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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削藩术
书名： 蒋介石成败录 作者： 徐骏华 本章字数： 12976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56

宁汉合流，尤其是东北易帜，张学良归顺南京政府后，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权形式上获得对全国的统治。然而，北洋军阀时代军阀混战的局面，不但没有终结，反而愈演愈烈。大小军阀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抱团结伙，混乱不已；而蒋介石的一些政敌，或者本身就是军阀，或者借助军阀张势，窥视中央政权，挑战蒋介石的最高权力地位。蒋介石为了削除这一心腹之患，采用了各种手段，削弱乃至消灭军阀势力。然而，他始终没有彻底解决军阀割据的问题。蒋介石玩弄权术，虽也奏效，但治标不治本。因为，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统治的结合，是军阀割据的根源。要根除军阀割据，首先要从整治这一根源着手。当然，这对于他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一来，就挖掉了蒋家王朝赖以生存的根基。

拜把结盟，赢得少帅归顺

拜把子，结拜仁义兄弟，这在古代充斥汗青，而刘关张桃源三结义，神话般地千古流传。近代以来，这种形式在洪门帮会沿袭。蒋介石也曾在黑社会混迹，他驾轻就熟，把这一套路运用到官场，运用到与军阀的争斗之中，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

事　例： 蒋介石与张学良结拜把兄弟，是他取得成功的一例。

张学良，字汉卿，辽宁海城县人，１９０１年生，其父是奉系军阀的首领张作霖。１９１９年７月毕业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授陆军炮兵上校军衔，随后升任旅长，协助张作霖整军。１９２４年９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任镇威军第三军军长，在山海关一带作战。第二年春天，率部进驻天津，升任陆军上将。１９２８年４月，任奉军正太、京汉线总指挥，对北伐军作战。张作霖本是日本帝国主义所支持的一个军阀，但此时的日本人感到难以驾驭张作霖；于是在张作霖返回东北的途中，安排特务在皇姑屯路段埋炸弹，将其炸死。不过，当时日本人并不知张作霖的死活。为了防止不测，奉军统帅部并没有公布实情。帅府控制极严，医护人员照常“工作”，一再向外界声明，大帅的伤情正在转好，不日即可视事，云云，演了一场“空城计”。

在张作霖被炸身亡的当天，北京张公馆正在庆祝少帅张学良的２７岁生日，生日与忌日巧合在一起。张学良闻讯后，沉着应对这一突发事变。指挥奉军全线向东北撤退，集结于滦河以东。张学良化装秘密回到沈阳（当时称奉天），立即召开东北三省军政要员紧急会议，张学良作出了几项决定，发布张作霖被炸身亡的消息；宣告张学良接任张作霖的职务；张学良推举张作相为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在张作相等元老的辅佐下，张学良初步稳定了东北局势。

鉴于皇姑屯事件的教训，张学良不顾日本的多方压力，于７月１日通电全国，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决不妨碍全国统一”。并派代表与蒋介石联络，商谈东北易帜的事宜。

蒋介石来到北平，亲自处理东北问题。他接见张学良派来的代表，向他们表示：只要东北易帜，宣布服从三民主义，张学良仍然是东北三省的全权统治者。他还派人到沈阳同张学良直接谈判。这时日本政府加紧了干涉中国南北统一的步骤，由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出面，以强硬的态度阻止东北易帜。随后，他还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一封信交给张学良，声称南京政府含有“共产色彩”，且其地位尚未稳定，东北殊无与其联系之必要；并表示日本愿给军事援助接济。日本方面，利用给张作霖治丧的名义，派原驻华公使林权助赴沈阳，进一步威胁张学良说：“日本政府具有决心反对东三省对南方妥协，即所谓干涉内政亦所不辞。”张学良向日本人严正表示：我是中国人，我考虑的一切问题都是以中国人的立场来说话的，以东三省的民意为定。张学良坚决地顶住了来自日本的压力，但为谨慎从事，避免日本借口出兵，决定将易帜时间推后几个月。为了不让蒋介石产生误会，他派代表多次向南京方面解释，表示东三省事实上早已服从中央，所差的只不过是悬旗这一形式问题。

为了促进东北易帜，蒋介石在１０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力排众议，提名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获得通过。他致电张学良指出：“易帜之事，全属我国内政，彼方本不能公然干涉，况目下党国形势，团结一致，彼尤无可借口。”接着南京方面与张学良代表达成４点协议：（１）东北设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以张学良为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２）设置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人选须中央同意。（３）东三省及热河省委员人选，由张学良推荐，经中央任命。（４）易帜不能迟于民国十八年元旦。此外，蒋介石还答应由南京中央每月接济东北军饷１０００万元。

