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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降服政敌术02
书名： 蒋介石成败录 作者： 徐骏华 本章字数： 13125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56

冯玉祥抗战的义举虽然受到蒋介石的阻挠，但是得到全国各爱国团体和广大民众的拥护支持，也得到许多爱国官兵的响应。抗日同盟军迅速扩大，除冯玉祥的原２９军教导团和方振武组织的抗日救国军外，还有从东北和热河退到察哈尔省的义勇军、防守长城各口的爱国军队，原西北军旧部、察哈尔省地方武装；北平、天津、太原等地的爱国学生也成批赶来参加同盟军，这支抗日队伍很快发展到８万人以上。

１９３３年６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同盟军为“革命军民之联合战线”，以外抗暴日、内除国贼为宗旨，否认一切卖国协定，反对任何方式的妥协，决心以武力收复失地。同盟军还规定政纲为取消苛捐杂税，改善工人、农民、贫民、士兵的生活，释放因爱国而被拘禁的政治犯，保障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和武装的自由等。

随后，冯玉祥公布了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的组成人员和编制序列，总司令为冯玉祥，总参谋长为邱山宁。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指挥，率军收复察东各地。

抗日同盟军的成立，使全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为之振奋。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肖佛成、邓泽如、李宗仁、邹鲁等联名通电，对冯玉祥“决领抗日之师，誓还我河山”的壮举，表示坚决支持，并充当“后盾”。全国各界的支持，进一步激起抗日同盟军将士的抗战热情。他们表示，要在冯公的领导下，誓以满腔热血洒疆场，保我山河，复我失地。

６月下旬至７月初，抗日同盟军出征连战告捷，先后收复康保、宝昌等地，继又与敌血战５昼夜，收复了军事重镇多伦（今包头），收复了察省全部失地，全国人民大为振奋。冯玉祥提出，愿“自率十万饥疲之士，进而为规复四省之谋”；并于７月２７日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自任委员长。

抗日同盟军成立后初战告捷，使得蒋介石感到恐惧与仇恨。这是因为，第一，他认为，抗日同盟军抗战，贻误既定的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贯彻。第二，担心冯玉祥另立军队和政府，借助抗日同盟军，在察哈尔割地自雄，东山再起，动摇蒋介石的统治地位。第三，担心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影响他的“剿共”计划。在他的指使下，诬蔑、辱骂冯玉祥的舆论四起。

蒋介石为了搞垮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双管齐下”：

首先，采用武力镇压。早在抗日同盟军进军察东之时，蒋介石就命令何应钦“速筹军事之彻底解决办法”。７月，何下令国民党军队向察省推进，入察军队达１６个师，共１５万人，威逼冯玉祥取消同盟军，停止抗日。日军与何应钦的部署相默契，两个旅的日军和伪军共２万余人，向察哈尔边境移动，准备进攻多伦等地。

为了切断抗日同盟军的物资来源，国民党政府以贪污罪将曾给冯玉祥捐款接济的朱庆澜调回南京办理交代；调集大量军队封锁察省对外交通，使张家口等地的粮食、弹药接济断绝。

在日蒋进逼，战争处于一触即发之际，冯玉祥立即通电全国和西南当局，说明因抗日而“获罪于政府”，请各方主持正义。这个呼吁立即得到全国各方的响应。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电请北方各省当局各将领，“均应仗义执言，解此纠纷”，并劝进攻同盟军的国民党军队将领，“应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意为向背，不宜为个人所为，为乱命的操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李济深、陈铭枢、陈济棠、白崇禧等，以强硬的态度致电国民党中央与政府，指责当局派重兵入察。天津《民风报》在社评中指出：蒋介石“倒行逆施，谋以武力解决冯玉祥之抗日力量，则其卖国罪恶更浮于吴三桂多倍。”

在各方面的舆论和西南实力派的压力下，蒋介石、汪精卫未敢立即言战，但仍坚持其取消政策。蒋汪发出通告，继续对冯玉祥进行造谣诬蔑，并提出最后通牒四项条件，逼迫冯接受。冯玉祥向全国发出呼吁，陈述兴师以来抗日经过，驳斥所谓“抗命”、“割据”、“赤化”等诬蔑。指出：“虽胜虽不足言功，但胜亦何至获罪”，“祥屡次宣言，一则抗日到底，一则枪口决不对内。”同日，他在日记中悲愤地写道：“哀哉，同盟军！抗日何辜？竟而得罪蒋氏政府，致遭腹背之敌，更受轰炸之苦。”

