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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1982年：勃列日涅夫逝世
书名： 苏联解体往事 作者： 园晟 本章字数： 17616 更新时间： 2024-04-30 11:58:04

第一节：灰衣主教逝世留下的政治真空

1982年1月25日，号称苏共“党内头号思想家”、绰号“灰衣主教”的苏斯洛夫逝世。官方为他举行了极其隆重的葬礼，葬礼规格仅次于1953年3月的斯大林葬礼。极其讽刺的是，苏联人在电视上发现，葬礼上的大部分苏联高官表情漠然，看不出丝毫的悲痛和惋惜。

苏斯洛夫生前主管意识形态长达34年，负责苏联思想领域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界。苏斯洛夫逝世后，苏共中央决定在莫斯科大学新闻系为他挂牌以示纪念，地点选在他教过书的教室门前，悬挂一块“苏斯洛夫曾在此执教”的木牌。（蓝英年、朱正：《从苏联到俄罗斯》，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284页）

常言道，逝者为大。但是苏斯洛夫的牌匾经常会被人用颜料涂抹，校方换了一块又一块，可还是总会被涂抹。鉴于挂牌是苏共中央的指示，校方不敢自作主张，只好用铁皮包上，写上“修理”两个字，直到1988年才摘下来。摘下之前，校长就是否摘去牌匾征求师生意见，很多师生竟不知道苏斯洛夫是何许人，而此时距离苏斯洛夫去世仅仅六年。

为什么这样一位享受高规格国葬的人物在高层得到的却是麻木不仁的结局？为什么一位主抓思想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在教育界却如此遭人记恨最后反而无人问津？拨开浓浓迷雾之前，需要重新回顾这个人的生平。

苏斯洛夫1947年当上苏共中央书记，1948年接替因病逝世的日丹诺夫掌管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历经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三朝，屹立不倒。如果不是他稳居中央高层核心达34年，人们很难想象，性格显著不同、施政理念相异的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三人的权力如何能做到一脉相承。

苏斯洛夫负责的意识形态工作，说白了就是管舆论、管文化、管教育、管宣传，从思想领域维护苏共的执政合法性。在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从来不会有专门的政府机构来干这活，都是属于党务工作的一个方面。比如，西方国家政府换届之时，各个党派的宣传机构都会去联系“相关”媒体，组织演讲和游行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在上台之前除了武装斗争之外，也都干过这些活，只不过不那么引人注意罢了。

既然是党内工作，就无法露脸前台。苏斯洛夫一生都没有担任过政府机构的领导职务，长期隐居幕后。由于他负责理论工作，便得到“灰衣主教”的绰号，成为党内各派势力都不敢轻视的人物。不敢轻视自然有不敢轻视的缘由。

苏斯洛夫一生有两项过人的本领，一项是精于权术。他崛起于斯大林晚年残酷多疑时期，那么多列宁时期就跟随斯大林的老干部被边缘化、被打倒、被杀戮，他居然能脱颖而出，还当上政治局委员；他在赫鲁晓夫时期的1953年至1957年激烈的高层权斗中波澜不惊，很多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倒了他却没倒，他在苏共二十大后公然维护斯大林的思想政策却没有被赫鲁晓夫罢黜；他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极少主持政治局会议和中央书记处会议，从未制定过具体的方针政策，却是党内高层公认的“第二书记”，三驾马车的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见到苏斯洛夫都非常尊重，更别说谢列平等人。

苏斯洛夫在三个朝代都没有拉起自己的队伍，却能做到上述那些，城府及权谋何其之深？

苏斯洛夫的另一项过人本领是强词夺理。苏联精于权术的人很多，但是在理论造诣方面有这一特长的人又极少。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极其难做，布尔什维克在革命时期和内战期间遗留了不少敏感的历史问题，斯大林在清党和大清洗期间干的事更是罄竹难书。如果在舆论工作中罩不住这些事，苏共的执政合法性就很成问题。

苏联内政尚且如此千头万绪，苏共的外联工作更是纷繁复杂，无论是批判南斯拉夫、中国和布拉格之春，还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与意大利共产党论战，面对现实的内容极少，大多都是屠龙之术的讨论，抢占道德制高点和舆论领导权。苏斯洛夫对这些工作应付自如。说他自说自话也好，自娱自乐也好，他终究做到了粉饰太平。他死后，苏共后来的领导人连自说自话和自娱自乐都做不到。

苏斯洛夫一生干的最引人瞩目的事情应该是镇压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并在此基础上对苏联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进行干涉和管制，企图剿灭一切与自己思想观点不同的文化作品。在教育领域，苏斯洛夫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制定了新的国家通用教材，使斯大林主义在教育界全面复辟，引起了教师们的反感和学生们的抵制。在苏联高校中，思想政治课遭遇睡懒觉和开小差的尴尬最多。

1974年，距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第一次被镇压下去的1973年不到一年，苏联一家画室的一百名画家向其联名致函，要求其退出政坛。信中有一段话，或许可以作为苏斯洛夫的墓志铭：

艺术像河流，无论您的堤坝，无论您如何想方设法让河水倒流入你们用查禁和摧毁设置的钢筋水泥的河床，都无法阻止河水的奔流。最可怕的是，您唯一的目的就是剥夺俄罗斯人的精神生活，把他们变成执行您荒谬而残酷的意愿的机器人。您的宗旨是使俄罗斯文化粗浅化，宣传极端贫乏的理想，否定苏联人精神兴趣的复杂性。您的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是使苏联各族人民变得蒙昧，以便您制造毁坏人类社会正常生活的一切规律的土壤。（蓝英年、朱正：《从苏联到俄罗斯》，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296页）

精于权术又善于强词夺理、粉饰太平的苏斯洛夫死了。苏共出现了第二书记的权力真空，各种内外矛盾也开始浮出水面。这时出现的权力斗争加剧了国内形势的紧张，而且，从此以后，苏联的权力格局再也没有稳定过。当然，所有的权力斗争都在暗处。

