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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国风水的渊源流派
书名： 中国风水知识全知道 作者： 陈泰先编著 本章字数： 9526 更新时间： 2025-04-09 14:16:18

中国风水源渊流长，可以追溯到距今3万年前“山顶洞人”的“阴宅”和“阳宅”。可以说，这段史前时期是中国风水的萌芽期。随后，在先秦时期和秦汉时期得以发展，并在隋唐时期成熟起来。此后，中国风水家们便开始分化为不同的派别。

1.中国风水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

在距今200万年前，整个地球进入了罕见的“冰河时期”，四处天寒地冻，加上喜马拉雅山隆起，与其邻近的昆仑山也受到波及，不仅水源的获得越来越难，有些地方甚至还成了沙漠地带，草木、动物逐渐减少……整个地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猿人面临着生存危机，他们所需要的食物、水源严重不足，不得不离开昆仑山这块祖地，由昆仑山迁移到中国境内的猿人又分两路：

“南路”由扬子江(长江流域)顺流而下，抵四川，东阻于三峡，不得至湖北，北阻于秦岭，不得至陕西，乃盘踞扬子江上流，滋生繁盛，是为异日巴蜀二国之前身。

“北路”沿黄河而下，抵甘肃、陕西，自此顺流而下，一泻千里旷野，一望无际，适于人类之生存。(引自《中国文化之发源地》)

迁移到内地的这群猿人生活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成为中华民族的祖先。

中国各地的考古表明，原始人类聚落遗址大多数位于较高处的洞穴中，这证明我们的先人长期生活在“高”处，择“高”洞居是中国先人顺应自然并利用环境的风水经验。下面以北京周口店考古发掘的四处古人原始遗址为例，加以说明。

1929年，中国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在周口店龙骨山山洞中发现了一具完整的头盖骨，这就是“北京猿人”(简称“北京人”)遗址。这一发现把最早的人类化石历史从距今不到10万年推至距今50万年，轰动了国际学术界。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北京猿人头盖骨神秘失踪，至今下落不明。1966年，在同一地点科学家又发现了两片五十多万年前古猿人额骨和1片枕骨，这是人们知道下落的唯一的北京猿人头盖骨。

1930年，裴文中又在“北京猿人”遗址的上层洞穴，即第4号发掘地，又发现一个原始人洞穴，这是周口店地区继“北京猿人”洞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考古专家们紧接着确认了该洞穴是一个集“阴宅”、“阳宅”于一体的3万年前的“山顶洞人”遗址。举世著名的“山顶洞”分为洞口、上室、下室和下窨四部分。洞口向北，高约4米，下宽约5米。上室在洞穴的东半部，南北宽约8米，东西长约14米。在洞中地面发现一堆灰烬，底部的石钟乳层面和洞壁的一部分被烧炙，说明上室是山顶洞人居住的地方。在上室地层中发现有婴儿头骨碎片、骨针、装饰品和少量石器。下室在洞穴的西半部稍低处，深约8米，发现有3具完整的人头骨和一些躯干骨，人骨周围散布有赤铁矿的粉末及一些随葬品，说明下室是葬地。下窨在下室底处，是一条南北长3米、东西宽约1米的裂带，这里有许多坠落进这个天然的“陷阱”中的完整的动物骨架，可见下窨是山顶洞人防止动物侵袭的天然屏障。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黄万波专家发现了两件珍贵的(在周口店第四号地点出土的)山顶洞人磨制的骨管。初步推断，这两件骨管应该是祭祀品。这两件磨制骨管的发现，进一步提供了比“北京猿人”晚至少15万年的“山顶洞人”的活动范围。

在距“北京猿人”遗址第一地点约70米处的山洞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周口店“新洞人”遗址，1973年正式发掘。遗址中不仅发现了40余种哺乳动物化石，较厚的灰烬层，以及被火烧过的石块、石器、骨头和一颗朴树子，还发现了一颗为左上第一臼齿的人牙，据此将这一时期居住的人类命名为“新洞人”。新洞人生活在距今约10万年前，晚于北京人，但早于山顶洞人。

在周口店遗址区西南6公里处，2001年6月田园林场工作人员在此发现许多化石，考古专家为此定名为“田园洞人”遗址。2003年6月，在田园洞穴地层中出土了人类的遗骸，这些人类化石在形态上属解剖学上现代的智人。2007年4月，中外科学家完成了对北京周口店遗址田园洞人类化石的研究，测定结果这是距今42万～385万年前早期现代人化石，也是迄今为止在欧亚大陆东部所测出的最早的现代型人类遗骸。