东北易帜步履维艰，前前后后，历经近半年。本来易帜是蒋介石、张学良都乐意做的事情，不太复杂，之所以如此艰难，主要是涉及到日本与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在东北易帜的背后，反映了日美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日本千方百计地阻挠东北易帜，美国则支持蒋介石统一东北。１９２８年７月，中美两国签订《整理中美关税关系条约》。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征得南京政府同意，以赴朝鲜的名义，于８月到沈阳与张学良会晤，力劝张要坚定决心，尽早实现东北易帜，表明美国愿为此作出努力。蒋介石和张学良都通过外交途径争取美、英等国的支持，使日本陷于孤立地位。８月，他们分别打电报给正在美国访问的伍朝枢、孙科，二人就近宣布真相，揭露日本阻挠东北易帜的行为。９月，蒋介石派张群以参加日本阅兵典礼的名义访日，要求日本首相田中等不要干涉东北易帜之事。１１月，张学良派特使赴东京参加日本天皇加冕典礼，终于促使田中向张方特使表示东北易帜“是中国内政问题”而加以默许。

经过半年多的曲折斗争，１２月２９日正式宣布东北易帜，张学良等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同时换旗。至此，蒋介石为首的南京中央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东北易帜对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抑制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蒋介石个人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当时东北军有３０万人，装备全国第一，他知道谁能够获得东北军的支持，谁就能够主宰全国，他曾私下说：“张学良是当代韩信，必须将其纳入自己帐下。”现在他不费一兵一卒，把这一庞大的队伍收归自己的旗下，扩大了自己的统治范围。他要好好地利用这一“偏师”去制服那些不服从他领导的军阀。的确，张学良的归顺，使他受益多多。

首先，在中原大战期间，假调停为名，行武力助蒋之实。１９３０年，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张学良在东北按兵不动，双方都极力争取拉拢。但张名义上中立，从中调停，实际上在观战。蒋介石多次派人到沈阳等地向张学良游说，许诺把青岛等地给张，又委托张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支付巨款；美英、法驻华使节也出面施加影响。张学良经过几个月的观望，于９月１８日发出“巧电”，表示：“拥护中央”，“呼吁和平”，“吁请各方即日罢兵”，“静候中央措置”。他自称“中间而偏向南方”立场上，实际上是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接着，他命令于学忠、王树常率部入关，驰援蒋介石部队，进驻平、津。至此整个形势急转直下，反蒋联军难以为继，冯军向黄河北岸败退，阎、冯致电张学良，表示愿意停战，听候和平解决，但蒋介石的部队继续进攻，占领郑州、洛阳，冯阎十余万人被俘。张学良助蒋有功，蒋也给予回报，委任东北军的王树常因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自此，华北归属东北军掌握。蒋介石为了进一步拉拢张学良，主动要求跟张学良换帖子，要求结拜兄弟，自此，张蒋结下不解之缘。

其次，东北退让，代蒋受过。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关东军经过秘密策划，炸毁了柳条湖一带的路轨，污蔑是东北军所为，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起进攻，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急电请求国民党中央政府，但南京方面回电，无论日本如何挑衅，我方不应该抵抗。东北军将士忍辱执行不抵抗命令，被迫撤退。在很短时间内，日本占领了整个东三省。举国悲愤，纷纷痛斥日本的侵略的罪恶行径，也痛斥江北军的不抵抗主义。全国舆论都指责张学良，张学良一时间成了千古罪人。

其实，张学良有难言之隐。东北在很短时间内丢失，张学良肯定有责任，然而，他确实也是在替人受过。事变发出后，蒋介石下给张不抵抗的命令，要求张把所有的东北军撤往关内。但是，不抵抗是要冒挨“卖国贼”骂名的风险的，蒋介石不愿意承担这一罪名，所以他当面告诫张学良：“这话是我说的，但你不许对中国人说。”张学良是一个讲义气之人，不得不忍辱负重，严守绝密，长期不向外界公布，直到他离开人世前，对这件事还是含糊其辞，目的只有一个，宁愿自己忍受骂名，也要维护蒋介石这个把兄弟的名声。

评　析： 蒋介石通过一系列的工作，加上拜把结盟，感情联络，争取到了张学良的归顺。尽管东北易帜在前，蒋张拜把结盟在后，这种形式对张学良归顺、巩固易帜、维系蒋张的政治军事同盟都有重要的作用。

