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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1982年11月至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时期
书名： 苏联解体往事 作者： 园晟 本章字数： 16359 更新时间： 2024-04-30 11:58:04

第一节：掌控全国经济领导权

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11月9日夜逝世。10日清晨，他的警卫喊他起床时发现领袖已经不省人事。很快，克里姆林宫医生和几位排名靠前的政治局委员来到现场，众目睽睽之下，各种抢救措施都无济于事。大家不约而同地望着安德罗波夫，想看看第二书记如何拿主意。

安德罗波夫果断下令，召集所有政治局委员，无论在莫斯科还是在外地，必须于11月10日白天返回莫斯科，准备召开紧急会议；命令各地中央委员于11月11日之前赶到莫斯科，准备召开中央全会。与此同时，安德罗波夫命令相关人员将领袖的死讯暂时封锁在克里姆林宫内部，严禁外传。

11月10日至11日，安德罗波夫陆续下令莫斯科市的各区警察保持24小时昼夜巡逻，由国防部派出军人巡逻队在克里姆林宫、苏共中央大楼、部长会议大楼和各个地铁车站附近执勤，克格勃工作人员一律不许下班，全部坚守岗位等待命令。

就在军警宪特等强力机关戒严的同时，11月10日夜，安德罗波夫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商议领袖葬礼和“工作交接”问题，大家一致通过了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的提议：向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推荐安德罗波夫同志出任总书记一职。同时也通过了另一项决议，推荐契尔年科同志接替安德罗波夫同志在书记处的工作，负责意识形态工作。11月12日上午，苏共召开中央全会，契尔年科在大会上发言，向大家推荐安德罗波夫同志出任党的总书记，这个建议被大家一致通过。

11月12日中午稍事休息后，全体中央委员参加了勃列日涅夫的葬礼。葬礼上，除了前任领袖的亲属外，数基里连科哭得最凶。那些依然在位的第聂伯帮官员们更多地是在考虑自己的前途和退路，他们知道勃列日涅夫不在了，第聂伯帮又有很多人给安德罗波夫使过绊子，这下不知道该谁倒霉。相反，倒是已经退出政治舞台的基里连科眼泪不止。自己忠诚了一辈子的领袖在最后罢黜了自己，仿佛是为了讨好一个“外人”？领袖死后，和领袖不是一路的人夺取了领导权。领袖的“既定方针”怎么办？国家的未来怎么办？江山会不会要变颜色？

葬礼过后，安德罗波夫接见了自己上任后的第一批外国友人。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外交形势空前孤立。尽管如此，勃列日涅夫葬礼期间，莫斯科还是出现了各国政要云集吊唁的场面。安德罗波夫与接见了各国代表团。对此，敏锐的国际媒体开始捕捉其中的细节。

首先是美国，听闻勃列日涅夫逝世，美国派出副总统布什和国务卿舒尔茨赴莫斯科吊唁。尽管里根总统没有到场，这样的规格已经相当高了。细心的记者发现，安德罗波夫与布什副总统虽是简短交谈，但时间相对别国首脑较长。布什事后对外界评论会谈是“建设性的和坦率的”。外界猜想，布什副总统在不久之前当过中央情报局局长，与安德罗波夫曾经的克格勃主席经历属于同行，两人应有务实的个性和共同语言。

其次是中国，中方派出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赴莫斯科吊唁，规格亦是相对较高。西方国家记者发现，双方仅有礼貌性的握手交谈。不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都是葬礼当天就返程回国，而黄华副总理及中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的时间晚了两天。（〔俄〕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96页）这就说明，中苏双方早前已经商定，要在勃列日涅夫葬礼结束后举行高层会谈。

除此以外，安德罗波夫还先后和西德、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举行简短会谈。外界猜测，安德罗波夫与上述国家的谈话议题均与阿富汗战争有关。新领袖既找了“有关各方”，又找了“中间人”。据事后披露，安德罗波夫在会谈中提到了苏联撤军的可能性和条件。由此推断，苏联在阿富汗确实扛不住了！

送走了外国友人，安德罗波夫开始考虑巩固权力的问题。勃列日涅夫死后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共有11名政治局委员。分别是总书记安德罗波夫、第二书记契尔年科、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罗曼诺夫、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哈萨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库纳耶夫、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佩尔谢、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

在这11人中，安德罗波夫的亲信有3个人，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和戈尔巴乔夫。第聂伯帮有4个人，分别是契尔年科、吉洪诺夫、谢尔比茨基和库纳耶夫。契尔年科管着书记处，吉洪诺夫管着部长会议，谢尔比茨基管着乌克兰，库纳耶夫管着哈萨克。罗曼诺夫和佩尔谢的立场较为中立。格里申与安德罗波夫是政敌，两人因贪腐问题存在你死我活的对抗。

安德罗波夫决定以民心为突破口。当时的苏联民心可以简单归纳为以下几条：痛恨腐败、对经济生活水平不满，不理解国家在外交上的衰落，厌恶意识形态领域空洞的说教。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人民对经济发展的渴求和对官员阶层堕落无能的痛恨。

安德罗波夫知道党内健康力量和这种民心一样，充满了对现实的不满。安德罗波夫果断解散了勃列日涅夫设置的“苏共中央总书记秘书处”。前任领袖生病期间，对发号施令力不从心。战略上的大事通过政治局下文件，事务性的工作全部依赖秘书们，造成其“身边人”的“传声筒”功能越来越超标，连部分政治局委员都对秘书们忌惮三分。秘书处的规模十分庞大，各个秘书“联络”业务的工作领域越分越细，几乎与中央书记处的各个工作部平行，极大地影响了中央书记处的权威。

