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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工厂主—画家
书名: 卡夫卡孤独三部曲(全3册) 作者: [奥] 弗兰兹·卡夫卡 本章字数: 14290 更新时间: 2024-06-13 11:18:23
一个冬天的早晨——外面下着雪,天气昏沉沉的——K. 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尽管时间很早,但他已经觉得精疲力竭了。为了不让自己受到那些下级职员的议论,他给办事员下了命令,不让任何一个职员进来,因为他正忙于一些非常重要的工作。但其实他没有工作,而是蜷着身体坐在椅子里,慢悠悠地移开了桌子上的一些东西,然后不知不觉地把伸着的手臂搁在桌面上,低着头一动不动地坐着。
那些对审判的思考如影随形。他经常想,如果写一份辩护书提交给法院,不知能不能行得通。他想在辩护书里简单描述一下自己的生平,并对关键的事件加以解释,说明他当时为什么会那么做,以及根据他现在的判断,那些行为方式是应该被批判还是应该被褒扬,以及他这么评判的理由。与那些本来也并非无懈可击、出自律师之手的纯粹辩护相比,这种辩护书的优势毋庸置疑。K. 根本不知道律师采取了什么举动;但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律师已经一个月没有让K. 去他那儿了,而且K. 在之前的任何一次谈话中都没感觉出来这个人能帮他争取到什么大进展。因为律师压根儿没怎么向他提过问题。但其实这件事有太多可以问了。询问关键的信息是最主要的事情。K. 觉得他自己就能提出所有必要的问题。而律师却什么都没有问,不是说些自己的事,就是默默地坐在他的对面,在办公桌上前倾着身子、弯下腰,这也可能是他听力不好的缘故,他捋着胡子里面的一缕,低头看着地毯,也许那正是K. 和莱尼躺过的地方。他不时地给K. 提一些空洞的训诫,就像大人训孩子似的。那些训诫就像无聊的演讲一样毫无用处。最后结账的时候,K. 为此一分钱也不想付给他。在律师认为他已经羞辱够了K. 之后,他通常又会稍微鼓励他一下。他总会说自己在许多类似的案子中全胜或部分胜诉。虽然它们实际上没有K. 这次的案子这么困难,但表面赢的希望却更小。他把这些审判的清单都保存在这里的抽屉里——说着他敲了敲桌子的某个抽屉——可惜的是,他不能给K. 看这些文件,因为它们属于官方机密。但是他通过所有这些官司获得的丰富经验会对K. 很有帮助。不用说,他马上就开始着手处理K. 的案子,第一份辩护书已经差不多完成了。这第一份辩护书非常重要,因为辩方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会决定诉讼的整个方向。然而,不幸的是,他不得不提醒K. 注意,有时的情况是,法院甚至不会阅读第一次提交的文件。只是简单地把它们归档,还会说,目前对被告的传讯和观察比任何书面材料都更重要。如果辩护律师催得急了,就会有人补充说,在做出最后的决定之前,只要所有材料都完整齐全,他们自然会检查所有的文件,这当然也包括这第一份辩护书。然而,不幸的是,即使是这样,大多数情况下,第一次提交的文件通常会被搁置一旁或者压根儿就被弄丢了,即便是保留到了最后,按照律师的说法,“几乎没人读过”是个传言。所有这一切都太令人遗憾了,但也并非毫无理由。K. 不应该无视诉讼程序不公开的事实,如果法院认为有必要,他们可以公开这些情况,但法律并没有规定必须公开。因此,被告和他的律师无法接触到法院的书面材料,特别是起诉书,因此人们一般不知道,或者至少不能确切知道,第一份请愿书必须针对什么,所以只有在十分凑巧的情况下,请愿书才会包含对案子真正有用的内容。只有在之后,随着被告的审讯过程的推进,指控的细节以及其依据被更清楚地呈现或者推断出来时,才能在请愿书中写出真正准确和有说服力的内容。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辩方处于非常不利且困难的境地。但这也是出于有意设计。因为实际在法律上是不允许辩护的,只是容忍它的出现,甚至对于是否能从某些法条中解读出容忍辩护的依据都还存在争议。因此,严格来说,根本没有法院承认的律师;所有以律师身份出现在法院的基本上都是些无良律师[8]。当然,这么说使整个律师行业都蒙受了莫大的羞辱,如果K. 下次再去法院,有可能的话可以亲眼看看那间律师的办公室。他可能会对那里的拥挤状态大吃一惊。