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色书屋

第五章·1978年11月：凤凰男的逆袭02
书名： 苏联解体往事 作者： 园晟 本章字数： 14000 更新时间： 2024-04-30 11:58:04

第三节：封疆大吏

戈尔巴乔夫担任边疆区区委第一书记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宣布自己的施政纲领。在他第一次主持的边疆区党委会上，他提出要为边疆区的发展制定长远计划，涵盖发展专业化，采用工业工艺，改变农业生产配置，提高辖区民众生活水平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事是好事，但是怎么做又是另外一回事。按照惯例，第一书记要将事情先在几位领导同志之间私下沟通，再上会供大家讨论。戈尔巴乔夫违背这个传统，直接在党委会上以第一书记身份提议，遭到了其他党委委员的抵制。只有边疆区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博先科同志打圆场，说这些问题很重要，大家应当先考虑考虑再来讨论。

遭遇这次挫折后，戈尔巴乔夫换了一种方式，以广泛征求意见、形成书面报告的方法赢得了大家的一致通过。

戈尔巴乔夫上任后的第二件事是动干部。边疆区领导层的老同志众多，比他大上15岁或20岁的大有人在。这些人在新一届党委班子的第一次会议上就抵制戈尔巴乔夫的命令，让他很不安。戈尔巴乔夫决定，拿边疆区二号人物、第二书记热兹洛夫同志开刀。

戈尔巴乔夫给他定了两条罪名，一是不务正业，包括酗酒、钓鱼、打猎；二是不得人心——许多年轻干部反对他。戈尔巴乔夫代表党组织亲自找他谈话，要他自己辞职。整个过程进展顺利。拿下第二书记之后，戈尔巴乔夫开始更换边疆区下辖各区、市的第一书记，提拔了一大批自己熟悉的来自农业战线和共青团的年轻干部，在短短一年之内便把边疆区的大多数关键岗位换上了自己人。

戈尔巴乔夫上任后的第三件事是兴修水利，也就是修建斯塔夫罗波尔大运河。1970年秋天，戈尔巴乔夫在休假的时候结识了苏联土壤改良和水利工程部部长，要求他支持在边疆区建设大运河，以抗衡斯塔夫罗波尔的干旱和沙尘暴不利自然条件。部长同志很爽快，当场答应。随后，戈尔巴乔夫又去谋取领袖的批示。1970年12月，阿塞拜疆加盟国庆祝苏维埃政权成立五十周年，勃列日涅夫应邀出席。戈尔巴乔夫以俄罗斯联邦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参加庆典活动。席间，他凑到领袖身边，把边疆区急需水利建设的情况向领袖作了汇报，并向领袖递交了详细材料。不久，政治局召开会议，勃列日涅夫亲自通报运河修建计划。随后，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做出关于加速建设斯塔夫罗波尔大运河及引水灌溉系统的决定。戈尔巴乔夫获得了成功。

戈尔巴乔夫上任后的第四件事是拓展同事关系。当上了边疆区区委第一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同事关系自然而然超出边疆区范围，向全国辐射。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相邻的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罗斯托夫州。戈尔巴乔夫称之为“北高加索三角区”，他认为，三地在工业协作、农业生产和旅游疗养等方面存在着合作和互补价值。这意味着另外两地的第一书记值得结交。

当时，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第一书记名叫佐洛图欣。戈尔巴乔夫上任后不久，就向他请教治国安民的良策。佐洛图欣很欣赏这位谦虚的后起之秀，把他拉进了一支“秘密队伍”，为戈尔巴乔夫继续平步青云注入了新的助力。

众所周知，苏共中央委员们主要由各州、边疆区的第一书记构成。这些诸侯们平时分散在全国各地，每到关键时候就是决定高层人事的柱石。就是这伙人，在1957年帮助赫鲁晓夫反败为胜，粉碎六月政变；也是这伙人，在1964年的十月政变中，跟随勃列日涅夫罢黜赫鲁晓夫，拥护他当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为了笼络住这些诸侯们，几乎每天上午都和他们打电话。电话的内容大同小异：“伊万诺夫同志，你好啊，你们那的工作开展得很好，中央对您的能力很肯定。目前有个事比较重要，需要征求您的意见。”或者是：“瓦西里同志，你好啊，你们最近的工作做得不错，中央知道你们克服了很多困难。主席团最近准备实施一项新政策，您看这样是不是有益于工作？”

从1964年夏天的政变密谋阶段至1966年的苏共二十三大，在各地第一书记群体中，形成了一个忠于勃列日涅夫的小圈子。他们唯勃列日涅夫马首是瞻。每当召开全国性会议，他们都会为领袖造势而串联，确保勃列日涅夫的提议能够获得多数通过。

