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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积极创办党领导的各级干部教育学校
书名： 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简史 作者： 晓山 本章字数： 11414 更新时间： 2024-11-27 14:00:25

（一）上海大学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干部问题严重地摆在党的面前。为此，中国共产党考虑在党的诞生地上海开办一所干部学校，培养革命干部，上海大学是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以共产党人为骨干创立的一所新型革命大学，在大革命时期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

1922年春，私立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以实验男女同校、提倡新文化相号召，吸引160名青年学者来校学习。这160名青年大多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思想进步，求知欲强。而东南高师开学后，条件过于简陋，学校创办人的办学思想过于商业化，引得学生们的普遍不满，学生秘密酝酿改组学校。经过与东南高师创办人员的激烈斗争，在社会舆论的支持下，历时三个多月的改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学生们慕名延请于右任为校长，于右任建议将校名改为上海大学，并亲自手书校牌，10月23日，上海大学召开成立大会，标志上海大学正式诞生。

上海大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共产党人的悉心经营，表现出彻底的革命精神，为党的干部教育事业率先树起了一盏明灯。于右任主持上海大学工作后，把上海大学的办学方针纳入了国民党的政治轨道，并且十分开明地赞同国共合作政策，主动热情邀请共产党员参加办学。中国共产党人也积极主动通过参与办学，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培养革命干部，上海大学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的一个大阵营。

1923年4月，李大钊到上海受到于右任的邀请共同创办上海大学，李大钊因公务太忙，推荐邓中夏出任总务长，同时建议开设社会学系，推荐瞿秋白任系主任，邓、瞿二人的参与成为国共合作办学的开端。邓中夏是中共中央委员，从事过教育工作，有丰富的经验，于右任忙于政治活动，他成为校务工作的实际主持人。1923年7月瞿秋白到上海大学出任教务长，负责全校教务工作。在此前后，沈雁冰、蔡和森、安体诚、施存统等著名共产党人都到上海大学任教。

邓中夏、瞿秋白等到校后，完善办学宗旨、充实教师队伍、改革学校体制。上海大学整顿校务着重放在聘请有水平的教师队伍上，1924年春，全校教职员工已发展到六七十人，教师就有五十多人，其中一大批是学有所长的著名专家学者。学校开设课程丰富，从文学到艺术，从社会学、政治学到英国文学，科目丰富，思想活跃。更为重要的是，上海大学办学宗旨明确，为革命办教育、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办教育，很多教职员的薪水，有的完全尽义务，不拿一文，有的为维持生活，仅拿到微薄薪水，有的可以在其它地方拿到丰厚酬银，却甘愿抛弃来吃大苦。他们心怀建国大图，坚持为革命办教育，有了这批共产党人，这是上海大学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共产党人瞿秋白、邓中夏及左派国民党邵力子、无党派人士陈望道等为代表，他们呕心沥血，把学校作为宣传革命道理、培养革命人才的阵地，使得上海大学获得斐然的成绩。

上海大学既是培养革命人才的阵地，也成了中国大革命中的一面旗帜。广大师生踊跃投身政治舞台，参加革命斗争。师生员工积极组织参加工人运动，帮助工人办补习学校、办夜校，宣讲革命道理。在标志大革命高潮到来的五卅运动中，上海大学的师生从发动到展开，全程参与，悉心组织，为五卅运动提供了极大的支援。正因五卅运动，把上海大学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海大学遭到帝国主义的査封。从1925年6月上旬到9月恢复办校，上海大学査封了三个月后，才恢复办学。由此足以证明上海大学作为一所革命性廣的人才摇篮，逐渐成熟起来。1927年3月，在北伐战争的号角吹遍全国之时，上海大学的师生配了合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组织上海工人的武装起义，很多师生甚至直接战斗在前线。上海大学正在庆祝革命胜利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大学也被査封。

上海大学是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以共产党人为骨干创立的一所新型革命大学，在大革命时期发挥了战斗堡垒的作用。上海大学自1922年10月诞生至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被国民党当权派封闭，前后历时近五年时间，它以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对教育制度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为中国革命培养出许多优秀人才，为党培养革命干部积累了初步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史上璀璨夺目的一页。

