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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理想与希望
书名： 邓小平卓越智慧 作者： 刘强伦、汪太理 本章字数： 18285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58

1989年11月9日，时年85岁的邓小平退休，午餐时，家人喜气洋洋，讨论着如何庆祝。邓小平感慨地说：“退休以后，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生活得更加简单一些，可以上街走走，到处参观一下。”大孙女眠眠笑着说：“爷爷真是理想主义!”

理想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正在悄悄离我们而去，只是时代不同，个人的境况不同，理想的内容而有所不同。

人，总得要有一点理想，有理想才有希望!

一、一个石头打的乌龟会有那么大的本事

邓小平无疑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因为他设计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时代、一个国家，这个时代，这个国家因为邓小平而熠熠生辉。

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其成功的奥秘，将是 人们永远探求的丰富矿藏。他的起点在哪里?

诚如鲁迅所说，天才诞生后的第一声啼哭决不会是一首诗。所以1904年7月12日出生于四川广安的邓小平，也如其女儿邓榕说的，只是那年诞生的千千万万个婴儿中的一个，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邓小平后来成了著名人物，所以他们家的一些亲戚和乡邻便传说他出生时曾经出现过什么吉兆，邓榕称都是一些无稽的编造。

那么少年时代呢?邓榕说他父亲邓小平，青少年时代也过得十分平常。确实是一句体现小平风格的大实话。然而，稽诸传说，仍然可以看出邓小平既平常又不平常的成就大业的一些蛛丝马迹，所谓平常，这样的故事，在许多少年身上并不难看到；所谓不平常，我们以历史的眼光透视邓小平，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一辈子一些一以贯之的东西，在少年时代便初露端倪。这些故事的出现看似偶然，其实并非偶然。

离邓小平家里不远的地方有两块神道碑，当地乡民对此很是敬畏。碑是清朝嘉庆年间朝廷为表彰两名广安籍高官邓时敏和郑人庆的功绩所立。石碑高3米，宽1米多，碑座是两个巨大的石乌龟。乡民传说邓时敏是神仙下凡来人间主持正义，惩恶扬善的。他们自然视石碑为神物。受大人的影响，很多小孩都不敢在其上玩耍。有一次邓小平对小伙伴说：“我们爬到乌龟背上去玩好不好?”小伙伴哪里敢?他们搬出大人的话说：“得罪了神爷，家里要遭大难。”“一个石头打的乌龟会有那么大的本事?”邓小平就是不信，他爬上乌龟的脑袋上，手舞足蹈，还喊其他同伴一起上去玩。别的小孩心存畏惧，喊他下来，告诉他，不下来要惹祸的，还说，“你惹了祸，我们也跑不脱!”邓小平不仅不为所动，反而从乌龟脑袋上又爬到乌龟背上去了，还说：“惹祸就惹祸，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大本事?”久而久之，孩子们看到邓小平并未遭上难，惹上祸，也就都爬上乌龟背上去玩了。

在邓小平幼小的心灵上是不信有神灵存在的。

11岁时，邓小平从协兴乡小学堂插班到广安县立高等小学读书。不久，班上就发生一件轰动全校的奇事。出身于广安一富商家庭的李再标，因为母亲得了重病，他急切寻求救治之法。平常母慈子孝，依依情深。二十四孝图中割股疗亲等封建故事深深影响了他，于是起而仿效，要做出“割肝救母”的孝行来。他用刀子在胸脯上刚划开一个口子，就被发现阻止了。邓小平对李再标的事颇为关切，前去探望。虽然年纪不大，但讲出来的话却入情入理：“你割了肝，就能治好你母亲的病吗?你母亲很爱你，现在又重病在身，你母亲一定会为你的死而伤心，以致命归西天，这样的结果你想过没有?”邓小平还开导李再标说，你也是读新学的学生，要相信科学，今后再也不要做这样不讲科学的蠢事了。你要尽孝心，不如请几天假，回家请大夫给母亲治病，好好照顾母亲几天。李再标信了邓小平的。

我们现在不必深究邓小平在高等小学读的新学是些什么内容。但作为一个年龄尚小的学生，能够以科学的精神开导、启发人，不能不说是颇见少年邓小平风采的一则佳话。想想看，世纪之初的一个僻远的小县城，多少成人，乃至包括读书人为封建迷信或封建伦理道德所蒙昧和毒害，而邓小平却能超拔同龄，标举科学，其识见确有不凡之处。

二、理想从爱国主义升华

1911年以后的中国一刻也没有平静过，革命大潮一波又一波冲击震撼着古老的中国。强烈的冲击波甚至扩散到了邓小平的老家四川广安县的乡村。

1911年夏季，成都、重庆两地掀起了保路运动风潮。四川全境商人罢市、学生罢课。邓小平老家所在乡协兴乡场上的一些店铺也纷纷关门。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全国振奋。川东北的革命党人和一些哥老会成员也举行起义，并于11月22日在广安宣布“大汉蜀北军政府”独立。1915年底，为反对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反袁护国，并向四川进军。随后不久，广安成立“四川北路护国军”，并再次宣布独立。

一系列深刻而巨大的社会震荡，虽然年幼的邓小平尚不能明了其深远的意义和深刻的内涵，但其革命轰轰烈烈，所向无敌的对旧社会的摧毁力量，无疑在其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印痕。以至到了晚年，他仍然记得曾经跟随父亲在军营里住过两个晚上。那还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事。据《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的叙述，邓小平的父亲那时25岁左右，正当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当时四川省内活跃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很可能影响了他，因此，他参加了辛亥革命的武装暴动，当上了类似排长那样的小官，也就是在那个时候，邓小平在他父亲的军营里住了留下毕生回忆的两晚。邓小平之所以记住了，说明这一革命震撼力的巨大。

