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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外交关系的策略
书名： 成吉思汗 作者： 侯国云 本章字数： 2794 更新时间： 2025-08-11 18:42:47

国家的强大在外交上才有地位。外交关系的平等与否显示着一个国家的主权和尊言。但在对外关系中，那些自以为强大、文明的国家总是将不平等的外交关系施加于那些落后、弱小的民族和国家，更有甚者竟公然宣称这些民族和国家不配与他们享有平等交往的权利，这就是所谓的文明人对待野蛮人的态度。这个十足的“野蛮人”的首领——成吉思汗，他面对乃蛮部、金国、西夏、花剌子模等文明或较为文明民族的讥讽，这个铮铮傲骨的草原莽汉当然不会沉默——正是通过一系列的战争，成吉思汗为他的民族打出了自尊，打出了威严。

1.相交不成，勿使为仇

铁木真与札木合的交情由来已久，可以说他的初兴就与札木合的帮助密不可分。然而随着部落之间的分离聚合，札木合终于成为铁木真的仇敌，几欲陷他于绝难之境。

纳忽崖一战，乃蛮部太阳汗败亡，逃到唐努乌拉山区的札木合被自己的那可儿所缚，送到了铁木真的营帐。铁木真起初并没有打算处死札木合，相反处死了那些背叛主子，趁混乱将他捉住送来的人。铁木真的这一作为，既表示对传统道德的维护，也表示对札木合个人的尊重。

在与札木合的相交上，即使他已处于穷途末路，沦为俘囚，成吉思汗仍渴望与他永远交好，因此对札木合说：“过去我曾经仰赖安答，好像车之有辕，我们各为其一。你中间与我分离，如今又能够相合了。希望你做我的伴当，不要另有打算了。假如我们谁忘了什么，可以相互提醒一下；假如有谁睡得太死，可以揪头发唤醒。前些年你虽与我离析而行，但终究还是我吉庆的安答。当我身处生死存亡之际，你曾将王罕的打算告诉我，这是对我的一次恩德。在纳忽崖与太阳汗作战时，你又替我吹嘘，吓坏了乃蛮人，这是又一次有恩于我，我对你的恩德永远不会忘记。”

对于一直想置他于死地而后快的札木合，铁木真尚且希望与他永世为友，相互帮助，这种作为是为王者所当有，显示出铁木真人性中的另一面：宽容与谦让的美德。同时也显示出了铁木真做人的另一种原则：相交不成，勿使为仇。

在与人交往中，成吉思汗的这一优点其实有着一贯性，却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原因主要还在于历史上，成吉思汗是以一个世界征服者的形象出现，有过那些赤裸裸的暴力和血腥的大屠杀，这些沉痛的屠杀事件将是历史和人类永远不会忘记。因此，成吉思汗留给人们的印象，更多的是残忍、疯狂、孔武有力等一系列暴君做派，人们便忽略了他残暴性格中的另一面：宽容和谦让。其实，人往往是有双重或多重性格的。具体在成吉思汗的身上，仁慈和残忍同样深刻地存在于他的心灵。只不过在残酷环境的压迫下，他往往更多表现出的是人性中残忍的一面，而仁慈的一面却时常被压抑和湮没罢了。这种现象符合人物性格的多重组合理论，也是成吉思汗性格多重性的表现，与他的特殊环境特殊人生经历相一致。在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里，人人的心头都种着一颗仇恨的种子，但无论环境将他造就得怎样残忍，仁慈之心还是时时闪现于成吉思汗的言行中，人性中光辉的一面毕竟不会永远被乌云遮住。

成吉思汗如此礼待札木合，对待一个国家更是这样。在出兵花刺子模国之前，他曾经有过慎重的考虑：花刺子模无故杀掉了蒙古国的使者和由几百人组成的商队，他当然不能忍受这种货物的损失、凶残的杀戮和极大的侮辱，但此时的成吉思汗并不愿意或者说并不急于与花刺子模国交战，也许还想维持与邻国的关系，尽量采取友好行动，避免发生全面军事冲突。但后来，花刺子模国对成吉思汗发动军事挑衅，他便无法忍受了。