（二）农民运动讲习所

北伐战争前，农民运动主要在广东展开，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农民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北伐战争后，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农民运动迅速在全国蓬勃发展，形成了全国农村大革命的局面。国共合作以后，中国共产党大批领导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分工，农村工作主要由共产党员担任，为了适应农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花大精力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运骨干。

从1924年7月到1925年底，在广州先后主办了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选派彭湃、阮啸仙等参加领导工作。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共产党人的建议，大会通过了农民运动的决议案，设立了由毛泽东、林伯渠、肖楚女等9人组成的农民运动委员会。为了促进全国农民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主办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招生范围，为全国培养农民运动骨干。这一届共有来自20个省、市的327名学员，大部分是工人、农民、小学教师和有志于农民运动的青年学生。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办学宗旨是：“为养成农民运动人才，使之担负各处地方实际的农民运动工作”，“尤其是养成坚忍卓绝之农民运动战斗员”。【1】讲习所的各届领导人均是共产党员，毛泽东、彭湃、阮啸仙、谭植棠、罗绮园（后叛变）等分别担任各期的主办人。

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员主要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周恩来、彭湃、肖楚女、恽代英、阮啸仙、张秋人、赵自选、周其鉴、安体诚等，都先后在这里担任过教学工作。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干部陈延年、张太雷、邓中夏、林祖涵也受聘为学员作报告。此外，前五期农民运动讲习所还先后聘请了俄国顾问鲍罗廷、加伦等担任教员，他们向学员介绍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

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学内容系统而深入。教学注重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注重本党主义之解释；第二注重国民革命基础知识之灌输；第三注重农民运动之理论及其实施方法；第四注重集会结社之实习及宣传之训练。”【2】讲习所主要让学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研究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问题。一方面着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另一方面，非常注意提高学员的政治素质，把农民问题的研究和学习革命理论结合起来。讲习所开设了20多门课程，如关于政治基础理论知识的课程：《帝国主义及其侵略简史》、《中国民族革命史》、《各国革命史》、《社会学浅说》、《政治经济浅释》、《各国政党状况》、《法律常识》、《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中国政治状况》、《中国财政经济状况》、《经济学常识》、《中国史概要》等；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及其实施方法的课程：《农民运动之理论》、《世界农民运动史略及其现势》、《农民协会与自卫军之组织法》、《农民运动现况及其趋势》、《中国农业情形及改良方法》、《合作运动与农村关系》等；关于本党主义的课程有：《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国民党党纲及宣言》；关于集会结社及宣传训练的课程有：《阅书报与造论》、《集会与演说》、《辩论会》、《革命歌》等。【3】第六届讲习所的学习内容更为广泛，分别请李立三讲授《中国职工运动》、恽代英讲授《中国史概要》、张秋人讲授《各国革命史》、陈启修讲授《经济学常识》、肖楚女讲授《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帝国主义》等。此外，学员们还利用课余时间阅读《共产党宣言》、《工资劳动与资本》等马列主义著作，以提高自身的马列主义修养。

在教学方法上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员十分讲究教学方法，教学中注重紧密联系学员的思想和业务实际，联系中国的革命形势和工农运动状况，以丰富的材料和生动的语言授课，教学深入浅出、形象生动。例如，毛泽东在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从中国的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系、革命目的等方面，说明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中最基本的问题。由于能联系中国实际，所以富有说服力，学生听后印象深刻，经久难忘。【4】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举办影响和带动了其他各地纷纷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据统计，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陕西、福建、四川等省共举办了40多个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农训班，培养了大量农民运动干部。

