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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1978年11月：凤凰男的逆袭
书名： 苏联解体往事 作者： 园晟 本章字数： 11722 更新时间： 2024-04-30 11:58:04

第一节：寒门贵子

1978年12月5日，塔拉基访问苏联。在此之前的11月27日，苏共召开中央全会。会议决定了一系列重大人事变动。柯西金总理的助手、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马祖罗夫被宣布退休，免去其政治局委员和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职务；增选契尔年科为政治局委员，增选吉洪诺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区委第一书记戈尔巴乔夫同志担任中央书记，主管全国农业。这一年的戈尔巴乔夫47岁。

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在俄罗斯西南部的北高加索地区，与外高加索的几个加盟国离的特别近，少数民族人口比较多，是名副其实的老少边穷地区。在这个边疆区里有一个叫“普里沃利诺耶”的小村庄。1931年3月2日，这个村里降生了一个男孩。谁都没有想到，这个男孩会在五十多年之后让从前默默无名的普里沃利诺耶村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闻名于世。

他的名字叫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家世代务农，爷爷和父亲都是农民。1933年，苏联发生大饥荒，斯塔夫罗波尔也不例外。戈尔巴乔夫的爷爷一家有三个孩子饿死，全家人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更大的悲痛还在后面。1934年，官方以“没有完成播种计划”为名，逮捕戈尔巴乔夫的爷爷，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南部的伊尔库茨克州，在那里参加劳动改造。爷爷被流放后，戈尔巴乔夫的爸爸成了一大家人的顶梁柱，整个家族的生活每况愈下。好在戈尔巴乔夫的爷爷对生活没有失去信心，在劳改营积极劳动，连续两年获得“突击队员”奖状，于1935年被提前释放。

相比爷爷家，戈尔巴乔夫的外公家条件不错。他的幼年时期主要在外公家度过。

戈尔巴乔夫的外公在革命时期是积极分子，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极为坚定。斯大林推行农业集体化之后，他的外公积极动员村民，迅速建好了集体农庄。戈尔巴乔夫长大以后向外婆问起外公的“先进事迹”，外婆的回答很幽默，“他一夜之间建好一座农庄，可第二天早上人全跑光了。”（〔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1页）由此可见，当年集体农庄的推行是多么的不得人心。

因为戈尔巴乔夫的外公以实际行动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政策，所以，他被任命为集体农庄的主席。这个职务相当于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人民公社主任，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乡长、镇长。老人家嘛，都喜欢小孩，外公外婆对他很是宠爱。每次爸妈想接他回去住，都很难成功。但是后来，他不想回家都不行。

1937年，“大清洗”蔓延到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戈尔巴乔夫的外公蒙冤入狱。至于原因嘛，“右派托洛茨基反革命组织”（〔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3页）窃取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机关到军队的领导权，需要清洗他们。这理由听上去很牵强，可这是斯大林和时任内务部长叶若夫说的。

戈尔巴乔夫的外公在狱中经历多番严刑拷打，始终不认罪，也不肯“交待同伙”。内务部的人拿他没办法，就一直关着。1938年上半年，叶若夫失势，贝利亚继任内务部长。贝利亚上台的第一件事是平反叶若夫时期的冤假错案。1938年12月，戈尔巴乔夫的外公被释放，获释后一直在家养病。不得不说，老一辈的革命者对党组织的忠诚还是很难动摇的。据戈尔巴乔夫回忆，外公一生只有在回家的当天晚上说过自己在狱中被用刑，直到去世都再没说过对党组织“不满”的话。而且，他坚信“斯大林不知道内务部干的事儿”（〔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5页）。

1939年4月，苏斯洛夫被派往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担任区委第一书记。他上任后立即将那些刚刚平反却未落实工作的干部恢复职务。这其中，就包括戈尔巴乔夫的外公。对此，戈尔巴乔夫铭记终生。众所周知，戈尔巴乔夫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高层领导同志很少有正面评价，唯一例外的就是对苏斯洛夫。他对苏斯洛夫的清正廉洁和克勤克俭赞不绝口。尽管这位领导同志在斯塔夫罗波尔炸毁了当地的喀山大教堂，镇压并流放了当地的少数民族卡拉查耶夫族。尽管戈尔巴乔夫一生宣扬宗教自由和民族平等。