可以说邓小平那两晚的经历是他感受革命的起点。

1915年夏天，邓小平从协兴小学堂插班到广安县立高等小学读书，直至1918年夏。在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读书的这几年间，邓小平不仅增长了许多新的知识，而且大大扩充了他的视野。毕竟广安县城里有许多敏感的神经与国家大势相通。

1918年夏进入广安县立中学堂读书的邓小平是一个比较成熟和有主见，并逐步形成一些观念的少年了。可以设想，此时的邓小平如果完全沉醉于对新式知识的学习，他以后走的可能是另外一条道路。肯定地说，邓小平此时并不满足于书本知识，他在注视着国内发生的许多重大事情。

远离北京的四川广安，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的五月底便成立了广安学生爱国分会，为响应北京学生运动，组织了游行和罢课。邓小平成了其中的参加者。五四运动中狂飙突起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深地激荡了邓小平的胸怀。他以实际行动呼应了北京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那年，他才15岁。

一个爱国主义者不一定是共产主义者，

但一个共产主义者必定是爱国主义者。

并且，共产主义理想往往是以爱国主义为起点。许多共产主义者的共产主义理想正是从爱国主义升华而产生。

邓小平就是如此。

五四运动的爆发推动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当时四川的成都、重庆都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重要基地。1919年9月邓小平从广安进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并且成为了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同学会的会员。

邓小平进入留法预备学校就投入了认真刻苦的学习，因为要学习法语、中文、数学和工业知识几门课程，学习的任务是很繁重的。而当时在五四运动影响下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四川并未停止。在重庆掀起了以学生为主体的群众性的抵制日货运动。在紧张的学习任务中，年轻的邓小平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救国重任，他时刻在关注国家大事，他被反帝爱国的热情所激励，积极投身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这年11月，重庆警察厅长郑贤书，挪用公款4000多元，将低价购进的信孚洋行的日货80多箱以警察厅名义公开拍卖。这一举动令重庆民众哗然，并立即激起了重庆学生的强烈抗议。他们到重庆卫戍司令部示威请愿，在那儿坚持了两天一夜。回到学校以后，他们把凡有日本商标的东洋货堆在一起焚烧。这次运动迫使郑贤书交出了日货，同时迫使四川当局撤销了郑贤书的警察厅长职务。在重庆乃至全国的抵制日货的运动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种种罪行的强烈愤慨。邓小平是这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帝国主义的侵略，使邓小平义愤难平；群众的爱国热忱，使邓小平心潮澎湃；斗争的结果，使邓小平看到了反抗斗争的巨大力量。年轻的邓小平经过这次运动的洗礼，爱国主义思想已经初步形成。

1920年8月27日，经过一年紧张学习，邓小平等84名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学生，告别了生活一年且在这里受到民主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熏陶的山城重庆，起航东下，然后赴法。此时的邓小平想起了些什么，已是史无记载。但这位16岁的敦实而沉稳少年的内心必如长江翻滚的波涛，肯定是带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对故乡，对亲人的无限眷恋，顺江东去的。船行长江时他肯定领略到了祖国山河的壮美，那咆哮奔腾的激流，那夹江对峙的壁立千仞的群峰，肯定会令他们激奋不已。大好河山已经装入他们心中，因此，他们唱起了“我们是中华好儿男……”的歌曲，雄浑的歌声与澎湃的涛声相和，久久飘荡在长江江面。

船到宜昌后，许多第一次出川的学生兴冲冲地游览宜昌市容。哪知一些同学走进了英租界，受到了盘问和呵责，弄得大家兴趣全无。本来邓小平也打算上岸走走。看到同学受辱而归，便再无心思上岸了。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走走，居然要受外国人的气。这件事给了邓小平等人很深的刺激。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太作威作福了!

9月5日，船抵上海，邓小平一行人在上海短暂停留，等候上海华法教育会代购的赴法船票和办理的护照。在上海停留的几天间，他们看到的情形，使他们产生不出即将出国应有的欢欣，黄浦江航行、停泊着外国的商船、兵舰，五光十色的外国旗帜在桅杆上迎着海风乱舞。在租界，到处见到的是趾高气扬的外国人，他们看到中国人时摆出的是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气。衣衫褴褛的中国人为活计匆匆奔忙……这一切使邓小平对中国的贫弱有了更加深刻的感受和认识。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欺凌，激起了他们爱国强国的坚定信念。是啊，他们告别祖国、亲人，远涉重洋，就是为了祖国的强大呀!

9月11日，邓小平和来自四川、湖南、江苏的90名青年在上海杨树浦登上了法国邮船“盎特莱蓬号”，踏上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征途。

暂别了，祖国，但爱国主义已永驻在邓小平的心中。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风帆将由这颗肥硕的爱国主义种子中生长发育出来。

“盎特莱蓬号”，你可曾想到?你当年负载了一颗其分量将难以估量，其热烈程度难以述评的爱国主义红心。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邓小平的这句话是他一辈子对祖国对人民感情的写照。60多年后，邓小平在纽约对《时代》杂志记者谈话时，曾回忆起当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的原因说：“我们看到中国当时是个弱国，我们要使它强大。我们认为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使它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所以我们去西方学习。”正因为有了强烈的强国理想，才成就了邓小平极不平凡的一生，才使他坚韧不拨地谱写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壮丽篇章。