1926年11月，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主持制定了《目前农运计划》。该计划指出，必须切实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并促成国民党中用农民部“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5】1927年1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成立，由邓演达任所长，毛泽东任副所长并主持日常工作，夏明翰为秘书，周以栗担任教务主任。同年3月，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开课。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基本按照广州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方式来办，特别注重马列主义理论的教育，选聘了一大批著名的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来讲习所授课，其中有恽代英、李立三、瞿秋白、彭湃、方志敏、于树德、李汉俊、李达、邓初民、何翼人等。开设的课程有：《三民主义》、《国民党史》、《国民党宣言及决议案》、《帝国主义与中国》、《社会进化史》、《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各国革命史略》、《政治常识》、《法律常识》、《中国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农民运动理论及策略》、《中国农民运动及其趋势》、《各国农民运动状况》、《乡村自治》、《农村教育》、《农村合作》、《粤省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及宣言》、《湘省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及宣言》、《农业常识》、《农村组织及宣传》、《农民自卫》、《农村调査统计及报告》、《革命歌》、《军事训练》等29门。【6】

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举办的，名义上虽然属于国民党中央管辖，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干部学校。讲习所培养了大批农运干部，学员结业后被分派到各地开展农民运动，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骨干，为中国农民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培养干部的同时，讲习所也为我党干部教育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毛泽东、彭湃同志身体力行领导农讲所工作，对农运工作进行了仔细的思索、深入的总结，从理论和实践上总结了可贵而丰富的经验。1926年9月毛泽东同志为《农民问题丛刊》写了序言，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深刻阐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10月，彭湃写了《海丰农民运动》一书，详细记述了早期海丰农民运动迅猛发展的情况，系统总结了宣传、组织和开展农民运动的经验。1927年一二月间，毛泽东经过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农民运动的考察，在3月份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在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上，后来，瞿秋白同志将书稿推荐给武汉的长江书局，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出版，瞿秋白为该书撰写了序言，这份报告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性文件。

（三）黄埔军校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不久，孙中山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筹办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5月，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正式成立。由于军校设在广州黄埔岛上，故一般称这所陆军军官学校为“黄埔军校”。黄埔军校是孙中山总结中外历史经验而建立的，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它从建立到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前，是一所革命的学校，仅前四期就培养出毕业生4981人，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先后在潮州、南宁、武汉、长沙等地建立了分校。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黄埔军校的建设，先后派周恩来、熊雄、鲁易担任政治部主任或副主任，聂荣臻、恽代英、肖楚女、张秋人、高语罕等到校担任政治教官，出任政治部领导职务。同时，还从各地抽调优秀的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到校参加学习。据统计，在黄埔军校前六期工作、学习过的中共党员有近千人，黄埔军校成为培训革命干部特别是军事干部的重要阵地。

黄埔军校采取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培养既善于做政治工作又有指挥才能的革命军官。军校开设的政治课程多达26门，主要有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社会进化史、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军队政治工作等。学生不仅可以阅读三民主义书籍，也可阅读马列主义书籍。军校的教学方法灵活多样，有演讲、讨论、问答等，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效果很好。军校还经常邀请国共两党的领导人来给学员作报告，如毛泽东、刘少奇、邓中夏、张太雷、苏兆征、廖仲恺、何香凝、谭延闿、张静江等。

团结先进学员，组建进步社团，发挥骨干力量的带头作用，加强革命思想的宣传和教育。军校成立之初，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就决定由共产党员李劳工、周逸群等组织一个名叫“火星社”的群众组织，作为宣传党的主张、团结革命军人的纽带。通过“火星社”的工作，对拥护革命政府的湘、粤、桂、滇等各军，进行宣传教育。通过一段时间的宣传教育工作，这些部队接受了“火星社”的思想，并派出代表组织起“青年军人代表会”。1925年2月1日，青年军人代表会改组为以共产党员蒋先云、王一飞、周逸群、李之龙、李劳工、陈赓、曹汝谦、李汉藩等为骨干，黄埔军校为基地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使其成为政治部联系青年军人的桥梁和政治部对青年军人进行革命思想教育的组织。受到该社团组织影响的青年军人，后来基本上都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

