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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1979年：和平与战争
书名： 苏联解体往事 作者： 园晟 本章字数： 9648 更新时间： 2024-04-30 11:58:04

第一节：虚无缥缈的和平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1月9日，勃列日尼夫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记者非常好奇苏联对中美建交的看法，希望了解中美建交对苏中关系和苏美关系的影响。勃列日涅夫说：“经常从北京听到这样的说法，似乎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已经变成了‘一纸空文’等等。看来，中国领导人正在挑动我们撕毁这个条约。我可以说，我们不会上这种挑动的当。就我们的意愿而言，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撕毁体现苏中两国人民友谊的文件，假如北京领导人硬要走这一步，那么他们将在本国人民面前、在全世界和平与进步力量面前承担全部严重责任。”（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四分册，第222页）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年2月14日签订于莫斯科。条约第六条规定：“本条约有效期间为三十年，如在期满前一年未有缔约国任何一方表示愿予废除时则将延长五年，并依此法顺延之。”1979年是条约签订的第29年，续不续约需要做决定了。勃列日涅夫在中美两国建交之际提出这个问题，大有投石问路的味道，打探中国政府在中美建交后的外交重心。

中国政府没有急于回应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全心忙碌着另外三件事：一是让老百姓过个好年，二是筹备邓小平对美国的访问，三是在西南方向整军备战。

1月29日，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卡特邀请，对美国进行了为期8天的友好访问。美国各界对邓小平的访问予以了普遍好评。邓小平访问期间的言谈举止打破了朝鲜战争以来美国政府和民间对中国的刻板印象。美国多家媒体将邓小平访美形容为“刮起了邓旋风”。引人注意的是，邓小平在美国含蓄地表示，中国将教训越南。

2月17日，中国军队出兵越南，18天后逼近河内。根据1978年苏联和越南签订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规定的“一旦双方中之一方成为进攻或进攻威胁的目标缔约双方将立即进行协商以消除这种威胁并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保障两国的和平与安全”，苏联必须拿出点实际手段对付中国，给越南一个交代。

2月底，苏联国防部下令调整亚洲部分各军区的兵力部署，向边境移动。3月初，苏军若干部队进入蒙古，准备举行军事演习。令莫斯科意外的是，演习还没有展开，中国政府就在3月5日宣布取胜并开始从越南撤军。苏联比较疑惑中国的战略意图，仍然按原定计划继续军事演习。3月16日，中国军队回国。苏联军队亦在随后不久回到原驻地。

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值伊朗伊斯兰革命。伊朗革命分为两个阶段。1979年1月，伊朗国王巴列维宣布退位，流亡海外。2月，在外流亡多年的宗教领袖霍梅尼回国，前国王政府土崩瓦解、军队倒向新政权。霍梅尼上台后提出，“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很快，这句话传到了阿富汗。

在过去的一年里，人民民主党的亲苏政策在阿富汗引起了广泛质疑。人民普遍担心新政权会移植苏联的无神论观点。1978年四月政变后，苏联向阿富汗输出大量武器装备，不断“进口”阿富汗军官，教授军事指挥和军事工业技术，并派出军官充当阿富汗军队的顾问。此外，苏联还派出大量干部和技术专家参与阿富汗新政权的工作。无论是塔拉基还是阿明，都对达乌德政府留下的旧军官和技术官僚不太信任，十分欢迎苏联顾问团。

就这样，人民民主党把自己的对立面越搞越大。阿富汗大量社会精英加入反对派阵营，反政府武装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阿富汗内战愈演愈烈。这时的人民民主党可谓“屋漏偏逢连夜雨”，邻国伊朗出现的伊斯兰革命使得阿富汗政治局势雪上加霜。首先受影响的是临近伊朗的赫拉特省。3月15日，赫拉特省约两万民众举行起义，该省驻军第17步兵师两个团发生哗变，倒向起义军，赫拉特省很快陷入失控状态。

赫拉特起义爆发后，塔拉基首先想到的是向苏联“借师助剿”。他向苏联驻喀布尔外交人员和军事顾问透露，希望苏联提供陆地和空中援助，暗示苏联出动陆军和空军。与此同时，克格勃、外交部、国防部以及苏共中央国际部驻喀布尔的工作人员分别向莫斯科的本部门首长报送阿富汗的最新情报。

