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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应 变02
书名： 蒋介石成败录 作者： 徐骏华 本章字数： 14628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56

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坚决反对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的，而民族资产阶级本来是支持革命的，但由于这个阶级具有妥协性、软弱性又与封建买办势力有着天然的联系，同时也由于在革命高潮中的一些过激行动，他们也因惧怕工农运动而动摇起来。这些政治关系、阶级关系的变化，为蒋介石寻求新的靠山提供了可能。

蒋介石在与武汉政府对抗的同时，为了最后摊牌，实行反共反革命，寻找依靠力量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首先，组织自己的班底，形成核心依靠力量。在挑起迁都之争的同时，把自己的心腹人物集结起来包括在南方政府中任要职的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等邀集到南昌，在南昌形成一个右派核心。蒋介石还急切地延揽在北方任职或隐居的密友和盟兄弟来南昌与自己共事。把他的留日同学张群从河南请到南昌，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致函在天津的黄郛，邀他火速南下共谋大计。他对黄郛如此器重，不仅因为他俩曾于１９１１年冬在上海与陈其美结为把兄弟，还因为黄郛任过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在北洋政府在历任外交总长，又在１９２４年协助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任过摄政内阁总理。黄郛与美英和日本的外交人员有较密切的关系，同时，他与上海金融界都有较为深厚的关系。

黄郛到达南昌后，蒋介石和张静江等人与黄郛一起密谋策划，确定了一个背离三大政策，发动反革命政变的行动纲领。要点包括，必须离俄清党，放弃“联俄容共政策”；在外交上首先谋求同日本、英国的“谅解”，特别是“不应放弃日本这条路”；力争早日克复京沪，联络绅商，谋求东南底定；采取步骤联络北方冯玉祥、閰锡山，形成“中心力量”，“以减少内争而早致统一。”

其次，通过种种途径与帝国主义相勾结。首先以与日本打通关系为突破口。蒋介石多次接见日本驻九江领事等，明确表示他不会废除不平等条约，而要尽可能地尊重现在条约。蒋还表白：“我们没有受苏俄利用和指导”，“苏俄（制度）不可能在中国再现”。“我们没有考虑过用武力收回上海租界”。甚至对他们作出不损害日本在华的特权的承诺，他说，我理解“满洲”同日本在政治、经济上的重大关系，日本人在日俄战争中流过的血，“有感情上的问题”，我认为对“满洲问题”必须“特殊考虑”。蒋介石还派戴季陶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出访日本，与日本外务次官、亚洲司长会谈，向日本政府进一步阐明蒋的立场，“结果甚为美满”，从而促使日本当局确定了以“怂蒋反共”为主的方针，对中国革命进行破坏。在英美关系方面，蒋介石派宋子文、王正廷等与英美有关人士接触，打通关节，美国还派代表到南昌同蒋介石会谈。

在国民革命军进占南京时，英美帝国主义进行了公开的武装挑衅，使我军民数百人伤亡，财产受到重大损失，酿成了“南京惨案”。随后，英美、日等国继续向中国增兵，形势紧张。蒋介石不积极组织还击，不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反而向它们道歉，并嫁祸于人。蒋指使人与日本驻南京领事接触，说这次事件“非党军领导之意，而是军队内部不良分子和南京共产党支部成员共同策划制造的”，声称已解散共产党支部，表示愿与英美等国谈判善后问题。接着，蒋派人到上海前往上海访英、美、日、法、意驻沪总领事馆，就“南京事件”表示“遗憾”。蒋介石到上海后，亲自接见日本驻沪总领事馆。他还公开宣布：“国民革命军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来改变租界的现状”，“保证与租界当局及外国捕房取得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和秩序”。这表明蒋介石为了得到列强的支持，已改变国民革命反帝的纲领，力求适应帝国主义的要求。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蒋介石在结束反共秘密会议的当晚，就派黄郛向日本总领事矢田通报政变计划的细节，告知蒋介石将以在沪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取代武汉派，南京中央党部，排除共产党”。具体措施“首先要做的是解除工人武装”。在矢田的转达和周旋下，英、美、法、日、意５国的态度渐趋向一致。他们决定向武汉政府提交抗议“南京暴行”的照会，并派军舰陆续向汉口集结，只向蒋介石送交一个副本，同时又向蒋表示驻沪的外国武力愿意与他协同行动。

第三，争取江浙财团的支持。这一举措，一举两得，江浙集团是民国时期以上海为中心的江苏、浙江两省的大银行、大企业资本集团的统称，是旧中国最大的财团，掌握着中国主要经济命脉。银行资本掌握着金融实力，是这个集团的代表，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迅速发展起来的。至２０年代末，形成了若干财力雄厚的大银行，其主要特点是以上海为主要活动基地的若干大企业资本集团和大银行在一定程度上的结合。有的工业资本家参与银行的投资，而银行也增加对工业的放款，并对工商企业起一定的控制和监督作用。与江浙集团联手，就等于有了财神爷的支持。

