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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战略大师
书名： 邓小平卓越智慧 作者： 刘强伦、汪太理 本章字数： 19639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58

邓小平能由一个普通领导者成为一个方面军的主要领导，由一个高级领导人成为领袖，由一个杰出领袖成为一代伟人，战略眼光、战略思想和战略思维与实施能力是一个基本的方面。

一、“扁担战略”与顾全大局

1947年3月，国民党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发起了重点进攻。陕北投入25万兵力，山东投入45万兵力。一西一东，刘邓系统的晋冀鲁豫解放区范围内，虽也有30多个旅的敌军，但相对而言，敌军力量比较空虚。对这种局势，刘伯承形容说，敌人搞的是“哑铃战略”，把两个铁锤放在山东和陕北。那么，我军怎么办呢？邓小平在1989年11月20日回顾二野历史时说：“那时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和延安，这好比是扁担的两头。我们晋冀鲁豫在中间，虽然不是敌人重点进攻的地区，但是一个挑扁担的地区，伯承同志讲的是‘扁担战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两头的敌人吸引到中间来”。

1947年夏，刘邓大军大略地一分为三：刘邓亲率一路，为4个纵队12万余人，称“刘邓大军”或“刘邓野战军”。一路约4个纵队由陈赓、谢富治指挥，称陈谢集团。还有一路约4个纵队由陈毅、粟裕指挥，为陈粟集团的部分之一。从1947年夏到1948年5月刘邓大军与陈谢集团重新合编为中原野战军由刘邓统一指挥之前，三路大军分别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独立作战。因此，实施刘伯承所说的“扁担战略”的，是刘邓亲率的这支部队，也就是狭义的刘邓大军。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渡过黄河，对鲁西南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了大规模的歼灭战。战至7月28日，共歼灭国民党4个整编师部、9个半旅6万余人，从而拉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完全失败，重点进攻也遭到了“王牌军”74师被全歼等重大失败。刘邓大军渡过黄河南下鲁西南作战，一方面引起了国民党军队的恐慌，另一方面也使进攻解放区屡战屡败的国民党以为刘邓大军是出洞之蛇，下山之虎，成了他们新的重点打击对象。于是匆忙调集8个整编师又9旅约14万兵力驰援鲁西南，试图与鲁西南原部队共约30万人一起聚歼刘邓大军，并形成了一个将刘邓大军逼向黄泛区聚歼或逼回黄河北岸的合围圈。蒋介石曾两次亲自上前线指挥。这就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队原来的部署，国民党对山东的进攻在鲁西南战役爆发时就在蒋介石“暂缓”的命令下停止，对陕北的进攻也在8月被粉碎。“扁担战略”大见成效。

毛泽东评价邓小平时有一句著名评语：“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这是邓小平战略眼光的基本表现，也是邓小平成功的基本方略。“扁担战略”就是其典型表现之一。

“扁担战略”表明，顾全大局往往要吃苦头，作牺牲，付代价。这在鲁西南战役时期，表现还不是很明显，到刘邓大军跃进中原，挺进大别山后，就非常明显了。邓小平本人在这方面的苦头，在当时，则是谁也想象不到。

如本书“大军统帅”一章所说，在抗日战争期间，邓小平有一个策略：“让敌人看不起”。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同样有一个重要思想：“韬光养晦”，“不要出头”。而“扁担战略”则是勇于挑重担，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来。这种策略和战略，其直接目的相反，但总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即都是从大局出发，从全局出发，不图一时之功，不求一时之名，不逞一时之快，并且要忍常人之所难忍，明常人之所难明，有常人所难有之毅力。正因为如此，它也就能够打造人，锻炼人，使人由普通人成长为非凡的人。邓小平那么能吃苦，那么能受委屈，显然也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磨炼而成的。

二、“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

正在鲁西南战役展开之际，中共中央军委部署了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分别挺进大别山、豫西、豫皖苏边，在江、河、淮、汉会合，共同经略中原的大战略。7月23日，中央军委致电刘邓，要求他们“下决心不要后方”，挺进大别山。

当时，鲁西南战役进展顺利，邓小平回忆说：“我们打电报给军委，说趁势还能够在晋冀鲁豫地区继续歼灭一些敌人，吸引和牵制更多的敌人，形势很好啊。”但是，7月29日，毛泽东“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大意是：“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宗南）军一部”，“陕北不能支持”。这个电报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用了三个A字（最紧急），而且“极秘密”，只供刘邓二人阅，二人看完就立即烧毁。被人称为有“反骨”而且也的确不搞“凡是”的邓小平回忆说：“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这又是顾全大局，顾全更大的大局。因为鲁西南战场毕竟还只是一根“扁担”或用刘伯承的另一个比喻是敌人的“腰部”，而大别山则是敌人的心脏──武汉和南京──部位之一。

越是重心所在的任务就越艰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是一个特别困难的行动。这种困难，除了突破国民党30万大军的合围、脱离后方作战困难和深入敌人心脏地区等因素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因素，那就是水情。黄河、淮河及两大流域间一些主要河流：涡水、颍水、茨水、沙水、泉河等河流的水情，特别是黄河的水情。

1938年国民党曾掘郑州花园口，使黄河水泛滥乱流，主流则经颍水、涡水入淮河再入海。从而在皖北、豫东一带形成了一大片遍地淤泥积水没膝、没腰、没房，荒无人烟的黄泛区。国民党军队在合围刘邓大军“网开一面”，就是要将刘邓大军逼至这个区域加以聚歼。为了防止解放军南下，国民党又于1947年3月9日将花园口堵死，将黄河水引入故道（即今道），并将此称为抵得上40万大军的“黄河防线”。这样，鲁西南战场，北面是刚刚恢复黄河故道，南面是黄泛区，水情非常复杂。当时又到黄河夏汛，被废九年的黄河故道堤防非常脆弱，国民党还经常扬言要炸黄河大堤，这种水情，比敌情更令刘邓担忧。刘伯承说：“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这黄河要决堤，你能土屯住吗？”邓小平后来说：“我这一生，这一个时刻最紧张。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

