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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博 运02
书名： 蒋介石成败录 作者： 徐骏华 本章字数： 14676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56

评　析： 抗日战争的胜利，蒋介石利用自己的执政地位，垄断受降权，为了排斥中共领导人民武装力量于受降之外，采取了种种卑劣手段，甚至与日伪合流，使之为自己的垄断受降权的政策服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甚至庇护日军首领和汉奸头目；冈村宁茨是侵华日军司令侵略中国历时最久、罪恶最大的日本战犯之一，蒋介石不仅不宣判，而且让他作秘密军事顾问，策划向解放区的进攻。引起公愤后，蒋介石后来被迫对其进行“审判”，结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于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６日竟然宣判他无罪，这是对中华民族感情的亵渎。为了国民党的私利，蒋介石竟然倚洋自重，在美国帮助下，抢占战略要地，以牺牲国家和民族利益作为交换，使战后的中国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

蒋介石垄断受降权，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获益巨大，得势一时。然而，抗战胜利是全国军民共同奋斗流血牺牲取得的，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和根据地的民众，在抗战的前线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是抗日的中流砥柱，为坚持八年抗战起了决定性作用。把他们排除在受降之外，违背天理，虽在军事上能得势一时，但在政治上却丢分不少，这也是蒋介石独吞胜利果实所产生的负效应。

大势不察，大诈难成

所谓“审时度势，谋定而后动”，是蒋介石实现其独裁统治惯用的招术。抗战后期，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蒋介石在在国内的独裁统治得到强化。然而，他对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以为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时机到了，大造反共舆论，进行反共的军事部署。然而，大势不察，大诈难成气候。

事　例： 从１９４３年起，国际形势的发展出现对蒋介石空前有利的形势，这不仅在于德国法西斯的失败已成定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也开始崩溃，而且还在于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升，对蒋强化统治更加有利。英、美于１９４３年１月，分别与中国政府签订了所谓《平等新约》，宣布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同时宣布承认中国为世界上四强之一，有权出席国际会议并与苏、英、美等国平起平坐。这对蒋来说无疑增加了新的政治资本。而解放区共产党的力量空前发展，也使其视为战后维持独裁统治的阻碍。他决心利用有利形势，取消共产党，“统一”中国。１９４３年３月，蒋介石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授意陶希圣代笔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为反共作舆论准备。

《中国之命运》一书，是一部比较完整地表达蒋介石法西斯主义立场、观点及其内外政策的书。它从蒋介石集团的哲学思想到现行政策来说明这个集团是过去统治集团的继承者。大肆赞扬中国封建时代的宗法制度和哲学伦理思想，竭力以封建伦理来维持其封建法西斯统治。书的核心是：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中国。把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国民党。而全书攻击的主要矛头是中共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以宣扬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主义为中心，同时也攻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它攻击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新式割据”；诬蔑马列主义是“以某一外国的立场为立场，以某一外国的利益为利益，甚至为帝国主义作粉饰，为侵略主义作爪牙”；声言要把那些宣传“有害于国家民族”的“妄行邪说”的人们除掉，并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中共的问题。不久，借共产国际自行解散之机，组织国民党所操纵的团体，大肆叫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

军统特务头子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制定了《对中共方案》，提出了国民党应把握此有利时机求中共问题之彻底解决，其对策是：以迫使中共将军权、政权交还中央为主要目的；把握中共弱点，以达到政治解决为原则，惟在军事上仍须施极大压力，促其就范；取消边区政治、组织，听候中国处置；派遣政工人员参谋人员、军队政工人员至该军工作，对其在特定区域以外之军队，相机予以解决，加强军队之准备，以为政治解决之助力，等等。接着，蒋介石找张治中谈话，提出要请毛泽东到重庆面谈，并亲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交与在重庆国民党会谈的林彪带回延安。张治中分析：这是蒋介石趁第三国际解散之机有“招降”的幻想。张治中在周恩来、林彪离渝前，非正式地提出：“国民党在国际解散后，拟有两个方案：一是要中共交出军权、政权，以取得党的合法化；二是国共两党合一。”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不仅遭到中国共产党的批判与抵制，而且也激起了公愤，各民主党派、各阶层知名人士也纷纷对《中国之命运》进行批判。