其次，进行分化瓦解。蒋介石派遣蓝衣社特务，利用同盟军内部成分复杂，政治态度不一的弱点，进行分化瓦解。同盟军的将领包刚、冯占海、张人杰、李忠义等先后被收买，魏宗普、邓文先后被暗杀，造成同盟军内部思想混乱和动摇。加上盟友从极“左”的立场，对冯进行指责，使冯玉祥感到苦恼和疑虑。外援也被切断，原来与两广方面约定的接济同盟军的１０万元的计划落空，同盟军内部出现严重分歧。８月，冯玉祥两次召开同盟军负责人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他最后不顾不同意见，决定取消同盟军名义，离开察哈尔出走。他在会上表示，如引起内战，将使日军坐收渔利，希望宋哲元回察，同盟军名义虽不在，但可借宋的掩护，保存一部分力量。

经过顾孟余、黄郛来往于北平、南京、江西交涉，在宋哲元与冯玉祥之间斡旋，８月３日何应钦秉承蒋的旨意，发表解决察事谈话，同意宋哲元返回察哈尔。５日，冯玉祥发电宣布自即日起“忍痛收束军事”。他在日记中写了此举的用意，写道：这次离察“一为体谅明轩之苦衷，一为将来重整旗鼓，再作抗日讨贼之计”。冯玉祥抱恨离开张家口，再上泰山隐居。在南京国民党政府的高压和重金收买下，同盟军大部分被宋哲元收编或瓦解，只有方振武、吉鸿昌等人掌握的共１．５万人未受大的波动，他们继续高举同盟军抗日的旗帜。

方掁武、吉鸿昌等人继续坚持抗日的行动，使得蒋介石十分恼火，组织大军进攻。方、吉等人打起“讨贼军”的旗帜，抵抗蒋军的进攻。但在蒋、日、伪军队的四面包围和夹击下，他们虽然英勇抵抗，但寡不敌众，部队伤亡惨重，最后仅剩四五百人，且弹尽粮绝。在此情况下，方掁武、吉鸿昌接受北平慈善团体的调停建议，于１０月１６日下午离开部队。方掁武被迫流亡香港，而吉鸿昌最后被国民党所杀害。名震一时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日、蒋军的夹击下，最后失败。抗日英雄吉鸿昌，不是死在日本人的枪弹下，而是被自己的中央政府军所杀害。

评　析： 冯玉祥将军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高举抗日的旗帜，组织抗日武装，同侵略者进行血战，得到全国各界的支持与声援。而蒋介石反其道而行之，加以镇压，其所作所为与卖国贼没有多大区别。当时天津《民风报》在社评所指出：蒋介石“倒行逆施，谋以武力解决冯玉祥之抗日力量，则其卖国罪恶更浮于吴三桂多倍。”如此的舆论抨击蒋介石镇压武装抗日的行动，并不过分。

蒋介石双管齐下，武力镇压，分化瓦解，搞垮了抗日同盟军，又一次地战胜了他的政坛宿敌冯玉祥。蒋的目的达到了，然而此时的冯玉祥与蒋介石的抗争，同过去与蒋某人抗衡有着根本不同的意义，他组织抗日同盟军是爱国、救国的正义之举，得民心，顺民意，名垂青史。蒋介石在对日本侵略的妥协退让中，摧残抗日力量，日本人为之喝彩，国人嗤之以鼻。尽管蒋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是他在争取民心上却大大失分。

秋后算账，人格担保成戏言

“秋后算账”，本意说的是，到了秋天收获，以后再结账。后来转义到讲处理人际关系上，比喻缺乏大度气量，在处于不利的局面下，即使遭反对或者吃亏也要暂时忍耐，到了事后再寻机对反对自己的一方进行清算处理。蒋介石心胸狭窄，极易记仇，若有人有负于他，或者他怀疑有负于他，事后必寻机报复，进行秋后算账。

事　例：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在对待张学良的问题上，就是“秋后算账”的典型一例。