另一方面，也就是更重要的，江浙集团与英美有关历史与现实的密切联系，这种关系通过经济利益紧密联在一起。因此，与江浙财团联手，更易于成事。宋子文家族本是江浙财团主要成员，而蒋介石早年在上海交易所与江浙财团的头面人物虞洽卿有过密切交往，有着一种特殊关系。

就江浙财团的构成而言，江浙财团的主体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它的投资人和主持人，有的是出身于买办或者继续兼任买办职务，有的是北洋时期的军阀官僚，而多数则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产物，既带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一些特性，也具有民族资本的某些特性。其中某些代表人物，曾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军阀政府的斗争。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也有人对广东革命政府有过某些联系和支持。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工人运动的空前高涨，使他们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表现出动摇性和妥协性，而对蒋介石表示赏识和支持，这也使得蒋介石有机可乘。

１９２７年１月，蒋介石在武汉宁波会馆与江浙资本家以及工商界头面人物会面，明确表示他反对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和工人运动，同时还含蓄地透露，自己正在策划的阴谋。虞洽卿、钱永铭等江浙集团头面人物，亲自到南昌同蒋介石秘密晤谈，共同策划反共清党，镇压工人运动诸问题。这些人回上海后，在上海总商会之外，组织了一个上海商业联合会，旨在配合蒋介石的行动，为其筹措军事经费。正如该会自己声称，是为“对外应时势之需要，对内谋自身之保障”而成立的。这个商会拉拢了不少资本家入会，包括了江浙财团的主要人物。

评　析： 蒋介石寻求靠山，改弦更张并非即席之作。宋蔼龄对他的游说与其说是开导，倒不如说是把蒋介石的内心世界点明，实为一拍即合。蒋介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必须借助外部力量，寻求靠山，改弦更张只是迟早的事情。随着自己势力的扩大，权力扩张，蒋介石自恃羽毛已丰，决意背叛革命，而寻求靠山则是反革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具本行动过程中，蒋介石精心策划、有组织地实施的：首先，组织自己的班底，形成核心依靠力量，通过这个班子四处活动，打通关节；其次，明确重点，以点带面。在寻求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方面，以与日本打通关系为突破口，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在中国寻求政治代理人上表现更为迫切；另一方面，蒋介石等人大都曾经留学日本，在日本政界有些熟人，联系起来比较便捷。再次，主动出击，以内促外。在寻求国内力量的支持方面，蒋介石重点放在争取江浙集团的支持上，他派人主动与江浙集团联系，为了得到他们的信任，甚至向他们透露政治底牌。而江浙集团与英美帝国主义在经济利益上有着密切联系，与江浙集团结成联盟，势必促进同英美关系的发展。

由于有了江浙财团的支持，有了帝国主义尤其是英美帝国主义的撑腰，蒋介石有恃无恐地进行反革命叛变活动。就其个人和其所代表的阶级而言，蒋介石改弦更张，寻求新的靠山之举获得了巨大成功，被他所依靠的人们称为“大英雄”。然而对于国家和民族，对于全国人民而言，一个光明的前途因他的叛变而被葬送，蒋介石有负于国家，有负于民族，有负于全国人民，不是什么“英雄”，而是罪人。

以退为进，争取主动

以退为进，转移矛盾和视线，等待机会重新掌权，是我国历史上的官场惯用的伎俩。但论起用此道之频繁，用得游刃有余，非蒋介石莫属了，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事　例：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遭到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讨伐。国民党于４月１８日下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其所兼各职。而蒋介石在南京作出决定，否定武汉国民政府的合法地位，另组建南京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非法建立，举国反对。

此时已回国在上海同意对共产党采取“暂时应急之法”的汪精卫，悄悄回到武汉，以左派领袖的姿态出现，努力适应那里的革命气氛和高昂的反蒋呼声，他题词道：“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起开去。”汪精卫大唱革命高调，举起“联共反蒋”的旗帜，与南京政府相抗衡，以达到自己重新掌权的目的。随着革命形势的急转直下，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某些上层分子对三大政策日渐怀疑，动摇而趋向反对，武汉政府逐渐向右转化。在宁汉对立的情势下，汪精卫企图拉拢貌似中立的冯玉祥反蒋、“分共”。他亲自前往郑州与冯玉祥会晤，不惜对冯作出许多让步，终于对“分共”问题“取得了一致看法”；但冯玉祥不同意讨蒋，而是规劝汉方“息争”，主张宁汉联合继续北伐。蒋介石也极力拉拢冯玉祥，给他提供巨额军事援助，冯玉祥大为感动，表示今后“当唯蒋总司令马首是瞻”。在冯玉祥的斡旋下，宁汉合流了。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在武汉举行秘密会议，悍然决定“分共”，七月十五日举行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扩大会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

