘邓用兵很精确，强调周密调查和实际检验，这种速度显然是事先就通过调查和实测计算出来了的。敌人的江防，漏洞也很多，邓小平说：“我们曾开过江去一支部队，埋伏了十天，敌人还不知道。”

如此等等，总的结论是：“长江并不比黄河厉害”。有些困难，“有些所谓军事家认为不可克服，然而我们克服了”。

为了确保胜利，总前委又制定了一个“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战法”。

国民党军队的江防部队总兵力有40个军共115个师约70万人，其中配备在沿江直接负责江防的为79个师，拥有海防舰艇89艘，江防舰艇49艘，飞机285架。这支江防大军分为汤恩伯、白崇禧两个集团，汤集团负责湖口以东至上海，白集团负责湖口以西至宜昌。整个江防线共长约1850公里。因此，敌军虽多，但防线也特别长，平均每个师要防守约24公里，每个人要防守6米，每艘舰艇要负责13公里多长的江面。“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战法”使敌军防不胜防，无法阻挡我军的攻势。

解放军虽然是“宽正面”渡江，但相对而言又是比较集中的。解放军渡江作战的线段为汤集团防守的线段，共850多公里，这个集团共26个军74个师约50万人，其中直接用于江防的为52个师，海防舰艇89艘全由汤集团指挥。解放军整个进攻线段东起江阴，西至马当，全长约600公里，统称千里。因此，这种“宽”又是有度的，不到敌江防全线的1/3，约相当于汤集团防线的70%，再加上千里战线又分成几十个点，其中又有一些重点，兵力更为集中。因此，解放军进攻线段直接面对的敌军又不是太多。如二野进攻的线段长100余公里，守敌为刘汝明第八兵团，共3个军7个师，约4万人。而刘伯承指挥的西集团此时有9个军35万余人，大炮等重装备也很多。这股守敌不但人数少，而且就是在淮海战役中二野用一个团就可以看住其一个军的杂牌兵团。对这个连手下败将也称不上，只能称得上是吃不了的剩饭剩菜的刘汝明兵团，刘邓本想和平解决，通过很多途径做了不少工作，但刘汝明属于那种“不战、不和、不降”的牛皮糖似的人物，拒绝向解放军投诚。因此，刘伯承不屑地说，蒋介石的“所谓千里天险的长江防线长蛇阵”，实际上只不过是“一条无法动弹的死蛇阵”。

解放军方面，此次兵力雄厚，约为100万。而且经过淮海战役，缴获了大量的重武器，原来装备很差的二野此时也有各种火炮1500余门。此外，长江两岸的党组织、游击队和广大人民群众在各个方面给予了渡江部队大力支持。这股支援力量，非常巨大，仅是抽调的民工，就有300多万。国民党方面的军事专家很多情况预料不到，往往就是忽略了这数以百万、千万计的人民群众。这也说明了总前委的筹划周密，准备充分，务求必胜。

诸如此类的情况，使总前委对渡江作战充满了必胜的信心。1948年12月17日总前委全体会议第一次讨论这个战役，就被房东老太太称之为“打哈哈会”。1949年3月中旬从西柏坡开完七届二中全会返回前线时，邓小平、陈毅两人不慌不忙地“顺便去爬了泰山，还去曲阜看了孔庙”。

渡江必胜，但绝不等于可以轻胜。我方是木船，敌方是军舰；我方是野炮，敌方是江岸炮、炮台炮、要塞炮；敌方有285架飞机，我方没有。还有一个不可忽视并且实际上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亲自负责的问题──长江中的外国军舰问题。这些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就在中国领海和内河耀武扬威，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地的外国军舰，对我军在军事上是一个威胁，在外交上是一个麻烦。后来发生“紫石英”号事件，四艘英国军舰阻碍我军渡江，打死打伤我军252人，我军愤怒还击，将其中的一艘──“紫石英”号击伤搁浅在镇江江面。据有关人员回忆，此事发生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内心还是很紧张的，担心事态扩大，给夺取全国胜利增加新的困难。

