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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出生在军人世家，简直罪恶累累了
书名： 袁世凯传：真假袁世凯辨别 作者： 端木赐香 本章字数： 8229 更新时间： 2024-11-26 11:30:50

中国的执政伦理是重文轻武。政府如此，民间百姓更是如此。也许百姓是被政府引导成这样的，反正上上下下奉行的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只不过，政府的需要因时而异。

打江山的时候更需要武，所以武们吃香，领袖对武们那是恩宠有加，兄弟相称。但是江山一旦打到手，瞧着武们咋也不放心，兄弟不是兄弟，臣子不是臣子的。当然文也不放心，只不过视具体情况有所侧重有所先后罢了。大略来讲，就是稳定时期进文，不稳定时期进武。秦始皇打了天下，第一件事就是销兵器。刘邦打天下时，有儒生找他，为了表示自己的蔑视，他当着人家面往儒冠里小解，表示不尿人家。可是江山到手后，武们在自己眼前不是耍酒疯，就是耍武疯，连殿里的柱子都被他们砍得一愣一愣的。于是儒生就派上用场了，驯兽一样，排练众官员文一班武一班，如何的进如何的出，如何的跪如何的站，三跪九叩，三呼万岁。当年的小流氓如今以天子的身份在殿堂上高高踞坐，怎一个爽歪歪？以至于这个小流氓脱口而出：“吾乃今日始知为皇帝之贵也”。

其实，就是不知道这一切，即使傻瓜，凭着本能也知道，打下江山后的第一个政策就是退武进文。

当然，打江山与坐江山之间，还有一个保卫江山。因为中国古代很民主，民主到日本人羡慕得流口水的份儿，那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谁都可以做皇帝。面对秦始皇出巡的威风，刘邦与项羽爆出“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以及“彼可取而代也” 的心声。这就导致，统治者打下江山之后，还得防别人学他的小样儿。所以刘邦打下江山后在老家沛县击筑明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一句话，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但是理论如此，实践上这种警醒还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坐稳了江山之后，就开始追求极致的享受了。因为坐江山之前，就是二杆子；坐江山之后，还是二杆子。比较从容的，不多哉。更何况，士大夫们深切明白，皇帝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而士大夫在追求利益的时候，也总自觉不自觉地朝极限方向发展，这就与王朝的终极利益产生了矛盾。王朝的终极利益是，江山永坐，羊毛慢拔；而士大夫的终极利益是，人走茶凉，乘着乌纱帽还在，羊毛能拔一把是一把，迟了就没戏了。士大夫拔得过分了，皇家的江山就难免出现震波。朱元璋明白这一点，才以一种农民爱护青苗、猎户爱护小鸟的心态去反贪。但是统治者总有松懈的时候。而且，也不能不给士大夫们一定的利益空间。就像奥威尔笔下的动物农庄一样，公猪拿破仑的统治实力，建立在他驯养的那群狗的忠心之上。而群狗的忠心，又建立在一定的肉骨头之上。一句话，江山是需要守的，狗还是要养的。特别是江山不稳时，武就暂时的雄居上风了。比如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清政府愣是不想给他实权。可是没有实权，镇压就没有实效。所以清政府无奈之中，步步放权。太平天国一灭亡，曾氏就赶紧激流勇退了。再比如岳飞，平时不把高宗放在眼里，愣不愣横不横的。不但军事进止不听高宗指示，就连高宗生理有隐疾的事儿也不忌讳，动不动给人提革命接班人的问题，更是犯了军人干政的大忌。高宗再气也得忍着，直到最后忍不下，不好意思地弄个“莫须有”的名头，把他给收拾了。高宗血脉里还是有些憨厚，放其他皇帝，直接给你弄个反革命（逆反），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

