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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志同道合，情深义重
书名： 跟毛泽东学为人处事 作者： 陈冠任、杨英健 本章字数： 9779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20

一、志同道合，找真同志

人不能没有友谊，纯真的友谊、真正的朋友不仅使生活得到欢乐，而且能增强战胜困难的勇气，获得蓬勃向上的力量。世界上许多伟人事业上获得成功，取得巨大成就，友谊发挥了重要作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就是受到他的朋友莱伊尔的多次鼓励和督促才写成的。马克思的不朽巨著《资本论》也是同恩格斯伟大友谊的产物。人生不能没有朋友，朋友多了不仅“路好走”，而且可以相互启迪，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得到健康的全面的发展。

但是，朋友有很多种，生死与共，可谓刎颈之友；同舟共济，可谓患难之友；肝胆相照，可谓莫逆之友；直言规谏，可谓直诤之友；意气用事，可谓江湖之友；吃吃喝喝，可谓酒肉之友。前四种是有益之交，后两种是有害之交。古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与恶人交，如入鲍鱼之肆。”现实生活中，因交友不慎，影响事业，甚至受牢狱之苦而抱恨终身的不乏其例。所以，交友是应该有所选择的，而且要慎重选择。对此，毛泽东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交友的第一要务就是志同道合，声气相通，心心相印。在此基础上，达到互相交流，互相激励、互通信息、互相帮助、共同完成事业、为人类多做贡献的目的。

毛泽东一生很注重交朋友。但是，他交朋友并不滥交，不分青红皂白，不管什么人都可做朋友，而是找志同道合的真同志。在第一师范读书时，萌发了联络志同道合的仁人志士，结社聚友、共图救世大业的念头。他认为决不能单凭一个人或几个人摸索，必须有一大帮具有献身精神的人团结起来，才能有所作为。1915年秋，他发出著名的“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共约二三百字。长沙略有名气的学校都收到了这份启事。内容主要是结交对救国工作感兴趣的青年，特别提出要能耐艰苦，有决心，直到能为国牺牲。结尾引用了《诗经》上“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诗句。落款是五个字：二十八画生。启事由毛泽东自己刻蜡版油印，信封上写着一行小字：“请张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各校收到启事后，不解其意。一些思想守旧的校长觉得这个“二十八画生”是个狂人，不准张贴。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马校长，竟认为这个启事是为了找女学生恋爱。为了调查清楚，她找到第一师范的校长，才弄清原委，才解到这个“二十八画生”是一个极优秀的学生。他，正是毛泽东。

在广泛的征友活动中，毛泽东团结了十几个潜心研究学问、探索救国之道的热血青年。他们经常聚会在一起，商谈救国图存大计。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新民学会”的骨干和中坚力量。

1916年前后，毛泽东和朋友们经常交换读书心得，谈论国家的前途，渐渐感到需要一种更严密的组织，有必要结成一个团体，以便团结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求得更多有益的学问，为做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业做准备。经过近两年时间的酝酿，1918年4月14日，一个春光明媚的星期天，在岳麓山脚下蔡和森的家中，新民学会成立了。会上通过了一个由毛泽东起草的章程。吃过午饭，大家在一起讨论学会的宗旨、名称、章程等。讨论时，毛泽东以扼要的话语向大家说明、解释、征求大家的意见。这天到会者共13人，大家推选毛泽东为总干事。他本是学会的发起人，组织者，但他谦虚地只同意做副干事。肖子升被选为总干事。学会的宗旨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还有五项生活方面的戒条：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学会名称取“大学之道在新民”中之“新民”二字，意味着顺应新的潮流，提倡革新之意。入会的标准是：心意诚恳，人格光明，思想向上。从这一天起，长沙城里进步的青年们第一次在一个团体里组织起来了。这些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在共同的信念下走到了一起。

但是，毛泽东并不满足于此。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上海的通知，去参加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大会。一天夜晚，黑云蔽天，暴风雨将至，毛泽东与志同道合的何叔衡登上去上海的江轮，他们与其他共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同志共同组建了无产阶级政党。

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与多数代表一起，反对了两种极为有害的错误观点：一种是以李汉俊为代表的右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观，认为党的组织应该是一个公开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而不必强调纪律，不必有中央的集中领导；党的任务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而不是领导工农进行实际革命斗争。另一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的冒险主义的观点，认为共产党即为工人阶级政党，就应拒绝知识分子入党；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党的直接斗争目标，反对进行任何公开合法的革命活动。

