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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出生在富人家庭，就是一种原罪
书名： 袁世凯传：真假袁世凯辨别 作者： 端木赐香 本章字数： 10227 更新时间： 2024-11-26 11:30:50

在中国，富就是一种原罪。

按常识，穷人不代表道德，富人不代表缺德。问题是中国缺少常识。所以富人富得很惭愧，穷人穷得理直气壮。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几千年的均贫富的传统思维。虽然我家祖辈都是穷人，甚至我乡下的兄弟姐妹至如今还有人没有摆脱贫困，但是，均贫富这样的念头我是一刻也不敢有的。倒不是说我胆小，或者说保守。而是，均贫富的背后，有着诸多的意味，这些意味让我惭愧。因为我私下里一直认定，凡是倾向均贫富的，总免不了穷人、懒人以及缺德鬼的嫌疑。你要是富人，比如美国的比尔·盖茨，倡议个均贫富，也许才能免于这种嫌疑。试想从古到今，哪有正经人净想着分别人家的产、睡别人家的床、拧别人家女人脸蛋的？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倒是不穷，更准确的说法是小时候穷，长大后混成了资本家工厂主，不穷了，所以搞起了社会主义新和谐，要把自己的富均出去。问题是均来均去，新和谐村里的人没有变富，倒是欧文自己先破了产。自己破产不说，还把新和谐的村民养得更懒了，大家懒洋洋地坐在墙根儿底下晒太阳，等着欧文同志给他们均食呢。而且我完全有理由推测，也许欧文富裕之后欲实现的是自己小时候、也就是做穷人时的梦想，你说呢？

如今的西方文明世界，或者说保守主义传统，首先坚持的是财产私有和私有财产神圣。按他们的常识，人权就是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的三合一，缺一不可。而政府存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就建立在它对人权的保障及相关秩序的维护之上。中国民间百姓也云：这世上，除了割肉，就数拿钱疼了！问题是，自己拿钱才觉疼，别人疼他就不在乎了。有激进主义者会说，富人钱来得不地道。是吗？富人钱来得不地道，违法，拿法来制裁；无法，请争取一个法。也就是说，明确一个游戏规则，而且这个游戏规则是事前宣告，而不是事后清算。不由分说，用暴力抢人家的产，跟强盗有什么区别？天才的空想家想出了“剥夺剥夺者”这样的借口。问题是，你剥夺了别人，你自己不就成了剥夺者？而且你剥夺别人的时候，比别人剥夺的手法还要不地道。更关键的是，剥夺过来的产归谁呢？梁山好汉倒是智劫生辰纲了，但是劫富并不意味着济贫。即使济贫，也只能是拿自己的产，而不是夺别人的产。慷别人之慨，在民间都是讨人厌的，为什么一个以此为宗旨的主义和相关的组织反而吸引恁多信众呢？我们只能说，这种宗旨挑动了人性中最不美好的一面，表面上喊着正义的口号，实践上行着不义的手腕，让人的道德与智力直线下降。致富的道路千万条，民众所追求的只能是宪政法治框架下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人格平等而不是包括财富平等在内的结果平等。人的智愚不等、运气不等、能力不等，强制性的均贫富，追求结果上的绝对平等，对于智者、运气者、有能力者，岂不是另一种不平等？另一种不平等也就罢了，怕的是，制造出的是程度更深的不平等。看过奥威尔动物农庄的人都知道，在那个革命后的农庄，“凡动物一律平等，但是有些动物比别的动物更加平等”！ 某种程度上而言，它并不是对于苏联那种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寓言，而是社会写实。我甚至认为，奥威尔这句经典名言是受了英国保守主义首席代表柏克的影响，柏克在其经典代表作《法国革命论》中下过如此断语：“凡是企图使人平均的人，绝不会使人平等。在各色公民所组成的一切社会里，某类公民必定是在最上层。因此，平均派只不过是改变和颠倒了事物的自然秩序而已。”

西方人致富，认为那是上帝的眷顾，更是自己的积德之故。只有中国恰恰相反，富人是老天爷不长眼导致的，更是他们自己缺德才搞成的。所以仇富也能顺理成章地变为一种道德及心理上的畸形的优越。这情结，远承陈胜吴广，近接红色革命，既有传统的历史渊源，更有法俄革命的背景，天地就这样一片混沌，符合人道的游戏规则永远建立不起来！