不知道爷爷和外公的这种不幸遭遇有没有对戈尔巴乔夫产生童年阴影，是否影响他后来对苏维埃政权产生负面认识。爷爷半生辛苦劳作，换来的是三个孩子饿死的惨剧，自己也被国家投入劳改营；外公毕生效忠党的革命事业，却蒙冤入狱惨遭严刑拷打，落下终身残疾。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庭根正苗红的孩子，戈尔巴乔夫会怎么看待这些呢？

苏联西南地区的农业形势在1939年开始好转，可是好景不长。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父亲被征召入伍，年仅10岁的戈尔巴乔夫不得不中断学业，陪伴母亲干农活。斯塔夫罗波尔在1942年夏天沦陷，直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之后才光复。战争的残酷与生活的艰辛给戈尔巴乔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让他对生活失去信心。

1944年秋天，已经光复了的斯塔夫罗波尔的中小学校陆续开学。边疆区各地的教学条件极其简陋，没有基本的教室，没有足够的老师，没有课本，甚至连纸、笔、练习本都极度匮乏。面对这种情况，有一天早上，戈尔巴乔夫当着母亲的面扔掉了自己唯一的一本书，告诉母亲以后再不上学了。

母亲被儿子的举动弄得潸然泪下，收拾一些东西出了门，直到很晚才回来。回来之后，母亲径直回到自己房间里睡了。戈尔巴乔夫被吵醒后，发现家里的桌上多了很多书！

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戈尔巴乔夫的母亲面对不懂事的儿子没有打骂，而是忍着丈夫远在前线不在身边的痛苦，扛起了这个家以及这个家的未来，用家中仅有的一点点财物换了足够的书籍给孩子，用自己的默默无言去唤醒儿子的求知欲。果不其然，第二天一早，戈尔巴乔夫就背起书包上学去了，从此发奋图强。

谁说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培养不出国家的栋梁？有这样的母亲，谁敢说寒门难出贵子？

当然，出身寒门的小孩子还是要承担一些农事的。战争结束后，苏联西南地区再次遭遇旱灾，戈尔巴乔夫一边上学，一边跟着退伍回家务农的父亲参加集体农庄的劳作。在这几年中，戈尔巴乔夫刻苦学习，几乎把全村所能看到的书籍都阅读了一遍。同时，他和当拖拉机手的父亲一道，与全村人集体劳动，一起熬过了战后最初几年的经济困难。

父子俩一齐得到了全村人的好评。上级依据父子俩的突出表现，分别向他俩颁发了列宁勋章和劳动红旗勋章。后来，党组织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学业成绩和劳动业绩，发展他成为预备党员。这一年，他19岁。

中学毕业后，戈尔巴乔夫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莫斯科大学法律系。这就相当于在我国云南、广西等西南省份中的沿边城市，从一个不知名的农村里走出一个高材生，考上北京大学法律系。其意义非同凡响。

和许多首都大学里来自老少边穷地区的农村孩子一样，戈尔巴乔夫在第一个学期对大学生活不太适应。对他来说，首都莫斯科的一切都是陌生的。红场、克里姆林宫、首都大剧院、特列加柯夫美术馆、普希金博物馆、莫斯科河等等。一切对他来说那么神圣，又让他感到些许不安、甚至压抑。

他非常不理解自己的列宁格勒同学对首都的评价——莫斯科就是个大农村。也难怪，列宁格勒是苏联最大的海港城市，又是经济金融中心，还是全苏联最西化的城市。在列宁格勒人眼里，苏联的每一座城市都是农村。

奋斗吧，戈尔巴乔夫同学。尽管你的人生起点不如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同学们。但是，列宁同志的警卫员说过，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任凭这个国家的现实再不完美，只要你努力，大好前途必将属于你。

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的学业任务还是挺重的，据戈尔巴乔夫回忆，“首先是历史学科系列：国家与法的历史和理论；政治学史，外交史；其分量几乎与经济系相同的政治经济学，哲学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逻辑学；拉丁语和德语。最后，是一整套法律课程：刑法与民法，犯罪学，法医学和精神病，行政法，金融法，集体农庄法，婚姻家庭法，会计核算。最后，还有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和法，等等。”（〔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1页）

作为全苏联最好乃至整个俄罗斯历史长河中最好的大学之一，莫斯科大学多少还保留着俄罗斯知识界的民主传统。各种学术观点在符合政治氛围的前提下可以“百家争鸣”。这种环境下的戈尔巴乔夫开始质疑自己所受的理论教育和现实的巨大差距，甚至对苏联教育制度产生了抵触。他认为：“教学过程的目的就是从入学之初将年轻人的思想束缚起来，向他们硬性灌输一整套颠扑不破的真理，使之免受独立思考、分析、对比的诱惑。”（〔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2页）