三、“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的幻想破灭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艰难困苦能将弱者击倒，也能成就意志坚强的丈夫。

卡尔·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中写道：“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原则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善。……人的天性本应如此：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和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到达完美。……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压不倒我们，因为这是为大家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存在下去，永恒地发挥着作用，当我们离开人世之后，高尚的人将在我们的骨灰上洒下热泪。”

马克思写这段话的时候17岁，是他写在中学毕业论文中的。邓小平赴法勤工俭学时是16岁。马克思作人生选择的时候选择了为人类的幸福而献身，邓小平作人生选择时选择的是向西方学习，使受人欺凌的祖国和人民强大起来。虽然内容有所差别，但胸怀都同样宽广，境界都同样崇高。他们都不是从狭隘的个人私欲出发，以谋求个人的幸福作为人生的目的。当然，马克思写这段话的时候，更加理性一些，思想更深刻一些。正因为邓小平有了正确的选择，他也如马克思说的，重担压不倒。心态之苦，筋骨之劳，体肤之饿，他在赴法国勤工俭学期间都经历过，这些都磨砺了他的意志，锻炼了他的思想。

邓小平是1920年10月19日抵达法国马赛的。从上海到马赛航程31000多华里，历时39天。途经香港、西贡、新加坡等亚欧非多个大港口。在30多天的时间里，邓小平领略到了世界的广大，尤其是目睹了亚洲，非洲广大地区被帝国主义瓜分掠夺，人民遭受奴役剥削的惨景，深刻地感受到人世间存在的种种不平。

在西贡，他们看到这个法国殖民地上的安南(越南)人，不仅在身体上要受法国人的奴役，而且在精神上也不断遭受摧残。读书要读法文，着鞋也要纳税。他们感到无比气愤：“既灭人家的文字，又要灭人家的种族，正义在哪里?人道又在哪里?”有一个当时同船的同学在回忆这次航行时的情景时写道：

我们在印度洋碰到了一次大风暴，当时，风暴卷着海水，掀起山峰似的巨浪，四万吨的邮船，一会儿被掀上浪尖，一会儿又落到浪谷当中，白天也刮得天昏地暗，宏大的邮船犹如一叶扁舟，在茫茫的海水中漂泊，真是吓人得很，我们不但一点东西也吃不进，就连黄胆都要吐出来了。这样，我们饱受了三天三夜的风暴袭击，算是幸运的过来了。另一方面则是大开了眼界。邮船到了各地大海港，都要停止两三天，装卸货物。有钱人上岸去进餐厅，买东西，我们穷的就上岸去观光游览，饱阅市容，看博物馆、参观名胜古迹，许多城市尽是高楼大厦，也有许多人是西服革履，但也有不少人是破衣褴衫，沿街乞讨，在有的港口，我曾看到一些穷苦的儿童游泳在船舶周围，向乘客们哀告乞讨。有的客人就将硬币抛入海水中，那些穷孩子们就潜入海水里去把硬币摸上来，客人们以此取乐，孩子们则以此谋生，当时看了，真使人心酸，这使我深深感到，世界上的人同住在一个天空之下，却过着两种大相悬殊的生活，到处都是这样的不平。当然，我当时并不了解这是资本主义、殖民主义造成的。

这位同学的感受可以代表同船赴法的同学的感受。

真正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本质，并进而树立共产主义信仰是在勤工俭学开始以后。

法国当时被视为西方民主制度的典范，向西方学习，法国是具体目标之一。邓小平也是抱着极其美好的愿望到法国的。但勤工俭学的实际却使邓小平看清了法国资本主义的真实状况。

邓小平等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一到法国就陷入了朝不保夕的穷困生活之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1920年下半年起，欧洲繁荣景象不再，一片萧条。在法国，由于处于工业由战时到和平时期转变，其经济结构暴露出严重不适应。工业原材料缺乏，工厂部分或全部停产，一些军工企业关闭，因此失业人数剧增。战后法国政府增加税赋，物价猛涨，法郎贬值，人民生活水平迅速下降，整个法国经济满目凋敝。法国经济的困境，不能不影响到中国勤工俭学学生的生活。到1920年底，在法国1600多名勤工俭学学生中，尚在勤工的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而到冬季，勤工学生中，失掉工作的又占四分之一，也就是说，无工可勤的占十分之八。勤工俭学的学生的生活陷入困顿之中。一些学生只能栖身于巴黎贫民窟。更多的学生，只好到普安特大街39号的华侨协社，在院中搭起一个长四丈宽五尺的布棚暂时安身，布棚下竟然要安顿40多个人。

这些无业学生的生活费只有华法教育会发给的五法郎生活维持费。这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他们的主食经常是清水煮马铃薯。因为节省燃料，马铃薯煮得半生不熟，吃到肚子里不好消化，时间一长，许多学生病倒了。病了更是无钱治病，有的便客死他乡。而华法教育会的一些工作人员对这些学生的处境漠然视之。有人统计过，因为环境恶劣而生病的、病故的、占勤工俭学学生的十分之二。