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区委第一书记佐洛图欣同志就属于这个圈子。1970年7月，最高苏维埃召开会议，各地的第一书记们作为苏维埃代表纷纷到会。会议间隙，佐洛图欣带着戈尔巴乔夫参加“小圈子”里的聚餐，帮助这位后起之秀拓展人脉。

既然是聚餐，那就要喝酒。俄罗斯人民好美酒，俄罗斯官场就更好美酒了。戈尔巴乔夫接过服务员递过来的斟满伏特加的高脚杯，向大家敬酒示意，抿了一小口。随后就有人不高兴了。正所谓“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一口闷；感情好，一瓶倒；感情铁，喝吐血”。戈尔巴乔夫在这种场合喝绅士酒，引起了同僚们的警觉。

奥伦堡州州委第一书记科瓦连科看着戈尔巴乔夫的杯子发问：“这是怎么回事？”

戈尔巴乔夫回答：“我有自己的一套方式，循序渐进，但是持续不断。”（〔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5页）

在场的各位封疆大吏都笑了，气氛好了些。大家对这位全国最年轻的第一书记有些好奇，有人问戈尔巴乔夫和勃列日涅夫的关系怎样。戈尔巴乔夫说出自己上任前后勃列日涅夫对自己的支持和评价，以此赢得了大家的信任。戈尔巴乔夫听着听着明白了，原来这些人都是反对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的，尤其以反对柯西金的居多。

1970年，戈尔巴乔夫加入了这个忠于勃列日涅夫的小圈子。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这个小圈子里的第一书记们和中央的第聂伯帮成员一道，形成了勃列日涅夫的权力基础。到了八十年代，戈尔巴乔夫干的最成功的事情就是撤换这些人。

总的来说，戈尔巴乔夫在自己上任的第一年里取得了卓越的成果。第一，在边疆区建立起了一支忠于自己的干部队伍。第二，向中央争取到了大量的政策、资金以及工程支持。第三，在苏共中央委员这个群体中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为今后的高升创造了人气。巩固权力之后，戈尔巴乔夫开始干正事，改变家乡落后的社会经济现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说起那时候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经济发展水平确实不怎么样。全区接近一半的土地属于草原类型，不适宜耕种；已经开垦出来的耕地全是中低产田；1870年至1970年的100年间，有75年属于低产年，有52年遭遇不同程度的旱灾，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农作物产量长年在低谷徘徊。农业基础差，工业也好不到哪里去，重工业几乎没有，轻工业基本上也就是搞搞本地区的农产品加工，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很落后，城市化水平低，城乡住房普遍短缺。唯一能拿出手的是丰富的矿泉水资源。

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的家乡，也是他在1970年接手的行政区。戈尔巴乔夫用了八年时间，主要做了四件事情，使家乡的社会经济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凭着自己的卓越政绩，以一个默默无闻的边疆区的第一书记的职务，奇迹般地冲进了中央领导人的视线，进入中央领导层。

戈尔巴乔夫的第一项政绩是在农业领域搞“休闲地”。“休闲地”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不种作物，但仍进行管理，借以休养地力的耕地。斯塔夫罗波尔的大部分土地类型属于草原，不利于发展种植业，必须通过“休耕”来维持土地的肥力。通俗点地说，就是搞可持续发展，不竭泽而渔，避免粗放型发展模式。道理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就难了。从斯大林时代到勃列日涅夫时代，中央都是主张耕地开垦的越多越好，种植面积越广越好。如果由于过度开垦而造成土地荒漠化，中央也不会怪你，毕竟是贯彻上级指示嘛。可谁要是敢擅自缩小土地耕种面积，那就是跟中央唱反调，性质很严重。戈尔巴乔夫出生农民家庭，知道强行贯彻上级指示造成土地荒漠化对农民和农业意味着什么。况且，他生于斯长于斯，也知道如果搞垮了家乡的经济就是搞垮了家乡的父老乡亲对他的期望。谁愿意被自己的乡亲们戳脊梁骨？

种地这事，不用上面教，农民自己就知道怎么做。早在戈尔巴乔夫上任之前，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已经有农民偷偷地搞“休闲地”。戈尔巴乔夫一直持默许态度，耐心等待时机将这种耕作制度合法化。1975年至1976年，边疆区连续旱灾，并伴随春季沙尘暴。整个农村和农业形势十分严峻，大量耕地减产，只有少数实行“休闲地”的集体农庄保持了往年产量。1976年8月，戈尔巴乔夫向政治局提交报告，结合边疆区的自然条件和灾情对在斯塔夫罗波尔的特殊条件下向“旱地耕作系统”过渡进行了论证，力主实行“休闲地”。