赫拉特事件的发生引起苏联领导人更深的忧虑。赫拉特是阿富汗与苏联的交接省份，与之相邻的是苏联中亚地区与伊朗东部的边界。如果赫拉特事件出现连锁反应，极易波及苏联中亚各加盟国。3月17日开始，苏共中央政治局连续三天召开扩大会议，邀请多位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列席讨论，专题研究阿富汗问题。这三天的会议开得跌宕起伏，在是否出兵的问题上多次出现反复。

3月17日，勃列日涅夫不在莫斯科，政治局会议临时由基里连科主持。会议决定了赫拉特事件的初步应对措施，主要有五项内容：第一、由柯西金组织对阿富汗增加经济援助。第二、派柯西金与塔拉基打电话了解阿富汗形势。第三、建立以外交部、克格勃、国防部和苏共中央国际部为成员单位的“阿富汗问题委员会”，作为政治局的咨询机构。第四、呼吁巴基斯坦不要干涉阿富汗内政。第五、将苏军第5师和第68师部署在苏联与阿富汗的边境上，作为出兵的准备力量。

在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苏联倾向出兵镇压赫拉特起义。会后，柯西金与塔拉基通电话了解情况，发现问题比他和同事们想象中的要严重得多。塔拉基告诉他，阿富汗军队已总体丧失作战能力，赫拉特起义军有伊朗和巴基斯坦的支持，只有苏联出兵才能解决问题。

3月18日，勃列日涅夫尚未返回莫斯科，政治局继续开会研究赫拉特事件，会议仍由基里连科主持。会上，柯西金通报了与塔拉基的电话内容，乌斯季诺夫在发言时通报了他和阿明的电话沟通，“他也要求派兵到赫拉特去消灭敌人。阿明说，阿富汗革命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遇到重大困难，要想拯救它就只有依赖苏联。”（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2卷，第103页）大家这才明白阿富汗局势有多么糟糕，意识到这是一道趟不得的浑水，开始反对出兵阿富汗。其中，以柯西金、基里连科、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的反对最为明确。

“葛罗米柯：我完全支持安德罗波夫同志关于排除采取我们出兵阿富汗措施的建议。那里的军队不可靠。这样一来，我们进入阿富汗的军队就将成为侵略者。它同谁作战·首先同阿富汗人民，并且必须向人民开枪。安德罗波夫正确地指出，阿富汗的形势对革命来说就是不成熟，我们近年来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削减武器等克服困难所做的一切都将付诸东流。当然，这是献给中国的最好礼物。所有不结盟国家都将反对我们。一句话，采取该行动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在等待着我们。列昂尼德·伊里奇同卡特会晤的问题就失去了意义，3月末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来访也成了问题。试问，我们能赢得什么·赢得一个拥有现政权的、落后经济和在国际事务中微不足道的阿富汗。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法律上我们也没有出兵的理由。根据联合国宪章，一个国家可以呼吁援助，我们只有在他们遭到外部侵略的情况下才能出兵。这是他们的内部事务，革命的内讧，一伙居民反对另一伙。而且应该说，阿富汗人尚未正式向我们提出关于出兵的呼吁。

一句话，我们这里遇到的情况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由于犯了严重的错误显得水平不高，没有得到人民应有的支持。

基里连科：昨天阿富汗是另一种形势，故我们倾向于派去一定数量的部队。今天的形势又变了，故我们的谈话按另一方面进行也是完全正当的，即我们都坚持出兵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安德罗波夫：昨天，当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阿富汗人没有谈到要求出兵；今天那里的形势不同了。在赫拉特已经不止一个团转向敌人方面，而是整个师。正像我们从今天同阿富汗谈话中所看到的那样，人民不支持努·穆·塔拉基政府。我们的军队能帮助他们吗·在这种情况下坦克和装甲车也不能拯救他们。我想，我们应该将这一点直接告诉努·穆·塔拉基同志，我们支持他们一切行动，将给予他们我们今天和昨天所谈妥的一切援助，但无论如何不能出兵阿富汗。

