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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成长中的组织领导者
书名： 邓小平卓越智慧 作者： 刘强伦、汪太理 本章字数： 17606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58

对今日和往后的人来说，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无疑是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奇迹。其中有一个基本的奥秘，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四个字──“组织起来”。列宁曾经说过：“怎样才使一百人发挥一千人的力量？唯一的答案就是‘组织’，组织使个人发挥十倍力量。”

组织需要优秀的组织领导者，越大的组织就越需要优秀的组织领导者。优秀的组织领导者不是天生的，而是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邓小平就是从小小的“油印博士”、“支部委员”起步，逐渐成长起来的。

一、在“团体已无中央组织”之时脱颖而出

曾有人回忆，1920年10月19日邓小平一到法国，就“活泼机灵地跑在前面”，向前来迎接他们的华法教育会代表报告说，船上的重庆学生已分成四组，可以按组上岸。对此，邓小平笑着否认说：“我是那一批八十几个人里面最小的，连发言权都没有。”

1926年1月7日，也就是邓小平秘密离开法国的这一天，法国警方弄到了一封详细的报告，报告准确地介绍了邓小平的出生年月日、籍贯、父亲姓名和母亲姓氏、现住地址、来法国年份、在法国的简历、现工作地等情况，并说“他作为共产党积极分子代表出席会议，在中国共产党人所组织的各种会议上似乎都发了言”。

邓小平年龄小、个子小，而且就同他1926年为自己所改的名字“小平”一样不太喜欢当头，为什么能在人才济济的留法勤工俭学群体中脱颖而出？从“连发言权都没有”到最后在“各种会议上似乎都发了言”。

旅欧中国青年中的共产主义组织，1922年6月在巴黎正式成立，时称“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负责人为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邓小平没有参加成立大会，但在这个夏天参加了少共组织，并很快成为一名活跃人物。1923年2月17日至19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临时会议，会上决定将组织的名称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共有42名代表参加会议，其中一名代表是邓小平。

邓小平加入组织后，一个主要工作是为少共的机关报《少年》月刊刻蜡板和油印，并因此获得了“油印博士”这个美称。《少年》，创办于1922年8月1日，前期由赵世炎负责编辑，陈延年、陈乔年等负责刻蜡板、油印、装订和发行等工作。1923年3月以后，由周恩来负责编辑、发行，邓小平和李富春、傅钟、李大章等人先后参与该杂志的工作。此外，邓小平还在巴耶支部担任了两届宣传干事，受命与傅烈共同为华工办理工人旬报。

1924年7月，邓小平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与周唯真、余增生共三人组成书记局，负责旅欧共青团的日常行政工作，邓小平分工负责宣传和财务。这也许是邓小平在革命组织中担任的第一个领导职务，按当时的规定，邓小平因此而自动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担任旅欧共青团负责人后的约半年中，邓小平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办旅欧共青团的机关刊物《赤光》杂志。该杂志于1924年2月1日由《少年》改名而来，改名后，杂志有了一些变化，如由月刊、不定期刊改为半月刊，风格也由偏重理论改为偏重实践，用当时的话说，也就是“改理论的《少年》为实际的《赤光》”。《赤光》的封面，是一个正欲跃起的少年，他赤身裸体，手持号角，高擎旗帜，背靠光芒四射的赤光，脚踩无边无际的山川。其文风，用《赤光》第一期所发表的宣言的话说，是“诚恳而忠实的给大家指示出救国的唯一道路”，并反对“其他转弯抹角迂拘而不可能的途径”。

1924年12月，邓小平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成为监察处成员和工会委员会委员，负责工人运动事宜。随即作为中共旅欧支部特派员赴里昂工作，任宣传部副主任兼中共里昂小组组书记。

1925年6月，中共和共青团旅欧组织联合国民党左派，在法国举行了大规模的声援国内“五卅”反帝运动的活动。法国政府自6月22日开始大肆搜捕驱逐旅法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几天内，共有20多人被捕，47人被驱逐出境，中共和共青团旅欧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基本陷入瘫痪。邓小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挺身而出，成为旅欧党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当时，邓小平在里昂，对这一过程，他曾这样记述道：“当时，我们与巴黎的消息异常隔绝，只知道团体已无中央组织了，进行必甚困难。同时，又因其他同志的催促，我便决然辞工到巴黎为团体努力工作了。到巴黎后，朴生同志（萧朴生，时任巴黎党的书记）尚未被逐，于是商议组织临时执行委员会，不久便又改为非常执行委员会，我均被任为委员。”

邓小平和其他在外地的同志赶到巴黎后，于1925年6月30日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临时执行委员会。傅钟任秘书（即书记），邓小平、毛遇顺任委员，以上三人组成书记局。同年8月17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由傅钟、邓小平、施去病三人组成书记局。在此期间，邓小平同时还担任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监察委员会书记。据《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所发表的材料，邓希贤（邓小平当时的名字）的名字首先出现在法国警方的密报上是1925年7月3日，这份密报说在前天的一次有70多人参加的旅法中国行动委员会的会议上，“共有八人发言，其中邓希贤的主张为反对帝国主义，应同苏联政府联合。”看来，邓小平从旅法革命青年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央组织”引人注目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从这个时刻开始的。