三天之后，勃列日涅夫直接电告戈尔巴乔夫表示同意。

1977年，边疆区的谷物产量恢复良好，1978年实现空前大丰收。这些政绩使得戈尔巴乔夫在边疆区的威望空前提高。除了勇于担当、挽救家乡的农业，戈尔巴乔夫得到中央同意，缩小耕地面积搞“休闲地”，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要知道，在苏联，某个地区搞特殊意味着当地领导人在中央的背景实力与众不同。戈尔巴乔夫在1976年将“休闲地”合法化，为往后边疆区从低产区向丰产区转变打下了坚实基础。而边疆区在1977年和1978年的连续丰收则直接成为戈尔巴乔夫晋升中央书记的垫脚石。

戈尔巴乔夫的第二项政绩是发展了当地的畜牧业。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境内草原广袤，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羊，每年都有大量的羊毛和羊肉交售国家，销往全国各地。按理说，这是一个改善人民生活的有效途径，可事实不是这样，斯塔夫罗波尔的情况像极了我国的一个民谣——“泥瓦匠，住草房；纺织娘，没衣裳；卖盐的，喝淡汤；种田的，吃米糠；磨面的，吃瓜秧；炒菜的，光闻香；织凉席的睡光床，做棺材的死路旁。”在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边疆区每年要把75%的肉产品低价卖给国家。本地区的民众长年忍受肉食短缺。

戈尔巴乔夫刚上任，就因为肉食供应问题受到民众指责，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涅温诺梅斯克化学联合企业，工人们责怪我巴结中央，把什么都给了国内其他地区，忘记了自己在斯塔夫罗波尔居民面前应负的责任。”（〔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5页）此后，戈尔巴乔夫决心改变这种“卖盐的，喝淡汤”的境况。他写了一份报告给中央，要求改变农产品的分配份额，遭到中央驳斥。戈尔巴乔夫倒没气馁，想着蛋糕的分配份额改变不了，那就把蛋糕做大。把蛋糕做大，光靠边疆区自身肯定不行，还是要想办法争取中央的政策和资金。

戈尔巴乔夫对国家政策的把握能力很棒。1971年，苏共召开二十四大。在这次大会上，勃列日涅夫为了对抗柯西金的新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加强管理部门的职能，建立联合公司和联合企业来集中生产、提高生产效率的施政纲领。尽管勃列日涅夫的本意是在工业领域建立工业托拉斯，搞集中生产、联合经营。但是，农业领域也有一些负责同志提出要搞生产、加工和销售联合经营，其中的代表人物有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副主席瓦西里耶夫。这位分管农业的副总理特别主张建立畜牧综合体，搞集约化、产业化建设。

戈尔巴乔夫准确地揣摩出领导意图，向瓦西里耶夫提出申请，要求在边疆区建设一家覆盖所有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养禽业综合体。瓦西里耶夫果断地同意了，并答应从中央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解决长期受到困扰的饲料短缺问题。有了中央的大力扶持，边疆区的肉产品产量从1970年11000吨飙升至1978年的44000吨，一举改变了边疆区自苏联建国以来的肉产品短缺问题。随着戈尔巴乔夫任内斯塔夫罗波尔运河一期建设完成，边疆区的牲畜饮水条件得到改善，区内羊毛、羊肉等各种农副产品在大量外销的情况下仍能确保自给有余。畜牧业的发展让边疆区人民发现跟着戈尔巴乔夫“有肉吃”。戈尔巴乔夫在家乡人民心中的支持率节节攀升。

戈尔巴乔夫的第三项政绩是改造、扩建矿水城。长期以来，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面临着工业底子薄、农业生产环境恶劣等一系列不利局面，经济发展空间不大。然而，上帝是公平的，对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一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上帝为斯塔夫罗波尔打开的这扇窗是高加索矿水城。矿水城隶属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管辖，各种矿水资源丰富，对人的身体好处多多，适合疗养。每年都有党政军干部来这里休假，还有大量的自费旅游者，游客人数在500万人以上。戈尔巴乔夫上任之前，矿水城的基础设施建设远远不能满足游客的需要。

发展工农业，生产周期长、见效慢。发展旅游业就不一样了，普遍存在的客户群遍布苏联各地，市场前景广阔。更何况，中央首长们还会时不时地来疗养。只要把事情干好了，直接就能让首长看见，何乐而不为？戈尔巴乔夫再次争取中央的支持。这一次，他找到的是勃列日涅夫的对立面——总理柯西金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谢列平。他俩一个管钱，一个负责提供客户（工会负责组织工人疗养休假事宜）。经过他俩在政治局做工作，最终通过了扩建高加索矿水城的决定。