安德罗波夫解散了这个超标部门后，为自己设置了只有五人编制的“顾问组”。除了任用两名来自克格勃的将军外，其他三人一位是勃列日涅夫的外交顾问，一位是苏斯洛夫生前的部下，还有一位是名不见经传的苏共中央机器制造部的中层干部。

这位来自机器制造部的干部全名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沃尔斯基。沃尔斯基以往的工作经历和安德罗波夫从未产生过交集。他对新领袖的这项任命感到奇怪。安德罗波夫召见他时说道：“我在工作中需要一位懂工业的好助理，建议您来担任。”沃尔斯基居然说：“我想再考虑一下，您不了解我，请允许您听我讲讲自己的情况和工作经历再作决定。”安德罗波夫反问道：“为什么您认为我们不了解您现在想要给我讲的情况？”（〔俄〕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339页）

沃尔斯基意识到领袖不高兴了，这才点头同意。他不知道，安德罗波夫在下一盘很大的棋，既要整垮第聂伯帮，又要改变重工业“过重”的畸形国民经济结构，还要保持国民经济上升运行。勃列日涅夫时期，国民经济消费部门的投入让位于军备竞赛，安德罗波夫想要扭转这一不利局面。

负责经济的是吉洪诺夫领导的部长会议。吉洪诺夫1980年当上部长会议主席后，全面执行勃列日涅夫无为而治的经济政策，不符合安德罗波夫的发展思路。从后来的苏联历史发展来看，安德罗波夫正是选择吉洪诺夫作为打垮第聂伯帮的切入点。

根据勃列日涅夫的遗愿，安德罗波夫在苏共中央十一月全会上建议增选阿塞拜疆共产党第一书记阿利耶夫为政治局委员，同时任命阿利耶夫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把他钉在了吉洪诺夫的身旁。不久，安德罗波夫又任命自己的好友、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担任部长会议的另一位第一副主席，也钉在了吉洪诺夫身边。

在十一月的中央全会上，安德罗波夫暗算吉洪诺夫的办法不止是掺沙子，还有“抢生意”。安德罗波夫授意苏共中央委员会成立“经济部”，任命苏联国家计委第一副主席雷日科夫同志担任部长，同时提升他为中央书记。

雷日科夫全名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1929年9月出生于顿涅茨克的一个工人家庭，俄罗斯族。雷日科夫青年时代在克拉马托尔斯克机器制造学校学技术。1950年，他被分配到乌拉尔奥尔忠尼启则重型机器厂。战后初期，乌拉尔地区在苏联的政治经济地位相当于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东三省，乌拉尔奥尔忠尼启则重型机器厂在苏联的政治经济地位不亚于长春一汽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地位。

雷日科夫进厂时被安排在一个负责生产挖掘机的部门，上班初期表现得特别谦虚、特别踏实，加上本身技术过硬，很快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1951年，22岁的雷日科夫当上负责焊接和组装工段的值班工长，管理着25名工人的生产工作，迅速地脱颖而出。

1953年，24岁的雷日科夫升任工段长，管理75名工人。雷日科夫白天抓生产，晚上抓学习，进入乌拉尔工学院读夜大。和立志刻苦学习却遭遇爱情的戈尔巴乔夫一样，夜以继日忙碌的雷日科夫也在这时遇到了真爱，认识了将来与她共度一生的妻子叶尔绍娃。

1954年夏天，乌拉尔工学院分配了25名大学生来雷日科夫的工段实习，其中有3名女生。雷日科夫本人没上过大学，属于没什么文化底蕴、埋头干工作的人。对于这种“毕业前的春游”影响自己单位的生产很是头大。实习生报到的时候，有一位名叫叶尔绍娃的女生迟到了两天，据说是瞒着学校和工厂私自回家了。两天之后，叶尔绍娃来报到，各种赔礼道歉，请求雷日科夫原谅。和外貌协会的戈尔巴乔夫同志一样，雷日科夫看到叶尔绍娃的美貌有点失神，缓过神之后听见叶尔绍娃说保证以后不再迟到了，就没再计较。

没过多久，“纪律意识不强”的叶尔绍娃遗失了通行证，下班之后出不了厂区，便返回车间找人开证明，碰巧遇上雷日科夫。雷日科夫放下手上的活，陪她去厂门口出证明。路上，两人很自然的聊天。叶尔绍娃问雷日科夫怎么不下班。雷日科夫说了自己是工段长，晚上要上夜大，只有靠白天抓生产一类的话，顿时激发了小姑娘的崇拜之情。到了厂门口，雷日科夫跟保卫部的同事说尽好话，才被答应放行。第二天，雷日科夫为叶尔绍娃补办了通行证，令叶尔绍娃喜出望外，两人关系迅速升温。

话说，每年的7月15日是乌拉尔奥尔忠尼启则重型机器厂厂庆的日子，雷日科夫邀请叶尔绍娃和她的一位女同学去看晚会节目，两人欣然应允。看晚会的时候，叶尔绍娃的同学有意先撤，被叶尔绍娃拒绝。在场的电灯泡并没有影响雷日科夫和叶尔绍娃增进感情，两人从此基本确定恋爱关系，直到一年后结婚。

