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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降服政敌术
书名： 蒋介石成败录 作者： 徐骏华 本章字数： 10869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56

在国民党政治圈内，几乎所有人都同蒋介石发生过矛盾，并与之发生敌对关系。从根本上说，这是权力诱惑的驱动，因为由剥削阶级独霸的政坛，本身就是一个权力角逐场，台上台下，统领者与被统领者之间，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在政治权力和利益的争夺上，客观上存在着排他性，而这种排他性时常会转化为敌对性。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那就是蒋介石执政理念与执政方式的影响。他对权力的迷恋达到痴迷至狂的程度，专权、独裁，四面树敌。另一方面，蒋介石没有也根本不想建立起政党、政权运作的民主制度和机制，使国民党政治圈内的竞争，几乎始终处在一种无序的、高强力的状态。他所运用的法宝那就只能是权术了，依靠对政治资源的垄断，倚仗嫡系常规军的支持，借助特务政治的介入，把权术玩得灵转，制服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敌。然而，权术的效用是极其有限的，结果是降而难服，打而难倒；此伏彼起，“亡”后再生，周而复始地循环，构成了蒋介石当权时期怪异的政治景观。

明争暗斗，在蒋汪争斗中把握主动权

蒋介石与汪精卫为了把握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明争暗斗，尔虞我诈，严重恶化了政治生态。在这种争斗中，蒋介石逐步由劣势转为优势，掌控了中央大权。

事　例： 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元老派。在蒋介石还在做儿时的打斗游戏时，汪精卫就在提着脑袋干革命，因暗杀满清朝廷大权在握的摄政王被捕入狱，名噪一时。他长期追随孙中山，在同康有为梁启超“保皇派”的论战中，与胡汉民合称革命队伍中的“双璧”，深得孙中山的信任。那时，人们把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三人之间的关系作了的比喻性的描述：“胡汪无先生（指孙中山）不醒，先生无胡汪不盛。”尽管孙中山对汪精卫的软弱、对改组国民党犹豫的表现时有批评，但总的讲是信任、重用的。国民党“一大”上汪精卫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是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孙中山在北平临终前的政治遗嘱，就是由他记述整理、转达的。孙中山逝世后，他成了国民党的政治领袖，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还兼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后来，在宁汉对峙时，汪精卫又是武汉反蒋的举旗人。

蒋汪之间的明争暗斗，一直存在着，在权力分配的关键时刻，两个人在权力角逐场时有联手，更有争斗，在联手中伴随着争斗，在争斗中夹杂着合作。在蒋汪争斗中，蒋介石的权术要高汪一筹，更由于军权在握，蒋使自己抢占了上风。

１．制造中山舰事件，外在排共，内在制汪。

蒋介石是国民党内的新右派，从内心深处是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孙中山病逝后，蒋就决意分共，他后来曾自我表白说，从国民党“二大”起，他就“下了决心，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要同共产党“奋斗抵抗到底”。１９２６年３月，他一手制造中山舰事件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打击、排挤共产党，尤其排挤以黄埔军校学生兵为基础的新军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另一个目的就是打击汪精卫。周恩来后来谈起中山舰事件时说：这是“蒋介石与右派勾结，打击汪精卫，向共产党进攻，向革命示威”的严重政治事件。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汪精卫正抱病在家。得知这一消息后，他对蒋介石搞这样大的动作，不事先给他通气，非常气愤，他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告我，这不是造反吗？”其实，蒋介石制造这一事变就包含着对汪精卫造反的用意。蒋介石此举意欲一石三鸟，既要打击中共，又要削弱苏联顾问团的影响，同时动摇汪精卫的威信和地位。关于中山舰到黄埔去是谁下的命令，当时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汪精卫下达的，一种说法是蒋介石下达的。蒋介石当时声称，说有阴谋，要绑架他，将他送往莫斯科。事实上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策划的，他说有人要绑架他，是暗示这人是汪精卫。

汪精卫在国民党８０位委员面前，否认曾发出任何命令，并怒斥蒋介石说：“你以为你是老几？你只是一个暴发户而已！你的名字既不在国民党２５位创始党员之中，也未列为五位监察委员之一，你只不过是一个新进者，一个后辈委员，但是你却以你那无耻的军阀作风来叱责你的长辈。如果你想夺取我的地位，你就干下去嘛！”