创办革命刊物，运用多种方式和方法，在部队中开展宣传教育工作。为了加强思想政治训练，黄埔军校创办了许多向校内外发行的刊物，有日报、期刊、文集、丛书、画报等，如《黄埔日刊》、《黄埔潮》、《军事政治月刊》、《先声旬刊》、《革命军》、《中国军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革命画报》等。为了贯彻党中央的规定和要求，在国民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还发行了《向导》、《中国青年》、《马克思主义浅说》、《资本主义制度浅说》、《列宁主义与中国》等书刊，宣传革命思想，教育广大官兵。【7】这些革命刊物极大地传播了社会主义和三民主义，有力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恶，对影响和团结进步官兵起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

黄埔军校实行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育方针，以反帝反封建为中心内容，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注重党的宗旨和主义教育，传授国民革命理论，培养民主革命思想。周恩来、聂荣臻等共产党员根据党的指示，结合黄埔军校的实际，吸取苏联红军的经验，探索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培养党员干部，开了大规模培养军队干部的先河。党在黄埔军校的干部教育工作成效显著，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心向革命的优秀革命干部，为中国革命建立汗马功劳的将军中，黄埔生占据了不少比例，1955年，共和国授衔将军中有33人曾在黄埔军校学习过。

（四）筹划建立中央党校

1927年4月底，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大会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革命出现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召开的，大会上出现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形成了扩大革命和深入革命的决议，即所谓“中共五大路线”。为了贯彻深入革命、扩大革命之需要，大会讨论了建立中央党校的问题。会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党迫切需要成立党校，以培养、训练党的干部和党员，以加强党的组织。对于办党校的问题当时在会上作了方案讨论，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中央成立一个党校；另一种意见主张各个地区也成立党校，这样对培训干部会更方便一些。中央曾计划，成立一个设立两个部并拥有500人的中央党校，并考虑如果党能在武汉坚守住，中央党校就设在武汉。中共五大闭幕以后，5月22日，中央进一步讨论了关于开办中央党校的问题，决定在武昌开办所中央党校，招收学员300名，每期学习时间为半年。中央决定由张秋人、任作民、陈潭秋等组成中央党校筹备处，进行筹备工作。6月23日，中央再次讨论中央党校的问题，并决定了中央党校的人选和开学时间。任命尹硕夫为副教务主任，张秋人为事务主任，李德昭、刘国庄担任翻译。确定7月20日开学。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被迫疏散和转入地下活动，关于开办中央党校的计划未能实现。【8】

中央党校虽然没有如愿以偿如期举办，但各大区委举办了高级党校，各地委举办了普通党校（或称初级党校），各地党部举办了党校和各种短期训练班，对党员和各级各类干部分别进行培训。可以看出，党在幼年时期就开始深谋远虑，筹划设计通过创办党校、甚至是中央党校来培养革命领导人。

（五）其他各级地方干部教育学校的创办

1．北京党校的开办

1925年1月，党的四大作出决议，强调“设立党校有系统地教育党员”，从而“增进党员相互间对于主义的深切认识”。党的四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办好党校的问题，认为举办党校是对党员进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党的知识和方针政策教育的重要措施，也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基地。【9】

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同年9月，中共北京地委根据党的指示，在北方区委领导下，筹办北京党校。北京党校是一所秘密开办的培养党的各级干部的学校，学校简陋，设在北京市府胡同一个四合院内。为安全起见，门口挂着一个中学的牌子，以做掩护。罗亦农同志担任校长，北方区委委员赵世炎、陈乔年等担任教员，李大钊、瞿秋白等党内著名人士经常到校指导、授课。所学课程主要围绕马列主义革命理论，有《党的基本知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国际共产主义》、《时事政治》等等。由于条件艰苦，北京党校陆陆续续开办过几期，有近300人参加了学习。第一期开办最为成功，首批学员有100多人，来自北京以及北方各地，大多数是具有中等文化以上水平、思想进步的年轻共产党员。在教学上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每课讲完之后，给学员留几分钟时间提问题，教员当场解答。党校的学员经过短期的学习以后，由党组织分配到北方区所属各地担负党的工作，很多党员培训后，能够在各地发挥骨干作用。

