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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1982年11月至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时期02
书名： 苏联解体往事 作者： 园晟 本章字数： 13262 更新时间： 2024-04-30 11:58:04

1961年，利加乔夫被调到莫斯科工作。当时，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设置“俄罗斯局”，负责领导俄罗斯联邦的党务工作。中组部从各地抽调干部来到莫斯科，进入俄罗斯局工作。利加乔夫便是其中之一。他在这里工作了四年，先是当了两年多的宣传部副部长，后来又当了组织部副部长，再后来，他就不想干了。不想干的原因是：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上台执政，改革的萌芽惨遭扼杀，保守的气氛普遍回流。

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新领袖把赫鲁晓夫提拔到首都的干部陆续赶回了老少边穷地区，又把很多被赫鲁晓夫发配到老少边穷地区工作的同志们调回了首都。这种“从哪来回哪去”轮到利加乔夫是早晚的事。与其被人赶走，不如主动调走。1965年10月，利加乔夫向自己的直接上级、中央组织部长卡皮托诺夫写了请调报告，要求离开莫斯科，去地方上工作，请他转呈勃列日涅夫批示。

一个月后，勃列日涅夫找利加乔夫谈话，任命他担任托木斯克州的州委第一书记。利加乔夫高兴地答应了。托木斯克州是与利加乔夫家乡新西伯利亚州北面相邻的州。利加乔夫很熟悉那里的气候地理条件。虽说这个州比自己的家乡州落后，比起苏联欧洲地区更是落后很多，利加乔夫的心情依然是愉悦的。这是他第一次独当一面主持一个州的工作。这一年，他45岁，有充足的精力和充裕的时间带领这个州的人民战天斗地。

托木斯克州气候地理条件恶劣，早在帝俄时期就是政治犯和其他重刑犯的流放地，十二月党人、波兰起义者、民意党人和布尔什维克都被流放过来这里。斯大林本人就被流放到过托木斯克州，后来逃跑了。坐江山以后，斯大林觉得这是一个很适合流放的地方，于是在这里选了两个地方建劳改营，一个在科尔帕舍沃、另一个在纳雷姆。

靠劳改营经济支撑起来的城市是不道义的。赫鲁晓夫上台后陆续关闭劳改营，让失去自由的人们回家。于是，一些东部偏远地区的城市出现劳动力短缺和经济停滞。托木斯克也不例外。1965年的托木斯克州在各方面的情况都很不好，连条像样的公路都没有，铁路更是为零，现代建筑业还处于萌芽状态，农业方面是出了名的缺粮州。

利加乔夫上任时了解到，前任州委第一书记面对这些情况写了一个计划给中央，要求撤销托木斯克州的行政区划，合并至邻近的、经济条件好一些的新西伯利亚州或者克麦罗沃州。一切都是那么令人垂头丧气，一切都是那么困难重重，看不到希望。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利加乔夫同志就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他要把托木斯克州换一个新天。

托木斯克州的落后反映的是典型的西伯利亚问题。斯大林开发西伯利亚的办法是搞劳改营经济，时不时再来一场民族迁徙。赫鲁晓夫没有开发西伯利亚的系统办法，只是不断派出勘探队去找西伯利亚找矿产资源。勃列日涅夫开发西伯利亚的办法是将国防工业的企业东迁，铺铁路、修机场。在矿区建工厂，再建城市。

利加乔夫很好地顺应了这个时势，想了个发展托木斯克州的办法。1965年11月上任之后，他发现托木斯克州有个“大户”——负责原子能工业的中型机器制造部刚刚派遣了一支建筑工程队伍到托木斯克。这个工程的负责人是一名将军，直接对莫斯科负责。中央任命这位将军在州党委兼任常务委员，以协调地方关系，争取州里对这个秘密工程的支持。

在苏联，从来都是重工业挤占轻工业和农业的资源，绝少有重工业往外拿资源的情况。利加乔夫反其道而行之，决定“吃大户”。他把将军找来自己的办公室谈话，想请将军拿出一部分资金和原料来满足州里的建设需要。将军得知利加乔夫这个反传统的要求后断然拒绝。利加乔夫抛下狠话，提醒对方别忘了州委常委的身份，暗示对方：州委第一书记可以开除他的党籍。