汪精卫的一席话揭了蒋介石的短，刺到了痛处。但蒋介石此时羽毛未丰，感到初试锋芒，试探已见功效，所以并没有与汪精卫公开对峙，而是采取了适可而止的策略。他一方面表示这是一场误会，一方面请求处分，很快就给军事委员会送上《为处置中山舰事件自请处分呈》；同时为了表白自己的清白，还采用“苦肉计”，作出了打击右派的姿态，并把参与策划事件的亲信予以处理。这一招很见效，获得了苏联顾问和中共领导陈独秀的谅解与退让。事件发生后，汪精卫曾把朱培德、谭延闿、李济深等几个军长叫来，以军委主席的身份问他们敢不敢把蒋介石扣起来，几位军长没有吱声。随后，他又主持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他打算通过这次会议解释“误会”，可是在这次会上，汪精卫已经处于下风了。周恩来后来回忆此事时说：“为了解释‘误会’，在汪精卫床前开了一个一点钟的政治委员会。汪精卫、谭廷闿、苏联顾问都客气地表示了歉意，而蒋介石倒反而一句话都没说，精神上占了优势，政治上得到极大成功。从此以后，汪精卫‘失踪’了”。

汪精卫虽然很不甘心，但又奈何不了蒋介石，只好称病去职。５月，汪秘密离开广州经香港乘船到法国去了，这一走就是几年。汪精卫留下的权力空缺，被蒋介石填补上。在此之前蒋介石已与汪精卫联手，把胡汉民排挤走了，这样，蒋介石以此为契机，逐步把党政军大权独揽于一身。

２、从拉汪到汪举旗反蒋。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又制造了“整理党务”的纠纷，独揽大权。加上蒋在北伐中壮大了自己军事实力，在国民党高层就有人提出“迎汪抑蒋”的主张。１９２７年，围绕“迁都”问题，蒋介石在南昌与武汉的中央对峙。武汉政府电请汪精卫销假回国。汪精卫于４月初到达上海，蒋介石力图拉汪一起反共。汪当时虽有应允，但他在与陈独秀联名发表了汪陈《联合声明》后，稍稍离开上海来到武汉，成为武汉政治中枢的核心人物，在武汉举起了讨伐蒋介石的旗帜。

蒋介石力图扭转局势，通过冯玉祥等人从中调停，并促使汪精卫最终作出“分共”的决定。汪虽然追随蒋介石“分共”、“反共”，但没有放弃反蒋的旗帜；蒋介石采取措施，打击汪精卫。蒋汪实际上一起走到反革命的道路上了。然而由于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由于领袖欲、权欲的驱使，他们为了争夺国民党的第一把交椅仍处在对峙状态。在这一回合的蒋汪斗争中，蒋介石暂处下风。蒋介石以第一次下野为代价，促成宁汉合流，在南京组成统一的中央政府。不过，汪精卫在这一回合的蒋汪争斗中几乎什么也没有得到，在蒋介石下野后的一个月，汪精卫也被迫下野。

３、导演双簧，汪精卫替蒋介石受过。

蒋介石在下台期间，不是坐以待毙，而是拉拢汪精卫，导演了一场双簧。在他的暗中策划下，汪精卫在前台表演，在广州进行活动，企图拆散粤桂反蒋联盟。汪精卫在拆粤桂联盟的台的同时，率先提出请蒋介石继续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议案。１９２８年初蒋介石被请出复职。在这次蒋汪合作中，汪精卫实际上是被蒋介石当枪使。拆散粤桂联盟的阴谋败露后，桂系紧追汪精卫不放，他不得不听从蒋的劝告，逃避国外。汪精卫追随蒋介石不仅没有得到什么，反而落得一个“落水狗”的下场。

