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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朝鲜，你要走向河处去？
书名： 袁世凯传：真假袁世凯辨别 作者： 端木赐香 本章字数： 8516 更新时间： 2024-11-26 11:30:50

说起朝鲜来，那是小孩儿没娘，说来话长。

朝鲜是中国的朝贡国，明清时候发展为“模范藩属国”。 中朝朝贡关系，其由来渐矣，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齐国的管仲用“重金政策”吸引得周边小国纷纷前来进贡，这其中就有朝鲜。至于模范藩属关系，则起于朝鲜李氏王朝的太祖李成桂。李成桂当年乃高丽大将、东北面兵马使，1388年高丽与明朝边境起了冲突，高丽王决定联合北元出兵辽东（元朝没有灭亡时，高丽王供奉的老大乃是元朝，所以对于他来讲，元明仅有旧老大与新老大之别）。李成桂认为这是“以小逆大”，划不来，遂学着赵匡胤的小样儿，兵变了。把主子幽闭后，自立为王，并派人前来大明呈表请命，很给咱这边面子，咱这边图的就是个面子嘛，很高兴，在其所上的两个备选国号里选择了“朝鲜”。朱元璋同志亲自批复：“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美，且其来远，可以本其名而祖之。” 所谓的本其名，按中国的传统说法，公元前11世纪，商周交替之际，商的重臣箕子出走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由此看来，李成桂实乃儒将，不只朝贡关系，连血缘与文化都要与大明混同，这叫亲上加亲。但是若从朝鲜那边论，不定把李成桂当朝鲜版的石敬塘呢。不管怎么说吧，从此高丽改叫朝鲜，并且奉明朝为上国，自称“事大”。 所谓的事大，按理论，起源于中国先秦时代的王土王臣观念和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在朝鲜的传播。按实践，就是把咱当老大了。双方乃大与小、上与下、君与臣、父与子的关系。平素按时进贡，老大对他们厚往薄来。明初，老大的意思是，每三年贡一次就行了，朝鲜却希望每年进贡三次。结果朝鲜如愿，每年可为元旦（中国春节古称元旦）、皇帝寿辰和太子寿辰前来进贡三次，名称分别为正朝、圣节和千秋节。除此之外，还有临时派遣的谢恩使团、进贺使团、进慰使团、进香使团、告讣使团、押马使团、奏闻使团等。 小朝固然需要进贡，可是大清也折腾得不轻，除了接待、赏赐，还得时不时亲自跑到朝鲜宣谕去，端的是劳民伤财。但我们这老大一般不讲经济，只讲政治。政治上，朝鲜称臣纳贡，在王室继承、婚姻和其它一些重大事情上接受老大的授权，保持国内安定和对华和平，老大就不干涉小朝的内政。但是小朝一旦遭遇内忧外患，老大就需要出钱出力甚至出兵了。对朝鲜来讲，对外就可摆出“俺大是李刚”或者“俺上面有人”之类的精气神了。明朝万历时，小日本侵略朝鲜，中国政府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日援朝去了，这一抗就是七年（1592-1598），中国士兵死伤人数，说不清，咱大国贱民，政府不在乎，史书上也说得很模糊，数十万。只说明政府花去白银2600万两，充分说明咱搞政治不差钱。明朝灭亡后，朝鲜政府还搞反清复明呢，认为明朝是大中华，朝鲜乃小中华，清朝只能算夷狄之邦。心里不服，但又抵抗不过，只好拿一些儒家零碎来安慰自己：“胡人无百年之运”；“自古匈奴之入中华者，皆不能长久”云云。 私下称清朝皇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除对清朝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内部公文，仍用崇祯年号，直到清末，甚至还有私人笔记书有“崇祯二百六十五年”的纪年。 崇祯泉下有知，当深感欣慰，他老人家的一个年号当是中国史上最长的，比一个朝代还长，都超过二百五了。问题是朝鲜的反清复明计划一直实现不了，想联合郑经与日本共举大业，也没弄成，而且“胡朝”并没有一天天烂下去，相反，倒愈发灿烂起来了，并且出现了康乾盛世。朝鲜没办法，只好自己说服自己，从华夷相对论里找台阶，称清朝虽然夷狄之身，但已“成为儒家文化的继承者”。 正可谓满装虽然穿在身，但吾心已是中国心。于是重新提出“事大之节，故当尽其诚”的思想。 一句话，它从了。