１９３６年，日本的侵略更加疯狂，中国的抗日救亡怒潮席卷全国。蒋介石在国难当头之际，仍然全力贯彻其“安内”政策，着手调集大军，“围剿”陕北中央红军。１０月，蒋介石亲临西安坐镇，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执行“剿共”计划。

国破家亡，身负骂名的张少帅对于蒋介石打内战阻止人民抗日救亡的行为气愤至极。他趁在洛阳向蒋祝寿之机，请求他释放沈钧儒等爱国七君子，领导抗日救亡。蒋听后大怒说：“我就是革命，我就是政府，只有我可代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反对我，就是反对政府，就是奸党暴徒。”１１月２７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请缨援助绥远的抗日军队，力陈“绕室彷徨，至深焦悚！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早想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赎一份之前愆，为国家尽一份天职”，希望“调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他的情深深意切切的请求，同样遭到拒绝。

为了争取最后一线希望，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商定对策，下决心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善说”无效，再“逼蒋抗日”。１２月７日，张学良再次向蒋哭谏。蒋介石非但听不进张的忠言，反而责骂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两人争论长达３小时。最后，蒋介石拍桌喊道：“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

张学良的“善说”一再遭蒋的训斥。当晚，张、杨决心置生死毁誉于度外，实行“兵谏”，走“逼蒋抗日”的最后一步。１２月１２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临晨５时，按照张、杨的事先商定的部署，东北军一部包围了蒋介石在监潼华清池的行宫，迅速解除了进行抵抗的蒋介石卫队的武装，在华清池的骊山上的一个草丛石缝里，找到了穿着睡衣企图躲藏待机逃跑的蒋介石，将其捉拿，但仍以委员长尊称。与此同时，在西安城内，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的一部解除了中央宪兵第２团、省公安局、警察大队等军警机构的武装，囚禁了蒋的随从军政要员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等１０余人。

１２月１３日，张、杨及东北军、西北军高级将领联名通电全国，指出捉蒋的动机在于东北沦亡，国难当头，理应“全国之整个抗战”，但蒋“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全其安全，促其反省”。并提出了包括“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在内的８条政治主张。

张、杨从事变的兴奋中稍稍冷静后，感到此事很棘手，捉住蒋介石如同逮住一支刺猬，拿起扎手，放在地上又怕跑掉，不太好处置。于是，他们寄希望于已同东北军、西北军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国共产党。张学良于当日晨６时急电中共中央说：“吾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和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团赴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事宜。在此前，中共中央已收到在西安张学良处私人代表刘鼎的来电。

中共中央在事变前并不知道张、杨有此义举，得悉西安事变后，立即紧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商讨对策。随后，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西安，与张、杨面商西安事变处置事宜。几天后，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指出：“蒋介石此次被幽，完全是因为蒋氏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贵党果欲援救蒋氏，则绝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所能奏效”。接着提出了五条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见。对于如何处置西安事变，在南京方面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英、美派竭力要求和谈，却苦于无军权。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恃手中军力，乘机导演“戏中戏”；下令调集部队“讨伐张学良”，并电请在欧洲养病的汪精卫回国，以便替代蒋介石。但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反对“马上讨伐”。宋美龄召集黄埔军校学生代表说：“未明事实真相前，切勿遽加断定，遇事镇定，勿尚感情”，主张迅速与西安方面联系，以确保蒋之安全。

１２月１７日，周恩来率秦邦宪、叶剑英等人冒着风雪骑马由保安赴肤施（今延安），在肤施乘坐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到西安与张学良会晤。张学良对周恩来说：据他个人看，争取蒋抗日，现在最有可能；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周恩来对张的看法表示同意。分析了对蒋的不同处置方法可以导致西安事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他说，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一个更好的前途；这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接着，周恩来与杨虎城进行会晤，希望他从大局出发，逼蒋抗日。杨对中共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不计前嫌，以德报怨，表示钦佩，中共与张、杨取得了一致意见。