蒋介石与张学良能在东北归治于中央政府上形成共识，最根本的还是双方对东北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认同，都对日本的侵略野心有所警惕。东北易帜对日本侵略野心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是爱国之举。张学良受绿林之风的影响，江湖义气浓厚。蒋介石抓住张的性格，在东北易帜后，与张学良拜把结盟，以情感纽带巩固易帜成果，形式上显然得落后，但取得的实效是明显的。

蒋介石用拜把结盟的手段，赢得了张学良的归顺，不仅巩固了东北易帜的成果，使他在形式上获得对全国的统治权；张学良在关键时刻以武力相助，使蒋在与冯的战争中大获全胜；替蒋受过，严守隐秘，维护蒋的领袖形象。然而，蒋介石多次有负于张少帅，尤其是西安事变，促蒋抗日，捉蒋放蒋。张学良讲义气，而蒋介石只记新恨，不念旧情，将张学良软禁长达近半个世纪，一代可能很有作为的少帅，就这样被不讲信誉的蒋某人所摧残。

分而制之，勿使对方扎堆抱团

权谋家在谋划蓄势之术时，就可能达到的结果而言，有上策、中策、下策。在自己积蓄力量，扩充队伍时，敌对方（或潜在的敌对方）的队伍越来越小，及至自行瓦解，这是上策；如果自己蓄势，敌对方也在蓄势，双方势均力敌，此乃中策；对方越做越大，越做越强，而自己势单力弱，无力抗衡，这是下策。权谋家运筹帷幄，当然企盼的是第一种结果，极力避免后两种结果，尤其是最后一种结果。蒋介石对各路军阀采取分而化之，分而制之的权术，力求使对方由强变弱，达到消灭敌对方，或者是兵不血刃，把对方像切蛋糕似的分割，然后一切收入囊中。在削蕃（削弱地方实力派势力）的过程中，蒋介石常用这种权术。

事　例： 在国民党的军队势力中，与蒋介石争天下的地方实力派中，真正能够跟蒋介石抗衡的有四个地方军事集团，一个是李宗仁、白崇禧统率的桂系，一个是西北的冯玉祥军事集团，还有一个是粤系，再就是山西的阎锡山军事集团。前两个集团的首领既是蒋介石的政敌，又是军事集团的首领。后两个集团则是军事集团的首领，但又时常与蒋介石的政敌结合，组成反蒋联盟，或者以军事力量助蒋政敌。

对蒋介石来说，削弱、瓦解冯玉祥的军事集团不十分难。因为，冯玉祥的队伍虽大，士兵打仗也比较勇猛，但组织不十分严密，内部小派系众多，矛盾纷争时常发生，只要做做工作，就可以分而化之。阎锡山在军界政界长期混迹，见多识广，被称作“老狐狸”，但目光短浅，基本算是小富即安；他的计谋也只不过是护身而已，只擅长于在夹缝中求生存，处于一种守势，缺乏问鼎中原的气魄，构不成大的威胁。广东的地方势力虽然有很强烈的政治角逐欲望，但广东军阀向来是派系林立，经常自己斗得死去活来，分化这个军事集团蒋介石也颇有心得。最令蒋介石头痛的是桂系，李宗仁之所以成为对蒋构成强势冲击力的一个政敌，首先靠的桂系，而桂系内聚力很强。

桂系长期能与蒋介石抗衡，并不是因为他的硬实力有多强，它在财政、军事、政治上与其他几个军政集团相比，并强不了多少；比如，它在兵力上远不及冯玉祥的３０万的兵马，在财力上更不如广东军阀那样财大气粗。然而他们的软实力是其他任何一个地方军事集团都不能相比的，就是蒋介石的嫡系，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有可能比桂系弱三分。桂系的内聚力很强，有三个核心人物，他们在财政、军事、政治上，各有所长。

李宗仁在政坛长期角逐，老谋深算，且为人比较宽厚仁慈，在这个军事集团中众望所归；白崇禧实干精神很强，有特殊的军事才能，又善于心计，在国民党的军事首脑中，在军事谋划上要高人一筹，素有“小诸葛”之美名。而另一个核心人物，是黄绍竑，此人擅长外交。这三人特长互补，相得益彰，抱团紧密。即使黄绍竑后来离开桂系，但基本上是人在曹营心在汉，一直明里暗里为桂系服务。李、白、黄三个抱成一团，以广西为根据地，不断问鼎中原。广西这个地方底子薄弱，长期贫困，老桂系统治期间，横征暴敛，百姓更是苦不堪言。李、黄、白经营新桂系后，将广西治理得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被誉为民国的“模范省”。