将军完全不把利加乔夫的话当回事。托木斯克州委第一书记不像发达地区的政治经济大州第一书记那样担任中央委员，此刻的利加乔夫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利加乔夫见对方置若罔闻，摆出一副“光脚不怕穿鞋”的架势，直接打电话给中型机器制造部部长，告知对方希望得到军工部门经济支援。中型机器制造部隶属“军事工业委员会”，独立于部长会议之外，它的部长在党内和军内有着很高的地位。对比之下，利加乔夫分量很轻，话语权并不多。

不屈不挠的利加乔夫看似毫无胜算，却还是成功了。一周之后，中型机器制造部更换了托木斯克州军工企业的负责人。新来的将军十分配合利加乔夫的工作，在后来的十几年里先后拿出几亿卢布来支持州里的经济，建立了大型奶制品生产综合体、大型养禽场、温室种植联合企业，兴办高等教育，建立起一座科学城，还建成了大型石油化学联合企业。

利加乔夫意识到光搞经济建设是不够的，还要搞精神文明建设，除了兴办高等教育，建设科学城和科研所以外，从1966年开始，托木斯克州党委每年都邀请国内发达地区、军界和外交界的高级文化、文艺团体来托木斯克举办艺术节。让一半是流放者和刑事犯的后代，另一半是渔牧耕樵的农民群体的托木斯克居民日益增强对科学知识和文化艺术的尊重与追求。州内国民素质大幅提高。

到了八十年代，托木斯克已经成为整个西伯利亚地区的科学和技术中心，教授数量占人口比例名列俄罗斯联邦各城市的第一名。苏联解体后，托木斯克虽然经济不出名，交通建设落后，但仍然是全国重点投入地区，因为其在科技领域存在巨大优势。2005年，普京政府划定首批六个经济特区，托木斯克榜上有名。

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提高之后，就会对执政者有新的更高要求。比如，对“大清洗”后遗症的善后处理问题。苏共二十大后，政治气氛逐渐宽松，全国各地劳改营陆续关闭。托木斯克州被释放而没有回家的流放者和当地居民呼吸着言论自由，开始谈论斯大林时期的镇压运动，时间一长，就把托木斯克各大劳改营的历史故事传到了当地知识界和年轻人的耳朵里，吸引历史学家和青年学生做一些学术研究活动。

1975年，苏联政府签订《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承认人权理念为普世价值。这时候，托木斯克的知识界要求当地政府兴建历史博物馆保护区，让当年被镇压和被流放的人们有个纪念馆供后人怀念。知识界的想法得到了以利加乔夫为首的州党委赞同。“大清洗”时期，利加乔夫的父亲蒙冤被开除党籍，岳父被枪决，从感情上，他更愿意建立纪念馆警示后人。

这其中的事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牵涉到意识形态。利加乔夫需要向中央报告，请示苏斯洛夫。1977年，苏联颁布新宪法，全国人民都很拥护这部增加了不少民主进步条款的新宪法，国内政治局势总体较为祥和。利加乔夫选择在这一年的大好形势下亲赴莫斯科，争取领导同意。万万没想到，州里的要求还是被苏斯洛夫拒绝了。

苏斯洛夫很有礼貌地保持克制，但也说得斩钉截铁：“利加乔夫同志，您的建议意味着，我们要永远纪念那些在苏维埃时期被判刑的那些流放犯。”（〔俄〕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赫崇骥等译，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部，1992年，第168页）

利加乔夫悻悻而归。

或许为政失德真的会天人感应吧。1979年，托木斯克州境内的鄂毕河出现特大洪水，冲毁了科尔帕舍沃河段的一大片堤岸。谁曾想，堤岸之下竟是劳改营的大型坟场，说白了就是万人坑。又是一起人间惨剧的曝光！这一次，利加乔夫准备以此事为契机，再向中央进言。

拨通苏斯洛夫电话之后，利加乔夫话没几句就被苏斯洛夫打断，“安德罗波夫同志已经把这件事告诉我了。克格勃会打电话给你的。这不是州党委的事情。”（〔俄〕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赫崇骥等译，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部，1992年，第189页）稍晚，利加乔夫接到安德罗波夫电话，让他别管了，交给州里的克格勃处理。利加乔夫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克格勃的推土机把无数尸骨推进鄂毕河，随河水冲向远方。他没有想到，再后来，这两件事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成为别有用心之人攻击他的标靶。