１２月２０日，宋子文由蒋介石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陪同，乘飞机来到西安后，派人与周恩来见面。周恩来告诉来者说，这次事变，中共并未参与，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希望宋子文认清大势，权衡厉害，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国家做贡献。这个意见转告给宋子文后，宋对中共的态度十分钦佩。宋子文在与蒋介石密谈时，蒋授意一面和平谈判，一面不放松武力威胁，以达到他早日离开西安的目的。宋子文立即回南京磋商后，２２日又偕宋美龄等到西安。蒋介石见了宋美龄，悲喜交加，惊呼：“余妻真来耶？君入虎穴矣！’”顿时间，“泪潸潸下”。他在听了宋子文、宋美龄与张学良、周恩来会晤的情况后，表示自己是领袖，不能出面与下级谈判，授权宋子文、宋美龄代表他谈判。他还说了３个月后召开救国会议、改组政府、同意联俄联共等条件。

２３日，双方开始正式谈判，蒋方由宋子文出席，西安方面由张、杨、周３人出席。先由周恩来提出中共和红军的６项主张；宋子文听后，表示个人同意，承诺转达给蒋。２４日，谈判继续进行。宋美龄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周恩来对宋美龄说：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并表示除蒋介石以外，全国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双方最后达成了包括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改组国民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等在内的６项协议。

当晚，蒋介石会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对他说：“蒋先生，我们有１０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点点头，叹口气，然后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回答：“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蒋对周作了三点表示：（一）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二）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三）他回南京后，周可以直接去谈判。他还保证：“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抗日。”本应由他在协定上签字，但他在同宋子文、宋美龄商谈时，已表示：他以“领袖人格”作保证，不作任何书面签字。

经过三方的共同努力，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张、杨两将军因领导和解决了西安事变，“有功于抗日事业”，而成为“千古功臣”。

蒋介石准备回南京，但是，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高级将领不相信蒋介石的诺言，于２５日联名给宋子文写了五封信，说商定的条件必须有蒋介石的签字，“中央军”必须首先撤至潼关以东才能放蒋，否则虽然张、杨答应了，大家也誓死反对。蒋介石看到这封信大惊失色，立即派宋子文去见张学良，宋恳求尽快放蒋离陕，并要求蒋介石答应不对张、杨二位将军予以处罚。为了尽快回南京，蒋当着宋子文和张学良的面，承诺不给以处罚，还要给东北军军费８０００万元。这天下午，张为防意外，决定立即放蒋，他还决定亲自陪蒋回南京。杨虎城虽不同意，但他一向尊重张学良，不便反对，和张一起去机场送蒋。蒋介石在西安机场见到有两千多人齐集在那里，急忙对张、杨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接着他重申了一遍所答应的６项条件。他还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同行的宋子文一拍胸脯，说：“如果委员长不兑现，你就找我，我也做担保。”

蒋介石在张学良陪同下乘飞机离开西安，在洛阳过了一个圣诞之夜后，于１月２６日回到南京。他要陈布雷赶快杜撰了一篇《训词》，于２７日发表，而假称是２４日在西安对张、杨当面讲的。《训词》中竟然说：这次事变得以如此结局，是由于张、杨“勇于改过”，是张、杨之“人格与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随后，他声称要引咎自请处分，并请免去身兼各职。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表示慰留，给假１个月。蒋介石返回奉化老家养伤，在回溪口时，把张学良同机押解到溪口，软禁起来。他还命陈布雷执笔为自己撰写了《西安半月记》。

此时的蒋介石，已把“领袖人格保证”抛到九霄云外了，他不但将张学良软禁起来。还派人示意张应写请罪书。张无奈，写了一封给蒋的信，说“愿领受钧座之责罪”。蒋介石将此信交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接着组成高等军事法庭会审张学良，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徒胁迫”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１０年，褫夺公民权５年。蒋介石为表示“宽大”，具呈国民政府请予“特赦”，并请责令张“戴罪图功，努力自赎”。结果，张学良被“交军事委员会予以管束”，从此失去了自由。

东北军代表米春霖和西北军代表李志刚要求求见蒋并释放张学良，蒋介石对这些人很客气，为他们鸣放鞭炮，设宴席为他们接风，但对释放张学良的要求，不做回答。蒋与他们勉强见了一面，对他们说：“汉卿是我的好朋友，像亲兄弟一样，我不能亏待他，只是他年轻，小事情聪明，大事情糊涂，只因读书太少的缘故，我留他在这里多读书，你们回去吧。”这些代表扫兴而归。