分配给他们的那间狭窄、低矮的房间已经显示出法庭对这些人的蔑视。这房间只有一个小小的天窗,位置还很高,如果你想往外看,还得先找个同事,把你驮在背上才行。顺便说一下,还有个烟囱就在天窗前面,烟不仅会飘到你的鼻子里,还会把你的脸熏黑。此外,还可以再举个例子来说明这里的状况,在这个小房间的地板上还有一个洞,已经存在了一年多了,虽然并没有大到能让一个人从里面掉下去,但也足够卡住一条腿。律师的房间在阁楼的第二层,如果有人掉到洞里,他的腿就会穿过洞,掉在第一层阁楼下层,正好挂在当事人等候通知的走廊上方。如果说律师圈子认为这样的条件不光彩,那也并非言过其实。虽然他们已向行政部门投诉了,但没取得丝毫成效。律师们还被严格禁止自费对房间里的东西进行任何改变。但这样对待律师也有其原因,即希望尽可能地排除律师的辩护,让被告人自己承担起责任。原则上这也不是没有道理,但如果就此推导出被告人在法庭上不需要律师的结论,那就实在错得离谱。相反,比起其他任何法院,这个法院的案件都更需要律师插手。因为一般来说,诉讼程序不仅对公众保密,甚至对被告也要保密。当然,保密只是就一定范围而言,但实际上在很大范围内都实现了保密。因为即使是被告也无法洞悉法庭这些规则,而且仅从审讯中推断出他们所依据的材料十分困难,对被告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他毕竟被案件所缚,还有各种烦恼来分散他的注意力。而这就是辩方介入之处。一般来说,辩护律师不允许出席审讯;因此,他们必须在审讯结束后,尽可能快地等在审讯室门口,向被告询问审讯情况,并从这些往往是一团混乱的交谈中提取出适合辩护的内容。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不可能获得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当然也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一个有能力的人会获得比其他人更多的信息。不过最重要的仍然是律师的个人关系,这些关系才是辩护的主要价值所在。现在,K. 已经从自己的经验中体会到,法院最底层的组织并不十分完善,有一些员工会忘记自己的职责,也有一些腐败,法院的严密性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漏洞。很多律师就是从这里乘虚而入,他们行贿受贿、打探消息。事实上,之前甚至发生过档案被盗的情况。不可否认的是,对被告来说,通过这种方式,也能暂时获得一些甚至令人惊讶的有利结果;这些小律师也会因此得意,大摇大摆地招揽新客户,但这些举动对案件的进展来说,要么一无是处,要么会适得其反。只有真诚的私人关系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而且是与高级官员的关系,当然,这里指的也只是低级别里的高级官员。只有这样才能影响审判的进展,即使一开始还不易察觉,后来却会越发明显。当然,只有少数律师能做到这一点,说起来K. 的选择就很明智。也许只有一两个律师能有胡尔德博士这样的背景。这些人并不在意律师房间里的那群家伙,与他们毫无联系。相反这些人与法院官员的联系更密切。胡尔德博士甚至不一定需要去法庭,像那些小律师一样在预审法官的前厅等待他们偶然出现并透露只言片语,根据他们的心情才能了解到一些表面上的进展,有时甚至连这些也得不到。不,K. 自己也看到了,官员们,其中还有地位相当高的官员,他们会自己去胡尔德博士那儿,自愿提供一些公开的或者容易理解的信息,讨论审判的下一步进展,是的,他们甚至在一些案件上会被他说服,并欣然接受他的意见。然而在最后这个方面,却最好不要过分相信他们因为无论他们如何坚定地表述自己的新意图,说这对被告有利,他们也可能会直接回到办公室,准备第二天发布的法庭命令,而其中的内容正好相反,虽然他们声称已经完全放弃了最初的意图,但新意图甚至比最初的还严厉。律师们对此自然也无法反驳,因为一方面,在私下里说的话就只是私下的,不能有任何公开的讨论,而且律师们也要努力博得那些先生的青睐。另一方面,那些先生和律师接触,当然也不只是出于人类之博爱或是友好情感;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依赖着律师。这就是法院组织的一个弊病,在它们最初建立秘密审判制度的时候就存在了。