清初，朝鲜派来的正式使团每年四次：正朝使团、圣节使团、冬至使团和年贡使团。清定都北京后，四个使团都被整合为冬至使团，也叫岁币使团。再加上其他杂七杂八的临时使团，甚至辩诬使团都有。 双方迎来送往的挺热闹，但仅限于中朝之间。不知是由于地缘的关系，还是由于箕子这种隐士的遗传，总之，这个国家在几千年的历史中被人遗忘。除了与中国的朝贡关系，并且偶而和日本交换使臣外，和其余国家概不交往，过着相对安静的小国寡民的日子，俨然“隐士的王国”。

问题是全球近代化来临之际，朝鲜的安静再也保持不下去了。何况中间还夹着个小日本。

按日本的传统说法，公元3世纪，日本神功皇后（日本版的花木兰加穆桂英，女扮男装，带孕出征）征服朝鲜，新罗、百济、高句丽先后应允每年向日本纳贡。

某种程度上，小日本乃是中华民族永远的心痛。说起来与中国，也是同文同种呢，不就是秦始皇时期齐人徐市（徐福）带过去几千童男童女么？当然了，徐福去之前，日本也有自己的土著居民的。《山海经·海内北经》就开始称其为倭了。两汉时，中日开始正式相通，而且也是朝贡关系。但是日本这个种族不一般，贡着贡着，就想学老大的小样儿。隋时，派小野妹子出使，书曰：“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 差点没把隋炀帝气死，小日本这是想与我大隋平起平坐哇！之后派使者前往教导他们，可是日本再派小野妹子出使，这次改成了：“东天皇敬白西皇帝”。 再次把炀帝气晕。由此可以看出，日本现在的地位也不是白来的，整个历史上，谁是老大，它就学谁，直到自己变成老大。而中国呢，异质文明叩关之前，自己算是老大；被人叩到地上，还认为自己是老大，撅着个屁股，愣以为自己是崛起了，坚决不跟人玩儿，以至于曾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评论曰：“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奇怪的国家，它虽然是东方最优秀的民族，但是自古以来就不能顺应世界大势，而执行孤立政策或者奉行自以为是的中华主义，结果走上了一条孤立的道路。”

世界上好多民族国家搞过孤立主义，但唯有咱的孤立，白里透红，与众不同。蒙古入居中原后，遣使到日本，要求人家入贡，这很伤小日本的自尊，直接把使者给斩了。元廷恼怒之余大兴舟师，二十余万兵船黑压压地开了过去，日本一看，俺的天神啊，这怎么抵抗？尽弃兵甲，倒地跪拜，祈盼神风。结果，神风还真的来了，元廷兵船被飓风扫荡得几尽全军覆没（二战时日本弄个神风特攻队，就是想再借一次神风，不知何故没借来）。终元一世，中日双方断绝往来，不通音讯。但是民间通商还是有的，中国政府把他们一概称作倭寇。朱元璋打下天下后，派人告知日本：臣，则奉表来庭；不臣，则修兵自固。总之，不要让你们的倭寇前来骚扰我海滨。 利益上，日本是想与中国通商问好的；可是面子上，中国又只接受朝贡的形式，这让日本很为难，咋也不是。有时候来朝贡，辞书中想拽拽，与明政府平起平坐，但是明政府会因此而却贡，说人家书辞傲慢不合礼节。殊不知傲慢的正是自己，不知礼节的也是自己。1381年（明洪武十四年）明政府甚至修书责怪日本：“自以为大，无乃构隙之源乎？”并且表达了再这样就征服对方的意思。日本回书称了臣，可说话很不客气：“臣居远弱之倭，褊小之国，尚且知足。陛下城池数千余，封疆百万里，乃常欲吞灭人国。臣闻天朝有攻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方。倘陛下选股肱，起精锐，来侵臣境，臣将扫境内以迎将军，岂肯望马尘而拜乎？顺之未必生，逆之未必死，相逢于贺兰山下，聊以博戏，臣何惧哉？倘君胜臣负，君亦不武；设臣胜君负，不免贻小邦之羞。自古和为上策，幸上国图之。”