１９４５年５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会议旨在“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独裁、反共。会上，蒋介石声称“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对于中共，“在某一定情况下，我们必须消灭之。”大会就中共问题，通过了两套决议案，进一步确定了反共方针。一套是对外发表的《对于中共问题之决议案》。因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国民党“六大”还不愿作出公开反共决议，所以此决议的内容虽也攻击中共“仍坚持其武装割据之局”，但又不得不以“政治解决”中共问题为幌子，掩人耳目。决议案指出：“中央自应秉此一贯方针，继续努力，寻求政治解决之道。”“在不妨碍抗战，危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谈解决。”这样，便可以在“政治解决”不成时，随时将“妨碍抗战，危害国家”的罪名强加在共产党头上，以武力解决之。另一套则是不公布的《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它把中共联合政府的口号和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攻击为“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因而要求国民党“整军肃政，加强力量”，使政治解决中共的方针得以贯彻。并提出在工农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加强政治宣传、加强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对中共问题的指导机构等六条同中共斗争的方针。根据大会确定的反共方针，大会决定成立特种委员会，专门进行反共活动。

但是，由于中共主张日益深入人心，国民党“六大”终于未敢公开作出反共内战的决议，并被迫作出一些民主的姿态，通过《政纲政策案》、《关于国民大会召集日期案》，宣布于１１月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实施“宪政”，“还政于民”。然而，参加“国大”的代表依然是国民党在抗战前包办“选举”或圈定的，所要通过的宪法是抗战前颁布的、旨在维护国民党独裁的《五五宪章》，且“国民大会职权问题，以及其他与国民大会召集有关之各项问题，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慎重研讨后酌定之。”实际上，这种由国民党操纵的所谓国民大会，只不过是用来抵制联合政府，维护独裁统治的又一块盾牌；而大会通过的“宪法”，也不过是给一党专政披上合法的外衣。至于装模作样的“还政于民”，实际上也不过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定把独裁的大权由左手‘还’给右手”的把戏而已。

这次大会，在蒋介石集团的支配下，决定拒绝联合政府的主张，最终确定了实行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政策。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强迫全体中央执监委员在蒋介石的监督下宣誓：“服从总裁命令”。而蒋介石在大会选举总裁时，曾经表示自己当总裁在“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

国民党“六大”结束不久，为粉饰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国民党政府决定于１９４５年７月７日在重庆召开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会议。鉴于此次会议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倾向，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决定不参加此次会议，以示抗议。”

蒋介石一意孤行，操纵被中共拒绝出席的四届一次国民参政会，讨论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问题，要求全体参政员，“排除一切党派的意见，纯然站在国家的利益的立场，提供合理的主张”。７月，大会集中讨论由主席团提出的《国民大会问题案》，由于会前参政会内的国民党团已布置控制了讨论会场，要求国民党参政员一律以国民党决议为准，所以在讨论时，国民党参政员凭其人多势众，对共产党肆意攻击，对其他党派任意侮辱，最终于１９日通过了所谓“关于国民大会问题之决议案”。这是一个圆滑而无具体明确办法的决议，实质上是假国民参政会之名，以制造国民大会，假国民大会之名，以行独裁之实。

国民党在这届参政会上拒绝中共主张和各抗日党派建议及其横蛮行径，引起了各抗日党派、民主人士及国民党内民主派的愤慨。黄炎培等人公开声明，不参加四届一次参政会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讨论，声明说：国民大会若在“各方主张，尤其是有组织者之意见尚未融通，而遽仓促召集，仓促制定，则其后患将不堪设想”。章伯钧发表谈话，呼吁采纳中共建议，劝告国民党悬崖勒马，“放弃原定举行国民大会之决定”。在内外的压力下，未能强行通过召开国民大会具体办法，只得草草收场。

评　析： 抗战时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政治力量对比，有两个相关联的变化过程，在国民党的政治圈内，蒋介石的地位得到巩固与扩张，而其政敌的势力与影响在萎缩；另一个变化过程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力量与政治影响在此消彼长。

中国人民的抗战，使蒋介石的政治地位得到提升，到了抗战后期，蒋介石的政权逐渐得到了强化。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日，使自己的力量与政治影响与日俱增。国共两党共存共荣，这是大势，然而，蒋介石却视共产党的发展为心腹之患，他决心利用有利形势，取消共产党，“统一”中国。１９４３年３月，蒋介石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授意陶希圣代笔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为反共作舆论准备。大势不察，大诈难成。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不仅遭到中国共产党的批判与抵制，而且也激起了公愤，各民主党派、各阶层知名人士也纷纷对《中国之命运》进行批判，反而使自己在政治上陷于孤立。这表明，蒋介石有独揽大权之心，但无驾驭政局之雄才大略。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里，仅仅依靠诈术，难成气候。