官员们缺乏群众基础,他们对普通的、中产阶级的案子尚能把握,这样的案子几乎是自有轨道,能顺利发展,只需要在这里或那里推一把即可;但官员们对非常简单以及特别困难的案件往往束手无策,因为他们日日夜夜地投身法律法规,也为其所缚,以致对人与人的关系没有正确的认识,而在这些案件中恰恰人际关系十分重要。于是他们到律师那儿征求意见,他们身后常常还跟着下属,拿着那些本该是机密的文件。很难想象,居然能在律师家的窗前碰到一些法院的先生。他们正满脸绝望地盯着窗外的巷子,而律师正在书桌前研究这些卷宗,以便能给他们提供靠谱的建议。顺便说一句,在这样的场合中,人们会看到这些法院的先生是多么认真地对待他们的职业,以及他们在遇到自身无法逾越的障碍时,是何其绝望。他们的处境也并不容易,人们也不应对他们过分苛责,觉得他们行事容易。法院里的层级设置和晋升之路永无止境,即使是内行人士也说不清楚。而且法院的审判程序通常对下级官员也是保密的,因此,即使这个案件是他们处理过的,他们也几乎不可能完全跟踪事项的进展;因此,当一个司法案件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时,他们往往也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案件有了进展,他们也不清楚会如何发展。从对审判的各个阶段的研究中可以得出,案子最后的裁决,以及裁决的理由,都不是这些官员所能染指的。他们只能处理法律给他们限定的审判的部分,对于其他的部分,甚至是他们自己的处理部分的结果,他们了解的通常还没有辩护方多。因为辩护方通常在审判结束前一直与被告保持联系。那么在这个方面,他们可以从辩护方那儿获取一些有价值的信息。虽然了解了这些情况,但当K. 看到官员们对着当事人发泄情绪,甚至用侮辱的方式对他们说话时——每个人都有过这种经历——他还是感到惊讶。所有的官员都很暴躁,即使他们看起来很平静。当然,那些小律师尤其深受其苦。例如,下面的故事就很能说明真相。一位老书记员,也是一位善良、安静的绅士,接了一个棘手的案子,而且由于律师提交了辩护书,事情变得更加混乱,以至于他得一天一夜不间断地研究这个案子——这些官员确实也很勤奋,不像其他人那么懒散——临近早晨的时候,经过二十四小时的工作,他大概毫无收获,于是他走到前门,埋伏在那里,把每个想进来的律师都扔下了楼梯。律师们聚集在楼梯口,商议着应该如何处理。一方面,他们其实没权力要求别人把他们放进去,所以在法律上也不能对官员采取什么行动,而且,如前所述,还必须谨慎行事,不要得罪了这些官员。而另一方面,一天没去法院就意味着浪费,因此他们都非常急切地想进去。最后他们达成了一致:和老先生打疲劳战。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派一位律师出去,跑上楼梯,然后尽可能消极抵抗,让自己被扔下来,他的同事们就在下面接住他。这种疲劳战打了大约一个小时,这位因为已经工作了一天一夜,已经十分劳累的老先生终于筋疲力尽地走回了他的办公室。楼下的律师们一开始还不愿相信,派人到门后去检查,看看他是不是真走了。然后他们才走进自己的房间,甚至连埋怨一声都不敢。因为律师们——即使其中地位最低的那位,也至少能明白一部分这里的情况——他们绝对不想让法院引入或执行任何的改进措施。相反,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几乎每个被告,哪怕是头脑非常简单的人,一旦进入审判程序就会开始考虑起改进的建议,因此往往浪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而他们本可以更好地利用它们。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听命于现状。即使有可能改善一些细节——不过这么做也是毫无意义——最好的情况也顶多是为未来的案件争取一些好处,很可能还会引起那些始终报复心很强的官员的特别关注,给自己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千万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保持安静低调,不管自己心里是多么不愿意!要试着认识到,这个伟大的司法有机体可以说是永远处于摇摆之中,一个人虽然能在自己的位置上改变些什么,但他的立足之地可能会就此被夺走,从而使得自己被毁掉,而这个伟大的有机体会轻易地在另一个地方为这次干扰寻求到补偿,让自己不受到影响——一切都是互相关联的,如果会发生什么新情况,那它甚至可能变得更加封闭、更加缜密、更加严苛也更加邪恶。