我们常说，爷不是吓大的。但是看中日关系，日本绝对是吓大的。而且，被中国吓得半大不大之后，接着又被美国等西方列强吓，终于被吓成一流的亚洲强国，以至于一流的世界强国。

接着说这番回文，把朱元璋那老儿气死了，从此立下祖训，不庭之国十五，日本与焉。还是那句话，日本不愿装孙子，正常的外交又得不到，当然得做倭寇了。其实说倭寇对中国民间商人也有些不公平。中日贸易乃双方民间所需，日本需要，中国何尝不需？所以倭寇中的大量人马，甚至头领，都是咱中国人。比如汪直。

不管怎么说，倭寇成为中国沿海最头疼的问题。老百姓平常骂街，都拿倭寇作骂词，甚至老奶奶哄吓孙子，也拿倭寇当大灰狼使用（直到革命党拿着咸鸭蛋干革命出了名，老奶奶们才与时俱进，拿革命党顶替了小倭寇，吓唬不听话或者夜啼的孩子）。

万历年间，日本大臣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胃口大涨，居然要求假道于朝鲜征明。朝鲜王接信大惊。错愕间，日本大兵就来了，时为1592年（万历二十年）。朝鲜当然不堪一击，前往明朝求援的使者络绎于道。明政府开会商量，大家的结论是唇亡齿寒，再说咱是老大呢。于是，命副总兵祖承训带领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双方战于平壤城外，明军大溃，祖承训仅以身免。明廷改以兵部侍郎宋应昌为经略，旋又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双方再次战于平壤城外，李如松大胜。而且朝鲜这时候还出现一个著名的海军将领李舜臣，据说发明一种“龟船”，战斗力那是相当的强。于是日本服输了，军队一直撤到南海岸边。

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日本使臣到达中国，双方同意和议。但是明政府既不知彼又不知己地采取了一个馊得不能再馊的主意——封丰臣秀吉为日王。殊不知日本历史进程中，天皇虽然权升权落，但是幕府将军再能，没有一个想到过取而代之的。日本规矩与中国不同，中国随便一个二杆子，只要造反成功，都敢装模装样地称帝的。日本没这么随便。

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秀吉在大阪接见中国使臣。戴冕，披蟒服，并且使德川家康等大将皆着明朝所赐章服，待中方使者捧读诏文，说什么“封尔为日本国王”时，秀吉这才明白清朝是让日本做它的藩属国，脸色大变，立脱冕服抛之地，取册书裂之，说：“吾掌握日本，欲王则王，何待尔封？” 明廷就这样弄巧成拙，双方战事再起，且互有胜负，直到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秀吉病死，战事才停。秀吉病中时，给家康的交待是：“外事未竣，而吾罹此病，吾死则难作，今以海内托卿。”给儿子秀赖的交待是：“今与明构兵，吾深悔之。彼闻吾死，或大举来报。国家自古未曾受外辱，及我而辱国，吾所深耻”。临终又睁开眼睛说：“勿使我十万兵成海外鬼！”言讫而逝。 之后，明朝虽然没有乘人之危进攻日本本土，而是待日本从朝鲜撤军后，自己也撤了出来。但是对于日本这样一种富于耻感的民族，却会把丰臣秀吉的临终遗言牢记心头的。小日本报仇，百年不晚，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秀吉死后，家康打败秀赖，秀赖自杀，德川家的幕府开始。家康求明朝互市通商，明朝不搭理他。明灭后，郑成功父子，甚至著名学者朱舜水都数次请兵于日本，希望借兵抗清恢复明室。日本认为，援而无功，日本徒结怨于清朝，不妥；援而有功，对我日本也没啥好处，于是拒绝。虽然拒绝了，但是日本还真没把自己当外人。中国的文化、哲学，甚至宗教，他们都学了。至于文字，他们把汉字称作真名（名就是字），把自己的字称作假名（挺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是山寨版）；汉字楷书的偏旁被他们发展成片假名（片者，偏也）；汉字草书被他们发展成平假名（平者，全也）。一句话，蒙古人、满州人可以凭着叽里咕噜的蝌蚪般的满语蒙语入主中原，凭什么我们日本就不能凭着同样叽里咕噜的日语入主中原？何况日本与朝鲜一样，也一直认为自己乃是中华传人呢？最近成都发生一件公案，女孩子穿了汉服上街，男大学生却认作是和服。包围该女，勒令她当场脱下，火而焚之。看来，岂止是日本没把自己当外人，我们的爱国壮士们也没把日本当外人嘛，把和服都认作汉服了。要说汉奸，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汉奸吧。