汪精卫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分裂后，国民党阵营形成三个主要派系，以蒋介石、胡汉民、李宗仁为代表的宁派；以汪精卫、唐生智为代表的汉派；以张继、许崇智为代表的沪派（即在上海的西山会议派）。

蒋汪在反共的基础上实行了形式上的联合，但又各人自封为正统，展开争夺权力的角逐。尽管蒋介石极力拉拢汪精卫，想宁汉“息争”，但是，汪精卫对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排斥他的所作所为心有余悸，更不能容忍蒋无视武汉而在南京另立中央的行径。为了确保自己的“正统”地位，提出了蒋介石必须下野作为各方和解的强硬条件。并发兵东进讨伐蒋介石；同时拉拢宁方中的桂系，与他们“通力合作，共除凶孽”。

桂系协助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建立起南京政府，自侍立有“大功”，但却处处受蒋掣肘，未能满足夺取大权的欲望。双方貌合神离，互存戒心。在宁汉军事对峙，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形下，对于蒋介石来说控制军队最为重要。当时，他在控制黄埔嫡系部队的同时，乘北伐之机收编了大量的北洋军阀旧部，这些部队没有多大的战斗力；而一些嫡系将领虽装备优良，但在胜利的情势下，骄横放荡，军队纪律败坏，战斗力也不强。邮于战事失利，尤其是蒋介石所指挥的部队，协同白崇禧部与孙传芳等部北洋军作战时，全线溃退，引起舆论大哗。

在蒋介石四面楚歌的时候，李宗仁和白崇禧决定趁机向他摊牌。白崇禧拥兵自重，拒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蒋介石调兵兵不动，遗将将不听。他心里明白其中缘由，试图以辞职要挟南京政府，无可奈何地表示：“武汉方面一定要我下野，否则势难甘休，那我下野就是了”。此言一出，其谋士吴雅晖等人慌了手脚，立即召集党政军要员开会。会上，吴雅晖等文官竭力主张蒋介石留存任上主持大局，而白崇禧、何应钦等军事将领却一言不发。李宗仁也透露出“请总司令自决出处”，蒋介石感到内外交困，难以应付。他在日记中写道：“时局纷扰，内部复杂，南北皆同，衹有静镇守，持之以定，则待机而动”。这不仅记载了他当时的处境，而且还表达了他以退待机的应对之策。

８月１３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辞职宣言，说：“中正自蒸沐总理之教训，即以二义自矢：一、认党高于一切。在党的利益之下，党员个人绝无逞主观、用感情、计厉害之余地。二、认捍卫党基为党员最大之大职。苟有逞智弄巧，阳奉阴违，篡夺吾党基础，剽易吾党主义，使吾党名存而实亡者，必竭尽全力以铲除之。由第一义言：进退生死，一以党之利益为依旧……故昔日以党之命令不能不进者，今若从中正一退，可解纠纷，中正因无时无刻成忘归隐者也。由第二义言：苟不侵蚀中国，篡窃本党如共产党之所为，任何党员，决不能以识解小有异同，而稍怠其卫党之天职。”在自我标榜了一番之后，蒋又“掬诚”宣告三项愿望：一、要求宁汉双方“悉摒外间挑拨之辞，尽捐意气猜防之念，武汉同志也期联袂迁移东来，共同集合于南京，以谋党国大政之进行”。二、“要求分驻湘、鄂、赣武装同志，拼力北进，会同津、浦线作战之军队，一致完全革命。三、要求鄂、赣、湘诸省彻底清党。”

８月１４日，蒋介石率其心腹和卫队回到他的老家溪口，在这里，看望家人，接见外国记者。蒋介石浏览故乡山水，在下榻的雪窦寺，常与寺中的老僧谈经文说风水，还报生辰八字，求签问卜。和尚恭维他：“从此逢凶化吉了！”很是对他的心思。蒋介石此时看似轻闲，实际另有打算。他之所以主动要求“下台”，是要以退为进，争取主动。在当时的形势下，他明白，如果不及时辞职下野，他将成为众矢之的，宁、汉两方无论是分还是合，因为有汪精卫在，他蒋某都只能当半个国民党领袖，很难大权独揽。他一旦下野，就避开了各派的攻击，超脱纷争，待时机成熟后，他再出山收拾残局，以坐收宁、汉相争之渔利。

因此，蒋“下野”后，仍紧紧掌握着权柄的另一端，并没有放弃对时局的控制。他回到了溪口，以电台与自己的亲信联络，照样指挥着他手下的文官武将，在政治、军事、财政上控制着南京政府。