如果把工作托付给了律师,就不应去打扰他。谴责没什么用,特别是如果还说不清谴责的原因和全部意义时更是如此。但必须得说,K. 对待总书记官的不良行为,给他的案子带来了很大的损害。这个很有影响力的人几乎可以从那些能为K. 做些什么的人的名单上画掉了。即使有人偶尔提起这个案子,他也装作听不见。在有些方面,官员们就像孩子一样。他们往往会被一些无伤大雅的事情所伤——虽然K. 的行为并不属于这类事情——甚至不再与好朋友交谈,遇到他们就转身走开,还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与他们作对。但令人惊讶的是,也说不准什么时候,甚至没有任何特别的理由,他们又会被一个小笑话逗得哈哈大笑,就又重归于好了。但一个人敢于这样开玩笑,往往只是因为一切似乎都毫无希望了。与他们相处既困难又容易,几乎没什么原则可言。有时也十分令人惊讶: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需要掌握如此多的知识,才可能在工作中取得一些成功。然而,也有阴郁的时候,就像每个人都有过的,这些时候,会觉得自己一事无成,似乎只有那些一开始就注定成功的审判才能有好结果,即使没有人帮忙也会成功,而其他所有的案子,尽管再努力,再费尽力气,虽然也有一些微小的、表面上的、让人欢欣的成功,但都注定会失败。这样一来,似乎没什么是能够确定的,人们在面对一些问题时甚至不敢否认,那些被认为进展顺利的案件正是由于自己的插手而被引入歧途。这么想也算一种形式的自信,但也就是如此而已,别无他用。这种情绪——当然也只是偶然发作的情绪而已,并无深意——却会让律师们深受其苦,特别是当他们已经对一个案子准备得足够多、对进程相对满意时,这个案子却突然从他们手中被夺走了,他们会更加失落。这确实是发生在律师身上最糟糕的事情。被告将案件从他们那里撤走,这种情况倒是从没发生过。被告一旦接受了某个律师,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都必须留在他身边。因为一旦他决定接受律师的帮助,又怎么还能事事亲力亲为?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发生,但有时的情况是:案子在审判中发生了变化,偏离到了律师不能再参与的方向。案子、被告以及其他的一切都从律师那里被夺走了;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即使与官员的关系再好也无济于事,因为官员们也什么都不知道。审判正好发展到了不允许外力干预的阶段,转由谁都无法接近的法院处理,甚至被告也接触不到律师。可能有一天,律师回到家就会发现自己的桌子上放着所有的辩护书,这些辩护书正是自己耗尽心力、满怀希望所写,现在都被退了回来,因为审判到了的新阶段,已经不再需要它们了,于是这些审判书也就成了毫无价值的残渣。但现在还不能说案子已经输了,绝对不能,至少没有确定的理由来如此推论,人们只是无从了解关于审判的任何事,也不会有机会去了解了。值得庆幸的是,这些案件都是例外,即使K. 的案子情况也如此,但至少目前还远远没有达到这种阶段。现在,律师还大有机会施展拳脚,对这一点K. 倒是十分肯定。正如之前提到的,第一份辩护书还没提交上去,也并不急着提交,更重要的是与权威官员之间的讨论,这些讨论已经完成了。虽然坦率来说的话,这些做法的成效不尽相同。最好暂时先别询问细节,因为这样做只能对K. 产生不利影响,让他要么充满希望,要么过于焦虑。这里简单说一下,和有些官员的交流非常顺畅,他们也表现得非常愿意帮忙,而另一些官员则表现得不那么友好,但也绝不能说他们拒绝帮忙。因此,总的来说,结果还是非常令人满意的,但也千万别因此就得出什么超乎寻常的结论来。所有的初步谈判都以类似的方式开始,只有在案子进一步的发展中,才能看出这些初步谈判的价值所在。但无论如何,迄今还没有什么损失,如果还有可能,能让总书记官既往不咎,还能支持K.——为了这个目的,已经做了很多努力了——那么整个事情就像外科医生说的那样,成了一个纯粹的伤口。人们也可以缓口气,期待接下来的结果了。