会议过程中，各地代表们交流革命工作开展的情况和建党条件，湖南被认为是最有基础的省份之一。7月1日，毛泽东与十三位代表一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革命有了一个核心，毛泽东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更多了，力量更大了。

二、真诚交往，友爱而热烈

在为人处事中，至诚则玉石为开。靠真诚联结起来的友谊可以突破一切人心的芥蒂，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毛泽东与人交往很讲真诚，与友人交往更是如此。

毛泽东一生中有许多朋友，其中有将军，有诗人，有画家，有民主人士，也有工人、农民。郝光华就是毛泽东的农民朋友中的一位。

1941年秋，毛泽东盛情邀请延安南川吴家枣园劳模，他的朋友郝光华去他家做客。

郝光华想，毛主席那么忙，怎好打扰？所以一直没去。大约过了一个月，郝光华突然收到一封信，打开一看，是毛泽东的字：“郝光华同志，我很想见见你，有些情况想问问你，请你来我家一次。工作闲了的话，我一定去吴家枣园看你。”为了郝光华找时方便，毛泽东还特意写清楚了自己几时办公、几时休息。

对于毛泽东真挚的邀请，郝光华高兴得一夜都没睡好觉。第二天天刚亮，他便换上一身新衣服，挑着早已准备的几样礼物上路了。

他一口气走完20多里路，兴冲冲地赶到杨家岭。毛泽东听说郝光华来了，迎出来好远。他伸手要接郝光华的担子，郝光华说什么也不肯。毛泽东只好一手拉着郝光华，一手扶着担子，和他并肩走进院子里。郝光华放下担子，毛泽东说：“人来了就好了，我可不喜欢你送东西！”

“鸡蛋是自家养的鸡下的，青菜是自家种的，请主席尝尝么。”

毛泽东说：“听到你来了，我很高兴，早就希望你给我带来好消息。”

郝光华回答：“我们农民有啥好消息，只有土话。”

“我就爱听土话么。”毛泽东拍着郝光华肩膀，和他说说笑笑走进了窑洞。

真挚的话语，亲热的举动都充分表现了两人友情的淳朴。毛泽东与人交往真诚而不分你我，热烈而相互敬重。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争取国内和平，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宋庆龄当时正身居重庆，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她为了和阔别18年的毛泽东见上一面，不顾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盯梢，设法来到了桂园。

毛泽东和宋庆龄的友谊建立于18年前。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宋庆龄和国民党许多左派人士以及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等人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后来，宋庆龄和毛泽东等人又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名义发表宣言，严正揭露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行为。同年8月，中国共产党举行南昌起义，宋庆龄坚决支持。在抗日战争中，她又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这次她来到桂园，毛泽东非常高兴，走出客厅门外迎接她，紧紧握住她的手。他们进行了十分亲切的交谈。告辞时，毛泽东一反平时送客不出门的常规，一直将他送到大门外。坐上汽车的宋庆龄也频频向毛泽东挥手致意。当时一位同志拍下了这一感人情景，现在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里陈列着这张珍贵的照片。

毛泽东与宋庆龄在建国前后都一直保持着诚挚的友谊、亲切的交往。毛泽东到上海视察时，曾亲自到宋庆龄家里去探望。宋庆龄也非常关心毛泽东的健康，每次从上海回到北京都要亲自问候，并送些礼品，每年还要寄去贺年片。1956年元旦，毛泽东收到了宋庆龄寄的贺年片，十分高兴，提笔给宋庆龄写了一封既生动有趣又热情洋溢的信。在信中毛泽东亲热地称呼宋庆龄为“亲爱的大姐”，对她送来的贺年片深表感谢，接着，毛泽东又用幽默的口吻，关心而风趣地写道：“你好吧？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十分能吃，七分能睡。最近几年大概还不至于要见上帝，然而甚矣吾衰矣。望你好生保养身体。”

对国内不同身份的朋友，毛泽东是真诚交往，友爱而热烈。对外国朋友，他也是如此，把朋友当作兄弟，不分你我，亲如一家人。

一天上午，毛泽东在书房里接待越南来的胡志明主席，他就只穿了一件补了又补的白衬衣，两脚踩着一双布拖鞋，粗线袜子上的补丁便也赫然露出。不过，胡志明更有无产阶级“风度”，赤脚穿一双越南有名的胶皮“抗战鞋”。