第四、政治军事两手并用，再败汪精卫。汪精卫被迫出国后，蒋介石送给他的不是回报，而是打压。１９２８年８月，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会前吴雅晖等人提出反对汪精卫派系参加全会，并撰文指责汪精卫及其党羽陈公博等人。陈公博组织“改组派”，与蒋介石唱对台戏。１９２９年３月，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代表绝大多数是由蒋介石等人圈定和指派的，把各反对派都排挤于蒋记中央之外，亲汪的“改组派”在政治上受到很大打击。汪精卫在法国与陈公博一起确定了反蒋方针，陈公博回国后，四处串联，着手组织“护党救国军”。

１０月，汪精卫回国，张发奎、李宗仁、唐生智等表示护汪反蒋。唐生智等７５人联名签署反蒋通电，呼吁铲除全国公敌蒋介石。

蒋介石采取政治手段与军事手段并用的策略，在政治上对汪派采取强硬手段。１９２９年１０月，蒋明令通缉陈公博、顾孟余等人；随后南京政府密令侦察封禁改组派上海总部；中常会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武装袭击法国租界内的改组派的一个办事处，当场打死一名改组派中央负责人。此外，蒋介石还在军事上对敌军进行瓦解。一方面争取阎锡山、张学良的支持；一方面采取收买、制造矛盾等办法，瓦解“护党救国军”。阎锡山、张学良通电拥护中央后，唐生智所联络的将领纷纷倒向蒋介石，到了１９３０年初，护党救国军瓦解。

此后，汪精卫在中原大战期间，被冯玉祥、阎锡山抬出来当旗帜，负责党务。随着冯、阎战败，汪精卫不得不承认失败的事实。

评　析： 为了掌握中央大权，蒋介石与汪精卫明争暗斗，长达近２０年。在权力分配的关键时刻，这两个人在权力角逐场，有联手，更有争斗，在联手中伴随着争斗，在争斗中夹杂着合作。就他们的资本而言，汪精卫是国民党中重量级人物，一度掌控着中央大权，而蒋介石则是没有多大声望的小人物。然而，蒋介石是大赢家。在蒋汪争斗中，蒋介石的权术要高汪一筹，更由于军权在握，他抢占了上风。

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一举多得，既排斥了共产党、打击了苏联顾问，又挤走了汪精卫；导演双簧，让汪精卫替他背黑锅；当汪精卫联合其他政治集团挑起争斗时，蒋介石充分利用自己掌握的军事、政治、经济资源，文武两手并用，逼迫汪精卫俯首称臣。尤其是在１９３０年的蒋汪争斗中，汪精卫输得很惨，他发表宣言，表示今后愿做在野派，宣布解散改组派。在这一轮的蒋汪争斗中，汪精卫丢了“改组派”，丢了“正统”牌子，把自己的政治资本几乎输光。此后，汪精卫也复出了，但这时的他只是政治权力角逐场里的一个配角，蒋介石是主，汪精卫只是从。汪使尽全身解数，也始终无法改变这种政治角逐格局。在抗日战争初期，汪精卫搞什么“低调俱乐部”，与“主战派”唱对台戏，散布“亡国论”，没多久，投靠了日本侵略者，在南京组织汪伪“中央政府”，堕落成大汉奸、大卖国贼，遗臭万年。汪精卫在与蒋介石的角逐中，不仅输在“小气”上，而且在“大节”上也输得精光。

过河拆桥，用胡又羁胡

过河拆桥出自于《元史·彻里贴木儿传》，《传》中说，有个叫许有壬的，是由科举进入官场而逐渐升到参政的。后来他却竭力主张废除科举制度，有人讥讽他说：“参政可谓过河拆桥者矣。”后来人们以“过河拆桥”来比喻利用他人达到目的后，把帮助的人一脚踢开。蒋介石与胡汉民政治利益关系的变化，可以借用这一成语表述。

事　例： 胡汉民是国民党内的元老级人物，在早期革命时期，是颇有影响的理论家和宣传家，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孙中山曾三次把职权交给他代理并且说过，以胡汉民的才干，即位以总统亦绰绰有余。这位国民党的重量级的人物与蒋介石这个后来者之间，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蒋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胡汉民等一批元老引上政坛的。在处理廖仲恺被害案中，蒋介石通过倒胡，踩在胡的身上攫取国民党的军权、党权和政权。等自己登上最高权力宝座后，蒋介石又多次联胡、撵胡，直到胡从政坛上消失。

