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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1978年：外交领域的意外成败02
书名： 苏联解体往事 作者： 园晟 本章字数： 19495 更新时间： 2024-04-30 11:58:04

与之相反的是，苏联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国家由盛转衰的现实。这些人也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以柯西金总理为首的经济部门领导人，他们清楚，新经济体制的改革红利已经释放殆尽，军备竞赛严重影响国民经济，若不进一步改革，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民心将彻底涣散；二是以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为首的外交官们，他们不看重越南战争的完全胜利，因为美国和西欧依托《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对苏联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和西方的谈判日益艰难，根本不存在敌我力量的明显变化；三是以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为首的特工们，他们的情报来源更加广泛而真实，了解的局势比较客观全面。苏联在《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承认人权理念，导致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死灰复燃。1977年宪法制定前后，各阶层民众利益诉求五花八门，国内民族矛盾暗流泉涌，如果这时候还把重心放在输出革命，国内矛盾早晚要失控。

1975年至1978年可谓是苏联的战略选择期，下一步怎么走，事关国运前途。舍甫琴科在1978年4月叛逃，无异于制造一个巨大的坑。首先，是坑外交部。外交部从来就被党内好事者认为是亲美派的大本营，是民族叛徒的聚集点。在他们眼里，外交官们成天和帝国主义者蝇营狗苟，毫无原则，执行的是卖国路线。舍甫琴科的叛逃正好给他们制造了口实——外交部连副部级的干部都能出叛徒，里面指不定有多少俄奸呢。其次，是坑葛罗米柯。葛罗米柯作为苏联对外缓和战略的旗帜型人物，对内支持勃列日涅夫对西方缓和，说了很多领袖不方便说的话，来解释缓和的必要性；对外竭力维护国家利益，绞尽脑汁让西方国家做出比苏联更多的让步。最后呢？偏偏当年的秘书成了叛徒，真可谓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此后，葛罗米柯日渐低调，不再像从前那样坚持缓和战略，甚至在1979年随大流，赞同出兵阿富汗。再次，是坑勃列日涅夫，舍甫琴科的叛逃加深了勃列日涅夫脑海中“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的印象。中央情报局连苏联在联合国的高级干部都要策反，可见美国的间谍行为多么疯狂。从那以后，领袖的外交政策日趋强硬，进入了史学家振振有词的战略扩张阶段。

革命历史剧里流行两句话，“叛徒神气什么？叛徒不会有好下场。”这两句话用在舍甫琴科身上正合适。他叛逃以后，在公开场合四处抨击苏联的政治制度。后来还不过瘾，就写了那本没有目录，几乎把他认识的所有苏联大小官员都骂完一遍、写作思路又略显混乱的《与莫斯科决裂》。

美国人是怎样对待他的呢？舍甫琴科把自己对克格勃在纽约的几位领导人的评价告诉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完全不感兴趣，他们本来就很了解自己的对手，很清楚自己的克格勃同行们并不像舍甫琴科说的那样，只会“酗酒、内斗和投机”。他们很是尊重克格勃特工的个人品质和工作信念。

对于舍甫琴科，中央情报局需要的是莫斯科发往纽约的情报。1978年4月以后，公开叛逃的舍甫琴科再也拿不到情报了，迅速成了中央情报局的鸡肋。由于舍甫琴科向中央情报局自诩为了追求自由而叛逃，宁可放弃苏联给他的高官厚禄。自然而然，也不需要美国给他物质回报。进入20世纪80年代，舍甫琴科的经济状况迅速恶化，长期没有固定居所，加上有酗酒的恶习，于1997年病逝在一家宾馆的房间内。而他的妻子，向他托付终身、对他悉心襄助的莉娜女士，早在1978年他叛逃后不久自杀。

1978年4月11日的舍甫琴科叛逃事件使苏联在国际社会再次颜面扫地，给苏联的外交战线带来了意外失败。好在半个月后，阿富汗传来了苏联外交战线的意外胜利。

第四节：阿富汗的前世今生

1978年4月27日，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利用手中掌握的部分军队，在首都喀布尔发动兵变，进攻总统府，击毙总统达乌德，建立了人民民主党执政的新政权——阿富汗民主共和国。

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是什么政党？这个政党为什么要以武力推翻达乌德总统？这两个问题是阅读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历史时最容易忽略的问题。不弄清楚这两个问题，就很难明白苏联为什么要入侵阿富汗。而只有弄明白苏联为什么要入侵阿富汗，才能理解那些曾经在阿富汗为苏联纵横疆场的人们，为什么在1991年八一九政变失败后，一部分自杀殉国，一部分将牢底坐穿，拒不“认罪”。