邓小平是自费勤工俭学的学生，赴法之前，家里给他筹措的经费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但巴黎较外地生活昂贵。因此邓小平在1920年10月底同其他20多个同学来到距巴黎200多公里的卡尔瓦多斯的小城巴耶。进入巴耶市立公学学习，尽管节省，食宿费每月仍需200多法郎。而家里再无力寄钱了。5个月后，邓小平不得不回到巴黎的华法教育会，希望得到资助，找一份工作。不久，他和另外10个人招工进入法国南部克鲁梭钢铁厂。邓小平作的是既学不到任何技术，劳动强度又大的散工。每天在车间打杂，还得早、晚、夜三班轮流。年仅16岁的邓小平运煤，搬运钢板，推煤屑，拉钢条，不能停歇，一天下来，精疲力竭，动弹一下都不愿意。勤工俭学的学生，住在离工厂20里的地方，二十几个人住一间大屋。宿舍设有食堂，早晚在食堂就餐，午餐只能自带面包在工厂吃，渴时就喝点自来水。生活极苦，工资又低，中国学生18岁以上的，固定工资只有12至14法郎，邓小平未满18岁，每天只有10法郎。中国学生上班还得买工作服，每套要二三十法郎。低廉的工资使他们连日常生活都不能支持。邓小平后来回忆，在克鲁梭钢铁厂，作了一个月的苦工，吃不饱，还倒赔了一百多法郎。本来中国学生到工厂做工，是想以勤工而达到俭学的目的。结果却是事与愿违。因此在1921年4月23日，邓小平便离开了克鲁梭钢铁厂。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说：“这近一个月的法国工厂的勤工实践，使父亲初次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黑暗面，亲身体验了劳工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地位。资本家的压榨、工头的辱骂，生活的痛苦，使他本来十分单纯的心里，受到了不小的震撼。”

到这个钢铁厂工作，邓小平还有一个重大的收获就是结识了较他年长的赵世炎、李立三等人。当时赵世炎已经是中共党员，到克鲁梭钢铁厂的目的就是在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中开展工作，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培养革命骨干。赵世炎和李立三在克鲁梭钢铁厂组织了“华工组合书记部”，并陆续成立了华工工会、工人夜校、华工俱乐部、工余读书会等工人团体，还办起了油印刊物《华工周报》。他们还利用节假日到工棚里与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交谈，介绍国内外时事，揭露反动政府对华工和学生的压迫剥削。

尽管当时不到17岁的邓小平或许未引起赵世炎等人的特别重视。但是他们组织的很多活动，他们宣传的思想，肯定对邓小平这个具有深厚爱国思想的青年有很大影响。

从1921年4月离开克鲁梭钢铁厂一直到1922年2月，年幼的邓小平在法国一直没有固定的工作。他多次当临时工，又多次失业，在饭馆当过招待，在火车站、码头运送过货物，搬运过行李，在建筑工地推过砖，搬过瓦，扛过水泥，做过清洁工，清扫过垃圾等等，甚至作过一般由女工来做的制作纸花的工作。本来没有工作，还可得到法国政府每天五六个法郎的生活维持费，后来也被取消了。有时候，邓小平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生活面临着绝境，他的17岁生日也在这种饥寒交迫的困境中度过。邓小平后来认为他个子之所以矮小，是与青年时代在法国经常吃不饱有关。

所有这些离乡背井，远涉重洋，满抱希望而来的勤工俭学学生，已经从美好幻想的天堂跌进了残酷现实的地狱。

邓小平后来回忆说： “一到法国，听先到法国的勤工俭学学生的介绍，知道那时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两年，所需劳动力已不似大战期间(即创办勤工俭学期间)那样紧迫，找工作已不太容易，工资也不高，用勤工方法来俭学，已不可能。随着我们自己的切身体验，也证明了确是这样，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呢?于是，那些‘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等幻想，变成了泡影。”

尽管来到法国最初的生活是这般艰苦，以至几十年以后邓小平曾向杨尚昆谈起他在法国的生活时说：“每当我能买得起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时我总是感到很高兴。”尽管赴法的目的是求学，但因为经济上的原因，邓小平一直未能进入法国的一个正规学校进行长时间的正规的学习。但是邓小平终其一生都没有对他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有半点后悔。

邓小平坚强的意志在法国得到了反复的磨炼。

邓小平广阔的眼光在赴法时开始形成。

四、把一切都交给党了

我发现了最崇高的东西，

并领略了其中的奥秘，

因此我将和神一样巨大，

当像神那样披上晦暗的外衣。

在波涛翻滚的思想海洋上，

我曾长期漂流寻觅。

终于找到了真正的语言，

我把它紧紧抓在手里。

用马克思青年时代写的一首诗来形容邓小平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的情形，是很恰当的。邓小平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总结他自己的经历时写道：“生活的痛苦，资本家的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的或间接的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最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略有感觉，然以生活浪漫之故，不能有个深刻的觉悟。其后，一方面接受了一点关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知识，一方面又受了已觉悟分子的宣传，同时加上切身已受的痛苦，于是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思潮广为流行。当时到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中有很多到法国就积极地在华工以及勤工俭学的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共产主义理想，传播阶级斗争学说，通过各种方式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在赴法勤工俭学的人中有一大批成了享誉中外的革命家：周恩来、赵世炎、李立三、蔡和森、蔡畅、陈毅、聂荣臻、李维汉、李富春、王若飞、向警予等等。有些人在法国就已接受了共产主义信仰，有的还是职业的革命家，是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影响了邓小平等一大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使他们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蔡畅、蔡和森等都是当时的先进分子。