大体来说，蒋介石对胡的态度大体上经历了三部曲。

首先，暂时无用，拒之门外。胡汉民因受廖仲恺案的嫌疑，被蒋介石与汪精卫赶走，最后以考察的名义到苏联避风。１９２６年春，国内的政治气候发生了重大变化，北伐战争在即。胡汉民以为东山再起的机会到了，于同年３月，从莫斯科启程经海参崴回国。在途中得知广州发生了中山舰事件的消息后，更是感到机遇已经到来，深信此时的蒋介石一定会需要他。其实，这只是他的单相思。

蒋介石对胡汉民的回国并不欢迎，急忙通过苏联人阻止胡汉民回国。４月，蒋促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议，要胡汉民“暂缓回国”。然而，蒋越是这样胡越是要回。经过一番周折，胡汉民搭乘开往广州的轮船，离开海参崴。

蒋介石阻止胡汉民回国未果，便使出另一招来，发表了一封孙中山写给蒋介石的信。其中有一段这样的话：“革命委员会当要马上成立，以对付种种非常之事，汉民、精卫不加入未尝不可。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去了信仰，当然不应加入，于事乃要为有济；若必加入，反多妨碍，而两失其用，此固不容客气也。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吾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他公开这封信的意图十分清楚，那就是借孙中山的信贬损胡、汪，抬高自己，实行俄式革命，汪精卫、胡汉民都靠不住，只有他蒋介石是孙中山信得过的人，才能担当起革命领袖之重任。

蒋介石此时之所以要把胡汉民拒之于国门、政门之外，是因为他担心胡汉民回来分权并对其随意在国外发表意见，指手画脚的行为反感。由于蒋介石的冷落，并且不断施压，胡汉民在广州只呆了十来天就再次离开广州，重返国民党政坛的梦想，就这样被蒋介石打碎了。

其次，政坛孤立，拉胡汉民助势。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在政治上极度孤立。此时回国的汪精卫到武汉，以国民党的正宗领袖自居，扯起反蒋的旗帜，凭借政治的革命力量，大张旗鼓地讨伐蒋介石。

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困境，蒋介石在危难之时想起了胡汉民。４月，胡汉民应邀蒋介石的邀请来到南京。在南京召开的政治委员会议上，胡被推选为国民政府主席。这时的胡汉民为蒋介石攫取最高权力出了大力。一是帮助蒋介石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这个形式对于蒋介石来说非常重要。它可以使蒋介石分共反共的政策合法化；还可以用这块招牌与汪精卫的武汉政府相抗衡。二是为蒋介石攫取最高权力大造舆论。一方面，为蒋介石分共、反共大造舆论；另一方面，同武汉政府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可以说是使尽浑身的解数，为南京政府争正统地位，为蒋介石歌功颂德。三是为蒋介石拉盟友。在宁汉对峙期间，北方的冯玉祥的态度如何，至关重要。蒋介石、汪精卫都在极力拉拢冯玉祥。胡汉民出面做冯玉祥的工作，由于他的游说，更由于南京方面给冯部巨款，冯权衡利弊，决定与南京政府合作。在南京政府建立之初，胡汉民给倾向于武汉政府的第二军军长兼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写了一封长信，劝说朱分共拥蒋。胡汉民在粤军中享有很高威望，他利用与粤军的特殊关系，特别是利用与粤军首领李济深的师生关系，做粤军的工作，缓和了蒋李之间正在发生的矛盾。

第三、过河拆桥。蒋介石第一次下台不到半年，就重新上台。即使在蒋介石下台后，胡汉民乃是蒋的坚定支持者。蒋重新上台，胡汉民心里在打算盘，凭他在国民党内的声望和为蒋介石摄取政权所作出的贡献，会受到重用。可是，蒋介石对胡并不感兴趣，即使在选用胡汉民的时候，也时刻提防着他。胡汉民的确理论水平高，政治能力强，但太爱表现自己，自以为是，常常指手画脚。蒋介石压根里没有启用胡的打算。但他没有直说，而是耍了一个手腕。