我军已连续大胜，成了威猛之师，必胜之师，但问题也多。如由“旱鸭子”而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游泳、划船、船上射击、水上救护、抢渡、登陆、背水迎战等等。从战术指导思想到战斗、渡江技术，都要重新训练，否则解放军渡江部队，真的有可能成为第二支“曹操大军”。此外，百万雄师，还有几百万民工大军和大批两岸游击队、地方武装，这种局面后面的统筹、协调、组织工作，无疑是一个复杂而巨大的工作。还有，南京为几朝古都，需要保护的文物很多，上海是国际性大都市，打这种城市，用陈毅的话说，好比是“瓷器店里捉老鼠”。对此，毛泽东曾经有过一个著名指示，“野战军不能野”。从后来的实践看，不但不能“野”，连“战”也要特别小心，不能完全从军事出发，还要考虑保护市民、保护文物、保护城市、注意外交等一系列问题。

因此，即使是胜算在手，仍必须精心策划，以求把战争的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在这方面，《纲要》妙笔很多，例如：

其一，“宽正面的渡江方法”。

这显然是在当时技术条件下只能采取的一种战术，但它不仅是势不可挡的，而且付出的代价相对而言也是最少的。由于一下就把敌军打得全线混乱，溃不成军，解放军在渡江过程中，在解放南京等一大批大中城市中，“绝大部分没有遭遇到强大的抵抗”。整个渡江战役，我军共伤亡25000人，其中渡江过程中因敌机轰炸等原因造成8000人的伤亡，17000人在攻占上海时伤亡，而全役消灭的敌人则有40余万。

其二，“东西对进，力求迅速会合”，“打乱敌作战体系，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目的”。

渡江部队共分为三个集团：粟裕、张震指挥的东集团，8个军；谭震林指挥的中集团，7个军；刘伯承指挥的西集团，9个军。各集团的中心目标分别是镇江、芜湖、安庆。安庆至镇江，水路387公里，芜湖水路东距镇江183公里，西距安庆204公里。彼此之间，距离还是挺远的。因此，《纲要》要求在宽正面渡江后，必须“力求迅速会合”，形成拳头，以合击南京、上海、杭州。对这一点，《纲要》特别重视，指出：“此着实为全战役的关键”。刘伯承特地用“稳健”二字来解说这一“关键”，说这一决策的要旨是形成拳头直捣宁、沪、杭，并且还为对付有可能出现的美国武装干涉做好了准备。

其三，多方案，多对策，“依实际情况临机处置”。

《纲要》对我军渡江成功后的敌情变化做了四种设想：收缩兵力、向后撤收、全线南退和固守宁、沪、杭诸点。对这四种基本情况，《纲要》都作出了对应的基本部署，同时又指出，“如敌完全混乱，则依实际情况临机处置。”后来出现的局面，敌军大体是大混乱、总退却、固守上海。由于我军既整合有序，又机动灵活，因而既打了上海等大仗，又不失时机地猛追敌军。邓小平赞赏地说，从4月23日占领南京到5月初这半个月内，我军追击到了福建的北部，江西的东北部，前进了1500里。“敌人在这样的追击下，没有可能整理队伍”，因而受到的打击也就更大。“能有这种惊人的成绩，是靠指战员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这种英勇精神过去表现在战场上，这次主要表现在脚上。”渡江战役，《纲要》确定的目标是“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南）京、沪、杭”，实际上却扩大到闽北、江西全省、鄂东、鄂南，还增加了武汉、南昌两个省会城市。渡江部队前线指战员们的这种奋不顾身、独立自主、不失时机的精神与意识和总前委授予各部自主权的领导艺术，的确是令人钦佩而感慨。

如此众多的特点，使渡江战役成为“多算胜”的典范之一。邓小平的设计水平，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向前看，“四项任务”定西南

1949年11月后，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和老搭档刘伯承──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南军区司令员，还有阔别多年的老战友贺龙──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共同承担了解放大西南、开创大西南局面的重任。