1925年9月15日，中共旅欧支部以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的名义在巴黎召开了一次反帝大会，有一千多旅法华人参加，还有法共、越共、非洲黑人代表和一名法国国会议员参加，规模与同年6月7日声援“五卅运动”的大会相当。在这次大会上发言的国民党代表是中共党员施益生，中共代表是萧朴生，共青团代表是傅钟，邓小平做为国共两方的支部领导人员参与领导和组织这次大会，但没有发言。这次大会再次震动法国政府，施益生被捕并被驱逐出境，其他领导者也在搜捕或严密监视之中。在1925年10月25日和11月16日的法国警方情报上，分别记载了邓希贤主持的两个会议，一个是关于重建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和创办刊物的会议，有25人参加。一个是中国国民党纪念被驱逐回国时死于途中的国民党旅欧组织负责人王京歧的会议，有47人参加。正因为如此，法国警方在1926年1月7日整理了一份有关邓小平个人的详细材料，并于当日向他发出驱逐令。

邓小平加入组织后的卓越表现，引起了组织对他的关注。1925年5月，中共旅欧支部决定派一批人赴莫斯科学习，其中包括邓小平。1925年12月，莫斯科方面来信，同意“邓希贤、刘明俨、傅钟、宗锡钧、徐树屏五人接到此信后以尽可能的速度动身前来”。这样，当邓小平等接到法国警方的驱逐令时，正准备上火车赴莫斯科。

到达莫斯科之后，邓小平先进入东方大学，不久转入1925年11月才接纳第一批学生的专门为中国学生举办的中山大学。邓小平在第七班，班内同学中共方面有傅钟、李卓然等，国民党方面有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屈武等，邓小平曾说，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尖子人物都在一个班组，因此，这个班很有名。当时，中共在学校设支部，在班设党小组，邓小平在七班任党小组长。1926年6月16日，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共党支部对党员进行了一次涉及到十几个方面的鉴定，其中对邓小平做的一项鉴定是：“做什么工作是最适合的：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也许，这就是当时的组织与同志对当时还差两个月零6天满22岁的邓小平的才华所做的一个总的评价。

二、结缘冯玉祥，善哉？善哉！

1983年9月14日，北京举行“纪念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可敬的民主斗士冯玉祥将军诞辰一百周年”，邓小平在当天下午大会召开前接见了冯的家属。

邓小平微笑着和冯的家属一一握手，并询问道：“弗能（冯的大女儿）呢？”“大姐已经去世了。”冯的二女儿弗伐回答说。“啊！”邓小平惋惜地叹了一声。

入座后，邓小平说：“焕章（冯玉祥）先生是很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他一生有相当长的时间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建立了丰功伟绩。他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好朋友。李德全（冯夫人）大姐是很好的同志，我们也很怀念她。”接着又说起冯弗能，“弗能是我在苏联东方大学的同学，她是我们班上年纪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当时有两个人是我们班上最年轻的，一个是冯弗能，一个是蒋经国。”

接着，邓小平谈起了他与冯玉祥交往的一些事情。据参加接见的冯玉祥的儿子冯洪达和儿媳妇余华心的记录：

小平同志说：“……1927年蒋介石清党的时候，别人都在杀共产党，他对我们的态度是比较温和的，礼送出境。”小平同志说到这里笑了，他说：“焕章先生和我们是有因缘的。”

邓小平在冯玉祥部的活动，主要是创办和领导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对此，邓小平曾回忆说：“……这个学校的主要职务都是由党派人担任的。校长史可轩是党员（后牺牲），副校长是由苏联回国的李林同志（我们在法国就熟识，李后在中央苏区牺牲）担任，我（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担任校党的书记。学校经过短期筹备，很快办起来，学生不少是党团员，除了军事训练外，主要是政治教育，健全和发展党团等项工作。政治教育主要讲革命，公开讲马列主义，在西安，是一个红色的学校。”

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由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所办，1927年2月创办，3月31日举行开学典礼。除上面所说的史可轩、李林及邓小平外，学员总队长许权中、政治教官李子洲、刘志丹等都是共产党员。第一期学员700多人，编为三个大队，每大队下设三个中队，每中队下设三个小队，队长全由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担任。学校设中共总支，大队设中共支部。是一所实际上由中共直接领导和掌握之下的学校，同时也是一支实际上的武装力量。

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后的第12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国共开始分裂。6月，冯玉祥附和蒋介石、汪精卫反共，但没有像蒋、汪那样屠杀共产党人，而是将军内的共产党人“礼送出境”。同时，解散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但让该校师生与国民联军驻陕总部保卫队合编成新编第三旅，共1000多人，由共产党员史可轩、高克林（西安军事学校政治部组织科长）、许权中负责，许权中任旅长，并将该部调离西安。1928年4月下旬，这支部队宣布起义，改编成西北工农革命军，由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唐澍任总司令。5月，以这支部队为骨干，中共陕东特委在陕西渭南、华县地区举行著名的渭华起义，为日后陕甘地区的革命打下了基础。因此，冯玉祥虽然附和蒋介石、汪精卫反共，但中共和邓小平对他还是肯定的。当然，冯玉祥这样一位朋友，性格豪爽，讲义气，同共产党人交往深，有爱国主义思想和民主思想，又是在中共和苏联的帮助下东山再起，还得到了大量的苏联军火，但在关键时刻仍附和蒋介石、汪精卫反共，也不能说不是一个深刻教训。因此，有人说邓小平于1927年6月底离开西安时，曾“提着行李，摔下冯玉祥的军帽，愤然离开”。在日后的中国革命与建设中，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大批冯玉祥之类和其他各种类型的朋友，包括蒋介石这样的朋友，还有像苏联、美国、越南这样的朋友。对他们，既不能失去独立自主权，过于依赖；又不能关起门来，拒绝与他们合作；还要真诚相待，争取他们成为好朋友。年轻的邓小平同冯玉祥结缘，不但积累了军队建设经验，而且也积累了政治经验，不能说不是一大幸事。