8月1日，刘邓向各纵队主要首长传达了中央军委7月23日的命令，要求各纵队准备于8月中旬出发。面对日益险恶的黄河水情，刘邓感到必须提前行动，但决心一时还难以下定。鲁西南战役刚于7月28日打完一个全歼敌军一师的大仗，我军不但辛苦，而且有大批伤员，还俘虏了大批俘虏，休整处理很需要时间。黄泛区怎么过？无后方依托，十几万大军吃什么？黄河以南基本上是国民党的天下，怎么样才能突破围攻堵击？还有一个北方人如何适应南方的生活习惯的问题。后者看来是小事，后来却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邓小平说：“北方人到南方，真不容易。果然一过淮河，好多人拉肚子。……一过淮河，种水稻，走山路，都是南方的生活习惯。原来我们估计不足，只知道北方人到南方有不习惯的问题，过了淮河才知道就是原来的南方人，鄂豫皖的人（129师的前身之一为红四方面军第四、三十一军，出自红军时期的鄂豫皖根据地），在北方过了好多年，也不那么习惯了。”实施大战略，固然要撇开很多枝节问题，但有些看来不起眼的基本问题，则不能忽视。大战略家既要胆大、魄力大，也要细致周密，这里给邓小平留下很深印象的生活习惯问题，是一个典型例子。

为了考虑得更为周密，8月6日，刘邓在野战军作战室召开了一个司令部处科以上干部会议，讨论挺进大别山的问题。这种运筹方式在刘邓指挥史上是很不寻常的，进一步反映这次行动不确定性因素太多，决心难下。这次军事民主会，热烈地开了一个上午，没有结论。刘邓简短地交换了一下意见后，宣布休会，各人继续准备意见，等候开会通知。

下午，邓小平带着一位参谋，乘车前去黄河现场观察水情，并与第三、第六两位纵队司令陈锡联、王近山交换意见。刘伯承则在作战室反复研究江、淮、河、汉间的敌情、水情、地形和交通状况，并平易随和地与参谋人员交换着意见。突然，正在沉思中的刘伯承严肃地对参谋人员说，快去把邓政委找回来。大约两个小时后，刘邓等首长来到作战室，郑重地宣布，大军提前行动，立即南下。针对广大干部战士试图在鲁西南扩大战果的心理，避免在大胜时突然罢手南下引起的猜测，隐蔽这次行动所具有的保护危难中的党中央这个当时全军只有刘邓二人知道的绝密背景，刘伯承这位大帅诙谐地说，蒋介石实施“开饭馆战术”、“葡萄战术”，想让我军“胀死在鲁西南”，我们不上这个当，明天就出发南下，并部署了行动计划。邓小平接着作了指示：“我们要下决心不要后方，直捣蒋介石的心脏──大别山，逼近长江威胁武汉三镇和蒋介石的老巢──南京，把战线从黄河边向南推进到长江边。”邓小平分析说，我军南下，必定引起敌军的调兵回援和北追、南堵、东西截击，这一方面配合了全国各战场上的兄弟部队，有利于彻底扭转全国战局，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本部队的困难，因此，他强调了三点：“第一，一切工作要服从战略进攻任务的要求。要教育各级干部和战士，这是一个极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是我军战争史上的一个创举，要为此而做出贡献，付出代价，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第二，在淮河以北主要是消灭敌人的地方武装，力避与敌主力作战和纠缠，千方百计直奔大别山腹地，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第三，进入新区要严格遵守党的政策与我军的纪律。”邓小平说完，参谋长李达立即起草上报中央军委的电报和发至全军的命令。据有关人员回忆，前来参加这次会议的高级干部乘坐的汽车，一辆接着一辆像疾电一样地从四面八方赶来野战军司令部所在的村庄开会，但不到半个小时又都赶了回去。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刘邓作风。

8月7日黄昏，刘邓大军在百多里宽的地面上，排除一切困难，向南（为迷惑敌军，也有的部队往北佯渡黄河）跃进。

对这次行动，刘伯承特别强调了两个“先敌”：“先敌进入大别山，先敌在大别山展开”，“机不可失，时不我待”，“越早越好，越快越好”。邓小平把这化为一个字——“走”，提出“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

当时，刘邓大军缴获甚丰，一位后勤人员回忆说，他曾在1947年7月4日一个下午就发放了600辆大车的炮弹，共计48万斤左右。但为了快走，很多大炮、小炮、重机枪、汽车等重装备和一些带不下的好枪、好弹药都丢了，只有部分转交给了县大队等地方武装。邓小平后来不无惋惜地说：“重装备带不走了，只能丢了，所以打淮海战役的时候，二野的炮兵就很少。”这对一支长期用土枪土炮还有大刀长矛同拥有飞机大炮机关枪的敌军对抗的部队来说，可不是一件易事。领导下决心不易，执行起来也不容易。

走得快，另一个诀窍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沿途尽可能地不同国民党军主力纠缠和作战。因此，这次千里跃进，打的仗并不多，“除了地方保安部队外，一共只消灭了几个旅。”这也不是一件易事，其一，还是要走得快，抢在敌人堵截大军的前面，其二，不能走大路、好路，只能走小路、险路。因此，“走”也难，很难，很难！

第一大难关，就是那个相当于“死亡区”的黄泛区。野战军司令部的杨国宇回忆（摘要）道：

没有到过黄泛区的人，是很难想象这里的情景的。这里虽然已成了一片死水，但还是一片汪洋。除了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些坍塌的民房屋脊和偶尔地从空中掠过的几只野鸭以外，再也看不见什么东西。即使是无水的地方，也尽是稀烂的胶泥，前脚起，后脚陷。有的同志开玩笑地说：“大概军阀队伍跋慢步，就是准备过黄泛区吧！”于是我们这支队伍，排成八路纵队，也被迫开始练习跋慢步，跋不出来的就一屁股坐下，休息一下再跋。刘司令员、邓政委开始还骑了一段马，但马脚一深一浅的，整得人马俱乏，索性也下来跋慢步。越走越困难了，于是个人与个人，班与班，连与连，展开一个大的体力互助。这样，从头一天的黄昏，跋慢步走到第二天的太阳出来，才涉过了二十里的黄泛区。

20里走了整整一个晚上十多个小时，平均一个小时不到1000米，一分钟10来米，可见何等的艰难。这还是刘邓首长与司令部人员走的一段路，也就是经过熟悉地形的当地同志精心挑选的一段路，其他路段，有的宽达三四十里，有的水更深，泥更烂，更加难走。邓小平后来说：“过黄泛区，真困难啊。”

刘邓大军撤离鲁西南时，蒋介石的思维仍停留在国军进攻共军防守的阶段，认为刘邓大军最终的目标是退回晋冀鲁豫解放区，根本没料到刘邓大军会南下作战。刘邓大军越过黄泛区，继而渡过沙河后，蒋介石才从梦中惊醒，立即调集大军南阻北追。并气恼地撤了参谋总长陈诚的职务，自己亲自兼任参谋总长，飞至前线亲自督战。