争夺二号领袖权力的人中，一类是第聂伯帮。他们以中央书记基里连科、中央书记契尔年科和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三位政治局委员为首。从私人关系来看，他们与勃列日涅夫更亲近一些，勃列日涅夫对他们也更信任；另一类是非第聂伯帮。他们以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为首。他们没有早年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州、摩尔达维亚、哈萨克与勃列日涅夫同甘共苦的经历，但是在七十年代的对外缓和战略、阿富汗问题和波兰问题上，都是主要决策者。勃列日涅夫对他们更赏识。

这两组三剑客构成了苏共中央权力核心的核心，直至戈尔巴乔夫上台。

苏斯洛夫逝世之前，勃列日涅夫尚且有机会在两派人物之间搞平衡。苏斯洛夫逝世之后，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病入膏肓的勃列日涅夫不得不对自己的身后事做出安排。只有将一个人确定为党内二号人物，才能为将来成为一号人物奠定基础。

第聂伯帮最有资格继承苏斯洛夫职务的是基里连科。基里连科早在1962年当选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死后，他和勃列日涅夫是仅剩的赫鲁晓夫时代的政治局委员。基里连科长期主管机器制造业和航空工业等领域的工作。在重工业占据主导地位的苏联，他在权力体系中的地位不同寻常。但他和勃列日涅夫同岁，年龄的问题阻碍他继续向上一步。

非第聂伯帮最有资格继承苏斯洛夫职务的是安德罗波夫。安德罗波夫虽然直到1973年才当上政治局委员，但是掌握着克格勃这一独一无二的优势部门，对内政、外交、经济、军事各方面形势有着最为深入的了解。然而，安德罗波夫有一块最大的短板，就是勃列日涅夫对他并非完全信任。在安德罗波夫履职克格勃主席的最初几年，勃列日涅夫提拔了三位克格勃副主席，均为第聂伯帮成员。此外，勃列日涅夫还把克格勃维护治安的对内职能分了出去，重新成立了内务部，变相削弱了安德罗波夫的权力。

安德罗波夫在七十年代初赢得了勃列日涅夫的信任。他的情报工作为推动对西方缓和，镇压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和干部选拔工作都起到了积极的助力作用。但是，他在另一件事情触怒了勃列日涅夫，即党内的贪腐案件。七十年代中后期，勃列日涅夫在听取国内形势报告时更愿意采信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关于形势一片大好的汇报。他接受不了安德罗波夫所说的今天需要查处这个贪腐，明天需要查处那个贪腐。安德罗波夫后来学乖了，不再管党内贪腐的事情。勃列日涅夫也面临着在阿富汗和波兰的巨大困难，需要安德罗波夫来应对。于是，安德罗波夫脱颖而出。

苏斯洛夫逝世前夕，莫斯科发生了一件对正在争夺接班权力的第聂伯帮很不利的事情，勃列日涅夫的连襟、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茨维贡自杀了。当时，党内高层很多贪腐弊案都由这位克格勃副主席负责查办，包括已经有很多人举报的“公主案”和“驸马案”，即勃列日涅夫女儿加琳娜和女婿丘尔巴诺夫的贪污、受贿、走私、盗窃集团案。茨维贡对于这些案件查而不办，引起安德罗波夫的不满。

茨维贡作为克格勃的第一副主席，在工作中少有显眼的功绩。克格勃上上下下都知道，他和齐涅夫、切布里科夫等人都是勃列日涅夫为了往克格勃掺沙子、削弱谢米恰斯内、扳倒谢列平的棋子。谢米恰斯内对这些人极其反感，总是与他们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甚至把他们打发到无关紧要的位置上去。这使得勃列日涅夫下定决心除之而后快。勃列日涅夫对茨维贡等人突击提拔，任命他们当副主席，陪着新任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做工作。安德罗波夫如芒在背，深知这帮人有监视作用，这一忍就是15年。

看到一把手这么能忍，茨维贡工作之余搞起了兴趣爱好工程——写小说和电影剧本，赚了非常非常多的稿费。但是茨维贡那些作品的水准让人着实不敢恭维，连脾气一向极好的安德罗波夫看了以后都忍不了。

安德罗波夫对茨维贡说：“你知道高尔基说过的‘如果你不会写，就别写’吗？”

茨维贡的脸皮倒也厚，说道：“我不能不写。”（〔俄〕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60页）

勃列日涅夫看到自己的连襟出书挣了那么多稿费，也找来几个枪手给自己先后编写《小地》《处女地》和《复兴》，号称文学三部曲，挣了不少稿费，为自己增加了文学家的头衔。

就是这位醉心稿费的茨维贡，不知为何贪心不足，疯狂收取贿赂。当然，像他这样位高权重的皇亲国戚是没有人敢招惹的，他的恶劣罪行的曝光方式极其特别，是一位被处以死刑的贪腐犯人临死之前供述茨维贡利用职权收受巨额贿赂。

1982年1月18日，苏斯洛夫召见茨维贡进行谈话，双方的谈话内容无人知晓。第二天，也就是1月19日，茨维贡在家持枪自杀。紧接着，1月25日，苏斯洛夫死于突发性高血压。那天晚上双方的谈话内容成了永远的秘密，无人知晓。

与苏斯洛夫后来享受的高规格国葬不同，身为中央委员的茨维贡葬礼极其简单，仅在中央报纸上发布了一则简单的讣告。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和基里连科三人的名字没有在讣告落款中出现。意味着茨维贡的葬礼并未得到党内高层前三号人物的重视。