南京和长江流域失守后，国民党的战略重心移至西南，政治中心设在重庆。蒋介石试图重温抗日战争时期偏安一隅，伺机再起的美梦。当时（1949年10月），在川、黔、滇、桂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队还有胡宗南集团残部、白崇禧集团残部及各绥靖区部队约80万人，另有川、黔、滇、西康地区各种各样的地方部队和土匪武装。蒋介石试图依赖这些残余部队和杂牌部队，凭借川黔滇边的险峻地势，在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负隅顽抗。对消灭这些武装，邓小平后来说：“进军西南，同胡宗南那一仗打得很容易，同宋希濂（时任川湘鄂边区绥靖主任，率三个兵团扼守川东门户）也没有打多少仗。真正打了一场的是剿匪战斗，打得很漂亮……”

西南的仗，打到1950年4月7日西昌战役结束，基本上就打完了。但如何治理这个经济文化落后，民族关系复杂，长期军阀割据，封建势力盘根错节，素有“未乱先乱，已治后治”之称的西南地区，却是一个大难题。

千头万绪之中，西南局把1950年，也就是掌握西南地区政权后第一年的工作概括为几个数字：“90万”、“90万”、“6000万”、“60万”。邓小平在1989年回顾二野历史时对此解释说：“头一个90万，就是起义、投诚、俘虏的国民党官兵有90万，怎么消化，怎么安置，怎么教育改造，这是个大难题，需要解决。还有一个90万，就是土匪，要把他们消灭。这个完成得很顺利。打土匪本来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们声威雄壮啊，把他们打怕了，费劲也不大。6000万就是西南地区占人口中90%的基本群众，要把他们发动起来，搞土改闹翻身。还有一个是要提高我们部队60万干部战士的质量，以担当起新的繁重的工作。这四项任务都完成得不错。”邓小平说话很简练，在这次谈话中，关于进军西南的事，他只说了44个字。到西南以后的事，他共说了260来个字，其中除了约30个字讲的是18兵团重回二野外，其他就全部讲的是上面这“四项任务”。可见，这四项任务在他心目中的分量是很大的。

据时任二野三兵团32师师长的何政回忆，邓小平曾于1950年1月17日在三兵团团以上干部大会上这样阐述过这四项任务：

讲话以前，邓政委显得有些激动，他的第一句话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首先要问一下，西南的仗打完了没有？”会场立即陷入了沉默，他的提问使所有到会者的责任感凝聚了。

邓小平在这里所说的“仗”，概括起来就是上面那“四项任务”：“90万”、“90万”、“6000万”、“60万”。邓小平当时指出，这些任务，“要比普通的军事斗争复杂与艰苦得多”，“更加尖锐”，“仍然包括流血和牺牲”，而且“不是打几个冲锋就能解决问题的”。“要取得胜利，我们不仅要坚定勇敢，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大家的思想向前看，这样才能有智慧、有策略、有方法。”

因此，上述“四项任务”，虽然是一个年度任务，但却是贫穷落后、割据混乱的西南地区的一个关键的转变，伟大的开端，基本的前提。

从根本上说，这是“向前看”。

在当时，“向前看”特别突出地表现在改造90万国民党官兵及大批旧军政文教工商界人员方面。因为对这批人“怎么消化，怎么安置，怎么教育改造”，不仅要教育好，“包下来”，给饭吃，而且还要使用。邓小平曾提出，“省政府的委员及各厅正副处长，要准备至少三分之一乃至一半的位置给非党人士，其他各专区各县都应准备这样做”。这里的“非党人士”，包括西南地区的中央系、地方系、工商界、教育界、少数民族代表，其中有不少属于邓小平所说的第一个“90万”中的人。这“90万”人的主要代表人物刘文辉，官至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在这个委员会的职务与邓小平、贺龙相当。这一政策的执行阻力很大，邓小平强调“要对党内干部作反反复复的教育”。根本性的教育就是“向前看”，从稳定、建设、广泛长远的政治影响等各个方面“对党内干部作反反复复的教育”。对“90万”，自然要作更多的工作，进行更多的教育，在这方面，共产党后来创造了空前的、举世闻名的奇迹。