孤注一掷：以政治命运下注的豪赌

“孤注一掷”原本是赌场上的一个专用术语。说的是赌徒在输急了的时候把所有的本钱并作一注押上去，进行最后一搏。这一术语后来被移植到官场，《元史·伯颜传》曰：“今日我宋天下，犹赌博孤注，输赢在此一掷耳。”是说在此危急时刻，为了宋王朝，要用尽所有力量作最后的一次冒险。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曾多次进行过这样的政治赌博，而最有代表性的要数在抗战胜利后，发动新的内战，以政治命运为注所进行的豪赌。与宋王朝所不同的是，他是在抗战胜利中了头彩的背景下，仰仗美国后台老板的援助，进行的一次冒险性赌博。

事　例： 蒋介石在发表《中国之命运》时起，就已作了内战的打算，抗战胜利前后，便已着手制定内战计划。只是迫于国际国内的压力，以及自身还没有作好内战的准备，不得不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谈。即便在谈判期间，蒋介石也指挥，进行了局部范围的战争，关内小打，关外大打。１９４５年１１月中旬，蒋介石在重庆召开旨在策划６个月内击溃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然后分区围剿的军事会议。同时，又在国民政府召开的复员整军会议上，制定出“对共产党的全盘战争”的作战计划。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声称：只须三个月到六个月，就可以取得胜利。

古代兵家说：“得天下者必先得中原。”蒋介石决心以武力消灭共产党，深知中原至关重大。因此，国民党的全面内战方针是：集中兵力迅速消灭中原解放军，随即向苏皖根据地进击，扫荡沂蒙，清剿山东，再攻延安，控制津浦、平汉两条南北交通大动脉，以达稳定江南，确保华北之目的。然后对东北解放区用兵，一举消灭东北民主联军。国民党围攻部署就绪后，１９４６年６月下旬，国民党郑州绥署主任刘峙指挥１２个整编师及汉口、西安两地空军，向以鄂豫边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企图把中原解放军压至桐柏、大洪山区，一举歼灭之。中原解放区各路部队按计划突围，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紧接着，蒋介石使用了１９３个旅（师）约１６０万正规军，相继在晋南、苏北、鲁西南、胶东、冀东、绥东、察南、热河、辽南等地，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

在内战之初，国民党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尤其是有美国的大量援助，国民党军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从１９４６年６月下旬到１０月，国民党军共占领承德、张家口、安东、淮阴、菏泽等１０５座城市。１０月１７日，陈诚在北平向中外记者宣称：从军事上对付中共，“三个月至六个月便能解决”，“任何一线（指铁路），均可于两周内打通。”

不过，面对国民党来势汹汹的军事进攻，毛泽东却有着与蒋介石等人完全相反的看法。从内战爆发起他就宣布：“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

国民党军队虽然占领了不少城市，而解放军却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大量的有生力量，不少高级将领成了俘虏。仅在莱芜战役中，陈毅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俘虏的将军有１９名（中将２名、少将１７名）。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北线总指挥中将李仙洲被俘后说：“我们此次失败，主要是国防部战略指导的错误”和“蒋介石用人唯私”。被俘的七十三军中将军长韩浚深有感触地说：“民众是你们的，蒋军必败的道理，到解放区，我认识更清楚了。”由于国民党军队战线拉长，其机动兵力则大为减少，加之“经济之严重形势”，社会人心浮动，不到一年的功夫，战局发生微妙变化，国民党不得放弃全面进攻，改为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进攻陕北，是重中之重。这一军事行动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认为，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攻占后可在政治上打击中共，动摇其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如果能摧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或者胁迫其离开陕北，将给中共造成的打击是致命的。胡宗南２５万人进攻延安。１９４７年２月，蒋介石飞抵西安，向胡面授机宜。接着，胡部对延安形成了包围圈，３月１４日开始大举进犯。当时，留在陕北的解放军只有２万多人，在双方兵力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３月１９日，胡宗南以损失５０００多人的代价占领了延安，此时延安只不过是座空城，而胡宗南声称击溃１０万共军。其后，国民党开动一切工具，大肆宣传国民党的“胜利”，蒋介石亲临延安“视察”。

进攻陕北，占领延安，虽然国民党拼命宣扬，但从政治上和军事战略上看，这一军事行动实际上是一个下策，且潜伏着败机。首先，陕北是各解放区军民和全国追求光明的人们所敬仰和向往的革命圣地，国民党的军队对它进行进犯，势必激起他们的愤怒，更加激起他们对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关注，并决心以争取军事上的胜利，或者其他的形式进行声援。