多年以后，叶尔绍娃告诉雷日科夫，自己见他第一面就觉得他是个“干粗活的”。后来，当她发现雷日科夫是个热爱工作和学习、很有事业心的人，就动心了；只是出于矜持和庄重，才在晚会上不同意自己同学先走，创造与他独处的条件。不得不说，那个时候苏联青年的爱情还是充满了诚挚与纯洁。就像学业和前途都很好的赖莎同学最后选择了被迫回家工作的平民子弟戈尔巴乔夫。

乌拉尔奥尔忠尼启则重型机器厂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也就是基里连科和叶利钦进入中央前的发迹地。叶尔绍娃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本地人，不过，她的家庭很特殊，住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44”原子城里。这个小城是一个保密级别特别高的核工业城市。雷日科夫与叶尔绍娃确定恋爱关系后，决定去女方家拜访。也许是一贯粗心大意的叶尔绍娃没有向雷日科夫说明进城需要特别颁发的出入证，导致雷日科夫第一次登门拜访就被有关部门拦在了城外。最后，他和岳母大人隔着高耸的铁围栏进行交谈，就算见过家长了。

1955年10月，两人在乌拉尔奥尔忠尼启则重型机器厂的食堂举行了婚礼。雷日科夫的母亲为了出席儿子的婚礼，辗转多地倒火车。这位没有什么文化、从未出过远门的女士，从顿涅茨克的矿区老家出发，经由莫斯科等大城市转车，行程超过3000公里，抵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令雷日科夫很是感动。

结婚前夕，雷日科夫入党。婚礼结束两周之后，雷日科夫又升官了，26岁的他被任命为车间主任，负责管理拥有700多名工人的生产车间。这一年，雷日科夫很幸运，可谓爱情事业双丰收。也是在这一年，第聂伯帮二号人物基里连科来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开始了七年的州委第一书记任期。他提拔了一大批业务突出的青年干部，比如，年轻有为的雷日科夫，又比如，比雷日科夫小两岁，同样年轻有为的叶利钦。1954年，雷日科夫进入乌拉尔工学院机械系的夜大学习时，叶利钦在乌拉尔工学院建筑系读大三。1955年，叶利钦毕业参加工作，雷日科夫当上车间主任。他俩大概谁也没想到，两位校友会在三十年后终生为敌。

1959年，雷日科夫夜大毕业，获得“焊接机械工程师”的专业技术职称。1965年至1970年，雷日科夫在乌拉尔奥尔忠尼启则重型机器厂担任总工程师。这五年正值新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工厂需要雷日科夫这样有专业技术背景，从基层生产岗位一步一步升职的技术官僚发挥作用。1970年，雷日科夫当上乌拉尔奥尔忠尼启则重型机器厂厂长。

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提出加强管理部门职能、建立联合公司和联合企业来集中生产，为大型企业合并，工业技术官僚提拔增加了机会。雷日科夫在这一年出任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生产联合公司总经理。由于雷日科夫上班的地方一直是全国排名前列的大型央企，长期得到州委甚至是中央领导人的关注。在单位身居要职的雷日科夫很早就被苏共中央组织部纳入考察范围。1975年，雷日科夫又被任命为苏联重型和运输机器制造部第一副部长，46岁就享受副部级待遇，还是高半级的常务副部长，这就很让人高看一眼了。

1979年，雷日科夫被任命为国家计委第一副主席，享受正部级待遇。1981年，苏共召开二十六大，雷日科夫当选中央委员。年仅52岁的雷日科夫获得了问鼎克里姆林宫的入场券。1982年11月，雷日科夫被安德罗波夫任命为中央经济部部长，同时升任中央书记。

安德罗波夫“高配”雷日科夫来领导这一新的部门，有他更深的考虑。在苏联，经济事务由部长会议主席负责。时任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同志的第聂伯帮身份为新领袖所忌惮，新领袖也不满意他的工作能力。所以，成立中央经济部，任命一名中央书记来兼任中央经济部部长，可以把领导经济的权力从部长会议抓过来。

雷日科夫正式上任之前，被安德罗波夫找去谈话。坐定之后，新领袖没有提及新的职务任命，而是问雷日科夫对当前国民经济的看法。雷日科夫到底是技术官僚，没有党务干部那种城府和持重。他针砭时弊，实话实说，几乎就是竹筒倒豆子，语言组织能力忒差了。安德罗波夫对雷日科夫还挺包容，只是偶尔提出简短又内行的问题，很好地控制了谈话节奏。

雷日科夫很佩服安德罗波夫这种谈话方式，“安德罗波夫……迫使我像拳击手出拳一样，把心里话说个没完……后来我才深刻了解了他这种非常巧妙的手法，就是自己不说话，让对话者一个人讲，用快速提问的方法从对话者嘴里掏出所需要的东西。”（〔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王攀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1页）他承认，自己当上总理后，也学着用安德罗波夫的这套办法带队伍，却始终达不到安德罗波夫的境界。雷日科夫不是谦虚，后来的苏联历史证明，他没有说谎。

安德罗波夫等雷日科夫说完，终于提出了让他担任中央书记、主管新成立的中央经济部的“意见”。雷日科夫听完表示拒绝，称自己一直都是搞技术工作和经济工作，从来没有党务工作经历，无法胜任此项职务。看来，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多少还是有点摆架子，非得领导像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一样，他们才肯就范。

安德罗波夫身体不好，没时间和他三顾茅庐，斩钉截铁地说：“您在国家计委是研究总体经济问题的，所以我们没有让您改变专业。如果国家的命运，国民经济的命运，对您不是无所谓的——而从我们的谈话看，不是无所谓的，请您同意吧。您还能在哪里实现您的抱负呢？”（〔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王攀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2页）话说到这，雷日科夫才表示同意。