柯西金：可以邀请他到我们这里来并告诉他，我们将给他们增加援助，但不能出兵，因为我们的军队将不是同实质上转向叛乱分子方面或躲在角落的军队作战，而是同人民作战。我们的部队必将日益减员。一系列国家会立即反对我们。我们在那里不会得到任何补充。”（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2卷，第103-105页）

在3月1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苏共高层的态度发生改变，普遍不同意出兵。

3月19日，勃列日涅夫返回莫斯科。政治局再次召开扩大会议。会上，勃列日涅夫为赫拉特事件定了调子，他说：“政治局委员们确定我们现在不该被拖入这场战争是正确的。应该向塔拉基同志及其他阿富汗同志讲清楚，我们能够援助他们在国内行动所需要的一切。我们的军队介入阿富汗不但会给我们带来损害，而且首先给阿富汗带来损害。所以，看来我们现在就应该听听葛罗米柯同志、乌斯季诺夫同志、安德罗波夫同志和柯西金同志的情报。”

经过一番讨论后，勃列日涅夫提议：“明天，3月20日接待塔拉基同志。柯西金、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同志同塔拉基同志进行谈判，然后我接见他。”（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2卷，第112页）大家一致通过了领袖的提议，会议结束。

从3月17日至1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可以看出，直到1979年3月，苏联领导层都没有想过占领阿富汗。莫斯科的目标仍然是希望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坐稳江山，让苏联在南方有一个稳固的盟国。具体到个人，勃列日涅夫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一样，在事变最开始时持反对出兵意见。柯西金也一样，像反对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一样反对出兵阿富汗。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多次发言中显示出他更看重与美国的谈判和迎接法国总统访苏，不愿意因为出兵阿富汗影响和西方的关系。

持续三天的会议有两项值得注意的决定。一个是成立“阿富汗问题委员会”，由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和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波诺马廖夫来领导这个委员会。从此以后，直到苏联解体前夕，都是由这些职务构成的阿富汗委员会负责有关阿富汗的事务。另一个是同意了国防部关于在苏阿边境部署军队的建议，为将来的军事行动做好了最初的准备工作。

3月20日，塔拉基抵达莫斯科。柯西金、乌斯季诺夫和波诺马廖夫先行接待了塔拉基，向他分别介绍了苏联对阿富汗新一轮援助的各项具体内容，包括经济、教育和武器等多个方面。塔拉基听完表示感谢。当天晚上，勃列日涅夫会见塔拉基，从政治、军事、宗教和赫拉特事件等多个方面向塔拉基提出建议。

勃列日涅夫开门见山反对大清洗：“扩大党和国家领导人赖以存在的基础非常重要。关于贵党的统一、相互信任、其队伍自下而上思想政治上的团结问题具有首要意义。”他建议成立“统一民族阵线”和“贫民委员会”来“吸引人民参加革命的进程”。

勃列日涅夫同样反对军队的大清洗：“经常调换指挥官，那就不可能期待军队大有作为。假如对军官的调换伴随着逮捕，那就更不公正了。须知许多指挥官看到他们的同事被逮捕并消失，便会对未来失去信心。”

对于宗教问题，勃列日涅夫说：“你们的手并不总是抓政治工作的……反动僧侣所进行的各种破坏工作要比地方上党代表所进行的政治工作更积极，范围更广。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毫无疑问，也应该对僧侣进行适当的工作，分化他们，至少使一部分僧侣即使不公开支持政府，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反对政府……欲达此目的，最好办法是用具体事实说话：新政权不打算迫害宗教界领导人和一般僧侣，那些反对革命政权的人除外。”

关于赫拉特事件，勃列日涅夫说，“我们对该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仔细权衡了利弊，现在我直截了当地告诉您：不应该做这件事。如果做了，就等于帮了敌人的忙。您已经就该问题同我们的同志们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谈话。我希望您能理解我们的想法。”

塔拉基听后，婉转地重复了阿富汗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委婉地表达勃列日涅夫有些建议他做不到。但他仍然感谢苏联方面增加了那么多人员、物资和武器援助。他表示“阿富汗领导人和人民都高度评价苏联提供的各方面的援助。我对苏联短暂的访问和同您的会见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回喀布尔后也打算向自己的战友通报。”（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2卷，第113-118页）