这些考古事实向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中国北京自古及今都是人们生存、发展的“风水宝地”。从50万年前开始，在北京周口店这个地方就居住过“北京猿人”、“新洞人”、“山顶洞人”、“田园洞人”，直到今天，北京仍然是繁荣的国际大都市。

中国人后来积累的风水断语反映出中国原始人遗址所具有的优势：

《雪心赋》：“穴高而易发……平中得一‘突’(高地)，为奇。”

《管氏地理指蒙》：“欲高而不欲危。”

《管氏地理指蒙》：“土愈高，其气愈厚!”

《管子·枢言》：“有气则生，无气则死。”

《黄帝宅经》：“地沃，苗茂盛；宅吉，人兴隆。”

中国原始人遗址除具有高而不危的自然条件外，还具备一些精神的或超自然的威力，从而能把游徙不定的原始人群吸引到此进行情感交流。例如：

考古学家发现中国的山顶洞人都是将死者头颅朝西方安葬，并在死者身上撒上红色粉末。这就可以看出，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除具有动物性需求外，已有了人类所独有的特殊的精神信仰，这就是山顶洞人尤其关心死者的安葬问题，并且希望死者“再生”。这种原始的信仰，促使游徙不定的古人必须寻求一个固定的聚会地点，以追祭死者，进而使他们建立了永久性的人工化的聚集地——村落。

中国人在“慎终追远”、“崇拜祖先”的信仰影响下，将上述风水经验“推己及祖”，正如《礼记》所说：“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于是，当其祖先去世后，找坟地安葬时，必然相土察地，认为唯有祖先长眠于“吉地”，才会福佑后世子孙。

根据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的观点，在旧石器时代，首先获得永久性所在地的是死去的人。

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中写道：

一个墓穴，或以石冢为标记的坟丘，或是一处集体安葬的古冢。这些东西便成为地面上显而易见的人工目标，活着的人会时常回到这些安葬地点来，表达对祖先的怀念，或是抚慰他们的灵魂。虽然当时的采集和狩猎的生产方式不易形成固定地点上的永久性居住，但至少死去的人可以享受到这种特权。

这就是说，远在活人定居以前，死人就已经先有“聚落”了。这种死人“聚落”对活人的安抚功能，大约和农业发明以及实际生活需要一样，有力地推动了人类永久性聚落的形成。

这么说来，人类聚落的发生次序应该是先有“阴宅”，后有“阳宅”。但是在考古学上尚没有实物来证实这一点。

不管是先有阴宅，还是先有阳宅，总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这两者一直处于共存状态，大凡有坟墓的地方，就有聚落；而聚落附近也一定有坟墓。所以，“相宅”与“相墓”之间是相互联系和影响的关系。

从原始人类遗址的情况来看，中国祖先在顺应自然环境的同时，也在积极摸索生存和发展的优良条件。

当代考古学家在中国已发掘的距今约5000～6000年前仰韶文化的遗址群，其中以陕西省为最多，是仰韶文化的中心。仰韶文化的名称来源于其第一个发掘地——河南省渑池仰韶村。仰韶文化遗址已发掘出的农作物有栗和黍，家畜主要是猪和狗，生产工具以较发达的磨制石器为主，如石斧、石铲、磨盘等，除此之外还有骨制的渔钩、渔叉、箭头等。在距今6000年前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遗址里挖出了大量稻谷，这些出土的文明遗址都说明，自从人们学会了农耕，生存就开始有了一定的保障了。

根据史籍记载，中华民族文明进入农业形态，先人就居住在“半穴”和“干栏屋”。从距今约6800～6300年陕西的“半坡村人”遗址和山东出土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就可以看出那时的“半穴居”住房模样，人工造穴，穴的深度不足一米，比以前的穴居深度浅了，在穴的地面上方，用树枝编围成半米高的草棚，再用草茎泥和白灰填塞草棚缝隙，并开一扇门，以便进出，在草棚下挖一个浅坑即穴，坑底铺设草泥土或胶泥，便于防潮和睡眠。这种住宅的舒适度，远远超过先前深入岩洞或泥土的“穴居”生活。