蒋介石复出后，给在海外的胡汉民发了个邀请电，请他回国共同主持大计。胡汉民从巴黎致电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提出“训政大纲”提案。蒋介石采纳了《大纲》的提法，在国民党召开的二届五中全会上指出，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国家基础”，由“军政时期”转入“训政时期”。随后，蒋、桂、冯、阎的矛盾激化，战争迫在眉睫，蒋介石需要这个理论家帮他“补天”。

胡汉民抵达香港时，一些朋友劝他不要前往南京任职，蒋介石不会给什么好处。胡当时说：“自古文武结合，武人马上打天下，文人动笔治太平。汉高祖时还有叔孙通帮他定朝仪，难道蒋介石就不需要帮助了吧！国民党多年奋斗，还只有蒋介石干出点名堂。过去得失我不想计较，我想扶蒋介石治理天下。”胡的老友邓泽如见他不听劝告，就赠送一个精致的竹笼，内装了一只小黄雀，暗示你到南京将成为“笼中之鸟”。胡汉民明白其用意，但他不相信蒋会如此对待他。

到了南京，胡汉民力排众议，推举蒋介石当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同各地军阀混战时，胡汉民则在南京指挥国民党所有宣传机构和政治机构，用笔杆对各地军阀进行讨伐，尽心力地料理政务。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筹划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约法，准备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蒋胡因此事发生了冲突。胡汉民希望蒋介石把治理国家的大权交给自己。他曾两次考察土耳其，非常欣赏土耳其的基马尔革命。回国后，他多次发表演说，宣传土耳其的经验，说基马尔革命成功后，就长期养病不出，一切政治问题都由内阁总理伊斯墨代行处理。胡汉民醉翁之意不在酒，这实际上是要蒋介石让权。

蒋介石不仅毫无退意，而且事无巨细什么都要管，连国民党中央党部说了都不算，一定要他点头。胡汉民感到等待蒋让权是不可能的，他就公开地争，与蒋介石唱对台戏，批评蒋介石独裁。１９３０年１１月，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吴雅晖等人贯彻蒋介石的旨意，竭力主张通过国民议会制定约法，然后依据约法选举蒋为总统。胡汉民会上公开反对，表示不能由国民会议制定约法。

会议之后，胡汉民在国民党反蒋派系中仍然积极活动。１９３１年，蒋介石下令把胡汉民软禁起来。因此，引发了两广事变，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联合反蒋，成立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政府对峙，蒋介石屈服于压力，被迫放出胡汉民。此后，胡汉民淡出政坛。

评　析： 蒋胡之间的关系，正好应了这样一句话，在政治角逐中，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蒋介石用实用主义处理他与胡汉民这类政客的关系，有用即朋友，利用完，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一脚踢开，毫不客气。蒋介石在利用还是拒绝、抛弃胡汉民的问题上，是权衡厉害再做选择的。

蒋介石用实用主义处理他同胡汉民的关系，的确在政治上占了上风，获益不小。然而“过河拆桥”这类旧官场的为官之道毕竟是没落、腐朽的。常言道，路不平旁人踩。蒋介石羁押胡汉民引起了国民党官场内的极大震动，造成了反蒋派的联合，为平息风波，蒋介石只有第二次“下野”。

恩威并施，弹压抗日反蒋势力

蒋介石用各种各样的权术对付政敌，打压抗日力量和进步势力。文武两手结合，恩威并施是他经常使用的伎俩。

事　例：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激化，全国兴起反对日本侵略的热潮。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国民党内一些政治派别、政治集团纷纷要求最高当局组织全国军民抗日。而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坚持反共战争，对日本军的侵略继续实行不抵抗，并且压制一切抗日的行动，成为抗日的最大阻力。于是人们把抗日与反蒋联系起来，在国民党营垒内，逐步形成一股抗日反蒋势力。在这样的背景下，１９３３年１１月和１９３６年６月爆发了福建事变和两广事变。

福建事变和两广事变举起抗日的旗帜，是正义之举。蒋介石不但不支持反而进行打，反映了蒋介石根据不同的背景和现实的条件，分别采取不同的手法，压制国民党内兴起的抗日反蒋势力。