每次谈起这些或者类似的话题,律师总是滔滔不绝。K. 每次拜访他时,他都要搬出这套老生常谈。他总说有进展,但又不说这进展具体是什么。他一直在修改第一份辩护书,但也一直没有完成,这情况通常在K. 下一次访问时又变成了一个很大的优势,因为最近几天非常不适合提交辩护书,而这情况谁也无法预见。如果K. 有时被他的这些话弄得筋疲力尽,提出说,即使是考虑到所有的困难,事情的进展也太过缓慢了,律师就会反驳道,事情的进展一点也不慢,如果K. 当时及时来找律师,他们会取得更大的进展。不幸的是,K. 当时忽略了这一点,他的疏忽带来了更多不利的后果,不仅是时间上的。只有当莱尼出现打断他们谈话时,才是K. 每次拜访中的亮点,她很是知道如何安排这些事情:比如趁着K. 在场的时候给律师送茶来。然后她就站在K. 身后,看着律师是如何贪婪地朝向杯子深深俯下身去,倒茶、喝茶,还偷偷地让K. 牵着她的手。屋子里寂寥无声。只有律师在喝着茶。K. 捏了捏莱尼的手,莱尼有时甚至会大胆地轻轻抚摸K. 的头发。“你还在这儿呢?”律师喝完茶总会问道。“我正等着把茶具端走呢。”莱尼说,最后还会握一握K. 的手。律师擦完嘴后,又会重新开始对K. 说教。
律师的这些说教到底是想安慰他还是想让他陷入绝望?K. 不知道,但他可以肯定的是,律师并没好好准备自己的辩护。也许律师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但他想尽可能地借此机会扬名立万的意图也很明显,很可能他从未参与过一件像K. 的案子这么大规模的审判。然而,令人怀疑的是,他虽然不停地强调自己与官员的私人关系多么有用,但他会为了K. 的事情去利用这些关系吗?律师从不会忘记说,那些官员只是低级官员,也就是说,他们本身在工作中也还需要依赖其他官员,对他们来说,审判中的某些转折可能对他们的职业生涯至关重要。他们也许利用律师来制造这些转折,而这种转折对被告自然是不利的吧?也许他们并不是在每一次的审判中都这样做,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在一些审判中,他们会给律师行一些方便,因为对他们来说,保持律师的声望不受损害也很重要。但如果真的是这样,他们会以什么方式干预对K. 的审判呢?正如律师所述,这案子很棘手,因此也非常重要,而且从一开始就吸引了法院的重大关注,他们会做点什么也没什么好怀疑的。种种迹象表明,尽管审判已经进行了几个月,但第一份请愿书还没递上去,而且按照律师的说法,一切都还处在萌芽状态。这当然很有可能麻痹被告,让他感到无能为力,也许是为了在之后突然告诉他案子已经判了,或者至少通知他,那些对他不利的调查已经转交给了上级部门,让他猝不及防。
现在,K. 本人的介入很有必要。尤其是在这样非常疲惫的状态中,比如这个冬天的上午,一切思绪都在他的脑海中横冲直撞,但要亲自介入案子的想法却占据了他的大脑。他之前对这个案子的轻蔑早已消失。如果他在这个世界上是孤独的,他可以很轻易地忽视这次审判,但如果他真是孤家寡人,这审判也许根本不会发生。可是现在,他的叔叔已经把他拉到了律师这儿;家庭的因素也不容忽视;他的态度也和审判的进程息息相关,他不能脱离审判了;他自己也不经意地向熟人提到了审判,还带着些莫名其妙的满足感;其他人也不知道怎么知道了这件事。他和毕尔斯特娜小姐的关系似乎也随着审判而摇摆不定——总之,他几乎不再能选择去接受或拒绝审判;他身处其中,必须为自己辩护。他一旦松懈,事情就糟糕了。
然而,目前还不必过度焦虑。既然他有能力在不太长的时间里通过个人努力就奋斗到银行的高管职位,还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坐稳这个位置,那么现在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让他走到今天的能力稍微运用到这次的案子上去,这么做无疑会有好结果。最重要的是,如果要实现这个想法,就必须从一开始就拒绝任何自己可能有罪的想法,相信自己压根儿就没什么罪责可言。这场审判不过是一次重要的商业交易,就像他经常为银行达成的那样,这次的商业交易中也潜藏着各种危险,必须一一克服,这就是商业的规则。为了这个目的,当然不能触碰任何有罪的底线,而是要尽可能坚定和自身利益有关的想法。从这个角度来看,尽快取消对律师的委托不可避免,最好在这个晚上就从其中抽身。按照律师的说法,这么做虽然闻所未闻,还会令他非常反感。但K. 不能再忍下去了:尽管律师在案子上很努力,但可能正是由于他的这些努力,自己才遇到了这些障碍。一旦摆脱了律师,辩护书就得立即递上去,而且还要尽可能每天催促官员们审核它。要达到这个目的,让K. 像其他人一样坐在过道上,把他的帽子放在凳子下面是远远不够的。他本人、他拜托的那几位女士,以及别的传达消息的人,都得日复一日地去盯着那些官员,迫使他们在桌子前坐下来,研究K. 的辩护书,而不只是透过栅栏盯着过道发呆。这些努力都不能松懈,一切都要有组织、有监督,法院应该领教领教一个知道如何维护自身权利的被告。