这场战争就从达乌德总统和阿富汗人民民主党说起。

20世纪中叶，阿富汗处于君主专制的查希尔王朝时期。查希尔国王自1933年即位以来大权旁落，权力先后落入两位担任首相的叔父手里。（〔阿富汗〕沙伊斯塔·瓦哈卜、巴里·扬格曼：《阿富汗史》，杨军、马旭俊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第126页）他的两位叔叔愚昧守旧，长期镇压国内民主运动，抵制一切面向现代化的政治改革和社会革新，导致国家内外交困，人民生活困苦。当此多事之秋，王室和民间的有识之士不安现状，开始谋求富国强兵之路。至于为什么追求富国强兵，后文详解。

查希尔国王在他的伯父家有个哥哥，人称达乌德王子。达乌德王子少年时期留学法国，中学毕业回国后就读于喀布尔皇家军事学院，22岁投身军旅，先后在阿富汗多个省当过省长兼驻军司令，30岁任首都卫戍司令，37岁当上国防部长，39岁兼任财政部长。

进入内阁的达乌德部长已不再是达乌德王子，而被封为达乌德亲王。达乌德亲王对“皇叔”的内外政策极为不满，时常抨击“皇叔”对外政策软弱，对内政治改革缓慢和社会建设停滞。“皇叔”忍了自己这位侄儿三年，于1951年打发达乌德去瑞士当大使。这项任命，使被“流放”国外的达乌德亲王赢得了阿富汗国内民族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普通民众的一致同情。大家都清楚他为什么得罪当权者。迫于压力，“皇叔”只好将其召回，重新任命他为首都卫戍司令。

1953年，达乌德亲王利用手中兵权和社会影响迫使“皇叔”下台，自己接任首相职务。上台之后，达乌德进行了一系列社会变革，阿富汗社会开始出现一些新气象。然而，改革伤害了王室、部落首领、宗教势力、地主和大商人的利益。达乌德的强硬外交政策和亲苏倾向诱发了国内政治经济局势动荡。最关键的是，达乌德亲王为人独断专行，从来不考虑查希尔国王的旨意，两人矛盾随着阿富汗局势的动荡而激化。1963年，查希尔国王罢免了达乌德的首相职务，并宣布今后禁止王室成员参政。

查希尔国王亲政后，于1964年颁布了新宪法，新宪法中有这么两条：允许组建政党，允许私人办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国王做了三十年傀儡，刚刚拿回权力，颁布自由、民主、平等的新宪法只是跟民众意思意思，收揽人心。大家千万别当真啊！可是，阿富汗国内有一伙人当真了。这伙人以知识分子为主，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信徒。1965年元旦，这伙人从全国各地派出代表，在作家塔拉基家中举行秘密集会，经过几天的开会讨论，决定成立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并发行党的机关报《人民报》。

大家商量后一致认为，人民民主党的当前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切爱国的民主进步力量，为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民族和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为夺取政权，建立一个劳动人民的国家而奋斗”。最终任务是“在阿富汗社会的多民族条件下创造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普遍原理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俄〕A·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刘宪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4页）

这是一个没有命名为共产党的共产党。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在成立之初把国家利益、民族独立和解放人民作为至高无上的理想信念。她的早期党员也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一样，为了这些理想信念艰苦奋斗，把生死置之度外。

成立政党和开设公司一样，上午挂牌，下午就要开始工作。只不过，公司要研究的是市场，政党要研究的是形势。塔拉基们和卡尔迈勒们成立的人民民主党是要革命的，如何分析形势，再根据形势选择正确的革命方式夺取政权，成了他们的当务之急。

20世纪60年代，阿富汗总人口大约1600万人。国家经济落后，工业基础薄弱，直到五十年代达乌德亲王担任首相后，才陆续兴建现代化工业。工业企业以轻工业为主，主要加工本国的一些农牧业产品。工矿企业极少，工人比例占总人口比例约为0.5%。全国四分之三的居民从事农牧业，粮食作物长年无法自给，需出口经济作物换取外汇进口粮食。在广大农村，基层政权机构薄弱，宗教势力和部族势力极为强大，严重威胁中央政府权威。耕地和牧场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造成了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遍布广大农村。

阿富汗境内民族主要有普什图族、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和哈扎拉族，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约分别占总人口的40%、30%、10%和10%。其他十几个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合计占总人口10%。阿富汗的主体民族是普什图族，在政治经济领域处于支配地位，主要分布在阿富汗南部，也就是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广大地区。其他民族分布在阿富汗北部与苏联接壤的省份。1747年，阿富汗独立建国后，普什图族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的政治军事斗争不断，一直持续到今天。