没有人先天是富人。阿Q说他家祖上也曾阔过，可是袁世凯家呢，祖上也曾穷过。先简单列一下他家的主干家谱：

1）袁志恭－袁九芝－袁耀东－树三、甲三、凤三、重三

2）袁树三－保中、保庆

袁甲三－保恒、保龄

袁凤三－保颐

袁重三－保晋、保纯、保愉、保经、保永

3）袁保中－世昌、世敦、世廉、世凯、世辅、世彤

袁保庆－世凯（嗣子）

袁保恒－世勋

袁保龄－世呈、世显、世扬、世荣、世同、世传、世威

袁保颐－世恪、世斌

袁保晋－世猷、世籁、世亨、世仁

袁保纯－世诺

袁保愉－不详

袁保经－不详

袁保永－世襄、世贞、世琦、世铭、世伟

这里需要解释的是，袁世凯乃是袁保中的第四子，因袁保中的弟弟袁保庆无子，遂把世凯过继给了他作嗣子。

有人说，袁世凯的曾祖——袁耀东时期，袁家开始发迹。也可以这么说吧。袁世凯的天祖袁志恭，当时在袁阁（今项城市高寺镇袁阁村，袁氏旧居、祖茔及家祠所在地）拥有土地三十余亩。 三十亩地是个什么概念呢？应该算是贫农与中农的过渡地带吧，能吃饱肚子，间或可以买几本书读读，买几张纸写写。因为中国那时的农业科技不发达，全是靠天吃饭，甚至化肥都没有，所以收成很低，远不像现在每亩能打七八百斤小麦。娘给我算过这笔帐，国共两党拉大锯扯大锯时，我姥姥家是铁杆贫农，娘唯一的记忆就是吃不饱，还有就是生病不给瞧，任人自生自灭。当时姥姥家七亩地（七口人），我听着不少了。可是娘说，水地种小麦，旱地种棉花。水地每亩收六七斗麦子。一斗麦子二十三斤。也就是说，平常的年成，每亩地也就二百来斤的样子。所以我们不能高估袁家这个时候的富裕程度。事实上，有西方传教士给算过，晚清山东的五口之家需有十五亩地才能维持起码的生存； 有社会学家调查过，民国山西太原警卫旅中从农村来的士兵，如果有自耕地，平均所耕的地在27.74亩之下，其中71.1％不能单靠种田维持生活。 所以，拥有三十亩地，精打细算、勤于耕耘的话，日子可能一天天地好起来，也可能一天天的败下去，就看天灾人祸了。

老天有眼，到了袁世凯的高祖袁九芝这一代，他和哥哥九能联手发展，又各生两个儿子，在六个男人的努力下，土地扩展到三百余亩。日子算是小康了，富农。袁九芝与哥哥袁九能死掉后，四个儿辈们分了家，袁世凯的曾祖袁耀东分得田地八十余亩。 但是按其老家的资料，袁耀东并不是小康，而是仅分得土地三十余亩，房屋不足十间。 也就是说，还是贫农的上沿，中农的下缘。

不管贫农中农吧，反正袁耀东自幼读书。所幸其父袁九芝是个私塾先生。按中国那时候的游戏规则，混饱肚子就能读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每一个读书人的终极理想。而且在这种理想的照耀下，连家族的名声都自然而然的增值许多，个人的道德与价值就跟绩优股似的见涨。直到今天，河沟里如果淹死了一个民工，大家眼都不带眨的。如果说淹死了一个大学生，大家眼皮就会猛跳几下并且说声可惜。一个生而不平等的社会，死亡的价格也不平等。有的人死得重于泰山，有的人死得不如一根毛。