三、精细、严密、机警，心系中央安危的年轻秘书长

1927年6月离开冯玉祥后，邓小平到达武汉向中央报到，被分配任中央秘书工作。当时，陈独秀要搞“正规大中央”，在中央秘书长下设八大秘书，邓小平为其中之一，是政治秘书。后形势剧变，各秘书均未到位，所以在中央秘书长之下，只有邓小平一人作秘书工作。但当时党组织破坏严重，中央与全国大多数党组织失去联系，中央机关的工作量不大，中央秘书的工作可以说是“安全第一”，在绝对安全的前提下维护中央机关的运转。在这一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工作莫过于组织党的“八七会议”。

1980年夏，邓小平兴致勃勃地率夫人、女儿、孙子、孙女来到“八七会议”会址──汉口三教街41号（现鄱阳街139号）。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择的会址，当时为武汉国民政府的苏联农业顾问洛卓莫夫夫妇居住，地处俄、英、法三个租界的结合部，前临僻静街道，后通小巷，屋顶凉台与邻居凉台相连，一旦出现情况，比较容易撤离疏散。当时，邓小平与李维汉和瞿秋白夫妇住德林公寓（现汉口天津路12号），李维汉时为中央秘书长，瞿秋白是中央领导，在“八七会议”上代表中央常委做工作报告，并被选举为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一，李维汉同时也被选举为常委，排名第二。当时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都在前线，这个公寓也就是当时的中央机关所在地了。德林公寓距“八七会议”会址很近，这不仅使会议期间来往方便，而且本身也说明这个地方在当时还是安全的。

邓小平回忆说：“为保证会议绝对安全，会议代表有二十多人，分三天三批由党内交通员带进去的。办事情的少数人去得最早，走得最晚，中央负责人最后进，最早走。八七会议会址与餐厅相隔，两处均有后门相通，会议代表全部从后门进入。”“我是第一批，记不清和谁一起进来。我在这里呆了六天，会议开了一天一夜，极为紧张。我是最后走的，走得最晚。八七会议是武汉最热的时候，开会的当时甚至连门也不能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我是一个晚上带小行李进去的，我们进去就睡地铺。”邓小平还曾对瞿秋白说：“（会议）都已安排好了，代表知道地点的就自己来，不知道的由地下交通员或知道的同志带进去。你和李维汉同志从后门进去，到时洛卓莫娃负责把门，我也在那里。”

八七会议后不久，中央机关由武汉迁往上海，邓小平随同到达上海，并于1927年12月任中央秘书长。从1928年1月起，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进行工作。

党中央到上海后，在极其困难和危险的条件下恢复、整顿和重建党的组织，改变在严重白色恐怖下全党的散乱状况，并很快建立起了秘密组织系统，建立了秘密机关，组织了全国的秘密交通网络。这样，中央机关的事务工作也繁忙起来。1928年夏任中央秘书处长的黄介然回忆说：“那时在上海同孚路柏德里700号有一个两楼两厅的房子……实际上这个地方负责处理中央机关的日常工作，我们都称这个地方为中央办公厅。那时候恩来同志和小平同志每天都来这里，中央各部分、各单位都来请示工作。……我当时（1928年）在党刊工作，也是去请示工作，在那里头一次见到恩来和小平同志。他们非常忙，我们请示工作的人很多，有时还要排队在外面等。”

在这种事务繁忙的情况下，保密工作尤为重要，同时也更为艰难。保密与安全工作，有专门的特工人员负责，但与中央秘书长关系重大。

《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说，“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需要不断地变换居住地和姓名，像周恩来这样重要而又出名的人物，更是需要注意隐蔽，住处有时一月半月就要更换一次。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中央领导之间，都互不知道他人的住处。而父亲作为中央秘书长，则掌握着所有中央负责同志和各处中央秘密机关的地址和地点，而且只有他一个人掌握这些绝密情况。”

1928年夏任秘书处处长，邓小平1929年七八月去广西后曾接任秘书长一职的黄介然说：“因为秘书长要负责处理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工作，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责任很大。秘书长知道的事情多，处理的事情多，所以他的工作直接牵涉到中央的安危。”

这种重大责任由一个年仅二十三四岁的年轻人来承担，可见组织对邓小平的绝对信任以及青年时期的邓小平的卓越才能。

既要“以绝对秘密为原则”，又要高效率地开展工作，这是非常困难的，需要很多方面的才华。

当时，在中央各机关中，“最保密也最安全”的地方，在上海闹市中心四马路（福州路）天蟾舞台后面的447号。这是党中央在1927年冬或1928年初租赁而来的一处住所，由熊瑾玎、朱端绶夫妇住守，对外是经营土布土纱的“福兴布庄”。这是当时周恩来制定的一条白区秘密工作的重要策略，叫“机关群众化”。这个机关，一是用来作为中央政治局开会和办公的地点，一是用来保管党的经费，中央的经费全部放在这里，根据政治局的决定进行开支。因而“最保密”，只有政治局同意的人才能去。这个机关在组织系统上是中央秘书处的会计科，但由秘书长直接管理，而且全科都只有一人即熊瑾玎。邓小平经常去那里，一般呆半天，有时一二个小时，办完事就走。日常事务则不在这里处理，即使与李维汉、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碰头例会（每天上午九点）和部分政治局会议也不在这里开。由于措施严密，这个机关建立后从未遭受破坏，直到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捕叛变后，才主动撤离。