行文至此，不禁想起三国演义的那段——玄德拜请孔明曰：“备虽名微德薄，愿先生不弃鄙贱，出山相助。备当拱听明诲。”孔明曰：“亮久乐耕锄，懒于应世，不能奉命。”玄德泣曰：“先生不出，如苍生何！”言毕，泪沾袍袖，衣襟尽湿。孔明见其意甚诚，乃曰：“将军既不相弃，愿效犬马之劳。”

刘备在世时，把诸葛亮用的挺好；留给儿子刘禅，悲剧了。安德罗波夫在世时，把雷日科夫用的挺好；留给学生戈尔巴乔夫，悲剧了。中外古今的历史，多少一些相似。此时的安德罗波夫和刘备在新野时的处境差不多。选人才只是一个方面，治理国家千头万绪，安德罗波夫除了整顿经济，还要惩治腐败、扭转治安形势。

第二节：掌控全国警察领导权

勃列日涅夫死后，对于他在世时那些只能查办而不能法办的案件和罪犯，安德罗波夫要下狠手了。新领袖反腐败的第一剑刺向了首都莫斯科。

当年梅杜诺夫四大弊案销售环节的“海洋案”主犯之一尤里·索科洛夫于1982年10月30日被逮捕，此人的靠山是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尽管他不属于第聂伯帮，但他是勃列日涅夫的铁杆亲信。考虑到勃列日涅夫生命最后时刻的稳定，当时的安德罗波夫没有深挖他的罪行。

尤里·索科洛夫入狱之前的职务是大型国营商店“莫斯科第一食品商店”经理，早年担任过格里申的专职司机。此人前科累累，曾经被法院判过三次刑，其中一次刑罚是因为开车撞死了一位小姑娘。（〔俄〕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306页）就是这样一位劣迹斑斑的首长司机，仍然能在出狱之后飞黄腾达，捞得肥缺。那么，庇护他的首长嚣张跋扈到什么程度？

格里申1967年当上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在首都掌权近二十年。他对勃列日涅夫极度忠顺，虽不是第聂伯帮成员，却让勃列日涅夫十分放心。勃列日涅夫对格里申在首都的胡作非为十分放纵。最明显的例子是，由于格里申贪功冒进，忽略安防设施、审批通过了违章建筑，酿成1975年的莫斯科饭店大型火灾。安德罗波夫侦破此案时，要求严惩相关责任人，和格里申吵到了政治局。结果，勃列日涅夫还是选择了力保格里申。从此，格里申与安德罗波夫势不两立。

有了勃列日涅夫的庇护，格里申开始搞“独立王国”，以致党内称他的小团体为“首都帮”，民间称其人及党羽为“莫斯科黑手党”。勃列日涅夫病逝前后一段时间，格里申私下串联，和众多第聂伯帮成员内外勾结，企图阻挠安德罗波夫接过权力。安德罗波夫上任后，从尤里·索科洛夫入手，继续深挖贪腐案件，令格里申惶惶不可终日。

深挖的结果，导致整个莫斯科商业系统多名高级官员或自杀、或入狱。伴随着“首都帮”越来越多的贪腐官员被逮捕，又牵扯出地方上的一些大中城市的高级官员。连以往山高皇帝远的北高加索、外高加索、中亚等地近乎公开活动的腐败行为也被纳入克格勃和检察院的侦查视野。那些专事侵吞国有资产、影子经济和黑手党活动的官僚坐不住了，准备对抗新领袖。

对于这一类国家蛀虫，安德罗波夫在1982年年底左右开弓，同时更换了内务部长和克格勃主席。他的第一箭射向了内务部。作为全国警察的领导机关，当时的内务部高层从部长谢洛科夫算起，包括那位驸马爷、也就是第一副部长丘尔巴诺夫乃至若干副部长，可谓蛇鼠一窝、沆瀣一气。上梁不正下梁歪，地方上的内务机关多与黑手党勾结，保护影子经济，只不过腐败程度各有不同罢了，根本起不到净化社会环境，维护社会治安的作用。

安德罗波夫开展轰轰烈烈的反腐败斗争时，只敢依靠检察院和克格勃，不太敢用内务部。对于内务部，安德罗波夫不得不动手术，命令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开始对内务部部长谢洛科夫展开秘密调查。1982年12月16日，谢洛科夫被革除职务。被免职当天，谢洛科夫和安德罗波夫打电话，表示服从组织安排，希望给他保留一座别墅退休养老。安德罗波夫同意了。与此同时，安德罗波夫免除克格勃主席费多尔丘克的职务，命令他接任内务部长。

费多尔丘克全名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1918年12月出生于乌克兰日托米尔州，接任内务部长时已经64岁。他16岁参加工作，在家乡和基辅等多家报社工作过。1938年，不知是什么原因，费多尔丘克被格别乌发现是个人才，运作他去就读基辅军事学校，毕业后分配至军事反间谍机关。军事反间谍机关有两项主营业务，一项是防止外国特务机关对苏联武装力量进行破坏活动，另一项是查找军队中的叛徒。军事反间谍人员对外公开身份是军官，实际身份只有所在部队的主官才知道。但是，部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群体，军官和老兵很容易识别出谁是“专门搞自己人”的人。