周恩来是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杰出领导人。他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就是天津学生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天津著名的进步学生组织“觉悟社”就是他组织的。周恩来1920年11月赴欧洲勤工俭学，先到法国停留半个月，又到英国准备求学未成，当时正值声势浩大的英国工人罢工席卷英伦三岛，他对英国工人运动进行了认真考察。1921年2月，周恩来来到法国，一边学习法文，一边进行社会调查，同时靠给报社撰写稿件和翻译文章维持生活学习费用。在当时法国流行的各种思潮中，周恩来坚定地选择了共产主义信念。1921年经张申府和刘清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织之一——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张申府在国内曾参与李大钊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陈独秀和李大钊委托张申府建立海外组织。同年6月，周恩来领导勤工俭学学生反对中国政府向法国政府借款购买军火的斗争，从此走上革命斗争的领导岗位。“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后，他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宣传。1923年2月，“旅欧少年中国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周恩来被选为书记。旅法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中的共产主义事业，是由他和他的同事们开创的，许许多多的革命青年，在他的领导、引导和榜样作用影响下，确立共产主义理想，学习斗争艺术。

赵世炎，1901年出生于四川，中学期间，参加过1919年在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中学毕业不久，即参加了李大钊等人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任学会和会刊的主要负责人。后又主办《工读》半月刊。到法国后，赵世炎曾在几个工厂做工，也经历过失业的困苦，在国内的经历和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使他迅速接受马克思主义。他和李立三在勤工俭学和华工比较集中的克鲁梭发起组织了一个“劳动学会”，致力于将勤工俭学运动进行到底及对理想和真理的探求。赵世炎、李立三等人还和蔡和森等人一起，领导了争取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到法国里昂大学入学的运动。赵世炎是筹建留法勤工俭学共产主义团体的领导人之一。他在国内时，就与陈独秀、李大钊有许多接触。1921年3月，他与周恩来等人联系，成为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五个成员之一。1922年，领导筹建留法勤工俭学共产主义组织，任“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

蔡和森，湖南人。1918年毛泽东同他组织了“新民学会”，新民学会的会员，“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他们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己任。1920年他来到法国，住在蒙达尼公学，他没有上课，却“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小册子，深入探讨真理，研究中国革命的目标和道路问题。他领导了巴黎近郊赴法中国学生为解决失学、失业的生存危机向法国当局的请愿示威斗争，参加领导了进军里昂中法大学入学的运动。

李维汉，湖南长沙人，是以毛泽东为领导者的湖南“新民学会”的会员，同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一起赴法。到法国后，探求真理，积极参加学生的革命活动。“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以后，他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李富春、蔡畅，湖南人，同为新民学会会员，是赴法学生革命活动的积极分子。

这些人在出国前都经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或直接或间接受到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树立了革命的志向，到欧洲后，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陶，接受了共产主义信仰。他们与国内的共产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频频联系，沟通信息，交流思想，切磋革命的指导思想，组织等问题。他们比当时年轻的邓小平，无疑要成熟得多。

邓小平在接触他们的过程中，不仅受到他们革命热情的感染，还如饥似渴地吸收他们传播的革命思想。正因为如此，与其他人经过痛苦的思索和探求，经过对各种思潮的辨别和选择后才信仰共产主义不同，邓小平是在单纯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资本主义罪恶有了基本认识的基础上直接接受共产主义的。他自己说：“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侵入，一直就是相信共产主义的。”

在赵世炎的影响和帮助下，邓小平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书，并经常翻阅国内的一些革命报刊如《新青年》、《向导》等。其中《向导》周报上许多文章涉及中国现实的政治问题，对军阀混战和各色各样的政治主张分别作了深刻的剖析。很多问题曾经困扰着年轻的邓小平，看了这些文章他豁然开朗。他的思想从茫然和困惑中走出，出现了质的飞跃。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统治之下，青年学生要通过“勤工”达到“俭学”的目的是不可能的。要真正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使受人凌辱的国家和人民强盛起来，只有按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向俄国学习，实行社会主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已经成为勤工俭学学生中的先进分子。

从1921年底开始，赵世炎、周恩来便积极致力于勤工俭学学生中先进分子的团结工作，并筹备建立旅欧青年的共产主义组织。在他们的精心筹划下，1922年6月诞生了旅欧青年共产主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举产生了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1922年夏秋之际，邓小平由肖朴生，汪泽楷介绍，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次年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邓小平开始了崭新的政治生命。

邓小平加入团组织后，思想觉悟很快提高，精神面貌也为之一新。他在1922年初刚到哈金森工厂时，还是个活泼甚至有点调皮的大孩子，而入团以后，则成熟了许多。当年一个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吴琪回忆：“我所接触的同学中，年纪最轻的也算邓小平同志。1922年下半年，我在巴黎郊区皮浪哥饭店见到他的时候，他还不到20岁。他年纪虽轻，却很老练，才气横溢，身体强壮，精神饱满，说话爽直，声音洪亮，铿锵有力。时过半个多世纪，但这一切仍印在我的脑海中。”

旅欧团组织的基本任务和活动内容是共产主义理论的学习。为此，设立了共产主义研究会，下设分会和小组，还编辑出版了《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交流学习体会；编写了《共产主义教程》，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这些优秀分子还经常聚集在一起，对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这群共产主义的信仰者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他们还要为生计奔忙，生活非常艰苦，学习的时间也不充裕。

加入了旅欧团组织之后的邓小平，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努力学习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真理，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理论水平迅速提高，革命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迅速增强。

邓小平一生经历过多次严峻的斗争，经历过多次惊天动地的政治风浪，不论在什么困难的境况下，他都以其大智大勇坦然面对，安然渡过，其精神力量来自何处?来自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当他领略了马克思主义的奥秘以后，他就“紧紧地抓在手里”，一刻也没有松开。

邓小平加入团组织以后，也像马克思在一首诗中所写：

……

我再不能安静地生活，

心灵已被紧紧扼住，

我再不能悠闲度日，

要狂飚似地向前突奔。

因此我要勇往直前，

永不停止，永不偷闲，

切莫抑郁苦闷，沉默不语，

无所希求，无所事事!