大家都知道，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意识形态政策总体保守。利加乔夫这样执拗而顽固地忤逆中央定的调子，能有好果子吃吗？任凭他把托木斯克州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搞得再好，中央也不提拔他，就把他扔在遥远的西伯利亚的一个州里长达17年，从不惑之年待到耳顺之岁。

1979年的科尔帕舍沃事件使利加乔夫第一次与安德罗波夫产生交集。不知道这次事件让利加乔夫给安德罗波夫留下了什么印象。可以肯定的是，安德罗波夫后来决定重用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的推荐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利加乔夫比戈尔巴乔夫年长11岁。两人相识于七十年代初的一次外事活动。苏共中央组织一个代表团出访捷克斯洛伐克，两人都是代表团的成员。七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两人在各自的行政区担任第一书记，经常会在中央级的会议上相见，每次都很有共同语言。1978年底，戈尔巴乔夫上调中央书记处主管全国农业工作。从那时起，利加乔夫经常拿着私人关系办公事，从戈尔巴乔夫这里争取中央对托木斯克州农业的“支持”。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去世，安德罗波夫上台。此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是已经干了16年的卡皮托诺夫，还是1966年勃列日涅夫为了挤兑谢列平提拔的干部。像克格勃主席的职务一样，安德罗波夫必然要把中组部部长交给自己放心的同志来担任。于是，在戈尔巴乔夫的推荐下，安德罗波夫决定选择性格执拗、原则性强的利加乔夫来中央工作，接替卡皮托诺夫，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1983年2月的一天，《消息报》刊登一篇文章，报道托木斯克州党组织如何同官僚主义和“文山会海”作斗争、如何建立务实的工作作风。几天之后，托木斯克州州委第一书记利加乔夫来到莫斯科，向安德罗波夫汇报州里的石油行业工作，并请领袖给予支持和帮助。谈完石油问题，安德罗波夫借《消息报》的那篇文章询问州里的其他工作，利加乔夫对答如流。谈话过程中，利加乔夫感觉领袖很了解他。后来，他得知，领袖召见他之后训示中央各部门，向托木斯克州的党组织学习如何克服“文山会海”的工作作风。

1983年4月，苏共中央召开全国农业会议，检讨农业政策和执行工作中的失误。会议由政治局委员、负责农业的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同志主持。利加乔夫等州一级的党委第一书记从全国各地云集莫斯科开会。会上，利加乔夫申请发言，他谈了托木斯克州的农业发展情况，介绍了托木斯克州的党员干部如何带领当地人民对抗恶劣的气候地理条件、克服年年扩大的石油天然气工业带来的人口大幅增长压力，自力更生，创造条件，奋斗了七八年时间，将过去的缺粮州变成余粮州。在勃列日涅夫时代，高级会议轮不到利加乔夫这种边缘人物发言，都是第聂伯帮成员们高谈阔论。而今，当年的红人们听到这位63岁的老人谈到一个偏远落后州的事业成就时，为之侧目。

散会之后，利加乔夫赶在下班时间前去了中央书记处，请领导支持州里的建设。忙完公事，利加乔夫来到在首都工作的儿子家里，看看晚辈，略享天伦之乐。就在这个晚上，利加乔夫接到了戈尔巴乔夫第二天要找他谈一项“重要工作”的电话。就是这个电话，把利加乔夫留了下来，改变了他的一生。

第二天上午，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办公室告诉利加乔夫：“安德罗波夫考虑任命你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等会儿他会找你谈话”。利加乔夫听完，调整好自己的情绪，来到了安德罗波夫的办公室。领袖说了任命之后，问他有什么意见。利加乔夫说：“我同意，谢谢对我的信任。”（〔俄〕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赫崇骥等译，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部，1992年，第16页）利加乔夫和当年的安德罗波夫一样，没有废话，没有任何的矫情和谄媚，有的只是务实精神。

利加乔夫走马上任后不久，被派往乌克兰出差，了解那里的干部队伍和贪腐情况。在乌克兰，利加乔夫大概想教育乌克兰的党政干部要清正廉洁，就拿自己举例。他告诉乌克兰的同事们，自己在托木斯克当了十七年半的州委第一书记，没攒下什么值钱东西，到莫斯科上班几乎没带什么行李。

