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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康有为来了，快跑
书名： 袁世凯传：真假袁世凯辨别 作者： 端木赐香 本章字数： 8445 更新时间： 2024-11-26 11:30:50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给大清以极大的刺激。当然这种刺激也可以称作教育。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时曾这样表达过：

我们国家的人民，也是由国内敌人和国外敌人教育过来的。其中也包括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教育，日本的南乡三郎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末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毛泽东在多种场合表达过类似的意思。这种意思对大清同样适用。维新高潮时期，日本的维新之父伊藤博文访华，康有为前往拜访，讨要变法良策。伊曰：“贵国欲变法，要先除自尊自大陋习。世界不论何种人，皆生长天地间，岂彼贱我贵，可以自称中华而称他人皆夷狄乎？康有为回答说：“此种议论，敝邦四五年以前人多持之，甲午以后，大梦为贵国警醒，已无复如此者矣。”

康有为虽然没有像毛泽东那样说出“感谢”二字，但是把对方当训导的意思，则是共通的。

在此之前，大清的教员很多，有英国，有法国。但是教育成效不是很好。被教育者素质太低，很迟钝，这是关键原因，也是内因。但是外因也不可忽视，这主要跟教育者的教育手段、教育作风相关。第一次鸦片战争，堪称天空中飞来一只小鸟，空气中甚至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所以被教育者没有感觉，该干嘛干嘛。第二次鸦片战争，可谓天空中飞来两只小鸟，在圆明园的上空拉下了一溜鸟粪，所以大家有了一点感觉，弄了个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斜刺里杀出一把东洋战刀，不但在天朝的脸上，甚至在天朝的心里割下了滴血的伤口。大家终于有了痛的感觉，不管是士人，还是官员，甚至是皇帝与皇太后，都认为再也不能这样过，再也不能这样活。但具体怎么变，怎么活，变活的性质、范围、路径、程度、节奏以及领导权等方面，他们并没有统一的意见。

事实上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国门被打开之后，中国的思想界就一直暗流涌动。只不过，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坚冰恒古久远，思想界始终无法产生余英时先生所谓的“哲学的突破”。这方面，我觉得林则徐最有代表性，值得解剖一下。正如蒋廷黼先生所言：“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 所谓的默而不言，就是既不给最高执政者诉说，也不在社会的公开层面上诉说，仅仅限于朋友之间的窃窃私语。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林则徐被贬后，在“效力赎罪”的祥符河工工地上，致友人戴絅孙的信中说：“逆船倏南倏北，来去自如，我则枝枝节节而防之，濒海大小口门不啻累万，防之可胜防乎？果能亟筹船炮，速募水军，得敢死之士而用之，彼北亦北，彼南亦南，其费虽若甚烦，实比陆路分屯、远途征调所省为多。若誓不与之水上交锋，是彼进可战，而退并不必守，诚有得无失者矣。譬如两人对弈，让人行两步，而我只行一步，其胜负尚待问乎？”说完后嘱对方“勿为异人道也”。 一年后，在致另一友人吴嘉宾的信中，林则徐再次谈到中西的差距，说对方“目无中华”，“所向无不披靡”，而我则“千疮百孔”，无处“可以解严”。说完后嘱付对方：“惟祈密之，切勿为外人道也。” 同年，赴贬谪之地伊犁的途中，在兰州致书姚春、王柏心，第三次谈到中西差距：“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军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故所谋往往相左。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矣。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说完后交待：“两位先生非亲军旅者”，我“亦正为局外人，乃不妨言之，幸勿以示他人，祷切，祷切”。

林则徐的这种作为，很让蒋廷黼先生看不上，严厉批评曰：

难怪他后来虽又做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主张抚夷的琦善、耆英诸人虽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的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而且他们无自信心，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图改革。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

蒋廷黼先生不知道，中国的士大夫，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官员，从古至今，是不能公开言说外国制度与文化是超过中国的。否则就有被骂成汉奸的危险，比如琦善和耆英。当然他更不知道，就连他自己，都会因为这种批评而影响自己的清名，被牟安世先生骂作是“拾人牙慧”的“中国买办学者”。