失去姨夫茨维贡的包庇，加琳娜和丘尔巴诺夫的卷宗很快落入了安德罗波夫的手中，可谓是苏联天字第一号贪腐弊案即将真相大白于天下。1月下旬，安德罗波夫把茨维贡办公室保险箱里的“公主案”卷宗拿出来侦查，迅速查实公主加琳娜的情人布里亚策一系列盗窃国家财产、行贿受贿，乃至盗窃博物馆珍宝的罪行。克格勃对布里亚策实施逮捕后，依法告诉他有权通知家人。布里亚策没有打给家人，而是立即打电话给加琳娜，要她把自己捞出来。加琳娜没有答应。布里亚策很快被绳之以法。克格勃在安德罗波夫的指导下，对犯罪事实做了很好的切割，一切只查到布里亚策为止，对于加琳娜夫妇的犯罪事实秘密封存，不予公开。

安德罗波夫勇于不顾勃列日涅夫女儿加琳娜的光环，对其情人布里亚策的侦讯在高层引起了不小的恐慌，连加琳娜本人都不得不出国暂避风头。在她丈夫丘尔巴诺夫的支持下，两人对家中的不义之财进行了大转移。这一切都在克格勃的监视范围内，安德罗波夫坐等勃列日涅夫生命结束，时刻准备着将“公主案”和“驸马案”并案侦查。布里亚策案的侦破使得苏联老百姓终于相信，高层还是有人敢朝皇亲国戚动刀子的。安德罗波夫以及克格勃的秘密警察在苏联国民中的形象大幅上升。

勃列日涅夫为自己家的丑闻也感到愤怒。或许是受此情绪影响，或许是第二书记的职位太重要了，整个2月，勃列日涅夫都没有公布让谁来做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到了3月，一场突如其来的灾祸不得不让他下定决心，选定接班人。

第二节：第二书记尘埃落定

苏共中央的第聂伯帮成员非常担心勃列日涅夫会把苏斯洛夫的权力交给安德罗波夫。为了增强勃列日涅夫在重病之中的自信，也为了暗示安德罗波夫领袖身体硬朗着，别想抢班夺权，第聂伯帮的一些人居然劝说勃列日涅夫去乌兹别克视察，届时授予乌兹别克列宁勋章。根据苏联的勋章颁发条例，列宁勋章可授予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建设中建立特殊功勋的个人、集体、机关、社会团体和部队。自然而然，勋章由时任乌兹别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拉希多夫同志领取。

拉希多夫何许人也？1982年，他已经当了19年的乌兹别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当时的他还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在全苏联赫赫有名，出名的原因竟是肆无忌惮的贪腐。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苏共中央和内务部每年都能收到大量关于拉希多夫及其党羽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的举报信。到了安德罗波夫时代，拉希多夫的举报信都装满了好几个箱子。

1980年至1981年，苏联好几个贪腐窝案在国内传得沸沸扬扬，高层不得不做做样子。1981年，莫斯科派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驸马爷丘尔巴诺夫前往乌兹别克展开调查，一场滑稽的闹剧开场了。

丘尔巴诺夫一下飞机就发现当地的欢迎仪式规格很高，拉希多夫准备了只有外国政府首脑才能享受的高规格国宾待遇。当天晚上，拉希多夫又为驸马爷举办了盛大的宴会，乌兹别克所有的高级干部尽皆出席，轮番向驸马爷敬酒。那场面，给驸马爷灌得不忍直视。

丘尔巴诺夫到乌兹别克的第一天晚上就喝大了，最后走不动道，由当地警卫局的卫士们扶回宾馆。半夜里渴醒的驸马爷刚想起床找水喝，就发现一双手端着水杯递到他面前。拿杯子的是乌兹别克共产党办公厅主任乌马罗夫，不得不说，乌兹别克的高级干部素质就是高，如此耐心地等待首长酒醒，一晚上都没走。乌马罗夫趁着丘尔巴诺夫喝水的瞬间，把一个装满卢布的公文包放在床上，默默转身走了。

第二天，在拉希多夫等人的陪同下，丘尔巴诺夫把中央交代的调查变成了视察，四处走马观花看面子工程。返回莫斯科后，驸马爷的报告全是拉希多夫的好话。于是，就有了接下来勃列日涅夫为乌兹别克授勋的这一出剧目。

对此，不少人认为丘尔巴诺夫贪财枉为，连中央交办的专案都敢糊弄。事实难道真的这么简单吗？无论驸马爷在乌兹别克多么狂妄，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拉希多夫是勃列日涅夫的亲信，有勃列日涅夫罩着，没人敢动他。即使派的不是驸马爷，而是相对清廉的某个书记或部长去查，结果也一样。因为，苏联的腐败已经烂到了根子上，主席台上的勃列日涅夫不消失，贪污弊案根本无法彻查。

苏共中央有些人也想借着勃列日涅夫去给乌兹别克授勋，震慑安德罗波夫，同时也在党内创造一种潜意识的舆论——就算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乌兹别克腐败窝案，也没有谁可以借侦办此案为自己在党内和民间捞取名声。因为，拉希多夫同志身后有勃列日涅夫同志和党中央的支持。

3月22日，勃列日涅夫如期抵达塔什干。3月23日，不知为什么，勃列日涅夫没有按照既定安排，而是临时要求去塔什干飞机制造厂看看。在拉希多夫等人陪同下，勃列日涅夫来到这个厂的装配车间。由于事前没有进行准备工作，很多工人都是偶然得知总书记来车间视察，纷纷涌进车间，想与憨厚的总书记近距离接触。

工人们把勃列日涅夫等人围成一个圈，似乎在等待勃列日涅夫发表讲话。见人员越来越密集，勃列日涅夫的卫队长强烈建议领袖退出车间，被领袖拒绝。眼瞅着工人围成的圈越来越小，警卫们只好手挽手做人墙，在这过程中，人越来越多，站不下的工人纷纷爬上在造飞机的脚手架。脚手架顿时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脚手架顶部的木制大平台也迅速聚集了大量的工人。