扩建后的成果显著，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写道：“随之而来的是真正的疗养地热。许多疗养院、汽车旅行者宿营地、旅游招待所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开始形成。耗资巨大的矿水城机场改造工程顺利完成，该机场已成为国内大机场之一。”（〔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7页）巨大的城市变化不仅被中央首长看在眼里，也被全国各地来此度假、疗养的干部群众带回了全国各地。“那里有全国最年轻的第一书记”，“那里有全党最年轻的中央委员”，“他把城市建设得很好，和我上次去大不一样”，“那里的粮食供应和肉食供应比以前大有改善”一类的话不胫而走，为日后戈尔巴乔夫当上苏共中央总书记奠定了最原始的民意基础。

戈尔巴乔夫的第四项政绩是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位于苏联西南地区，历史上长期是哥萨克纵横驰骋的地域，民风极其彪悍。进入七十年代后，边疆区的社会治安形势愈发严峻。更糟糕的是，边疆区内务局（相当于我国的公安局）的执法犯法现象层出不穷，内务局的领导人只认本系统的上级，对戈尔巴乔夫关于净化社会治安的指示虚与委蛇。不得不说，内务局的领导人肯定脑子里少根筋。他们一定忘了书生外表的戈尔巴乔夫所拥有的那种快刀斩乱麻的手段。要知道，他当上边疆区区委第一书记的第一年就把手下的区、市委第一书记换了个遍，提拔的都是自己当年在农业战线和共青团的亲信。谁又能保证，戈尔巴乔夫不想在内务局也换上自己人？内务局的干部对他敷衍塞责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内务局不听话，就是给戈尔巴乔夫上眼药。戈尔巴乔夫被上眼药，就要拿掉他们的帽子。1973年，也就是戈尔巴乔夫上任的第三年。边疆区党委在一个月之内，免除了内务局所有将军的职务，并将边疆区内务局内设中层单位的所有干部全部更换，紧接着，又把边疆区各区、市的内务局长更换了三分之一。整个边疆区的警察机关几乎陷入瘫痪。

戈尔巴乔夫可不怕内务局瘫痪，谁说“死了张屠夫，要吃带毛猪”？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内务局的力量被削弱无所谓。他依靠工会和共青团，组建联防组织，用于稳定社会治安秩序。戈尔巴乔夫下令严打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的一系列举动，让他无意中卷入了高层权力斗争，使他的仕途进入了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的新阶段。

他卷入的是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延续至勃列日涅夫去世的高层权力斗争，即党内健康力量与第聂伯帮的斗争。

第四节：腐败蔓延

说起党内健康力量与第聂伯帮的斗争，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和内务部部长谢洛科夫的关系就是个例子。

谢洛科夫全名尼古拉·阿尼西莫维奇·谢洛科夫，1910年出生，1933年毕业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1934参军，1939年至1941年担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市长）。卫国战争时期，谢洛科夫先后在外高加索方面军和北高加索方面军担任政工干部，1945年在喀尔巴阡军区政治部任职。战后，谢洛科夫在乌克兰任工业部副部长，1951年以后历任摩尔达维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和摩尔达维亚党中央第二书记。1967年，谢洛科夫被任命为苏联内务部长。

谢洛科夫是标准的第聂伯帮成员。和勃列日涅夫一样，谢洛科夫毕业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和领袖属于师兄弟关系。谢洛科夫在1939年至1941年担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长时，勃列日涅夫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分管国防工作的州委书记。和勃列日涅夫的卫国战争时期经历一样，谢洛科夫在战争开始后先后在外高加索方面军和北高加索方面军任职，是第聂伯帮成员中唯一与勃列日涅夫在战争期间亦保持上下级关系的人。1949年，勃列日涅夫调任摩尔达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上任不久便把谢洛科夫调到摩尔达维亚，跟随自己开展工作。勃列日涅夫进入苏共中央工作以后，不忘提携自己的这位老部下。谢洛科夫在摩尔达维亚步步高升。

1967年是勃列日涅夫与谢列平权力斗争的关键年份。勃列日涅夫为削弱谢列平的力量，免去了他的老部下谢米恰斯内的克格勃主席职务，选择了与党内各派势力均无瓜葛的安德罗波夫接任。在此之前，赫鲁晓夫在部长会议取消了内务部建制，由克格勃总部领导全国内务机关。也就是说，当时的苏联由国安部直接领导全国各地公安厅和公安局。克格勃主席的权力太大了。

勃列日涅夫决定，把内务部门的领导权从克格勃总部剥离出来，重建内务部。内务部长让谁来当呢？领袖选择了自己的老部下谢洛科夫。谢洛科夫有从军经历，又有主政一方的经历，以这些工作经历磨炼出的魄力，足够执掌全国警察权力，应当镇得住局面。最关键的是，谢洛科夫对勃列日涅夫忠心耿耿。