费多尔丘克参加了1939年的诺门罕战役（苏联称哈勒欣河战役），和日本人打过仗。这场战役的苏军指挥官是后来名扬天下的朱可夫元帅。当时，苏联红军正处于“大清洗”的高峰期。后世学者认为，朱可夫如果没有去指挥这场战役，很可能也是在劫难逃。

费多尔丘克可能在战役期间反间谍工作做得不错，晋升中尉军衔，战役结束后被格别乌派往高级间谍学校学习。毕业后，赶上卫国战争，被派往前线。1943年，费多尔丘克晋升大尉军衔，胜利后被派往奥地利，担任驻奥地利苏军军事反间谍机关的二号负责人。在这里，费多尔丘克遇到了自己一生的贵人——齐涅夫。

齐涅夫全名格奥尔吉·卡尔波维奇·齐涅夫，1907年4月22日出生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市。这个市在1923年被改了一个名字，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1925年至1939年，齐涅夫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李卜克内西工厂工作，从工人逐渐升任车间主任。1934年，齐涅夫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夜校毕业。1939年至1941年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列宁区区委书记，后任该市市委书记。

细心的朋友或许已经发现，齐涅夫是纯得不能再纯的第聂伯帮，和未来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既是老乡、又是同学（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夜校）、还是老部下（1939年至1941年勃列日涅夫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分管国防工业的州委书记）。这样的人，在六七十年代想不飞黄腾达都难。

卫国战争时期，齐涅夫在苏军政工部门工作，当过政委、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政工干部，作战英勇，颇具组织才能。1945年4月，齐涅夫晋升少将，在苏联驻奥地利军管局担任领导职务。齐涅夫在这里工作了六年。就是在这段时间，费多尔丘克与齐涅夫相识，有了很好的私交，为他未来的仕途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4年，齐涅夫由军队转到克格勃工作，足迹遍布克格勃和军事有关的各个部门，最后在1966年当上第三总局（军事反间谍总局）局长，成为费多尔丘克的顶头上司。齐涅夫在克格勃第三总局局长任上只干了一年零五个月，1967年7月又升任克格勃副主席。他的第三总局局长职务由费多尔丘克接任。费多尔丘克在第三总局工作了28年，终于在49岁这年当上了所在局的局长。

1970年，费多尔丘克被齐涅夫推荐给勃列日涅夫，出任乌克兰克格勃主席。此次调动是齐涅夫为费多尔丘克创造的机会，寄托着勃列日涅夫对费多尔丘克的希望。当时的乌克兰是勃列日涅夫与波德戈尔内权力斗争的前沿阵地。波德戈尔内的亲信谢列斯特在乌克兰已经当了七年的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亲信、第聂伯帮成员谢尔比茨基在乌克兰已经当了五年的部长会议主席。两人明争暗斗，不仅反映了中央的权力斗争，还牵涉到对乌克兰独立运动的处置态度。费多尔丘克在这时被派往乌克兰，既是勃列日涅夫给谢尔比茨基派去的一个帮手，也是对费多尔丘克处理民族问题能力的一次考验。

费多尔丘克把这两份差事办得不错。谢列斯特1972年被解除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职务，乌克兰独立运动也在1974年之后偃旗息鼓。1982年5月，安德罗波夫升任苏共中央第二书记，克格勃主席的位置空了出来。勃列日涅夫任命费多尔丘克担任克格勃主席，而没有选择第聂伯帮的克格勃副主席齐涅夫和切布里科夫。

在七十年代的克格勃高层，有一片相互交织、互相防备的权力关系。安德罗波夫精明干练，受勃列日涅夫赏识。但是，勃列日涅夫不太放心这位从来不搞私人关系的部下，于是升迁了三名第聂伯帮成员当副主席，分别是茨维贡、齐涅夫和切布里科夫。安德罗波夫对这几位特别尊重。这种尊重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克格勃高层的团结，另一方面是为了尊重他们身后的领袖。不过，只有切布里科夫尊重安德罗波夫的这种尊重。茨维贡仗着自己和领袖是连襟，疯狂贪腐，还整一副作家做派。齐涅夫比安德罗波夫大八岁，毫无顾忌地插手克格勃的组织人事权力，包括推荐费多尔丘克去担任乌克兰克格勃主席。

费多尔丘克很少和安德罗波夫接触。在乌克兰克格勃主席任上，他唯共和国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马首是瞻。或许，他想不到自己在乌克兰居然干了12年都没有被提拔。他更没想到，再一提拔，就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

当上克格勃主席的费多尔丘克表现出他的军人气质。好歹在军事反间谍机关待了二十多年嘛！费多尔丘克首先提出的是整顿纪律，诸如上班时间要穿制服，上下班要准时准点一类的。克格勃是纪律部队没错，但是搞情报的间谍同志上班怎么可能强行要求穿制服？怎么可能规律性地上班？费多尔丘克严厉的过分了吧？

不，其实他也不算很严厉。比如，他放松了克格勃特工的外语要求，甚至建议特工们秘密会见外国线人时带上翻译。这个建议减轻了克格勃特工的学习压力，可是，秘密会见之所以称之为秘密会见，就是因为要保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带上翻译，第三人在场，算哪门子的秘密会见？

就在克格勃特工们咋舌新主席的这项建议时，费多尔丘克倒是很淡定，居然大言不惭地说，他在奥地利工作时，每次会见外国线人，都会带翻译，效果都很好。克格勃内部还流传着费多尔丘克名言的另一个版本：克格勃特工带上翻译去会见线人，可以相互监督，防止被策反，发生叛逃。如果这话真是费多尔丘克说的，那说明他再有水平也就是个“专门搞自己人”的人。如果这话是部下造他的谣，说明他在克格勃的口碑极差。