切莫顾虑重重，

徘徊不前忧心忡忡，

因为我们还有：

渴望、希望和作为。

邓小平曾感慨地说：“那个时候加入共产党就不容易。在那个时代，加入共产党是多大的事呀!真正叫做把一切交给党了，什么东西都交了!”

五、活跃的共产主义分子

很多人在革命的大潮中都接受了共产主义信仰，其中不少人在革命处于低潮，生命处于危险时便背离了共产主义理想，也有的人经受不住革命的艰难困苦，经受不住各种诱惑而放弃共产主义理想。真正能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人要经过血与火的千锤百炼。

邓小平接受共产主义信仰以后，不是沉溺于对马克思主义纯学理的研究，他曾经说：“我读的书并不多。”他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要方法是实践和斗争。

1922年旅欧青年团组织成立以后，周恩来主持宣传工作，为了教育团结广大勤工俭学学生，主持创办了理论刊物《少年》。《少年》共出13期，它的主要任务是“传播共产主义学理”，因此，上面摘译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刊登共产国际，少共国际的有关文件和消息，还刊登普及共产主义基本知识，如共产党的性质、作用，宣传建党建团意义的文章，有的文章还批判国内胡适等人鼓吹的改良主义论调，从而论述中国必须以革命的手段，实行社会主义。

邓小平认真阅读《少年》上的文章。通过学习，他明确了中国革命应该走哪条道路，党在革命斗争中还处于何种地位，应起何种作用。通过学习，他迫切希望投身到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去。

高举自由的旗帜我们远航出海，

把祸患连同锁链鞭子一起掩埋!

水手们毋须被监视，

他们都恪守自己的职责。

人们说我们拿命运赌博，

让他们嘲笑和议论灾难吧!

哥伦布当初虽遭到耻笑，

但毫不畏惧地打开了通向新世界之路。

新的战斗正在彼岸召唤，

一定有人与我们在战火中同行，

征途上注定会有艰险，

我们将忠于自己勇往直前。

正如马克思在这首《告别》诗所写的，新的战斗在召唤着邓小平，他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朝着共产主义目标扬起风帆。

为了适应国内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兴起的新形势，1924年2月《少年》改为《赤光》。《赤光》比《少年》更着重于对国内革命问题的研究，着重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压迫中国的黑暗事实，阐述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方针和任务，推动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赤光》出版迅速灵活，印刷数量、发行范围和影响比《少年》要大得多。

《赤光》杂志第一期发表的宣言指出，“我们不但要评论中国时事，且更愿为大家指出他的乱源所在和他的解脱之方，我们现愿诚恳而忠实的给大家指示出救国的唯一道路和其他转弯抹角迂拘而不可能的途径。总之，我们所认定的唯一目标便是：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

周恩来、李富春、肖朴生、任卓宣、邓小平（当时用邓希贤这个名字，有时用化名）等都在《赤光》上撰写文章。周恩来一个人就写了近40篇。

邓小平在《赤光》杂志创刊后不久，就到了《赤光》杂志编辑部，成了周恩来手下最年轻的成员。邓小平的工作是负责《赤光》的刻写和印刷。那时他还得白天做工，下工后立即赶到《赤光》编辑部，在戈德鲁瓦街17号周恩来那间狭小的房间，周恩来将修改好的稿件交给他，邓小平一笔一画地刻写在蜡纸上，然后用一台简陋的印刷机印出，然后装订成册。周恩来那时已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在这里经常召开会议，很多时候晚上也开会。但《赤光》还须按时印出。常常是散会或等客人走了以后，周恩来才能撰写文章，修改文稿。每当这时，邓小平总是耐心地在旁边等待，出来一篇，邓小平就刻写一篇，有时两人通宵达旦，有时工作到深夜，邓小平就打地铺和周恩来住在一起。此时的周恩来虽然只有26岁，却是一个成熟、老练、稳重，极具领导才干的革命领导者了。他那坚定的信仰，那对问题清晰正确的分析和把握，那文雅的谈吐，那亲切的风度都深深吸引了邓小平，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他学到了很多很多。

邓小平以周恩来为榜样，认真工作，吃苦耐劳，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他的共产主义信仰在实际工作的锻炼中更坚定了。

1924年下半年，由于国内国民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周恩来等急需回国，邓小平开始担负《赤光》的编辑工作。这时的邓小平已转入中国共产党。他已像周恩来一样，挥笔撰文，批判帝国主义及形形色色的反动政治理论。

在旅欧留学生中，有一个以曾琦、李璜为首的中国青年党。他们以法国为中心，以《先声周报》为阵地，大肆标榜“国家至上”，否定阶级斗争，并攻击中国共产党联合苏俄和国际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正确主张“无异于吴三桂的故伎”。他们还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大肆诋毁和非难，破坏国共合作，反对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

周恩来等人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驳“国家主义派”理论上的荒谬，政治上的反动。使曾琦，李璜等的气焰，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因为“国家主义派”在旅法华人和留学生中还有一定的市场，所以他们并不甘心，又以一副极左的面目出现，并想采取欺骗的方法继续蒙蔽一些人，所以继续对“国家主义派”进行斗争，便是团结旅法华人和留学生的一项重要工作。邓小平积极投入了斗争，他以邓希贤的本名和化名写了多篇文章。其中《请看反革命的青年党人之大肆其捏造》和《请看〈先声周报〉之第四批造谣新闻》两篇文章就揭穿了青年党自命爱国的欺骗伎俩。