2．上海区委党校的开办

1925年10月，中央召开扩大执行委员会，这次会议形成了《宣传问题决议案》，决议案指出，“群众的鼓动和宣传中一定要有一种鼓动和宣传的人才。所以开办各地党校确是一种重要的工作”。【10】扩大会议后，中共上海区委开办了党校，授课教师主要有瞿秋白、罗亦农、尹硕夫（尹宽）、王一飞、郑超麟、彭述之等。到1926年2月初，根据决议案精神，中共上海区委根据党员培训工作的实际需求，分别开办一所高级党校与一所初级党校，以适应不同层次的学员。特别是高级党校的开办，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所开课程理论性强、与革命实际结合紧密。高级党校学习期限8个月，开设的课程有《马克思主义概论》、《政治经济学》、《阶级斗争史》、《列宁主义》、《第三国际党纲与策略》、《俄罗斯革命运动史》、《最近中国革命运动史》、《辩证的唯物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职工运动之四形式》等。参加高级党校学习的学员很多都成为了党内著名的活动家，革命工作的骨干，其中有李硕勋、余泽鸿、何成湘、刘昌群、陈比难、侯绍裘、高尔柏、沈雁冰、杨之华、梅电龙、徐梅坤等。上海区委是1925年10月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召开后创办高级、初级两种党校取得最好成效的地方党委之一。

3．广东区、湘区、鄂区党校的开办

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中央特别会议，“决定在北京及广州各办一长期党校”【11】。同年7月，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进一步对干部教育培训的具体措施作出规定，要求中央宣传部尽快编写党校的课本及普遍的党员教育的大纲，并为初级党校（训练班）编写教授法和其他参考资料。各区委和地委必须按期报告党校成绩（包括办理各种训练班及教材、办法、成效等）。【12】根据中央精神，中共广东区委、中共湘区、中共鄂区立即积极筹办党校。9月1日，广东区党校开学。与此同时，中共湘区、鄂区两区委于9月决定在武昌合办一所高级党校。11月10日，武昌高级党校开学。湘区、鄂区各选送学员40余人，湘区选送的学员学习以后准备担任地委书记或委员。中共广东区委、湘区鄂区党委的两个党校办得比较经常，学习没有中断，培养了大量的干部。

4．中山学院和中山军事学校的建立

在国民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各地党组织还举办了一些干部学校，最显成效的就是党的陕西地方组织于1927年二三月间，创办了中山学院和中山军事学校。中山学院和中山军事学院是在国共合作的框架内创办的由共产党领导的干部培训学校。

中山学院于1927年3月10日创办，刘含初任校长，李子洲等参加学校领导工作。共产党员、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政治部部长刘伯坚出席第一期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说。中山学院培训党的政治、军事和群众运动的干部，设置了军事训练、组党和农民运动三个班，约400人。每期学习时间三四个月。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五六月，又增设了妇女运动班、教育人员养成班，每班各120人。学员除招考一些青年学生外，就是中国共产党从各地保送的革命青年，其中不少是党员和团员。课程主要是讲授新三民主义、社会进化史、经济学概论、中国政治状况，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平等条约、农民运动等。妇女运动班设有看护学和军事常识。1927年6月蒋冯郑州会议以后，中山学院被冯玉祥强令解散。

中山军事学校1927年2月成立，史可轩任校长，邓小平为政治部主任，李林为教务主任，李子洲、刘志丹等参加学校领导工作并担任教官。第一期学员约500人，大都是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全校共分三个大队，大队下分三个中队，中队下分三个小队，队长都由党团员担任。军校每期学习时间为6个月，以讲授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理论为主，同时讲授军事课程。校内设有党的特别支部，高克林任书记。军校共办了两期，为党培养了军事、政治骨干约千余人，建立了一支在党直接领导下的革命武装。6月，军校被冯玉祥强令解散。这支革命武装按照党的指示转到临潼、高陵一带，以后参加了党领导的1928年5月的渭南起义，成为这次起义的骨干力量。

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是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历史转折期，这一时期中国革命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洗礼，从旧民主主义转向新民主主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根本改变了中国革命的面貌。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虽然表现出一定的不成熟，中国革命尚在摸索中前进，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始终高度重视组织队伍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睿智地洞悉到，培养干部是革命事业成功的保障。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其诞生之始就开始了对干部教育的探索，积累了干部教育的初步经验，形成了一些好的做法和特点。