刚上大学的青年对社会现实不满是人之常情，戈尔巴乔夫也不能免俗。他这时最大的困境不是如何正确树立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是弥补基础知识。边疆区的农村中学教育条件有限，使他在人文科学基础和城市生活阅历方面和大多数同学存在着差距。戈尔巴乔夫只好通过阅读课外书和广交朋友来恶补。

要做到不甘于平庸很容易，但要做到奋起直追则是一件相当辛苦的事情。刚入校时，戈尔巴乔夫专心学业，立志毕业之前，不搞对象。然而，话分两头，做好了谈恋爱的准备，丘比特女神和月老不一定发货；不想谈恋爱的时候，爱情没准就来了。戈尔巴乔夫同学即属于后面这种。

1951年下半年，也就是戈尔巴乔夫的大二上学期。一天晚上，他正在寝室躺床上看书，有两个室友邀他一起去俱乐部参加舞会，说是在俱乐部看见一个妹纸，要戈尔巴乔夫一起去看看。戈尔巴乔夫不太感兴趣，让他俩先去，自己晚些时候到。

去到俱乐部之后，戈尔巴乔夫见到了室友提到的那个妹纸。她叫赖莎，是哲学系的，和自己一届。经过同学介绍，双方就算认识了。还别说，立志不搞对象的学霸顿时来了电，当即决定要拿下赖莎。经过冷静分析，他觉得女神赖莎好像对自己没什么感觉，一整晚都处之泰然。于是，戈尔巴乔夫认定当务之急是要多营造见面机会，多接触。

追女神嘛，光是自己拿出一副战斗机的架势来，肯定不够，还需要有僚机。戈尔巴乔夫的室友尤拉正在追求赖莎的室友，经常邀请对方来自己寝室做客，喝茶吃点心，聊聊人生和理想什么的。那姑娘属于乖乖女，每次来都把室友赖莎带上。赖莎每次来总是第一个提出要走。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戈尔巴乔夫毫无进展。直到12月的一天晚上，戈尔巴乔夫做完了功课，来到俱乐部参加一个文化活动家的见面会。他进门的时候，赖莎正好出门。

女神和他打了个招呼，告诉他自己对这里不感兴趣。戈尔巴乔夫反应挺快，立马提出来一起出去走走。赖莎同意了。两人在学校里面逛了一会儿，戈尔巴乔夫一看时间还早，才十点钟，就约赖莎出学校去市区逛逛。赖莎没反对，还回寝室换了一套衣服，然后就和戈尔巴乔夫进城了。一路上，两人以期末考试和校园生活为中心话题，聊了很久，越聊越投机。最后约好第二天一起上自习。

从此以后，两人天天在一起度过课余时间。戈尔巴乔夫坦言那段时间几乎荒废了学业，心思全放在谈恋爱上。两人好了几星期之后，赖莎突然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们不必见面了。这段时间我一直感觉很好。我又回到生活中来了。同一个我曾经相信过的人决裂，使我痛苦万分。很感谢你，但是这种事再来一次我就无法承受了。最好现在就趁早结束我们的关系……”（〔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71页）

原来，赖莎以前受过伤，怕对感情太投入，将来会陷进去难以自拔。

电影《中国合伙人》里的男主角成东青有这样一段台词：“我觉得男人的梦想最初都是从女人开始的，在我认识我的初恋女友之前，我常常给另外一个女生打热水，后来我发现她有男朋友，我就问她那你为什么还要让我给你打热水呢，她说那是想让她的男朋友休息一下。尽管她一次次地拒绝我，但我还是想每天看到她。因为她是我的梦想。梦想是什么，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是幸福的东西。”

这段台词我最喜欢最后一句。男人年少时，把爱情当成梦想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幼稚。戈尔巴乔夫当然也有自己的幼稚，这种幼稚正是另外一种坚持。戈尔巴乔夫回答得斩钉截铁，说自己满足不了赖莎的这个要求。说完把她送回寝室。赖莎再次重复，“我们不必再见面了。”戈尔巴乔夫答道：“两天以后我们还在学校的院子里见面。”说完，他便走了。