塔拉基回国以后，勃列日涅夫的关注点再次转向美国和中国。4月3日，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向苏联驻华大使递交照会，告知中方决定不再延长条约期限，两国政府可举行新的会谈以改善两国关系，并根据谈判结果签订相应文件。4月17日，葛罗米柯召见中国驻苏联大使，递交外交复照，表示苏联愿意举行谈判，请中方尽快告知谈判题目与目标。5月5日，中方答复谈判内容：确定两国关系的准则，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贸易、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根据谈判的结果签订相应文件。6月4日，苏联提议将谈判级别定为副部长级或政府特命全权代表。至此，双方就举行正式会谈达成共识。

就在苏中两国密切沟通的同时，苏美外交也取得重大突破。5月初，两国领导人认可了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与美国国务卿万斯共同拟定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草案。草案基本上重申了1974年的海参崴联合声明。紧接着，双方谈妥了举行最高级首脑会谈的时间和地点，时间定在6月16日至18日，地点选在中立国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

6月18日，勃列日涅夫和卡特正式签署《关于限制战略性进攻武器条约》，史称“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作为条约的补充文件，双方还签署了《美苏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议定书》《关于今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原则和基本指导方针的联合声明》《关于美苏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商定的声明和共同谅解》，以及苏方提出的《苏联关于“逆火”式轰炸机的声明》。

根据多勃雷宁的回忆，两国领导人在维也纳签订的条约及附件“第一次同意在具体数量水平上削减武器及其替代物和改进物”，“也同意遵守规定详尽的核实安排，这是对苏联传统思维方式的重大突破，因为苏联过去根本不对任何核实措施加以考虑”。“两国领导人也在诸如巡航导弹和逆火式轰炸机（每年生产限制在30架）等有争议的问题上相互让步，并同意导弹试验发射不得加密，以便一方能够对另一方进行检测。”（〔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肖敏、王为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485页）

美国国会一直没有通过该条约。卡特总统的反对派力量十分强大。他们以苏联在古巴驻军和苏联中程导弹为由，呼吁议员们投反对票。后来，他们找到了一个更有力的理由——苏联入侵阿富汗。

第二节：阿富汗九月政变

3月20日，塔拉基的借兵要求在莫斯科被勃列日涅夫拒绝。大失所望的他只好寄希望于阿明。3月27日，塔拉基辞去总理职务，任命阿明继任，并嘱咐他全权处理军事，早日平定赫拉特军民的起义。像四月革命绝地反击、化腐朽为神奇那样，临危受命的阿明不负众望，从各地调集部队赶赴赫拉特，成功平定了当地的起义。

阿明的成功引起了党内一些人的不安，他们认为，阿明在赫拉特手段残暴，导致一千多名无辜群众在战火中遇难；各地的起义就是因为他推行大清洗才导致党内分裂、官逼民反；阿明过于霸道，恃宠而骄，居功自傲，平叛成功之后会更加独断专行，应当撤销他的总理职务和他推行的政策。拥护阿明的党员们认为，赫拉特战事误伤民众在情理之中，起义军本来就是老百姓，战场上根本无法辨认，党内那些不干事的人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阿明同志长期主持一线工作，多次在危急关头带领全党化险为夷；塔拉基一遇危机就失去方寸，无所作为，应该交出权力，由阿明领导国家。

那么，领袖与副统帅本人又是怎么想的呢？

直到1978年12月塔拉基访问苏联之前，两人的关系还是很融洽的。塔拉基把阿明视为“忠诚的、杰出的学生和接班人”（〔俄〕A·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刘宪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2页）。阿明对塔拉基也是毕恭毕敬，除了在大清洗和任人唯亲这两件事上做得过了点，让塔拉基不那么高兴之外，别的都还好。

但是到了1979年，塔拉基对阿明就不那么放心了。他发现国家的总体局势并没有因为阿明推行大清洗而好转。反而是他身边熟悉的老同志、老战友逐个消逝。阿明提拔的那些干部水平太次，各地的叛乱就像韭菜一样，才割掉一茬，又长出一茬，始终无法扑灭。而阿明假手大清洗，在党政军各部门安插自己的亲信，已经完全丧失了一个党员应有的党性，甚至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1979年2月14日，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阿道夫·达布斯被阿富汗极端组织劫持到一家饭店当人质。作为释放大使的交换条件，他们要求政府释放该组织领导人白斯及其两名同伙。美国政府收到消息后，呼吁阿富汗政府保持冷静，和平解决，并请苏联政府帮着说话。塔拉基决定给苏联面子，卖美国人情，指示谈判解决。可是，阿明坚持强硬态度，派部队强攻饭店，导致大使重伤身亡。美国政府一气之下，断绝了对阿富汗新政权的所有援助，横下一条心，扶持阿富汗反政府武装。