首先，用武力镇压福建事变。福建事变的主力是国民党第十九路军。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抵抗日本军的侵略，进行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威震全国。蒋介石不但不奖赏他们，反而下令将这支部队的３个师分别调离上海，准备进行肢解，遭到多方反对后，改为将往福建“围剿”红军。

１９３３年１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山海关，入侵华北。十九路军总指挥兼军长蔡廷锴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请求抗日并且与桂系联合组建“援热联军”，北上抗日，蒋介石电令他们回师。时任福建省绥靖公署主任的蒋光鼐与蔡廷锴联名通电反对。十九路军在蒋介石催逼下，向驻在闽西的红军进攻，受到严重损失。随后，他们与红军代表共同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从海外回国的陈铭枢积极奔走于港、粤、闽联络各方，组织抗日反蒋的联合力量。在他的联络下，李济深、黄琪翔、陈友仁、徐谦等人陆续由香港到达福建。１１月，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在福州召开“发表了《人民权利宣言》，宣告以“救护国家、保障人权”为大会宗旨。号召全国的革命大众立刻起来，打倒蒋介石御用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人民的彻底民主政权。大会主席团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推定了政府委员人选，决定废除中华民国年号，设首都于福州。次日，由部分宣布退出国民党的成员联合第三党和神州国光社成员组建“生产人民党”，陈铭枢为书记，随后，福建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为人民革命政府委员，李济深任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福建事变在全国及海外华侨中引起巨大反响，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讨伐令。国民党召开中常会，决定永远开除陈铭枢、李济深、陈友仁等人的党籍，并交政府严行拿办。

１２月，蒋介石调遣嫡系部队１５万人，亲自坐镇指挥，对福建展开大规模军事进攻。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十九路军将士们英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福州、泉州、漳州等地相继失守，内部一些将领哗变。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等人相继离开福建，历时两个月的福建事变终于失败。

蒋介石能够顺利地解决福建事变，主要是由于双方军事力量太过悬殊，也由于蒋介石认识到事变对自己独裁统治的威胁，采取各种毒辣、严厉的手段，在政治上进行反击、军事上大举进攻，再加以从内部进行分化。从福建人民政府自身方面讲，他们主张停止内战，积极抗战，联共反蒋，这些行动反映了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强烈抗日愿望，这是爱国正义的行动；但他们自身也存在着弱点，未能及时提出正确的战略策略，并且公开放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取消孙中山遗像，使自己陷于孤立，也给了蒋介石讨伐的口实。蒋介石抓住了他们的弱点，结果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平息了这场事变。

其次，打拉结合，搞垮两广反蒋联盟。１９３６年５月，胡汉民突然病故，广东广西实力派一时间失去了重心。蒋介石决定利用机会，采取措施，取消两广的半独立状态。他委派居正、孙科、王庞惠等要员前往广州吊唁胡汉民，趁此机会，向陈济棠提出改组广东省政府等项要求。实际上逼迫陈济棠把广东军政大权交出来。

陈济棠再次被逼上反蒋的道路，与桂系一起反蒋。经过与李宗仁、白崇禧反复商量，陈济棠通电全国，反对日本增兵华北，激励全国反日情绪。西南执行部与西南政务委员会６月举行联席会议，再次通电全国。他们把两广所属的军队改称为“中华民国革命抗日救国军”，出兵湘南，要求北上抗日。

蒋介石采用安抚和武力高压两手，应对两广事变。６月，他致电陈济棠指出：“今日救亡图存，必以整个之国力，取一致之步骤”，若“一隅独标揭于先，则整个国家之尊严，即已丧失于国际之间”。提出两广可派代表到南京相商，力图先行安抚，防止事态扩大。同时蒋提前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讨论内外政策，要两广“踊跃参加，共决大计”，以缓和反蒋情绪。另一方面他在暗中紧急调集军队，抢先控制战略要地衡阳，使两广北上计划受阻，并扬言在必要时使用武力。

在保持武力高压的态势下，蒋介石还派人带着一大笔钱收买陈济棠的部下，获得成功。广东空军４０多人驾机投蒋，联名通电谴责陈济棠等借抗日为名反叛中央。一部分高级将领相继率部投蒋，陈济棠陷于众叛亲离的地步。在蒋介石主持下，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免除陈济棠的职务。陈济棠在大势已去的形势下，致电蒋介石表示“遵命下野”。至此，广东落入蒋介石的控制。