蒋介石第一个目标是把刘邓大军阻击在汝河以北，先急调整编第85师经平汉路南下，驻守汝河南岸，收缴或砸烂汝河上的所有渡船。继而调集军队自北向南追击，其中作为先头部队的三个整编师在8月24日中午时分由西至东，到达距汝河约50里的油坊店至汝南埠一带。刘邓先头部队第18旅52团趁防守汝河的敌85师立足未稳，至该日下午3时许强渡成功，攻占了汝河南岸的大雷岗。

24日晚，刘邓率指挥部到达汝河北岸，召集前线指挥员召开紧急会议，命令从即时起，不分白天黑夜，不管飞机大炮、枪林弹雨，片刻不停地立即渡河。刘伯承一改往日温文尔雅幽默风趣的风格，大声地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啊！要勇，要猛！以进攻的手段对付进攻的敌人，从敌人的阵地上打开一条血路，冲过去！”邓小平说：“今天如果打不过去，明天敌人的大军就会赶到，我们就会分散打游击或转回去，也就是完不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战略任务。我们要不惜一切牺牲，一切代价，坚决打过去，没有别的出路。”为了防止意外，减少部队负担，邓小平还下令各部门立即将机密文件全部烧毁。前线指挥员则命令所有的步枪都安上刺刀，每颗手榴弹都揭开盖，看到敌人就打，打完就往前插，并要求先头部队过后，沿途不留一个敌据点和一个敌人。这样，自24日晚到25日下午4时许，刘邓大军共有4万多人渡过了汝河。

紧接着，刘邓于8月25日下午风尘仆仆地赶到淮河北岸的彭店，召集前线指挥员会议。这时的气氛，也没有先天晚上的紧张，刘伯承说：“在关键性的地方要勇、要猛，才能战胜敌人。我们已经粉碎了敌人要把我们消灭在汝河沿岸的企图，现在，敌人肯定是要在汝、淮之间挫我跃进的锋芒，这又是一关呵！大家要牢记，不要恋战，只能抢先渡过淮河。”邓小平说：“我们到大别山还有一道险关──淮河。你们稍微休息一下，明天拂晓前要攻下息县，夺下淮河渡口，准备渡河器材，以便部队迅速进入大别山。”

8月26日凌晨，淮河渡口如期攻下。但渡河速度缓慢，水流湍急，不能徒涉，又架不起浮桥，只有10来只小木船在那里往返过渡。此时，敌军19个旅20万人已尾追前来，先头部队已和刘邓后卫部队接上了火，距淮河渡口仅30里，形势再次变得紧急起来。

刘邓来到淮河边，见此形势，邓小平提出，刘伯承先行渡河指挥部队进入大别山，李达参谋长指挥部队渡河，他率领部队阻击敌人。刘伯承说：“政治委员说了就是决定，立即执行。”

随后，刘邓来到先头部队的旅指挥所，详细地了解淮河水的情况。当时，正值雨季，淮河水忽涨忽落，变化很大。刘伯承仔细地询问着，专注地听着，深深地思考着。突然，他问：“河水真的不能徒涉吗？”

“河水很深不能徒涉。”前线指挥员肯定地回答说。

“到处都一样深吗？到处都不能徒涉吗？”刘伯承再问。

“河上的老百姓都这样说，从来都没有人敢在这种时刻徒涉。”

“你们实在亲自侦察或试过没有？”

“先锋团和我们自己都侦察过，试过。”

刘伯承继续询问了一些问题，找不到可以徒涉的依据，只好向河边走去，安排司令部部分指挥人员先渡。他要来一根长竹竿，登上一条船。当时天还没亮，只见刘伯承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随着船的起伏，在那里测量着水深。突然，他大喊：“能架桥呀！快去告诉李参谋长架桥。”随即又写了一封亲笔信：“河水不深，流速甚缓，速告李参谋长架桥。”不一会儿，一位团政委送来急信，说该团一位马夫掉了队，没上成船，后从上游徒涉了过去。刘伯承也送来急信，说他亲眼看到上游有人牵马徒涉过河，请转告李参谋长，不要架桥了，迅速组织部队徒涉。这样，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刘邓大军的千军万马沿着水上的路标，分成数路，陆续踏过了淮河。不久，敌军追到，而此时洪水滚滚而来，别说徒涉，连用船也渡不过了。敌军惊呼：“天意啊！天意！”

邓小平后来兴奋地说：“过淮河，刘伯承去探河，水深在脖子下，刚刚可以过人。这就是机会呀！我们刚过完，水就涨了，就差那么一点点时间，运气好呀。以前，从来不知道淮河能够徒涉，就这么探出条道路来了，真是天助我也！好多故事都是神奇得很。”

8月27日，刘邓大军终于走到了大别山。这一消息传到陕北，毛泽东欣喜地说：“我们总算熬出头了，二十多年来，革命一直处于防御地位，自刘邓南征后，我们的革命战争，才在历史上第一次转为战略进攻！”在其后的文章中，他写道：“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邓小平用他的语言说：“这个跃进的意义可不要小看了，中国从北到南没有多少个一千里，从长江再跃进一千里就到了广东、福建的边界，下剩不到一千里了，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就要垮台了。”

胜利是伟大的，艰险也是巨大的。20日挺进千里，苦过黄泛区，血战汝河，险渡淮河，天上飞机轰炸，地面大炮呼啸，前面有阻敌，后面有追兵，左右有截击，前景又很不明朗。如此等等，使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指挥过邯郸战役、鲁西南战役、淮海战役、进军大西南战役等大战役的邓小平事后也感到惊心动魄，把这次千里跃进大别山视为“最困难”的一次行动。他说：“往南一下就走一千里，下这个决心，真了不起，……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撇开一切困难，坚决地挺进一千里，挑的就是这个重担。”他还对自己的家人说：“真正的是二话没说，什么样的困难也不能顾了！”邓的女儿说：“说这话时，一向不大形露感情的父亲，声音都略带梗塞了……”

《列子》曰：“吞舟之鱼，不入支流。”布热津斯基说，邓小平“最重要的长处是他明确清晰的战略方向感。……邓不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浪费时间，只集中在关键目标上，这一特点使我和卡特既感到敬畏，而又受到吸引。”