话说，赫鲁晓夫时代末期，社会治安形势有点糟糕。斯大林时代，苏联刑事犯罪数量很低。一来是当时的国民普遍贫困，家无余财，没啥东西可偷；二来是斯大林的人口控制政策使得苏联公民都被束缚在自己的街道或集体农庄里，当然，还有几百万人被关在集中营，限制人员流动的措施导致人口流动性差，犯罪分子难以去到脱离熟人环境的地区作案。斯大林死后，数以百万计的蒙冤公民被释放，无法全部实现就业安置，有些中青年无业人员开始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赫鲁晓夫时期，限制人口流动政策发生松动，跑“盲流”的人多了起来。两项因素加在一起，造成了社会治安形势恶化，传统的黑手党组织也重新萌芽。

谢洛科夫首先要做的就是让国内治安形势好转。谢洛科夫那一辈的苏共党员干部多半和勃列日涅夫一样，迷信斯大林“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谢洛科夫比较重视在内务部门使用新人，比如从军事科学院调到内务部的克雷洛夫将军。谢洛科夫还凭借着内务部与其他各部不同的政治地位，又在地方上推荐提拔了阿塞拜疆的阿利耶夫和格鲁吉亚的谢瓦尔德纳泽等人。他们和克雷洛夫将军一样，相对年轻、勇于任事、敢于担当、主动作为。

这些人在1967年前后都是属于愣头青的那种人，才不管那些犯罪分子和犯罪团伙后台有多硬，总是保持着对刑事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有时甚至深挖背后的保护伞，将与黑恶势力勾结的党内败类一网打尽。一边是警察机关对犯罪形势的严打，另一边是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等人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励精图治。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主导出台一系列“三农”文件，增加农业投入，扶持农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柯西金主持新经济体制改革，全苏各地的工厂效益、工人收入和城市就业都呈良好上升态势。工农业形势的全面好转为社会闲散人员提供了就业机会，收入水平提高也减少了“生活所迫”型违法犯罪。进入七十年代，苏联社会治安形势总体趋于平稳。

谢洛科夫的政绩开始凸显了，继续发展下去，他应该是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公安部长吧？可是，历史在这里和苏联人民、也和谢洛科夫开了个大大的玩笑。七十年代经济繁荣的背后，在莫斯科和苏联其他大中城市形成了一个隐藏在高楼大厦之间的高干子弟群体。这帮人在共青团、外交部、外贸部、科学院等一些比较“洋气”的部门占据职务。他们思想前卫、了解内幕，三十年后成为侵吞国有资产先富起来的第一批人。

有些人生来就是第聂伯帮的公子哥，比如谢洛科夫的长子、团中央宣传部长伊戈尔；有些人生来当不了太子，比如伊戈尔的好朋友丘尔巴诺夫。不过，当不了太子，并不意味着当不上驸马爷。丘尔巴诺夫在一次高干子弟的聚会上认识了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加琳娜，开始追求她。勃列日涅夫曾向谢洛科夫询问丘尔巴诺夫的情况。谢洛科夫对自己手下的这名中校不是很了解，但说的全是好话。估计俄国人和咱们国家一样，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嘛。可是，谢洛科夫没想到给自己惹来了大麻烦。

1971年勃列日涅夫嫁女儿之后要求谢洛科夫提拔女婿当内务部副部长。谢洛科夫直言丘尔巴诺夫资历浅薄，不宜火箭提拔，还需磨炼几年。勃列日涅夫听后觉得有理，便不再强求。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领袖已经盲目任用自己的亲属，弃党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各级领导干部怎么可能尽职尽责？再说，丘尔巴诺夫干活的本事没有，拉帮结派、排斥异己倒是颇有建树，这样的人怎么能重点培养提拔？

电视剧《潜伏》的男主角余则成有一句台词，叫做“效忠党国首先要效忠长官”。谢洛科夫无疑也有这种思想。听到当年的老首长、现在的领袖要提拔驸马爷，谢洛科夫也不管驸马爷人品和业绩怎样，就逐步擢升他。既然领袖您已不再励精图治，我又何必廉洁奉公？谢洛科夫不再以工作为重，走上了一条贪腐之路。内务部上上下下看到部长同志荒废政事，驸马爷这种纨绔子弟平步青云，纷纷效仿，贪污索贿、行贿受贿层出不穷，整个警察队伍纪律松弛、工作倦怠、黑白不分，甚至还出现执法犯法、与黑手党勾结充当保护伞的现象。以驸马爷丘尔巴诺夫平步青云当上内务部副部长为标志，整个苏共干部队伍的纪律败坏与生活腐化进入半公开化阶段。触目惊心的贪腐形势惹怒了一个人，他就是安德罗波夫。