阿富汗有史以来就是个苦命的国家，两千多年来先后被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大帝、印度阿育王、大月氏民族、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和伊朗萨法维王朝征服。不过，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征服阿富汗。占领者始终面对着阿富汗各个部落的顽强抗争。1747年，阿富汗终于独立，又被大英帝国瞄上了，英国在1838年、1878年和1919年发动了三次侵阿战争，都没有征服这个国家。但是，英国在1893年强迫阿富汗割让一部分领土（现在归属巴基斯坦）给英属印度，重新划定阿富汗南部边界，史称“杜兰线”。

这个“杜兰线”对于阿富汗的意义有点类似“麦克马洪线”对于中国的意义，但又与中国有两个不同之处：第一，“麦克马洪线”是西藏地方政府背着中央政府与英国划定，而“杜兰线”是阿富汗皇帝阿卜杜拉赫曼汗畏惧英国而签订。第二，历届中国政府不承认“麦克马洪线”，阿卜杜拉赫曼汗死后的历届阿富汗政府都承认“杜兰线”，只是在英国结束对印度半岛的殖民统治后，开始向巴基斯坦提出领土诉求。

像中国与印度因“麦克马洪线”结下梁子一样，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因“杜兰线”长期不睦。阿富汗总想着收复失地，而巴基斯坦认为，你原来不问英国人要，现在也不能问我要。“杜兰线”改变了阿富汗的版图，也改变了阿富汗后来的历史进程和外交环境。无数阿富汗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探索提升国力的富国强兵之道，目标就是有朝一日收复失地。

这就是1965年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建党后面临的社会形势。社会保守，经济落后，少数民族、宗教势力和部族势力严重影响着国家政权的权威，缺少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带领国家实现富国强兵。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现代化工业根本无法培育足够的工人阶级群体，而广大农民生活贫苦，相对国家更加亲近自己的部族和宗教组织。政治权力和社会财富集中在官僚阶层、地主阶级、宗教上层和部族首领手里。阶级矛盾极为尖锐。

按照马克思的教导，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这种形势都不适合发起无产阶级革命。不过，共产党人讲究的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话又说回来，从苏联到中国，从南斯拉夫到越南，又有哪个国家的共产党是对着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照葫芦画瓢？

在1965年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建党大会上，大家选举塔拉基担任党的总书记。仅次于塔拉基的党内二号人物叫卡尔迈勒。就是这两个人，为阿富汗革命构思了两条截然不同的前进道路。这一年，塔拉基48岁，卡尔迈勒36岁。

塔拉基，普什图族，1917年出生于阿富汗加兹尼省一个贫寒的农牧民家庭，小学毕业后即辍学回家，15岁起在一家水果公司打工。此后，塔拉基利用业余时间刻苦学习文化，在喀布尔大学办的夜校读书。18岁那年，公司派他去印度上班，在孟买，他结识了几位印度共产党党员，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产生出很大的兴趣。

1937年，塔拉基回国，进入一所公共管理学院学习，并最终获得了一系列政府部门的岗位，包括喀布尔广播电台和巴赫塔尔通讯社的职位。（〔阿富汗〕沙伊斯塔·瓦哈卜、巴里·扬格曼：《阿富汗史》，杨军、马旭俊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第152页）在后来的几年里，塔拉基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敢于揭露社会现实的作家塔拉基先生最终还是突破了当局的忍耐限度。1953年，塔拉基被开除出公务员队伍。没有皇粮吃，他就以著述和翻译为生，昼夜苦思如何拯救受苦受难的人民、如何开创祖国的前途。想啊想啊，他终于想到了办法，那就是走俄国人的路，成立无产阶级政党，号召群众发起革命。

1965年元旦，塔拉基和卡尔迈勒等人共同成立了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卡尔迈勒1929年出生于喀布尔的一个军官家庭。父亲是普什图族，职业军人。查希尔国王亲政后，卡尔迈勒的爸爸当上帕克蒂亚省军区司令，后来还领导过国防部财政司。卡尔迈勒的母亲是塔吉克族。（〔俄〕A·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刘宪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52页）所以，有一部分阿富汗战争的书籍中误以为卡尔迈勒是塔吉克族，而忽略了他爸爸是普什图族。官二代卡尔迈勒同学很早就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在中学时期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的学生团体，受此影响，他在1948年被剥夺保送喀布尔大学的入学机会，直到1951年自己考进去。