在美国大使被劫持一事中，阿明公然违反塔拉基的命令，擅自做主，派兵强攻，完全不把领袖的指示和美苏两个大国放在眼里。这件事让塔拉基产生不安。在随后的赫拉特事件中，塔拉基对阿明留了个心眼，命他统领军队，却不让他担任国防部长，仅仅让他以总理身份率军平叛，同时命令自己的亲信将领瓦塔拉詹担任总参谋长，监视阿明在军内的活动。

赫拉特起义被镇压不久，4月6日，苏联派出以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大将为首的军事代表团访问阿富汗，了解阿富汗最新情况。塔拉基和阿明等人亲自接见了叶皮谢夫大将。阿明在会谈中再次提出邀请苏联派一个师的部队到阿富汗，并承诺：“这支部队不会参加战事，仅仅作为坚强的盾牌来保护阿富汗政府的安全和工作稳定。”（〔俄〕A·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刘宪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2页）叶皮谢夫大将再次重复莫斯科的建议，表示拒绝。

赫拉特起义将大量阿富汗军队吸引到赫拉特，使阿富汗其他省份出现防务空虚，各省不断爆发新的起义。伴随着人民起义一同发生的是部队哗变和倒戈。4月底，驻贾拉拉巴德的第11步兵师出现哗变，师长被叛军击毙；5月中旬，第5步兵师一个团倒戈，加入反政府武装；6月初，驻帕克蒂亚省的第25步兵师出现哗变（刘温国、郭辉：《强弩之末——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秘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60页）……民众起义和军队倒戈使得人民民主党丧失了对大部分农村地区的控制，只能勉强守住省会城市，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在中小城市展开了拉锯战。

面对阿富汗混乱的局势，1979年5月，苏联驻阿富汗的军事人员建议国防部效仿在古巴设置的“训练中心”，在阿富汗建立类似机构，组建军事顾问团，或设置旅级规模的部队。国防部同意了这个意见，但否决了派出旅级部队，只派出营级部队。5月底，苏军的特种兵部队“穆斯林营”组建完毕，该营兵员全部来自中亚地区，都有侦察兵或装甲兵的服役经历，熟悉穆斯林语言，身体健壮。

6月14日，阿明召见苏联驻喀布尔总军事顾问，希望他报告国内，阿富汗邀请苏联能派出一定规模的装甲部队协助阿富汗政府军守卫人民宫和巴格拉姆机场等重点目标。6月2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了这个要求。7月7日，苏军一个伞兵营进驻巴格拉姆机场。7月11日，塔拉基召见克格勃驻喀布尔代表，请他报告国内再派几个营的部队驻防喀布尔。

苏联收到这一消息后，派出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波诺马廖夫于7月18日访问阿富汗。波诺马廖夫到访后，塔拉基和阿明涨了价，希望苏军派两个师到阿富汗，遭到波诺马廖夫拒绝。至7月下旬，苏联派到阿富汗的军队仍然是一个伞兵营。新组建的“穆斯林营”还留在国内进行特种训练。

如此杯水车薪的援助，根本无法扭转无限恶化的战局。7月27日，万般无奈的塔拉基任命阿明兼任国防部长，直接统率三军。阿明掌握兵权后，人民民主党、确切地说是人民派内部的分裂愈演愈烈。一种舆论埋怨阿明手段残忍，搞乱了四月革命后的大好形势；一种舆论攻击塔拉基无所作为，沉迷个人崇拜治国无方。在这两种舆论对立交织的氛围下，塔拉基和阿明的关系高度紧张。虽未达到剑拔弩张的程度，也好似一触即发。阿明果断采取行动，在塔拉基身边安插眼线，继续扩充自己在党政军各部门的力量，时刻准备应对最后的摊牌。