其次，胡宗南几十万的兵力被拖在陕北，不能机动援助其他战场，这在军事战略上造成极大的被动，并且给了毛泽东争取主动的一个契机。美国驻华大使曾就这一军事行动发表评论，指出，“国民政府虽然声称它击溃了１０万共军，但看来这是一种很大的夸张”，与其说延安是被攻占，倒不如说中共主动放弃，与其战略战术的运用更相符合：“就是在敌人压力面前出让出一定的据点，把敌人吸引到一个袋形中，然后以游击战术逐步消耗敌人的力量。”他还评价说：“从严格的长期的军事观点来说，延安的占领，最主要的是使政府的战线过于延长与过分消耗国家的经济”。实际上，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后，就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第三，毛泽东在前有黄河，后有追兵的极其险恶的情况下，与蒋介石博弈，下了一着“险棋”，他和中央指挥机关绝不过黄河，留在陕北与敌人周旋，在彭德怀率部策应下，泡“蘑菇”，不仅把这几十万的国民党军队吸在陕北，不能自拔，而且解放军的“蘑菇战”，大量地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赢得战略上的主动权。毛泽东放弃延安，转战陕北，的确是一高招，而蒋介石与之相比，则相形见绌。

此后，国民党的军事形势、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在军事上由战略进攻被迫转入战略防守，在战略决战中，军队大部分被解放军所消灭，几乎输光博弈的本钱，军事上的彻底溃败只是时间的问题了，蒋介石连自己最看重的“面子”不顾，导演了一场“战犯求和”的闹剧，这已是无济于事了；在政治上，蒋介石奉行独裁、卖国、内战的政策，失道寡助，在国民党统治区以反内战、反饥饿为主要内容的爱国民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与解放区军民的军事路线相呼应，形成了第二条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的战线，蒋介石陷于全国人民的包围之中；受到国民党打压迫害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响应中共的号召，云集解放区（北平解放后在北平），与中共一起共商建立新中国的大计。

评　析： 受旧中国博彩之风盛行的熏陶，蒋介石的搏击心态发生严重异变，他把政治生涯中的搏击变成了政治赌博。他在很多次的政治赌博中获胜，赢得很多政治利益。可是在抗战胜利后，他孤注一掷，以自己的政治生命进行的豪赌却把政治资本输得精光。抗战胜利后，由蒋介石挑起的国共大决战，以蒋介石集团的彻底失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伟大胜利而收局，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就蒋介石的政治谋略而言，他犯了几大忌：

一是违背民意。中国长期战乱不已，兵连祸结，民众饱受其害，尤其是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极其残酷，人民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作了巨大牺牲，好不容易盼到抗战胜利，期望和平建国，以休养生息。蒋介石发动新的内战，违背了民意，这就把自己置于人民公敌的位置。

二是对时局作了错误判断。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共产党的力量。一方面，见物不见人，迷信美国提供的飞机大炮与精良的装备，而忽略了人的因素，政治的因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种无形的武器，它与小米加步枪有形的武器结合，就可以形成难以估量的战斗力。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是孤立地看待共产党的力量，而忽略了民心向背这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

三是不计后果，不计政治成本。重大的战略决策应综合考察与分析，权衡利弊，三思而行。蒋介石利欲熏心，在政治上不留余地，在军事上全面出击，过于钢性而缺乏弹性，孤注一掷，把自己置于绝境。

一个腐朽旧政权垮台，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人民政权诞生。蒋介石彻底输掉了，他在大陆的政治生命业已终结。蒋介石以政治命运进行豪赌，给他自己酿成可悲结局。

偏安一隅，守岛待变

蒋介石是一个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一些重大举动时常被披上神秘的面纱。蒋介石在大陆失败后溃逃到台湾，就被人神化。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这样一个传说：蒋介石抗战时期在重庆的时候，一次到峨眉山游历，在庙里遇到一算命和尚，随即抽签卜卦，那和尚在解释卦辞时，跟蒋介石说了八个字：胜不离川，败不离湾。抗战刚刚结束，蒋介石不把和尚的戏言当一回事，急忙离川，下山抢摘“桃子”，结果没多长时间，局势急剧恶化，到１９４８年居然兵败如山倒。此时才想起和尚的话，于是乎，经营台湾，准备退路。蒋介石很讲迷信，但是否确有此事却无法考证，即使有，那和尚所言并非“知天命”，与蒋介石精心经营台湾，以留退路之事纯系偶然巧合。其实，蒋介石经营台湾，为自己留后路是有远虑的谋划。