在政治上，蒋介石在国民党党内有一群坚定的支持者，如张静江、吴雅晖等人，这些人没有权，但资格老，在党内谁都不敢轻视。而汪精卫就没有这样好的运气，他自反共后，去掉了原来的国民党左派的伪装，成了被通缉的对象，自己又得不到广东地方势力的支持，手下的人又大多是些无名之辈，看上去气势汹汹，实际上是外强中干。果然，蒋介石下台后，国民党内失去了蒋这个大靶子，把攻击的矛盾指向汪精卫，几天之后，汪就以“反共不力”宣布“下野”。

在军事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仍然效忠于蒋介石，尤其是第一军中的各级军官，都是蒋从黄埔系挑选出的，他们只听从校长，铁心保蒋。虽然何应钦心怀二心，趁蒋之危拆台，但他生性懦弱，根本无法独自控制局面。因此，蒋介石虽然下野，但嫡系部队仍在他的掌握之中。

在经济上，蒋介石在下野前已做了手脚。江浙财团及上海的买办阶级是坚决“挺蒋”的。蒋介石下台，江浙财团和上海的买办势力立即停止供给军饷，切断了南京政府的经济命脉。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桂系首领原以为蒋介石一“下野”，南京政府的权力就在他们的掌握中了，没想到适得其反。江浙财团根本不买桂系的账，桂系得不到江浙财团的支持，经济上逐渐陷入窘境。军事上，桂系主力第七军伤亡很大，而蒋介石的第一军，他们根本指挥不动，面对唐生智东进和北洋军阀抵抗的重重军事压力，加上经济上的尴尬处境，李宗仁才真正感受到“总司令”虽威风八面，但并不好当。在李宗仁一筹莫展之际，蒋介石却跑到日本，俨然以中国“唯一领导人”身份，与日本政治要员谈判。又拜访在日本温泉疗养的宋美龄的母亲，终于得到应允，他能够与其女宋美龄结婚。蒋介石在国事家事上都有丰富的收获。

１２月，桂系在万般无赖的情况下，只好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会上，蒋介石联合汪精卫，共同复职，到南京主持大政，国民党暂时得到统一。蒋介石以退为进，重新掌握大权。

评　析： 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有过多次的“以退为进”的表演。与他初涉政坛主动的退相比，这一次的退是被动的退，是不得不采取的策略。尽管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却实施得很有章法，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事先都有安排，表面上看，他暂时失去了最高权位，但实际上，他仍然控制着权力。

就这场政治斗争而言，蒋介石以退为进是一高招，不仅规避了政治风险，而且以守为攻，使政敌不得不臣服。蒋介石的退并不是无为而治，他在静中有动，退中求进，意在一个“求”字，通过自己设局，给对手设下陷阱；通过自己的关系网络，尤其是通过近臣心腹，掌握权柄的另一端，为出山埋下伏笔；出访日本，一举两得，得到取胜的重要筹码。蒋介石在权力游戏圈内，比同类要高一筹。

危殆关头，“走”为上计

常言道，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从军事上诠释这一哲理，是说在两军交战，败局难以挽回时，有三种选择，走是最好的选择。因为，降是全败，和是半败，走则未败，没有失败，就可能带来转败为胜的转机。在官场角逐时，形势难以挽回时，权谋家也常常把“走”作为上策，急流勇退，通过退却促使时局的变化，创造新的转机。

蒋介石多次用过此计谋，前面已论及他在１９２７年的下野，以退为进，使自己转危为安。５年后，蒋介石再次玩弄此计谋。

事　例： 蒋介石重返南京，掌握南京大权后，国民党内的争斗并没有终结，而是在积累、发展。到了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前后，国民党内斗争再次白刃化，蒋介石再一次陷入群起而攻之的尴尬境地。

经过第一次“下野”和复职的波折，蒋在退中有进，势力有了新扩张，但其实力还远没有达到能支配一切的程度。各种因素严重制约着他对权力资源的垄断。

在党内，蒋介石虽然居权力的最高位置，但却在党内、政界因为资历浅，受到党内元老派的轻视。当时的胡汉民、汪精卫虽然在与蒋角逐时，几次遭蒋介石的算计，但他们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不怎么看得起蒋介石，他的政治地位还不十分巩固。各派人物通过各种方法积聚力量，或施加影响，窥视时机，时刻准备夺取最高权力。各派反蒋势力之所以未采取行动，主要是尚没有可乘之机，同时，也没有人敢出来领头举反蒋大旗。