站在读书人的角度，说袁家从袁耀东时开始发迹也未尝不可。因为袁耀东最后的文凭是庠生。中国古代称学校为庠，故学生称庠生，明清时候庠生又成为府、州、县学生员的别称。用普通话来讲，庠生就是秀才。一提秀才，大家可能就会想到穷酸二字。其实也差不了多少，就是小知识分子吧，科举的第二阶梯，前面还有个童生。当然也不能小看秀才。因为好多人八十还老童生呢。革命领袖洪秀全同志，四次去广州考秀才，四次失败，第三次失败就得了失心疯，搞起了革命。历史不能假设，但是洪秀全若像袁世凯的曾祖这样，好歹考个秀才，那他可能就不会造反了。《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19岁倒是以三场第一考上了秀才，可是之后就再也没进步。72岁考上一个贡生，还是秀才，只不过是优秀秀才，选送到国子监深造。可惜生命历程也宣告即将结束，于76岁仙逝。著名学者唐德纲拿他老家、与项城相隔半日车程的合肥唐家做了比较，说他们可怜的唐氏老农，历大清二百六十八年之中，只考中了一个秀才。所以“屡试不第，才是士子之常情；榜上有名，那才是意外”。总之，科举就跟抓彩似的。好多百姓干脆不掺合这事，想都不想，除非吃饱了，或者，虽然吃不饱，但是有那么点野心与抱负！

袁耀东与父亲，一个读书郎，一个私塾先生，并且拥有一定的土地，声望与口碑又都不错，所以引来一房很好的媳妇儿，淮宁望族（一说穷儒）郭氏！不管是望族还是穷儒，但是这媳妇儿出嫁之前在家读过《论语》、《孟子》等儒家著作。在那个年代，这就算很丰厚的嫁妆了。众所周知，推动世界进步的手，是推动摇篮的手。袁家最后的发迹，全是这女人推出来的。

当然那时候的袁耀东可能还预料不到这一点。袁耀东18岁结的婚，22岁考取的秀才。小两口郎才女慧，一个专心读书，一个操持家务，小日子过得也算不错。但是天不假年，袁耀东还没来得及再上一个台阶就因病而亡。笼统的说法是“勤学赍志以殁”。 有说得了霍乱，有说得了痨病的。不管什么病，都是致命的。其中王忠和先生的评议最好玩儿：“只可惜他不懂得身体是本钱的道理，一味地以勤补拙，大概营养跟不上，平时又不锻炼身体。”

袁耀东一死，留下四儿一女，长子树三十几岁，最小的女儿尚在襁褓之中。幸亏家有贤妻，郭氏撑起了整个天空。这个家族后来的枝繁叶茂，全是这个女人打理下来的。不管是贫农还是中农，在顶梁柱及男主人缺位的情况下，又要打许多折扣。所以某种程度上，其四个儿子确实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从特困优等生走向的功名富贵。前面说过，推动世界进步的手，就是推动摇篮的手。放到袁氏家里，当然是一个理，只不过，对中国这种被神诅咒的千年轮回的国度来讲，当然谈不上什么世界进步。小毛驴拉磨般的旋转中，个人出仕、家族致富就是人力的极限了，至于治国平天下，更大程度上沦为扯淡。总之，郭氏是一个非凡的女人，没有她的推动，袁家的发迹是难以想像的！而且，相对于袁家男性从袁世凯这代向上数，四代男人都活不过60岁的怪圈，这个女人居然奇迹般的“历经六朝”，于1875年（光绪元年）逝去（两年后才正式安葬），享年百岁，被人称作寿星人瑞。总之，袁家真正的发迹，应该是袁耀东四个儿子长大成人，取得功名之后。郭氏这个寡妇孵育了这一切，端的是开国元勋了！

1859年（咸丰九年）袁世凯出生时，家富到什么程度呢？

家有田地四五十顷。古代一顷百亩，那么当是袁耀东当年那八十亩地的五十倍了。据人揭发，除此之外，袁家还在北京天成亨钱庄和陈州于家典当铺等处，大量放着高利贷。

有田四五十顷，不算什么。袁家所在的河南项城，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县。全县田地九千多顷，袁家占地比例是1︰180。与袁世凯同时代，后来甚至赞助过蛰伏安阳的袁世凯的马青霞，是我们安阳籍大清清官、人称马青天的广西巡抚马丕瑶的小女儿。她婆家河南尉氏县，仅其夫刘耀德这一门就占地两千多顷，俗称刘半县，大半个中国都有刘家的钱庄与当铺。一句话，袁家不就在银行存了俩钱，吃了俩利息么？中国现在的百姓还全民炒股呢，而且各种明的担保公司和暗的地下钱庄遍地开花，不都是想吃个高利么？而且高利贷并不意味着仅是富人的专利，《窦娥冤》里窦娥她婆婆那样的小市民也放高利贷。在让钱快速生钱方面，穷人并不比富人更淡定更从容。