事　例：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１８９５年，因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被迫割让给日本。１９４３年，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埃及签署的《开罗宣言》庄严宣告：日本占领的“满洲、台湾和澎湖等岛屿应该回归中国。”１９４５年７月，美、英、中三国发布的《波茨坦公告》，再次确认台湾属于中国领土，应该归还中国。９月，日本总投降书签署后，由国民政府任命的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和警备司令部前进指挥所于１０月在台北成立。１０月２５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副主任兼台湾省警备司令陈仪主持了受降仪式，接收了日本台湾总督兼日军驻台第１０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呈递的投降书。陈仪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政府主权之下。此一极有历史意义之事实，本人特向中国同胞及全世界报告周知。”由此，台湾人民重新回归到祖国多民族大家庭的怀抱。蒋介石派员到台湾是为了行使国家主权，虽然与后来他退台偏安有一定的联系，但不能说此时就在为自己准备后路了。

随着蒋介石在大陆失败难以挽救，经营台湾之事便很自然地与寻找退路紧紧联在一起。从１９４７年起，蒋介石就开始从多方面积极准备。

由什么样的人掌控台湾，是台湾能否成为蒋介石最后的栖身之地的关键。当然不能让外人插手，最近的莫过于自己的儿子，但在起步之初，儿子蒋经国资历还难以担当起治理台湾的重任。他决定安排心腹之人控制台湾。１９４８年底，蒋介石下令由陈诚接替魏明道任台湾省主席，蒋经国接替丘念台任台湾省国民党党部主任。

陈诚任台湾省主席后，蒋介石“便密令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元、黄金、美钞运台”。所《李宗仁回忆录》载：此间从大陆运往台湾的“国库库存金钞共值３３５００万美金。此数字还是依据中国公开市场的价格计算。若照海外比值，尚不止此数。”“库存黄金为３９０万盎司”，还有“外汇７０００万美元和价值７０００万美元的白银。各项总计约在美金５亿元上下。”蒋介石的这一盗窃似的资金转移，不仅为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准备足了算命钱，而且为后来振兴台湾的经济奠定了比较厚实的基础。

为了给出充足的退台时间，稳定台湾局势，蒋介石在军事上做了相应部署，在靠近台湾的几省驻扎重兵，企图延缓解放军对台湾的攻击。

１９４９年５月，解放军攻占上海前夕，蒋氏父子乘“江静”轮由上海到定海，后于２６日到台湾高雄。国民党长江防线崩溃后，为了挽救残局，他到广州，在这里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常会与中政会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蒋介石任主席。非常委员会为国民党中央非常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政府一切措施必须先经过非常委员会决议通过方才有效，这实际上剥夺了李宗仁代总统的权利，蒋介石又从幕后转到台前，指挥国民党残兵败将负隅顽抗，但在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下，国民党分崩离析。蒋介石见大势已去，于１２月１０下午飞离成都逃往台湾。

败退台湾后，整个台湾处于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境地。当时的外国报纸凡提到“中华民国政府”，总要在其前面“加上一个垂死的形容词”，表示它正“等待签发死亡证明书”。在经济上，面临崩溃边缘，有人描述当时的台湾的经济状况是“人口激增，生产设备破坏，物资奇缺，人民生活穷困，物价高涨，财政亦字，外汇枯竭，整个经济已到了崩溃边缘”。

在政治上，由于退台后各派系人员汇集，矛盾更加激烈，党内派系林立，互相牵制。国民党上层失败主义情绪滋长，有钱的纷纷避居海外和港澳地区；下层组织基本处于混乱状态，“只有党部，不见党员”。因残酷镇压“二·．二八起义”，国民党政府与当地人民的对立本已十分尖锐，加上国民党退台带来的经济困难，更加剧了这种矛盾。在军事上，虽然蒋介石收缩保台、集中兵力的调整，军队只６０万人，但没有多大的战斗力。

在外交上，“撤退来台的外国使节，寥若晨星。举世没有一个同情台湾的人。”原依靠美援的蒋介石，此时已为美国所抛弃，至于下一步如何行动，“将先等待亚洲之尘埃消除”。１２月，美国国务院发出《关于台湾政策宣传指示》称：“台湾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战略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政治上军事上，它是一种严格的中国的责任。”“大家都预料该岛将陷落。”凡此种种征候表明，蒋介石到了绝境。然而，由于国际风云变幻，也由于蒋介石采取一系列针对性很强的举措，台湾终于起死回生。

首先，寻找机会，获得美国保护。靠美国支持起家发家的蒋介石十分清楚，要想确保台湾不失，必须置于美国的保护伞下。但美国无意保蒋，使蒋介石十分沮丧。正值蒋介石走投无路之时，一个重大事件的发生给了他一个“上帝”都无法赐予的“机会”。

