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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世界眼光
书名： 邓小平卓越智慧 作者： 刘强伦、汪太理 本章字数： 9998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58

在历史上，中国人历来以“天朝上国”自居，基本上不怎么看世界，就像现在很多美国人、英国人不怎么看世界一样。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开眼看世界了。少数先进的中国人，认为中国要向西方学习。但就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先生”总是打“学生”。打来打去，世界在大多数中国人眼中变了形。鲁迅形容说，外国人在中国人眼中，或者是“鬼”，或者是“神”，很少有中国人把外国人作为与自己一样的人看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站了起来，不怕“鬼”也不敬“神”，外国人变成了两大类：“朋友”和“敌人”。外国人虽已变成了“友”和“敌”，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外国和中国、外国人和中国人相距还是很遥远。

“一位豪杰”──邓小平改变了这种历史，“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中国人走了出去，外国人走了进来，外国人第一次像“老张”、“老李”、“老王”一样地变成了“老外”。

一、“出国去……”

邓小平去法国勤工俭学，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以一场深刻影响现代中国的运动为背景的，这就是著名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念你的精神，

你的决心，

你的勇敢，

兴勃勃的向上，

全凭你的奋斗壮胆。

出国去，

走东海、南海、红海、地中海，

一处处的浪卷涛，奔腾浩瀚，

送你到那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

在那里，

举起工具，

出你的劳动汗，

造你的成绩灿烂。

磨练你的才干；

保你天真烂漫。

他日归来，

扯开自由旗；唱起独立歌。

……

这是当时年为22岁的周恩来在邓小平出国的那年所写的一首诗，代表了当时包括邓小平在内的热血青年的心情和愿望。这批青年，同今天的出国留学生相比，人数并不多，其高峰期（1919年3月17日──1921年1月20日）共20批1600多人，其中多数是中学生，但却出现了周恩来、蔡和森、朱德、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富春等一大批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和领导骨干，还产生了许多专门科技人才。

同五四时期的周恩来相比，邓小平年龄小，又生活在四川的小城镇，出国留学的经历在开始阶段，类似今日中国的小留学生们，即是出自父母的安排。1918年邓小平的父亲从重庆传话给在广安中学上学的当时还只有14岁的邓小平，叫他去重庆考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这个学校招两类学生：公费生（给予部分补助）和自费生。邓小平到重庆后，考取了这所学校的公费生。邓小平后来说，这个预备学校当时在重庆已算是最高的学校，所以考进去是不容易的。看来，邓小平对自己少年时代的学习成绩优异，也是挺为自豪的。

那所学校到1919年9月才举行开学典礼，经过一年的学习，1920年7月，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学生毕业，合格者80多人，邓小平是其中的一名，而且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名。

据《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邓小平曾回忆，当时在他们中间流行的爱国救国思想无非是所谓的工业救国思想，他们满怀希望地想到法国去，只是想一面勤工，一面俭学，学点本事回国，如此而已。另据美国《时代》周刊1986年第1期的一篇文章，邓小平曾对《纽约时报》说：“我们当时感到中国太弱了，因此想使它强大起来。我们认为只有经过现代化才能达到这一目的，所以我们去西方学习。”邓小平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了职业革命家，但革命的目的，同样也是为了救国，为了使中国强大起来，这同邓小平出国留学的初衷，从根本上说是一致。今天的人们厌恶唱高调，喜欢讲点“个人多一种选择”这样的道理作为出国留学的理由。但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孤立的个人事业，任何个人的成功都是建立在某种千百万人的事业的基础上的，即使是混碗饭吃，也要使自己的劳动能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大道理讲不讲是一回事，但要成功，还是要把大道理弄懂。

对自己的这次出国和当时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邓小平无疑是把它作为个人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和为中国培养新兴力量的一个重大事件，这突出地表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对待汪荣松的态度上。