总之，乱世出英雄。袁世凯家族本都是读书人出身，没有一个人参加过武举，但是由于清朝面临末世，更由于清朝制度，没有专业分工，没有职业院校，只有读死书，死读书这么一条道，导致好多文人须得是多面手。比如林则徐，京官外官、言官武官、河工水利、狱讼夷务……样样得拿，样样半通不通。袁世凯家族呢，也许本性就是文武双全，也许是旱鸭子被赶上了架，总之，都免不了带兵打仗的差事。

这其中最厉害的就是袁甲三。袁甲三做文官也很厉害，在京时历任礼部主事、军机章京、郎中、御史、给事中。以参奏广西巡抚郑祖琛“慈柔酿乱”、江西巡抚陈阡“贿赂交通”、定郡王载铨“卖弄横势，擅作威福”、刑部侍郎书元“贪鄙险诈，谄事载铨”而声名大震。巡抚们都被免职不说，就连载铨这个王爷也被免去侍卫大臣并罚三年工资，端的是敢把王爷拉下马。做武将更厉害。1853年（咸丰三年）外放，随督办安徽团练大臣吕贤基至军营，剿办捻军。先是帮办文案，后亲自带兵。得既是同年又是同学的曾国藩推荐，驻防临淮。长子袁保恒、侄子袁保庆随其参军。1855年遭同僚诬告，解职回京。当地百姓不舍，跪泣阻拦。朝旨命两江总督怡良查办，虽得昭雪，但并没有恢复他的职务，于是他回老家事奉母亲去了。而甲三一离开安徽，捻军势力就乘机发展到了与安徽接壤的河南东部。包括两江总督怡良在内的地方官员交章推荐，要求政府重新起用袁甲三。怀远百姓胡文忠更是卖掉自己的女儿作路费，徒步走到京师，请求都察院让袁甲三回安徽镇守，因为他的状纸没有被都察院接受，竟怀揣状纸上吊自杀。 咸丰帝听了，大为动容。1856年，朝旨命甲三随同河南巡抚英桂剿灭河南捻军。袁甲三到归德（河南商丘）召集旧部三千，连战连捷，从河南打到安徽，一直打到捻军的大本营雉河集。捻军首领苏天福被逮，张洛行孤身逃跑。朝廷特诏嘉奖，命以三品京堂候补。其子袁保恒也赏侍讲衔、赐花翎，1857年被升任为太仆寺卿，赏戴花翎。1858年，朝廷命袁甲三督办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剿防事宜。不到三月，河南捻军即被消灭干净。可是由于钦差大臣胜保屡次参劾，把淮南失守的责任推给了甲三。1859年，诏责袁甲三只防不攻，没有直捣贼巢，日久无效云云，著回京供职。湘军统帅曾国藩闻之，曰：袁一走，“中州事恐遂不可为”。 湘军名将胡林冀也曰：袁本人不足惜，胜保弹劾袁也不足深怪。只是“袁在尚不能支，劾袁而袁得所……袁公毕竟忠心，亦殊不可多得”。 意思是说，袁不在，他自己倒是回京乐得清闲了，我们这里却更难为了。更关键的是，他不但是难得的军事人才，更是难得的忠臣。这一点，连咸丰帝都发现了。袁甲三父子回京后，咸丰与袁甲三独对达14次之多。 认清袁甲三的才干与忠心后，咸丰马上任命袁甲三为漕运总督，并且暗示袁甲三，将以他代胜保的钦差之职。1860年，咸丰下诏责胜保无功，撤其钦差大臣，命往河南督办剿匪事宜，袁甲三被升任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咸丰帝甚至召见在京的袁保恒，亲自过问袁甲三的身体健康，认为他太胖，在战场上过于劳累，自己不放心，所以责保恒随军护理。这种恩宠世上少有，大小官员闻之无不惊骇，羡慕的羡慕，吃醋的吃醋。树大招风，袁甲三此时也知道走江湖要低调，不能让同僚们犯酸过度。保恒有了战功，手下欲上报，让袁甲三给制止了。咸丰帝知道后，还专门告知袁甲三，以后保恒有功，亦应实叙，不必引嫌。 待英法联军进北京，咸丰逃亡承德后，袁甲三欲引兵北上保卫北京，被咸丰阻止了，认为临淮前线更需要他。咸丰死后，政府颁赏咸丰帝遗念御冠一顶，青狐皮袍一件，表一只，玉扳指一个。又是难得的异数，甲三感动得涕泪交流，益思鞠躬尽瘁报答天恩。1862年（同治元年），因安徽巡抚翁同书（著名的状元帝师翁同龢之兄）被曾国藩弹劾（折子是李鸿章同志代写的，由此导致李鸿章与翁家的恩怨），袁甲三也受了连累，交部议处。袁甲三身体本就有疾，正休病假中，这下更没兴致了，遂起了告老回家的念头，又续请病假一月，保龄也至临淮侍奉。曾国藩给北京上奏，给袁甲三作了诸多解释，并以其要侍奉八十岁老母为由，建议政府批准其退休。可政府就是不批，认为他一走两淮更空虚了。其时，儿子袁保恒被升了侍讲。袁甲三又想把军务转交给他，与曾国藩商量。曾国藩觉得这孩子“有治军之才”，可一下子让他当统帅，“则资望稍嫌不称”。 随后，袁甲三又奏请由署安徽布政使马新贻暂统其军。年底，袁甲三终于如愿，领着保恒、保龄两个儿子回到了老家。