1976年，克格勃的名字由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改成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细微的变化显示出克格勃地位的上升，也意味着安德罗波夫有了更多的权力。克格勃情报显示，“影子经济”正在发展壮大，腐蚀着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苏联的“影子经济”和现代经济学广义的“影子经济”概念不同，虽然它也属于法律之外的地下市场，但它产生的根源是苏联合法的市场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和产品交换，人民群众不得不自谋生路。

“影子经济”与被内务部纵容的黑手党组织相遇了。黑社会需要靠非法经济养活整个组织，非法经济需要黑社会保驾护航。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丛林法则。于是，苏联的黑手党和“影子经济”相互促进，蓬勃发展。他们之所以能蓬勃发展，离不开苏联官员出现的大规模腐败。腐败的原因很简单，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后，终于有值钱的东西能经过官员们的手。反正从列宁时代开始，苏联的干部监督制度就形同虚设。以前穷的时候没东西可贪污索贿，现在终于可以捞点东西了。况且，黑社会嘛，不与政府勾结怎么能称之为黑社会？地下经济嘛，如果没有台面上的大人物包庇，怎么可能形成稳定的市场？

腐败、黑社会和影子经济，这三件盘根错节的事情加在一起，构成了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主要特点。同时出现的还有经济改革停滞、行政管理懈怠、军队战力虚弱和宣传工作乏力等问题。经济改革停滞是因为“改革总理”柯西金的权力越来越小，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极力阻挠改革；行政管理懈怠是由于苏共二十三大以后，勃列日涅夫恢复了事实上的领导干部终身制，官员们普遍求稳而不思进取；军队战力虚弱是因为新任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是军工专家出身，没有一天带兵打仗的经历，不懂如何练兵备战；宣传工作乏力是由于行将就木的苏斯洛夫依旧坚持教条主义，不正视苏联国内外的新形势和新问题，对人民群众的呼声置若罔闻，继续粉饰太平。

于是，很多担子压在了领袖的“救火队长”——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同志身上。1973年，安德罗波夫当选政治局委员。在此之后，尤其是1976年克格勃通过更名扩大权力、安德罗波夫晋升大将之后，他的工作范围全面扩大。尽管社会治安和官员腐败问题不属于克格勃的管辖范围，安德罗波夫还是非常关注。于公，这些事严重影响到苏共和苏联的未来；于私，内有第聂伯帮的几个克格勃副主席如芒在背，外有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分他的权。他必须弄清楚其中的黑白勾结，为将来收拾这些人做准备。

谢洛科夫与安德罗波夫的矛盾具体是什么呢？1978年前后，安德罗波夫经常实事求是地向勃列日涅夫呈送一些国内形势报告。当时，身体状况已经不是太好的勃列日涅夫看后十分不悦。有一次，他对身边人说：“看了安德罗波夫关于国内情况的阴暗报告，我感觉完全病倒了。过了整整一个星期都恢复不过来。他当然是想用他的报告把我送进坟墓。”（〔俄〕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18页）相反，谢洛科夫每次给勃列日涅夫写报告都说形势一片大好。领袖每次看完两人不同的报告，都倾向于谢洛科夫。如果不是阿富汗形势朝“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发展，安德罗波夫可能就会没有用武之地而被领袖罢黜。

到了1979年，安德罗波夫决定退一步求生存，也向领袖粉饰太平。但是，腐败不可能说没就没。当时，腐败分子呈现出从中央到地方跨部门、跨行业的蔓延态势，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覆盖在貌似强大的苏联各地。最出名的除了内务部的谢洛科夫和驸马爷同志，还有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同志，乌兹别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拉希多夫同志以及戈尔巴乔夫的邻居、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区委第一书记梅杜诺夫同志。

1973年，戈尔巴乔夫的忘年交佐洛图欣同志调任苏联采购部部长，他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区委第一书记职务由梅杜诺夫接替。梅杜诺夫上任后，两个边疆区的关系发生了逆转，从友好协作转向恶性竞争。原因很简单，两个边疆区的工农业基础差不多，连自然资源都一样，都有丰富的矿泉水资源和温泉疗养基地。和戈尔巴乔夫一样，梅杜诺夫也有大把的机会见到来自己辖区度假的中央领导和同僚。他的潜台词是：“戈尔巴乔夫能在中央委员圈子里脱颖而出，我梅杜诺夫凭什么不行？”

相比之下，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矿水资源略高一筹。那里的泉水具有药物作用，适合医疗保健，修养身心。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也有自己的优势：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海滩风景优美，非常适合游泳。梅杜诺夫看米下锅，沿海滩完善了基础设施建设，吸引游客。他还使了一个大招——经常举办大型宴会招待来度假的各级领导干部，美酒佳肴伺候着，临走还给人送上“礼物”。这些“礼物”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