随着蒋介石“围剿”红军多次失败，反蒋势力趁机倒蒋，形成了以广东军阀陈济棠为首的反蒋运动。

陈济棠是当时势力比较强大的地方军阀，所控制的广东是比较富裕的地区，有军队１５万人，组建比较可观的空军部队，空军力量甚至比蒋介石的“中央军”力量还强。到了１９３１年，他不但在军事上准备充足，而且在政治上也有了可与蒋抗衡的资本，这就是胡汉民对陈济棠的支持。从历史上看，胡汉民的政治地位比蒋介石高，而且在权力角逐中，他多次被蒋介石的诡诈术搞倒，耿耿于怀，必会坚决支持陈倒蒋。由于有这些资本，陈济棠认为可与蒋在政坛比试比试，此举若胜，便可以取而代之。

此时，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在南京。原因起于１９３０年１１月召开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在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制服了冯玉祥和阎锡山，稳定了政局，这样，他坐镇南京，独揽大权，凡是都得他点头，事无巨细，连国民党中央党部说了都不算，人们只得忍气吞声。对此，有极强权欲的元老派胡汉民怎能容忍，开始同蒋介石唱对台戏，批评蒋介石专权。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吴稚晖等人根据蒋介石的意图，在会上鼓噪通过国民议会制定约法，然后依据约法选举蒋介石为总统。胡汉民在会上公开表示反对。由于胡的声望，蒋介石那边的少壮派们一时间没人敢出来与他对阵。只有国民党四元老之一的吴稚晖挺身而出，与胡汉民对簿公堂，两人发生激烈的争吵，把整个会议全搅乱了。会议之后，胡汉民在国民党反蒋派系中积极活动，反对吴稚晖传达的蒋介石的旨意，这是蒋介石绝对不能容忍的。

蒋介石软禁胡汉民，本想杀鸡给猴看，弹压反蒋举动。谁知适得其反，促成了反蒋派的联合。胡汉民通过前来为他看病的医生与孙科、古应芬联系，授意他们到广东联合陈济棠组织政府，与蒋介石控制的南京中央政府直接对抗。陈济棠得到这一信息后，急忙委派古应芬做桂系的工作。古应芬带着巨款，找到李宗仁、白崇禧，本来就有反蒋倾向的李、白欣然同意，一拍即合。广东和广西势力联合，国内反蒋派别马上响应，都集中在广东周围，党内有胡汉民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地方军阀有唐生智、桂系、冯玉祥的西北军等，这些平时互有矛盾时有争斗的政治军事派别，在反蒋的旗帜下，抱成一团，为了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一致行动。

１９３１年４月３０日，广东的古应芬、林森等人，以中央４个监察委员的名义，提出《弹劾蒋中正案》，历数蒋的罪状，要求撤职查办。５月３日，陈济棠、李宗仁等发表联名通电，拥护此弹劾案。５月２７日，广州正式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提出“救护党国，打倒独裁”的口号，宣布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广州政府与南京政府相对峙，蒋介石不得已，以退为进，提出议和，两广方面要求先释放胡汉民，一方面蒋介石被迫答应，另一方面组织反击，从政治上、军事上打击广州政府。

就在这时，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东北的战争，张学良奉蒋介石的命令，实行不抵抗政策，放弃东北。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遭到国人口诛笔伐。他执迷不悟，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是一种对外妥协、退让，对内坚持内战，剿灭红军，强化独裁统治的政策。

蒋介石希望以妥协退让，换取日本对华侵略政策的松动。然而，日本侵略中国的目标已定，并不愿留给蒋介石的面子，不但不止住侵略的步伐，反而在占领东北三省之后，又侵略热河，步步紧逼。在蒋介石妥协、退让，日本咄咄逼人，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的背景下，全国的抗日热潮无法平息下来。上海各界迅速组织了抗日民众团体，８０万工人发出告世界工人书，向全世界发出呼吁和平的正义声明，北平学生到南京请愿，要求抗日。９月２８日，南京和上海学生甚至包围了南京政府外交部，痛打了外交部部长王正廷。根据当时统计，有将近五六万人到南京请愿，游行队伍喊出了“惩办祸首蒋”，“反对国民政府投降政策”等口号。

广东国民政府看到全国各地抗日反蒋声势浩大，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威逼蒋介石下台。他们也打出了“抗日”口号，虽然他们的目的是借题发挥，乘机夺取中央政权，但对比南京政府压制民众抗日激情行径，广州政府能有抗日的表示，对人民群众的抗日要求总算是个回应。因此，广州政府一时间赢得民众的支持，而南京国民政府对广州的“爱国举动”，也就无法批驳了。

１９３１年９月，蒋介石决定跟广州国民政府妥协，蒋在信中说：“弟当国三年，过去是非曲直，愿一人承之。唯愿诸同志以党国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见以诚。”

反蒋势力看到蒋介石做出妥协的姿态，认为蒋介石示弱，越发威逼蒋下台，提出三个条件：“一、蒋介石下野；二、广州政府取消；三、由南京和广州召开统一会议，产生统一的国民政府。”