虽然回到了老家，但是也没歇着。一是叛将苗沛霖威胁到了河南的安定，二是河南府陈州及项城等地都是捻军活跃地区。袁甲三遂在地方号召团练，袁保恒做帮办。父子两个搞得很成功，苗沛霖入豫未成，张宗禹攻陈州未得。1863年，袁甲三病死，享年58岁（袁世凯也是58岁，与这位叔祖寿命相同）。政府赐谥“端敏”，在陈州、临淮建专祠纪念。擢袁保龄为侍讲学士，袁保恒为内阁中书。

甲三之后，袁家兄弟子侄全凭着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精神，奔赴前线效命疆场。虽然他们的生命历程都比较短暂： 1873年（同治十二年）袁保庆病死于南京任上。享年49岁。1878年（光绪四年），袁保恒病死于开封任上。享年52岁。1889年（光绪十五年），袁保龄病死于旅顺任上，享年49岁。但是这其中没有一位官风不好的。袁保庆在江南盐法道任上，除了察看河工，督办盐务，还指挥江防水陆各军，终因操劳过度，感染霍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袁保恒的死亡，更是与著名的1877年（光绪三年）河南大灾相关。此年，河南遭遇了真正百年不遇的旱灾与蝗灾。赈灾不力的河南巡抚李庆翱被革职，朝廷以东河总督李鹤年署理河南巡抚，时任刑部左侍郎的袁保恒帮办。面对河南人民的惨状，袁保恒泪如雨下。惨到什么状态呢？袁保恒此行带了侄儿袁世凯，袁世凯在写给二姐袁让的家书中云：“有人自渑池、洛阳等处来，言伊地人肉，卖廿十八文一斤，孙杀其祖母而卖之，弟杀其兄而卖之，种种未闻之奇，不一而足。”

更要命的是，天朝体制下，天灾必伴人祸，袁保恒赈灾中发现，河南地方官中，实力奉行赈灾的几乎没有一个。导致他赈灾的第一项业务居然是反贪，第二项业务是凑钱凑粮。第三项业务才是赈灾组织与技术，也就是如何让赈粮赈款能送到真正的灾民手中。为了赈救灾区百姓的性命，他带头捐款捐物，且不拿国家一分工资，随从与仆人的生活费用及差旅费用也都是他个人支付。甚至为此发了毒誓：倘若这场灾疫是天谴，那么我是奉使救民的，愿以身代之。结果，他真的如愿——累病交加中死去了。按骆宝善先生的描述：“他常常一个人无言枯坐，十分劳顿和疲惫，最终染上时疫，于光绪四年四月病死于河南省城开封赈务公所。跟他离京回籍只有五个月的时间。” 灾区百姓听说袁保恒病故，无不痛哭流涕。袁保恒同志虽然死了，但他永远活在灾区人民心中。朝廷也感动得不行，赐谥“文诚”，事迹列陈州袁甲三祠内以资纪念，赐其长子世勋员外郎之职。