除了极其严格的保密措施外，个人也需要多方面的才华和特别机警。《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这样写道：“父亲在上海期间，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作为掩护，他当过杂货店老板，当过古董店的老板。作为中央秘书长，他熟知所有中央机关的地点和秘密接头地点，对于上海的大路小路、街巷弄堂，特别是秘密机关所在的那种四通八达的弄堂，他都相当熟悉。”这当然不是什么大才能，但在当时却是关系到生死安危的一个基本方面，在其后的军事斗争中，这种细节同样也是至关紧要。忽视了一条小路、一个小山包，就有可能导致一次战斗失败。在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中，一些大人物，往往也有这种小才能，如记住很多人的名字，记住很多的大小数据，很多的专业术语，等等。

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机警当然是特别重要的。邓小平曾这样回忆在上海作秘密工作时的状况：

我们在上海作秘密工作，非常的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我们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但危险经过好几次。最大的危险有两次。

一次是何家兴叛变（时在1928年4月15日），出卖罗亦农（时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1928年4月21日在上海龙华就义）。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罗亦农被捕。我出门后看见前门特科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还有一次，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瑷住在一个房子里。那时我们的特科工作好，得知巡捕发现了周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他们通知了周恩来，当时在家里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故。以后半年的时间，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

这是我遇到的最大的两次危险。那个时候很危险呀！半分钟都差不得！

由于邓小平的机警、精细、严密，当然更由于周恩来的领导和他所领导的陈赓具体负责的中央特工科的杰出工作，在邓小平任中央秘书长期间及其后的一段时间，即到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和同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之前，虽也发生过一些恶性事件，但上海的中央机关和来上海的中央领导基本上是安全的。

中央秘书长有权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发言和讨论问题，1928年4月至9月中共六大期间，绝大多数中央领导去苏联开会，在国内留守的负责人只有李维汉和任弼时两人，邓小平更是每天都和李、任二人碰头，商讨和处理中央日常事务。有关人员回忆，邓小平“常在会议上发言。有一次他的发言我记得最清楚，就是李立三主张先取一省数省的胜利，你爸爸（邓小平）反对，说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刚刚组织起来，没有武装，土枪土炮的怎么打得赢？”另外有人回忆说：“小平同志的特点是发言不多，但发言和提问都很有分量，他虽然沉默寡言，但说的话深入浅出，容易懂。”这表明，在上海期间，年轻的邓小平就已经实际上参与了党中央的领导。

特别有趣同时也值得人们思考的是，在这种危险条件下，承担那么重大的责任，年轻的邓小平却仍然是“活泼开朗，爱说爱笑”，“而且诙谐得很”。此外，他还谈上了恋爱，爱上了一位“人很漂亮，性格挺好，挺活泼”，“很秀气，人温柔得很，”“很可爱，对人很好”的姑娘──张锡瑷，并于1928年春节后不久两人结了婚。结婚时，组织上还在聚丰园为他们摆了酒席，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在中央的同志大部分参加，共有30多人。什么样的人是人才？当大任，处险境而谈笑自若，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特征。

四、多元格局下发起“全国范围内

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

1929年7月，广西政局发生变化。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军阀在蒋桂战争中失败，蒋介石任命率军入桂的俞作柏、李明瑞为广西新领导人。但俞、李又非蒋派人物，他们希望与共产党合作，并通过俞作柏的亲弟、李明瑞的表弟中共党员俞作豫同中共联系，要求中共派人前去帮助工作。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利用这个机会，经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提议，年仅25岁的邓小平作为党中央代表，于1929年七八月间从上海经香港前往广西。

俞作柏，李宗仁新桂系元老派大将，1922年李宗仁创建广西自治军时的四大统领（相当于团长）之一，且为第一支队第一统领。在1925年李宗仁最终推翻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夺取广西政权的战争中，俞作柏部为中路军，其时，右路为时任粤军旅长后为统治广东的“南天王”的陈济棠，左路则为李宗仁本人。但李获胜后，仅任俞为旅长。俞愤而不就，将此职务让与其表弟所部团长李明瑞，后出任国民党广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和农工厅长、南宁军校校长等职。1927年“四一二政变”期间被广西国民党以有共产党嫌疑为由开除出党，后到香港，同中共在港人士多有接触，并参加了中共的外围组织“中华革命行动委员会”。

李明瑞，早期跟随俞作柏，北伐战争时期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旅长、师长、副军长，是北伐战争时期著名的“虎将”之一。北伐战争胜利后以第七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身份驻守武汉。因既是杂牌又是客军，备受冷落和排挤，军饷往往数月不能发放，所部官兵生活十分困难。

早在1927年，蒋介石就开始拉拢俞作柏、李明瑞，以分化桂系，并由蒋介石写出亲笔信，许诺在倒桂成功后由俞作柏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在俞、李等人同意倒戈后，于1928年3月发起“蒋桂战争”，任命李明瑞为代理第三路军司令（李宗仁原职务）。后于5月份任命俞作柏为讨逆第八路军副总指挥（总指挥为陈济棠），率李明瑞、杨腾辉两个师进军广西。7月初，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失败，俞作柏在南宁就任广西省政府主席职，李明瑞就任广西编遣分区主任、军事特派员兼绥靖司令。随即，广西境内驻军共为三师一旅，除李、杨二师外，广西原有部队编为一师一旅，由原桂系师长、国民党编遣特派员吕焕炎任师长，桂系原官员梁朝玑任旅长。