利加乔夫大概是想说今后会以身作则、继续廉政。偏偏乌克兰的同志们理解错了，以为新部长在暗示他们送礼。托木斯克经济落后，乌克兰经济发达，新部长说在穷地方当官没有积蓄，来到了乌克兰富地方是不是眼红咱们贪太多了，才要咱们清正廉洁？新部长没带什么行李，在首都安家肯定缺东西用，咱们且贡给他试试。

利加乔夫出差完毕，返回莫斯科。刚进家门，家人就告诉他，有人从基辅寄来了他的行李，没留姓名。利加乔夫打开一看，全是高档日用品，瞬间明白，这是有人给自己送礼。这次“腐败行为”让他联想到了腐败背后的更多的东西。苏联很多地方的党政机关都私设仓库，囤积各种紧俏商品、特产和工艺品，专门用于迎来送往，尤其迎送那些视察指导工作和休假的上级领导。从腐败的梅杜诺夫到相对清廉的戈尔巴乔夫，从富裕的欧洲城市到偏远的西伯利亚，这种现象普遍存在。想到这些，利加乔夫将东西退给了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请他物归原主。随后，利加乔夫又向安德罗波夫建议，严令各地消灭“请客送礼”的作风。安德罗波夫表示同意。

1983年4月以后，随着利加乔夫履新苏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更大规模的干部更换工作开始了。据利加乔夫在苏联解体后回忆，那一年，苏共中央更换的中央部长和地方首长的人数接近五分之一。一般的工作流程是，要提拔的同志和利加乔夫一样，去戈尔巴乔夫那里谈话。要被退休和采取组织措施的同志，去利加乔夫那里报到。时间一长，党内各级干部见到利加乔夫都有点打怵。

第四节：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

当新领袖调整干部队伍，发动他的部下们打击贪污腐败、消极怠工和黑社会犯罪时，苏联人民仿佛与以安德罗波夫为首的新一届中央领导达成了默契——不正面批评勃列日涅夫的种种错误言行，静下心来干一些实事，使关于勃列日涅夫的个人崇拜在他逝世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土崩瓦解。

勃列日涅夫逝世没过几天，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1982年11月中旬联合通过了《关于永远纪念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决定》。各种依附勃列日涅夫的势力企图借此永远占据庙堂之位。事与愿违，到了12月19日勃列日涅夫诞辰76周年之际，苏联全国没有一个地方举办纪念活动。

12月30日，在苏联成立60周年的庆祝大会上，只有苏共中央“第二书记”契尔年科在发言中提到一次勃列日涅夫的名字。安德罗波夫在自己的讲话中对前任领袖只字未提，而是说“党应该干实事，而不是高喊口号”（〔俄〕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313页），这句话赢得了会场热烈的掌声。事后，坊间将其解读为对前任领袖隐晦的批评。

12月31日，《真理报》例行刊发辞旧迎新的社论《送别1982年》，也没有提到勃列日涅夫。仿佛他的逝世对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毫无影响。到了1983年，苏共宣传系统自动停止了学习勃列日涅夫的“文学作品”。全国上下以一种极为平静的状态自然而然地坐视勃列日涅夫个人崇拜的瓦解。

前任领袖的个人崇拜坍塌后，安德罗波夫发出号召，要改变全党上下不良的工作作风。1983年1月中旬，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例会，会议公报明确指出要“掌握新的管理方法”。1月29日，《真理报》发表社论：“这是指要掌握这样一种工作作风，就是要把善于执行命令和遵守纪律同发扬创造性态度、大胆的首创精神和进取心结合起来，把对缺点持批评态度同坚信我们选择的道路具有历史优越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俄〕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315页）

在勃列日涅夫生命的最后几年，领袖每天11点才到克里姆林宫上班。从家去办公室的路上，总是四处封路，由8辆以上的保卫车辆护送。安德罗波夫上台后，取消了护送车辆，不再封锁道路，和民用车辆一样把自己的车速限制在60码之内。他坚持每天9点之前上班，下午全程在岗，有时晚上还加班。

在党庆和国庆活动中，安德罗波夫反对铺张、讲究简朴。安德罗波夫很少上电视，从来不以个人名义发表公务讲话，反对歌功颂德、长篇大论，讲究言简意赅、朴实无华。在外事活动中，安德罗波夫废除了在机场举行的盛大欢迎仪式，无论是社会主义盟友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对头国家的元首、首脑到访，安德罗波夫只在克里姆林宫迎接。“迎来”不搞豪华酒宴，“送往”不馈赠贵重物品。严禁各级领导干部借外事活动假公济私、中饱私囊。