广东问题解决后，蒋介石乘势解决桂系问题。他电令白崇禧出洋考察，让李宗仁前往南京在军事委员会任职。李、白对此举坚决拒绝。蒋见此策不行，又换了一个戏法，要将李宗仁、白崇禧调离广西，由黄绍竑在广西主政。李、白接电后，决定拼个鱼死网破，动员十多万军队备战，同时联络各方人士到广西共商大计。蒋介石立即调大批人马进逼广西，“一时大军云集，自四面而来的不下四五十万人，剑拔弩张，遥遥向广西逼近”。

华北事变发生后，日本加紧扩大侵略，民族危亡加剧，爱国学生奔走呼号，“华北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更加高涨。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用和平协调解决争端。在这样的背景下，南京和广西当局都采取比较克制的态度。李宗仁等人向蒋介石提出和平方案，表示愿意和平解决。经过程潜等人从中斡旋，双方作了让步，终于促成广西问题的和平解决。

评　析： 面对日本的侵略，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对日妥协、对内“剿共”的反动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国民党内一些政治派别与军事集团举起抗日反蒋的旗帜，反映了民意，是维护国家与民族利益的正义行动。蒋介石不但不支持他们的抗日的要求，反而采取种种手段予以镇压和破坏，做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举国声讨理所当然。

福建事变在很短时间里，就被蒋介石所镇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蒋介石组织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亲自督阵进行镇压，敌我双方的力量过于悬殊，这是最主要的外部原因。中共领导机关实行王明“左”倾关门主义路线，没有采取切实的措施与福建人民政府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从内部分析，福建事变的领导者提出了严重脱离实际的左倾口号和政策，加上一些将领被蒋介石收买，倒戈，使自己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两广事变的发生，是对蒋介石打压不同派别和集团，排除异己的行为的反抗；更主要的是，是对蒋介石坚持反共内战，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抵制。蒋介石采用武力征讨，违背民意；采取和平方式解决，才是明智之举，才能得到广泛的支持。

双管齐下，置冯玉祥抗日同盟军于死地

双管齐下，说的是采用两种以上的方法，做某件事，以达到所期望的目的。蒋介石在对待持不同政见者，处理同政敌之间的矛盾问题时，常常采取这种权术。他解决冯玉祥组建抗日同盟军问题的方式，就是其中一例。

事　例：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将军通电声明“即日释权归田”，隐居于山西汾县峪道河。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导致大片国土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对此，冯将军极为愤慨，不断地谴责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政策，主张出兵抗击。１９３２年，他怀着满腔热情，从山西汾县峪道河山村出来，四处活动、劝说，希望国民党能团结抗日。但是奔走两个多月，得到的却是冷水浇头。他一气之下，上了泰山，住进了普照寺，潜心读书，研究国政。不久，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集合各方抗日力量，组织抗日同盟军，相机发动察哈尔省的抗战。为了争取各方面的支援，冯玉祥于１９３３年１月致电两广的各派力量，呼吁：“现在已至最后之生死关头，非速图抵抗，不足以挽兹垂亡之局。”他强调，只有识大体，群策群力，才能有所成就。他派人到北平、天津，请求工商界经济上予以帮助；联络他原来的部下吉鸿昌、石友山等将领参加抗日同盟军，并到苏联驻天津总领事处请求援助。

冯玉祥的抗日活动，遭到蒋介石的阻拦，他用劝说和诱骗的方法，要冯玉祥离开察哈尔。１９３３年１月，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致电冯玉祥，邀请他到南京见面。冯复电以“近感风寒”予以拒绝，并提出了１２项抗日救国主张，作为最后的呼吁。为了促使冯玉祥改变主意，蒋介石还派人到张家口敦促冯进京，并以监察院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相许。但冯玉祥组织抗日同盟军抗战的决心已定，不为蒋介石的诱惑所动。冯说：“华北局势更紧，不但本不应南下，蒋及中央委员皆应北上，现寇已深入，非座谈抗日之时，只有大家上前线一拼。”他对身边的人表示：“宁为抗战而死，也不愿离开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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