蒋介石为了分化瓦解桂系，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可以说十八般武艺全都用过。

第一，白北李南，使其难以相互照应。就桂系部队的现状看，蒋介石觉得，从桂系内部拉出队伍，分而化之，不仅难度大，还有可能起到反作用，助其内聚。为了达到分化桂系的目的，他着手从外部小动手术。其办法是，把李、白、黄拆散任用，使他们不能相互照应。蒋介石千方百计地使这三个人不能在一起，用各种理由把桂系的人马分开，让他们分头驻扎，分散而踞。早在北伐前夕，蒋介石曾提名白崇禧担任北伐军参谋长，这让很多人惊讶，白崇禧当时虽然在军事上有些灵气，但其资历很浅，年纪很小，只有３０来岁。连李宗仁也劝白崇禧不要去，但白崇禧看到这是为全国瞩目的位置，事关自己的前途，所以执意要去，被蒋介石安排为副参谋长，实际上代理参谋长，因为当时的参谋长李济深并没有到职。白崇禧以为自己的才能会为蒋介石所看重，他哪知道蒋介石拆散李白联盟于萌芽状态的意图。在北伐中白为蒋介石十分卖力，在军事上多次为蒋解围，救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于水火之中；在政治方面，助桀为虐，在蒋介石在上海搞“四·一二”事变时，献计出兵，很是卖力。然而，蒋并没有怎么重用白崇禧，这是当时政治上幼稚的他百思不得其解的。

第二次北伐基本结束后，蒋介石把北平、天津两大城市交给桂系，将两湖也交给桂系，这样桂系势力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地，一时间，大有超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之势。李、白部队作战勇猛，但在政治上毕竟过于年轻，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蛋糕里暗藏杀机。桂系军队分布太广，战线过长，白北李南，联系不便，更不用说遇事商量了。当时李宗仁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来回穿梭，白崇禧坐镇北平，黄绍竑呆在广西，桂系腹部暴露，处在被其他军事集团袭击的危险位置。这一部署刚刚结束，随之爆发了蒋桂战争，蒋介石由于早做了手脚，桂系首尾难顾，全线崩溃。这样桂系在北伐中获得的地盘，在北伐中集聚的军事力量，几乎在一夜间丢失殆尽。

第二，文戏不成，诉之武力。蒋介石坐上国民党政权最高宝座后，对各路异己军事集团的崛起耿耿于怀，不解决这些“诸侯”，将后患无穷。起初,他打算唱文戏。１９２８年，蒋介石与宋子文等共同制定了《军事善后整理案》，以节省财政开支，实行和平建设为名，在上海、南京分别召开全国经济会议，大造裁兵舆论。宋子文提出了裁兵以保证建设的方案，当时全国共有８４个军，１８个独立旅、２１个独立团，这些部队一年共需军费６．４亿元，大大超过全国总收入的４．５亿元，因此必须裁军。蒋介石通电全国，要求各军事集团予以配合，并提出裁军的实际方案。按照这个方案，将现在的２００个师裁减为５０个师，裁掉１５０个师，命令各集团军自行办理。这一方案等于这要各路“诸侯”的命，各地方军事集团一致抗命。

文戏不行，只得诉之于武力。１９２９年，蒋桂为争夺湖南，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蒋介石以“彻查桂军侵湘”为由，调军西上，引起战端。３月，蒋以国民政府名义下达《讨伐令》，指名李宗仁、白崇禧“借革命之名义以消灭革命”，“实为革命之障碍，三民主义之叛徒”，宣布“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并令前方各军，对桂系所属各军“痛加讨伐”。蒋桂战争以蒋介石取得胜利而告终。

第三，以升迁为名，行调虎离山之计。１９３６年，李、白在陈济棠的拉拢下，发动了事变，再次起兵反蒋。蒋在解决了陈济棠之后，本来想用武力解决桂系，但由于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使之不便对桂系用兵。当时蒋的谋士熊式辉向蒋建议用调虎离山之计，把白、李再次分开。７月，蒋突然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免去李宗仁、白崇禧的广西正副绥靖公署主任职务，另外任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任白崇禧为浙江省主席，让黄绍竑任广西的主管官。看起来，他们都荣升了，但蒋介石包藏祸心，是为了将桂系拆散。也许蒋介石用意过于明显，也许是与蒋介石长期斗法的桂系已经老练了，他们不但不领蒋某人的假情假意，倒反客为主，邀请各抗日反蒋的党派，共同反蒋。

评　析： 春秋无义战。通常情况下，在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军事集团之间在军事较量和政坛争斗上，大部分纷争是为了他们各自集团的私利，很难定一个谁是谁非。