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鲜战争突然爆发，而此时，解放军正准备渡海攻台。原本毫无联系的两件事，被美国右翼政客和军方鹰派看作是中国政府执行苏联战略方案。他们认为北边失去南朝鲜，南边失去台湾，则危及美国的太平洋防线。因此，在美国操纵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议案，号召联合国成员国援助南朝鲜。同时，杜鲁门下令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作为保护台湾的姿态。然而美国的保护是以攫取其战略利益为条件的。美国提出“台澎地位未定论”。美国向台湾方面提出将向台湾海峡派出第七舰队，是视台湾海峡为归属未定海域，而不是帮助“中华民国政府协防台湾”。与此同时，美国要求台湾当局承认“台湾中立化”，即美国一方面用优势海军力量遏制中国政府武力解放台湾，但另一方面也要求台湾当局停止对大陆的军事袭击。这都是蒋介石难以接受的苛刻条件，由于迫切需要美国的庇护，不得不吞下“苦果”。１９５４年，经过艰难的谈判，美国和台湾当局签署《共同防御条约》，标志美台军事同盟正式形成，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美国保护台湾的权利与义务。蒋介石非常看重这来之不易的结果，通过国民党“大使”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发出一封信，信称：“条约不仅使两国民众在其抗击共产党侵略中的联结更为紧密，而且将激发千百万珍视自由的亚洲民众之信心。”

其次，改造国民党以求生存。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迫使蒋介石进行反思，他除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外，还从国民党自身进行深究，他说：“戡乱的失败，是党的失败，而党的失败主因，是一般党员对三民主义信仰的动摇。”所以，他认为，要重新控制国民党，要使其成为“反攻大陆”的根本，必须彻底加以改造，并重建国民党组织。

经过精心谋划，１９５０年７月，蒋介石公布了“中国国民党改造方案”。依照这个方案对国民党进行改造。一是整顿国民党组织，重新建立了基层组织，改造了领导机构。二是强化组织纪律和开展党内教育训练。三是拓展党的构成成分。《改造纲要》规定：“本党以青年知识分子及农工生产者等广大民众为社会基础，结合其他爱国分子为党的构成分子”。至１９５２年８月，工农分子在国民党内的比重已达到４９．３１％，高中以上的知识分子占２９．７７％，２５岁以下的青年占３５．２９％。这样，国民党员的社会基础得到扩大。四是削弱国民党内非蒋派别的力量。在“改造”活动中，蒋介石“成功”地进行了一次人事上的调整和权力的再分配，其子蒋经国经过调整进入国民党中央决策机构，国民党内长期掌握实权的大老被排除领导层，以至被迫离开台湾。

再次，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与振兴台湾经济。实施所谓的“土地改革”，以促进社会生产的改善，这是一项一举多得的举措。国民党从日本手中接受对台湾的主权后，接管了大批“公地”。台湾省政府将这些公地放租，直接租给农民。１９５１年５月，台湾当局又颁布《台湾省放领土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将“国有”和“省有”耕地的所有权转移给农民。１９５２年，“立法院”通过“实施耕地者有其田法”，征购地主的大部分土地分给农民，并鼓励地主以留下土地自耕，到１９５３年底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迅速恢复；在农村建立新的社会经济结构，为台湾以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控制通货膨胀，稳定财经，是又一条重要的经济举措。１９４９年，台湾当局决定实行币制改革，确立新台币的主导地位。配合币制改革，加强了对黄金的管理，以高利率吸储，加强外汇管理，压缩财政支出，争取美国的援助，基本控制通货膨胀。再实施恢复和发展台湾工业的措施。在经济得到初步恢复后，从１９５３年起，开始实施经济“四年计划”。这一系列经济举措，不仅使台湾经济摆脱困境，而且为后来的经济起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评　析：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居然能起死回生，颇费了一番心思。首先，他在经营台湾上有一个长期的战略谋划。随着蒋介石在大陆失败难以挽救，经营台湾之事便很自然地与寻找退路紧紧联在一起，并周密地谋划和实施。一方面，他安排心腹陈诚与儿子蒋经国搭档，掌握台湾党政军大权；另一方面，把大陆国库蓄存的大量美金钞、黄金、白银，“各项总计约在美金５亿元上下”的资金运往台湾，蒋介石的这一盗窃似的资金转移，不仅为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准备足了养命钱，而且为后来振兴台湾的经济奠定了比较厚实的基础。

其次，寻找机会，获得美国保护。本来，在１９５０年以前，美国政府曾想放弃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讲，朝鲜战争的爆发，为蒋介石寻求美国的保护提供了机遇。蒋介石从中找到求生的空隙。因此，朝鲜战争烟幕的掩护，使蒋介石逃过一大劫。