“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是邓小平这一“吞舟之鱼”“不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浪费时间，只集中在关键目标上”的一次典型实践。邓小平的领袖气质与大帅风度，在这一事例上也表现得特别明显。

三、“站得住就是胜利”

大别山，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东起淮南路，西至平汉路，北连淮河，南临长江，突出于武汉、南京之间。西接桐柏山与秦岭伏牛山相望，对刘邓大军来说，也就是与时在伏牛山、豫西、豫南的陈谢兵团；北与泰山，也就是与南下中原的陈粟兵团相呼应。三山之间，就是辽阔的中原大地。因此，刘伯承曾说：“（大别山）东望江浙，西连巴越，南逼湖广（两湖），背靠豫皖。凭高踞险，瞰制中原！多么重要的战略要地！”“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三山四河：三山就是大别山、泰山、伏牛山；四河就是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中原逐鹿，鹿死谁手？谁要得到中国，谁就得控制中原。”邓小平以中共中央中原局的名义于1947年8月27日，也就是到达大别山的当天向各部队发出指示：“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并与友邻兵团配合，全部控制中原。”大别山地区，又是红军时期的鄂豫皖根据地，是刘邓大军的前身之一红四方面军的创建地。因此，这个指示又特别指出：“应向全区群众说明，我们是鄂豫皖子弟兵大回家，他们的子弟在华北胜利了，壮大队伍了；说明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条件；说明我们决不再走。我们的口号是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解放中原，使鄂豫皖人民获得解放。”

解放军主力从黄河一跃千里到了长江，这可是国民党政权的心腹大患。刘邓大军一进大别山，立即就有国民党军的23个旅跟进了大别山区。大别山区自红军时代先后为红军的根据地、游击区和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长期为战区，反复遭到国民党军队、日军与当地反动势力的疯狂摧残与报复，经济十分落后，人力资源也贫乏。再加上红军主力、红军游击队、新四军在这个地区多次进进出出，老百姓的疑虑、怨言、恐惧心理也是有的。对刘邓大军本身来说，还有一个南北方生活习惯不同的问题，不但水土不服，病多身子弱，而且连路也不太会走，战士们开玩笑说：“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摔跤。”不但人如此，骡马也如此，不太会走山路和那些窄窄的、弯弯曲曲的田间小道。因此，从一开始，邓小平就指示部队，在第一个月内，“不求打大仗”，而只是“争取打些小胜仗”，部队主要是“熟悉地形，习惯生活，学习山地战，为大歼灭战准备条件”。但仍希望“在半年内歼灭十个旅以上的敌人”，而且这里所说的“小胜仗”，也是那种一次歼灭一二个团的仗。由于有了在鲁西南不到一个月就歼敌九个半旅的经验，这些要求在当时看来是不高的。一个月后，刘邓发现困难比他们最初设想的更大，便于1947年9月27日在光山县白雀园召开纵队首长会议，调整了指导思想。新的指导思想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站得住就是胜利。”

这次会议后，邓小平说：“我说服干部，不打硬仗。他们回去后，情绪稳定了，形势变了。”其后，刘邓大军主要是打小仗，分散孤立敌后备部队、地方武装等。但机会来了，也打个把大仗，10月初，大军出动主力，打破敌三个整编师的跟踪与合围，并在皖西六安的张家店地区全歼敌整编第88师第62旅。取得了进军大别山以来首次全歼一个正规整旅的胜利。此后，刘邓大军又乘胜扩大战果，造成了解放军要过长江的假象，使得九江告警，武汉戒严。在敌军一片乱窜中，10月27日，刘邓大军又在湖北蕲春以东的高山铺地区将敌整编第44师师部和两个半旅全歼，共歼敌12000多人。至此，刘邓大军在进入大别山的两个月内共歼敌3万多人，建立民主县政府33个，在大别山初步站住了。

“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刘邓大军“稳定了”，大别山“形势变了”，蒋介石也就不安了，脸变了。1947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大别山作战检讨会”和湘鄂皖赣苏豫六省“绥靖”会议，设立“华中剿总”，统揽湘、鄂、皖、赣、豫五省军政大权，并将海军调入长江，防范刘邓大军渡江作战。随即，蒋国防部长兼“华中剿总”白崇禧率14个整编师33个旅，从11月27日起，开始对大别山进行合击。并效仿日军的“铁壁合围”战术与“三光政策”，在大别山区建立“三网”（谍报网、公路网、碉堡网），制造“二无”（无人区、无人村）。

在这种形势下，刘邓决定分兵，一个率兵进行外线作战，一个留在大别山同敌人周旋。经过一番“争论”，邓小平以其年轻身体好为理由，留在了更为艰苦、更为危险的大别山，刘伯承则坚决把警卫团留给邓小平，自己只要一个排。12月11日，刘邓分兵。刘率三个纵队跳出外线作战，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率三个纵队（第二、三、六纵队）。此后的情景，邓小平轻描淡写地说：“我一个，李先念一个，李达一个，就这么三个人，带着几百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方针就是避战，站稳脚，一切为了站稳脚。那时六纵担负的任务最多，从东到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就在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一会儿由西向东，一会儿由东向西，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别的部队基本上不大动，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这样搞了两个月，我们向中央军委、毛主席报告，大别山站稳了，实现了战略任务。”

这里说得轻松，还有点好玩，在当时可是苦，可是危险，可是牺牲大啊！

邓小平曾经用两个字来概括他在太行山的生活──“吃苦”。当时很苦，但太行山上的抗日武装则一直是在壮大，而大别山，邓小平在1948年4月25日的一个报告中说：“大别山的几个纵队是有削弱，减员约百分之十五。”这个报告还说：“原先我们占领了20多个县城，后来一个也没有了。”在歼敌方面，这个报告说，到大别山后，“前后才歼敌四个旅”，而邓小平在1947年8月27日所下的指示是在半年内歼敌10个旅。在作战方式、生活状况等众多方面，也好像回到了红军游击战的时期或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邓小平个人这时也是“身体瘦削，眼窝深陷，过长的头发没有理，胡子拉碴，……冷静得使周围的人有的感到有些寂寞，有的表示惊讶，有的怀着焦虑……”

“这能算胜利吗？”有人问。

“算！”邓小平坚定地回答说。

“为什么？”

“站得住就是胜利！”

1948年4月25日，时为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的邓小平在河南鲁山召开的豫陕鄂前委和后委联席会议上，向与会者作了《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的报告，详细地阐述了千里跃进中原及在大别山“站得住就是胜利”的战略思想。