“半坡村”原始人住房复原图

“半坡村人”遗址是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群之一，因位于陕西省西安半坡村而得名。半坡村的原始人是定居的，以氏族或部落为单位，建立村落。半坡村遗址总面积有一万多平方米，由居住区、制陶作坊区和公共墓地三部分组成。仅居住区就发现房屋46座，从发掘资料看，当时的建筑技术已经有了相当高的水平。居住区有壕沟围绕，以防野兽侵害。半地下式的房屋呈方形或圆形。居住区中央有长方形大屋，可能是氏族集体活动的场所。

位于浐河右岸台阶的“半坡村”遗址人死后埋入公共墓地，随葬品常有陶器及骨珠等。遗址有两座同性合葬墓，分别埋着两个男子和四个女子，一般认为是母系氏族社会的葬俗。死亡儿童埋在居住区，多采用瓮棺葬。一座女孩土坑墓中随葬晶精致丰富，表明当时对女孩的爱重。

半坡村遗址显示出北方地理环境和居住特色，而中国南方地理环境和居住特点如何?根据考古学家研究，距今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南方长江流域一带，就出现了大量“干栏屋”。在距今6000年前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遗址里就有“干栏屋”的住宅:把多根大树干埋入地下作支架，支架上盖草，“干栏屋”选在背山面水、风光明媚的地方。在中国长江流域以南，高温、多雨又潮湿，这种“干栏屋”的住宅很适用。对此，《太平御览》称：

今南方“巢居”，北方人“穴处”，古之遗俗也!

位于浐河右岸台阶的“半坡村”遗址

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的发源地位于河流岸边的台地或者右岸凸地或在两河汇流处较高而平坦的地方，其奥妙在于这里的风水好。考古学家们在中国境内已经发现了许多人类聚落遗址位于河岸台阶凸地上，像中国台湾嘉义县大埔遗址，就位于曾文溪上游的河岸台阶凸地；台中县庄后村遗址，则位于大甲溪岸台阶地上；台湾彰化县牛埔遗址，位于猫罗溪台阶地上，包括石碑里遗址、进芬村遗址等，这些遗址宝地都发源于河岸台地。又如：仰韶文化遗址群最明显的风水特征是，遗址一般在河流两岸经长期侵蚀而形成的台地上，或在两河汇流处较高而平坦的地方，并且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围合形式的建筑。如临潼姜寨的村落遗址，约有100多座房屋，分为5组围成一圈，四周有壕沟环绕，反映出当时已经有较严谨的围合建筑。再如，6000年前西安半坡村人发现了渭水支流——沪河河床的台阶凸地利于生存和发展，于是在这里建立了家园。半坡村的遗址背对关中平原上的白鹿原，面向浐河，这里土地肥沃，有利于农业、畜牧，取水和交通便利，极适合生存，所以，6000年前的半坡村人来到浐河的台阶凸地建立起农业部落。

河岸台地是怎样成为风水宝地的呢?在正常情况下，水大多是在深凹的河道流动，河床两旁因没有河水流动，又受到长期的风吹日晒，就逐渐形成干涸的沙滩，上面生长着疏密不均的植物群，地质学称此为“沙漫滩”。我们就直称其为“河岸台阶凸地”。虽然河岸台阶凸地，平时没有河水流经，但每逢雨季来临或洪水泛滥时，整个河道，包括河床，就会被大水淹没，因遭洪水淹没的原来“河床”即时变为“河槽”，两旁又形成了地势较高的“台阶凸地”，甚至再往上，还有地势更高的上层台阶凸地，依次为二阶、三阶……

“半坡村”河阶台地剖面图

这种地势上的差异，致使河水流动的速度不一致。通常，中央河床的水流速度最快，两旁地势较高的河水的流动速度较慢。流速快的水搬运泥沙的能力强，河中央泥沙淤积就少，而流速慢的水搬运泥沙的能力较弱，水流慢的岸边就容易造成泥沙淤积。所以，一般河流两旁的岸边台地，就因洪水泛滥时泥沙不断沉积而逐渐升高，等到洪水过后，洪水消退，该处的土壤肥沃，有利于农牧业和生活，用水又十分方便，于是就成为一处“风水宝地”。