再次，蒋介石在政治上进行党的改造，使僵死的国民党获得新生，国民党的性质实际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同时他完成了国民党权力再分配，为蒋经国接班打下基础，巩固了蒋家党的统治地位。在经济上，一系列经济举措的实施不仅为后来的经济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而且也催化了台湾中产阶级的逐步崛起，使得蒋介石在台湾的政权获得新的阶级基础。而寻求美国保护，虽然使其获得某种程度上的安全，但是，从长远利益讲，尤其是从民族和国家利益看，这无疑是引狼入室，为海峡两岸的最终统一设置了最大障碍，这未必又是蒋介石愿意看到的。从这个意义讲，这是一个败笔。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说知道某种事办不成或者某种行为不会有好的结果，而非要去做，这是鲁莽和愚蠢之举。但如果明知办不成，却因要达到其他目的而去为，这应另当别论。蒋介石搞的“反攻大陆”，则属于后者。

事　例： 自从败退台湾第一天起，蒋介石最念念不忘的就是“反攻大陆”。１９５０年，在“总统”复职典礼上，他慷慨陈词，叫嚷不久就要打回大陆去。

１９５０年４月，蒋介石在台北《对台湾省常务会议特颁训词》中说：“今日我们要完成反共抗俄的使命，首先要整顿本党组织”。蒋介石一直在寻找机会把反攻大陆的口号付诸于实际行动，朝鲜战争的爆发给蒋打了兴奋剂，他认为“机会来啦！”希望依靠美国的军号力量挑起世界大战，进而达到重新统治中国的目的。于是，急忙谋划，制定了“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完成”的战略计划，幻想利用朝鲜战争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依赖美国的支持，武力“反攻大陆”，卷土重来。

为了实施这一战略计划，蒋介石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思想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作了各项准备。首先加强“军事管制”，早在１９４９年５月，国民党在即将退到台湾前夕，由台湾省政府与台湾警备司令部联合颁布了《台湾地区紧急令》，宣布台湾处于“战时动员状态”。这个“戒严令”，一直实行了近３８年，创世界历史上戒严时间之长的最高记录。

台湾当局，在军事戒严时期，还制定了一系列特别法，进一步加强反共和剥夺台湾人民的民主权利。根据戒严令和特别法，台湾的军、警、特人员，经常对索然无辜人员进行搜查，逮捕和杀害。在军事上，加紧备战，并组织“反共游击军”对大陆沿海进行骚扰。

１９５２年１１月，共和党领袖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美国总统。在美国国内反战舆论压力下，他到朝鲜战争视察，希望在远东寻求“光荣停战”的办法。为使美国在停战条件中多一份筹码，艾森豪威尔决定取消“台湾中立化”的政策，鼓励国民党军向大陆东南沿海骚扰。国民党方面受到美国新任总统的鼓励，受到很大鼓舞。１９５３年２月，蒋介石发表声明，称艾森豪威尔“此一决定，无论其在政治与军事上以及在国际道义上而言，实为美国最合理而光明的举措。”此后，国民党对大陆的军事骚扰活动大规模升级。１９５３年７月，蒋军出动１万多人，由美国顾问筹划和指挥，在海军配合下，空袭东山岛。

蒋介石积极响应艾森豪威尔的策略向大陆进攻，希望通过加剧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把美国拖下水，使美国直接对解放军作战，进而达到他卷土重来的目的。然而，形势的发展与蒋的愿望相反。美国与中朝联军代表在板门店谈判，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不仅朝鲜战争结束，而且美国在台湾海峡也没有什么大的动作，更不用说创造什么“奇迹”。美国之所以鼓劲让蒋介石从东南沿海攻击大陆，不过是想借国民党这张牌，尽可能在谈判中多得到点东西而已。停战后的美国当然不可能再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了。蒋介石更感到“反攻”无望，但自己讲的“５年完成”，毕竟已夸了海口，轻易放弃不但会遭人嘲笑，而且更严重的是会动摇人心。

１９５６年，蒋介石在再次当选“总统”后，激励自己不忘这一使命，他鼓励自己说：“我今年已经７０岁，再连一任，还不能反攻，怎对得起国家？”又说：“此次国民大会乃是反攻前的最后一次会议。”１９５７年，国民党在台湾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国民党的中心任务是“反攻大陆”、“光复国土”、完成“革命”大计。国民党“参谋长”王叔铭在军事报告中则提出“军事反攻”是“重要工作”。这项工作的重点包括：“一、继续促进大陆革命运动，策应军事反攻；二、加紧战地政务准备，发挥总体作战效能；三、提高军人待遇，改善军人生活，加强社会敬军风气；四、鼓励青年从军，充沛三军战力；五、扩大学术研究，发展国防科学；六、加强与盟邦军事合作，增进反攻力量”。国民党每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核心内容就是继续坚持反共立场，鼓吹反攻大陆，拒绝与中国共产党谈判。