然而即使K. 敢于做这一切,写辩护书也真的难住了他。早些时候,要是大约一个星期前,让他想到会有一天,自己得写出这么一份辩护书来,那一定十分羞耻;他甚至没有想到,写辩护书这件事也会这么困难。他记得有一天早上,当他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他突然把一切都放在了一边,拿出一个记事本,想勾勒出这样一份辩护书的初步轮廓,也许可以把它交给这位慢吞吞的律师处理,而就在这时,经理办公室的门打开了,副经理大笑着走进来。当时K. 非常尴尬,尽管副经理肯定不是因为K. 的辩护书而笑,他对此一无所知,而是因为他刚刚听到的一个关于证券交易所的笑话,但这个笑话需要画个草图才能理解,副经理在K. 的桌子上弯下腰,他从K. 的手里拿过铅笔,在K. 原本准备写辩护书的本子上画了起来。
今天K. 倒是不觉得尴尬了,辩护书必须得提交上去。如果他在办公室找不到时间写——这种情况当然很可能发生——那么他就得晚上在家写。如果连晚上的时间也不够,那他就得请假了。但是不能半途而废,不仅在商业上,就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这么做都是最不明智的。当然,写辩护书意味着一项几乎无休止的工作。即使不是容易焦虑的性格的人也很容易了解,要写完这份辩护书是不可能的。倒不是因为懒惰或狡诈这种阻碍律师写辩护书的缺点才导致K. 完不成这份辩护书。而是因为对现有指控甚至对其有可能延伸出的情况都不了解,这使得K. 必须回顾整个人生,在记忆中搜寻那些最细枝末节的行为和事件,通过书写把它们展现出来,并从各个方面再审查一番。做这样的工作是多么悲哀啊。它也许适合退休后再做,给自己变得幼稚的心找点事做,帮助它打发漫长的时光。但是现在,K. 需要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工作上,因为他还处于职业上升期,甚至已经对副经理产生了威胁,他每个小时都应集中注意力工作,在努力中看到时间飞逝,在短暂的夜晚中也应尽享欢愉。但现在他却得开始写这份辩护书。他不禁又思绪万千,陷入了抱怨之中。为了终结这些思绪,K. 几乎是不由自主地用手指摸索着摁下了通往接待室的电铃。当他按下电铃的同时,他抬头看了看钟。现在十一点了,已经过了两个小时了,这么一段漫长而宝贵的时间就这么在胡思乱想中浪费了,想到这一点,他自然比之前更郁闷了。然而时间也不能算白花了,他已经做出了可能很有价值的决定。下属们送来了各种信件,还带来了两位先生的名片,他们已经等了K. 很长时间了。他们是银行非常重要的客户,按理说根本不应该让他们等那么久。可他们为什么非得在这么一个不恰当的时间来?也许那些先生会在关着的门外问,为什么一向勤勉的K. 要在上班时间处理私人事务呢?K. 厌倦了之前自己的胡思乱想,也很厌烦接下来必须处理的业务。这么想着,K. 站了起来,打算迎接第一位客户。
他是一位身材矮小、性格开朗的先生,是K. 熟悉的工厂主。他对自己打扰了K. 的重要工作表示抱歉,而K. 也深感抱歉,竟然让他等了这么久。但K. 这道歉的话说得十分机械,语气也很虚假。如果工厂主不是完全沉浸在他的业务中,肯定会注意到这一点。但他没有注意到,而是匆匆忙忙地从所有的口袋里掏出了账单和表格,在K. 面前摊开来,逐条地解释,还改正了他在粗略检查时注意到的一个小的计算错误,提醒K. 大约一年前与他达成过一次类似的交易,顺便还提到,这次另一家银行愿意做出最大的牺牲来竞标这项业务,最后他终于沉默了下来,想听听K. 的意见。K. 一开始确实认真地听着工厂主的话,这桩重要的业务也占据了他的全部注意力,但不幸的是,没过多久他就听不下去了,开了小差,工厂主大声地感叹陈词,他也只是点了点头,最后连头也懒得点了,只盯着那俯在文件上方的光秃秃的脑袋,思考着,工厂主什么时候才能意识到,他说的这些都没用。当他终于沉默下来的时候,K. 首先真的认为,这是为了给自己机会,让他能说明他自己现在能力有限,不适合倾听他的话。然而,从工厂主紧张的眼神中,他遗憾地发现,这位显然只是准备好了应对K. 的反驳意见,这笔生意还得继续讨论下去。于是他像接到命令一样低下了头,开始在文件上慢慢地用铅笔画来画去,时不时在这里或那里停下笔,死盯着一个数字。工厂主以为他有意见;因为也许这些数字真的有些问题,也许它们也不是什么决定性的因素;但无论如何,工厂主用手遮住了文件,又朝K. 靠近了一些,重新开始从总体上介绍这项生意。“这很难。”K. 说完,抿起了嘴唇,无所适从地靠在了椅子扶手上,因为他唯一能掌握的文件现在被盖住了。