虽然半坡村原始人有了广大的良田可用，但是，在河岸台阶凸地上营建住宅，面对传统风水上的宜忌，他们又是如何解决的呢?为防患寒冷的北风侵袭，半坡村原始人就将所有房屋背依地势高大的白鹿原；为取得更多日照，每户房屋都面向南方；屋的前面邻着浐河，用水便利；为防雨季洪水之患，就将房屋建筑在浐河右岸的较高的二阶和三阶的台地上，这种相对高度，就能避免洪水来袭，进一步体现出中国先人敬畏自然环境的意识。这就形成了“藏风聚气，万物欣盛”的风水效果。在古代，白鹿原上生长着茂密的树木，浐河里流着清澈的水。半坡村原始人在这里生活和生产，安居乐业。

半坡村遗址蕴藏着如此多的居住风水法则，比如：

选择靠近江河湖泊等“得水”之地居住生产；

选择较高处安家，不在低洼地带营建住宅；

不要“草木不生”地，后来的《阳宅十书》告诫我们：“不居草木不生地”；

选择“向阳”之地，不居背阳向阴的地方。

种在向“阳”山坡的作物通常长得茂盛，不容易生病虫害，产量高，而长在向“阴”的植物稀少瘦弱，照顾起来费工夫。《管子》记录：“神农氏作，树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向阳”山坡的居民在财富、文化程度上明显优于“向阴”山坡的居民。

这些就是我们的祖先为了与环境和谐共处，所总结出的利于生存和发展的“风水”经验。

大约公元前2600—2100年，中国境内频繁地发生了大地震、大洪水，灾情严重!《竹书纪年》记载：

黄帝一百年，地裂!

《淮南子》叙述了这个时期的大地震情况：

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滥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

这次大地震，更引起火山爆发与大海啸!到了尧、舜、禹期间，中国境内又接连发生洪水，造成历史上最大的“洪灾”。据《史记》记载：

帝尧之时，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

《淮南子》记录：

舜之时，共工氏振滔洪水，以薄空桑。

《庄子》则说：

禹之时，十年九潦(大水)!

从上文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地震和洪水肯定使房屋倒塌，造成人畜伤亡严重。

面对自然灾难，中国人文祖先——黄帝不得不作“合宫”，《史记》形容了这种“合宫”：

水环宫垣，上有楼，从西南入。

黄帝在湖中高丘上建造住宅而居，这是由防患洪水、地震衍伸而来的生存风水经验。中国先人的这种忧患意识和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逐渐形成了择“高”而居的风水观。

大禹治水后，“择高而居”的风水观对后世影响很大。这一风水法则指出，“定都建邑……之地，最好选择高地。考古学家们发掘出的许多人类遗址就位于高处之地，而今日人口稠密的城镇，大多分布在相对高度较高的地方。位于浙江省会稽山的大禹陵，据考察，也是一处高地基的环境。据传，这是由大禹亲自挑选的。

五千年来，视“高地”为家居最佳用地的事实，让中国人一致认为“土高处”就是一处好风水，并影响后世“风水”理论的发展方向，所以，古代风水文献和风水师千篇一律地称赞“高”处的优点如下：

《玉镜》：“坐局(地基)宜平，宜高厚，人财并显称英雄。”

《相宅经篡》：“平地浩荡之中，则以独‘高’者为贵，以独‘高’者为吉气所钟!”

《青乌绪言》：“平地取突，‘突’中有旺气故也。”

清朝风水名师王思山，则描述得更具体，他说：“地基原用后头高……土增九寸最为良；七寸五寸盛家业，务要前后气相承，不可太高太低沉。”

2.先秦时期的风水术

从公元前17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商朝统治中国600多年中，曾七次“迁都”。商朝时期的风水法则，最有名的莫过于在河流环抱“凸岸”处建住宅和“卜宅”。考古学家在安阳小屯村一带发现了商朝后期都城遗址，人们称为“殷墟”，刚好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洹河凸岸。据战国时魏国史书《竹书纪年》载：“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自盘庚迁都于此，到纣王(帝辛)灭亡，整个商代后期以此为国都，共经八代十二个帝王，所以商朝又称作殷商，或者殷朝。

怎样理解“凸岸”与“凹岸”?任何一条河流，即使它两岸组成的物质(如泥沙)相对均匀，但是在地球自转力的长期作用下，流水也会使河道弯曲起来，流水除了因重力而向下流动以外，还会向与河道相垂直的横向流动，使岸边发生淤积，形成“凸岸”。简单地说，流动的河水受地球自转力的影响，出现北半球向左、南半球向右偏转自然力，于是形成弯曲似蛇绕的河道，这时，在弯曲河流的内环区，一般人就叫“凸岸”，古书上称为“油位”，而外环区则称“凹岸”。