安德罗波夫对于外事活动的要求很快延伸到内部。以召开会议、调查研究和休假疗养为噱头，行贪污索贿、私相授受之实的腐败行为得到遏制。他还命令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调查高级干部们占用国家别墅和营建私人别墅的情况。这让党内高层不寒而栗，各地再也不敢大肆兴建楼台场馆、举办豪华宴会。少了那些可开可不开的大型会议，曾经车水马龙的大量猎场、高干疗养院和豪华别墅逐渐陷入闲置。高级干部们开始注重检点，学着新领袖按时上班，甚至主动加班。

伴随着政治日渐清明，意识形态领域也发生了变化。安德罗波夫做了一项赢得知识分子拥护的决定——将科学和教育部部长特拉佩兹尼科夫免职。此人在赫鲁晓夫时期狂热维护斯大林，直到1964年是苏共中央党校一位没有名气的副校长。由于他是勃列日涅夫在摩尔达维亚工作时的部下，属于第聂伯帮，所以，在1965年被任命为苏共中央科学和学校部部长，1966年又晋升中央委员，可谓火箭提拔。这位主管科学与教育的部长讲话“口误”频频，出版书籍错误比比皆是，在政界和学界口碑极差，完全是靠勃列日涅夫的关照才长期忝居高位。

不过，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班子基本保留了下来。在政治局，掌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是契尔年科。在书记处，长期跟随苏斯洛夫、带有教条主义色彩的中央书记齐米亚宁负责具体的意识形态工作。同样充满苏斯洛夫烙印的杰米契夫继续留任文化部长。苏共中央国际宣传部部长由扎米亚京担任，他和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波诺马廖夫一样保守。

从安德罗波夫的从政经历来看，长达15年的克格勃主席经历，使他与镇压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意识形态工作领域，安德罗波夫的改良仅限于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粉饰太平、反对空洞浮夸。对于有西方国家支持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他还是主张坚决镇压。他不顾国内外要求释放的呼声，继续软禁萨哈罗夫，并组织对萨哈罗夫新的批判。在克格勃的措施下，持不同政见者依旧被严密监控。继续从事政治活动的或被警告，或被审判，或被赶到国外。

唯一有所放松的是史学界的学术研究，斯大林、赫鲁晓夫、马林科夫等以往时期的“负面人物”在史学作品中偶有提及。不过也仅限于此。对于“大清洗”和斯大林，斯大林和刽子手亚戈达、叶若夫、贝利亚等人的罪行，依然属于理论研究的“禁区”。对于外交理念和民族问题，安德罗波夫也采取回避态度。1983年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召开八十周年，后者在国际共运历史上标志着布尔什维克和列宁主义的诞生。

总的来看，从1982年底至1983年初，安德罗波夫的意识形态政策以稳定为前提，对改变做了一些探索。在这种微妙的变化背后，是安德罗波夫推出戈尔巴乔夫，逐渐架空、甚至取代契尔年科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按照苏共的传统，哪位政治局委员负责意识形态或组织人事，哪位就是“第二书记”的人选。

安德罗波夫执政初期，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中的排名并不前。在12名政治局委员中，只有阿利耶夫进入政治局的时间（1982年11月）比他晚。戈尔巴乔夫依旧在中央书记处负责农业工作。就工作成果来看，那几年的苏联农业形势并不好。

1978年11月，戈尔巴乔夫被任命为负责农业的中央书记。此时离他的前任库拉科夫逝世已经过去了整整四个月，而这四个月正是农作物收获季节。领导职务空缺，导致苏联农业这一年的秋收工作任凭各地党委和农业部门自由发挥。这个现状对履新急需政绩的戈尔巴乔夫很不利，他根本来不及熟悉工作，只能等着各地的报告。最后汇总的报告显示：1978年获得空前大丰收，共23700万吨。戈尔巴乔夫考虑到很多谷物的湿度很高，称重之前没有晾干水分，认定这个数字有水分，至少要减掉2000～2500万吨。

一个国家的农业统计数字有10%属于虚报，足够戈尔巴乔夫头疼。此外，饲料生产效率低下、畜牧业和家禽业的粗放型发展、国家拨款抽肥补瘦、地方党委争抢投资、征购粮食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每一件事都让这位新领导闹心。尤其难办的是那些伸手问他要政策和资金的人，都是地方诸侯，谁也开罪不起。戈尔巴乔夫索性把所有的申请报告汇总给勃列日涅夫，让领袖亲自拿主意。