袁保恒死了，但是赈灾事业仍没有完成。袁保龄当时在京城刚刚升为侍读学士，钦命以知府即补。他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了哥哥的遗志，以一种决绝的方式——开底缺停选谒——也就是辞去实任官职和晋升的阶梯，放弃十几年来积累的官场资本与条件，以在籍绅士的身份，前往河南赈灾。袁保龄虽然与袁保恒同父异母，但兄弟俩比亲兄弟还亲。保恒少年即丧母，继母陈氏视其如己出，并且对子女们说：“薄待前妻子女，稍有自爱者不为。然而有些后母为了避嫌，只是一味的宠爱，却不去严格教育他们，我不忍心这样做。我之所以不怕别人的闲言碎语，为的是造就你们，你们应该明白我的苦衷啊。” 至于保龄，当年甲三只带侄儿保庆与长子保恒在抗捻前线，积劳成疾病于辕帐之后，祖母郭氏与母亲陈氏命他前往探望。小伙子痛哭流涕曰：“吾父力疾督军，诸兄频年戎马，吾不能执干戈卫社稷非丈夫也，所不忍离者，重慈奉养耳”。 祖母与母亲看这孩子被忠孝两难折磨成这样，遂放手让他上了前线。上前线之后，小伙子日夜捧读戚氏兵书。与此同时，还不耽误自己的高考，于同治元年（1862年）中举。是年小伙子虚龄才22岁。这样的家教下，保恒与保龄岂能不是好儿郎？

保龄赈灾时的决绝，还不仅仅停留在放弃政治前程。他把家里的财物也尽数捐出了。当然，老天爷还是开眼的，保龄顺利完成了兄长的未竟事业，并且赢得了民间与官场的一致赞誉，最后官、衔均升一级：即选道员，加三品衔。1881年（光绪七年），李鸿章把袁保龄调到北洋办理海防。那时候的淮军驻扎中津沽一带，军民冲突时有发生。他历来袒护百姓，严责军人，力图做到军民鱼水一家亲。随后，他被调到旅顺督办海防兼办水陆军。这可不是个好活儿。一般内地同僚望而止步，但是袁保龄上任了。李鸿章出洋检阅，对袁保龄的旅顺海防工程大加称赞。此时政府正准备设立海军衙门大办海军。李鸿章不耻下问，命袁保龄密议献策。1886年（光绪十二年），醇亲王奕譞视察旅顺，也对保龄的海防工作大加称赞。由此可见，保龄的政绩与忠心也不是我们吹的。遗憾的是，袁保龄为自己的政绩与忠心付出了巨大的身体代价，因劳累过度而中风。朝廷特派御医前往诊治。治好后重新上岗，却再次累倒。他数次因身体的原因申请辞职退养，但都被李鸿章拦住了，终于1889年（光绪十五年）死于任上。当然李鸿章也不容易，一辈子除了应付高高在上的主子与咄咄逼人的外患，还得对付一拔又一拔的反法、反日愤青。简单来讲，大清当时就分三拔人：一拔是混日子混官位的；一拔是嘴上抗战混清嘴清名的；一拔是想做事却左右不讨好混汉奸卖国名头的。李鸿章算是最后一拔，好不容易从底下逮住一个做事的，当然不会轻易放手了。保龄虽然是做事的，但是爱国心肠也不是没有，只是没有爱国贼那般蹦挞罢了。临终时，他还吟诵着“丈夫未死龙泉在，他日终当斩郅支”的诗句。 郅支乃是匈奴单于的代名词。这个时候的大清，已经处于严重的外患中了，旅顺又是中朝、中日、中俄关系第一线，中法战争时期，法国都扬言要北上进攻旅顺呢。袁保龄的差事自然不轻，其精忠报国之心迹也可见一斑。