为了激发台湾军民响应“反攻大陆”的热情，蒋介石把台湾比作“莒”，要效法田单，以小莒而成就“复国”之志。蒋介石在台北阳明山下专门刻了四个大字“毌忘在莒”，其目的在于激励大家，奋发图强，齐心协力，以实现“光复大陆”。

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鼓噪，美国对其成功并不怎么相信。蒋介石自己对“反攻大陆”结果也十分清楚。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陆越来越强大，“反攻大陆”更不可能有什么好结果。他要增加别人的信心，其实他的激情也渐渐冷落下来，早在５０年代，蒋介石实际上从心底已经放弃了“反攻大陆”计划，其政策重点开始转到岛内，实施经济建设的“四年计划”，企望将台湾建设成为“复兴”基地，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策略较之以前冷静、理性了许多。据时任台湾省“主席”的吴国桢后来回忆说：蒋介石自始至终就是没有真正“反攻大陆”的打算，但这一打算又不告知于人，为了维持国民党偏安孤岛的局面，蒋介石必须打肿脸充胖子，“反攻大陆”的曲调要一路唱下去。

为什么蒋介石在“反攻大陆”问题上，知其不可为而要为之呢？当然有蒋介石倔强、固执、敢赌的秉性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这是蒋介石的一种权谋，他想通过打“反攻大陆”牌，以达到偏安孤岛，维护其统治的目的。他曾向蒋经国透露过个中玄机：只有使台湾全民处于一种紧张状态，才便于国民党的统治。

首先，能稳定军心。从对军队的掌握来说，蒋介石一向认为治军要从治心开始，当时的国民党军队绝大部分是从大陆来，对台湾的环境比较陌生，思乡、返乡心切，如果不给予他们以“反攻回家”的幻想，军队就会人心涣散，造成军队不稳定。而蒋介石在治军的过程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用口号与政治宣传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尽管因其军队的反动性，决定其收效甚微，也要这样做。

其次，巩固独裁统治。从台湾社会而言，台湾长期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下，抗战胜利后，虽然对祖国有认同感、归属感，但是，对国民党这样一个大多数人从岛外来的政权并非认同，尤其是蒋介石实行残酷的独裁，更是怨声载道。只有创造一个“反攻大陆”的气氛，才能分散民众的注意力，也更能说明蒋介石对台湾的独裁统治是必须的、“合法的”。蒋介石到台湾后，实行政治上的高压政策，特务横行，压制各种民主思想的传播，以“反攻防谍”名义，对任何反对他的统治的思想、人士、组织进行打压。在“反攻”的气氛下，台湾一直处于准战时状态，人民为此而感到紧张，从而不免增加对政府的依赖感。

再次，借机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可以说，蒋介石提出“反攻大陆”是在演戏，这场戏与其说是唱给老百姓看的，倒不如说，是主要演给国际社会看的，尤其是演给美国人看的。在冷战的背景下，两大政治军事集团进行着殊死的斗争。台湾完全依靠美国的庇护才能得以苟延残喘。蒋介石为了继续能在美国这颗大树下乘凉，为了得到更多的援助，就必须唱反共的高调，作出准备打仗的姿态，才能赢得“自由世界”的同情。

评　析：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鲁莽和愚蠢之举，然而，对蒋介石搞“反攻大陆”，明知没有多大的胜算而坚持要为之的姿态，应另当别论。这是一个类似于“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计谋。当年韩信公开地展示一个让敌人觉得愚蠢或者无害的战略行动，掩护暗渡陈仓的真实军事行动，声东击西，出其不意，获得大胜，奠定了刘邦大业的基础。蒋介石拼命叫嚣“反攻大陆”，也是声东击西，当然，这不是军事上意义上的暗渡陈仓，更不能与当年韩信谋略产生的历史影响相提并论。但在手法上有相通之处，示阳而行阴、求阴，也就是说，他要通过军事姿态，达到政治上稳定台湾岛内政局，争取美国的庇护，以保障偏安一隅的目的。

蒋介石的“反攻大陆”基本上是停留在口号上，没有什么大的动作，更没有成什么气候，从军事意义上讲，“反攻大陆”的计划破产了。但是，正是凭着“反攻大陆”的造势，得以稳定岛内，争取外援，为台湾经济起飞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其政治目的达到了。

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是以对“一个中国的认同”为前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持续十多年的“反攻大陆”维系了“一个中国的认同”感，这就在台湾为反独促统保留了根基。就后两点而言，是“歪打正着”，由此说来，暮年的蒋介石仍不失为一位博弈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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