宋子文也出面劝说，请蒋介石放张学良，这主要是考虑到他的承诺。宋是基督教徒，对自己的信誉很看重，而且他与张学良的私交较深，如果不能将张释放，不但对不起朋友，也将使自己因失信而影响威信。因此宋子文到溪口，拜见蒋介石，报知蒋的侍卫，侍卫说“委员长身体欠佳，望改日再来”。几经周折，宋子文已经知道蒋介石准备赖账，但还不死心，决心等下去。蒋介石知道宋子文有不见自己不罢休的意思，就让俞济民到溪口，用最优厚的待遇和物品款待，另外又专门派人领着宋子文在溪口游历。面对这种情形，宋子文也是无可奈何。

评　析： 张学良为了逼蒋抗日，以拯救民族危亡，进行兵谏，发动西安事变；他从大局出发，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与周恩来、杨虎城一起同宋氏兄妹谈判，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从此结束了内战，走向全面抗战。张、杨“有功于抗日事业”，是“千古功臣”。蒋介石把以“以领袖人格担保”的承诺当作戏言，秋后算账，将张学良软禁，非君子之举，不仅有负于张学良，而且有负于整个民族，也降低了自己的人格。蒋介石本来可以与西安事变一起作为有“领袖人格”的伟人，名传千古；然而，由于他违背自己的承诺，对张学良进行秋后算账，却使得他自己在史书上与“小人”为伍。

从逼杨出洋到羁杨入狱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杨虎城进行了严厉处罚，导演了一场用暴力打击政敌、压制抗日志士的人间悲剧。

事　例： 杨虎城与张学良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将蒋介石及其随行大员扣留，逼蒋抗日。在此之前，杨因请求抗战，支持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战而冒犯了过蒋介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平安回到南京后，记旧怨新恨，背信弃义，搞秋后算账，在软禁张学良后，又对杨虎城进行了报复，逼杨出洋，企图磨灭其抗日热诚。此计无效，又将杨虎城羁押，打入监狱，监禁１２年之久。在蒋家王朝已被人民革命推翻后，蒋介石指使特务将杨虎城杀害。对待杨虎城，蒋介石采取了如下举措。

第一，助冯抗日，蒋介石难容忍。杨虎城原是冯玉祥的西北军中的一位将领，中原大战，冯阎战败后被蒋介石收编。“九·一八”事变后，杨虎城跃跃欲试，准备抗击日本侵略军。１９３３年，当日冠向热河进犯时，杨虎城特地赶到石家庄，面见蒋介石，请缨抗战，遭到蒋介石冷遇。

此时，冯玉祥在察哈尔举出抗日的旗帜。杨虎城作为冯将军原来的部属，对冯的抗日义举极其关注，杨虎城不仅在言论上表示声援，而且在物质上予以援助。蒋介石对杨的表现极其不满。因为蒋担心冯玉祥的抗日行动贻误他既定的对日妥协退让的大计；还担心冯玉祥另立军队和政府，东山再起，拥军自重，动摇自己的统治地位。蒋介石采用武力镇压和分化瓦解“双管齐下”的手段进行扼杀。尽管蒋介石把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镇压下去了，但是对杨虎城的嫉恨一直记在心上。

第二，“犯上作乱”，逼杨出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虎城虽然对放蒋心存疑虑，但从大局出发，还是同意在蒋介石未在谈判协定上签字的情况下，放蒋离陕回南京。

在蒋介石软禁张学良之后，杨虎城反应强烈，立即发电南京，质问国民政府，对蒋背信弃义的行为表示极端的不满。１９３７年１月，杨虎城又领衔通电南京政府，再次抗议扣押张学良和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电文称：若内战再起，“则虎城等令人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抗日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致死无悔。”这天，杨虎城被蒋介石撤职留任。２月１５日，国民党召开三中全会之际，杨虎城、于学忠做了“提议实行改组政府，收容各党各派人才、停止内战等八项办法，以求全国一致积极抗日”的提案，但是三中全会的决议说：“不问其内容如何，惟既出叛逆之行为，及威胁之方式，显系托辞造乱，实国法军纪所不容，应不予置理，以儆效尤。”从中可以看出，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已经把西安事变的性质完全搞颠倒了，张、杨的义举诬指为“叛乱”。而且在张、杨两人之间，蒋更恨杨虎城。后来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说：“此事最出人意料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蒋介石对他认为是“犯上作乱”的人肯定是要惩处的。这时，蒋介石还不打算把杨虎城扣押起来，只是剥夺他手中的权力。