其一，“改变了战略形势”。

打到中原，就是打到外线，在蒋管区打，消耗的是蒋管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使他们陷于枯竭。这样，蒋介石“由进攻转为防御，由外线转到内线，而我们则由防御转为进攻，由内线转到外线，改变了战略形势”。

其二，要从总体上“好好地算算账”。

首先是前进了一千里，占领了有4500万人口的区域，将敌人控制的3万万人口去掉了六分之一，减少他们的粮源和兵源。其次全国战场在反攻后，9个月歼敌至少220多万，达到了反攻前一年的数目。再次，中原三支野战军虽大别山几个纵队减员约百分之十五，但江汉、豫陕鄂都各发展了百分之百，桐柏发展了百分之五十，豫皖苏也是发展的，所以，中原部队在总体上，力量比过去大了。

其三，换取了战略的主动，取得了全局的胜利。

大别山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首先，中原形势决定于两个山，一是大别山，一是伏牛山，其中大别山更重要，“中原要大定就必须把大别山控制起来”。其次，大别山还是“一个战略上很好的前进的基地”，“是打过长江的重要跳板”。这样，敌我都必争。我军进入大别山后，大别山取代陕北、山东，成为敌人重点进攻之地，成为敌人兵力集中最多的战场，整个中原战场更吸引了蒋介石南线一半以上的兵力。这就使我其他各路野战军可以抽出来作“宽大机动作战”，保证了其他地区的胜利开展。因此，中原部队特别是大别山部队“虽在全国范围吃苦头最多，付出了代价，但换取了战略上的主动，取得了全局的胜利”。

因此，邓小平在1989年回顾这段历史时更为明确地总结说：“大别山的斗争不决定于消灭了好多敌人，而决定于能不能站住脚。……要不要消灭敌人？要消灭，要争取打几个歼灭战。……但关键是能不能站得住，站得住就是胜利。”

四、“夹生饭”也吃，“迟了就会犯错误”

1948年5月，解放军中原部队大会合，合编为中原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毅任第一副司令员，仍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主要领导人还有副司令员李先念、副政治委员邓子恢、张际春（兼政治部主任）、参谋长李达。下辖7个纵队，其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分别是：一纵，杨勇、苏振华；二纵，陈再道、王维纲；三纵，陈锡联、彭涛；四纵，陈赓、谢富治；六纵，王近山、杜义德；九纵，秦基伟、李成芳；十一纵，王秉璋、张霖芝。其中四纵与九纵合编为陈谢集团。全军共19个旅。同时重新组建中原军区和中共中央中原局（原中原局于1946年6月中断工作），中原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毅任第一副司令员，仍任华东军区司令员。中原局由邓小平任第一书记，陈毅任第二书记，邓子恢任第三书记。

此次编组最令人寻味的是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编入刘邓系列，这意味着中野、华野，也就是后来的二野、三野将在统一的以刘、陈、邓为首长的党组织与司令部的指挥下共同作战。中野、华野共有22个步兵纵队，1个特种兵纵队，加上中原、华东两个军区和华北军区所辖的冀鲁豫军区的地方部队共约为60万大军。在任命为中野副司令员等职后，豪爽的陈毅乐哈哈地带着一个秘书来到中野上班，一见刘邓二人均无私人秘书，也就将这个秘书放在作战科。而这个实质上要协助刘陈邓统筹指挥60万大军的作战科加上陈毅带来的这个秘书，总共也才10个人。也许是受陈毅乐观豪爽性格的影响，也许是为队伍壮大感到自豪，勤务人员将首长代号“一号”、“二号”、“三号”私下改为“一排”、“二排”、“三排”分别代表刘陈邓。这种戏谑在给这三位首长安排住宿时，往往把不知情的地方干部吓了一大跳。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这一组织措施，是上年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共同经略中原战略的继续和发展。中央当时计划，在此后的4~8个月内（后又延续到约1949年秋季），华东野战军暂不南下，留在中原地区与中野继续共同经略中原。

在这种背景下，由华东野战军提议，中央军委同意，在1948年9月济南战役胜利，中野、华野乘胜在徐州以东的淮阴、淮安、海州等地打一个“淮海战役”。这一战役，根据毛泽东于1948年10月11日发给刘陈邓的电报，其主要目的是消灭国民党军刘峙集团主力的一部──黄百韬兵团，以开辟苏北战场，使山东、苏北打成一片。这就是最初意义上的“淮海战役”，其规模和范围比后来的淮海战役小得多，后被称之为“小淮海”。“小淮海”计划于1948年十一二月完成，完成后各部休整一个月，继而于1949年3~7月将中原之敌“打至江边各点固守”，再于秋季举行渡江作战。对这个部署，毛泽东可能觉得不那么确切，因而在电报中说，“关于淮海战役的部署，现在提出几点意见，供你们考虑。”这不是什么讲客气的套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上发表的有关辽沈、平津战役的指示，都没有这句话。因此，这应该理解为一种授权，授予刘陈邓在战役部署上更大机动性的权力。邓小平后来说：“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

接到军委10月11日的指示后，刘陈邓决定，以进攻郑州的方式，配合粟裕歼灭黄百韬兵团的行动。其具体部署用刘伯承的话说，就是：粟裕在东边“挟敌额”──主歼黄兵团；邓陈北上“截敌腰”──攻郑州，吸引敌孙元良兵团和邱清泉兵团；刘邓（子恢）李（达）在后“揪敌尾”──留在豫西钳制华中敌张淦兵团和黄维兵团。

10月19日，邓陈率大军围攻郑州。守敌第40军等于22日弃城逃跑，开封守敌亦弃城而逃。这与原设想的吸引孙、邱兵团的局势大不相同，邓陈一面组织部队追歼逃敌，一面高度警惕地注视敌军动态，判断敌军有可能大举向南退却，并果断地决定制止敌军的南逃。10月24日，邓小平在郑州主持召开参加郑州、开封作战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要求每一个干部都要有清醒的认识，绝不能让敌军退守江南，因为那会对我渡江作战带来极大的困难。

这时，解放军正在东北进行辽沈战役，这一战役于11月2日结束。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的惨败，使蒋介石决心实行战略大退却。令中原各军向徐州方向会合，然后由徐州向淮河一线撤退，集中兵力于徐州至蚌埠之间，在此组织徐淮会战。再不利则撤退到淮河南岸，利用淮河天险阻击解放军主力，仍不利就退到长江以南。