戈尔巴乔夫的坚持胜利了。两天之后，两人如期见面。不久，赖莎向戈尔巴乔夫坦白，自己的前男友是波罗的海铁路局局长家的公子。之前，前男友的母亲乘坐“专列”来莫斯科见赖莎，明确反对儿子和她结婚。在这之后，前男友没有顶住父母的压力，两人关系破裂。（〔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孤独相伴》，潘兴明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68页）

1952年6月，戈尔巴乔夫和赖莎确立恋爱关系。赖莎同学在莫斯科这座各种二代、高富帅云集的城市里，没有再去选择王侯公子，最后跟了来自老少边穷地区的农村孩子戈尔巴乔夫。不知道这位来自阿尔泰边疆区的姑娘有没有想过，自己会在33年之后当上苏联第一夫人。

追到女神之后，戈尔巴乔夫头脑又清醒起来，开始继续刻苦学业，同时追求党内仕途。1952年，戈尔巴乔夫预备考察期结束，正式入党，接着，又当上法律系团委副书记，负责全系的意识形态工作。

1952年至1953年的苏联局势相当微妙，斯大林病入膏肓，各派政治势力夺权行动紧锣密鼓，新的冤案层出不穷，意识形态领域日益保守，有关改革的各种思潮暗地传播。戈尔巴乔夫越来越坚定：斯大林的那一套走不通，国家只有实现民主与法制才有希望。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戈尔巴乔夫和大家一样，非常悲痛。斯大林一生中，有巨大的功劳，也有严重的错误。他最成功的事情就是让人民对他顶礼膜拜，直到他死的时候。

斯大林死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首先解冻的是意识形态领域。那时候的大学生相对关心政治，真心拥护苏维埃，对政局走向有自己的见解。虽然“上面”不再以言定罪，但是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团委副书记戈尔巴乔夫同学认为，“离公开的意见多元化还相差十万八千里”（〔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7页）。而且，苏共中央当时的路线方针十分模糊，谁也不知道未来的国家将会怎样。

既然政治让人如此云里雾里，那就先别管它。再伟大的领袖死了，生活还要继续。换句话说，信仰先放一放，赚钱才是王道。要说谈恋爱这事吧，就是麻烦。先得多接触，还要表白，等姑娘答应在一起，还得去打结婚证，还要办酒席。说来说去，没有一样能离开钱。1953年暑假，戈尔巴乔夫回到家乡，向父母汇报了结婚的计划，父母很是尊重他的意见，没有一句反对的话。整个夏天，戈尔巴乔夫和父亲一起没日没夜地干农活，两人挣到了1000卢布。父亲让他把所有钱带去莫斯科办婚礼。终于，可以去向赖莎求婚了。

9月25日，两人领了结婚证。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节，相当于我国国庆节），两人在宿舍楼旁边的一家营养餐厅举办婚礼。从未出过国的戈尔巴乔夫为妻子购买了意大利进口绉纱，做婚礼的裙子。喜宴用度就这样超支了。赖莎只好向朋友借一双好看的白鞋，走进婚礼殿堂。婚礼很简单，来的都是夫妻双方的同学。大家喝着最普通的酒，吃最简单的凉拌菜，仍然很开心。那时候的苏联年轻人不浮夸、追求真理、尊重真爱、尊重有理想和上进心的新郎新娘。现场很简朴，除了打肿脸来充胖子的戈尔巴乔夫为妻子买的那件进口面料婚纱。没办法，这就是当时的戈尔巴乔夫最大的经济能力。或许就是这么一个可大可小的感动，让他赢得了妻子毕生的相偎相依。两人从此相濡以沫，度过了极其艰苦又动荡的一生。

1955年6月，戈尔巴乔夫大学毕业。按照学校的分配方案，他将去苏联检察院（相当于我国的最高检）上班。同年，妻子赖莎考上了副博士。不出意外的话，两人将在首都过上优越的生活。就在毕业前夕，戈尔巴乔夫突然得到通知，最高检拒绝录用他。“大清洗”期间，最高检的年轻人，尤其是法律系的毕业生，对制造冤假错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了防止悲剧重演，苏共中央禁止毕业生直接进入中央司法机关工作。

党组织禁止他进入最高检后，没有给他明确的工作安排，或者说根本就没想在首都给这位来自边远地区的农村孩子安排工作。戈尔巴乔夫剩下的选择只能是去西伯利亚或者中亚的一些检察院上班。他把心一横，与其到别的老少边穷地区上班，不如回自己老家。他决定回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去家乡的检察院应聘。