勃列日涅夫病重期间，安德罗波夫凡事小心翼翼，根本顾不上费多尔丘克在自己辛勤耕耘了15年的土壤里肆意翻土。虽然，勃列日涅夫病危期间选中安德罗波夫担任第二书记，默许他成为最高权力的继承者。但是，最高权力继承从来就是充满变数。比如，乌克兰领导人一直都是问鼎最高权力的热门人选。从卡冈诺维奇、赫鲁晓夫，再到波德戈尔内，进个前三名问题不大，赫鲁晓夫更是夺得了最高权力。

这么多的历史经验摆在那里，谢尔比茨基可谓进可攻退可守。而且，谢尔比茨基是第聂伯帮成员，又是政治局相对年轻的政治局委员。不管谢尔比茨基有没有这种想法，安德罗波夫都在防着他。安德罗波夫升任第二书记后，有人告诉他，谢尔比茨基来莫斯科的次数较往年增多，私下里频繁会见克格勃主席费多尔丘克，还经常电话联系。（〔俄〕列昂尼德·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张志强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665页）

听到这个消息，安德罗波夫决定，掌权之后必须从克格勃主席的位置上拿掉费多尔丘克。1982年11月末至12月初，即安德罗波夫掌权的第一个月，新领袖将一系列人事变动考虑成熟。首先，免除内务部长谢洛科夫的职务，对他进行秘密调查；接着，免除费多尔丘克的克格勃主席职务，让他接任内务部长；然后，任命自己以前在克格勃的好友、克格勃副主席切布里科夫担任克格勃主席。

切布里科夫全名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1923年生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一个工人家庭。卫国战争爆发的时候，他正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上大学。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切布里科夫应征入伍，参加西南战线的战略防御。切布里科夫从一名列兵干起，英勇作战，后来被选入炮兵，从排长一直干到营长。1944年，随军参加解放捷克斯洛伐克的战斗，光荣负伤，被转移到后方医治，不久重返前线，同年入党。

1946年复员后，切布里科夫回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继续大学学业，1950年毕业时被分配到一家冶金厂工作。1951年，切布里科夫被任命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列宁区党委工业处处长。此后，他从处长升为区委书记，然后升为区委第一书记。1955年，他被调到市里最大的冶金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厂当党委书记。1958年，切布里科夫当选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委第二书记。1961年，他又当选为市委第一书记。1964年，切布里科夫出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书记，1965年升任第聂伯罗德罗夫斯克州委第二书记。

细心的朋友已经发现，切布里科夫也是正宗的第聂伯帮成员，和勃列日涅夫既是老乡，又是校友，还是部下。更细心的朋友可以发现，切布里科夫和后来的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的工作经历比较像，都是先当兵、退伍进工厂、当上所在工厂的党委书记、转入市委、当市委第二、第一书记、再进州委领导班子。

和37岁就当上州委第一书记的谢尔比茨基不同，切布里科夫当上州委第二书记之后，没有依惯例被提拔为州委第一书记。因为，1967年7月，有人向勃列日涅夫推荐切布里科夫去克格勃工作。勃列日涅夫看到的是一份熟悉的简历：切布里科夫，老乡，18岁参军，21岁入党，27岁与领袖同校毕业、28岁进入区委、32岁当上工厂党委第一书记、38岁当上县委书记、41岁当上市委副书记、42岁当上市委常务副书记。整个工作经历覆盖了勃列日涅夫、基里连科和谢尔比茨基三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州委第一书记的全部时间。

有道是朝中有人好做官，能给这三位领导都当过部下的人少之又少。派这样一位熟悉的同志去掌管克格勃的组织人事工作，勃列日涅夫很是放心。于是，谢米恰斯内下台后不久，44岁的切布里科夫被任命为克格勃人事局局长。在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安德罗波夫对着勃列日涅夫闹鹰派情绪。当年9月，勃列日涅夫授意克格勃增选一名副主席，任命了切布里科夫，分管镇压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如果说安德罗波夫对第聂伯帮有一种忌惮的话，那么，对于切布里科夫，那绝对是一个例外。切布里科夫在职时的警卫在接受俄罗斯《议会报》采访时说：“他是一个有军人习气的态度生硬的人，是个严厉的长官。对他来说，任何问题，任何感伤都不值一提，他的眼里只有工作，只有规章制度。”（〔俄〕列昂尼德·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张志强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676页）切布里科夫就是这样的工作狂，凡事讲政治、讲纪律。与特立独行的茨维贡和行事张扬的齐涅夫比起来，更加守规矩。他对安德罗波夫很尊重，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花了五年时间，终于协助安德罗波夫把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镇压下去了，为安德罗波夫的功劳簿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大笔。

安德罗波夫对切布里科夫的印象一直很不错，早就把这位比自己小9岁的同志看成自己在克格勃的接班人。可惜的是，安德罗波夫离开克格勃之时，勃列日涅夫任命费多尔丘克接任。勃列日涅夫死后不久，安德罗波夫召切布里科夫面谈，说道：“已决定解除晓洛科夫的职务，由费多尔丘克接替他的位置。我已和一些同志商量过，大家一致同意推举你担任克格勃主席。”（〔俄〕列昂尼德·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张志强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678页）12月16日，最高苏维埃下达了相关人事任命，除了扶正切布里科夫，还包括免去已经75岁高龄的齐涅夫的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职务。