苏联那么大，领袖怎么可能每样事情都管的过来？1979年9月，苏联农作物收割和运输工作出现了严重困难，领袖问戈尔巴乔夫准备怎么解决，戈尔巴乔夫说请工业部门给农业部门增加汽车帮助运输。一旁的柯西金总理表示坚决反对，要求农业部门自力更生。在此之前，他收到了戈尔巴乔夫关于增加1979年粮食进口的建议报告，老大的不高兴。柯西金总理管着国计民生，看见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全是烧钱的主意，不愿意戈尔巴乔夫超支花钱。

让人意外的是，连政治局候补委员都不是的戈尔巴乔夫，竟然在公共场合公然和年长他27岁、已经当了19年政治局委员的柯西金总理吵起来，扬言“要是部长会议认为我和农业部软弱无能，那就让他们自己派人去收粮食，把余粮收集工作进行到底好了”（〔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11页）。

戈尔巴乔夫吃了熊心豹子胆了？以他当时的资历和功绩，他怎么敢这样和总理说话。

谁都知道，柯西金是政治局的少数派，是领袖的对立面。

戈尔巴乔夫回忆，领袖事后特意打电话安慰他。

戈尔巴乔夫又回忆，苏斯洛夫找他谈话，认为他和周围关系搞得很僵，不宜升职政治局委员。

吵完这一架，戈尔巴乔夫获得柯西金的妥协。部长会议给了农业部门运输车辆，也拨了外汇进口粮食。在粮食收获工作中，农业部门使用其他部门车辆时效率低下，故障率和损坏率较高，很多粮食烂在地里和路上。同样由于运力短缺原因，进口的粮食大量烂在港口，来不及装卸和运输。1979年农业形势依旧糟糕。

1980年1月，苏军在阿富汗旗开得胜，勃列日涅夫心情大好。戈尔巴乔夫瞅准机会，向领袖进言，汇报农业工作的困难。领袖命令他写个报告，提出具体的意见建议，写明需要外交部和外贸部做哪些帮助工作。

按照勃列日涅夫要戈尔巴乔夫写个农业问题报告的指示，戈尔巴乔夫为农业工作想了一个三步走战略。第一步，证明苏联农业的产出远远高于它的投入，向世人昭示农业值得加大投入；第二步，将农业工作计划纳入党代会的工作报告，制定未来五年的发展规划；第三步，将制定好的工作规划形成《粮食纲要》，推动农业管理机构改革。

这个三步走战略的规划起草耗时三年。1980年夏天，戈尔巴乔夫迈出了第一步。在他的倡议下，成立了以苏联国家计委主任为首的综合小组，包括科学院、苏联农业科学院、中央统计局和国家计委的代表。他们合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1980年第11期。该文说：“如今农业创造着相当大一部分国民收入——总值的28％左右（将作为纯收入一部分的工业品价格中体现的流转税也计算在内）。农产品和农业原料制成的产品占到国有商业和合作社商业零售商品流转率的三分之二以上。”（〔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22页）

1981年1月，戈尔巴乔夫走出了第二步。他在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六大报告草案中加上了必须制定全国综合性粮食纲要、以保证向居民稳定供应食品的内容。苏共二十六大召开后，会议报告特别提到了农业生产与工业部门，尤其是加工工业之间的密切关系，决定制定专门的粮食纲要。

第三步比较关键，包括制定《粮食纲要》和建立农工综合体。制定《粮食纲要》不难，难的是如何贯彻实施。面对“政令不出克里姆林宫”的懒政怠政现象，戈尔巴乔夫认为只有靠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亲自作报告才能增加《粮食纲要》的执行力。农工综合体作为管理农业、农产品加工工业、农业机械设备生产行业的最高管理机构，属于新设立的高级别部门，戈尔巴乔夫允诺这个新成立的部门归部长会议领导，终于得到了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的支持。1982年5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作了关于《粮食纲要》的报告，戈尔巴乔夫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从政治上来看，从1980年到1982年，戈尔巴乔夫用了三年时间逐年扩大农业问题在勃列日涅夫心中的位置，并提升自己的影响力，成立了农工综合体，打退了两任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吉洪诺夫对农业问题的指摘。很是了不得！