1874年（同治十三年），袁世凯16岁的时候，袁家分了家。虽然是四世同堂，上下五十口，但是郭氏白发人送黑发人，眼看着四个儿子全部先她而去，眼看着十个孙子中的老大保中、老二保庆先她而去，除了老三保恒、老四保龄在外做官还比较争气外，其他诸孙不是逃学，就是抽上了鸦片。常言说，富不过三代，这个大家族也撑不下去了。于是在保恒、保龄的主持下，设计出了如下分家方案：不论老房头，也不论辈次，按当前实际情况，保恒同辈兄弟与世凯同辈兄弟，每人一等份，以后各自经理。另外留出四份作为郭氏的供给和宗族公用。而且，保恒、保龄还因自己是国家的公务员而高风亮节，把他们名下的两份让给了因兄弟少而吃亏的老房头，同时，兄弟两个还主动担负了弟侄中的读书教养及保中、保庆遗留下的诸子女的婚嫁资助等。

袁世凯这一支，分得三顷土地。 嗣父已死，留下一妻两妾五女，外加袁世凯这么一个嗣子。虽然私房积蓄多不到哪里去，但是凭着三顷土地，怎么着也算是先富起来的人了。但是我们在袁世凯青年时期的家书中，分明看到他手头紧的意思——比如他在北京堂叔父保恒、保龄所设家塾中读书时，给二姐写信诉说：“零用积少成多，如写信向家要钱，弟甚无脸。弟在外不能养家，反在外使家养己，断不成道理。” 按照中国传统的虚岁计岁法，这个时候的袁世凯19岁。在家书中，我们还可看到他月薪四十两银子时的欣喜——初次出道，投奔的是干爹、庆军统帅吴长庆，虽然四十两的月薪对他来说“仅可敷衍”，但是相对于长年在天津任四品道员的堂叔父袁保龄每月百两银子的工资（既要支付办公费用，又要养两房妻室及七子三女），袁世凯既知足，又“惶悚抱愧”。 这个时候，袁世凯24岁。与此同时我们更可以看到，分家之后的袁世凯有了经济自主权，在家里办了“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两个文社。主要业务就是“捐资供给食用”，比如徐世昌参加顺天乡试，缺少盘缠，袁世凯慷慨解囊，奉上一百两白银。 徐世昌被这笔银子催得青云直上， 1882年（光绪八年）中举人， 1886年（光绪十二年）中进士，并授翰林院编修，从此成为袁世凯的终身朋友。我们现在的历史学家还在数说袁世凯这些举动乃“附庸风雅”、“沽名钓誉”、“博慷慨好施之美名”云云。 真搞不明白，我们现在的历史学家能堕落到如此酸得令人倒牙的程度。他们的意思，似乎袁世凯把钱全都吃喝嫖赌了才是正道。而且无视历史发展中，富人赞助科学文化产业早已是西方文明国家的主流，中国的富人也开始往这条道上走，难不成都把人家称作附庸风雅，兼博慷慨好施之美名咱才安心？