发动“6000万”是一个根本性的“向前看”。邓小平根据西南地区的实际，在1950年7月至1951年4月进行了一场巨大规模的西南的“淮海战役”──“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范围达215个县（市郊），参加人口6660余万，占西南当时全区人口83% 。通过这一运动，邓小平说，“总起来看，农民是真正翻身了，农村出现了崭新的气象，下乡的民主人士一致认为这是历史奇迹，异口同声地说城市落后了。”在此基础上，西南地区自1951年2月后逐步进行土改，从根本上摧毁了封建生产关系，巩固了新中国政权。

“提高我们部队60万干部战士的质量，以担当起新的繁重的工作”，同样也特别需要“向前看”。这种必要性，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做了精辟论述，邓小平根据西南地区的实际所提出的根本性的方法是四个字：“提新任务”。“在改造‘90万’、发动‘6000万’、肃清残匪的斗争中去磨炼，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和一切落后思想作斗争。”同时也进行了“整风”等各个方面的工作。

“90万”等“四项任务”还体现了以人为本、团结绝大多数人等一系列思想，但最突出的还是“引导大家的思想向前看”。因此，当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时，他的一些老部下感到特别的欣喜和亲切，并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一件件“向前看”的往事。

三、十大政策，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经营西藏，原计划由彭德怀为首的西北局负责。彭德怀研究后说，从北路入藏困难很大，短期内难以克服，于是，这一历史性的“最艰苦”而又“无上的光荣”的任务在1950年1月“确定由西南局担负”。

任务明确后，刘邓安排由张国华任军长的第18军来具体承担这一任务。张国华，当时年仅36岁，但却是1929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解放战争时期出任豫皖苏军区司令员和18军军长之前，长期在部队和地方任团青年干事、指导员、政治处主任、政治委员、地委书记等职，兼具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才能。

1950年1月15日，刘邓召见张国华及18军师以上主要领导。

刘伯承首先讲话，他十分严肃而又不失幽默地说：“你们都很年轻，是进军西藏的各路诸侯。西藏这个地方非常特殊、敏感，历史上一些帝王将相多次用兵，有的翻了船，损兵折将，有的不战自退。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要处处体现出王者之师、仁义之师的形象。”

邓小平分析了西藏的历史与现实、政治与军事、宗教与神权等情况，提出了“多靠政治，团结达赖、班禅两大派，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兵力要力求精干，不宜过大，加强补给，选好干部等观点。这些观点后来提炼为一个重要原则──“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为了帮助18军官兵提高认识，邓小平还于1950年2月6日为18军题词：“接受与完成党所给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的无上的光荣。”

5月，邓小平根据中央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指示和数月来的专门研究，主持制定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四条方针，大意是：一，驱逐外国势力；二，回到祖国大家庭；三，改革问题依西藏人民的意志协商解决；四，实行宗教自由，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继而又根据中央的要求，起草了可以作为和平谈判基础的10项政策，全文如下：

（1） 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

（2） 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

（3） 西藏现行各种政策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4） 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5） 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

（6） 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7） 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8） 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

（9） 对于过去亲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咎既往。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

邓小平主持起草的这10条，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赏，成为后来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基础，为和平解决港澳台问题提供了经验，是“一国两制”伟大思想的一个起源，是一份伟大的历史性的文件。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文件无疑会引起一些不同的意见，认为“太宽了”。邓小平说：“就是要宽一点，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骗他们的，所以这个政策的影响很大，其力量是不可低估。”