突然，脚手架崩溃损毁，木质平台随之坍塌，直接砸向正下方的勃列日涅夫等人。领导们全部被压在木板底下，人们废了好大劲才把木板移开，警卫们赶紧把领导们送往医院。幸运的是，无人死亡，但都受了伤。勃列日涅夫头部受伤，耳朵被挂掉一块皮肤，内伤相对严重一些，锁骨骨折。（〔俄〕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72页）

医生和警卫力劝勃列日涅夫推迟或取消原定于第二天（3月24日）的授勋典礼，被勃列日涅夫拒绝了。典礼如期举行，勃列日涅夫作了长篇讲话，出人意料的是，他谈到了中苏关系。《金融时报》把勃列日涅夫的讲话描述为，是“自中苏两国存在边界争端，特别是1969年中苏边界战争以来最明显的和解姿态”。

勃列日涅夫说，“我党和苏维埃国家在苏中关系问题上采取的原则立场已在苏共二十五大和二十六大的决议中作了明确的阐述。我想在这里补充如下几点：第一，尽管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公开批评中国领导所奉行的政策（尤其是对外政策）中许多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与准则的观点，但我们从来也不想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部生活。我们过去没有否认，现在也不否认中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虽然北京在世界舞台上同帝国主义的政策相呼应显然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利益。第二，我们过去和现在从未以任何方式支持所谓“两个中国的概念”，过去完全承认、现在仍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岛的主权。第三，从苏联方面来说，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过任何威胁。我们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对中国提出任何领土要求，并准备在任何时候继续就现存的边界问题举行谈判，以便达到彼此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我们还准备讨论关于在加强苏中边界地区的相互信任方面采取可能的措施的问题。第四，我们清楚地记得那个友谊，与同志般合作的纽带将苏联和人民中国联结在一起的时代。我们从不认为我们两国间的敌对和疏远状况是正常的现象。我们愿意在不带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就双方可以接受的，在互相尊重彼此利益、不干涉彼此事务和互利的基础上，当然是在不损害第三国利益的情况下改善苏中关系的措施达成协议。这将既涉及经济、科学和文化关系，也涉及政治关系，但是这要看双方将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在其中的任何一个领域采取某些具体步骤……”（〔英〕彼得·琼斯：《中苏关系内幕纪实》，郭学德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第292-293页）

3月26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后来的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英〕彼得·琼斯：《中苏关系内幕纪实》，郭学德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第293页）

听到中国的回应时，勃列日涅夫已经在莫斯科住院了，这一次的病情十分严重，此后住院长达三个多月。期间，只有4月22日的列宁诞辰纪念大会和5月12日的苏共中央全会才起床参加会议。在中央全会召开前的两个多月住院时间里，勃列日涅夫最后下定决心，要把国家的未来交给安德罗波夫。

早在3月初，勃列日涅夫就找过安德罗波夫，要他准备准备，回中央书记处工作。从私心上说，勃列日涅夫不甘心，不甘心提拔对自己家族贪腐丑闻了如指掌的安德罗波夫。他的女儿、女婿还有儿子都有把柄握在安德罗波夫手上，他不得不考虑自己死后家人的结局。而且，他知道安德罗波夫不是第聂伯帮的人。这个人虽然保持着对他的绝对忠诚，但终归是一个独立思想很强的人，以安德罗波夫那种敢想敢干的性格难保不在勃列日涅夫死后改变既定路线方针。从公心出发，党内贪腐的泛滥和国民经济的停滞使得这时的苏共意识形态工作十分艰难，人民在悲哀的现实面前无法再像过去一样接受苏共的宣传鼓动，亟需一位有声誉有民望的领导人将意识形态工作乃至全党的工作负责起来，领导人民朝全新的方向前进。勃列日涅夫在种种不甘心的同时又不得不考虑大局。

勃列日涅夫的这些不甘心并非后人的主观臆断，有充分的史实依据佐证。比如，他在向安德罗波夫打招呼做好回中央书记处工作的准备时，又指令契尔年科暂时负责一部分意识形态工作。勃列日涅夫在正式确定接班人之前，暂时让契尔年科和安德罗波夫互相牵制。

5月12日，苏共中央全会开幕，勃列日涅夫出席大会并作报告，演讲效果很不好。病重的勃列日涅夫在会上讲话十分吃力，开幕式结束立即返回医院住院。或许，这件事的发生让勃列日涅夫意识到国家还是需要强有力的领袖，他做出了选择安德罗波夫的决定。5月24日，中央全会的最后一天，中央委员们就增选中央书记进行投票，安德罗波夫被选举为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

安德罗波夫取得了苏斯洛夫死后与第聂伯帮对抗的第一个胜利。没过几天，安德罗波夫就遭遇到新的挫折。接替他出任克格勃主席的不是与他关系亲密的副主席切布里科夫，而是亲近第聂伯帮的乌克兰克格勃主席费多尔丘克。

正式敲定费多尔丘克继任之前，勃列日涅夫曾问过安德罗波夫，关于新的克格勃主席人选有哪位同志值得推荐。谨慎的安德罗波夫明确回答道：“这是总书记考虑的问题。”（〔俄〕列昂尼德·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张志强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664页）勃列日涅夫听完很放心，没过多久就去克里米亚度假了。

返回中央书记处工作的安德罗波夫谨慎小心，十分低调。中央书记处并没有因为安德罗波夫的调任发生显著的变化。主持书记处工作的依然是苏斯洛夫死后代理其职责的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的低调很快有了回报。

7月的一天，正在休假的勃列日涅夫往书记处打电话，问安德罗波夫：“现在是谁在主持书记处的会议？”安德罗波夫答道：“是契尔年科。”勃列日涅夫听完语气变得严肃起来，“我们为什么选举你担任中央书记？现在该由你来主持所有这些会议。”安德罗波夫表示遵命。在接下来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中，安德罗波夫开始强势履行职责，说话语气也不一样了。面对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全部中央书记，他中气十足地说道：“人都到齐了吗？现在开会！”（〔俄〕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82页）与这坚定语气相伴的，是契尔年科失落的表情和在场苏共高级干部们的惊讶神态。