天气太深，没有空调，胡志明走进屋时衬衣早已被汗水湿透。毛泽东一边同胡志明握手，一边替胡志明解扣子：“脱了吧，快脱了吧。”

“自己来，我自己来。”胡志明自己解扣脱衣，把汗湿的衬衣搭在沙发扶手上，自己赤膊着坐下来。

“擦擦汗吧。”毛泽东把一条热毛巾递给胡志明，又抓过一把扇子，帮胡志明扇凉，并且劝说着：“干脆把汗衫也脱了。”

胡志明捋捋飘洒的长胡子，仰天大笑，笑得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哪能？哪能？”

“别客气，这就是在家里面么。”毛泽东扇着扇子劝说。

“好吧，在家就是家里的样子。”胡志明弯腰脱下汗背心，裸着上身，与毛泽东分坐两张沙发，开始议论天下大事。他的中国话讲得非常好，充满机智和幽默。如果不知情的陌生人闯进来，一定会以为是两位老农好友在劳作之余随便谈家常话呢。

美国人富兰克林说：“最能施惠于朋友的往往不是金钱和一切物质上的接济，而是那些亲切的态度，欢悦的话语，同情的流露和纯真的赞美。”毛泽东对待朋友就是这样地亲切，欢悦。因此，他也赢得了永久的朋友和友谊。

三、真诚帮助，乐于助人

毛泽东的朋友很多，但是他对朋友很真诚，并且乐于助人。

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班上有一个男同学，受父母之命订了婚，女方是长沙一位中学校长的侄女。可这位同学不爱她，但又没有勇气反对父母的包办，内心非常苦恼，终日闷闷不乐。当毛泽东得知这位同学的苦恼后，第二天就拉上那位同学找那个中学校长去说理。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分析利害得失，以耳闻目睹的包办婚姻造成的种种悲剧打动对方，终于说服了那位校长，帮助这位同学解除了婚约。

毛泽东这种助人精神从小就有。

有一年的秋收季节，毛泽东家和邻居们把稻谷打了下来。新收获的稻谷还是潮湿的，是不能入库收藏的，要尽量晒干才行。所以只要遇到好天气，大家都忙着把稻谷摊在坪里晒。一次，天忽然下起雨来。各家都忙着收稻谷。年幼的毛泽东却不收自己家里晒的谷子，而跑去先帮助一家佃户收稻谷，结果自己家里快要晒干的稻谷因为收不及淋湿了，还被冲走一些。父亲生气地责问他。毛泽东说：“人家家里很苦，还要交租，损失一点就不得了。我们自己家里的，自然不大要紧……”

正是因为这样的助人精神，他对朋友困难和需要时总是及时伸出帮助之手。但是毛泽东对朋友的帮助是真诚的，是无私的，并不是那种“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江湖之气。他对朋友的帮助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助人精神的体现。

坦白豪爽、富于进取的萧军与毛泽东曾有多次交往。萧军被派往东北工作后，那里的工作一度出现“左”的偏差，使他受到错误批判和组织处理，戴上了危言耸听的大帽子。1949年春，他被分配到抚顺总工会资料室工作。困境没有使他气馁、消沉。他有人民作家的崇高职责，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同时辛勤地收集素材，潜心创作，写出了一本以工业建设为题材的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

1952年书在北京写成后，有关部门不予出版，有的单位也不敢出版，稿子退回三次。萧军万般无奈，只得上书毛泽东、周恩来。他的爱人王德芬雇了一辆三轮车，把信和书稿一起送到中南海。半年之后，有关部门回信说，毛主席批示，你的书可以出版，请再同出版社接洽。不久，此书得以出版。

对于毛泽东的真诚帮助，萧军深深感激，终身难忘。

毛泽东对朋友的这种帮助做法体现在对国外朋友身上，就是国际主义。毛泽东一生很注重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援助外国朋友。

1970年5月1日，西哈努克亲王会见了毛泽东。

西哈努克说：“主席先生，中国自己的负担很重，她给了第三世界许多帮助，而我连同我的随从人员、朋友和工作人员现在又成了额外的负担。”