袁世凯没有识透中国传统，更没有读透中国民情，在儿子、下属及内心魔鬼的驱使下，走向了帝制，相当于在历史的大道上崴了一下脚，正如他少年时骑马崴了脚一样。人生剽悍，难免崴脚。我们怎么能因为人崴了一下脚而把人看扁？上帝固然可以俯视人群，那是他老人家的特权；但是趴着的人如何可以俯视历史伟人？这是一种如何的滑稽？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袁世凯虽然也哭穷，但是凭心而论，小伙子起点不算低了。而且，随着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得势，他的经济势力还会水涨船高。金亮、南方编撰的《袁氏家族·珍闻轶事》中列有袁家两张房产、地产统计表。一张是晚清袁氏家族房地产表，我小学数学没学好，粗略算了一下，大致是地产一万亩、房产四百八十八间。另一张是民国初期袁世凯房产、地产统计表，地产大约是六万亩，房产大约是八百六十间，外加六栋大楼和唐山一处房间。 孔乙己的茴香豆，多乎哉？我们看看其他同志就知道了，史载，袁世凯的前辈李瀚章、李鸿章兄弟六人，每人地产平均约有十万余亩。 所以我们只能说，让官员先富起来，乃是大清的国策。袁世凯比上他们，还略逊风骚。而且在中国体制下，显官大吏如果不显示一下贪污好色之类的人性，蒙着头往清官能吏那个方向走，皇帝佬儿还可能怀疑你有贰心：丫是不是想赢民心，也想称个孤道个寡啊？据《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王翦将军带兵60万前去攻打楚国，为了免除秦王的疑心，几次三番给秦王要求“美田宅院”；据《史记·萧相国世家》：汉高祖刘邦在前线灭黥布的时候，后方仅靠萧何一人。萧何为了免于刘邦的疑心，也不得不做些问舍求田自贱其名的事儿。这种传统，当然被清朝大吏们继承了。史载，曾国藩弟弟、湘军大帅曾国荃“每克一城，奏一凯战，必请假还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 一句话，中国体制下，占田置舍也是高等奴才在主子龙椅前的自保措施，人家奴才主子都能放下，我们围观者为啥愣是放不下呢？

另外，虽然公子哥儿出身，后来还做了总统甚至立宪皇帝，但是袁世凯对于金钱并不看重。据时人笔记、胡思敬的《大盗窃国记》，袁世凯“敢于用财，视黄金直如土块”。年轻时如此，比如鼓捣文社，捐助徐世昌进京赶考等。年长时更是如此，据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回忆，她的父亲做了民国总统，搬进中南海之后，曾在办公室接待过东北大土匪张作霖（时为二十七师师长），办公室放着四块打簧金表，谈话的时候，张作霖多次注视，袁大总统当场就送给了他。过后哈哈大笑不已，对家人说“他真是没有见过世面”。

袁世凯作为富家公子哥（少时人称四公子）出身，当然见过世面。但是他不看重金钱的这一面，相对来讲比钻在钱眼、一毛不拔的那些墨官渎官可是强多了。更不像后世某些居于同样位置的人那样装13，表示终身不摸钱，一不小心手下人让其摸到了，还穷急，真能装啊。

我一直认为，在道德操持方面，出身富贵的人会更从容。理论上，中国也讲仓禀足而知礼节，但那是古代。近代以来，由于民粹主义的恶性发展，这种思维在某些人那里颠倒了一下个儿。也就是说，越穷越光荣，越富越缺德。穷人干任何缺德事都是可以理解的，富人干任何好事都是值得怀疑的。我是穷人出身，现在还不富，身边所见更多的是穷人。这里很负责地告诉大家，穷人可以有诸多美德，但是人性恶面前，人人平等。某些穷人穷急了，连道德底线都守不住，而且出卖道德的时候，要价太低，从而导致道德底线一再下移甚至一钱不值。民国议员贿选，中国一些选民，你给他几个小铜板，“一角或二角的些微代价”，他就把选票供手相让了。如果有组织放出风声，收买多少张选票就够了云云，就会有选民跑得比兔子还快，深怕人家收购够了，自己的选票卖不出去。1918年（民国七年）国会选举，安福系在江西操纵，打算只收购120票，前来卖票者竟然高达156票，多出36票来。卖票人争先恐后，竟有“百般苦求者”。

选民百般苦求候选人买自己的票，这是一种如何的惊心动魄呢？话说回来，如果选民很富足，谁还会在乎两个铜板？他首先在乎的，就是自我提升与自我价值的实现，比如货真价实的政治的参与。总之，某种程度上，贫穷就是一种罪恶。中国国民劣根性，就是几千年贫穷的积淀与发酵。所以，消灭贫穷，是我们首要的任务。它既是历史的解决，还是未来的起点，否则我们永远走不出神的诅咒！