一是高度重视干部教育，注重加强培训机构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就提出，一切产业部门都要成立工人学校，提高工人觉悟，并逐渐使之变为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1924年5月，党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扩大的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把党员的教育培训问题作为党的建设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强调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工作，并明确指出，“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13】192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第二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强调了党的教育和训练工作的重大意义，指出共产党员阶级觉悟的不断提高是党的胜利的唯一保证。会议通过了《宣传问题的决议案》，决定把办好各地党校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去抓。

1926年7月，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组织问题的决议案》就如何增加职工运动的领导分子提出，“必须在大的城市里面和产业的中心地，开短期的补习学校（以三月为限），培养职工运动的人才。”1929年6月，中国共产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宣传工作决议案》。该决议案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和干部队伍现状，指出，“‘各级党部都发生干部人才缺乏的恐慌，而向上级党部要，这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在斗争中训练新的干部’。而建立各级训练班是造就新的干部人才的重要方式。”【14】

二是重视革命理论教育，增强党员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深切认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因此干部教育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革命理论的教育。1923年11月，党的三届一中全会通过的《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强调，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党员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党纲党章的学习讨论，加强党员对时事政治的讨论以及对中国现实问题的了解。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对于宣传工作之决议案》。该决议案高度强调了革命理论的重要性，指出：今后党的宣传工作的主要目标必须根据大会关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新审定，努力宣传民族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之关联和无产阶级在其中的真实力量及其特性——世界性与阶级性，以端正党的理论方向。“党中教育机关除支部具有一部分作用，另外于可能时更有设立党校有系统地教育党员或各校临时讲演讨论会增进党员相互间对于主义的深切认识之必要。”【15】实际上，无论是在建党初期的安源党校，还是国共革命时期的北京党校、上海区委党校，学员学习的课程有很多都是关于党的基本知识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这对提高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是适应革命形势需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干部教育方式方法。中国共产党很早就开始注意根据培训对象的实际情况进行分类培训，在教育方法上注重联系群众、联系实际的方法。1925年10月党的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就总结了干部教育培训的经验，详细阐述党校设立形式以及教育方法等问题。根据当时党的力量，党校开办的形式有两种：一是各地党委之下的普通的党校，培训群众的鼓动员；二是区委之下的高级党校，培养能够办党的、担任负责工作的人才。“党校内的教育方法，应当根据国内革命运动的经验，说明共产党在许多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在党校听讲的同志，不应当与群众隔离，党校里的学生应当同时在校外工作，在同志或同志间工作。”【16】在这一时期，党的干部教育工作采取了多种简便灵活的教育方式。如建立自己的党校、干部学校、干部培训班，培养骨干人才；在工农运动中，组建积极分子团体；在国共合作举办的学校、团体中，积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扩大党的影响，培养革命意志坚强的党员干部；创办进步刊物，积极宣传革命思想，以此来教育培养青年干部和积极分子。这些灵活多样的干部教育形式，在党的早期干部教育工作中，适应了革命形势的需要，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为以后的干部教育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本部一年来工作报告概要》，《中国农民》第2期（1926年2月1日）第1页。转引自王树荫：《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纲》（1919—1949），党建读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2】《本部一年来工作报告概要》，《中国农民》第2期（1926年2月1日）第1页。转引自王树荫：《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纲》（1919—1949），第72页。

【3】肖东波：《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史纲》（1921—1949），第74页。

【4】陈登贵、林锦文：《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载张腾霄主编：《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研究资料丛书》第三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10页。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461—463页。

【6】《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3—124页。

【7】张蔚萍：《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发展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

【8】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第40—41页。

【9】肖东波：《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史纲》（1921—1949），第71页。

【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12页。

【11】王仲清：《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年），第188页。

【12】参见1926年7月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王仲清：《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年），第189—192页。

【13】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教育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第724页。

【14】王仲清：《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年）》，第48—49页。

【15】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第200页。

【16】王仲清：《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年），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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