总之，在中国，做个真正的爱国者很不容易。因为你首先得成为世人眼中的汉奸卖国贼才行。这种怪相让好多士大夫停止了求真求实的脚步。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一者是由于英法联军打到了北京，火烧圆明园，让咸丰皇帝与同冶帝他娘，也就是大清后来的女主慈禧太后深感逃窜的狼狈及园子被烧的屈辱；二者咸丰他弟、恭亲王老六奕訢因留守北京，与鬼子打了很多交道，既受了惊吓与屈辱，还明白夷人就是比自己强。所以在慈禧太后及奕的支撑下，大清开始了洋务运动，林则徐所谓的学习夷人船坚炮利才提上了议事日程。洋务运动期间，冯桂芬、郭嵩焘、王韬等先行者就发现，中国需要学习的不仅仅是西方的器物；相反，制度与思想也应该拿来学习。问题是他们的思想既不成熟、系统，社会更不接纳他们。一句话，他们在中国这个停滞的老大帝国里，稍走几步，就太超前了；而后面黑压压的人群，被甩得太远，根本看不见先行者，即使看见了，也仅看见些模糊的背影与屁股，导致他们一肚子疑惑与不解。总之，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大一统的社会，伴随而起的副产品，必是思想的大一统。所以，先行者更容易被社会视为异端，民众没有蜂涌上去踩你，就算不错的待遇了。郭嵩焘就被踩得郁郁而终了嘛。

中法战争期间，在清流派的叫嚣下，中国开始出现所谓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或曰爱国主义精神。在此之前，中国人是没有这种精神的，或者曰，绝大多数人没有这种精神。正如麦高温所言：“中国人已经有许多年没有走出国门了，……他们生性狭隘，只愿意与自己有关的人打交道，以至于失去了对较大范围内的人的爱，他们完全没有爱国主义精神。” 当然，清国百姓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反问：我们凭什么爱这个国家啊。是的，不管是心理上，还是纯粹的利益上，大清的百姓与他们的政府，从来就不是一个共同体。所以，中法战争期间，清流派的出现，当是中国的一个新生事物，他们维护国家利益，更有井喷似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是，由于对世界大势的认识有限，对自身认识也有限，所以他们把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人事的原因，比如李鸿章的投降主义。

甲午战争之后，虽然还有一些人把中国的失败归之于李鸿章的投降，民间甚至传说李鸿章的侄子做了东洋的附马。但是，对于制度与思想的叩问，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思想潮流，以康有为为代表，中国思想界异军突起，高歌猛进。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祖父做过训导，乃八品学官，教育局工作的；叔祖父做过广西巡抚，封疆大吏；父亲做过候补知县，革命后备干部，不幸早死。出生于这样的家庭，康有为从小就受到了严格的主旋律教育。据说五岁就会背唐诗百首；六岁时开始接受正规的私墪教育；七岁的时候就能写文章了。被家族中的叔伯父辈们誉为“此子终非池中物也”， 邻人更是目之为神童。

少年时的康有为在与士人的交往中，动不动圣人长圣人短的，于是被乡民外号曰“圣人为”。康有为很高兴，“此后自视更高，对诸生有霸视之气”。

不过神童科考起步就不顺利，考了三次，16岁才考上一个秀才（监生）。就这秀才似乎还是打了折的，因为有人考证他这秀才不是考的，而是买的；还有人考证他是个荫监生，就是说，不是掏钱买的，而是因家庭原因得来的。清制，一是父亲官职达到一定级别，可以有一子可以不经过考试获得监生资格，叫作恩荫；二是父亲殉了国难，也就是做了现在所谓的烈士，可以有一子不经过考试获得监生资格，是为难荫。看样子，初始文凭跟袁世凯一个水准。

有为于19岁时（1876年）在广州第一次参加乡试，失败。三年之后（1879年）再考，又失败。这年他去了一次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 他服了，复阅《海国图志》与《瀛环志略》，并开始购地球图及西学之书。再过三年（1882），可能是不好意思了，有为换个地方，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当时广东人乡试可在两处参加。一在本籍广州，而成绩较优秀的秀才（监生和贡生），则可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问题是易地考试也不行，有为还是名落孙山。从北京南下的时候，有为浏览了南京等名城，同时也浏览了上海等新城。在上海，他再次受刺激了，那就是上海的繁华，让他“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 儒家士子就这样被西方文化勾引了过去。