袁世凯出身富家，对一个具体的中国人来讲，至少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物质的富裕，至少是精神丰裕与人性健全的前提。正如我的朋友一名所言：“穷困的次生灾害比穷困本身要可怕得多。”所以袁世凯的童年是幸福的，少年是飞扬的，青年是磨砺的，壮年是做事的，最后做到最高处，有些晕高而已。其它一切良好。

退一步说，袁世凯即使做稳了皇帝，也是立宪皇帝。当时世界上的立宪皇帝，都是有年俸的。而他的目标，也不是全国财产袁家所有制。他的目标，不在这方面。人生如此剽悍，又岂在钱钱财财？袁世凯死后，子女们分家两次。所谓的分家，主要就是分财产了。老家项城田产两千余亩，均归其六弟袁世彤所有。 在彰德、汲县和辉县有田产四百余顷，为袁世凯所有。这是明面上的，能说清。其它，黄金白银，古玩玉器，现金股票，甚至英镑法郎，别说我们说不清，就连他们家族中人也说不清。原因很简单，袁世凯都说不清。这也不是袁世凯一个人的毛病，但凡在中国做个官，一般就都说不清了。典型代表就是袁世凯之后的军阀张宗昌，号称狗肉将军三不知：不知自己多少兵，不知自己多少钱，不知自己多少姨太太。袁世凯一妻九妾，子十七个，女十五个。 这个还能数清，但是财产就数不清了。袁世凯做大总统的时候，工资不低：年俸36万元——比美国总统高多了，美国总统年俸是美金7.5万元，折合中国银元是15万元。除此之外，袁世凯每年还领公费48万元，交际费36万元。 当然我们不能和美国相比，虽然都是共和，但人家是美国特色的共和，我们是中国特色的共和——共和的初级阶段，总统当然要被安排在先富之列了，何况官员财产申报制至如今还没有在神州大地落脚，对于一百年前“万恶旧社会”的官员，我们就不好意思再苛求了。当然财产还是要算一算的，也好让一般的平民百姓心中有个数，否则真是比傻帝国的比傻国民啦。关于袁世凯的遗产，我觉得最好用《检察风云》上陈明远先生的综合性报道。

一种说法：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上午10点钟咽气。临终前曾召长子袁克定到病榻前，令总统府内史夏寿田执笔，记录“口述遗训”。后据袁克定公布，财产是一百余万英镑。

虽然英镑很值钱，但是大家觉得不过瘾。很简单，将心比心，大家若当了大清的总督或者民国的总统，弄钱也不会仅仅百万英镑的。

一种说法：袁世凯死后，其妻妾子女各自为计，由徐世昌主持分遗产，就田产、股票、现金共分为三十份，诸子各一份，未嫁女两人一份，姬妾无子女者得一份，每份8万余元，合计共约260余万元。

一种说法：袁世凯病重时，曾召见河南老乡、实业家王锡彤，案头置一单，所有现钱、存款、股票等共约200多万银元，指给王锡彤说：“余之家产尽在于斯”。

一种说法：张伯驹记其父张镇芳（袁世凯亲信之一）在袁世凯死后，为袁分家产，其子女每人分到现款两三万银元，股票两三万银元。除河南项城原籍田产2000余亩，均为袁世凯六弟袁世彤所有之外，袁世凯在河南彰德、汲县、辉县还有田产400顷左右。

此外，袁世凯生前在法国银行存有200万法郎，这笔巨款由袁克定秘密掌管。

此外，袁世凯在北平和天津两地至少还有五处房产，在河南彰德、辉县也各有房产。

……

晕了吧？

晕了就对了。别人家的财产，我们能说清？不过陈明远先生最后给了大家一个大约数：袁世凯遗产至少为1000万银元，其中大约一半为存款、银元现金、外汇，另外一半为房地产等。当时1银元的购买力至少约合今人民币100多元，折合现在的人民币，是10亿。多乎哉？想想我们现在，山西蒲县煤炭局长郝鹏俊，一个科级干部，就拥有违规资产3个多亿呢。