毛泽东回答：“我请求你让我们多负担一点。相信你的人愈多我就愈高兴，到你身边来的人越多我就越喜欢。没有什么了不起嘛！让尽可能多的人来支持你。如果他们不能去战场上打仗，让他们来这里。六百，一千，两千或者更多，中国随时都准备支持他们，给他们提供一切便利。”

毛泽东的这种无私援助使西哈努克很受感动，几十年如一日都与中国人民保持着深厚的友好感情，成为中国人民的挚友。他与毛泽东的私交也不断加深。

四、朋友交往，要重信义

为人要讲究信义，这是最起码的交际常识。信义是人们在交往中能够履行约定而取得的信任。朋友交往更要讲重信义，是因为它是衡量一个人人格、品质的尺度。一个人信用度如何，影响到他在交际中的地位、形象和威望。一般说来，对恪守信义的人，人们会格外推崇、依赖和亲近；而对不守信用的人，则轻蔑、贬斥和远离。信用度高，则朋友多；信用度低，则朋友寡。简言之，信义是友谊的生命。

毛泽东与朋友交往既讲诚，也讲信。

1959年，毛泽东休息时常练练书法，陶冶性情。黄炎培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毛泽东借来看，说好借一个月。那一个月，毛泽东工作一停便翻开来看，爱不释手。他看着字迹琢磨，有时又抓起笔来对照着练。他不是照着模仿，而是取其所长，取其神韵，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东西。练到兴头上，吃饭也叫不应。

到了一个月，毛泽东将王羲之那本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夹好，交卫士小尹：“送还吧，零点前必须送到。”小尹说：“黄老那边已经说过，主席只要还在看，尽管多看几天没关系。”毛泽东摆摆手：“送去吧，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朋友交往要重信义。”

讲信义的基本要求是言行一致，“说到做到”。说到是信义的起点，做到是信义的兑现。只有行动兑现了承诺，才能得到对方肯定性的评价，才算讲信义。可见，信义不是靠嘴说出来的，而是靠行动建立起来的。而守信的人，一旦承诺就付诸行动。毛泽东就是这样一诺千金的人，他就是对待小孩子都是这样的，诚义守信。

1953年6月28日上午，晴空万里，一辆小轿车停在安定门外鱼池村口的马路边，只见小车里下来一个人，身着白衬衫，高大魁梧，迈着稳健的步子朝村子走来。

“啊！这不是毛主席吗？毛主席到咱村来了！”

“毛主席，上我家喝杯茶吧？”人们不断发出热情的邀请。毛泽东慨然允诺。

太阳越升越高，时近中午了，毛泽东才告辞出来。在院前的草地上，他回转身来和张振全家合影留念。

临别时，全村人扶老携幼，都拥到村口来相送。“毛主席，您一定要再来呵。”老人们依依不舍的说：“毛主席，把照片给我们捎来呀。”孩子们喊。

毛泽东回过头，慈祥地望着这群天真、稚气的孩子，笑了：“一定给你们捎来。”

一周之后，毛泽东果真派人送来了照片。全村人闻讯涌来，争相传阅，欢乐之声源源不断。

对于毛泽东讲信义，还有一件稿费还债的事情叫人感动。

1961年，有一天，毛泽东对章士钊说，共产党不会忘记为她做过好事的爱国主义者。当时你支援留法勤工俭学的那笔款二万元，是我经手借的，一部分给了去欧洲的同志，一部分带回湖南开展革命活动。毛泽东又诙谐地说：“现在有稿费可以‘还债’了。从那以后，每年旧历正月初二，毛泽东的秘书都会把两千元人民币送到章士钊家，直到1971年，整整十年。

后来停了一年，毛泽东发现了，又对左右的同志说：这个钱不能停，还要还“利息”呢！于是1973年春节，一位秘书又送去了两千元。这时，章士钊住在北京医院，接到这份礼物时，他激动得双手发抖，对家人说：主席真讲信义。其实，这笔钱在当时是向社会名流募捐的。我不过是尽一份力罢了。

信任是人际关系的纽带，也是重要的“杠杆”。充分的信任能有效地激发他人的责任感、亲近感。在同事亲友之间、上下级之间，信任是一种荣誉、一种鼓励，也是一种吸引的征服。通常情况下，对对方越是信任，对方的责任感就越强，彼此的关系就会越牢固。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赢得了许多珍贵的友情。