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是在当时任重庆商会会长汪荣松召集下举办的，并由汪任董事长。从建校、募集资金、办理签证，直到最后送走毕业生，汪都亲力亲为，极尽热心。1949年重庆解放后，时任西南军区政委的邓小平首先派人登门拜访，继而用车将汪接到军区请他吃饭。汪很是高兴，逢人就说：“小平真不错呀，我现在才晓得，共产党也不忘故旧。”1950年，汪应邀前往北京列席全国政协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宴会时，他与邓小平坐同一席，宴会后，由陈毅用自己的车将他送回住所。按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祝寿，不收礼，但在请示邓小平后，重庆统战部收下了汪荣松送给毛泽东的一份寿礼──一对古瓷瓶，装瓶的楠木盒子上刻上了“东方红”三个字。邓小平曾说，汪荣松为我们培养了两个副总理。一个是他本人，另一个是聂荣臻。

这次留学对邓小平来说，的确是决定性的一步。

首先，这一步使年少的邓小平看到了一个新鲜的世界，这对邓小平以及中国，都不是一件小事。

世界展现在邓小平面前的，首先是一条大船──法国邮船“盎特莱蓬”（Andre-lebom），长约150米，宽约20米，高约30米，约有5万吨。1974年，“四人帮”以一艘中国造的万吨轮船为题材，大吹大擂，大做文章，当时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对此感到真好笑，同时也深感闭关锁国对中国所造成的危害。后来，他多次提及此事，他说：“闭关自守不行。‘文化大革命’时有个‘风庆轮事件’，我跟‘四人帮’吵过架，才一万吨的船，吹什么牛！1920年我到法国去留学时，坐的就是五万吨的外国邮船。”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次留学走上了革命道路。

具有“世界花都”之称的巴黎看起来当然是非常美好的，对来自中国内陆省份的青少年来说，尤其是如此。但这种美好并不属于绝大多数前来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到巴黎后的第三天，邓小平离开物价昂贵的巴黎，和20多名同学来到离巴黎约200多公里的巴耶中学。在这里，邓小平呆了半年，但并没有留下什么美好的印象。他曾对他的孩子们说，学校待他们像小孩子一样，每天很早就要上床睡觉。他还说，那是一家私人开的学校，才上了几个月，没学什么东西，吃得却很坏。在法国的五年零两个月时间，邓小平都吃得不好，他曾这样说：“每当我能买得起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时，我总是感到很高兴。”邓小平后来认为，他身材矮小，可能与他青年时代在法国经常吃不饱有关。邓小平有个亲弟弟──邓垦，个儿高大，和邓小平也长得很像，看来真是那个时刻──16~22岁，正是长个子的时刻──把邓小平饿坏了。

1921年4月2日，邓小平来到克鲁梭的施柰德工厂做工，开始了他在法国约四年左右的“勤工”生活。其中做工时间较长的为哈金森工厂──当时欧洲唯一的或最有名的橡胶厂，由一位英裔美国人开办。厂房在1988年邓小平的女儿前去参观时还认为高大明亮，据说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金属结构的厂房，为著名建筑大师埃菲尔设计。邓小平在这里做过两次工，一次是1922年2月14日至1922年10月17日，另一次是1923年2月2日至同年3月17日。邓小平工作较长的一家工厂为著名的雷诺汽车厂，做工时间是1925年11月6日至1926年1月7日。这时邓小平已是一名职业革命家，但仍在那里成了一名技术熟练的钳工。

对做工生活，邓小平说，他在克鲁梭拉红铁，做了一个月的苦工，赚的钱，连饭都吃不饱，还倒赔了100多法郎。后来处境有所改善，在哈金森工厂做工时，邓小平每月大约可以剩余200多个法郎，而原在巴耶中学的开支，每月约250法郎。这样，他在小有结余后曾一度辞工前往夏狄戎的塞纳中学求学，但终因钱少而未成功（一说学习了几个月）。因此，邓小平后来说：“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呢。于是，那些‘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等幻想，变成了泡影。”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成了一名职业革命家。

法国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而普通民众却这样苦，有为青年也难以上学，这种长达五年多的亲身经历，不能说不是邓小平终身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坚实基础。