在俞作柏、李明瑞与中共之间的一个关键人物是俞作豫，他1920年结业于广州护法军第二军燕塘讲武堂后回桂，先后在桂军中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192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转移到香港，不久派回广西从事革命活动，是在中共最困难时期入党并英勇不屈地坚持斗争的坚贞共产主义战士之一。

除蒋介石、原桂系、俞李等广西新势力、共产党及各种地方势力之外，对广西局势有影响的还有一股势力，这就是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及反蒋的粤派。由于俞作柏在国民党内本为亲汪反蒋人士，这股势力又与李宗仁的桂系相结合，其在广西的影响不可低估。

对广西最有影响的势力可能还是李宗仁、黄绍闳、白崇禧为代表的新桂系。这股势力自1922年李宗仁割据玉林地区七县算起，在广西经营了多年。1925年实现对广西全省的统治，由于李宗仁治军较严，黄绍闳主政比较开明，其统治还比较稳固。1926年，李、白率第七军出师北伐，转战两湖、江西、浙江、江苏、上海，大大扩充了实力。桂军由出师时的一个军，扩充为四个军，并在1927年10月打败唐生智后实际控制了两湖军政大权，又于1927年8月联合各派逼蒋介石下野，9月，再逼汪精卫下野，成立了由桂系控制的新的国民党中央机构──中央特委会。所以，他们虽然暂时失去了广西政权，但对广西的影响实际上还是超过了各党各派。

在这种背景下，一位25岁的年轻人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如何总揽一切，打开局面，真是令人难以想象。

首先当然是同地方党组织联系。

邓小平在香港同负责两广地区工作的中共南方局联系上，同南方局书记贺昌、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聂荣臻在一起讨论了广西的工作。在此前后，中共南方局已先后派了张云逸、叶季壮、袁任远等几十名军政干部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广西省政府和军队内工作。

9月中旬，邓小平到达南宁，同广西特委书记雷经天取得联系，并主持召开了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

到达南宁后，邓小平同俞作柏联系上，以广西省政府秘书的身份对俞进行统战工作，并通过俞作柏、李明瑞把中共干部分配到合适的地方。另以中央代表的身份通过党组织统揽全局。俞作柏、李明瑞虽取得了广西最高军政职务，但实力并不强。首要任务无疑是扩充实力，建立自己的军队。根据邓小平的建议，李明瑞建立了一个教导总队，以培训初级军官。通过这种方式，中共把一百多名干部学员安排了进去，培训和教育了近千名李明瑞军中的进步青年，并在其中发展了一批新党员。李明瑞还新编了两个大队的队伍，分别为广西警备第四和第五大队，中共党员张云逸、李谦为第四大队正副大队长，中共党员俞作豫、史遽然为第五大队正副大队长。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张云逸在第四大队安排了一百多名中共党员任连排长，俞作豫早已在广西从事农民运动，组织农民自卫军，他也调了一些农民运动积极分子充实第五大队。两个大队都吸收了大批工人、农民和进步学生参军，规模均达到两千多人。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赤手空拳的中国共产党在广西就拥有了三支基本武装。对这三支武装，1930年1月，邓小平在上海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时说，教导总队已带了红色，有可能拖出来发动游击战争，但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前两支武装，则是通过秘密安排干部和有计划地进行士兵运动的方式加以掌握。

在政治方面，俞作柏根据共产党的推荐，委任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任县长，其中广西地区的著名农民领袖韦拔群出任东兰县县长，左右江20多个县都由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所执掌。

蒋介石利用俞、李倒桂，其目的当然是自己控制广西，而且是从一开始就有安排。他派郑介民、李国基分别担任李明瑞和杨腾辉两个师的政治部主任，倒桂成功后，郑介民又出任省政府委员，仍兼李师政治部主任，李国基则另兼柳州禁烟分局局长，另还派人出任梧州海关监督。当时的广西经济十分落后，财政及军费主要来自烟税和关税，邓小平在上海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时在谈到经济措施时说“广西的商品交换以鸦片为中心，现在一是扣留一部分鸦片，一是加重鸦片交易的税收。”所以，蒋介石是试图通过对军队、政府和财源的控制来控制广西。另一主要手段就是收买桂军将领。桂军三师一旅的将领，除李明瑞被共产党争取外，其他，即杨腾辉、吕焕炎、梁朝玑均为蒋收买，连李明瑞手下的一员大将旅长黄权也被蒋收买。

除共产党、蒋介石外，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及其他反蒋势力，主要是广东的反蒋势力也来广西活动，这种活动与李宗仁为首的桂系谋求东山再起的活动暗中合流，影响很大。在当时，也特别为蒋介石所关注。

1929年9月25日，广东第四师师长张发奎通电正式反蒋，蒋介石在对张采取行动的同时也对广西采取行动，密令陈济棠准备进攻广西，并命令俞作柏、李明瑞前来南京“述职”。在这种形势下，再加上改组派来桂代表陈公博的催促，俞作柏、李明瑞只得于9月27日召开群众大会，通电反蒋。

邓小平到广西之后，很少公开露面，只和极少数人在极小范围内接触，连张云逸都是在后来起义时才和邓小平见面，和俞作柏也只见过几面。但在得知汪精卫派人来南宁活动后，他曾亲自出面力劝俞作柏、李明瑞不要卷入蒋汪之争的漩涡之中。同时又做好准备，一旦俞作柏、李明瑞出兵反蒋，立即将中共控制的三支武装，即教导总队、警备第四大队、警备第五大队从南宁转移到左右江地区举行起义，并要求左右江地区也做好准备。