国家需要统一，军队应该统编，尤其是在中日民族矛盾加深，民族危机严峻的形势下，尤其应该集中力量一致对外。蒋介石掌握中央大权，提出统一口号，削平包括桂系在内的军事山头，有一定的道理。问题在于他要削他人的军事山头，而自己搞嫡系更大的山头，这是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军阀现象长期存在，桂系始终难以拆散的基本原因。

从谋略角度考察，蒋介石为了解决桂系军事集团，合纵连横，花费了极大的精力，使用了各种手段，有一定的成效，但收效并不很大。这并不是因为蒋介石的权术不比对手高明，而是对手在长期与蒋的斗智斗法中长了见识，始终保持着很高的警惕性，增强了自护自卫的能力。桂系是强打不散，久分不裂，越聚越强，到了20世纪４０年代末，在国民党政权的大厦将倾时，落井下石，终于把蒋介石从最高宝座上拉了下来，李宗仁过了一次“总统”的隐，尽管前面有个“代”字。政治权力的游戏天然设定的规则，有时看起来还算是公平的。

巧离间，拉弱抑强

离间计是兵家和政治权谋家经常使用的计策。始处于《周易·比卦》。《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意思是，如下手下的人顺从统领者，是吉祥之兆。亲比辅助发自内心或内部，不会失去自我。这是一种人际关系的常理。兵家、权谋家则加以发挥，将其用之于计谋。其用计的逻辑是，人们通常相信亲比辅助来自内部，便不会导致自己的失败；如果内部出现裂痕，就可能为外部敌人所利用，因此，统治者时刻提防内部生变。兵家和政治权谋家常常利用这一心理，进行离间，搞乱其内部关系和政党的秩序，从中渔利。蒋介石对付各路“诸侯”，也常常使用此计法。

事　例： 蒋介石离间冯玉祥与阎锡山的关系，是一则典型例子。

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有说不尽道不完的恩恩怨怨。他们时而拜把结盟，时而又反目为仇。在冯阎之间，他想方设法离间冯阎关系。拉拢相对弱一些的阎锡山，共同抑制力量强的冯玉祥。

１９２６年，国民党在广东誓师北伐后，冯玉祥和阎锡山分别宣布响应，共同对付北洋军阀。北伐由于这两支“异军”的加入，增加了北方对吴佩孚的钳制，这也是北伐军胜利进军的因素之一。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形成南京政府与武汉政府的尖锐对立。在宁汉对立的过程中，冯玉祥，支持了蒋介石，尽管冯有自己的打算。他是想让蒋介石尽快发兵继续北方，以共同对付张作霖奉系军阀，所以他声称要以武力帮助蒋介石。这对蒋介石是一个不小的支持。

随后，冯以调停人的身份，在郑州撮合蒋汪合流，一致“分共”。此后，虽然宁汉之间兵戎相见，但很快国民党中央政权在南京统一。蒋介石由国民党中央推举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并决定四个分会主席：广州政治分会主席为李济深；武汉政治分会主席为李宗仁；开封分会主席为冯玉祥；太原分会主席为阎锡山。国民党新军阀四大派别，决定继续北伐，进攻张作霖的奉系。张作霖见势不妙，向全国发出通电，匆匆忙忙撤出关外。至此，北洋军阀长达１６年的统治，宣告结束。国民党第二次北伐取得胜利。

国民党第二次北伐，不同于第一次北伐，第一交北伐是革命正义之师，所依靠的是以工农为基础的全国民众，是以武装为主体的革命群众运动。而第二次北伐是单纯的军事行动，其依靠力量是新军阀，第二次北伐胜利成为了新军阀的分赃闹剧。在旧中国，军阀为了扩张势力范围，最看中的是地盘。有地盘，就有兵、有枪、有钱、有粮、有财，也就有了政治地位，总之，地盘是其赖以割据的基础。因此，北伐结束后，四大军事集团就围绕如何分赃，各自挖空心思，使出浑身的本领。

在北伐前，冯玉祥被北洋军阀赶到西北地区，西北地区素来土地贫瘠，人烟稀少，没有多少油水可捞。论功行赏，冯玉祥为北伐出力最大，承担了主要的战斗，而且冯家军英勇顽强，战斗力强。所以，此时他十分想获得东部有油水的地区，最好是北平、天津。这两个地方，仅海关收入一项，就比甘肃一省还要多。按照冯玉祥的想法，他肯定将得到这两块地方；因为，二次北伐，他出的力最大，而且在蒋处境危难之时，挺身相助，有恩于蒋介石这小老弟，所以认为蒋肯定会以李相报。