当然，法兰西留给他的回忆，也不完全是痛苦。历来实事求是的邓小平说：“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虽略有感觉，然以生活浪漫之故，不能有个深刻的觉悟。”对于这种“浪漫”，《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介绍了两段这样的材料：

在克鲁梭的工厂里，学生们中间有一首极为流行的顺口溜，叫“散工曲”：

做工苦，

做工苦，

最苦莫过“马老五”。

“舍夫”光喊“郎德舅”，

“加涅”不过“德桑苏”。

这里加引号的词语都是取自各相应的法语谐音，“马老五”为散工，“舍夫”为工头，“郎德舅”指“非上帝的善类”，也就是一句污辱人、骂人的话，“加涅”意为赚得，“德桑苏”意为200个小钱，即10法郎。

曾与邓小平在哈金森工厂同住一个木棚的郑超麟回忆道：

晚饭后至睡觉时间有二小时至三小时可以利用。此时木棚里很热闹，看书的人很少，甚至没有，大家闲谈、开玩笑、相骂，幸而没有相打的。有个四川小孩子，矮矮的，胖胖的，只有18岁，每日这个时候总是跳跳蹦蹦，走到这一角同人说笑话，又走到那一角找人开玩笑。

邓小平这次闯世界，影响是深刻的。华裔美国学者戴维这样认为：

邓小平的领导特征，可能来自这样的背景：他是20年代以来唯一到国外广泛旅行过的中央领导人。他有在民主、自由的法国生活几年的经历；1949年以后，他经常到国外去旅行；尤其是在产生灾难性后果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主要是后期），1974年，他去了欧洲和美国，在联合国特别会议上发言；……这样，邓像周恩来一样，比其他人更早了解有关别国现代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情况。这些独特的经历也许对他的改革政策和把重点放在实现四个现代化方面起了作用。

笔者认为，戴维的这种分析虽无直接证据，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1957年，邓小平批评国营企业特别是中央大企业搞形式主义，浪费现象严重，说他们“牌子大，公子少爷的味道足”，“账也不算了”。并说，“苏联并不是这样的，美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这样的，甚至国民党也是不敢这样搞的。”这种对比，应当与他早期在法国做工和在苏联留学的经历有关。

邓小平在1978年的一次谈话中说，有些外国朋友对我们说，中国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20年，这一估计是出于礼貌和客气。事实上我们有些领域落后30年，在其他领域落后50年。邓小平1920年9月出国，1926年底回国，1978年以前的50年，也就是相当于他在国外的那段时间。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他在1978年10月10日说的：“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青少年时代在国外生活了6年多的邓小平，显然对“出去看看”，“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有着比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更为深切的体验。

这次出国对邓小平的成功来说，另一个重要因素显然是同周恩来、李富春等一大批杰出人物并肩战斗，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无论从相互学习、相互激励、相互信任来说，还是从相互帮助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

显然，邓小平的成功，在很多方面都与这次出国有联系。当然，出国本身并不代表一切，更不决定一切，和邓小平同一时期到法国勤工俭学的1600多人，尽管人才济济，绝大多数人还是默默无闻。另一方面，在中国的山沟沟里、黄土地上，同样也冒出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人物。但不论出国不出国，“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积极热情地投身到一种同千百万人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伟大事业中去，具有良好的性格和心理素质，对任何追求成功的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能与一批杰出人物共同工作和生活并结下友谊，则是莫大的幸运。

二、“专管外事”

1976年1月邓小平请求毛泽东解除他“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毛泽东指示说：“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能脱离工作”，并安排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专管外事”。这当然主要是对邓小平留有余地，以观后效，但也反映在外交方面，此时毛泽东仍寄希望于邓小平。现代国家的外交是元首外交和首脑外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这样，“文革”前由国家主席（先后为毛泽东、刘少奇）和总理管，周恩来还在相当长时间内兼任外交部长一职，一直到1958年才由陈毅兼任外交部长。“文革”中仍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管。“小平专管外事”这一指示如果能真正得到落实，邓小平也就没有真正被打倒或赋闲。