这下可苦了赖莎。一位姑娘家，凭着自己刻苦学习，千辛万苦考上莫斯科大学的副博士，基本可以在首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现在，丈夫仕途不顺，工作没落实，只能回他那个边远城市的家乡。赖莎决定放弃莫斯科的大都市生活，义无反顾地跟随戈尔巴乔夫回偏远落后的斯塔夫罗波尔。她对戈尔巴乔夫就一个要求，希望他陪自己回一趟阿尔泰的娘家，向父母解释他们的女儿作出的这个让人无法理解的决定。

在人生的最后一个暑假，戈尔巴乔夫携妻子去到阿尔泰边疆区拜见岳父母。正如意料之中，两位老人不太高兴自己女儿的选择，不过很有涵养，没有当面发作。相反，小舅子热尼亚和小姨子柳达对姐夫的印象超级好，很快就打成了一片。大概他们也想不到，以后有朝一日能成为“外戚”。不得不说，有时候，年轻人还是比老人家有眼光。

戈尔巴乔夫很识趣，让赖莎在娘家多住一段时间，自己先回斯塔夫罗波尔。他要奋斗，要闯出一片天，向岳父母证明他们的女婿与众不同。

第二节：平步青云

返回家乡时的戈尔巴乔夫颇为狼狈，一点名牌大学毕业生衣锦还乡的感觉都没有。一个人孤零零地下车，没人接站。尽管这是家乡，家乡却没有他的一席之地。他是农村户口，在市里没有房。戈尔巴乔夫一下火车就去租房子。房屋出租在当时的苏联属于“资本主义的尾巴”。戈尔巴乔夫租房很不顺利，以至于白天要在边疆区检察院见习，晚上还要继续找房。种种不如意使他决定另谋出路。

“苏联检察院工作人员所表现出来的毫不客气、对我家庭情况的漠不关心以及我分配的整个经过，无不使我对是否搞专业工作颇为犹豫。在斯塔夫罗波尔的见习也并未改变我的想法。于是我决定与检察院一刀两断。我与共青团边疆区委进行了接触。在这里遇见了以前的熟人。我谈了自己的想法。莫斯科大学的校徽以及关于我在法律系社会活动情况的介绍看来是起了作用。几天后我被请去与边疆区团委第一书记维克托·米罗年科谈话。我们见面认识，彼此交谈，我接受了调到区团委工作的建议，是去担任宣传鼓动部副部长。”（〔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82页）

回忆录中的这段话如果拿给西方人看，他们大概会觉得，在苏联这种缺少法制与公平的国家，司法机关留不住人才。若是换作中国人阅读到这段话，一定能看透戈尔巴乔夫的勃勃野心。共青团是什么单位？是发现、培养和选拔青年干部的单位，是为党政机关领导人组建预备队的单位。这时候的戈尔巴乔夫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不谙世事的农村孩子了，好歹也在国家最名牌的大学待了五年，还在那里的团组织混过，肯定明白这个道理。

由于戈尔巴乔夫在边疆区检察院见习期间私下跳槽，边疆区检察长对这名新部下如此没有规矩感到非常恼火。事后，戈尔巴乔夫去请求他“放人”时挨了好一通臭骂。好在检察长成人之美，没有扣他的组织关系，他一定没想到，自己这一放，放出了一位苏共中央总书记。

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上半年，是戈尔巴乔夫参加工作的第一年。他几乎一整年都在出差中度过，深入各区、市基层团组织，了解各地青年动态，特别是思想动态。戈尔巴乔夫深入基层后发现，原来，贫困不仅属于自己的家乡普里沃利诺耶村，而且普遍存在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他不禁产生疑问，贫困会不会普遍存在于全苏联？如果是，需不需要改变？

1955年至1956年，正是赫鲁晓夫战胜马林科夫的关键年份。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层层传达后，各地人心浮动，斯塔夫罗波尔也不例外。身为边疆区团委宣传部副部长，戈尔巴乔夫及时协助边疆区党委向群众宣讲国家形势与政策，表现十分突出。戈尔巴乔夫依托团委宣传工作，稳住了边疆区年轻人的心，团结青年拥护改革。