阎锡山也在打自己的算盘，山西军队在北伐中出关比较晚，刚出娘子关，重要战斗已经结束，阎锡山正在犯嘀咕，但也很想得到一块大肥肉。他虽然出力少，但其政治手段圆滑，诡计多端，是冯玉祥所不能及的。考虑蒋介石的军队都在南方，一时半刻不能顾及北方，所以他以为好地方只能是冯玉祥了。他明里暗里支持蒋介石，共同对付北冯玉祥。１９２８年５月，蒋介石到石家庄，与阎锡山会谈中，阎挑拨道：“请你翻开历史看看，哪个人没吃过他的亏？”蒋介石点头不语，阎锡山点到为止。

其实，蒋介石找阎锡山会谈，正是要他的这席话，此行的目的就是要离间阎冯联盟关系。从话音中听到阎冯并非铁板一块，有空子可钻，他决定巧施离间计，使冯阎联盟的裂痕扩大，为我所用。就目前的态势，将华北的任何地方让给谁都是不可接受的，但蒋介石也有自己的难处，他的军队刚刚扩大，除了嫡系部队，收编的军阀部队是一些杂牌军，部队很弱，还很难对付冯阎的军队。如果在华北占领的地方太多，势必会使自己的军队战线太长，造成冯阎的联合，这样使自己的处境困难。所以，华北暂时不能要了，否则聚宝盆可能成为大包袱。但华北到底交谁代管呢？他决定把这个难题，变成施行离间计的一个载体。

蒋介石认为冯玉祥想要得到的东西，偏不给他，而是给阎。二次北伐，几个大军事集团势力空前扩张，而阎锡山军事集团的势力不大。从实力对比看，冯玉祥的部队最接近自己的力量，对自己构成的威胁最大。如果将比较富裕的山东、京、津交给冯玉祥，刺刀加上金钱，那后果对自己极为不利。所以，他要防冯一手。此外，若给阎锡山，那还可以使冯玉祥把对分赃不均的怨气朝向阎锡山，北方的冯阎联盟的裂缝可能会更大，这有利于分而制之。到底如何实施这一计策，蒋介石也颇费了番心思。

６月，蒋介石到河南新乡与冯玉祥会面，对于河北和北京、天津地盘的分配，先不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征求冯的意见。冯玉祥久居西北贫瘠地区，十分希望蒋介石论功行赏，将北京、天津给自己。但是他又很爱面子，不愿意把话说明白，怕给人以争权夺利的口实；而其内心也认为于情于理，不用自己张口，蒋介石都会把这两个地方给我。所以，冯玉祥没有把起初意图亮出来，而是表示一切听从中央的。好家伙，我蒋某人就是等这句话，这样，离间戏就好唱了。蒋介石于是来一个顺水推舟，立即说出，北京、天津让给阎锡山，并以公允的口吻说出了若干理由，你们地盘不小了，山西地盘不大，冯老兄发扬点风格吧；况且，京、津两地外交复杂，不易对付，“大哥情怀刚直，不适宜和外国人打交道，就交给閰锡山去应付吧。”冯玉祥当然很不乐意，但刚刚说过一切听中央的，话音未落就反悔，实在说不出口，只好继续装出无所谓的样子说：“只要军阀国贼铲除干净了，我就十分满足了，别的事情，怎么办都可以，还是请你酌定吧。”但嘴里是这样说，心里哪能平静，自古以来攻城得地都是“先入关者为王”。现在，蒋介石却让阎锡山这个后来者拿走了，冯军的将领无不大骂。冯不满归不满，无可奈何，蒋介石抑制了冯玉祥集团的势力。人家是“天子”暂时惹不起。那总是要找一个发泄的对象。于是乎，把怨气朝阎锡山身上发了。就这样，蒋在冯阎中间打下了一个楔子。

本来蒋介石想静观冯阎之间干戈相向，他以中央名义，居中调停，坐收渔利。哪知道，阎锡山太老道了，他自己知道无功受禄，冯玉祥有怨气就让他发吧，反正实惠已得，何必与冯闹翻呢？何况，冯的地盘与自己紧挨着，人多势众，如果真正打起来，蒋坐壁上观，那自己就惨了。因此，他也不管与蒋介石的默契，急忙派人冯玉祥联系，调节冯阎关系，试图拉拢冯一起反蒋；这正对冯玉祥的路了，他俩一拍即合，又在新的利益基础上，联合起来，导演了一场反蒋的“中原大战”。这是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的。