当经理办公室的门打开时,他甚至只是稍微抬头看了看,副经理的身影似乎模模糊糊地出现在了门口,仿佛在一层纱帘后面。K. 也没多想他的来意,只是关注着他的出现所带来的即时效果,这让他非常高兴。因为工厂主立刻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急匆匆地走向副经理,K. 甚至希望他还能灵活十倍,因为他担心副经理又会突然消失。但这是无用的担心,两位先生见了面,握了手,就一起走向了K. 的办公桌。工厂主抱怨说,他觉得总监先生对业务不上心,随即指了指K. ,在副经理的注视下,K. 又弯下腰看起了文件。随后这两个人就靠在了K. 的桌子上,工厂主现在开始争取副经理的帮助,但对K. 来说,好像在他头顶,有两个身形非常巨大的人正在讨论怎么拿自己做交易。K. 小心翼翼地缓慢向上转动眼睛,试图了解自己头顶上发生的事情,他从桌子上拿起一份文件,也没看内容就把它放在展开的手掌上,随后他自己站了起来,把它也顺势举到了两位先生的面前。他这么做也没什么目的,只是觉得自己必须这样做,他觉得一旦他写完并提交了那份伟大的辩护书,他才能真正地感到全身轻松。但副经理正全神贯注于和工厂主的谈话,只是迅速瞥了一眼那份文件,甚至没看上面写了什么,因为对总监先生来说重要的东西,对他来说其实并不重要,他从K. 手中接过了文件,说:“谢谢,我已经知道了一切。”然后平静地把文件放回了桌上。K. 站在一旁苦涩地看着他。然而副经理却压根儿没注意到这一点,或者说,即使他注意到了,也只会借此寻个开心罢了。他在谈话中不时笑得前仰后合,有一次还机智地反驳了工厂主,令工厂主陷入了明显的尴尬,随后副经理立即通过自我反驳,解除了工厂主的尴尬境地,还邀请他到自己的办公室去,在那儿把这桩生意谈完。“这是件很重要的事,”他对工厂主说,“我完全能理解您。至于总监先生”——即使他说着这话,也只是面对着工厂主——“如果我们把这事从他手里接走,他一定不胜欢喜。这件事需要冷静思考。但他今天似乎已经筋疲力尽了,前厅里有些人已经等了他几个小时了。”K. 还算足够镇定,转过身去不理睬副经理,只是友好呆滞地冲着工厂主微笑了一下,除此之外,他根本不再去理会其他人。他把双手放在桌子上,身体微微前倾,就像一个站在桌子后面的伙计,看着这两位先生一边谈话,一边从桌子上拿起了文件,然后从办公室消失了。在门口,工厂主转过身来,说他现在还不会和K. 道别,一会儿还要向总监先生报告和副经理会谈的成果,而且他还有一件小事要告诉K. 。
K. 终于能一个人待着了。他再没心思招待其他客户,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外面的人都还以为他在和工厂主会谈呢,他们这样想真是让人高兴,这样的话,就没人会进来了,甚至下属也不会进来打扰他。他走到窗前,在窗台上坐了下来,用一只手抓住了窗户上的把手,看向窗外的广场。雪还在下,天也没有放晴。
他就这样坐了很久,不知道自己究竟在担心什么,只是不时地扭过头,有些不安地朝前厅的门看去,总觉得自己听到了声音,但其实什么都没有。由于没有人来,他又安静下来,走到了盥洗台前,用冷水洗了把脸,头脑清醒地回到了他在窗边的座位。现在看来,决定自己去辩护这件事比他原先设想的还要麻烦。由于他之前把辩护工作委托给了律师,他其实很少关心案子的情况;只是在远处冷眼旁观着审判,几乎不再直接去接触案子了;当他想起来的时候,就去关心一下案子的进展,要是他不高兴了,就随时抽身而出。而现在,他要是决定自己辩护,那就不得不完全任凭法院摆布——至少暂时得是这样。毕竟,要是案子能赢,之后他就彻底解脱了,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不得不暂时将自己置于比以往更大的危险之中。如果之前他对亲自辩护的事情还有疑虑,那么今天与副经理和工厂主的会面情况就足以让他下定决心不再犹疑。他怎么会坐在那里,仅仅是为了是否决定亲自辩护的事情,就精神恍惚吗?那之后又该怎么办呢?摆在他面前的将是什么样的日子啊!他又能否找到那条通往一切美好结局的路呢?难道缜密谨慎的辩护——不是一种辩护的话,自然也没什么用——难道缜密谨慎的辩护不意味着同时必须尽可能地排除一切其他事务,专心于此吗?他能顺利渡过难关吗?那他又怎么能一边在银行上班,一边成功运作这件事呢?毕竟,这也不仅是提交辩护书的问题,要是只涉及辩护书,申请一次假期应该也够了,尽管现在申请假期要冒很大的风险;但说白了这涉及审判的全部过程,到底要持续多久谁也不知道。K. 的职业生涯怎么就突如其来地遇到了这么大的一个障碍!