时间一长，效果就出来了。正所谓，吃人嘴软，拿人手短。这么会做人的干部一定会做官，会做官的干部自然就应该重用。连勃列日涅夫都知道了祖国西南有这样一位好干部。

如此奢侈靡费，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差不多穷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哪里负担得起？梅杜诺夫从不担心钱的问题。他路子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守着海岸发起了大财。梅杜诺夫派人用鲱鱼罐头作掩护，里面装着昂贵的鱼子酱，再以鲱鱼的价格贱卖给西方国家某个公司，由那家公司高价卖出。最后，双方按比例分成。分到钱后，梅杜诺夫用这些钱将外贸部、渔业部、食品工业部和海军部分舰队的一些人拉下水，把生意越做越大，用更多的钱向上级行贿。要知道，梅杜诺夫可是苏共中央委员，他的上级该是什么样的级别？

事实上，无论梅杜诺夫把酒席宴会摆的多么丰盛，把海滩建设的多么美，或是把“礼物”准备的多么丰厚。有些中央领导就是不爱去。梅杜诺夫当上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区委第一书记的时候是1973年，那时的苏共中央政治局逐渐进入老人政治阶段。除了好动的勃列日涅夫，其他上了年纪、日理万机、疾病缠身的中央领导哪有时间和精力去参加那些酒局宴会？

他们更爱去戈尔巴乔夫的地盘泡泡温泉，享受既是泉水又是药水的热水澡。其中，包括那位出了名的清教徒、红衣主教苏斯洛夫，生活简朴的柯西金，烟酒不沾的葛罗米柯。当然，还有那位视腐败如仇敌的安德罗波夫。这四个人对戈尔巴乔夫的印象都不错，后来相继成为戈尔巴乔夫的贵人。

第五节：人生伯乐

继库拉科夫之后，第二个发现戈尔巴乔夫可堪大任的是安德罗波夫。1969年4月，安德罗波夫忙完镇压“布拉格之春”的一些后续工作，来到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休假。一向低调的安德罗波夫谢绝了时任边疆区区委第一书记叶夫列莫夫的礼节性拜访。叶夫列莫夫只好派出当时的第二书记戈尔巴乔夫同志代表边疆区党委拜会这位政治局候补委员。

安德罗波夫1914年出生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14岁离开家乡，开始独立生活，干过搬运工、电影放映员和报务员，18岁开始，在伏尔加河上当水手，历经坎坷。如今，返回家乡休假时已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统管整个苏联的特务组织，算得上衣锦还乡、荣归故里。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55岁的安德罗波夫将在家乡见到38岁的戈尔巴乔夫。常言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戈尔巴乔夫非常珍惜这次拜见中央首长的机会，准时到达了安德罗波夫的住处。可他足足等了40分钟，才看到首长。安德罗波夫向他亲切问好，并对迟到表示歉意。他说：“我可以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在刚刚结束的捷共中央全会上，古斯塔夫·胡萨克当选为第一书记。”（〔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3页）在他看来，这说明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正在趋于稳定。

戈尔巴乔夫对两人首次见面的回忆仅限于此。由于当时只有他俩在场，后面的聊天内容不得而知。可以确定的是，经过这一次见面，安德罗波夫似乎找到了衣钵相传的人。七十年代，安德罗波夫几乎每年都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休假，而且其中有两年是和戈尔巴乔夫在同一时间休假，休假地点都选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基斯洛沃茨克。他们携家人一起去郊区游玩，一起去爬山。有时时间晚了，就围坐在篝火旁，烤羊肉串。换句话说，安德罗波夫每年都会在私人时间里去见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可以带着夫人和中央首长及其夫人一起休假，两个家庭还能一起游山玩水，一起自助烧烤。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上下级关系？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或许大家会问，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能得到安德罗波夫的赏识？又从哪里能看出安德罗波夫赏识他？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安德罗波夫是一位城府极深的人，从来不轻易发表对任何一位党政干部的评价，也不会把自己的私交暴露人前。这是他自保的手段，他不是管人事的干部，领袖容不得别人搞小圈子，只希望大家都像第聂伯帮那样忠于他。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和安德罗波夫的过往接触时，用到的是“矜持”一词来形容自己的政治老师。他认为安德罗波夫言行举止的分寸感特别强，说话特别中规中矩，不越雷池一步。事实上，戈尔巴乔夫不懂他的老师。安德罗波夫属于那种善于蛰伏，不出手则已，一出手非死即伤的政治家。说白了，就是克格勃特工身上独有的那种气质——特别沉得住气，时刻保持着对既定目标的执着追求，看准时机果断出手。

1978年7月17日，政治局委员、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库拉科夫去世。苏共迫切需要一位新的农业书记来领导当年的秋收工作。这时，安德罗波夫向勃列日涅夫举荐了戈尔巴乔夫。已经疾病缠身的勃列日涅夫有些记不起八年前亲手提拔的那位全国最年轻的第一书记。恰好勃列日涅夫将于1978年9月赴阿塞拜疆出席一个授勋典礼。安德罗波夫建议领袖在沿途各州停站休息，召见当地领导人，到达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后，可以重点考察戈尔巴乔夫。