“文革”前，邓小平主持中苏关系，那主要是党务。对于国务性质的外事，他只是作为领导集体成员之一，作为书记处总书记参与了决策和领导。为什么这次复出不足三年，邓小平就成为中央领导核心层中主持外事的成员了呢？

1973年4月12日，中国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夫妇的仪式。在这个仪式上，出现了一位虽然走在中国政府领导人行列后面但却最引人注目的人物──邓小平。这是邓小平被打倒以来首次公开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露面，引起了广泛关注，港台和国外媒体大加报道和渲染：

法国《世界报》报道说，邓坐在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徐向前的上边。今晚，这个最健谈的人在这么多的新人或这么多重新上台的老人面前也许不怎么习惯，他宁愿默不作声。他在缺席了六年之后，好像有点犹豫地、甚至胆怯地进入了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大厅。

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描述道：

“他孤独一人站在大厅里。他个子明显矮小，但体肩宽阔，显得刚毅有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干部服，但袜子是白色的。此刻，他当然知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从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在那些七年前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地震压倒在地，尔后又恢复名誉、重新出台的人中间，“他是地位最高的一个。”

“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等待着宴会开始的中国领导人，正在三五成群地寒暄交谈，而他却只身孤影，缄默无声。然而，他那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不安，相反他正察看地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战斗。”

这反映了邓小平在国际社会的影响，但总的来说，此时国际社会对邓小平的关注，主要还是对中国政治动态的关注，因为在被文革压倒在地，尔后又恢复名誉、重新出台的人中间，他是“地位最高的一个”。对邓小平本人，由于他长期主持党务，国际社会还不是很熟悉，用基辛格直率的话说：“说实话，我那时不知道他是谁？”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邓小平只是当选为一名普通的中央委员。要恢复到文革前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的位置，一时还看不出有什么迹象，邓小平此时仍被认为是“最不可能成为中国领袖的人”。

1973年11月，基辛格访华。在最后一天，周恩来先是从这天晚上一直与基辛格会谈到凌晨。稍事休息后又一大早与他会谈，随后到机场为他送行。回来后准备向毛泽东汇报，但毛泽东此时尚在睡觉。毛泽东有点不高兴，又听他人汇报说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时说错了话，于是指示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周恩来。“四人帮”以为机会到了，大做起文章，把这件小事无限夸大，说成是继林彪事件后党内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邓小平列席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他没有发言。但是毛泽东在听会议汇报时点名问：“邓小平发言了没有？”于是，邓小平也就应该而且必须发言了。邓小平按要求说了几句批评周恩来的套话，接着话锋一转，大谈起国际形势来。他分析了中美、中苏、美苏之间错综复杂的战略关系，认为看待国际关系和国与国的关系，不能凭一次谈判和某一句话来进行判断，关键要看大形势。他认为，当时要打仗，大家还没有准备好，特别是美苏两家自己没有准备好。要打也不怕，过去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今天就是用小米加步枪，也能打赢。

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发言，标志着后来和平与发展主题、大三角战略等一系列重要思想的萌芽。在当时，则是对毛泽东缓和中美关系的战略意图和“三个世界”理论的一种深刻理解。尤其不寻常的是，当时人们热衷于“窝里斗”，思想禁锢又特别严重，高层领导中，有的韬光养晦，有的胆小怕事，有的实在是不知道什么，有的则只知道捣乱。对国际形势有真知灼见的人不多，说出来的更少。邓小平与世隔绝6年多，刚恢复工作半年多就能对自己当时并没有主管的事务能发表这么深刻的见解，真是令人吃惊。当然，邓小平被软禁时期，还是可以看书、看报、听广播，再加上此前为总书记，又与周恩来、陈毅等人有私交，恢复工作后又被周恩来寄予了全部希望，对国际形势的了解和认识，远非其他人所能比。