上大学之后的卡尔迈勒并不消停，凭借着自己杰出的演讲才能很快成为喀布尔学生运动的领袖，经常煽动、组织反政府示威游行，终于在1953年被捕入狱，蹲了三年大狱之后，赶上国王大赦天下，重获自由。不知道是他家的社会关系树大根深，还是他本人确实不凡，出狱后的卡尔迈勒居然重新回到喀布尔大学，完成了法学和政治学学业、获取学士学位，还当上公务员，留在首都的中央机关工作。成为公务员的卡尔迈勒依旧厌恶君主专制政体，对现实不满，很快就将目光投向了颇具马列观点的革命作家塔拉基，在他的领导下参与了1964年的建党工作，并迅速脱颖而出，成为党内二号人物。

建党后，党的领袖们以私人身份竞选国会议员，准备以议会斗争形式推动社会变革。1965年，卡尔迈勒当选国会议员，塔拉基落选。估摸着拉选票这种事，口才好比文笔好更具优势。历史在这里，和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和这个党的领袖们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这事发生得很尴尬，如果人民民主党确定今后以议会斗争作为革命的主要形式，那么，卡尔迈勒将成为党在一线斗争的领导者，而塔拉基将退居二线，只能回归老本行，写写书、编个选集什么的。这就违背了革命党只能有一个领袖的原则。

和他俩一起去竞选国会议员的人民民主党党员中，有一位名叫阿明的同志看出了塔拉基与卡尔迈勒在此事之后的面和心不合，坚决站在了塔拉基一边。1966年，塔拉基提出，人民民主党必须依靠广大贫苦民众，开展地下斗争乃至武装斗争，以暴力革命推翻国王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此外，今后发展党员要讲究队伍的纯洁，只接纳家庭出身贫苦卑微的人入党，带有皇室、贵族、地主、官僚、资本家、部落首领和宗教上层背景的人禁止入党。

卡尔迈勒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阿富汗的工人阶级力量弱小，发起罢工或是工人暴动几乎不可能；农牧民群体多信奉伊斯兰教，阶级觉悟不高，发动他们参加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很不成熟；相反，知识分子阶层接受马克思主义传播较多，贵族、官僚和民族资产阶级内部也存在倾向社会变革的群体。只要他们愿意为党工作，主动申请入党，就应该接纳，不必在意他们的家庭出身。

人民民主党因此分裂为两派，拥护塔拉基的党员主张开展地下斗争，伺机掀起暴力革命；拥护卡尔迈勒的党员主张团结国王政府改革派，发起集会游行等街头运动，配合本党议员的议会斗争，推动国王政府全面改革。1966年底至1967年初，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分裂出现公开化，分别成立以塔拉基为首的“人民派”和以卡尔迈勒为首的“旗帜派”。双方彼此攻击，声明只有自己才是真正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

尽管两派对革命路线产生重大分歧，但是对两个问题的认识还是一致的。一是向阿富汗军队渗透，在军官团秘密发展党员。无论是人民派主张的“伺机掀起暴力革命”还是旗帜派主张的“团结国王政府改革派”，都十分重视争取军队尤其是高层军官的支持。毕竟，无论是发起革命还是推动社会变革，如果没有忠于党的武装力量，一切都是天方夜谭。两派人马的另一个共同认识是争取苏共的支持，这一点毋庸赘言。

那么，苏共乃至苏联又是怎样看待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以及阿富汗的呢？1917年，苏俄主动提出与阿富汗王国建交，遭到亲近英国的阿富汗国王哈比布拉拒绝。俄国内战爆发后，哈比布拉政府允许白俄武装过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红军的军事行动。1919年2月，新继位的国王阿玛努拉宣布阿富汗独立，废除英国在阿富汗的一切特权。当年3月，列宁政府摒弃前嫌，率先承认阿富汗独立。5月，英军又一次入侵阿富汗，第三次英阿战争爆发。8月，内外交困的英国政府主动宣布停战，承认阿富汗独立。1921年2月，阿富汗和苏俄签订苏阿友好条约，双方正式建交。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阿富汗夹在帝俄中亚地区和英属印度中间，早在一战之前，就是沙皇俄国和英国的缓冲区。一战结束后，阿富汗又成了苏联和英国的缓冲区。冷战时期，美国填补了日渐衰落的英国，向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渗透，并于五十年代中期组建了包括美国、英国、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巴基斯坦在内的“巴格达条约组织”，企图从南面围堵苏联。