南京政府回答：“其他一切条件都可以商量，唯一不能接受蒋介石下野。”广东方面利用全国要求团结抗日，反对独裁统治的呼声，没有丝毫让步。而蒋介石为了确保手中的权力，竭力进行讨价还价。

由于蒋介石将军队主要放在“围剿”红军上，同时也由于国民党内的纷争内耗，使日本有机可乘，日益扩大对华侵略的战火。在内外压力下，１１月７日，在南京和广州分别召开了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然后共同产生一个统一的中央。尽管统一的中央有蒋介石的地位，但蒋介石并不甘休，他通过活动，把已投靠广州政府的汪精卫接到南京方面。代表广州政府与南京政府谈判的汪精卫的代表，得到汪的指示，宣称不去广州了。在广州和香港的汪派代表也都齐集于上海，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果，国民党竟开了三个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闹出空前绝后的政治笑话。

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大上，蒋介石表示承认错误，要求大家能够“竭诚团结，来努力奋斗以完成革命使命”。他的这一举动收到较好的效果，北方的冯玉祥和阎锡山都表示拥护蒋介石。蒋介石看到政局开始发生微妙变化，态度又开始强硬起来，表示国难当头，他不能放弃自己向上的职责，凡是想让他下野的人，都是对党国力量的破坏，他要求广州国民党势力能够以大局为重，团结在他的身边。

但是，广州方面并不示弱。蒋介石没有办法，不得不面对现实，以“走为上计”，作出下野的选择。１２月２２日至２９日，三个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产生的中央委员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蒋介石于会前辞去自己所兼各职。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长。

蒋介石的这次下野的选择，尽管是被迫作出的选择，但在危殆关头，采取此举，使自己摆脱了困境，并掌握出重新复出的主动权。他对“走”作了周密的安排，布下了杀机。

首先，使下野变成金蝉脱壳。在全国抗日热情高涨的情势下，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受到朝野内外的声讨，如果任其发展，他有可能遭到更大的反对。鉴于此情，蒋介石希望有人能够代他受过，分担骂名，使自己窥避政治风险。

其次，在人事上进行安排。他在下野前，在国民党中央安排了大量亲信，使统一后的国民党中央中，支持蒋介石的势力能够占据相当比例。在军事上，依靠黄埔系，来维系他对军队的控制。在财政上，由宋子文控制财政部，把握经济命脉。宋子文在离开财政部时，把所有的文书和现金全部挪走，新的政府将面临资金和人才的短缺。一个没有军队和财政支持的中央政府，名存实亡。维持不到两个月，孙科呼吁汪精卫和蒋介石重新上台主持中央。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０日，蒋介石宣布恢复职务。

评　析： 蒋介石此次被迫下台，是咎由自取。在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后，仍然奉行妥协退让的政策，引起全国民众的公愤；因政见不同将胡汉民软禁，引发了政敌的声讨。这是从大略上评判蒋介石的退。

从小谋的角度评判，蒋介石以“走为上计”，比较成功。虽然是被逼而采取的“走”，但不是仓皇溃退，在对方“逼宫”时，自己进行讨价还价，发表讲话和声明，陈述自己政治上如何地“清白”，赢得了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同情与支持，并且赢得了布置防守的时间与空间。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作了安排，使自己有了变不利的局面为有利的态势的本钱。在“退”中有所作为，使用“离间术”，瓦解敌对营垒，转守为攻，变被动为主动。

这次在处于下风的情势下，蒋介石“以走为上”，运用自如。若在四面楚歌的情势下，硬顶生扛，可能凶多吉少。选择“走”是明智之举，走不是结局，而是争取转机的开端，因此，走不应是仓促应付，更不能变成溃逃，而应沉着应对，精心安排，周密部署，为取胜创造条件。蒋介石在这方面又一次玩转了。

导演双簧，他人受过

表演双簧，是曲艺中的剧目和表演，通常在大众化的舞台表演。蒋介石把这种表演形式移植到政治舞台，演得十分逼真。经他安排与其合作演得很对路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政敌汪精卫，另一个是美国政客赫尔利。

事　例： 汪精卫与蒋介石在一个较长时间里，既是国民党政坛上的冤家对头，又是相互利用，形影不离的难兄难弟。在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宁、汉、沪三方达成协议，成立了一个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特委会由宁、汉、沪三方人士组成。１９２７年９月特委会在南京成立。由于汪精卫不是实力派，再加上汉派内部有矛盾，在商谈过程中，汪精卫被凉起来了，起不到关键作用，于是汪精卫闹起别扭来。他以特委会不合党统为由，拒不参加联席会议。这样三个关键人物，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虽被列入特委会名单里，但三个人都宣布下野，拒绝就任。特委会实权掌握在桂系和孙科手中。蒋介石下台，桂系起了很大作用。桂系原本是蒋介石依靠的主要力量，现在成了肘腋之患，是其难以容忍的。