日本不把自己当外人，所以对逐鹿中原有想法也就不奇怪了。但是，虽有想法，捱不住近墨者黑，它从大清这里也没学到什么好，单一个闭关锁国就学得头头是道，甚至比大清的年头还要早，开始于1636年（这时候大清还没有入关呢），也是实行单口贸易制度，仅开放一个长崎。而且，这贸易还限对象，仅限于中国、荷兰、朝鲜、琉球等。除此之外，还限制任何国民出境，否则回国即处以死刑。且出洋贸易之船，每艘容量不得超过五百石。 这小样儿，跟未来的大清一个版本。只不过也有不同，两次鸦片战争，没有吓着大清王朝，倒是先把小日本吓醒了。主动和西方各国签约，门户洞开，彻底开放，自由贸易，全面维新！一句话，人家国门打开比咱晚（鸦片战争之后，被美俄顺手打开了），可是人家的维新比咱早（人家1868年，咱1898年），程度比咱彻底（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及价值观），结果比咱好（人家成功了，咱流产了）。所以人家一天天好起来，我们一天天烂下去，直到烂得不能行，被革命党一声炮响踢爆。

日本维新的当口，咱搞的是洋务，也就是仅限于器物维新，并且沉浸于“同治中兴”的迷梦之中。而日本呢，彻底醒过来了，相对于清朝的颟顸，它却要下一盘很大的棋。维新伊始，明治天皇向各国颁布《开国诏谕》，确定的基调乃是“与万国对峙”。日本维新人士有把它理解为“与万国并立”的；有理解为“与万国对峙”的；更有理解为“海外万国皆是我皇国之公敌的”。 天皇还发布《宸翰》，也就是亲笔信，曰：“朕与百官诸侯相誓，意欲继承列祖伟业，不问一身艰难，亲营四方，安抚汝等亿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为达此目的，发布了新政纲领 “五条誓文”：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三、文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四、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与世界，大振皇基。

日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相形之下，中国这个老大越来越不堪了。而且，相对于中国的虚崛，中国的翻版——朝鲜更不堪，连表面上的虚崛都没有。1864年（同治三年），朝鲜国王李昇死，无子，十二岁的娃娃李熙以旁支入继大统，其父大院君李昰应摄政。后者走顽固守旧之路，拒绝改革开放，宣布凡与日本交涉者，处死刑！是谓旧派，也可叫保守派、亲中派、事大党、旧党云云。在他眼里，搞洋务的、有限改革开放的大清都变成了修正主义，把反帝防修搞向了极致，成千上万的杀害天主教徒，光1866年，他就杀害2000名。 杀顺手了，连法国的传教士都杀。法国政府当然不愿意，按他们的常识，政府必须保护国民的生命与利益，于是法国军舰来了……再后是美国军舰来了……由于诸多原因，法美暂且放手了，但是却让朝鲜骄傲起来了。大院君更是在各地建“斥和碑”。一句话，谁主和谁就是卖国贼。问题是，正如李鸿章所言：“法美皆志不在此”。 但是，有人志在此。它就是小日本。