方针政策确定后，格达活佛主动提出要去拉萨劝和，邓小平根据当时西藏的局势，数次急电劝告格达缓行，并请在红军长征时与格达结为朋友的朱德总司令相劝。朱德立即急电相劝。但格达去意坚决，邓小平无法强留，便写了亲笔信委托格达转给达赖，表明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对和平解放西藏，统一祖国大陆的决策与诚意。不幸，时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格达活佛于1950年8月22日在西藏地方政府总署所在地的昌都遇难，以达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关闭了和平谈判的大门。在这种形势下，经请示中央军委同意，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以打促和，于1950年10月6日至24日发起昌都战役，歼灭藏军5700多人，其中一个代本（相当于营，约500人）起义，3700余人投诚。

昌都战役之后，共产党、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并没有以胜利者自居，而是继续推行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做统战宣传工作。最后，西藏当局终于于1951年2月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和谈代表团。同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8月，解放军入藏部队3万余人出发。出发前，邓小平又重申了入藏的严明纪律。为了让广大干部战士更为具体深刻地了解西藏的特殊情况，更为严格地执行党的政策，邓小平还特别交代说，对农奴主欺压农奴，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要犯急性病，违反政策。达赖喇嘛在接见我方代表时，如果提出来摸顶，就让他摸顶，可以不受我军纪律约束，如此等等。

四、科教起笔，春天的故事开篇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这时，邓小平已经73岁，常人早已退休10多年，而且这已是在第三次被打倒之后的第三次复出，按常理推断，日后应该小心翼翼，管点比较轻松、比较次要一点的事，以安度晚年。复出后不久，他被安排出任第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主席，一般而言，这也是一个二三线的领导职务。邓小平本人也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坦率地说，我自己也考虑了一下，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是共产党员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那么，做点什么工作呢？邓小平自告奋勇地提出抓科技教育。

邓小平一生，干过不少工作。在1977年之前，曾任过的主要职务有中央秘书长，红七、红八军总政委，129师及其后的中野、二野与相应军区、大军区政委，淮海、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和财政部部长，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总而言之，也就是党、政、军、财经、统一战线等方面的领导工作都干过。对于科技教育，邓小平曾于1961年主持修订过《高教六十条》，1975年领导并支持胡耀邦主持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使其制订并下发了具有在科技领域清算“文革”错误的一份重要文件《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等等。但相对于党政军等工作而言，分管科技教育，则是一项新的工作。对于一个已经73岁的老人来说，自告奋勇去领导一项过去没有专门领导过的工作，这种超越自我的精神，也极其难得。

在中国现行党的领导分工上，分管科教是三号以下副手的职责，当时也许谁也没有想到过，邓小平却是由此起笔，勾勒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草图，同时也是勾勒出了中国现代化的新蓝图。

正式复出之前，邓小平就已经对科技教育工作提出了一些基本设想，其中一部分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题，在《邓小平文选》上公开发表，时在1977年5月24日。

在这个谈话中，邓小平指出，现代化的关键在科技，要抓科技就必须抓教育，要抓科技教育就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在中国共产党以往已经形成的现代化观念中，补充了教育、知识、人才三大重要因素，其意义在当时大大超越科技教育本身。

在上述这个讲话中，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邓小平谈到了日本近代历史上的“明治维新”，他说：“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就开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日本明治维新是十九世纪后期以“求知于世界”和“门户开放”为显著特征的改革运动，它最终使日本成为世界东方第一个也是所有非西方民族第一个现代化国家，它的成功并不限于对科技教育的重视，而是全面改革、全面现代化的结果，在史学界，既被认为改革，也被视为革命。这里，邓小平虽然是从科技教育的角度谈到明治维新，而不是从改革开放的角度来谈的。但他已把明治维新定性为“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这就超出了科技教育的范围。这表明，邓小平在此次复出之前，已经开始考虑不再限于上次复出时的治理整顿，而是设想在中国进行一场使中国真正实现现代化的比日本明治维新干得更好的伟大的改革运动。

我们不能完全从邓小平提及日本明治维新就判断他当时已经形成了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设想，但从《邓小平文选》已经发表的文章中我们完全可以判断，这一设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已经产生，而且已开始进行初步实践。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中国老百姓至今仍念念不忘的1977年度的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