可以说，戈尔巴乔夫在进入中央书记处的头四年学会了两项本领。第一，实际工作做不好的时候，就去搞文字材料，舞文弄墨写些东西。第二，农业工作做不好的时候，就去找总理“帮忙”。勃列日涅夫在的时候，去麻烦柯西金。勃列日涅夫死后换成安德罗波夫当家的时候，就去麻烦吉洪诺夫。反正这俩都是总理，都管着钱，需要帮忙就找他们。另外，他俩分别是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的对立面，跟他们较劲也没关系，领袖不会真的生气。

这两项本领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等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时，人们都没有正视其中的玄妙之处。

从经济上来看，从1980年到1982年，苏联农业问题一年比一年严重，大量石油和天然气换来的宝贵外汇花在了进口粮食的贸易中。由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此期间使用一切手段打压国际油价，抬高国际粮价，苏联的经济危机越来越严重。

戈尔巴乔夫这么努力，为什么苏联农业问题还是难以改观？往小了说，是中央书记处与部长会议的权力矛盾。往大了说，是计划经济体制压制市场经济规律的深层矛盾。

戈尔巴乔夫使出的大招是提升农业管理机构的级别和覆盖面，在计划经济体制前提下，减少分散管理、相互推诿、争抢投资、效率低下的问题，争取更多的投资和补贴用于农业生产。这些办法无法提升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生产积极性，无法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政治地位，自然无法提高苏联农业的发展水平。

苏联农业由负责农业的中央书记领导，既要对农业发展提出的政策负责，又要对农业发展的结果负责。中央书记处作为党的机构，不掌握财政权力和机构设置权力。所以，最后还是要靠部长会议提供资金，由部长会议领导下的国家计委制作计划。部长会议制作计划、提供资金的标准要看中央书记处制定什么样的政策，还得照顾国家总体经济的投资计划。

这样的经济体制，造成了负责农业的中央书记与部长会议主席的先天性矛盾。所以，戈尔巴乔夫很不招柯西金和吉洪诺夫待见，尤其是吉洪诺夫，借口戈尔巴乔夫是“农业偏才”，差点想把戈尔巴乔夫搞垮。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逝世，安德罗波夫接班。戈尔巴乔夫的春天来了。新旧权力交接之际，中央书记处的权力在契尔年科手里，部长会议的权力在吉洪诺夫手里。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新领袖授意成立经济部，任命雷日科夫为部长，并晋升他为中央书记，准备渐渐削减部长会议的权力。同时，扩大戈尔巴乔夫在党内的影响力，逐步架空契尔年科。

据雷日科夫回忆，1982年12月初，安德罗波夫召集戈尔巴乔夫和他谈话。“请你们认真读一读全会文件，确定需要讨论的问题范围，哪些今天办，哪些明天办，哪些将来再办。可以吸收你们认为需要的人参加。请你们不要浪费时间，我们的时间太少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的名字），不要只限于农业，要更积极地介入整个经济问题。你们俩共同工作！”（〔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王攀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5页）

据戈尔巴乔夫本人回忆，1982年年底，安德罗波夫曾对他说：“不要把自己的职责范围局限于农业。要力图深入考虑各方面的事。总之，你要想如果你在某个时刻必须承担全部责任时那样行事。这很要紧。”（〔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66页）

戈尔巴乔夫与雷日科夫做出同样的回忆，鉴于两人后来分道扬镳，基本可以断定，当时的安德罗波夫确实希望扩大戈尔巴乔夫的权力。

在1983年4月纪念列宁诞辰113周年的大会上，安德罗波夫指定戈尔巴乔夫作关于列宁主义的报告，而没有指定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去作报告，这对全党来说，是一个宣示戈尔巴乔夫权威的重要信号。还是在4月，安德罗波夫听从戈尔巴乔夫的建议，任命利加乔夫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执掌苏共权力中枢。在这之后，安德罗波夫命令戈尔巴乔夫做好准备，主持即将在6月举行的以意识形态工作为主题的苏共中央全会。

接到主持意识形态工作会议的命令，戈尔巴乔夫想起了一个人，那个人也是搞意识形态工作出身，当时远在加拿大。为了见他一面，戈尔巴乔夫殷切恳求领袖，派他出访加拿大。领袖犹豫再三，还是同意了。