而现在他还得继续为银行工作吗?他看了看办公桌。——难道他现在还要接待客户,和他们谈生意吗?针对他的审判还在继续进行,阁楼上的法官们还在研究他案子的文件,他却还得操心银行的业务?这难道不像是一场得到法院批准的酷刑吗?和审判相关,又在他的生活中如影随形。而银行的人在评判他的工作时,会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吗?不会的,没有人会这样做。他的审判并非完全不为人所知。当然他也不清楚谁知道这件事,以及究竟知道多少。只能希望这件事还没传到副经理那里,否则谁都能看出来,他既不会顾及同事关系,也不会在乎人情往来,他会好好利用这件事来对付K. 。而经理呢?当然,他对K. 的态度是好的,他一旦得知审判的消息,可能会尽力减轻一些K. 的负担。但是经理的好意肯定也行不通,因为随着K. 迄今形成的抗衡力量的减弱,他越来越受副经理的牵制,而副经理也会利用经理不佳的精神状态来趁机扩张自己的权力。那么,K. 还有什么希望呢?也许就是因为他这么思前想后,才削弱了他的抗争能力,不过无论如何,也不能自欺欺人,还是要趁现在搞清楚所有的状况。
K. 打开了窗户,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也许只是为了暂时逃避他的办公桌。窗户很难打开,他不得不用两只手去转动手柄。然后,混合着烟尘的雾气通过敞开的宽大窗户飘进了房间,整个房间里充满了淡淡的焦煳味儿。几片雪花也被吹了进来。“真是令人厌恶的秋天啊。”K. 身后传来工厂主的声音,他从副经理那儿出来了,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走进了K. 的办公室。K. 点了点头,有些不安地看着工厂主的公文包,觉得他现在可能会从里面拿出文件,告诉K. 他与副经理会谈的结果。但是,工厂主却顺着K. 的目光看去,只是拍了拍自己的公文包,没有打开,说:“您也想知道结果吧,我几乎已经把交易合同装入囊中了。你们副经理真是个有魅力的家伙,但也绝不是人畜无害的好人。”工厂主笑了起来,握住了K. 的手,也想让他笑起来。但K. 现在觉得很迷惑,为什么工厂主不给他看文件呢,他觉得工厂主的这番话也没什么好笑的。“总监先生,”工厂主说,“我想您今天也是受到了这鬼天气的影响吧?您今天看起来很有些沉闷。”“是的,”K. 用手摁着太阳穴说,“头疼,家里的烦心事。”“真是的,”工厂主说,他是个急性子,从来没法儿安静地听人说话,“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背的债。”K. 不由自主地朝门口走了一步,似乎想把工厂主送出去。但后者却说:“总监先生,我还有一个小消息要告诉您。我很担心今天告诉您会加重您的负担,但我之前已经来过您这儿两次了,都忘了跟您说这件事。可如果我再拖着不提,以后可能也没有提的必要了。这样未免可惜,说到底,这消息也许并不是全无价值。”K. 还没来得及回答,工厂主就走到他近前,用指节轻轻地敲了敲他的胸口,低声说,“您现在在打官司,对吗?”K. 往后退了一步,惊呼道:“是副经理告诉您的!”“哦,不是,”工厂主说,“副经理怎么会知道呢?”“那您是怎么知道的?”K. 又问道,但冷静了一些。“我时不时能听到一些法院的消息,”工厂主说,“我要告诉您的消息就是这么来的。”“怎么这么多人都和法院有联系!”K. 垂着头说,又把工厂主领回了办公桌前。他们又像之前那样坐了下来,工厂主说:“我能告诉您的恐怕不多。但在这种事情上,一丝一毫的细节也不应放过。再说,我也很希望能帮到您,虽然我的帮助也微不足道。我们一直以来都是生意上的好伙伴,不是吗?那么现在我也该为您做些什么。”K. 想为他在今天会议上的行为道歉,但工厂主没给K. 任何打断他的机会,他把公文包拿高,夹在腋下,显得他很着急,然后继续说:“我通过一位叫蒂托雷利的先生才知道您审判的事。他是一个画家,蒂托雷利只是他的化名,我甚至不知道他的真名。这些年来,他总是时不时地来我办公室,给我带一些小幅绘画,收下画以后我总是给他一些艺术赞助——他简直像个乞丐。顺便说一下,那些画都很好看,是荒原风景之类的。这种卖画的方法我们俩都习惯了——总是进行得很顺利。但有段时间他来得实在太频繁了,我就责备了他,我们聊了起来,我对他如何单靠绘画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很感兴趣,这才惊讶地得知,他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肖像画。他说,他为法院工作。我问他哪个法院。于是他就告诉了我法庭的一些事。我想您也能想象得到,我对这些事有多么惊讶。从那时起,他每次来的时候,都会给我讲一些关于法院里的新鲜事,这样,我对这些事也有了一些了解。然而,蒂托雷利实在过于喋喋不休,我经常不得不让他闭嘴,倒不仅是因为他肯定在撒谎,主要是因为像我这样一个商人,在自己的生意都快做不下去的情况下,哪还有心思对别人的事情太过关心呢。不过,这也只是随便说说而已。我觉得,也许蒂托雷利能帮您些什么;他认识许多法官,即使他本身没什么影响力,但他也许能给您提提建议,比如怎么和这些有影响力的人打交道。虽然这些建议本身并不重要,但是,在我看来,您没准儿可以好好利用它们。毕竟,您和一位律师也差不多了。我总是说,K. 总监简直就是个律师。所以,我其实也不担心您的案子。那您要去见见蒂托雷利吗?有我的推荐,相信他一定会尽他所能。我倒是觉得您应该去一趟。当然不一定是今天,找个您有空的时间就行。但我还要说的是,我给您提这个建议,也不是说您就非得去找蒂托雷利不可。不,如果您觉得您不需要蒂托雷利,那当然最好别把他牵扯进来。也许您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计划,那蒂托雷利反而会干扰它。要是在这种情况下,您千万别去!对您来说,要去找这样一个家伙寻求建议,一定也不太容易。好吧,您还是自己决定吧。这是我的推荐信,这是他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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