1885年（光绪十一年），有为同志28岁，又老起脸皮走入广州考棚，失败。这一年，中法战争结束。三年（1888年）又过去了，有为又在北京考场出现，失败。截止到这次，五考五败了。这年，康有为在北京拜访世交、军机大臣兼工部尚书潘祖荫。老潘接见了这个世侄，但是对于他的改革建议一点也听不进去，送他一些盘缠（据说是8两银子），就把他打发走了。康有为认为老潘没有听懂自己，又给老潘写信，但是老潘一字未回。这让康有为很失望。于是他又瞄上曾做过同冶帝师、时为体仁阁大学士的理学大师徐桐。徐桐是晚清老顽固的形象代表之一，见了洋人以扇蔽面。自己的学生中，有谈西学者，拒绝让他们进入自己的府门（这一点倒是跟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大师陈寅恪有得一拚。陈先生学生中若有尊奉马列主义者，他老先生干脆就不认了。只不过两人的境界，一个地下，一个天上）。所以康有为的求见，只能是自取其辱。康有为又采取写信的方式，徐桐干脆把信原封掷还。于是康有为又瞄上了曾纪泽。曾纪泽乃曾国藩长子，做过中国驻英、法、俄等国的公使，思想自然开明。收到康的信后，主动到南海会馆拜访了康。但效果了了。中国当时的政治与社会构架，不但一个官僚不能有所作为，就是官民之间也不能良好地勾通。其后康有为又给光绪帝师、时任军机大臣的翁同龢写信。老翁才不能放下架子见他一介布衣呢。总之，康有为的行为在京城引起了轰动，士大夫看不起他，认为他忒狂妄，弄不清自己是老几。康有为一怒之下，老子不跟你们玩了，老子直接给皇帝与皇太后上书。是谓第一次上书。这次上书，康有为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点建议。为了说服皇帝，他还拿日本作了对比，认为“日本君臣变法兴治，十余年间，百废俱举，南灭琉球，北辟虾夷，欧洲大国睨而不敢侍”。而中国的条件，比日本好多了：“以中国之方之大，物产之盛，人民之众，二帝三王所传，列圣所构，人心之固，加以皇太后、皇上仁明之德，何弱不振哉？”所以他像个算命先生一样断言中国“变法则治可立待也”。如果需要详细时间表的话，那么“十年之内，富强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属地而雪耻不难矣”。

按照清朝体制，专折奏事是高级官员的特权，局限于少数王公、四品京堂以上的廷臣及封疆大吏们。地位较低的官员只能呈请大吏、堂官代奏。康有为布衣上书，不在其位谋其政，或曰庶民干政。再加上他那内容，保持了他从小就被家庭环境养就的傲视群雄之气，吓人得得的，大清哪个官员敢替他上啊，所以到处吃闭门羹。当然，傻大胆还是有的，那就是国子监祭酒盛昱。当然他是设法找人代奏。他先找到了翁同龢。翁认为康有为太过二百五：“语太讦直无益，只生衅耳”。 盛昱又找到都御使祁世长，祁世长同意代奏，与康有为相约到都察院。可是到了那一天，祁世长却说自己在去的车上流鼻血，没法去，所以打道回府了。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就这样流产了。但对康有为来讲，则是一次成功的行为炒作。仅上书本身，在天朝的历史上就是绝无仅有的事。所谓的诸子蜂起处士横议，对知识分子来讲都是两千年之前的传奇了。从明朝开始，皇家就给读书人定下了规矩，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谁敢关心国家大事，并给皇帝写信啊。至于书的内容，虽然光绪看不到，但是坊间却流传出各种手抄本来，就跟毛泽东时代大家私抄低俗小说《少女的心》一样，激动着心，颤抖着手，无人时刻，咂摸咂摸地干活。