俞作柏、李明瑞出兵反蒋后，邓小平以上述三支部队新建不久和南宁守备的需要为由，首先将这三支部队留在南宁，张云逸还被任命为南宁警备司令。随即，两个大队各派一营分别去右江地区和左江地区，协同地方发动群众。留守南宁的部队则紧急行动，接收了省军械库储存的武器弹药，并备好了船只，随时准备转移。由于俞作柏、李明瑞并没有实际掌握军队，在他们通电反蒋后不久，很快就因内部分裂而失败。俞作柏再次流亡香港，李明瑞则于10月13日率军撤离南宁，退守龙州，后参加革命，并于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俞李反蒋失败后，中共武装亦撤出南宁，先后于1929年12月11日和1930年2月1日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了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两军初创时分别约为2800人和2000人，根据地共有20个县，100多万人口。邓小平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兼前敌书记，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张云逸和俞作柏分别任红七军和红八军军长。这是一个极其显著而令人难以想象的成果，被1930年3月15日的《军委通讯》誉为“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

五、党史留名的县委书记

1931年2月，邓小平离开红七军，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当时的中共中央为王明、博古所把持，他们对红七军前委的工作完全持否定态度。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虽没受到正式处分，但实际上则是被挂了起来。几个月中，没人听他的汇报，没人看他写的报告，没人安排他的工作，请求回红七军工作，也不批准。邓小平后来说，“于是乎，在上海，除了按时从中央领取生活费外，就是和几个老友偶尔相聚，发发牢骚。”还说：“这一个时期，可以说是他在政治上的一个很困难的时期。”

通过努力，邓小平终于由中央批准到苏区去工作。

1931年8月至1932年5月，邓小平在江西瑞金任县委书记。

1932年5月至1933年3月，邓小平在江西会昌任县委书记和中心县委（辖会昌、寻乌、安远三县）书记。

用现在的眼光看，对已经担任过一年半中共中央秘书长、一年半中央赴广西代表和红七、红八军总政委兼前委书记的邓小平来说，担任县委书记是被降了好几级，相当于从兵团级或正军级降到正团级。当时的等级没有这么明显，但也还是有一定的规格。邓小平后来多次说他23岁当“大官”──中央秘书长，但一个县委书记，不论什么年代，在中国都只是一个“七品芝麻官”。邓小平后来强调用人要大胆，不要拘泥资历、级别，就多次以他在西南时期任命县委书记为例，说他那时委派县委书记，团营干部任用，连排干部也任用，合格就当下去，不合格就换下来。况且邓小平这时也的确是一个有“问题”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为中央所“不悦”的人。但邓小平对自己担任的这个新职务非常看重，他所说的“三落三起”，并不包括这一次在内。在他后来主持中央工作时，对县委书记这个岗位也特别重视。1975年九十月他曾说：“特别要抓好县委一级，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县委可是重要啊！当好一个县委书记并不容易，要有全面的领导经验，对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工作都能抓得起来。”“县委书记当好了，到地委、省委工作就比较容易，比较顺手。现在有些省提拔个省委书记都感到困难，我看不会那么难吧。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一大堆，为什么连个省委书记都找不出来？”

有人认为，一个人是真有才华还是假有才华，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来检验，那就是把他从大机关、高位上换下来，换到一个不太起眼但又能发挥作用的岗位。这很有道理，很多人，一旦没有那个位子、那顶帽子，就什么也干不成，有的人则在哪里也能干出一个名堂来。邓小平这个县委书记，当的时间并不长，而且犯了“错误”，但却在中共党史上留下了生动的一笔，并为他后来的被重用与“文革”中的复出具有密切的联系。

瑞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第一个“红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的诞生地（1931年11月）和所在地（1931年至1934年）。但当邓小平于1931年8月首先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达那里时，那里却是杀气腾腾，死气沉沉。原来，这里的时任县委书记李添富和县苏维埃主席谢在权认为瑞金有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连名字也没有听说过的“社会民主党”组织，自1931年5月以来大开杀戒，原县委书记邓希平、县苏维埃主席肖连彬、县总工会委员长杨舒翘等大批干部群众被杀，还有大批干部群众被关押，另有大批干部群众逃离出境。据邹书春《邓小平在中央苏区纪事》所引材料：“县苏、县工会百分之八十干部被杀，单位解体”，“城市、桃阳两区干部被杀”，“全县被杀者在两三千人以上”，真是惨不忍睹！

当时，中央可能已经考虑选择瑞金为中央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因此，除中央特派员邓小平外，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中央代表原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长余泽鸿也先后来到瑞金。面对这种局面，三人果断决定由邓小平出任瑞金县委书记。局势很快得到控制，在经过一个多月的深入调查后，9月底，在邓小平领导下召开瑞金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公审枪决了罪大恶极的李添富、谢在权，重建了县苏维埃、县工会及司法、裁判等各级组织。并在县城和主要受害乡村召开群众大会，为蒙受冤屈的死难者、关押者及其他受打击者平反。“全县局面大为改观”（邓小平语）。