保龄死后，鸿章奏请政府从优抚恤。朝廷赐祭葬，赠内阁大学士衔，生平事宜宣付史馆，附刊袁甲三传后。其妻何氏、继妻高氏、妾刘氏均封一品夫人。七个儿子六个受封（四子世荣早故）：长子世承荫封山东直隶州，次子世显江苏同知，三子世扬附贡生分省同判高出，五子世同禀贡生湖北知府，六子世传附贡生二品顶戴候补四品京堂，七子世威候选布政使经历。

官风与家风，应该是一致的。而这种家风与官风，是有来由的——袁家有一个深明大义、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开国老太郭氏。她不但教子有方，教媳也有方。儿郎们读书出仕，精忠报国；媳妇儿们贤慧持家，丈夫的军功章，有男人的一半，也有女人的一半。袁让从少女时代即望门守寡的贞节就不说了，袁家众多的子、女、媳都曾割股疗亲的诚孝也不说了，只说郭老太太对内教育儿孙忠贞，对外和睦乡邻，把慈善与赈济做成常规事业，并且不让子孙在本地置买土地，认为乡邻四处乞讨，袁家脸面没地儿搁，做官也不光彩。老太太的英明让袁甲三大加称赞，袁保恒还为家人写了副对联：“十三学书十五学剑，百万买宅千万买邻。” 这样的家风与官风，我们现在的一些史者居然好意思说袁家是军阀世家，岂非咄咄怪事？

见多不怪。革命主流话语里，有一个什么阶级性。这个阶级性无视普遍的人性，无视性恶面前人人平等。而是把人分为各种阶级。首先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分，其次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分。这么一分就阵线分明了。被剥削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都是好人，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都是坏人。更要命的是，即使按阶级划分，这些阶级也是一个社会的两面，就跟硬币的两面一样，怎么一方就成了先进的代表、正义的化身，另一方就成了落后的代表、不义的化身了呢？头脑简单到何种程度的人，才会把人切割成这种扁平生物体呢？

这其中的始作俑者，应该是我们伟大的革命理论家陈伯达同志吧。在他那一本薄得不能再薄的小册子里，算是给袁世凯贴上了永久的标签：窃国大盗！永久标签也就罢了，关键是缺少逻辑上的自洽，除了扣帽子就是扣帽子，导致我一路读一路摘帽致敬：兄弟佩服！除了窃国大盗的铁帽子，还有一项反动帽子：“袁世凯——这个政治人物是出现在近代中国维新与守旧、革命与反革命互相斗争的时代，在这种不平常的时代，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的反动派为要更有效地集中力量来绞杀中国的前途，就锻炼出了一个这种不平常的人物。”

端的是反动到家了。书的最后，陈大理论家竟喊上口号了：

让袁世凯这样可耻的反人民大独裁者永远被人民所唾骂吧！

让各种形式的袁世凯政治制度和袁世凯政治观念在新民主主义的面前永远死亡吧！

在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旗帜下，在毛泽东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旗帜下，中国人民胜利万岁！

老实说，我还没有见过任何历史学家，包括整个封建时代的历史学家，在写史的时候，需要像走上刑场的革命同志一样高呼革命口号的。就连司马迁那样的古代史者，也给予了刘邦的对手——项羽同志足够的尊重，不但给他写了本纪，还把他排在了刘邦之前，而且也没有说项羽反动故导致失败云云。

陈伯达之后，我们的当代主流史学家虽然不这样喊口号，但是字缝里还难免露出咬牙切齿的阶级仇革命恨来。让人读得毛骨悚然。陈伯达这个人虽然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是他史学意识里的某些垃圾，则在这些史家的著作中熠熠生辉，依然坚持说袁世凯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要深刻认识他的“阶级本质”云云。 他们以为自己是个烙铁，可以随便往人身上烙印的，于是历史人物身上全都是烙印！可能后来不好意思了，又把阶级烙印给人去掉了，但是“反动”的帽子还留着， 军阀世家的帽子也扣定了。 我很尊敬来新夏先生，可先生在自己的《北洋军阀史》中把军阀的概念、特征梳理了半天。 给人的感觉，梳理来梳理去，只有把袁世凯梳进军阀阵营他老先生才踏实似的。