翌年（1889年），可能是光绪大婚的“恩科”吧，有为又在北京考棚出现了，还是失败。

从1876年（光绪二年）至1889年（光绪十五年），十几年的时间，有为六考六败（幸得心理素质好，否则早像洪秀全那样，精神分裂运动上啦）。上书递不到皇帝手里，而且京师谣言一日甚似一日，说康为有马上要惹祸上身了，南海旅京同乡甚至要撵他走。失望之余，他一度萌生去国之志，赴美洲求学，或往巴西移民，想来想去，最终还是决定留下来，在这人鬼世界里继续忽悠。不过，他另有想法了。他估量当时的形势：“非别制造兴国之才，不足以救国”；“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

1890年（光绪十六年），康有为举家迁往广州，在曾祖父康氏鹏（字云衢）留下的云衢书屋开始了讲学生涯。估计是上书皇帝的原因，广州学海堂的高才生程千秋慕名拜访了康有为，并且成了康有为的开门大弟子。过后程又把自己的同学梁启超忽悠过来。是时，康有为是个33岁高龄的老秀才，梁启超是个18岁的新科举人（1889年乡试中式）。据梁启超事后回忆：“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数百年之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竟夕不能寐。”一句话，小启超晕了，从此退出了学海堂，尽弃所学，师从康秀才，一切从头学起。用他自己的话说：“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在程千秋与梁启超两位高足的帮助下， 1891年（光绪十七年），康有为移居广兴里，正式挂牌创立书院，是谓哄传海内外的“万木草堂”。从万木草堂创办（1891），到戊戌维新（1898），八年时间，称得上康氏学生或者门生的，大约千人，也叫桃李满天下了。

有为36岁时（1893年），家人逼迫他参加乡试，这次终于“中举”了。中举之后的康有为，继续在“万木草堂”教书。

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爆发。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携梁启超上京参加会试。4月，中日马关条约签订。4月22日，康梁联系81个广东举人上街，向大清当时的信访办——督察院递交了请愿书。康有为之后，京官与在京的士子们掀起了上书热潮。康有为一看人气可用，遂联系更多的举人签名，最多达到一千多名，大家在督察院门口进行了现场演说。说到痛处，涕泪交流。台湾籍举人罗秀惠更是捶胸顿足，号啕大哭一整天。康有为决定进一步扩大炒作，用了一天两夜的功夫，写了1.8万字的请愿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等一系列的富国养民之主张，意欲联合18省的1300名举人进行大集会。集会地点定为北京宣武门外达智胡同12号的松均庵，日期定为5月1日至3日。因为传说5月8日是马关条约盖玉玺的日子，所以预定抢在马关条约用宝前四天，即5月4日去都察院投递。5月1日，举人们来得不少，人山人海。康有为发表了演讲，声言不变法国家必亡。演讲完毕后，请大家在请愿书上签名！5月2日，举人们仅来了十几个。康有为本来以为，这天人会更多呢，他没想到，政府比他更会动作：第一，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孙毓汶连夜派人去给这些考生做工作去了，要大家小心功名前程，考榜马上就要发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听这层，立马老实了。第二，在这一天的一大早，慈禧太后在孙毓汶和李莲英的忽悠下，给马关条约盖上了玉玺。孙毓汶忽悠的是：日本不耐烦了，数日之内必破京师。我们都上有老下有小的，可不敢孤注一掷啊。李莲英指着地图告诉太后：台湾不过豆大一点之地，割之无妨。老太后估计不懂比例尺啥的，就把自家的那粒豆豆赏给日本人了！士子们一听皇上和太后都批了，就泄气了。有些人干脆把自己的签名档要了回去。5月3日，康有为自己都没来！据说有人提前告知他考试结果了，中了进士，排名第八。当时谣传说，谁再闹就取消谁的前程，所以康有为就不来了，不能影响前程嘛！总之5月4日的集体上书根本没弄成，流产了。如果弄成的话，也可叫五四运动了。