局势稳定下来后，邓小平大抓培训干部、健全组织、制度建设和组织生产等工作。其中的一个重点工作是对土地分配进行检查和重新分配，纠正恶势力把持下干部、富农、乡霸多分多占分好田及其他分配不公的现象，并划出部分公田，用于红军供给、优抚军烈属和救济灾荒之用。在当时，这相当于第二次革命。一些忠厚老实的农民在自己重新分配到的土地上手捧沃泥，热泪盈眶地说：“这回我们可是真正翻身了！”此外，邓小平还大力组织兴修水利，兴办工业和手工业，建立合作社、互助队、突击队，开展劳动竞赛、增产节约、支援前线等活动，以达到保证中央机关需要、保障红军供给和人民群众有饭吃的三大目标，整个瑞金出现了一派生机勃勃的局面。

正是在这种局势下，首先是毛泽东、朱德率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机关于9月底来到瑞金，在瑞金安扎下来，继而于11月份在这里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红色中央政府。邓小平在瑞金治乱，使“全县局面大为改观”，称得上为中国第一个“红都”的建都人。

在这种情况下，已开始变得有些沉默寡言的邓小平又像法国和上海时期那样活泼开朗风趣起来。《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这样写道：

对于在瑞金的这一段经历，时间虽短，父亲却常常提起。1992年的一天，我们全家吃饭，我弟弟六岁的儿子小弟饿极了，吃得狼吞虎咽的。看着小孙子这么能吃的样子，爷爷笑了，他说：“我在瑞金工作的时候，搞土地革命，制定分地的政策。有人说小孩子不应该分地，我就对他们讲，四川俗话说，三岁小子，吃死老子！小孩子吃得也不少呀，因此也应该分地。后来他们接受了我的意见。你们看，小弟不就是三岁小子，吃死老子！”

有人回忆道，邓小平在瑞金时，吃红薯从来不剥皮，还风趣地说：“红薯皮营养高，吃了不怕风吹雨打，丢了太可惜。”

1972年，当时还是“党内第二大走资派”的邓小平获准在江西境内“调查研究”，在瑞金受到热情招待。瑞金的同志不避忌讳地说：“你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邓小平的女儿说：“这句话曾令父亲感动不已。”这种慰藉，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件小事。

“当好一个县委书记”，“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县委可是重要啊！”

邓小平在1975年说“当好一个县委书记并不容易”，这在他任县委书记时也表现得很明显。1932年5月，邓小平调至会昌任县委书记，两个月后，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成立，邓小平任中心县委书记兼第三作战分区政委。

会昌、寻乌、安远都是没有完全解放的新区，又是中央苏区的边区，其中会昌县城在瑞金以南仅50公里处。因此，在这里任书记，军事工作是中心工作。鉴此，中心县委没有设在会昌县城，而是设在一个叫筠门岭的军事要地，这里在会昌县城以南55公里，与寻乌县城、安远县城大体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是广东、福建从东南方向进入瑞金的必经之地，是“红都”的南大门。

抓军事是邓小平的老本行，但与在西安和广西不同的是，这里缺少军事人才。因此，邓小平在同县委组织部讨论工作时，首先突出谈到的是设一个军事部，并选一个合格的军事部长。经介绍，邓小平同意让当时正在红独立三师医院治疗养伤的红十一军独立团副团长钟亚庆出任，并立即同军队联系，由军队政治部发出调令。钟亚庆本人和军队方面开始时还比较犹豫，邓小平亲自打电话给红独立三师政治部主任罗贵波，批评他有本位主义思想，叫他催促钟快去上任。随后，县委方面又多次去电话催促，使本来想继续在正规部队工作的钟亚庆只好前去报到。对当时的情景，钟亚庆在50余年后有这样一个回忆，梗概如下：

钟亚庆背着背包来到会昌县杉塘区苏维埃住地，正好遇上邓小平。邓小平一见，就问道：“你这个同志，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姓什么？”声音很大，不知是当时的习惯，还是因见到部队同志的喜悦。

“从澄江来，叫钟亚庆，到会昌去。”

“你叫钟亚庆，好啦！我是邓小平。走！”

两人走进办公室，邓小平说：“你好调皮，老罗（县委组织部长罗屏汉）打了好多电话给你，你还不来。我又打电话批评罗主任，你现在才来。你看看！”他手指着墙壁上挂着的文件说：“你任会昌县军事部长，文件都发了。你敢不来！”并要他不要走了，就在这里等他，和他一起走。

约半个小时后，邓小平在杉塘区办完事，又把钟带往罗塘区。当晚在那里召集区委、区苏维埃的领导开会，布置了扩大红军等工作。第二天，罗塘赶集，早餐桌上有了些当时难得一见的猪肉。邓对区委书记说：“猪肉，好是好，就是少了一项。”“什么？”邓直率地说：“辣子！”区委书记立即出去，很快就找了一把新鲜辣椒来。邓拿起一个生辣椒，咬了一口，说：“不太辣，也还可以。”说得大家笑了起来，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饭。吃完，邓钟两人就一前一后地步行回县委了。

好一个豪爽、干练、风趣的年轻县委书记！

1932年七八月，会昌中心县组成第三作战分区。邓小平兼任政委、钟亚庆任指挥员、罗屏汉兼政治部主任，又从军区调来参谋长吕赤水、副参谋长游端轩，还有一名参谋，他们都是来自红军正规部队。此外，还从医院出院伤员中抽调了一部分来地方武装任骨干。这样，到1931年11月，分区已有赤卫军4970人，模范师2529人，各县各有一个二三百人的独立团，各区还有自己的游击队。邓小平领导这些武装，攻打中心县内的匪巢和白色据点，消灭了细八哥、郭发贵、大头五等反动靖匪大部，肃清了三县内的靖卫团、土围子，还几次击退前来侵犯的小股国民党军队，其中较大的一次是在1931年9月在福建东留击退国民党军钟少奎部几百人。这样，会、寻、安边区趋于稳定和巩固。