在日本的蒋介石，派宋子文到广州与汪精卫商谈合作。宋子文对汪精卫说，如能驱逐李济深，蒋介石回国后将到广州来，重办黄埔军校练兵，与汪合作建立中央。

李济深是支持桂系的，此时他在广州。后来，支持汪精卫的张发奎带第四军来到广州，大有反客为主之势。张发奎与李济深二人发生了矛盾。汪派人物云集广州，把广州作为反对特委会的基地。李济深历来与桂系关系很好，不赞同汪精卫的做法，于是汪精卫密谋驱逐李济深。汪假故邀李济深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在汪精卫、李济深一起离开广州到上海期间，受汪的指使，第四军军长发动了“广州事变”，结果，汪精卫、张发奎，在国民党内一下子被置于被告席上。

驱李倒桂，是蒋介石在暗中策动，汪精卫在前台表演。驱李最后输了，蒋介石却一点没输，还赚了许多。镇压广州起义后，南京政府授李济深全权处理广东的政局。李济深组织他手下的粤军和桂军，攻打第四军。蒋介石资助李济深３０万军费。第四军苦战不能胜，乃遵从蒋介石的意思，退往江西，接受蒋介石的保护。双方均不以蒋为敌，因此，蒋介石顺利复职上台。汪精卫在前台表演，只得替蒋受过，被白崇禧步步紧逼，最后不得不听蒋介石的劝告，逃避国外。

１９３２年１２月，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继续寻求与汪精卫联合。没有掌握到大权的汪精卫正需要蒋的力量。汪接到蒋的信后，立即派自己的老婆陈璧君到杭州，连夜与蒋介石密谈。蒋汪联手，胡汉民拒绝合流。已担任行政院长的孙科把蒋、汪请回南京后，二人立即一致把矛头对准孙科主持的政府，孙科只好辞职。１月２８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批准孙科辞职，选任汪精卫为行政院长。此后，汪精卫掌行政，蒋介石掌军事，国民党中央由蒋汪共掌。

蒋介石这次拉汪精卫合作，一方面是为了打击支持胡汉民的广东势力，减轻国民党内反对派的压力。另一方面，他还有更深的考虑，那就是对日外交。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要聚精会神地“剿灭”红军。这样，对日就必须努力寻求妥协。蒋介石自己又不愿意落卖国贼的骂名，那么由谁来承担这副“重担”呢？在他看来汪精卫最合适。在对日问题上，此时的汪精卫与他基本一致，当然汪精卫更倾向于妥协。再则，汪精卫在国民党内威望比较高，在社会上影响力也比较大，日本人自然也愿意同汪精卫打交道。

蒋汪合作，同日本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１９３２年５月，在上海签订《淞沪停战协定》，１９３３年５月签订《塘沽协定》，１９３５年６月签订《秦土协定》，７月签订《何梅协定》。由于是汪精卫主政，他在前台表演，这些丧权辱国的协定签订后，声讨声朝着汪精卫滚滚而来。

对于蒋汪合作的内幕，汪派骨干分子陈公博十分清楚。１９３２年８月，汪精卫曾辞职，以养病为名去了法国。蒋介石不同意汪精卫辞职，只准假三月。三个月后，正值热河吃紧，蒋多次发电报催促汪回国复职，汪精卫于１９３３年１月自法国启程，３月至上海，陈公博就此事写道：

“汪先生这次归来很使我担心，他主持了一个淞沪协定，已给人家批评不少，这次回来，准又再订一个什么的协定。因为汪先生虽然离国几个月，行政院长还是虚悬，他虽然三番四次推荐宋子文，蒋先生只是不答应。我又怎样能够帮助汪先生呢？只能听其自然吧。蒋先生之虚位以待汪先生，我看得非常明白，也许因为汪蒋合作的关系，也许蒋先生要对日缓和，不愿意自己嫡系人物首当其冲。”陈公博所言，对蒋的意图揣摩得太透了。

汪精卫受蒋介石之托对日妥协，不能说是被迫而为之，因汪精卫从骨子里说，就有亲日倾向。但是，他这次主政对日妥协退让，却是中了蒋的圈套，他只得替蒋受过，背卖国的“黑锅”。汪精卫挨骂，他的朋友们替他打抱不平，劝他说，你何必替蒋介石“背黑锅”？汪精卫回答说：“我既已跳下茅坑，就臭到底吧！”

在蒋介石的精心导演下，汪精卫与蒋两次合演双簧，蒋介石安排巧妙，汪精卫表演得“精彩”，一个需要替身，一个愿意让人当枪；一个看重名声，怕落骂名，一个愿替人受过，不怕“背黑锅”，这大概是这对政坛冤家的区别所在吧！