第五节：雅科夫列夫的新生

1983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问加拿大，考察该国的农业问题。戈尔巴乔夫访问期间，苏联驻加拿大大使雅科夫列夫全程陪同。

雅科夫列夫全名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1923年出生于雅罗斯拉夫尔州克罗列沃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41年参军入伍，投身卫国战争，被编入沃尔霍夫方面军，参加列宁格勒保卫战。1943年，雅科夫列夫负重伤致残（腿部），被迫退伍返乡。这一年，他才20岁。一位健康人因为战争残疾，是一个悲剧。年仅20岁的年轻人就要面对这样一个悲剧，是悲剧中的悲剧。20岁的年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没有完全形成，会如何看待尚未结束的战争？会如何看待自己的伤残和未来？

通常情况下，身体残疾或行动不便的人士，会将更多的精力用在思考方面。有的人可以依靠这种思考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某个领域取得独到的成就，被人们称为“身残志坚”。有的人可能会出现一定的悲观情绪，容易带着负面的看法去看待这个世界。毕竟，身体受到伤害是一件大事，根本做不到一丝悲观情绪也没有。

况且，那时的苏联就是一个悲观的时代。1943年，斯大林格勒刚刚脱离险境，列宁格勒依然被围。敌我攻守态势逆转后苏军优势并不明显，双方仍然处于相持阶段。还没看到胜利的希望，就负伤致残，雅科夫列夫的心情当然不会好。“我开始用一种比先前挑剔得多的态度来评价生活现实，它令我伤心绝望。沉重地压在心上。雅罗斯拉夫尔那些饿得奄奄一息的儿童。农村仍在受到掠夺，直掠夺到颗粒不剩。城市里，因为旷工和上班迟到被关进监牢，农村里把妇女关进监牢，罪名是她们去刨冻坏的土豆，或是在大学覆盖的田野里捡拾几穗黑麦。”（〔俄〕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述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4页）

雅科夫列夫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进家门，他的母亲惊吓地把手里的水桶掉在了地上，哭着说：“我可拿你怎么办啊？”（〔俄〕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述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2页）雅科夫列夫在家里还有三个妹妹。母亲希望他能去上班，让家里多一份收入。但是父亲支持了他继续上学的想法。

临近1943年的开学季，雅科夫列夫对上什么大学已经无所谓，申请了自己家乡的师范学院，最后被分在历史系。开学后不久，雅科夫列夫和同学们做了一件对抗党委的事，听上去很有个性。“有一次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学生博佳科夫过失的问题。他在人事档案中没有写明他父亲曾受到清洗一事。无论博佳科夫怎么解释说他父亲业已平反并且上了前线，均于事无补。会上分成了两派。出身前线战士的学生，我们已经有十来个人，都替自己的同志辩护。教员，尤其是已过中年的教员，都一致赞成开除他的党籍，后来果然这样办了。我们去了区党委。于事无补。于是我们前往市党委。市党委对我们表示支持。我们欢欣鼓舞。在我们看来，这就是真理，它仿佛掩盖了其余的一切，也就是那些不公正和不好看的东西。”（〔俄〕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述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2-43页）

这一年，雅科夫列夫20岁，实现了他对抗苏共当局的第一次胜利。第二年，雅科夫列夫在州兵役局的干预下，被任命为雅罗斯拉夫尔师范学院军事体育教研组长。1945年9月，雅科夫列夫与自己的同学尼娜·斯米尔诺娃结婚。婚后的一天，雅科夫列夫被叫到州党委，一位自称来自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指导员找他谈话，建议他报考苏共中央高级党校。

雅科夫列夫没去过莫斯科，就想趁考试去看看首都。不料成功录取，并从此登上人生仕途的快车道。1947年，雅科夫列夫从苏共中央高级党校结束学业，被分配回家乡雅罗斯拉夫尔州，担任州委出版部指导员。1948年，年仅25岁的雅科夫列夫成为雅罗斯拉夫尔州机关报《北方工人》的编辑部委员。

1950年，雅罗斯拉夫尔州州委改组。新上任的州委第一书记格奥尔基·西特尼科夫任命年仅27岁的雅科夫列夫为州党委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部部长。在这个位置上，雅科夫列夫第一次接触克格勃。“克格勃……定期过来，向我通报学校里总的情况、反苏言论、谁在收听美国之音，还向我通报暗中检查邮件的结果等等。”（〔俄〕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述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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