从地缘政治上来讲，朝鲜对中国重要，对日本当然同样重要。正如史家所言：“任何敌对势力掌握了朝鲜半岛，对于日本的安全无疑将会构成致命的威胁。” 从历史上来讲，中国是朝鲜的老大，可日本并不甘心久居人下。正如学者所言：“自公元前1世纪以来，朝鲜的国际地位大体上不是由中国的霸权决定，就是由中日之间的竞争来决定。” 日本开关之后维新之前，其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吉田松荫就指出：“我与俄美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以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定章程，敦厚信义，在此期间养蓄国力，割据易取之朝鲜、满洲和中国，在贸易上失于俄美者，应以土地由朝鲜和满洲补偿之。” 维新之后，日本国力稍一增强，征韩论就甚嚣尘上。典型代表乃佐田白茅。他给政府上书曰：“当天朝加兵之日，则遣使与清国，告其所以伐朝鲜之故；若清必出援兵，则可并清而伐之”。还曰：若日本失掉朝鲜，“则实失我唇，而我齿必寒”。

这封上书，透出诸多意味：第一，日本也自称天朝，跟大清一个德性。第二，大清在日本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眼里，小菜一碟。倒跟甲午开战前中国的主战派们一个意思，也认为日本是小菜一碟。看来民族主义真是双刃剑，既可给人智慧，还可给人愚昧！第三，中日双方，都把朝鲜当作自己的唇齿了。这对朝鲜来讲，当不是什么幸事。

中国也不傻，以李鸿章为代表，既模糊地明白一些地缘政治常识，又本能地知道唇亡齿寒，更知道老大的面子不是小事。放弃，有所不甘；但若真为了朝鲜往前冲，又怕自己做了火中取栗的孙猴，面对朝鲜的求告与外国的投诉，清政府架在中间不知如何是好。这种尴尬，反映在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訢有关朝美冲突的奏对中：“查美国历次照会，及朝鲜咨覆礼部文件，大意皆以中国属国为辞。美国思欲借属国二字，令中国势压朝鲜，以遂其谋。朝鲜亦思借属国二字，请中国力制美国，以资庇护。该二国之隐衷，大率不外乎此。臣等揣时度势，悉心酌覆。朝鲜虽为中国属国，然其政教禁令，中国向来听其自为主持。……朝鲜于上中国文件，居然自行抄给美国，全不隐蔽，窥其用意。其所谓求中国保护者，并非尽出真忱，不过欲借中国为卸肩地耳。”

中国犹豫矛盾中，日本却一直行动中。关于征韩，日本上下是志在必得。但是用什么方法，大家有争议。一派说，直接打过去得了；一派说，不如先跟大清外交一下。结果，外交先行了。1871年（同冶十年）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日本虽然没有尽取西方在中国的特权，比如利益均沾与领事裁判权等，但至少与清政府平起平坐了，比如平等往来与互派使臣等，所以被美国学者马士恶心为“多少像是两个平等国家之间所缔结的”。 其实跟日本平等本身，对清政府来讲就是一种侮辱，因为清政府眼里从来没有能与它平等的国家。但对于日本方面来讲，既然与清政府平起平坐了，那就可以开始交涉朝鲜事宜了。在此之前，法、俄、美等国都希望朝鲜随着清政府一体开放，但是清政府很拽地回曰：虽是俺属国，但其内政外交向来自主。这些国家就闭上了嘴。1873年，日本政府派副岛种臣为批准中日商约来华，并试探中国对朝鲜的态度，总理衙门的回答还是那样的拽。这就被日本钻了空子。按当时的国际法原则，既然内政外交向来自主，朝鲜就不是清朝属国，激动得日本的主战派马上就想向朝鲜开战，以至于正在美国活动的大久保利通及其使团不得不赶紧返回以压制主战派的蠢蠢欲动。虽然大久所代表的稳健派暂时稳定了局势，但是随后发生的主战派对大久保的暗杀未遂活动（直到1878年才遂）以及主战派的一系列叛乱活动，证明了日本征韩势力的嚣张。估计中国的总理衙门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很拽的一句回答，居然可引起日本国内政局的动荡。与此同时，朝鲜局势也发生变化，同是1873年（同治十二年），李熙亲政，大院君去位，王妃闵氏及其亲信渐握重权。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闵氏集团一掌权，就做出改革开放的样子，并且希望与日本修好。这一修好，朝鲜就出个新派，也可叫开化派、亲日派、独立党、新党云云。更要命的是，除了想模仿日本维新，还想与中国脱离旧有藩属关系。日本密切关注着这一切变化。