３月，宋子文、顾祝同向杨虎城授意，要他主动去见蒋介石，以便“恢复感情”。２８日，杨虎城到溪口与蒋介石见面。蒋表面上对杨虎城说：“在事变中各方面是有对抗情绪的，他们对你的印象，还转不过来，你继续任职，在感情上会有些不方便。你不如先往欧洲参观一个时期，然后回国任职。出国费用，由政府负责。”暗地里，蒋介石却致电顾祝同说：“虎城以磊落态度，听命辞职，则照中正在杭所谈者，毅然行之，不应提出任何要求条件，示以至诚。则中央不能不体其善意，自能优遇。如其决然辞职出洋，并希望其能在本月内来沪，就当派员帮他筹划一切。”４月２７日，杨虎城被迫辞去所任各职。６月１６日，国民党发布了这样的命令：“兹派杨虎城为欧美考察军事专员。”

第三，杨请缨抗战，蒋捕杨入狱。杨虎城是一位有满腔热忱的爱国将领，虽然他离职出国，但时刻关注着抗日的时局。在旅途中，他听到日寇进攻卢沟桥的消息后，多次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回国抗战，都遭到蒋介石的拒绝。于是，杨虎城利用到欧美一些国家参观的机会，进行抗日的宣传。当时有人为了杨的安全，劝杨要注意言行，并且还提议，不要过早地回国，杨虎城慷慨激昂地说：“宁使蒋负我，不能使我负国家民族，个人厉害，在所不计。”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杨虎城到达香港，即被军统特务监视起来了。随后，杨虎城飞往陪都武汉，拜访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此时蒋介石打来电话，假称到南昌见杨虎城。１２月２日，杨虎城到南昌，没有见到蒋介石，却被特务头子戴笠囚禁起来。

１９３８年春，蒋介石令戴笠将杨虎城押往长沙、益阳监禁。不久，被转押到贵州省息烽玄天洞。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了，杨虎城非常高兴，满以为自己很快会获得自由。然而，１９４６年春，杨又被押往重庆，囚禁在中美合作所的杨家山。

１９４９年春，代总统李宗仁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和谈条件，下令释放杨虎城。李宗仁一方面给重庆市长杨森一道释放杨虎城的命令，另一方面派一架专机到重庆想把杨接走。杨森接到李宗仁的命令后，拿不定主意，只好打电话给在上海的毛人凤。毛请示在溪口的蒋介石，蒋介石反对释放杨虎城，于是毛人凤等特务头子决定把杨先转移到贵阳。

同年８月，蒋介石从台湾返回重庆，亲自主持对西南地区的破坏活动。９月初，军统特务到贵阳面见杨虎城，佯称蒋介石在重庆要见他。杨虎城信以为真，于１７日回重庆。当天晚上１１点钟，特务们将杨虎城及其儿子拯中，还有杨的年仅９岁的幼女、秘书宋氏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全部杀害。

评　析： 杨虎城是一位顶天立地的爱国英雄。在国家和民族处在最危急的关头，最需要统领抗日武装的军事将才的时候，蒋介石因个人的恩怨，把杨虎城囚禁起来，愧对于“抗日领袖”的称号。事隔１０多年后，蒋介石指使特务将杨虎城夫妇及其子女、秘书全家杀害，连天真无邪的幼女都不放过，再次使他这个毒辣、残暴的独裁者的嘴脸暴露无遗。

蒋“退而不休”，李“总而难统”

以退为进，是蒋介石在政局危困时采用的伎俩。他攫取最高权位后，曾三次“下野”其中，对他的政治前途影响最大的是第三次。在１９４９年初蒋家王朝即将倾覆的时刻，他被迫“下野”，这是其最为惨痛的也是最后一次“下野”。即使在如此背运之际，他也没有让最难缠的政敌李宗仁占到便宜。