安德罗波夫的如意算盘是，利用费多尔丘克比较呆板的性格去内务部发动一场大清洗，清扫谢洛科夫在位时培植的亲信。再利用克格勃对内务部展开监视，督促反腐败，调查执法机关与黑手党勾结的情况。

安德罗波夫交给新任内务部长费多尔丘克的第一个任务是加强纪律和打击犯罪活动。安德罗波夫还是克格勃主席时，经常收到生产一线酗酒怠工、迟到早退的统计资料。成为新领袖后，他决定发起了一场有针对性的反酗酒运动，在所有生产岗位禁止饮酒。

费多尔丘克也是一位挺有才的同志，为了贯彻落实安德罗波夫加强工作纪律、严打消极怠工的指示，他命令全国警察白天上街，深入商店、澡堂、理发厅和电影院核查人员证件，查找旷工者。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控告信和申诉信如雪片般从四面八方飞向克里姆林宫，夜班工人、退休公民、为了照顾家庭而迟到早退的女职工，纷纷抱怨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抗议不人道、不合法的执法方式。最后，内务部不得不宣布从1983年1月1日起，取消这个专项行动。

消极怠工的根源是经济体制问题，也许安德罗波夫明白这个道理，但他从这个专项行动看出来费多尔丘克在向自己表忠心。后来，他发现费多尔丘克搞的每一项工作都是无所不用其极。费多尔丘克有多么吹毛求疵呢？他被任命内务部长后，上班第一天刚踏进内务部大楼，就看见一位少将抢着去帮他推开一座又高又重的大门，为他引路。费多尔丘克立即问这位少将姓名，当场宣布解除他的职务，还不忘挖苦一句“你能成为一位很好的看门人”（〔俄〕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309页）。

为了惩治内务部的腐败，费多尔丘克对于那些有人揭发却尚未立案的内务部警官们，无论职务高低、军衔大小、后台软硬，不等调查终结，便通通打发退役，有的甚至开除公职。连前朝驸马、第一副部长丘尔巴诺夫都被免除了职务，降职使用。背地里，费多尔丘克对他和原部长谢洛科夫展开了调查。据统计，费多尔丘克在任两年半，清洗了10万余名警察，其中，绝大部分是在他上台第一年清洗的。这么高的人员数量，成为后世抨击谢洛科夫和丘尔巴诺夫集体腐败的罪证，回回的被引用。

该来的还是要来，谢洛科夫的腐败案还是曝光了！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查明：谢洛科夫在当内务部长的17年间，将内务部第一大的国家别墅和曾作为内务部迎宾馆的“第八国家别墅”据为己有。他还在赫尔岑大街24号占有一套很大的公寓。两座别墅和一套公寓存放着谢洛科夫及家人的大量私人财物。在其中一个别墅里，光地毯就一张叠一张地堆放了7层；而俄罗斯著名画家的油画都放在了床底下。

谢洛科夫被要求限期搬出所有家具，退还上述别墅。除侵占公家房产外，谢洛科夫还存在公款私用的问题，需偿还数万卢布的公款。后来，又查明谢洛科夫在高尔基州的伏尔加河畔还占据了一家国家别墅，同样被勒令退还国家。

谢洛科夫虽然没有被公开查处，但是高层很多人物已经敏锐地嗅觉到了一些气味，一些往日的“熟人”开始远离谢洛科夫及其家人。直到有一天，组织部免去了谢洛科夫儿子的共青团中央国际部部长职务时，大家基本肯定谢洛科夫在劫难逃了。儿子被免职后，谢洛科夫的妻子斯维特兰娜神秘自杀。1983年6月，谢洛科夫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同时被开除的还有梅杜诺夫。涉及他们的腐败案件侦办工作仍在进行。到了1984年，苏共高层开始商量是否法办谢洛科夫，最后，主张移送法院起诉的意见占了上风。1984年12月，谢洛科夫开枪自杀，逃避了法律的制裁。

关于谢洛科夫的贪腐罪行，引用一位他的专案侦查员的话吧：“谢洛科夫毫不客气地什么都要，从奔驰汽车到成套家具、水晶枝形吊灯、家庭女佣用的香粉匣、孙子用的小床、古董、名画、金银制品。为部长及其家庭服务的是一支人数众多的家奴队伍，其中有私人建筑师、私人裁缝、私人口腔医生等。所有这些人都列入内务部的编制序列，如修炉匠是少校，镀锡工是中校，等等。”（〔俄〕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309页）

把公产当私产，拿公款养私人，基本可以概括谢洛科夫的罪行。一个谢洛科夫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在内务部长的任上干了17年，全国警察机关已经被他搞的烂透了。更可怕的是，他不是一个人，苏共高层有一大批像他这样的硕鼠。

由“海洋案”引发的“莫斯科商业系统案”在1983年初继续发酵。莫斯科市苏维埃执委会商业总局局长特列古博夫被逮捕，经审判被枪决。同时被拘押的有莫斯科商业总局25名重要工作人员和一些最大商店与食品店的经理，包括莫斯科国营百货商店所属食品店经理特韦里季诺夫，还有“海洋”公司、“南方港”汽车商店和其他一些公司与商店的经理们。此外，苏联商业部长斯特鲁耶夫被勒令退休。