五、相互切磋，共同前进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有过许多交往密切的朋友。建国后，久别重逢，情谊甚浓。毛泽东并没有因为自己身居领袖高位，忘掉旧情；他们继续保持友谊，一有机会便交往谈心，切磋前进。时间愈长，他们的友情愈深。

周世钊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时的同学。他们同班同学，共同组织学生活动，情谊甚深；后来，都在修业小学教书，又组织工读互助团，真是“同志相应，同气相求”。1927年后，两人天各一方。1949年长沙解放后，周世钊致函毛泽东，毛泽东回电：“……兄过去虽未参加革命斗争，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兄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倘有可能，尊著旧诗尚祈抄寄若干，多多益善。”①1950年9月下旬，毛泽东邀周世钊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以后，又多次通信，互赠词作。

1958年7月，周世钊当选为湖南省副省长；10月17日，他写作给毛泽东，畅谈心怀。25日，毛泽东回信给周世钊，坦率、诚恳地给以指点和鼓励：“受任新职，不要拈轻怕重，而要拈重鄙轻。古人有云：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者不可得而兼。我看你这个人是可以兼的。年年月月日日时时感觉自己能力不行，实则是因为一不甚认识自己；二不甚理解客观事物——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如此等等。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要经历的。此外，自己缺乏从政经验，临事而惧，陈力而后就列，这是好的。这些都是实事，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聪明、老实二义，足以解决一切困难问题。这点似乎同你谈过。聪谓多问多思，实谓实事求是。持之以恒，行之有素，总是比较能够做好事情的。你的勇气，看来比过去大有增加。士别三日，应当刮目相看了。我又讲了这一大篇，无非加一点油，添一点醋而已。”{2}

这段话突出地表现了毛泽东对待旧友所抱的诚恳态度：一是指出故友的性格特点，给以精神鼓励；二是坦率批评社会风气，希望善自处之；三是指出克服困难的办法，反复鼓励加油。

毛泽东不以领袖自居，居高临下，指教别人，而是促膝平坐，侃侃而谈，与人切磋，相互学习，相互批评，这也表现了一代伟人的交友风格。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二年，周世钊不大理解，陈书毛泽东，要求面谈。毛泽东答复说：“不必来京”。后来，周世钊被抄了家；他去北京向毛泽东诉说。毛泽东表示：你被抄丢的书，由我负责赔偿，并要他：不要心存芥蒂，不必负气，该管的事，要管。这样的赤诚、坦率，真是难能可贵。1972年，周世钊再次陈书毛泽东，揭露了林彪一伙在“文革”中的胡作妄为，提出要重视青年思想教育、提高大学教学质量，编写新的读物等建议。这样大胆发表意见，一方面表现了周世钊忘我为民的精神，另一方面显示了他同毛泽东的深厚友情。毛泽东坦然地接受了他的意见。

周谷城于1921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教书时同毛泽东相识。1927年周谷城在毛泽东的影响和帮助下，先后参加湖南省农民协会、全国农民协会的工作，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大革命失败后，直至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时的18年间，两人没有见面。建国后，毛泽东多次找周谷城交谈，主要是交谈学术研究方面的意见。

1956年，一次毛泽东请周谷城到中南海一个露天游泳池一道游泳。游泳休息时，毛泽东拿出《汉书》说：“赵充国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的贯彻，总要有一个过程，但要坚持。”还有一次，毛泽东去上海在展览馆参观时，他请周谷城到一个房间交谈《新建设》上发表的逻辑文章，鼓励他大胆争鸣，同年，周谷城去北京开会时，毛泽东通知周谷城到中南海，并邀请北京学术界知名人士冯友兰、贺麟、胡绳等人，共进午餐，鼓励大家发展学术。1961年“五一”节，毛泽东来到上海接见了周谷城等学术界知名人士后，周谷城为《解放日报》写了一首诗。毛泽东看后，立即约他谈了诗词的问题。1965年在上海又一次见面，交谈了哲学史方面的意见。

毛泽东喜欢同故交周谷城交谈学术、诗词问题，在学术研究上互相切磋，正是毛泽东交友的心理需要；通过共研学问，他们的友谊得到升华，建立了崇高的、持久的友谊。

毛泽东同朋友相交贵在知心，他对待朋友坦白诚恳，畅叙心怀，批评缺点，鼓励前进；他探讨学术，交换诗作，互相切磋，深化思想。这些都是真正重视和懂得友情的做法，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超高艺术。