另一个被蒋介石聘任演双簧的人，是美国政客赫尔利。１９４４年９月，美国总统派前陆军部部长赫尔利少将作为总统特使来到中国。罗斯福派他来，是有其战略考虑，调解国共矛盾、协调蒋介石与史迪威将军的关系，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以保证战后的中国置于美国战略利益内。１０月，赫尔利在重庆同中共代表董必武和林伯渠多次交谈，向他们表白，自己受罗斯福总统派遣到中国来，是为了帮助中国团结，决不对党派有所偏袒。他还表示，在必要时愿意访问延安。

对于赫尔利的访问，毛泽东非常重视。１１月，在赫尔利到达延安的前一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专门研究了这件事。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这样的分析：蒋介石要赫尔利来调停，可得救命之益。蒋想给些小东西对我们加以限制，至于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多少可以拿一点。对国民党问题，赫尔利感觉相当乐观。会议决定，对谈判应采取积极态度，基本问题是要改组政府，对国民党仍要批评。

赫尔利到达延安受到热烈欢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赫尔利举行第一次会谈。他说，我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托，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谈判关于中国的事情。我这次来，还得到蒋委员长的同意和批准。蒋介石表示愿意与共产党达成谅解，承认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还考虑吸收共产党人参加军事会议。共产党军队将获得和其他军队一样的平等待遇。

接着，赫尔利宣读了一份由他所起草的《停战协定的基础》，共有五条建议，其核心内容是同意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承认中国共产党地位，共产党的军队在经费、武器装备分配方面与国民党军队享有平等待遇。对于赫尔利能提出如此宽松的条件，毛泽东等人有点半信半疑。毛泽东在赫尔利讲完后提出一个问题：赫少将刚才所说的基础究竟是什么人的意见？赫尔利说，原来是我的意见，后来蒋介石做了若干修改。

在会上，毛泽东就赫尔利的五点建议提出具体修改和增补意见，这些意见合情合理，分寸适当，易于对方接受。赫尔利对毛泽东的修改意见很满意，他说：“从今天的谈话中，我感觉到毛主席的热忱和智慧。”

经过双方反复讨论修改，定稿。赫尔利问毛泽东是否可以在协定草案上签字，毛泽东说可以，赫尔利说，那我也要在上面签字，题目可以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基本协定”。

当天晚上，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向全会报告与赫尔利会谈情况。他说：经过三次会谈修改的五项协定，把蒋介石要破坏解放区的企图扫光了。破坏了国民党一党专政，使共产党得到合法地位，使各小党派和人民得到利益。如果蒋介石签字承认这个协定，就是他最大进步。大会一致同意批准这个协定，并且授权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这个协定上签字。

这个经过讨论修改的协定草案全文是：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合法地位。

随后，毛泽东和赫尔利在一式两份的文本上签字，赫尔利是作为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和见证人的身份签字的，文本留下了给蒋介石签字的空白处。

赫尔利回到重庆后，蒋介石断然拒绝接受这个协定草案。接着，赫尔利却提出一个“反建议”，完全站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立场，拒绝了联合政府，限制中共武装。这时，他虽然口头上继续表示原来的“协定”草案的内容是公平合理的，实际上却完全转到蒋介石一边。蒋的“反建议”通过赫尔利转交给周恩来，周恩来将同赫尔利会见的情况电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在来电上批示：“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

毛泽东在会见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时，拒绝了蒋介石的“反建议”，并且严肃批评了赫尔利背信弃义的行为。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蒋介石提出的三点建议等于要我们完全投降，交换的条件是他给我们一个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席位。赫尔利说，你们接受这个席位，就是“一个脚跨进大门”，我们说如果双手被反绑着，即使一只脚跨进大门也是没有任何意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没有上蒋介石的圈套。后来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公开宣称不与中共合作，其扶蒋反共政策，进一步助长了蒋介石的气焰。蒋介石执意召开以粉饰其独裁统治为目的的四届国民参政会，不但中共方面无人出席，其他方面也有很多人未出席。第一次会议到会的人数只有一半多一点。“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越来越多的人再也不相信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政府还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光明前途。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题为《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的评论，对赫尔利与蒋介石狼狈为奸的笨拙表演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评　析： 蒋介石先后曾与汪精卫、赫尔利一起表演双簧。在与前者合演时，演得惟妙惟肖，其权术玩得天衣无缝，收到奇效；在国民党政客中，他的确是鹤立鸡群。然而，与后者搭档演双簧，却演砸锅了。按理说，美国后台老板不仅全力支持，而且亲自出马与蒋合演双簧，胜算的可能性应更大。可是，却弄巧成拙。根本的原因是蒋介石的对手不同了，蒋介石的权术，碰到在政治上已经成熟了中国共产党，与有雄才大略的毛泽东过招，必败无疑。这除了个人因素外，更主要的是阶级本性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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