事　例： 1949年，蒋某人“退而不休”，李宗仁“总而难统”。徒有虚名的李“代总统”，坐在“总统”宝座上，如同放在火上烤。即使这样的“总统”，蒋介石也不让给李宗仁，在败逃台湾的过程中，又把“王冠”夺了回去。具体来说，蒋介石采取了如下行动。

首先，白崇禧落井下石，蒋介石挥泪卸“冠”。１９４８年底至１９４９年初，蒋介石的日子非常不好过。他亲自督战辽沈大决战，４７万人的精锐“国军”却被他的黄埔学生林彪指挥的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全歼。接着，蒋转而奔赴徐州，指挥徐蚌会战（淮海战役），结果以黄埔系为基础的“国军”被分割包围，面临被全歼。傅作义的部队也被人民解放军实施战略包围。蒋介石众叛亲离，即使最忠实于他的亲信，也把对“老头子”的不满情绪表露出来。有蒋介石的文胆之称的陈布雷自杀身亡，这说明最知内情的亲信们已意识到蒋记政权濒于破灭，“油尽灯枯”了。美国这个靠山也靠不住了。洋老板早就对蒋介石失去信心了。１９４８年１１月，美国选举总统，蒋下注支持的候选人杜威竞选失败，对蒋介石很不“感兴趣”的杜鲁门蝉联美国总统，蒋既尴尬又失望。接踵而来的是美国后台老板正在酝酿改换“奴才”，而桂系的“老大”李宗仁被他们认为是出来“补天”的最好人选。

在这样的背景下，白崇禧趁蒋之危，闹了一场逼宫的闹剧。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４日，白崇禧自武汉发出“亥敬”电称，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云云。这个通电语气尚和缓，但倒蒋的态势咄咄逼人。紧跟着，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河南省主席张轸，直率提出要求“总统毅然下野”。

蒋介石四面楚歌，夜不能眠，催眠的烈性安眠药再也不灵了。他开始酗酒，据说，每天夜晚都要喝一杯半的威士忌酒。他很想改变目前的困境，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在总统官邸进行新年“团拜”，宴请国民党要员的宴会上，发表了《新年文告》。这个文告是由张群代念的，洋洋洒洒数千字，中心内容是向毛泽东“求和”，至于个人进退是用隐晦的词语表达的。在文告的最后字句中有这样的暗示：“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张群念罢，蒋介石扭头问坐在右手的“副总统”李宗仁对文告有什么意见，李回答说：“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蒋的死党们因此在宴会上大声嚎哭。蒋介石愤慨地说：“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

１月２１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总统”。同日，下午４时，他乘“美龄号”专机，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起飞后，他吩咐驾驶员绕空飞行一周，向首都作最后一瞥。“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他心中十分清楚这一别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从此，一代自命不凡的“独裁者”梦断金陵，踏上了不归之路。

其次，蒋介石溪口遥控权柄，李宗仁蹲“总统”宝座如同火上烤。蒋介石从发表《新年文告》起就积极为自己准备退路。一方面，他违背与李宗仁的许诺，在“总统”前面加上了一个“代”字。各报均相继以头条位置刊登了蒋介石的“下野文告”和李宗仁的“继任文告”。李宗仁细读了这两则文告后，心里很不是滋味。文告指出，依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关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代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

李宗仁对于这样的文告表示不能接受，拒绝担任“代总统”，结果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威胁道：“德公，我们是老朋友，我愿以老朋友的资格劝劝你。你是知道蒋先生的为人的，你应知道你现在所处的处境。南京现在特务横行，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要争些什么呢？争得不好，你知道在这种局面下，什么皆可发生，你自己的安全，都可能没有保障。”李宗仁听罢，木已成舟，也只好以说不出什么滋味地过把“总统”瘾，管他什么代不代的了。

在下台前，蒋介石做了一系列安排：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陈诚为台湾省主席，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薛岳为广东省主席。他把亲信安置在大陆西南、东南、沿海及台湾的重要部门，并密令将大陆的军械、黄金、美钞和故宫文物运往台湾。