六、不忘老友，情长义重

友谊是生命中的清泉。毛泽东一生把友情看得很重，但是，对待友情他并不是像有些人那样，因自己的地位变化而变化，他很恋旧，对于老友，他也是耿耿不忘，情长义重。

大革命时期，在汉口的一家旅馆里，曾在长沙五金玻璃店当学徒的许志行碰到了路经武汉的毛泽东。毛泽东看见这个逃跑出来的处境狼狈的少年，十分关心地询问了情况后，资助许志行先回家乡。以后毛泽东又资助他到长沙读书。后来，许志行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参加工运工作。

1926年春，毛泽东写信邀许志行到广州负责对上海的联系工作。同年10月，许志行又随毛泽东到了武汉，由毛泽东介绍当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机要秘书，同时担任了共产党支部书记。

以后几十年，许志行一直从事教育、地下工作等，并一直深深地怀念着自己的朋友和兄长毛泽东。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毛泽东的名字，已家喻户晓。见到这个名字，许志行尤感亲切和兴奋。6月10日，他怀着激动的心情给毛泽东写信。10月下旬，他收到了毛泽东的亲笔回笔。信中，毛泽东勉励他：“你在上海教书甚好，教书就是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青年时志同道合的朋友很多，在战争年代他没有条件与他们联系，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他们很挂牵，情长义重。

1956年，毛泽东问从湖南来北京开会的医学家魏曦：李振翩在哪里？魏曦告诉他，李振翩在美国。

李振翩是毛泽东的挚友。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在湖南组织发起“驱张运动”，李振翩作为湘雅医学院的学生代表，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并且是进京“驱张代表团”的代表之一，与毛来往频繁，交往甚密。李曾对毛说：“你从事政治活动，我则专心医学，将来重逢。”后来，李振翩教授在美国纽约洛克菲勒研究所从事病毒疫苗研究工作，主攻小儿麻痹症病毒疫苗的研究，获得很高的医学成就。

在解放前，毛泽东去重庆时曾托张维给李振翩捎信，可惜，李振翩没有收到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老友的关切终于传递到了大洋彼岸。

1973年7月，李振翩和夫人来到北京。8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书房里，亲切地接待了这位多年前的挚友和他的夫人，他们用湖南家乡话交谈了一个半小时，畅叙过去的友情。

对于青年时代的朋友是这样，对于在革命征途上相识相交的患难朋友，毛泽东更是没有忘怀。

1971年林彪事件后，王稼祥写了一封长达一万多字的表态信，送呈中央，讨伐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同时，对自己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也作了深刻检查。

毛泽东看了王稼祥的信后，对他作了高度的评价，并请周恩来在1972年春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口头传达：

“毛主席说：稼祥同志很早就拥护我，是教条主义中最早革命的一个人……遵义会议，他出了很大的力，遵义会议后，成立了三人军事小组，我嘛，你嘛（指周恩来），还有王稼祥嘛！夺了王明等人的军权。……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自己的过错，不讲自己的功劳，很难得。他是有大功的人，应该很快让他站出来工作……”

结果，受到林彪排挤打击的王稼祥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

毛泽东不仅有中国朋友，而且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结识了一些外国人，并且与他们建立了真挚的友谊。与这些异邦朋友，毛泽东也是情长义重，久久不忘。

1960年，一个金秋的清晨，穿过烂漫的菊花丛，埃德加·斯诺应邀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寓所。

“很久不见了。”当两双巨手又一次紧紧地握在一起的时候，毛泽东若有所思地问道，“究竟多久了呢？”

“23年了，”斯诺边说边环视了一下毛泽东的住所，“自那时候起，您的窑洞的面积已稍微扩大了。”

“事情确实好转了一点。”毛泽东微微笑了笑说，“不过，你没有变，我也没有变。”

“但是，中国却是大变样了。”

“是变样了。这也有您的功劳嘛，20多年前您不就已经预言红星要普照中国吗？”

埃德加·斯诺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结交的美国记者，斯诺在采访毛泽东时深深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征服，写出了第一本向全世界介绍红色中国的《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与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两位朋友相见，分外亲热，回首往事，仿佛又回到了遥远的岁月，但是真挚的友情在20多年后更加焕发了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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