袁世凯的遗产曾有两次大分配，我们可以再围观一下。

袁世凯死后，第一次分配遗产。

一种说法：据文献记载，袁克定分给自己和他生母的数目一直保密，分给其他人的有记录可查：六个姨太太（九个姨太太，去世三个）每人各分得6万银元，黄金30两；十七个儿子每人分得8万银元，黄金40两，各种股票7万银元；十三个女儿（十五个女儿，去世两个）每人分得银元1万元，作为出嫁时的陪嫁。以上合计银元185万元，黄金860两，股票119万元。总数300多万银元，

一种说法：据袁世凯三女儿袁静雪回忆，袁克定因系嫡出长子，独分40万，其余庶出的儿子，每人各分得12万银元。他们所分的钱数，除了现金以外，还有折合银元数字的股票在内。袁静雪说，他们兄弟每人还分得有10条金子。但是否包括在上述的钱数以内，她也记不清了。女儿们每人给嫁妆费8000银元。妻妾都不另分钱，各随她们所生的儿子一同过活。

一种说法：据袁世凯的第六子袁克端之子袁家宾回忆，长大成人后曾见到过一份分家的账单。此单未记袁世凯正妻于氏所得多少，除三、四、七姨太太去世外，大、二、五、六、八、九姨太太，每人分得现款银元6万元、黄金30两，作为养老费。诸子各分得现款8万银元，黄金40两，股票总价值约7万银元。诸女中四、八两位早逝，余者每人得嫁妆费约1万银元。

二十年之后，1938年，袁克定主持，第二次分配遗产。

一种说法：这次所分的，是卖掉的北平和天津两地的五处房产，还有彰德、辉县的各一处房产。这时第十六子袁克藩已经去世，所以由活着的十六个兄弟平分，据说各分得伪联币24.84万元。当时伪联币1元可买20个烧饼，约合今人民币12元。

一种说法：十六子每人分得249万银元，总计3984万银元。

一种说法：袁克定以长子优势，独吞了袁世凯存在法国银行的200万法郎以及大量田地、房产、古玩、文物、珠宝、字画等，价值连城。据有人估计，他所独占的财产总价值，在被分掉的全部金银股票的总和之上。但是存在法国银行的那200万法郎，据说从未取回，也不知便宜了谁。

怎么样，又晕了吧？也可能是我们中国不兴财产申报，所以我们一看别人家的财产就犯晕。一句话，谁让咱没阔过呢。

这里说这么多，是想说明，我们说事的时候，就说事，不要总盯着人家的财产。人家祖上也穷过的。而阿Q，祖上也阔过的。中国当时的游戏规则，就是读书科举，做官致富。非常时期，刘项可以不读书，可是正常时期，唯有科举是最接近公平的游戏规则。直到今天，我们的高考制度，比上清朝的科举制，你认为更加公平了吗？我们的红色领袖曾经翻天覆地慨而慷，让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让工农兵走进校园。你认为平等了吗？直接点说，我们现在，比大清或者民国好到哪里去了呢？你是祖上阔过，还是等着孙子阔呢？

一句话，规则很重要。民众先给政府制订规则——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然后政府给民众制订规则——民众不需要服从任何人、任何组织，他是自由的，仅服从法律就够了！你会说，中国政府不接受任何规则，因为它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依靠暴力革命夺下的江山。是的，但这并不是你仇富的理由。你需要做的是，服从规则；不服从，改变规则。改变规则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改革，一条是革命。按保守主义的逻辑，革命要尽量避免，渐进、稳妥、理性的改革，才是正道。如果革命实属必要，否则自由、人身、财产都面临着最严峻的威胁，那么英国那种不流血的光荣革命——既不伏尸遍野，更不剥夺个人财产，既不触及人的灵魂，更不消灭人的肉体——才符合人道。人道即是正道！建立规则，也是一种程序，程序不正义，结果如何正义？正如柏克所言，革命后的权力“会找到其他更恶劣的手段来作为自己的支撑”，“它将以类似于它用来获得权力的那些方法来保持权力”。 看看我们的历史与现实，中国从陈胜吴广起，诸多暴力革命，哪个成功后的革命政权兑现了革命前的诺言？哪个革命不是一种残忍的忽悠？告别革命，也许不是告别革命本身——革命是“有思想的和善良的人们的最后不得已的办法”， 而是告别——革命，有多少罪恶假汝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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