斯大林时期的国民教育是技术教育，注重培养专才式的螺丝钉。这种扫盲式的速成教育可以迅速教人识字算术、掌握一门技艺，却阉割了现代公民教育中必要的人文素质培养。长期以来，个人崇拜占据了教育理念的核心。“几十年来，整个党的工作、我国社会的整个体制都是建立在斯大林的威信之上的。一切都靠这个来说明和辩解。”（〔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87页）这使得绝大多数苏联公民缺少正确认识历史真相、政治斗争和社会发展潮流的价值观。

因而，戈尔巴乔夫在工作中遇到以下一些问题：“一些人根本不肯相信报告中列举的事实，绝对接受不了对斯大林的活动和作用的评价。还有一些人（这种人还不少）并不怀疑事实的真实性，他们老提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要‘家丑外扬’？为什么要公开谈论这件事情，把人们的思想搞乱？”“我对许多普通人头脑里形成的那种对于大清洗的解释也大感吃惊。据说斯大林在30年代清洗的，是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他们遭到了报应。”（〔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88页）

戈尔巴乔夫面对的就是这样强词夺理的群氓。他很勇敢，直接深入民众的讨论，进行说服教育，用民主与法制的观念、用列宁时代的故事去开导民众。很快，边疆区传开了一件事，团委有一个莫斯科大学毕业的年轻人，特别能说，特别能结合形势讲政策。这样的舆论传到领导耳中，戈尔巴乔夫再次被提拔。1956年9月，年仅25岁的戈尔巴乔夫被任命为边疆区首府斯塔夫罗波尔市团委第一书记。

由于戈尔巴乔夫是莫斯科大学的正牌毕业生，在工作中刻苦扎根基层、腿脚勤快、口才一流，边疆区党组织在提拔他为正科级实职干部后，连年重点培养。1958年4月，戈尔巴乔夫被任命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团委第二书记（专职副书记）。1960年6月，戈尔巴乔夫遇到了他人生的第一个贵人，新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区委第一书记库拉科夫同志，在他的提携下，1961年3月，年仅30岁的戈尔巴乔夫被任命为边疆区团委第一书记。

升职边疆区团委第一书记后，戈尔巴乔夫经常奉库拉科夫之命列席边疆区党委会，有时还会受命协助党委做一些工作。在库拉科夫看来，光在机关培养还不够，还要在基层和实践工作中锻炼。1962年3月，库拉科夫免去戈尔巴乔夫的边疆区团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他的边疆区党委候补委员身份，任命他为边疆区首府斯塔夫罗波尔市的农业管理局党组书记。1956年9月至1958年4月，戈尔巴乔夫曾在斯塔夫罗波尔市当过两年市团委第一书记，在职期间依托各单位的团组织扩展了自己影响力，在各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和农产品加工厂积攒了人脉。在此基础上，戈尔巴乔夫把1962年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再一次为自己积攒了升职的人脉和舆论。

1962年11月，苏共召开中央全会。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各地的党组织一分为二，成立农业党组织和工业党组织。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库拉科夫担任农业第一书记，博先科担任工业第一书记，两人明争暗斗不断。戈尔巴乔夫此前已接受库拉科夫邀请，担任农业党委的组织部长。从此，他与库拉科夫保持着密切的上下级关系，直至库拉科夫去世。

在边疆区农业党和工业党的明争暗斗中，库拉科夫敏锐地发现苏共中央和边疆区党委一样存在矛盾，其性质远比边疆区严重。库拉科夫不简单，他不但看清了中央权力斗争的关键所在，而且意识到自己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将能发挥的作用。

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境内有一个叫矿水城的度假胜地。苏联时期，当地政府划出一片区域供中央领导人休假，其政治意义类似于我国的北戴河。1964年的十月政变前夕，中央委员们集中休假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另一个就是北高加索的斯塔夫罗波尔。库拉科夫在1964年秋天全力保障政变串联，为勃列日涅夫立下汗马功劳。政变成功后不到一个月，库拉科夫就被调入莫斯科担任苏共中央农业部部长，又于次年9月升任中央书记，主管全国农业工作，最后，在1971年的苏共二十四大当选政治局委员。

库拉科夫虽然不是第聂伯帮成员，却和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等人一样，成为勃列日涅夫的铁杆支持者。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各地重新合并党组织。戈尔巴乔夫再度升官，由农业党委组织部长升任边疆区党委组织部长。库拉科夫上调苏共中央，叶夫列莫夫接替他担任边疆区区委第一书记。这就意味着，今后的戈尔巴乔夫也是“上头有人”的人了。