邓陈及时地发现了敌军各部向徐州收缩的动态，于11月2日致电中央军委和当时在豫西指挥的刘伯承，建议将原计划在徐州西南方向牵制敌军以保证东面歼黄兵团的行动改为攻击行动，以阻止敌军向徐州收缩。刘伯承于3日致电给中央军委和陈邓，请军委和陈邓切实考虑：只要不发生重大的不利变化，陈邓主力似应力求首先截断徐（州）、宿（县）间铁路，造成会攻徐州之形势。陈邓素知刘伯承多谋善算，便立即起草宿（县）蚌（埠）地区作战方案，计划攻占位于徐州与蚌埠中段的宿县，拦腰斩断津浦线，以阻止敌人沿津浦线南逃。这一方案于11月5日致电中央军委，并告粟裕，同时令其判明徐州敌军的动向。粟裕很快回电，认为敌有南撤意图，建议迅速破击徐蚌路。刘伯承则从豫西北上，前来与陈邓共同指挥这一战役。

11月6日徐州东面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战斗打响，这标志着淮海战役正式开始。黄兵团的即将被歼，意味着陇海路东段将被截断。在此之前郑州、洛阳、开封的先后解放，已使陇海路商丘以东段及平汉路郑州段已为解放军占领。如果津浦路徐蚌段再被拦腰斩断，徐州之敌也就不能再利用铁路南逃。因此，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攻打宿县非常重视，于11月9日至11日连连致电刘陈邓，要求他们“全力攻取宿县”，“控制徐蚌段断敌退路，愈快愈好，至要至盼”，同时还提出了“歼灭刘峙主力的总方针”。

11月10日，刘伯承匆匆赶到河南柘城，与邓陈会合，共同指挥宿县之役。11日，进攻宿县的战斗开始。15日，发起总攻。16日，全歼守敌，攻占宿县并控制了附近200里铁路及沿线地区。

“攻取宿县”，“控制徐蚌段断敌退路”，“歼灭刘峙主力”。这意味着“小淮海”成为“大淮海”，即以歼黄百韬兵团为主要目标扩大为以歼刘峙集团主力为主要目标，并将10月11日电报中在1949年3~7月“将敌打至江边各点固守”的设想调整为防止敌人南窜在淮海战场消灭敌“南线主力”。这是一个巨大的、极富重大战略意义的变化。刘峙集团是国民党五大战略重兵集团之一，这一集团再加上后来增援的黄维兵团，共拥有70万（一说80万）大军，2000门大炮和迫击炮、476架飞机。一旦退守长江，和国民党的另一个战略重兵集团白崇禧集团和守备部队汤恩伯集团会合，长江江防将大为加固。解放军势必再以长江为界与国民党拼搏几年（1948年9月中共政治局会议估计夺取全国胜利还需要5年时间），整个局势也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除了国共两党的因素外，国际社会“划江而治”的干预也将随着时间的推延而越来越有影响。

淮海战役的部署，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由“小淮海”变为“大淮海”，这显然在各个方面都不太成熟。毛泽东在1948年11月23日的致电刘陈邓时说：“在战役发起前，我们已经估计到第一阶段可能消灭敌18个师，但对隔断徐、蚌，使徐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我们尚不敢作这种估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此还念念不忘，对刘陈邓说，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完全煮熟，硬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饭一般都要煮熟才吃，但在特殊情况下，也要果断地把夹生饭吃下去。假如时间不允许你把饭煮熟，过了这个时间又没饭吃了，那你就只好赶快抓紧时间把没有完全煮熟的夹生饭吃下去，迟了就会挨饿。这种时间意识，对能否提出大战略，能否正确贯彻执行大战略是非常重要的。邓小平能对淮海战役及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作出杰出贡献，与他的时机意识特别强有很大关系。1948年4月25日，邓小平在总结中原作战时说：“我们几个野战军（刘邓、陈谢、陈粟）出来以后，是吃了苦头的，特别是大别山的部队遇到了好多困难。豫陕鄂的部队情况好一些，但总没有在太岳内线那样舒服。鉴于这种情况，或许有人要问：我们的反攻是不是早了一点呢？迟一点好不好呢？事实证明，反攻是恰当其时的，迟了就要犯错误。”这种分析，对淮海战役也是适用的。

邓小平1992年“南方视察”讲话时说：“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大淮海”的决策，在这方面是一个典范。

五、“打光了也值”

淮海战役一跃而从“小淮海”变为“大淮海”，其任务、意义及其艰巨性都有了不可比拟的巨变。1948年11月16日，中央军委命令：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人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总前委统筹领导，临机处置一切有关战役事宜。中央军委还特别指出，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毛泽东也亲口对邓小平说：“交给你指挥了。”这可是一个难以想象的重担呀！

徐州“剿总”刘峙（1892~1971），是国民党军队中一名元老级的上将，蒋介石的心腹大将之一。清末留日学生，先后在长沙陆军小学、武昌陆军中学、北京清河陆军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军事。后任黄埔军校步兵教官、参谋处科长、教导第一团代理团长等职，北伐战争中任第一军（军长蒋介石）第二师师长，1927年9月任国民党第一军军长。抗日战争中曾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重庆卫戍司令、第五战区长官。

刘峙集团为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战略部队（相当于解放军的野战军）的五大集团之一，原有四个兵团、四个军和四个绥靖区，即：邱清泉的第二兵团、黄百韬的第七兵团、李弥的第十三兵团、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剿总”直接指挥的第72、107、66和第96军。淮海战役打响后，以其中的两个绥靖区的部队为基础组建两个兵团：李延年第六兵团和刘汝明第八兵团。蒋介石又急调杜聿明任徐州副“剿总”，指挥邱、李、孙三个兵团，组成杜聿明集团，其中包括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新五军（另四个为整编第十一师和已在孟良崮战役中被歼整编第七十四师与辽沈战役中被歼的新一军、新六军）。另将属华中“剿总”指挥的黄维的第十二兵团北上参战，这也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之一，共12万人，其中的第18军（原整编第十一师）是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之一，全副美制装备。这样，刘峙集团的总兵力共达到29个军、70个师共70万（一说80万）人。其中包括“五大主力”中仅存的两大精锐主力。