查了几个首都国营商店的经理，就带出了商业系统的公务员，又牵出了首都商业总局的正厅级干部，最后还把商业部长搞下台了。首都出了这么轰动的案件，全国舆论一片哗然。

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持续了半年，苏共党内和苏联民众已经看出来安德罗波夫是在动真格，也发现这是一场惊险的斗争。反腐败与腐败分子的斗争，体制改革与因循守旧的斗争，甚至包括经济发展方向的斗争，无一不牵涉到干部队伍的更替。对于这个问题，安德罗波夫决定调动利加乔夫回莫斯科，主持中央组织部的工作。

第三节：掌控全党组织人事权

1983年4月，托木斯克州州委第一书记利加乔夫来到莫斯科参加一个会议，会后被莫名其妙地留了下来。留下来的那个晚上，戈尔巴乔夫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第二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和他面谈。

利加乔夫全名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1920年11月出生于新西伯利亚州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库兹乌·利加乔夫原是一位农民，后进城务工来到新西伯利亚市，不久入党。利加乔夫基本上是在城市长大的。

新西伯利亚市是新西伯利亚州的首府，位于西西伯利亚平原的东南部，鄂毕河上游。新西伯利亚原名诺伏尼古拉耶夫斯克，始建于1893年，随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筑而逐渐发展起来，1926年改称新西伯利亚。1928年，苏联“一五计划”开始，在偏远落后的西伯利亚也兴起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新西伯利亚市从30年代起成为西伯利亚地区的中心和乌拉尔以东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城市。

利加乔夫的父亲很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进入城市，在后来的“大清洗”运动中蒙冤被开除党籍。家庭出了政治问题并没有影响利加乔夫的学业。卫国战争爆发前夕，利加乔夫考入莫斯科奥尔忠尼启则航空学院，1943年毕业，被分配到家乡新西伯利亚市契卡洛夫航空工厂工作，1944年入党，随后转入共青团工作，担任新西伯利亚州捷尔任斯基区共青团委第一书记。这一年，他结识了一位叫季娜伊达的姑娘。这姑娘出生于军人家庭，父亲是一名将军，1936年12月在军方的“大清洗”中被捕，被捕时的职务是西伯利亚军区的参谋长，1937年6月被枪决，罪名是“英国、日本、德国间谍”（〔俄〕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赫崇骥等译，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部，1992年，第162页）。

那时，斯大林还没有死，婚姻双方的政治成分决定着新家庭未来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年仅25岁的区团委第一书记利加乔夫冲破世俗眼光，不惧背负政治包袱，执意与“人民敌人”的女儿结婚。这事直到他四十年后身居高位，都一直赢得人们的赞许。利加乔夫从此开启了他的家庭生活和从政之路，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执拗与不屈，这种执拗与不屈的性格贯穿着他的一生，直到最后他的从政之路以失败告终。

1949年，利加乔夫当上新西伯利亚州共青团委第一书记，年仅29岁就进入了州委班子。为了继续卫国战争时期青年们热爱祖国、刻苦工作的氛围，这位新任的州团委第一书记下令在州内各单位成立“青年工作队”，重新推行战争时期的青年工作制度。

很快，事情传到了莫斯科。1949年，斯大林发起了新一轮的“大清洗”。受“列宁格勒案件”影响，团中央第二书记、原列宁格勒州团委第一书记伊万诺夫被逮捕、枪决。按照以往镇压反革命的惯性思路，中央出了反革命头子，地方上肯定有反革命的狗腿子。新西伯利亚州的利加乔夫违背斯大林同志钦定的青年工作方法，属于“托洛茨基主义”，他老婆又是“人民敌人”的女儿，他的个人立场不坚定，必须免去职务。

对于免职，利加乔夫居然天真地向党中央写申诉信，要求党中央对团中央和州团委同时展开调查。他不明白，处理他是发起新一轮“大清洗”的形势需要，自己如果不“顺应形势”，可能结局更可怕。时隔两三天，利加乔夫得到通知，中组部要找他谈话。他仍然没有意识到，这次谈话的内容将决定他的政治前途，也决定着组织上要不要对他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中组部安排了一名不带职务的指导员（类似于巡视员或调研员）约他谈话。既然不带职务，自然是几名同事共用一间办公室。利加乔夫来到那间办公室里，令利加乔夫奇怪的是，指导员问的问题都是工作和生活上的细节小事，毫无实质。待房间其他人走开后，指导员突然变了语调，语重心长地说道：“利加乔夫同志，我特别劝您不要再到哪里去告状了，请您早点回家吧。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特别劝您不要再到哪里去告状了，我将报告，已同您谈过话了。”（〔俄〕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赫崇骥等译，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部，1992年，第163页）

当时的利加乔夫没有完全搞懂这位指导员的言外之意，默默退出了房间。待他反应过来，便是后悔当时没有问这位善良的指导员的名字。利加乔夫是幸运的，他遇到了一位好人，没有遇到那种专事诱取口供、罗织罪名的恶人。如果遇到那种靠对他人话语断章取义、上纲上线、制造冤狱、邀功升官之人，利加乔夫就悬了。

此次上帝保佑的谈话过后，利加乔夫躲过了被清洗的命运，仍然被开除公职，赋闲在家达七个月。直到1949年年底，利加乔夫才恢复工作，进入新西伯利亚市市委宣传部。不久，利加乔夫再次受到重用，先后任市委宣传部长、州委宣传部长、州文化局局长。1954年，利加乔夫晋升新西伯利亚州苏维埃执委会副主席（相当于副州长），分管文化工作。1959年，利加乔夫晋升新西伯利亚州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州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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