正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戈尔巴乔夫有库拉科夫在中央罩着，戈尔巴乔夫的仕途开始朝丰富履历发展。1966年9月，戈尔巴乔夫由组织部长转任斯塔夫罗波尔市市委第一书记。1968年8月，戈尔巴乔夫升任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1970年4月，戈尔巴乔夫被库拉科夫推荐给苏共中央，拟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区委第一书记。这一年，他39岁。

上任之前，戈尔巴乔夫去了一趟莫斯科，接受组织上最后的考察。在莫斯科期间，戈尔巴乔夫依次被主管组织人事的中央书记卡皮托诺夫、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库拉科夫、主管重工业的中央书记基里连科和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苏斯洛夫找去谈话。每场谈话都中规中矩，戈尔巴乔夫表现得很不错。

最后一关是领袖勃列日涅夫。

那时候还是1970年4月，当时的勃列日涅夫勤于政事，虚怀若谷，礼贤下士，敢于提拔青年干部。戈尔巴乔夫赶上了好时候，据他本人回忆，勃列日涅夫“善于让对方对他产生好感，造成一种无拘无束的气氛”（〔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34页）。坐定之后的谈话很有意思。

勃列日涅夫开门见山：“中央推荐你担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也好，从前都是外地人当领导，这回是自己人了。”这句话说完，气氛顿时轻松下来。勃列日涅夫接下来没有下达“最高指示”，而是和戈尔巴乔夫回忆起当年在北高加索方面军征战的往事。他说，1942年夏天的斯塔夫罗波尔保卫战打得很艰苦，那里炎热、沙尘和缺水等不利的自然条件增加了战斗中的困难。戈尔巴乔夫不由自主地接过领袖的话茬，详细地向领袖说明自己家乡恶劣的自然环境。

说着说着，戈尔巴乔夫逐渐感觉到，勃列日涅夫同志绝不是外间传言的那样木讷寡言、平庸无知。他切身感受到领袖虽然没谈工作，却在以其独特的方式考察干部——“尽量多听，从中可形成对于谈话对手、对于其分析地方和全国问题的能力的看法”（〔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34页）。对领袖的谈话意图后知后觉反而使戈尔巴乔夫壮起了胆子，坦言1969年整个边疆区形势不容乐观。干旱、严寒、沙尘暴在同一年出现，造成农业减产过半，根本无法保障边疆区在1970年的粮食用度，急需中央予以支持。

勃列日涅夫笑了笑，没说话，直接拨通了库拉科夫的电话，“咱们这是打算推荐一个什么人来当第一书记啊？他还没有选上，就在提要求，要配制饲料了。”（〔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35页）戈尔巴乔夫听了一点也不慌。领袖打电话给自己的老首长，说明正是库拉科夫推荐自己给领袖。戈尔巴乔夫隐约听到电话那头回话：“取消推荐现在也还不算晚。不过，戈尔巴乔夫说得对，边疆区是应当扶一把的。”（〔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35页）

戈尔巴乔夫听完很踏实，有了这个电话，他就可以去找库拉科夫要钱要物要政策了。放下电话后，领袖开始和戈尔巴乔夫谈宏观问题，“谈到经济——第八个五年计划必将取得好结果；谈到对外政策——缓和的主张已经成熟；谈到随着国内的日益稳定，干部工作起来更加充满自信和活力了。勃列日涅夫谈到这一切时，用的是特别信赖的口气，仿佛正是向我倾吐着他内心深处的想法”。（〔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35页）

所以说，还是领袖说话办事有水平。和一位陌生的下属谈话，首先，三言两语打开陌生尴尬的局面；接着，以自身工作经历寻找和建立共同点，唤起下属的共鸣；然后，举重若轻，一个电话解决下属面临的巨大困难；最后，泛泛而谈工作大局，暗示在自己的领导下，国家取得的内外成就，烘托自己在工作中建立起来的权威，激发下属对自己的忠诚和崇拜。

读到这些，大家还会认为勃列日涅夫是一个幸运的傻瓜吗？

可惜，勃列日涅夫的这些优点，戈尔巴乔夫无论在当时，还是在成为领袖之后，一样都没学会。极为讽刺的是，后来的他倒是学会了勃列日涅夫玩弄组织人事权的手段。不过，也只是学到一些皮毛，未得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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