领袖同意后，安德罗波夫还是有点不放心，决定提前去斯塔夫罗波尔休假，并在勃列日涅夫抵达时带着戈尔巴乔夫去拜见勃列日涅夫。在去火车站的路上，安德罗波夫告诫戈尔巴乔夫：“在这儿你是东道主，谈话就靠你来掌握了。”安德罗波夫知道，勃列日涅夫年老体衰，不大可能多说话。不知道是勃列日涅夫的领袖气势雄风犹在，还是戈尔巴乔夫的气场天生不足。两人一见面就冷场了，尤其是戈尔巴乔夫，居然不知道说什么。最后，还是勃列日涅夫先开口了。

“你们那个绵羊王国（斯塔夫罗波尔盛产绵羊，畜牧业基础好）的情况如何？”勃列日涅夫问了戈尔巴乔夫第一个问题。

“今年特大丰收，共产羊毛500余万吨，平均每个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居民两吨。”戈尔巴乔夫答道。

刚答完一个令人满意的问题，领袖又开始追问第二个问题。

“运河怎么样了？修的时间够长的了……这该不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吧？”

这一下可把戈尔巴乔夫问懵了。他不知道怎样回答这项牵涉多个部门工作的问题。也不知道领袖是不是因为这项工作生气。斯塔夫罗波尔运河工程分为六期，根本不可能在八年之内全部完工。他沉默了很久，见领袖不说话，只好转移话题，问道：“您今年还休假吗？”

领袖还是不说话。安德罗波夫赶紧给戈尔巴乔夫打圆场。“是的，您应当休假。”（〔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15页）

谈话就这样在冷场中结束了。

戈尔巴乔夫目送领袖上火车。他看见领袖走到车门口时，突然抓着扶手问安德罗波夫：“刚才的谈话如何？”安德罗波夫匆匆答道：“很好，很好。”

事后，安德罗波夫向戈尔巴乔夫解释说，勃列日涅夫越来越感到言语困难，所以越来越沉默寡言。戈尔巴乔夫心里没底，不知道领袖对他的考察是否满意。但他还是从安德罗波夫身上看到了自己升官的希望。总的来看，领袖对安德罗波夫是充分信任的。

可是，事情没有完。领袖再怎么信任安德罗波夫，安德罗波夫也不是第聂伯帮的人。勃列日涅夫还需要听听第聂伯帮那些亲信们的意见。几天之后，政治局委员、主管重工业的中央书记、第聂伯帮二号人物基里连科突访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视察当地的农业工作。

见面之后，戈尔巴乔夫觉得基里连科不是来视察的，而是来找茬的。基里连科以绝对的首长派头和教师口气训斥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农业工作做得不好，浪费了很多农业机械设备和农业资金投入。戈尔巴乔夫解释了几句农业资金和机械的使用情况。基里连科听了更加火大，把他的解释当成狡辩，两人不欢而散。

基里连科和库拉科夫的关系不好，他俩一个管重工业，一个管农业，为了争取预算投资和科技投入经常吵得不可开交。基里连科和安德罗波夫的关系也不太好，但是没有闹得像和库拉科夫那样明显。在第聂伯帮成员里，基里连科是仅次于勃列日涅夫的二号人物；而在非第聂伯帮的政治局委员中，安德罗波夫上升势头最猛。当时的第二书记苏斯洛夫身体状况日益恶化，如果有一天他蒙马克思召见，基里连科和安德罗波夫就是第二书记的最强势候选人。

戈尔巴乔夫倒霉就倒霉在这，对他关爱有加的两位首长都是基里连科的政敌。好不容易有位政敌（库拉科夫）去世了，偏偏安德罗波夫想推荐他的人来接库拉科夫的班，基里连科能痛快吗？所以，基里连科在勃列日涅夫面前坚决反对戈尔巴乔夫进入中央工作，去了斯塔夫罗波尔也不给戈尔巴乔夫好脸色。最后，勃列日涅夫还是听从了安德罗波夫的推荐，选择戈尔巴乔夫担任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

很多政治人物和历史学家都抨击勃列日涅夫主政期间尤其在执政后期任人唯亲，偏听偏信第聂伯帮的干部。可是，单从勃列日涅夫在只剩四年生命的时候起用戈尔巴乔夫这件事来看，足以证明他在晚年语言障碍、身体孱弱之时也未偏听偏信。完全可以驳斥他任人唯亲的谎言。那么问题来了，后来又是谁在抹黑他呢？我们以后再说。

上一章 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