拿到领导权后，安德罗波夫干了一件相当有影响的事情，此事的重大意义不亚于查办公主情人案。8月，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区委第一书记梅杜诺夫被免职，其任内制造的涉及贪污、行贿、受贿、投机倒把和走私等多项罪名的腐败窝案被公之于众。

该案牵连甚广，牵涉渔业部、外贸部、食品工业部、海军、莫斯科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等多个部门和地区。早在七十年代末就已经暴露在公众面前，全国人民和整个执法部门都知道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贪污受贿和营私舞弊横行。但是，碍于梅杜诺夫是勃列日涅夫的红人，在上层有一大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一级的高官替他说话，检察机关对他的侦查寸步难行。

安德罗波夫返回中央书记处后，对苏联检察院给予充分支持，决定从生产、走私、倒卖渔业产品的“渔业案件”入手，侦查其中的投机倒把和走私行为，弄清相关各方利益关系。至8月，苏联检察院对“渔业案件”侦查完毕，并且顺藤摸瓜，查清了“索契案件”“克拉斯诺达尔案件”和“海洋案件”。四大弊案的幕后主使和利益群体同时指向了莫斯科高层。

四大弊案的核心罪行是非法低价出口售卖国家珍贵资源、以走私和投机倒把形式非法获利。其中，“渔业案件”是外销环节的犯罪行为，贪腐集团把装有珍贵鱼类及鱼子酱的罐头贴上鲱鱼的标签，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卖给外国公司，外国公司再给苏联方面相关人物“分红”，存入瑞士银行。

“索契案件”是生产环节的犯罪行为，那些珍贵的鱼子酱主要由索契市和阿斯特拉罕市生产，而索契又是苏联西南国境出口的重要港口。因而，成品的鱼子酱罐头由索契当地领导人沃隆科夫负责分配。当然，这种分配违反国家经济计划，属于黑市交易。

“海洋案件”是内销环节的犯罪行为。“海洋”是一家购买此类鱼子酱的苏联国营公司的名字。贪腐集团把违法生产的珍贵鱼类和鱼子酱留下一部分商品，卖给国内供党政军干部购物的特供商店，以极低价格讨好高干们，同时，也卖给少数普通公民购物的商店，供投机倒把分子和黑手党分子非法盈利。故苏联民间又称此案违法分子为“渔业黑手党”。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普通苏联公民排长队购买香肠和黄油还不一定买得到的时候，苏联的高级干部们却有物美价廉、还是极其低廉的价格享受珍馐美馔。难怪苏联老百姓把该案违法党政干部称为“渔业黑手党”。当一个国家的老百姓把执政党视为黑社会的时候，这个党离垮台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莫斯科特供商店云集，又是渔业部、商业部、食品工业部等部门机关所在地，这些单位在莫斯科蝇营狗苟、上下勾结，自然少不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的包庇。尽管没有用法律制裁他，但是“海洋案件”的侦破，对这位反对安德罗波夫的同志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克拉斯诺达尔案件”是指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集体贪腐案，从第一书记梅杜诺夫以下，包括辖区内的索契市。整个边疆区的党政干部在倒卖国家鱼类资源中捞取大量好处，经济收入暴涨。大家一看梅杜诺夫后台这么硬，居然能调动这么多政治资源，立即上杆子巴结，随后带动边疆区内卖官鬻爵的盛行。

梅杜诺夫能有这么大的能耐，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勃列日涅夫的纵容和谅解。勃列日涅夫和中央领导们去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度假，梅杜诺夫都能招待的很好。也许，在领袖的眼里，梅杜诺夫是个工作能力很强的老实人，就是“有点”贪财罢了。也许，领袖不明白，腐败这种东西都是从小事发展起来的，然后造成巨大的破坏力。

安德罗波夫得知检察院将上述案件侦查完毕后，立即向在克里米亚休假的勃列日涅夫打电话报告，要求对梅杜诺夫提起刑事诉讼，遭到勃列日涅夫拒绝。勃列日涅夫说：“不能这样做。他是一个那么大的党组织的领导人，人们信任他，跟随他前进，而现在我们却要将他法办？他们边疆区的事业也进展顺利。我们会因一个不诚实的人而玷污整个好端端的边疆区……暂且把他调动一下，在新单位看看他的表现，再做处理……随便什么部门都可以，当个副部长什么的。”（〔俄〕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84页）最后，安德罗波夫只好代表中央宣布免除梅杜诺夫的边疆区区委第一书记职务，调到果品蔬菜部任副部长。

8月侦破的关于梅杜诺夫的四起贪腐窝案，使苏共党内和苏联民间对中央权力斗争有了新的猜想，四案的侦破以及梅杜诺夫被免职让民众相信：浑浑噩噩的党内高层有一股清流之气在涌动。任何官员，即使他是勃列日涅夫的亲信，也不意味着有护身符，可以肆意违法乱纪。人们开始相信，安德罗波夫成为第二书记后，没有谁能够阻挡他的正义行动。他打击的是勃列日涅夫的人，依然得到了勃列日涅夫的支持。

梅杜诺夫被贬谪对于第聂伯帮那些想背靠勃列日涅夫大树好乘凉，甚至想左右接班人、确保终身权力富贵的高官们是一个沉重打击。连梅杜诺夫这样把领袖的休假安排的妥妥当当，平时那么会讨领袖开心的人都会倒霉，谁还敢确定自己能坐稳自己的职位？