1875年（光绪元年），机会来了——一艘日本军舰驶进朝鲜西海岸的江华岛以获取淡水，遭到朝方大炮轰击。当日舰指挥官派出一艘悬有免战旗的小船前往时，再次遭遇炮击。看来，朝鲜跟当初它老大在鸦片战争中一个德行，不知道啥是白旗规则，于是遭遇日本报复性攻击。1876年，双方签订《江华岛条约》，第一款特别规定“朝鲜国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 等于单方面承认了朝鲜的独立。除此之外，朝日双方互派使节，朝鲜对日本开放仁川与元山两个港口作为通商口岸。

其它在亚洲有想法的列强一看日本打了头阵，眼圈儿都红了。与此同时，清国也不想日本在朝鲜独大。眼看着日本在朝鲜要占上风，心理不平衡啊。与此同时，还发现诸多不妙，1879年（光绪五年）日本把琉球从中国手里抢走。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提出：琉球已失，下一步就是朝鲜了。于是清政府对朝政策转变中，首先想到一个以夷制夷，怂恿朝鲜与其它西方国家建交，用李鸿章的话来讲乃是“以毒攻毒，以敌制敌”。清政府遥控下，朝美、朝英、朝德相继建约。遗憾的是，以美国为代表，在条约里既不写朝为中国属国，也不写朝为独立自主之国。仅同意朝鲜事后向美国递交照会，额外声明它是中国属邦。

清政府没想到的是，朝鲜的大门一打开，改革开放的空气一进，首先不利的，还是它这个曾经的老大。特别是朝鲜的开化派倚托王妃闵族的势力逐渐活跃起来，并且聘用日本人教练新军（别技军）。终于激起了保守派发动的一场政变。

1882年（光绪八年），闵妃集团答应给驻守汉城的朝鲜旧军发放拖欠一年的饷米，不但发得量少——只发一个月；还质差——掺杂很多砂石糠粕。士兵被激怒，兵变骤起，并且被大院君所利用，成为针对闵妃集团与日本的一场变乱，史称壬午兵变。兵变中，新军的日籍教练被杀，日本使馆遭遇围攻与焚烧，使馆不少官员被毒打至死，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吓得一溜烟地跑回本国搬救兵去了。中国这边因李鸿章丁忧在家，暂由张树声代理北洋大臣。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听说日本出兵的消息，立即电告张树声。张树声一听，立马儿请示政府，政府一听，他奶奶的小腿儿，小日本能出，咱也出！朝鲜国王虽然没有请愿书，咱出兵的合法性没有，但咱是它的宗主国啊，老大想干啥就能干啥。更何况朝鲜官员——领选使金允植与问议官鱼允中此时恰在天津，也向清政府呼吁派兵，而他们背后的靠山是闵妃。出逃的闵妃通过他们以朝鲜国王的名义请求清政府出兵，咱这边出兵的底气更壮了，其它就顾不上想了。谕曰：“朝鲜乱党突起滋事，既围日本使馆，兼劫朝鲜王宫，其意不但与日本为难；日本现在派兵前往，其情尚难测度。朝鲜久隶藩封，论朝廷示小之义，本应派兵前往保护。日本为中国有约之国，既在朝鲜受警，亦应一并护持，庶师出有名，兼可伐其隐谋，著张树声酌派水陆两军，迅赴事机。”

天下掉下个大臭弹，这就是中日朝事。砸着了一片人，同时也砸着了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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