毛泽东识才能力特别强，听了汇报后，非常高兴，当即就问身边的工作人员，有谁知道邓小平的住处，要他们马上把邓小平找来。也许是时间太晚怕影响毛泽东休息，也许是有人不热心，也许是毛泽东只是一时兴起，当晚工作成员没有把邓小平找来与毛泽东面谈。但到了12月12日，毛泽东就提议邓小平出任军委委员，并可以考虑当政治局委员。14日，又明确说要邓小平当政治局委员，还对着邓小平说：“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22日，周恩来亲笔起草中共中央文件，宣布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

1974年4月联合国举行第六次特别会议，讨论77国集团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77国集团是发展国家最大的经济合作组织，因1964年成立时参加的国家和地区有77个而得名，后发展到120多个国家与地区。毛泽东非常重视这次会议，因而决定提高中国代表团的规格，并提名邓小平为中国代表团的团长。自1971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席位以来，中国出席联合国会议的最高领导就是外交部长，这显然是很不恰当的，因为联合国并不是部长会议组织。中国还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取得席位后应该很快就派出一个元首或首脑级的人物去联合国亮亮相。当然，这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高傲，而是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无奈。没有合适的人选，不如不派，不如就让风度翩翩的外交部长“乔老爷”──乔冠华在前台活动。

毛泽东对这次大会的重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以此为机会，向世界发表他创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这一理论，突破了传统的“东风西风”、“两个阵营”以意识形态来分析国际形势的观念，着眼于反对霸权，争取和平，团结绝大多数国家，对其后中国的外交和对外开放都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是毛泽东晚年的重要贡献之一。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出席联大，让他代表自己首次向世界发表“三个世界”的理论，的确是对邓小平的一个莫大信任。

尽管毛泽东一言九鼎，但“四人帮”也深知此事重大，因而冒险阻挠起来。周恩来连续几天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此事，都无法确定下来。毛泽东生气了，说：“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还写信给带头阻挠的江青，严厉地说：“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1974年4月6日，邓小平率团出发，赴纽约参加联大。周恩来破例地率领政治局委员和其他负责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4000余人，为邓小平一行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4月10日，邓小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国家领导人健步登上了联合国讲台，发表了以“三个世界”理论为基础的重要演讲。好评如潮，舆论认为邓小平是周恩来“最好的代理人”。

对这次联大之行，有人评说道：“访问纽约对邓来说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国际社会更多地认识了他，二是让他首次看到了现代西方世界的样子。直到1974年前，邓对于非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新闻记者一直是个相当模糊的人物。有几个美国军人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战后结识过邓。其中一个海军陆战队军官叫伊文思·卡尔逊，他曾撰文热情地介绍邓的情况，赞扬邓思维敏捷、机警。但是邓在当总书记期间，同他见面的只是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盟友。50年代和60年代访问过中国的西方记者虽然写了很多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书籍，但书中提到的邓的部分却很少。……（纽约）这次肯定引起了他特别的注意。他20年代初在巴黎的经历或50年代、60年代的莫斯科之行，都比不上他在纽约看到的摩天大楼以及这座城市的繁荣与紧张的生活节奏。在曼哈顿的四天，肯定使他觉得比读什么都更有说服力，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路途是多么遥远。”

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的基辛格于4月14日设宴招待了邓小平，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此后十多年中，基辛格成了邓小平会见得最多的外国政治人物之一。基辛格后来说：“说实话，我那时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所以我们那时认为他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名顾问，甚至不知道他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但他处理事情的果断能力以及对事物的洞察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7年9月，基辛格在访问中国大约是第八次与邓小平会谈时还深有感慨地对邓小平说：“当你第一次率领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时，美国专家都在猜测：邓小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现在我们都十分清楚了。每次见到你时，你前一次谈到要做的事情都做到了。”

回国途中，邓小平路过法国，重游阔别48年的旧地。在巴黎，邓小平喝了过去爱喝的小咖啡馆的咖啡，吃了过去爱吃的羊角面包，还买了200个带回分送留法时期的老战友。他还托人寻找位于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一个旧址，没有找到，他又亲自坐车在这个广场附近兜了两圈，还是没找到。他不停地往窗外看，感慨地说：“样子变了。以前总理、富春和我们几个，常常到对面的一个小咖啡馆喝咖啡。”