邓小平在文章中写道，自命为肩负救国重任并以旅法华人领袖自居的青年党，他们标榜爱国所主持的“国庆纪念会”，是一番什么景象呢?是“‘音乐悠扬’地‘奏乐’，‘肖妙之至’地‘扮演’，‘体态活泼’地‘跳舞’，他们偏说是旅法华人的国庆纪念会。请看这是何其捏造!何其的欺骗!”邓小平还指出：“国家主义派”惯于利用他们的《先声周报》捏造新闻，欺骗读者。所以邓小平特别提醒那些“为看新闻而读《先声周报》的人，应知反革命派就在迎合你的需要，捏造新闻来欺骗你们呢!”除了揭露青年党的丑陋行径之外，他还批判了青年党所谓关于苏俄调军边境压迫中国的无耻造谣。为了使人们认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邓小平在《赤光》上发表了一篇《请看国际帝国主义之阴谋》的文章。当时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准备联合借款给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最近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阴谋!其实中国有四国银行团到新银行团之包办借款，关税，盐税之外人管理，铁路航路之利权丧失……早已在比统治国道威斯计划还十分厉害的道威斯计划中了。现在它还要用新的道威斯计划来统治中国，这简直是要把穷乡僻壤都殖民地化!这简直是要想收尽全中国人民的最后一滴血!全中国人民反抗起来啊!打倒国际帝国主义!”

邓小平的这些文章言辞泼辣，战斗性强，以事实说话，不空洞论理，篇幅短小，特别富于激情，爱国主义情怀和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立场洋溢其间。当然，客观地说，这些文章没有多深的理论性，须知作者是一个刚刚满20岁不久的青年!但他敏锐的思想，敢于斗争的风格已经显现出来了。他在斗争中感受到了同敌人斗争后的痛快。提高了他辨别一些政治学说的能力，提高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他认识到所谓“国家主义”，所谓“无政府主义”都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能够切实解决中国问题的，唯有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我在《赤光》上写了不少文章，用好几个名字发表。那些文章根本说不上思想，只不过是要国民革命，同国民党右派斗争，同曾琦、李璜他们斗争!”

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很多旅欧党团员被抽调回国参加国内革命实际工作，有的被派往苏联去学习。到了1925年，邓小平，这个21岁的矮个子青年，成为了旅欧党团的领导人之一，他以全部心血致力于他所信仰的事业。

我们看看邓小平参加的许多工作。

1925年上半年，他受中国旅欧支部的委派到里昂，担任里昂区党的特派员，负责领导里昂地区的党团和华工运动。

1925年6月，旅欧党团在巴黎组织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运动，声援国内的工人运动，声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发表“告示威华人”书，这是由邓小平刻印的。上面写着“……我们相信一切推翻帝国主义的工作，比什么都神圣。被压迫民族解放的起点，全人类解放的起点关键就是：推翻帝国主义!”旅法华人的声援五卅运动的群众运动震动了整个欧洲。因此法国政府逮捕了20多名参与组织的领导人。旅欧支部的部分负责人被捕以后，党团支部的工作受到很大破坏，在一部分同志的催促下，邓小平便从里昂“决然辞工到巴黎为团体努力工作了”。

回到巴黎，邓小平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临时执行委员。

1925年10月24日，邓小平以中共旅欧负责人的身份主持了一次秘密会议，会议讨论了“重建旅欧中共党的组织的必要性”。研究加强组织力量，以继续推进各项工作的问题。

1926年1月3日，在旅法华人援助上海反帝爱国运动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演说。这次演说表明了他对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了解和对国际局势的把握。因为他主张应努力促进并支持冯玉祥将军与苏联和解，建立良好关系，以大力推进反对国内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他还特别强调，应“团结苏联政府共同开展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

中共旅欧支部和青年团的频繁活动，引起了法国政府的高度注意，邓小平更是法国警方特别关注的对象，他们到处搜集情报，搜查他们的住所。

在《我的父亲邓小平》里披露的当时法国警察的情报档案里有这样的记载：

“他们中的一个人叫邓希贤。……他作为共产党积极分子代表出席会议，在中国共产党人所组织的各种会议上似乎都发了言，特别主张亲近苏联政府。”

“此外，邓希贤还拥有许多共产党的小册子和报纸，并收到过许多寄自中国和苏联的来信。”

“有两个中国同胞与邓希贤住在一起，好像他们也都赞成邓希贤的政治观点。”

“名叫邓希贤，傅钟和Ping Suen Yang的三个人在这个房间里一直住到本月7日。他们昨天突然离去，而住在朱勒费里街8号名叫Mon Fi Fian和Tchen Kouy的人，也同时匆匆离去。这些中国人看来是活跃的共产主义分子。”

法国警方的判断并没有错，邓小平等人确实是活跃的共产主义分子。岂止是“活跃”，邓小平已经是一位年轻而出色的政治家，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实际工作中刻苦学习共产主义理论，确立了世界观，在实际斗争中坚定自己的信仰，增长领导才干。因此，中共旅莫支部指派他赴莫斯科学习。

他信仰共产主义的步子迈得那样坚实。

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甫一投入，就是那样忠诚!