评　析： 离间术，五花八门，若加以归类，大体可分为正道和反道。“正道”是主动设局，让对方堕入所设的陷阱，手段很多，或造谣中伤敌对方的重臣、良将、亲信，或以金钱、美女之类为诱饵，或派间谍打入对方内部，离间对方的君臣、上下关系。“反道”，也叫反间计，也可以说是将计就计，敌方对我方施离间计，我方借其计达到我方的目的，包括提供假信息，把对方派来的奸细加以收买，为我所有。

在反间计方面，人们比较熟悉的是东吴周瑜利用曹操派指蔡中兄弟二人诈降江东。周瑜明知这二人是奸细，于是趁此机会，将计就计。同黄盖一起演了一出“周瑜打黄盖”的苦肉计，黄盖选派人去向曹操请降，曹操不相信。此时正好收到了蔡氏兄弟的来信，报告黄盖所说的情况是真的，曹操才深信不疑。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设计反中了小周郎反间计的圈套，遭火烧赤壁之祸，使自己铜雀台锁二乔的诗句，成了千古笑柄。

蒋介石在冯玉祥、阎锡山的联盟中间施离间计，属于“正道”，即主动设局。首先，冯阎联盟本身就是一种暂时联盟，他们之间潜伏着矛盾。蒋介石有机可乘，这是主动设离间计的前提条件。其次，诱敌深入。蒋介石明知阎锡山对冯玉祥不满，自己不把问题挑明，在与阎锡山会晤时，引而不发，让阎锡山把冯阎之间的矛盾挑开，然后，以此为突破口，布设离间计。第三，设圈套、布陷阱。蒋介石本来就不愿把京、津地区给予冯玉祥，但自己不亲口说出来。他抓住冯玉祥爱面子的弱点，设圈套、布陷阱，即用加以引诱，让冯玉祥说出违心的话，接着顺势而作，使冯玉祥有苦难说，吃了一个哑巴亏。第四，助弱抑强，把好处给予弱的一方，这样既可以扩大矛盾，又减少风险。分析蒋介石施离间计的过程，可以说是天衣无缝。

可是，蒋介石巧施离间计，不仅收效甚微，反而弄巧成拙。这正应了《红楼梦》中所云：“聪明反被聪明误”，虽然蒋介石没有丢掉身家性命，但也吓出一身冷汗。对于权谋家来说，权术有效，但权术也不是万能的。

略施小计，一石三鸟

一石三鸟，是说做一件事，取得三件事的回报。从权谋的角度讲，以一个计策达到多种目的，那是一种求之不得的事情，是权谋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蒋介石常常用此计策对待地方军阀。

事　例： １９３４年，蒋介石消灭孙殿英军阀势力，所谋划的计策，就是力图收到这样的功效。

在民国历史上，被蒋介石打败的军阀中，孙殿英实力并不强，但它是一块牛皮糖，很难啃。孙殿英，１８８９年出生于永城县，他的母亲客居在外婆家生下他。因家境贫寒，孙很早就混迹于江湖。在江湖闯荡过程中，他学会了圆滑处世的社交哲学，也练出了一套精湛的赌博技巧。孙殿英酷爱赌博，对各种赌博方法极为精通，有人夸张说，他的赌道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传说，孙殿英打麻将，一圈下来，依靠自己对牌纹路的记忆，能够对牌桌上的牌认得差不多。对于掷色子，他更是有一套，经常练习，能够根据声音判断点数，最后他还能控制点数，想掷几点就是几点。发迹后，在他的办公桌边有一个专门的色子碗，公事之余，常常以投掷色子为乐。

孙殿英幼年家境贫困，长大后对金钱有特别的爱好，他每到一地，总是以捞钱为第一任务。但孙殿英捞钱而不积攒钱，他常对人说：“会捞钱，更要会撒钱。会捞钱是二流学问，会撒钱才是一流学问。”他最崇拜蒋介石，他总结蒋介石一生“成就”说：“蒋介石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懂得如何将钱捞到手；二是知道如何将钱撒出去。”由于善于捞钱撒钱，孙殿英团结了一大帮有江湖义气的朋友，与各派军阀都玩得转。

孙殿英早年加入土匪，后来成为绿林老大，被当时北洋军阀收编。１９２２年，孙殿英投靠张宗昌，在张宗昌手下担任军长。不久，国民革命军北伐，张宗昌败逃山东老家，将他这个杂牌军扔下不管。政客何成浚奉蒋介石之命，前来收编北洋军阀的部队，孙殿英投奔到冯玉祥的门下。因为孙殿英的部队是杂牌，跟冯玉祥的西北军又没有多大的历史联系，所以他的部队给养十分困难。为了捞钱，１９２８年，孙殿英竟然打起慈禧太后墓的主意。他以为慈禧太后会有很多陪葬品，派工兵营乘夜幕掩护，挖了慈禧的墓，制造了轰动一时的盗墓大案。挖了墓后，孙殿英很懂得撒钱，据说，他派亲信将慈禧口中含的夜明珠，送给了宋美龄，将一个翡翠西瓜送给了孔祥熙，让他们在上层给他说情。这一手果然奏效，等了一段时间之后，盗墓案件不了了之。