没过多久，勃列日涅夫又为安德罗波夫清扫了一个障碍——勒令第聂伯帮的二号人物基里连科退休。

第三节：为新领袖扫清障碍

基里连科有一个儿子在一次出国的公差中叛逃，向英国政府寻求政治避难，给苏联造成了巨大的政治丑闻。一个在国家权力体系中排名前五的领导人、当了二十年政治局委员的高级干部家中居然出了一个叛徒儿子。从小住别墅、吃特供、随便就能找到一份可以出国的工作，这么优越的生活工作条件最后就想着叛逃，这得是多大的丑闻？要换作以往，这种丑闻是不可能让苏联普通老百姓知道的。可是这一次，这件事莫名其妙地就成了街头巷议的热点，甚至后来让苏联老百姓觉得基里连科下台和儿子有关。

1982年9月初，仿佛一夜之间，苏联各地悬挂的基里连科大幅肖像突然全部被摘下，这件事加深了苏联人民对基里连科儿子坑爹的猜想，也加重了基里连科民间口碑的持续走低。在接下来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以健康原因为由，勒令基里连科退休。话说基里连科与勃列日涅夫同岁，身体也确实不好。领袖以这种方式赶他下台也说得过去。脾气一向不好的基里连科这次发了他一生最大的火——对着勃列日涅夫咆哮。当然，他再咆哮也无济于事。

基里连科的下台，使安德罗波夫的权力在1982年9月再一次被加强。至于勃列日涅夫为什么会这样做，阴谋论者解释道：克格勃掌握了勃列日涅夫家族的大量贪腐丑闻，所以安德罗波夫与勃列日涅夫达成某种交易，胁迫领袖把权力交给自己。

这种观点很难证实。从1982年1月至8月的一系列事件，包括克格勃主席继任人选问题、安德罗波夫在5月至7月不敢主持书记处会议、梅杜诺夫只被查办不被法办等事件来看，安德罗波夫此时的权力基础依然相对薄弱。即使从勃列日涅夫死后安德罗波夫对其家人的处置来看，尽管有点“温柔缓慢”，但也确实是朝法办的方向办理，绝不像普京上台后确保叶利钦家族不被国家执法机关调查那样的全方位保护。

在这里，可以用一种类似壮士暮年的心态去揣测勃列日涅夫当时的心态。没准这时候，他想起了自己当年领导国家走进七十年代中期的繁荣，走进七十年代外交缓和、世人瞩目的大国地位。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走向了停滞。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必须把国家交给一个有能力有威望的人。

基里连科的出局使得政治局空出了一个座位，勃列日涅夫要选择一个合适的人，提拔到中央领导层。这一次，他相中的是阿塞拜疆共产党第一书记阿利耶夫同志。阿利耶夫全名盖达尔·阿利耶维奇·阿利耶夫，1923年出生于阿塞拜疆的纳希切万，18岁起加入内务部工作，后转入克格勃，直到26年后当上阿塞拜疆克格勃主席。

在克格勃工作期间，阿利耶夫积极协助共和国内务部的同志打击黑手党和影子经济。最早发现阿利耶夫工作业绩的是铁杆第聂伯帮、已经自杀的领袖连襟茨维贡同志。当时，茨维贡是阿塞拜疆克格勃主席，是他第一个发现了精于业务、忠于法律的阿利耶夫同志。1967年，茨维贡奉调莫斯科，担任克格勃第一副主席，阿利耶夫继任阿塞拜疆克格勃主席职务。

阿利耶夫在阿塞拜疆克格勃主席任上得到了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和内务部长谢洛科夫的一致好评。要知道，这两人可是针尖对麦芒，长期以来意见相左，能让水火不容的两个人同时予以好评，得有多少真本事和硬功夫？随着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深入，阿塞拜疆高层腐败问题浮出水面。在安德罗波夫和谢洛科夫的支持下，1969年，阿利耶夫当选阿塞拜疆共产党第一书记。

上台后，阿利耶夫出人意料地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对阿塞拜疆贪污公款和盗窃国家财产的官员们予以严厉制裁，同时对黑手党分子展开严打。他在共和国内部的一些不同寻常的讲话不仅得到了苏共中央和国内民众的好评，在西方国家都造成了很大的反响。甚至一些欧洲和美国的几家大型报业集团都报道了他在阿塞拜疆的故事。

既然该同志赢得了党组织的好评，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又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连外国友人都对他赞不绝口。那么，综上所述，应该提拔，继续重点培养。1976年，阿塞拜疆共产党第一书记阿利耶夫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进入最高决策层。

勃列日涅夫选择阿利耶夫，有很大一部分考虑是出于维持权力平衡。由于安德罗波夫领导书记处工作后权力与威信急剧提升，基里连科刚刚退休，苏联高层的权力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容易引起第聂伯帮成员的不满。只有挑选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进入政治局，才能维持权力平衡，防止出现混乱。

为了提升阿利耶夫在全国的威信，勃列日涅夫再一次不顾重病缠身，亲赴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对该共和国授予列宁勋章，以此肯定该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阿利耶夫的功绩。9月26日，勃列日涅夫在巴库出席授勋大会。出人意料的是，他和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一样，再度提出关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建议。勃列日涅夫明确提出：“我们认为，在我多次讲到的平等、互相尊重和互利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直至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这是非常重要的。”（〔英〕彼得·琼斯：《中苏关系内幕纪实》，郭学德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第296页）

此次讲话追求缓和的语气比塔什干讲话更为浓郁。在双方的私下互动之后，10月5日，中苏双方在北京举行副外长级会谈。双方没有公开会谈的细节，就事后官方通讯口径来看，在会谈中，中国提出了柬埔寨问题和阿富汗问题；苏联仅与中方讨论了贸易、经济和文化交流问题。会谈成果是：双方同意今后的中苏会谈将在北京和莫斯科轮流举行。