地方武装的扩大，自然会带来很多的困难。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生产与军事、经济与军事的矛盾。

1933年春耕时节，一些战士私自回家种田。对这种现象，一些地方政府的领导很气愤，大骂这些战士是“没有骨气的家伙”，还要用绳子将他们捆起来教训教训。邓小平得知，心平气和地说：“捆不得！他们擅自回家不对，但也说明我们的工作没做好。他们家里有困难，我们不解决，怎么能使战士们安心打仗呢？！”邓小平一一走访了当地几名回家战士的家庭，发现有的战士是家人病了，有的战士是家中没有劳动力。针对这些现象，邓小平在县、区、乡成立春耕生产委员会，村组织生产突击队、妇女劳动委员会，组织男女老少积极投入大生产。一天，邓小平看到儿童团在组织儿童生产，一时兴起，应儿童局书记的请求写了这样一首儿歌：“共产儿童团，实行礼拜六；做好半天工，帮助烈军属。”

对于经济困难，邓小平也采取了各种措施。工业上，组织了军工、硝盐、制药、织布、农具、烟、纸、樟脑、糖、石灰等多种生产。商业上，于1933年初成立了“对外贸易局”，打破国民党对苏区的经济封锁，代表中央苏区通过各种渠道同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盐、布、药材、烟、纸、粮、油、茶等商品的交易。

在这种极其艰难的时代，邓小平还大抓教育。在三县共办了73所小学，使儿童入学率高达90% 。这也是邓小平在鼓励儿童参加劳动的同时，又只要求他们每周只“做好半天工”的基本原因。

种种措施，使会、寻、安这个新解放区很快就面貌大变，成为一个“风景这边独好”的地方。1934年夏，毛泽东前来会昌视察，兴致勃勃地写下了一首词：

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

颠连直接东暝。

战士指看南粤，

更加郁郁葱葱。

会昌在1934年还保持“风景这边独好”的面貌，但为此打下基础开创局面的邓小平则已经历了一场大磨难。

1932年，红军在王明路线的领导下，再次为“取得中国革命在几个主要省份（湘鄂赣皖）的首先胜利”而苦战。这一年，各根据地的红军全面出击，先后发动了赣州、龙王集、商潢、苏家埠、漳州、潢光、水口、乐（安）宜（黄）、建（宁）黎（川）泰（宁）、金（溪）资（溪）等一系列大战役，这些战役每次都投入了三四个师以上的大兵力。这些战役，本身胜多败少，有得有失，但战略战术错误，红军元气大伤，自然引起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实事求是派的反对。毛泽东在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首先被调回后方，随即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被剥夺了军事上的指挥权。

邓小平此时虽然只是一个中心县委书记兼作战分区政委，但红七军的惨痛教训，使他毫不犹豫地在自己权限范围内旗帜鲜明地抵制“左”倾冒险主义，决定在会昌地区不同敌人搞那种堡垒对堡垒，工事对工事，壕沟对壕沟的硬拼，而是着眼于长期斗争，采用游击战和游击性的运动战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1932年底，蒋介石调集30多个师，对中央苏区发起第四次大“围剿”，邓小平领导的边区首当其冲。1932年11月，地处中央苏区最南端位于赣粤闽交界处的寻乌遭到粤军的大举进犯。邓小平果断地领导干部群众撤离城镇，采取坚壁清野、游击战术的方式打击敌人。这样，敌军虽很快占领了寻乌，但我方也没受到什么损失。寻乌的这一遭遇后来被视为“寻乌事件”而大加追究。

1933年2月，继中央剥夺毛泽东军权之后，中共苏区中央局又开始批判所谓“罗明路线”（罗明，福建省委代书记，曾写信给中央反对冒险盲动）。邓小平、毛泽覃（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谢唯俊（宜黄、乐安、崇仁中心县委书记）、古柏（建宁中心县委书记）被公开点名指控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要求全体同志集中“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中央领导亲自撰写了《罗明路线在江西》的长文，在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第8期（1933年4月15日出版）发表，整整占了该期刊物80%的篇幅。这位领导还于4月16日至22日在宁都亲自组织江西党的会议，指挥对邓、毛、谢、古的批判。对这一事件，毛泽东在1972年8月14日的一份批示上写道：“他（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一个县委书记，能成为党内“两条路线”中一派“毛派的头子”，真不简单。

1933年3月，邓小平被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随即与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在5月5日受到组织处分。邓小平被撤销省委宣传部长职务、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还被当众缴枪。接着，先是在乐安县南村区当了一个区巡视员，不到10天，又被派到宁都七里村附近的农村劳动。

1933年6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强烈而坚定的干预下，博古等把持中央的领导人只好让步，邓小平被调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

当邓小平从劳动地来到省委时，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省军区司令员陈毅、省委妇女部长蔡畅联合接待了邓小平。豪爽的陈毅兴奋地说：“我出两个铜板，砍几斤猪肉，再买点辣椒、大蒜，打点水酒，请小平同志吃一顿饭吧。”这样，陈毅出钱，曾山跑腿，李富春泡茶，蔡畅掌勺，在李富春、蔡畅夫妇家中饱餐一顿，畅谈一晚。这几位，除曾山之外，都是留法勤工俭学时期的老同学、老朋友。

这个县委书记，的确是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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