1977年的高考改革，人们习惯上称之为“恢复高考”，但实质上这的确是一场改革，而且是一场意义深远的并不亚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

首先，这一改革，在当时具有在一个历来最受亿万中国人关注的领域冲破“两个凡是”束缚的巨大意义。

众所周知，文革是从教育战线开始的，其重笔之一也是所谓的“教育革命”。这种造成了一代人上学没读书，一代人没上什么学，一代人读书没读好等严重后果的所谓“教育革命”，虽然是严重而明显地不合常理，但要扭转过来并不容易。邓小平在高考改革这一决定即将确定的前夕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时说：“1971年全教会时，周恩来同志处境很困难。1972年，他和一位美籍中国物理学家谈话时，讲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出这个问题是很勇敢的。这是要教育部门转弯子，但是教育部门没有转过来。”“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为什么大学招生要考试也会犯错误？就是因为有“两个凡是”！

其次，这次高考，的确不是简单地恢复，而是有了一个极具社会意义的重大突破。

众所周知，在文革前，高校招生虽然是要通过考试这一形式，但政治审查特别严格。中国的高等教育资源在改革开放前非常稀缺。1977年度，12届中学生大会考，父（母）子（女）同考，570多万人参加，最终大中专学校录取的人数只有27万多人，不到今日的十分之一，如果分摊到12届中学生，则不到今日的百分之一。资源这么珍贵，在阶级斗争观念的指导下，政审也就特别严格。不但要查三代，而且要查范围很广的社会关系。这样，很多人因家庭出身问题、父母亲问题、亲属问题、主要社会关系问题而受歧视，或者没有资格参加考试，或者即使是成绩优秀，个人表现好，也会被拒绝在大中专学校的大门之外，或者虽被录取也是降格招入次一等的学校。这种极不公正而且严重影响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压抑上亿人口的状况，是邓小平亲笔把它改正的。他在1977年9月17日对教育部的主要负责人说：“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写得很难懂，太繁琐。关于招生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邓小平这样一改，不但改变了成千上万青少年的命运，而且还为1979年以后平反冤假错案，改变对原来地主、富农、工商业者、国民党旧人员、港台和海外侨胞在大陆亲属的种种限制与歧视，进行社会关系大调整铺平了道路。此举不但解放了上亿人口，同时也为改革开放启动了一个重要社会基础。日后迅速出现众多的个体户、专业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港资、台资、侨资及外资企业家，很大一部分就是过去那些有家庭出身问题、社会关系问题或本人受过不公正批斗的人。因此，尽管人们习惯上称1977年的高等学校招生改革为“恢复高考”，但它实质上的确是改革，而且是意义极为深远的改革。

知识无国界，科技教育，不但是现代化的关键和基础，同时也是最具有开放性、最必须用国际标准来衡量的领域。邓小平在复出之前就尖锐地指出：“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要承认落后，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了。”分管科技教育之后，他更为明确地指出：“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同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还陆续提出了“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引进外资、合资经营”，“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进行管理”等等。在1978年10月10日公开发表的一篇谈话中，“开放政策”一词，首先出现在《邓小平文选》上。邓小平后来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

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是以1978年12月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正式起点，但其序幕早已拉开，序曲就是邓小平自告奋勇分管的科技教育领域所发生的一系列根本性变化。

五、实事求是，实现历史大转折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复出之前，中共中央已开始重视经济，重视四个现代化，重新肯定了邓小平在1975年所采取的各项整顿措施，强调企业要以生产为主，要进行整顿，并决定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但指导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没有转变过来，华国锋提出，“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提出了当时被称为“新跃进”后来被称为“洋冒进”的一系列经济高指标，如农业在1980年全国基本实现机械化，工业搞“十来个大庆”等等。并为此于1976年12月召开了一个5000人的农业学大寨会议，1977年4、5月召开了一个7000人的工业学大庆会议，试图以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方式实现经济建设的大跃进，“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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