在济南和辽沈战役前，国民党军队的总数已由全面内战开始时的430万降为365万，其中可用于第一线的兵力仅174万，共分为胡宗南、白崇禧、刘峙、傅作义、卫立煌五大集团。辽沈战役歼敌47万2千人，卫立煌集团被全部消灭，稍前的济南战役也歼敌11万余人，国民党军队急剧大减。因此，如能在淮海战场上将这70万大军消灭，长江以南的战略部队也就只有失去一个主力兵团的白崇禧集团，全国大局也就基本上定了下来。

意义是巨大的，但任务是艰巨的。

对于两军作战，古老的《孙子兵法》提出了一条基本原则：“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意思是要兵力相等才能战，两倍于敌才能分兵合击，五倍于敌才能直接进攻，十倍于敌才能围歼。这一基本思想，中国共产党也是接受的，毛泽东提出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军事思想，其中所说的“优势”就是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也要有三倍于敌的兵力”，而且要在“适当时机”。辽沈战役，解放军出动的兵力为100万，国民党方面是55万，从总体上解放军不足敌军两倍。但在这一战役开始时，东北地区已有97%的地区成为中共解放区，国民党军队被分割在一些孤立的大中城市之中，因此，在具体战役中，可以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敌。

淮海战役则是敌70或80万，我60万。解放军的中野、华野，华野实力不错，中野则因原129师系统几次分兵、千里跃进中原、大别山苦战而力量比较薄弱。邓小平曾说：“从大别山出来以后，二野就削弱了。二野本来武器就差，好不容易从敌人手里夺来的重武器，过黄泛区时也丢掉了。二野兵力小，还分了两摊，刘邓一摊，陈赓一摊（陈部主力在1948年5月与刘邓合编为中野，另有两个师和三个纵队分别编入豫陕鄂、陕南和晋冀鲁豫军区）。主体四个纵队都削弱了，有三个纵队每个只有两个旅（纵队相当于军，编制完整者有三个师、六个步兵旅）。”战区的控制权则成鼎立交错之势。解放军在10月份分别攻占了郑州、洛阳、开封，控制了这一区域内的平汉、陇海铁路枢纽，但徐州及其附近的主要城镇、交通干线则在国民党控制之中，而且国民党军北面有傅作义集团，南面有白崇禧集团，西面有胡宗南集团。因此，按《孙子兵法》，在淮海战场上，解放军属于“少则能逃之”类型。所以，如果说千里跃进中原和在大别山站住是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承担的“最困难”的一个重担，那么，此役则是一个分量最大的重担。打胜了，长江以北大定，全国也基本定局。未胜或未取得根本性的胜利，则国共两党还不知要逐几年鹿。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提出：“在淮海战场上，只要歼灭了敌人南线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可以取得全国胜利，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淮海战役1948年11月6日打响后，其首要目标是全歼黄百韬兵团。

全歼黄百韬兵团，是“小淮海”阶段就已决定的计划，准备充分，集中了华野的主力，大体上采取了“以两个纵队歼敌一个师”的战术。8日，国民党徐州第三绥靖区的三个半师在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的率领下在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为全歼黄百韬兵团进一步创造了条件。即使如此，打起来也不容易。总前委在11月19日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徐东作战据我们观察，歼黄百韬兵团使用了华野六个较能攻坚的纵队，历时已十二昼夜，尚未解决战斗。如再以其余部队，其中只有两三个较能攻坚纵队，加以部队必已相当疲惫，刀锋似已略形钝挫”。直至11月22日，才最终达到目的。共歼敌18个师，除黄百韬兵团被全歼外，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刘汝明兵团也受到沉重打击，这是淮海战役第一阶段。

在黄百韬兵团即将被全歼之前，总前委讨论了下一个主歼对象。

黄百韬兵团被歼后，敌军主力还有邱清泉、李弥、孙元良、李延年、刘汝明、黄维六个兵团，其中邱、李（弥）、孙由杜聿明统一指挥，统视为杜集团；李（延年）、刘兵团为原绥靖部队改编而来，在国民党军队内的派系中，一为原东北军，一为原西北军，可视为一类；再就是黄维兵团。

杜聿明是黄埔第一期学生，国民党军装甲兵的创始人，在抗日战争中先后参加过古北口抗战、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台儿庄大战等著名战役，是1939年底昆仑关大捷（歼灭日军第十二旅团中村正雄部）的前线指挥（时任第五军军长），曾任赴缅甸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副司令、代司令，在国民党军中称得上一员名将。抗战胜利后任东北保安司令。其集团共有3个兵团10个军30万人，实力最强，总前委认为暂不宜打，但不能让他们乱动。李、刘两兵团是杂牌军，与蒋有矛盾，士气低落，只求自保，暂时不用打。只要用只有5个团的第九纵队看着这两个共有5个军的兵团就是了。黄维兵团气势汹汹，先后强渡涡河、淝河、浍河，深入了几百公里，但远道而来，孤军冒进，后方补给线又断，实力也不如杜集团，必打而可以打。用刘伯承的话说，对这三股敌人要区别对待：“吃一个（黄），挟一个（杜），看一个。”于是，总前委在11月19日决定，集中兵力歼灭黄维兵团。这一计划上报中央军委后，军委完全同意，并重申，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黄维兵团北上，原计划是夺回宿县，重新打通徐蚌路。11月23日强渡浍河后，原估计会继续遭到共军猛烈阻击，不料却如入无人之境。打先锋的精锐主力第十八军副军长王元直疑心大起，认为共军在引诱他们钻口袋，便向黄维建议，以“第十八军为长矛矛尖，刺破口袋底，用集团滚进战术，迅速脱离虎口。”黄维大恐，改变向宿县进军的方向，改道向固镇转移。总前委见敌军要逃，立即命令全线追击。最后将黄维兵团包围在以双堆集为中心的一个长20里、宽15里居于浍河、北淝河和涡河之间的狭窄地带。其后方补给线则早已被切断。总前委在讨论这一局势时，刘伯承兴奋地说：“黄维这十二万兵马，被围困在二十里长、十五里宽的地段上，这极好算账，平均每五百米长宽地段上，就有四百多个敌人官兵，随便打一炮，都会伤着敌人。真是十五个驼子困觉，七拱八翘地挤在一起罗！”

黄维兵团当时的处境，极其狼狈。“住、吃、拉屎都成了问题”。12万大军只占有7个小村庄，村庄里“都是土墙茅草盖的小房子”，住没有宿营地，吃的是红薯，屎特别多，“遍地挤满了人，插足都没地方，哪还能拉屎”。