这一切成了历史书上康有为领导的著名的“公车上书”。所谓的公车，乃古代官车，汉代以公家车马送应举之人赴京，后以“公车”为入京应试举人之代称。所谓的著名，是说历史评价与社会影响，特别是现在的历史书，往往对这段历史浓抹重彩，叫学生读得荡气回肠。至于影响，则是美国驻京公使田贝向康有为索去了这份上书，之后不胫而走，刻遍天下，连光绪皇帝都看到了。但仅就当时的活动本身来讲，则有些虎头蛇尾，所谓的一千多人联合上书之事纯属乌有，联合签名还差不多。参加松筠庵集会者虽有1300名举人，最后《公车上书记》附录的题名录里仅存603名；至于联合上书，仅是81名广东举人那次而已！这就是康有为的第二次上书。

但是康有为还是有收获的。第一，他中进士了。由于离经叛道的思想及政治变革的忽悠和个性上的张狂甚至追求功名的四处拜谒，导致康有为在帝国官员心目中早就是个臭名昭著四处招摇的老骗子了。所以这年的主考官、大学士徐桐专门跟副考官们通气说：批阅广东试卷时一定要仔细，考得最好的哪个，肯定是康有为，一定不能录取。结果当然如他所愿，广东考生中，写得最漂亮的试卷被考官们拿下了，但是最后誊录进士名单时，考官们集体傻了，里面居然还有一个康有为！什么原因呢？事情错就错在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身上，这学生与老师同场考试，那文章写得比老师漂亮多了，由于是糊名誊录改卷，所以被弃录者，正是梁启超！梁启超从此再不参加科举了，学生的前途就这样被老师的臭名声给牺牲了。但侥幸考上的老师并不幸运，在接下的殿试与朝考中，考官们严防死守上了。所以康有为最后仅得了一个六品小官：工部主事。第二，康有为好歹能以进士的身份兼工部主事的职位上书了。5月29日，康有为第三次上书，也就是把第二次上书改了改，“拒和”、“迁都”不再提了，光说变法，提出了富国、强民、教士、练兵等主张。这次上书与前不同，由于康有为成了有身份的人，所以都察院没法拒绝，代递军机处，军机大臣翁同龢直接传到了光绪手里。据说光绪读后甚是满意，要求抄录三份供太后、各省督抚及自己阅看。据黄彰健先生所言，他疑心此乃康有为信口开河而已。 但是不管怎么说，光绪从此倾心上了康有为。只不过皇门森严，官路漫长，他要见到康有为，或者康有为要见到皇帝，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距离第三次上书一个月之后，6月30日康有为第四次上书，正式提出“立科以励智学”，“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特别是后一条，他提出了五条具体措施：下诏求言；开门集议；辟馆顾问；设报达聪；开府辟士。问题是这次都察院不给代递了，说你是有衙门的人了，应该找你们工部堂官代递啊。于是康有为找上了工部尚书孙家鼐。但由于工部侍郎李文田的反对，孙家鼐也不好意思给他转奏。于是康有为再找都察院，都察院还是不收。最后袁世凯替他上递督办军务处，让荣禄给挡住了。这让急性子的康有为很失望。他不知道，帝国这个大破船，想侧个方向都很难，别说转航了。所以，我们需要的是耐心。英国传教士麦高温说过：“东方社会中流行着一种拖沓风气，它对人的性格会产生微妙的影响，即使是那些精力旺盛的西方人，在这里呆不了多久，也会感到自己的脚步变缓，干起事来也有一种拖拖拉拉的倾向了。”

嗯，中华帝国就是个大破船，不拖拉就会散架。鸿章曾经发过牢骚，说大清是破旧老房，自己就是个裱糊匠。不过酒桌上更会以安徽老表的底色显露风采：

鸿章隐窥朝廷之旨，惟在求好，偷安旦夕，……尝于席间对客曰：“苟延之局，何必认真”。客作色曰：“傅相安得为此言”。举酒笑曰：“谬耶？罚酒一钟。”

酒桌上，鸿章想说两句真话，客人还不让，所以鸿章只好罚酒自喝了。明白人都知道，大清这个破船，快速转向，肯定要散架；慢慢拖拉，也要散架。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罢了。

康有为不管这些。常言说，紧病遇上个慢郎中。可康有为一来，大清就是慢病遇上个急郎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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