这种说法也许是寻找一种借口，或者说是对借口的掩饰和狡辩。但在拉施特的《史集》这一珍贵历史资料中，作者曾对成吉思汗西征的原因作了如下概括，他说：“虽然苏丹是这次战乱的肇祸人，成吉思汗按照以往的规矩仍不愿向他进攻，他尽量采取友好行动，尊重邻国关系。直到若干行动起至苏丹，令人悲愤，使人必须采取复仇手段，他才出兵和他作战。花刺子模王的这些行动为：第一，他没经深思，轻率地杀害了那些商人们。商人们是成吉思汗为了友好团结，寻求和平的目的派去的，他们带着写得很客气的国书来到花刺子模国王处，但花剌子模国王根本没有理会国书上所写的那些话；第二，他迫使成吉思汗违背自己的意志，不得不与他的军队作战。还有落到屈出律手中的突厥斯坦领地，当屈出律被成吉思汗军队所杀时，被苏丹全部占领。”

作者的概括有可能是客观和公正的。根据成吉思汗与札木合，尤其是与王罕脱斡邻勒的交往情况看，在处理外交关系时，成吉思汗是一个非常有经验而且重视理智，懂得自我克制的人。他派遣和平使者和商队出使花剌子模国，目的只是想与花剌子模增进友谊，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但花剌子模王杀死商团和使者，破灭了这种友好。成吉思汗仍本着“相交不成，勿使成仇”的原则，希望与花剌子模相互尊重，这足以说明他在处理与花刺子模的关系时是理智与慎重的。成吉思汗应该知道，一旦双方交战，将给两国带来巨大的灾难。从当时的情况，他并不希望看到这一局面，因而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让，实在无法忍让了，才一改仁慈与谦让之面目，将战争的滚汤浇遍了整个花剌子模国。

由此似乎可以说，成吉思汗的仇恨之心是环境逼出来的，他曾经希望与人为善，与国为善，希望过稳定的太平日子，过小国寡民式的君主生活，但环境不允许他这样做，要将他造就成一个世界征服者，让他依仗暴力建立无与伦比的丰功伟绩，于是处处逼迫他收起仁慈之心，将他凶残、不可征服的民族伟力释放出来。因而，成吉思汗不得不时时露出一副冷漠无情的面孔来，让敌国之民在他的冷酷面前发抖，显示出君王性格的复杂性。

实际上，成吉思汗与人交往或与国交往的原则，都是从个人利益也即蒙古国成吉思汗的家天下利益出发。在交往中，成吉思汗尽可能地克制个人感情，以利益为上，尽量与人为善，与国为善。比如在进攻西夏时，成吉思汗已经发兵入境，仍在做说服试探的工作，遣使质问对方为何失诺，只因西夏重臣阿沙敢不再次挑衅相激而重新执行进攻计划。由此可见，成吉思汗也并不勉强克制感情，只要抓住“理”，便会怒气一发而不可收。由此也可见，在成吉思汗这个残忍、果断占主导性格的人物身上，也有讲理或认情的一面。而正是由于这一点，他的身边聚拢了一批人，也感化了一批人，包括他的敌人。

札木合为铁木真的一番肺腑之言所感动，满怀羞惭，说：“回想起以前我们一起立下的誓言，我实在没有脸面与安答相见。如今安答不计前嫌，仍愿与我做伴，这是安答的盛情。”这个生性残忍、眼光短浅的机会主义者能够有所感动，原因就在于成吉思汗与人为善的外交和处世原则。

成吉思汗还感动过许多中间势力。如王罕脱斡邻勒受桑昆所诱，与他发生有名的哈兰真沙陀之战后，铁木真仍不愿与王罕交恶，而是遣使责问王罕，重提旧时2人深厚的情谊。王罕听了使者之言，终被铁木真所感动，拿出刀刺破小指肚，血滴在一个桦皮小桶中，将小桶交给铁木真的使者，说：“今若视我子而怀恶意，犹如此出血。”可见被铁木真感动之深。

铁木真运用相交不成，勿使成仇的外交原则，获益匪浅，这是他能在事业上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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