阿明千算万算，还是少算了苏联的影响力。在塔拉基身边，除了亲信们要他对阿明采取果断措施，还有苏联顾问们对他隔三差五的建议：剥夺阿明的权力，停止大清洗；召回旗帜派党员，实现党内和解；改变宗教政策，缓和与宗教界的关系。在苏联人看来，阿明没有塔拉基听话，他的美国留学经历值得怀疑，他的那些斯大林手段令人生厌。正是他的大清洗才使得阿富汗政府和军队人心惶惶，各地的人民起义风起云涌。

1979年9月3日至9日，不结盟国家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第六次首脑会议，阿富汗受到邀请。克格勃敏锐地意识到，人民民主党的内部矛盾一触即发，无论是国家元首塔拉基还是政府总理阿明，谁在这个关键时候离开国内，谁就会在随时可能发生的政变中下台。因而苏联方面竭力劝阻塔拉基去古巴。

文人气息浓郁的塔拉基缺少果断权谋。或许，此时的塔拉基已经对阿明的胡作非为深恶痛绝，但他仍然不相信，建党开始就忠实追随自己长达十四年的老部下会对自己痛下杀手。难道不是阿明多年以来竭忠尽智地为自己发展人民派的力量，对抗反对自己的旗帜派吗？又是谁，在去年那个生死之夜带领全党起死回生，营救自己于牢狱之中，拥护自己登上国家元首的宝座？这还不到一年半，就要听苏联人的话，把十四年的信任抛诸脑后，将他置于死地？

阿明也知道，自己得罪了苏联人。自己的领袖和老师塔拉基先生是个耳根子极软的人，他会听苏联的话吗？十四年来对自己关爱犹如父兄，革命成功后几乎把党政军各部门所有工作都委以重任的领袖，会对自己痛下杀手吗？自己非要和塔拉基拔剑相向吗？他决定赌一把，建议塔拉基去古巴出席会议，只要他同意去，那就证明大家还可以继续相安无事。

塔拉基不顾苏联人的反对，登上了去哈瓦那的专机。这时，克里姆林宫决定，趁塔拉基不在阿富汗，由驻阿富汗的克格勃特工对阿明进行暗杀。塔拉基在9月9日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结束后，访问了苏联。“塔拉基在莫斯科会见了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葛罗米柯。他们使塔拉基相信，当他返回喀布尔时，阿明已经不在了。”（〔俄〕A·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刘宪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82页）

然而，当塔拉基回到喀布尔后，阿明仍然出现在机场迎接他。原来，阿明改变了日常出行路程，从另一条路去机场迎接塔拉基。埋伏在“官道”上的克格勃特工扑空了。塔拉基不知道，自己的警卫队队长塔伦同志已经被阿明收买，不间断向阿明通风报信，包括把在莫斯科听到的暗杀消息告诉阿明。

9月13日，阿明获悉内阁有四名部长向塔拉基建议解除他的总理职务。14日，阿明先下手为强，以内阁总理身份通过官方通讯社宣布，罢免那四名部长，并宣布喀布尔卫戍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塔拉基再次慌了神，找来苏联大使和苏联国防部、克格勃驻喀布尔的代表商议对策。苏联人建议塔拉基打电话召见阿明，“采取果断措施”。

塔拉基随后拨通了电话。阿明接电话时很可爱，居然直说去了会有生命危险。电话那头的塔拉基也很可爱，居然说“这是苏联同志的建议”。（〔俄〕A·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刘宪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84页）阿明还没有与苏联人公开决裂的底气，只好去赴鸿门宴。14日15时，阿明刚刚进门就枪声四起，为阿明引路的塔伦无意中替他挡了子弹，阿明仅伤了手。他果断开枪还击，边打边撤，成功脱险后，又于16时20分调集亲信部队进攻总统府，逮捕塔拉基。17点50分，喀布尔电台宣布塔拉基下台。

不到六年，阿富汗政府爆发了第三次政变。政变发生后，苏联第一时间表明立场，极力反对塔拉基下台，并呼吁阿明保证塔拉基的人身安全。苏联的话被阿明当作了耳边风。9月16日，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召开中央全会，宣布“塔拉基辞去一切职务”，选举阿明成为党和国家新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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