4月19日，邓小平回国。周恩来在请示毛泽东后，又以“同欢送时一样”的热烈场面，欢迎邓小平载誉归来。

此后，全世界关注中国的人都知道邓小平是谁了。

1974年5月11日，毛泽东在书房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周恩来、王洪文、邓小平在座。从此，邓小平频频出现在毛泽东书房，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

1975年4月18日，金日成访华，邓小平到火车站迎接，同金日成一同走下列车，向热烈欢迎金日成的各界群众挥手致意。随即又陪同金日成去中南海会见毛泽东。会谈中，毛泽东说：“我不谈政治，由他来跟你谈，此人叫邓小平。”

“我们很早就认识了，他做过很多工作，是老朋友、老同志了。”

毛泽东又指着邓小平说：“他会打仗。”

金日成同志马上补充说：“不但会打仗，而且会做政治工作，进行思想斗争。”

“还会反修正主义。”毛继续说。

金日成说他与邓小平十年没见面了。毛说：“红卫兵整他，现在没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我们要他！”金日成立即表示：“很好，我们欢迎。”

毛再次明确交代说：“今后有事，你就找小平谈。”

1975年5月12日到17日，邓小平作为1964年中法建交以来的第一位中国国家领导人正式访问了法国。法国方面以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待遇热烈而隆重地欢迎了邓小平。法国总统德斯坦亲切地对邓小平说：“希望你的这次法国之行能唤起您对法兰西的回忆。”在当时什么都会指控为“崇洋媚外”的政治气氛下，邓小平当然不可能像后来访日访美那样自如。但他还是说不少机智得体而又不那么“官方”的话，其中的一句是：“欧洲和亚洲实际上是一个大陆，你们在西边，我们在东边，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因素比人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1975年10月，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访华，邓小平负责接待和主持会谈。这是一个大型的访华团，成员中除总理外，还有两名内阁成员、三名国务部长和秘书、两名大型企业的董事长、两位重要的工会领导人、两位教授和作家。在正式会谈中，双方就欧洲政策、欧安会、美欧关系、西欧合作、欧洲的东方政策和德国的统一问题以及世界经济进行了广泛的会谈，时间整整持续了110分钟。施密特等对邓小平的才华感到吃惊，因为他不但“几乎无所不知”，各种问题都能谈，而且是一个“有时可以毫不客气地批驳一个不全神贯注的离开话题和思想开小差的谈判对手”。特别让施密特一行感兴趣的是，邓小平在聊天时，还感谢联邦德国不顾国际足联的限制，派足球队访问中国。并说，我们足球水平低，主要请你们来帮助。像绝大多数德国男人一样，施密特也是足球爱好者，有了这种共同爱好，会谈起来就更有劲了。德国报纸在发表报道时评论说：“联邦总理按理应当喜欢这位已70高龄，看起来并不引人注目、然而确是很有权威的人。”施密特说：“不错，我从一开始就喜欢邓小平。”

一个现代国家的领袖人物，国际社会欢不欢迎，尊不尊重，并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尤其是如此。当然，并不一定要“一开始就喜欢”。

当基辛格1975年10月第八次访问中国时，很可能并不喜欢邓小平，只是开始真正知道邓小平是谁，是一个什么人。因为与往常不一样，此次同他进行主谈的不是周恩来，而是邓小平，他在两天内与邓小平进行了三次长时间的会谈。

就像当时的报道通常用“坦诚”来形容中国领导人与西方国家的领导人所进行的会谈一样，这三次会谈也是“坦诚”的，世界著名的外交家基辛格不时被他认为“外交事务还知之不多”的邓小平逼得很难堪。这使这位老练的国际关系专家和著名政治家、外交家也像当年的赫鲁晓夫一样，感到这个小个子真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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