自古以来，流水环抱的“凸岸”就是建都、安宅的风水宝地。一方面，当河流转弯时，由于水流的“物理惯性”和“向心力”，靠近内环区的“凸岸”河水因流速变慢，造成流水搬运泥沙的力量减弱，于是大量泥沙逐渐沉积，内环区形成了土壤肥沃的大片平地，“凸岸”和“冲积扇平原”一样，含有丰富的人类与动植物所需要的氮、磷、钾、钙、碘等元素，在此地生活和生产，久而久之，繁荣昌盛，给人们带来可观的财富和幸福。

另一方面，中国风水认为，“龙气遇水则止”，常在河流环抱处“龙气”“止息结穴”，使这里聚集了大量蓬勃吉气，尤其是宅地面对呈“玉带环腰”状流水，则该处“生气”更为兴旺蓬勃。古书对此有相当多的称赞，《水龙经》称：“之元屈曲应门前，富贵两兼全!……一水湾环抱，此地多财宝!”《雪心赋》指出：“发福悠长，水缠玄武。”《管氏地理指蒙》则说：“抱如玉带围腰，悠扬而停憩……”这些风水妙语，都是风水家对河流“凸岸”的赞赏。

在河流弯曲地段，水流的横向流动极为明显，当水流从较直的一段转向弯曲的一段时，尽量保持自己原来的流动方向，在离心力的作用下，直逼凹进去的一岸——凹岸(它的对面称为凸岸)，使河道变陡，由水面沿着凹岸陡坡向河底流动，又从河底流到凸岸，水流上升到水面形成横向环流。凹岸是受水流顶冲的地方，这里的水流开始下降，河床极深，促使水流速度加快，有较大挟沙搬运能力，不仅水中泥沙不易沉积，而且流水还侵蚀、冲刷凹岸，泥沙被水流冲刷走了，河岸变得更加陡峭，而且随着岁月流逝不断后退，使凹岸土地面积逐渐缩小，在这种情况下，住在凹岸的人们，由于水流速度快，不仅取用水源不便，而且所建的房屋与坟墓地基因遭河水侵蚀，也呈现出不稳固的现象，若在干旱季节，河水枯竭时观看，整座房屋与坟墓就好像立于“危崖”之上，险象环生，心理不安。所以，在河流“凹岸”，一般不适宜建筑住宅或坟墓，特别是在洪水泛滥时期，常常会有被洪水冲毁的危险。除非离凹岸有一定的距离，而且地基底岩层相当坚硬，抗侵蚀强度大，才能在短期内不会受到威胁。所以说，凸岸与凹岸相比，凸岸更安全。

根据先民摸索出的“河流的凸岸地适宜建筑住宅或坟墓”而“凹岸不适宜建筑住宅或坟墓”风水准则，再结合历史地理资料，考古工作者对河道尤其是古河道进行抢救性的考古发掘时，就能进一步推测河道哪一块区域可能存在古代遗址或者坟墓。

“卜宅”风水术是商朝人发明的，他们按照先人积累的风水经验先选好住地，再以占卜方式决定适合与否。商朝人无事不“卜”，生活中许多大大小小待决的事情，包括住屋的兴建，都求助神秘“卜筮”，占卜是古代决策的一大法宝。从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发现了大量的择地“卜辞”，即为明证。甲骨文中的占宅卜辞有：

①庚午卜，丙贞：王勿作邑在口，兹帝诺。

(君王，请勿建“都邑”在“口”这个地方，如此，才是符合上天的旨意。)

②壬寅卜，谷贞：我作邑?

(我选择此处兴建城邑，可以吗?)

③乙卯卜，争贞：王作邑?帝诺?我从，之唐。

(君王选择此地作为都城，不知上天意如何?请明示，我将竭诚遵守。)

④辛卯卜，谷贞：基方作郭，其诺。

(在“基方”这位置兴建城郭，是否可以?)