１９３０年，中原大战的时候，孙殿英起先犹豫不定，后来看见蒋介石只有４０万军队，而冯阎加起来有７０万之众，以为蒋介石会失败，就热心投奔了冯玉祥，冯玉祥封他为安徽省主席。蒋介石为了拉拢孙殿英，特地委派当时任河南省建设厅长的张钫带着手谕和４０万大洋巨款游说，结果，孙殿英脚踏两只船，一方面收下巨款，另一方面拒绝投靠蒋介石，但为了留下后路，他将张钫礼送出境。孙殿英耍弄蒋某人，深为蒋介石所痛恨，蒋介石等待时机收拾他。

中原大战结束后，孙殿英部队被蒋介石改编。１９３３年，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邀请孙殿英参加。当时孙殿英手下有人马３万来人，如果参加冯玉祥的同盟军，势必在北方出现比较强大的反蒋力量，这深为蒋介石所害怕。蒋介石要求何应钦尽快想办法阻止孙殿英参加，而孙殿英对此事也不太热心。孙殿英自己也盘算了利弊，认为自己不是冯的嫡系，如果参加同盟军，有可能被冯玉祥吃掉，而且也得不到蒋介石的承认，所以一直是在观望。这时，何应钦委派自己的秘书刘健群亲自到孙殿英部队内劝说孙，随之而来的是戴笠。戴笠也曾在江湖上闯荡过，两人面谈得很投机。在戴的劝说下，孙殿英表示遵从蒋介石，不参加同盟军，但要求蒋介石给他地盘，蒋介石答应给孙殿英察哈尔主席的位置。

等到蒋介石解决了抗日同盟军之后，孙殿英可利用的价值就不大了，察哈尔主席的承诺也忘了个一干二净，孙殿英内心相当不满。当时，孙殿英有兵有枪，但是由于一直没有稳定的地盘，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像“客军”，受人白眼。在军阀当道的年代，如果没有地盘，那就困难重重。军心也就难以稳定。而蒋介石是绝对不会给这些杂牌军军饷的。

１９３３年，蒋介石突然对孙殿英下发了一纸委任状，任命他为青海省屯垦督办。蒋介石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他对孙殿英的一种补偿，而是采纳了何应钦的主意，决定用计谋最终解决孙殿英部队。

当时，西北地区是由三马控制，马步芳控制青海，马鸿奎和马鸿宾控制甘肃、宁夏。这三省处于边缘地带，天高皇帝远，蒋介石鞭长莫及。三马对蒋介石不敢明抗，但阳奉阴违。蒋介石非常想消灭三马地方势力，但又不好直接出兵。这时，孙殿英找他要地盘，何应钦出主意，提出把孙殿英派往西北，以搅乱西北的政治局面。

何应钦在向蒋献策时，陈述了此计至少有三种好处：一是防止孙殿英与冯玉祥合作，削弱冯玉祥的势力；二是通过三马打孙殿英，使孙殿英这个非嫡系部队瓦解；三是通过孙殿英去攻击三马，即使三马消灭不了，也会给其造成重大的打击。

孙殿英得到蒋介石的任命后，十分高兴，以为这次有了归属了。尽管有人对他说蒋某人送的这份礼是不好收的，会冒很大风险，但孙殿英以一个赌徒的心理，就此一博了。

同年，孙殿英由驻地包头集中，９月向宁夏出发，１０月到达临河、乐平一带，摆出了进攻的队形。就在孙殿英准备大打出手的时候，蒋介石突然发出了一份电报，命令孙殿英必须停止前进，原地待命。

蒋介石再次出尔反尔，并不是什么健忘，而是进一步运筹他的计策。他料到，西北三马绝对不会允许外人来抢占他们的地盘，肯定要反击，同时对蒋介石也心存不满。蒋介石要稳住西北“三马”，为了安抚“三马”，才命令孙殿殿英停止前进，给“三马”先吃一颗定心丸。此外，蒋介石也预料到孙殿英一定会拼命地要抢这块地盘，肯定不会老老实实地遵守他的命令，继续进攻“三马”，这样既能够使孙殿英和“三马”大战，又将自己置于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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