虽然如此，黄维兵团仍是一个劲敌。邓小平在1949年1月3日写完的《关于歼灭黄维兵团作战》的文章中说：“敌人的坦克此次发挥作用较大，直到最后，我们对付的办法还不够多，我们防坦克的武器很少，且无弹药。敌人使用的坦克多系15吨到30吨之美式坦克，一般战防枪和日式战防炮都对之无效。火箭筒有效射程在百米以内，而敌坦克则在200米左右开火。”“敌人浓密的炮火对我威胁颇大”。“敌大量空军轰炸”，不仅使我军伤亡大，而且使我军“有村庄也不能住”，“有的部队终日在有水的战壕里生活”。“对付敌大炮、飞机、坦克的联合进攻，实属艰苦”。除此之外，敌军还有一些新式的或我军官兵接触较少的武器，如火焰喷射器、催泪瓦斯弹等等，这“常引起个别部队的混乱”，“使战士在精神上产生了紧张状态”。但这支拥有大量美式装备的王牌军，一方面怯战，黄维说：“已被解放军打怕了的军、师长们，不敢疏散兵力，扩大阵地。因此，对于一些村庄，有的攻下后又把部队撤回，有的白天攻下，晚上又被解放军反攻拿走，以至形成拉锯战。”另一方面，仍然是把解放军看成“土八路”，骄傲轻敌，在部署上，邓小平在总结成功经验时说，其中之一是“利用了敌轻视我军，侧翼搜索不多的弱点，使我侧翼部队很顺利地实现了出击的计划。”在总的指导思想上，在被围之后，仍没有太大的危机意识。黄维说，他在兵团被包围后，根据参谋总长顾祝同11月28日在乘坐飞机视察战场时发出的“就地固守”的指示，“尽一切可能督饬各军固守待援”。开始几天发动一些一至三个团的进攻，也只是“以攻为守，想扩大所占地区和阵地据点”，并没有决心突围。

黄维兵团这样“固守待援”，自然是自寻死路，困守待毙。但由于我军攻坚能力有限，缩小包围圈和进行歼击也很困难。因为敌军除了装备好之外，还修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邓小平对此介绍说，这些“防御配系”，“多以大量的地堡群，掩蔽部及交通壕构成，且互相贯通。一般是三层鹿砦和三层地堡群的纵深配系，工事越到纵深越坚固，兵力亦愈到纵深愈雄厚”。“我们在突击敌人第一线阵地时，步兵的组织和炮兵的火力非常良好，到纵深后则队形混乱，炮火无力”。因此，“把中野打光”，也并不完全是表示一种决心，而的确是一种可能，一种准备。

为了全歼这股强敌，邓小平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反常的战术──“围而不阙”。《孙子兵法》提出了一个原则：“围师必阙”。刘伯承用兵，长期采用的也是“围三阙一，网开一面”的战术。黄维兵团北渡浍河后如入无人之境，总前委用的仍是“围三阙一”的战术，有意对敌军“网开一面”，以引诱敌军继续北上。邓小平在总结文章中说“因判断敌人必采取进占一村巩固一村，逐步滚进的战法，而多占一村，不但可利用我原有之工事组织防御，且可获得较多之民间食粮，于我不利。所以我们放弃了这样的想法，坚持紧缩敌人于狭小范围以困饿之办法”。这就叫“围而不阙”。由于这一战术颇为反常，因而一时产生过异议。在最后决策时，刘伯承说：“邓政委和张（际春）副政委的意见是对的。我猜你们中有人会说，我们以前经常采用‘围三阙一’的战法，也很灵啊。”一位同志笑着插话说：“我就是这样想的。”刘伯承接着说：“邓政委说得对，情况是变化的，要根据实际决定战法，该‘阙’就‘阙’，不该‘阙’就不‘阙’，绝对要不得教条。”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围而不阙”是一种“饥饿”战术，其主要出发点之一是敌多占一村就“可获得较多之民间食粮”，其主要目的也是要以“困饿之办法”对付敌军。敌军的高级指挥官一贯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哪里知道这种战术的厉害。

通过半月左右的这样又打又饿，刘陈邓估计敌军已被折磨得差不多了，而我军在攻坚、对付敌军的新式武器、对付在飞机、大炮、坦克联合作战条件下的敌军等方面也取得了经验。1948年12月5日，总前委对全体下达了歼灭黄维兵团的命令，要求各部均下“最大的决心，不顾任何代价”，将战斗进行到底。12月6日16时3分，总攻击开始。我军分成三个集团：陈赓东集团、陈锡联西集团和王近山、杜义德南集团，共8个纵队又两个旅与特种兵纵队一部，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军发起猛烈的全面进攻。

战斗仍不是一鼓作气就能完成的。邓小平在战斗结束后于1949年1月11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中野各纵队伤亡二万余人，气已不足”。

1948年12月13日，总前委刘陈邓三常委周密地对战况进行了研究，决定增加两个纵队参加总攻，并调整了部署，将全面总攻改为重点进攻黄维兵团的指挥中心──双堆集核心阵地。这样，我军参战部队增加到约30万，至少三倍于敌。

12月14日，总攻再次开始。

15日，发起最后总攻，终于全歼黄维兵团，并活捉黄维。

战斗结束，邓小平来到政治部。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苹果，用刀子一分为三，分给在场人员吃。随后，不急不忙地掏出一张长长的电报记录纸，交给张际春副政委，说：“这张单子上中央来的二十几个电报，都是同作战没有直接关系的，还没答复，请你一个一个地起草答复吧。”

17日，总前委五名委员开了整整一天的会。但讨论的问题并不是淮海战役，而是渡江战役。这时，淮海战役总前委已拟改为京（南京）沪杭战役总前委（1949年地二三月正式决定），组成人员与各人职务不变。

淮海战役的另一个主要目标杜聿明集团已从12月1日起被围，继续围一段时间，基本上也就饿得差不多，冻得差不多了。因此，刘伯承、陈毅于12月19日安安心心地前去西柏坡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果然，到1949年1月6日我军对杜集团发起总攻时，这支原来实力最强的部队已经不堪一击。到10日，战斗便告结束。杜集团被全歼，杜聿明被俘。

淮海战役，标志着邓小平成了一位成熟的战略大师。雄才大略的毛泽东把对国民党蒋介石最后一次大决战──京沪杭战役或渡江战役，交由邓小平统筹。打开《毛泽东选集》我们就会发现，在《毛选》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毛泽东对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都有指示，而对毛泽东欢呼为“百万雄师过大江”，“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渡江战役，其总体规划则发表在《邓小平文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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