勃列日涅夫的巴库之行除了放心不下党内斗争和中苏关系外，还显示出了他的第三个忧虑——民族问题。阿塞拜疆有一个自治州叫做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这个州的人口多数是信奉东正教的亚美尼亚族，但是该州隶属阿塞拜疆加盟国。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一直强烈要求加入亚美尼亚加盟国，被莫斯科视而不见。整个苏联时期，当地的民族主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1977年修改宪法的时候，不少民族问题专家上书苏共中央，建议在此州成立中央直属的共和国，被勃列日涅夫拒绝。领袖的意思是，不要触动国家旧有的政策和体制。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民族问题不仅阿塞拜疆有，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地区也有。除此以外，吉尔吉斯的“过时习俗”问题，乌克兰的民族主义思潮，全都证明苏联民族政策存在很大问题。在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期间，有人建议在苏共中央委员会成立民族政策部，在苏联部长会议设立民族委员会，从党和政府两个方面全面解决民族问题。这个建议被政治局否决。克里姆林宫认定，当时的苏联不存在民族问题。

苏斯洛夫在世时，民族问题被划入意识形态范畴，由他老人家负责。1982年1月苏斯洛夫逝世之后，再也没有人胜任粉饰太平。病情日益严重的勃列日涅夫不得不正视民族问题，强忍病痛去各少数民族加盟国视察。勃列日涅夫在9月26日去阿塞拜疆之前，于9月24日参观了苏联各族人民友谊宫，同样显示出他对民族问题的重视。但是，上帝已经给了他十八年的时间来解决民族问题，他却没有解决好。现在，上帝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或许，勃列日涅夫在1982年入冬之际已经感受到了自己时日无多，接班人已经选好了，干部人事调整正在稳步进行，应该不会有大问题。民族问题和经济问题就留给安德罗波夫吧。想来想去，他发现还有一个领域他不放心，那就是苏联军队。

阿富汗的战事进展不顺对中亚五个加盟国造成了不稳定因素，战争带来的毒品贸易正在腐蚀苏联的边防部门。驻阿富汗的苏军和边防部门的腐败官员相互勾结，形成了一条由阿富汗到中亚，再由乌拉尔山区进入莫斯科等大城市，直通东欧和西欧国家的毒品贩运线。这就意味着，除了内务部，军队也开始腐败了！

安德罗波夫没有统帅过苏联军队，在军方缺乏威信。他固然有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的支持，但乌斯季诺夫本人在军队中的威望也不高。乌斯季诺夫1976年执掌帅印后，干的唯一一件大事就是出兵阿富汗，还做成了夹生饭，让苏联咀嚼了两年都咽不下去。安德罗波夫作为出兵阿富汗的主要发起者，在军队的影响自然也不是太好。

为了保持军队的稳定，经勃列日涅夫提议，10月27日，苏联军方高层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将帅们共有500多人，是十余年来少有的大规模会议。对于军方高层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是安德罗波夫第一次正式进入他们的视野。以前顶多是在党中央开会的时候，他们才会扫一眼那位不爱说话、行色匆匆的克格勃主席。这次会议让他们明白，以后就要听安德罗波夫的指挥了。

按照勃列日涅夫的意思，大家来了就别着急回去，留下来一起出席11月7日的十月革命胜利65周年庆典！这次庆典大会对于安德罗波夫非常重要。这是他第一次作为二号领袖出现在全国人民都可以看到的主席台上。病重的领袖勃列日涅夫同志正站在离他很近的检阅台中央位置。恶劣天气之下，勃列日涅夫依惯例发表演讲，效果竟比以往要好。人们隐隐约约的感觉，领袖的身体状况似乎有所恢复。

在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结束后，勃列日涅夫兴致高昂地出席了节日招待会，高举酒杯，向在场的干部群众和外国使节祝福。他首先提议“为我们的列宁党”干杯，然后再“为全体在座的人的健康”干杯。（〔俄〕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87页）全场热情洋溢，充满了欢声笑语。

就在大家以为领袖的身体恢复健康之际，两天之后的11月9日，勃列日涅夫因病逝世。他离开的时候，苏联国内相对平静，远远好过列宁逝世和斯大林逝世时的群龙无首状态。安德罗波夫十分平稳地接过了权力，开启了国家新的征程。

第四节：勃列日涅夫的功过是非

本书的男一号结束了他的自然生命和政治生命。关于他，还是很有必要多说两句的。一个人的是非功过，只有在他死后才能盖棺定论。想必大家都会赞同这个观点。然而，政治人物不是这样，想真正客观评价一个政治人物很难，尤其是像勃列日涅夫这样一位大国领袖，俄国人、西方国家以及我们中国都因他和苏联的存在受到了很多影响。甚至连他的后继者们都要考虑自己的政治需求，带有目的地去评价这位政治人物，以满足自身现实需要。

作为纯历史书，评价历史人物的态度要超脱一些，在还原历史真相的基础上，尽量全面、客观地去评价。勃列日涅夫的一生，基本上涵盖了苏共夺权的历史背景和苏联的大部分发展历程，预示了苏联解体的落幕。因而，客观评价他有利于我们去分析苏联解体的真实原因。

从官本位的角度来看，勃列日涅夫的一生是成功的。一个普通工人家的孩子，毫无家庭背景，却成为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从外因分析，他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得益于斯大林的大清洗，大量有才华、有功绩的政治人物被肉体消灭，使得战略思维相对较弱、执行能力相对较强的勃列日涅夫们能够得到上级赏识，而不会被怀疑有政治野心，进而平步青云。

勃列日涅夫成功的第二位外部因素是赫鲁晓夫的刚愎自用。赫鲁晓夫没有看出自己这位部下的野心，也没有想到勃列日涅夫那种谦虚笨拙的外表能够团结到一大群看上去比勃列日涅夫更有能力的人们，更没有想到勃列日涅夫最终带领他们把自己赶下了台。