六、莫斯科岁月

“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

“我感觉到我对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

“所以，我能留俄一天，我便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

“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

这是邓小平在莫斯科写的自传中的一些内容。在这些话中，我们看到邓小平——这个年仅22岁的共产党员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强决心。同时也可以看到他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迫切要求。因为他深知要提高自己的能力，避免错误的最好途径便是深入研究共产主义。

邓小平在留法的几年时间里，曾经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通过一些中国国内和法国、苏联的报刊接触到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旅法青年团小组每周都要组织一次学习讨论。但所有这些学习都不够系统和深入。也正因为这样，邓小平深深感到自己的理论功底不扎实。

而学习的机会，党组织适时地给予了他。

他从法国巴黎来到了当时人们向往的革命圣地——莫斯科——这个共产国际所在地和世界革命的大本营。进入了莫斯科中山大学。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全称是“中国孙中山劳动大学。”这所学校是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为了纪念孙中山这位为联俄、联共作出了突出贡献的一代伟人而创立的、帮助中国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它创办于1925年9月。这是一所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干部学校。由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形势迅速发展，国共两党都深感革命干部力量不足，所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都对创办莫斯科中山大学给予大力支持和协助。国共两党都迅速选派了一批党团员和优秀青年到这所学校学习。

邓小平到这所学校来学习之前的几年留法勤工俭学的时间，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确立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深入系统地研究共产主义理论。

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必修课为：经济学、历史、现代世界观问题、俄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语言学。具体的课程有：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通史、社会发展史、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学习《资本论》）、经济地理学、列宁主义（主要学习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此外还必须学好俄语。当时邓小平感到最困难压力最大的是语言关。所以邓小平每周6天，每天4小时刻苦学习俄语。

学校有时还请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斯大林、布哈林、托洛茨基等来校作报告和讲演。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蔡和森也到学校来看望，向他们介绍国内革命形势，同大家座谈。

苏联党和政府也为中山大学的学生提供了很好的学习生活条件，这与邓小平在法国那种居无定所，衣食难保，参加革命活动还被警察监视的情况有了天壤之别。邓小平利用中山大学优越的学习条件专心致志地学习，课堂上认真听讲、思索，课后阅读大量的书籍。通过学习，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头脑更加充实，信仰愈益坚定。为信仰而斗争，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成了他的天职。

因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来自国共两党，因此在信仰、阶级立场、政治见解上有相当大的差异，在很多问题上往往有争论乃至斗争。在邓小平所在的第七组，集中了国共两党的一批骨干人物。中共方面有邓小平、傅钟、李卓然等人，国民党方面则有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还有汪精卫的侄儿和秘书。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尖子人物都在一个班组。这个班国共双方的理论水平都较其他班高。当时国共合作过程中的恩恩怨怨，曲曲折折，必然会反映到中山大学国共两党的学生中来。双方又都站在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上，忠于各自的政治信仰。国民党中新老右派分裂，破坏国共合作的顽固立场，也成为中山大学学生中一部分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思想。因此同这些代表国民党右派观点的人的斗争便是势所必然。

第七小组国共党员在理论上的主要争论是如何理解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问题。新三民主义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实行合作的政治基础。但它与共产主义依然存在着原则上的不同，因为三民主义的奋斗目标是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而共产主义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而后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行人人平等，共同富裕，各尽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山大学的国民党右派故意混淆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区别。本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要完成的是民主革命的任务，但国民党右派硬要说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要完成社会主义的任务。意在破坏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并把责任推到共产党人身上。

这是大是大非之争，

也是正义之争，信仰之争。

对于邓小平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得如何，这是一场活生生的考试。

邓小平以其在中山大学系统学习的共产主义理论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邓小平等人利用墙报发表有说服力的文章，摆事实讲道理，既论述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应该巩固的基础，也阐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同时也毫不隐讳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在各种各样的会议上，他们还进行公开的论战，义正辞严地指出他们分裂国共合作的企图，批评他们有损国共合作的错误言论行动。系统学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邓小平运用得非常出色。他的批驳带有很强的理论色彩，推理严密，作风泼辣，语言简洁有力，他又有出色的论辩口才，常常能切中要害，把对方驳得理屈词穷。因为他论辩的火力很猛。故在同学们中有“小钢炮”之称。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内中共党支部的一份党小组对党员的鉴定中，记载了邓小平的一些情况。

文中冒号前是党支部对党员的考察范围，冒号后是党员的现实表现。

“一切行动是否合于党员的身份：一切行动合于党员的身份，无非党的倾向。”

“守纪律否：守纪律”。

“对于党的实际问题及其他一般政治问题的了解和兴趣如何，在组会中是否积极的或是消极的提议各种问题讨论：对党中的纪律问题甚为注意，对一般政治问题亦很关心且有相当的认识，在组会中亦能积极参加讨论各科政治问题，且能激动同志讨论各种问题。”

“出席党的大会和组会与否：从无缺席。”

“党指定的工作是否执行：能切实执行。”

“对同学们的关系如何：密切。”

“对功课有无兴趣：很有兴趣。”

“能否为别人的榜样：努力学习可以影响他人。”

“党的进步方面：对党的认识很有进步。无非党的倾向。能在团员中树立党的影响。”

“在国民党中是否消灭党的面目：未。”

“在国民党中是否能实行党的意见：能。”

“做什么工作是最适合的：能作宣传及组织工作。”

从这份党小组的鉴定中，我们对邓小平得出如下印象：学习刻苦认真；严格遵守纪律；对国际国内的政治问题很敏感，并有相当高的分析认识水平；在讨论问题时富于激情，能感染带动他人投入讨论；与同学和睦相处，关系密切；对马克思主义等课程保持浓厚的学习热情；能站稳共产党员的立场，在与国民党员相处时切实执行党的指示；有较强的宣传组织工作能力；在同学中发挥了带头作用。

总之，这是一个有较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仍在不懈追求的出色的年轻共产党人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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