蒋介石虽然名义上隐居溪口，实际上，他还是牢牢抓住权柄不放。蒋介石在溪口小镇架设了７部电台，准备随时操纵局面，而国民党的党、政、军要员奔赴溪口，请示总裁面谕的人仍源源不断。就这样，溪口取代了南京成为事实上的“陪都”了。２月，行政院长孙科将他的政府机关“疏迁”到广州，声称这一举动，是表明反对李宗仁1月27日致电中共主席毛泽东，接受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的投降举动。圈内人也清楚，孙科此举，也是为了报竞选副总统被桂系打败的“一箭之仇”，这就把府院矛盾公之于世了。石头城只剩下一个代总统办公处，至此，李宗仁“代总统”几乎被架空了。

与蒋介石的“退而不休”相比，李宗仁虽然坐上总统宝座，但他到现在才真正搞清楚蒋介石在总统前面加上“代”字含义了，“代”使总统形同虚设。除他的桂系外，几乎没有人听他的。他想获得国库的黄金做军费，可是中央银行没有人听他的话，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黄金被运往台湾。他试图与中共“和谈”，但蒋介石亲信继续抵抗，根本不把他这个“代总统”放在眼里。后来好不容易派出代表团北平，与中共和平谈判，然而“和谈”也是蒋介石在幕后操纵，没有他的首肯，任何协定也不能签订。

孙科也与总统彻底闹翻了，于３月７日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大厦即将倾覆，大概谁也不愿出来做国民政府的送葬人，李宗仁求何应钦出来帮忙，何说，他没有蒋先生的赞许，不敢做任何事情。

当然，政坛老手李宗仁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也向老蒋施压。李宗仁对人说，现在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李还威胁说：“我们管不了，就交给蒋吧！总统不过是代理，一走就可以了事的。”李向外放风，请蒋介石出洋。于是中外报纸都登出，国民党几个人物正在劝蒋出洋。蒋介石也做强烈的反应，他对来溪口向他汇报和谈事宜的张治中说：“报纸上早就登出来了。他们逼我下野尚可，逼我亡命不行！如今我是个普通公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他在传递出强硬的信息后，把锋芒收缩了一下，又说：“你可以告诉德邻，我一定支持他。德邻现在所负的责任，德邻的成败就是我的成败。我愿终老家乡，绝不再度执政。”然而，他所设的谈判底线，是毛泽东绝对不会接受的，这就意味着李宗仁将一事无成。

“和谈”最终由于国民党最高当局的原因宣告失败，到北平参加谈判的和谈代表，在北平集体“起义”，投入到人民的怀抱，他们后来参与了筹建新中国，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他们以诚相待，这些人以心换心，出谋献策，心心相通。

第三，收回“王冠”，“落草王”蒋某人也要抢着当。在李宗仁拒绝在“和谈”协定上签字后，蒋介石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于是匆匆忙忙南下。南京被强渡长江的人民解放军所占领，宣告统治２２年的蒋家王朝被推翻。

李宗仁与接任行政院长的阎锡山两次来到台湾，要蒋介石出山，到广州“主政”。小蒋（经国）不以为然，似乎认为“尚非其时，亦非其地”。可是老蒋（介石）则认为复出的机会将要来临，于７月１４日率领大批党政要员从台湾飞抵广州，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常委会、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最后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名义通过议案，设立“中央非常委员会”，决议规定“非常委员会”为非常时期最高权力机关。李宗仁毫无思想准备，只得听从蒋某人的摆布，宣布成立非常委员会，主席是蒋介石，副主席是李宗仁。蒋介石把“王冠”夺回，从幕后走到台前了，即使是“落草王”他也当仁不让。

评　析： 蒋介石在最高权力宝座上，曾几上几下，几伏几起，始终没有放弃权柄。即使在蒋家王朝即将覆灭时，仍能把失去的“王冠”从李宗仁手里夺回。这并不是因为他在国民党政治圈内的政敌不精明，而是因为蒋某人太诡诈；他弄权的本领加上垄断的政治资源，一直使他在权力角逐场保持着绝对优势。

蒋介石是把一个又一个的李宗仁们压倒，但他在与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较量中，权术完全失灵。其根本原因是，权术的功能是极其有限的，而且它的适用范围也是极其有限的。权术碰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失去了它的魔力了。“权术”不能违背“天意”，所谓“天意”，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是“民意”，是“民心的向背”。毛泽东的事业得人心，所以必胜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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