按常识来讲，袁世凯家应该是将军世家。即使不叫将军世家，至少是军人世家。其实更大程度上，人家更应该仕宦世家，为什么愣要给人扣个军阀世家的恶帽？袁世凯都是军阀了，试问中国历史从古至今还有哪位带兵者不可称为军阀？众所周知，军阀都是战乱时期，或者因政府威权不够而割据一方不听政府号令的私人化军队领袖。袁家子弟个个忠臣，哪里算得上是军阀？即使袁世凯本人，也不叫军阀。他梦想国家大一统，军队国家化。可惜被革命党的激进全盘打乱了。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队群龙无首，与南方革命党、不革命但只独立的军头们混战不已，分裂割据，他们才都是货真价实的军阀。

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虽然不好，但是走向另一个极端更不好。特别是在转型时期，领袖人物的个人威权还是需要有的。按保守主义的视角，传统与秩序是需要保守的。中国的传统虽然不好，但是打破传统之后，必是无政府主义。常言说不破不立，可是破了之后也没见立出什么东西来，那就是双重悲剧了。中国历史上，这种双重悲剧以各种形式上演过，直到今天，伤痕犹在。所以，不管干什么，首先要保证秩序。袁世凯作为皇帝被推翻了，秩序没了，更恶劣的传统倒是全上演了——军阀们奉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五代十国时期的那种混乱与暴力重新回归，吃亏的永远是广大民众！

孙中山后来也看穿了：“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法律及民意之下”。 诚哉斯言。先生若活在当下，应该能说出另一半真理：新旧革命如一丘之貉。拍拍你的脑袋，想想我的话，对否？

为什么我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在研究袁世凯中要引进保守主义的理念？一般人认为，革命是为穷人着想的。可历史与现实告诉我，能在革命中受益的，永远都是二杆子。革命前，穷人是穷；可是革命后，穷人也未富，甚至更穷。曾在网上围观过一个女人，写文革中她家下放农村，那日子是如何如何苦，不是人过的一般，她们如花般的姐妹，在地里拔个玉米棒，跟受刑一般。许多围观者表示同情，可我更多的是愤怒：你们下放前，我们农民就过的这般日子；你们平反后，我们农民还过着这般日子。你们城市姑娘如花般，我们乡下姑娘难道就不是如花般？你们拔个玉米棒就没法过了，我们乡下姑娘还挑大粪呢！

控诉，应该找准对象与角度。否则岂不成了无知与矫情？

历史学家更应该如此。否则先给自己记上了耻辱的一笔。袁伟时老先生说，要还袁世凯一些公道，对政治人物，与其追究其道德，不如关注其在制度建设上的取向和作为，那才是影响深远的东西。 这是很理性很温和的呼吁了。可是，还有一些学者叫唤，袁世凯之案翻不得。 按他们的意思，历史人物可以翻案，但得有一个正确的标准。这个正确的标准是什么呢？当然是政治正确。比如，袁世凯镇压了山东的义和团云云。废话，袁世凯做一省的总督，做清廷的官，拿清廷的俸，治内有人造反，他不镇压，难不成前去煽动鼓励吗？再比如，袁世凯出卖维新派云云。更是废话。维新派深夜找袁世凯参与他们的武装政变。当时袁世凯没有告密，事发后才补报了一下，够义气了。打个比方，你是个军区司令，晚上有革命者上你家，希望你挑竿子与他们干一票，你不干他们就干你，你咋办？

在中国搞历史，目前还不需要多大的理论功夫，只要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离常识与文明底线近些，就很不容易了。至于革命意识形态，还是让它离历史远些吧，否则咱的史学就只能叫二杆子史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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