从政治功绩来看，勃列日涅夫在柯西金的帮助下，把苏联经济带上了一个值得称道的时期，这个时期既没有斯大林时代的劳改营经济和大规模政治迫害，也没有赫鲁晓夫时代的瞎折腾和朝令夕改。总的来说，是苏联时期广大公民最能接受的经济发展方式。而且，这一时期，苏联经济运气也好，几个大型油气田的运行添加了资源优势，红利滚滚。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依旧有官方推动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的表象之下，已经发生了民主萌芽，随着科技进步和东西方缓和，越来越多的苏联人有机会接触西方国家的自由思想和民主制度，为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勃列日涅夫的外交成就可谓功过各半，他推动了对西方的政治缓和，并在现实领域从西方国家手中赢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难能可贵的是，苏联的国家利益没有减损，基本上是以相对较少的让步获得了西方国家更多的让步。

勃列日涅夫在外交上“过”的那一半是没有处理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导致苏联在中苏关系上花费了大量不必要的精力和国力，让尼克松和里根等人有机会玩一把国际舞台上的三国演义。当然，他在处理布拉格之春、阿富汗问题和波兰问题上也是不成功的。尤其是阿富汗战争，彻底终结了东西方的缓和局面，把中国和伊斯兰国家推向了西方国家一边，使苏联的外交空间越来越窄。

外交领域的功过并不是决定人民评论领袖功过的主要因素。在现代民主国家，只要没有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人民在看领袖有没有把国家利益维护好的同时，更加关心的是领袖有没有把民众利益维护好。勃列日涅夫在任期间，苏联人民感受到了领袖把人民的衣食住行生活保障推上一个新台阶，却也发现到领袖没有把人民生活水平推向更高水平的能力。

人民希望今天比昨天过得好，勃列日涅夫做到了。可是人民从他身上，看不到明天会比今天过得好的希望。勃列日涅夫没有满足人民的这种愿望，或许，他根本就没考虑过人民的这种愿望。于是，苏联人民在他治下，出现了所谓的“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碗来骂娘”现象，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的领袖。

勃列日涅夫一生最大的败笔是没有建立干部人才更新机制，反将苏联引向老人政治的尴尬局面。这一败笔从根本上反映出勃列日涅夫属于事务型干部，不属于战略型干部。他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为国家和人民干点事，却没有想过为国家做出制度设计。他没有战略眼光去规划国家的未来，也没有培养出更加优秀的未来掌舵人。在他治下，斯大林体制的“逆淘汰”机制更加根深蒂固。苏联离解体越来越近。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间达十八年，占苏联整个历史时期的近四分之一。和同样长期统治苏联的斯大林一样，勃列日涅夫死后也是毁誉参半。现代俄罗斯人对于勃列日涅夫的评价主要分为三种。或许，还可以换一种表达方式，叫作“现代俄罗斯人对勃列日涅夫的看法主要受三种观点影响”。

第一种是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为代表的否定派，包括那些在他们执政时期占据主流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们。他们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保守、腐朽、停滞和令人难以忍受；第二种是以俄共为主的肯定派，他们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飞速发展、政治空前稳定、外交受人尊重、国防力量强大；第三种人员构成比较杂，大多属于政治倾向不明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前十年国家形势很好，后八年开始变得糟糕。

这三种观点各自的事实论据都很充分，在互联网随便一搜都会铺天盖地，且绝大多数符合史实。想达成一种统一的评判标准着实很难，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看同一件事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在这里，采用倒叙分析法，先分析第三种观点。

关于把勃列日涅夫时期划分为前十年和后八年，源于苏联原卫生部第四管理局局长和卫生部部长、被称为“御医”的恰佐夫的回忆。他的回忆录《健康与权力》记载了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的身体健康情况，详细叙述了勃列日涅夫的历次病史和后期患病情况，重点提到1974年11月，勃列日涅夫出现脑部血循环破坏症状，从此留下后遗症，再难正常工作。

相传，中医有一种观点认为，有的病能治，有的病只能养。这话放在勃列日涅夫身上，即1974年11月以前的病都治好了，而在这之后的病就只能靠疗养，无法治愈或根治。1974年的勃列日涅夫已经68岁了。在此之前，勃列日涅夫还只是不善言谈，在此之后，勃列日涅夫经常出现语言障碍，很难进行流利的交谈，只能断断续续的念稿子。

这些还都属于微观反应。宏观来看，勃列日涅夫的一生，八五计划经济繁荣、推动东西方缓和以及与美国形成军事实力均势等主要政绩都发生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而发起个人崇拜（1976年苏共二十五大）、纵容腐败蔓延（1977年提拔贪官女婿当内务部副部长）、发行个人著作（1978年出版《小地》《处女地》和《复兴》）、出兵阿富汗（1979年）以及默许老人政治和变成勋章迷都是发生在1975年以后。

因此，以1974年划界，一分为二地评价勃列日涅夫，即前期功大于过，后期过大于功、甚至完全无功劳的观点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曾任《真理报》总编的阿法纳西耶夫、克里姆林宫幕僚文人阿尔巴托夫和布尔拉茨基等人也持类似观点，存在差异的只是关于年份划分的争议，有的主张划分在1976年勃列日涅夫的另一场神经损伤疾病。

搞清楚这些史实，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要全面否定、俄共要全面肯定勃列日涅夫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给不了人民温饱、稳定和大国地位，只好一再强调自己给了人民自由与民主，做到了腐败、个人崇拜、独裁、专制的勃列日涅夫执政十八年都没有做到的事。俄共全面肯定勃列日涅夫，是想利用俄罗斯人民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经济崩溃和政治混乱的不满，唤起他们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生活保障充足和超级大国地位的怀念，然后，赢得选票、上台执政。他们的言行正好印证了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那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本书的观点属于第四种，有点抄袭第三种前功后过的观点，把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分为健康阶段、疾病阶段和回光返照阶段。因为，勃列日涅夫在1982年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做了很多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情。最为重要的是，他选择了安德罗波夫接班，并且为安德罗波夫接班扫清了大量的障碍。让苏联的前途再一次出现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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