⑤壳贞：作大邑于唐土。

(占卜显示，在“唐土”这地方，建立城邑是可以的。)

以上关于营建的“卜筮”，如果占卜结果是正面的，表示参与占卜的“住地”是可以使用的；反之，不宜大兴土木建屋筑城，否则，将发生种种不吉利的祸事。

商朝人在“相地”之后，接着用“卜宅”术进一步测评所相中的客观自然环境的吉凶，这充分体现了商朝人继承了原始人敬畏客观环境的信仰，并在此前提下，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力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违背“天”意，将要遭到自然的惩罚或者重大灾难。

这种利用“卜筮”来“择地”的决策，始于商朝，周承商制，周朝人的迁都、择地过程，依据历史学家证实，所需择地的后选地都是以“先相后卜”的方法决定的。

(1)公刘相“幽”地

公刘是周朝“发迹起源”的关键人物，也是中国风水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为周家后代的“兴旺富强”作出了巨大贡献。

《史记·周本纪》记载：“公刘立……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渡渭(河)，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归焉，周道自此始兴。”

“公刘”是周族人的始祖后稷的后代，他是一位善于利用地理环境的决策者，他深知好的地理环境，如同长在肥沃地上的草木一样，会使族群兴旺起来。《诗经·大雅·生民》叙述了后稷带领周族人安家于“邰”(今陕西省武功县内)，在那里生产和生活。后来，公刘率领周族群离开了“邰”地，寻找风水更好的地方发展，他终于相中渭水流域的“豳”(今陕西旬邑县内)，于是迁都至此，开辟窑洞居住，垦荒生产，为周的日益兴盛奠定了基础。

《诗经·公刘》对此记载：

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陟则在屿，复降在原。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浦原，乃陟南冈，乃观于京……

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徽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

这首诗歌描绘了周公刘相土尝水，观察山川，相其阴阳，迁居到“豳”，建设家园，又率领其族人垦地耕田的场景。从上文的描述中，我们仿佛看见公刘对“择地”风水操作的高超技术，他为了“胥”原即相地，时而“陟屿”，时而“瞻原”，时而“陟冈”，时而“逝泉”，时而“观京”，时而“相其阴阳”，时而“观其流泉”，其过程类似于后世堪舆家们的相地四部曲——觅龙、察砂、观水、点穴。

周人继承商朝人的“相地卜宅”经验，先选好宅地，再以占卜方式取舍。公刘把族人迁到“豳”地后，在“地灵人杰”风水效应下，果然族群日益繁荣昌盛。周民在该地居住了很长一段的时间，直到古公亶父出世，因时空环境的变化和戎狄的侵扰，不得已才进行第三次迁都。

(2)古公亶父卜“周原”

古公亶父是公刘的后代、周文王的祖父，他带领周族人迁居于岐山之下的周原，这是周人第四次迁都。古公亶父还领导族人建筑房屋、寨堡和神庙，使周族人不再在窑洞居住了，彻底改善了人们的居住环境。

《诗经·绵》对此记述如下：

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原朗朗，堇茶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日止日时，“筑室于兹”!

文中清楚记载，古公亶父为找“新都”之地，从西方的“水浒”走到“岐”地，并在“周原”的地方，发现一处藏风聚气、山环水抱的宝地，为求慎重，于是利用火烧龟甲的占法(“爰契我‘龟’”)来进行“占卜”。占卜结果得到“肯定”的答案，于是古公亶父立即在周原建立城邑，筑室于兹。在《诗经)中，把“相宅相地”叫“胥宇”，“胥”的意思就是审视、相看。“胥宇”是相宅相地决策，是关于在何地营建的理性抉择。

(3)周武王卜“镐京”

周族的都城，由古公亶父建立在岐山后，经过漫长岁月，周族更加强盛，具备了灭商的实力；到了周武王继位，他又把都城迁往“镐京”。《诗经·大雅》曰：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

这就明显看出，周武王迁到“镐京”，就是用“龟占”法决策的。

(4)召公与周公卜“洛邑”

这个“卜宅”史实，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由周朝大政治家周公(周文王之子，名旦)领导太保寻找营建城邑的“吉地”。《史记·周本纪》记录“成王，使周公卜居”，就是描述这段史实的。此外，《尚书·召诰》记载：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唯丙午出，越三日，太保朝至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

意思是说，周成王在二月二十一日早晨，自镐京来到丰地。周公派太保召公先行到洛邑相地，到下月初太保又来到洛邑，占卜得吉，并开始营建洛邑。

读者从上文“太保先周公相宅”一句，再次看出，周朝兴建城邑的程序必定是先“相宅”，而后再“卜宅”，这个主观符合客观的过程，是固定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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