可以说，布尔什维克建立政权后，从列宁到斯大林，再到赫鲁晓夫，都十分重视和阿富汗的外交关系，长年坚持给予阿富汗军事和经济援助。苏共一直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南部边界，打破西方国家对苏联的包围圈。五十年代中后期，阿富汗由达乌德亲王担任首相。他执政期间，美国主动对阿富汗进行军事和经济援助，多次拉拢阿富汗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均遭达乌德亲王拒绝。原因很简单，达乌德亲王做梦都想收复失地，誓死不与巴基斯坦为伍。

苏联一看机会来了，全面加大对阿富汗政府援助力度。在达乌德亲王主政的十年里，苏联对阿援助累计达5亿美元。那可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5亿美元，不是小数字。达乌德亲王面对巨资头脑清醒，美国的援助也接，苏联的援助也接，但依然坚持不结盟政策，不为美苏任何一方所左右。

1963年，强势的达乌德亲王下台，国王查希尔亲政。阿富汗局势日渐动荡，宗教极端势力风起云涌，少数民族分裂势力纷纷抬头，普什图部族割据一方。就在这时，信奉马列主义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成立，给苏联创造了意外的惊喜。苏联政府继续保持对查希尔国王政府的援助，并通过苏共中央国际部对阿富汗人民民主党进行支援，企图玩弄两边下注，在阿富汗建立优势地位。这一次，苏联会玩砸吗？

无论是苏联的援助还是美国的援助，查希尔国王的政府都没有用到实处。普遍存在的腐败导致援助物资落入贪官污吏手中。查希尔国王想不到收拾局面的办法，只好频繁更换首相。1963年至1973年，阿富汗内阁十年换了五位首相，没有一个人能稳定局势。依靠行政执行力如此低下的内阁，各项社会改革也陷入停滞，经济形势更加危急。外交上，查希尔国王奉行不结盟政策，使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阵营都不愿全力扶持国王政府。比如，苏联大力支持人民民主党，美国加强援助巴基斯坦。

查希尔国王改变了达乌德亲王执政期间全力声援巴基斯坦境内普什图族自治运动的政策，引发阿富汗国内普什图民族的不满。1971年和1972年，阿富汗连续两年发生大规模干旱，农业和畜牧业遭受灭顶之灾。这时的民众愈加不满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外交政策，开始呼唤一位强有力的铁腕人物出来做领袖。这个人便是达乌德亲王。

下台后的十年里，达乌德亲王表面上在家赋闲，远离政治，暗地里不断与自己在军队的老部下联系，秘密发展忠于自己的力量，随时准备卷土重来。这期间，他发现人民民主党也在向军队渗透，在军官团中发展党员。本着谁是敌人的敌人，谁就是自己的朋友，双方一拍即合，决定为推翻君主制而共同奋斗。1973年7月初，查希尔国王出国赴意大利治病。达乌德亲王趁机于7月17日调集军队在喀布尔发动政变，逮捕国王政府一系列重要人物，夺取政权。随后，他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并废除自己的亲王称号，自任国家元首，兼任总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

第五节：阿富汗四月革命

与二十年前第一次主政阿富汗相比，达乌德面临的局势大不一样。废除君主制之后，有好几股势力登上阿富汗政治舞台，而且，各有各的国际背景。首先，是背后有苏联支持的人民民主党。该党主张无神论、生产资料国有化、土地改革和亲近苏联，希望达乌德制定相关政策，联合苏联对抗有美国支持的巴基斯坦；其次，是有伊斯兰国家支持的宗教社团（如穆斯林兄弟会）。他们分为各种教派，背后有不同的伊斯兰国家在支持。他们大部分主张在政治领域消灭无神论者和异教徒，恢复伊斯兰教至高无上的地位；再次，是少数民族部族势力和流亡境外（主要是巴基斯坦）的普什图族领袖们。这些人谈不上有什么政治主张，仅仅本着“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理论想着，既然国王下台了，谁都可以上台执政，凭什么就你达乌德独揽国家大权？

达乌德审视了这几股力量之后，认为人民民主党的威胁最大。人民民主党主张无神论和无产阶级革命，与自己的渐进改革政策格格不入，早晚有一天要分道扬镳。该党背后有苏联支持，最有实力夺权。它的党员们渗透到军队内部，随时可以发起兵变。对于人民民主党，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很有可能养虎为患。况且，打击他们可以团结伊斯兰宗教社团、部族领袖、地主和资产阶级。

达乌德看到人民民主党分为人民派和旗帜派，便扶持主张渐进改良的旗帜派，压制主张激进改革的人民派，煽动并加剧人民民主党的内部斗争。内政方面，达乌德罢免了人民民主党在阿富汗军队和政府要害部门的党员；外交方面，他继续维护“阿苏传统友好”，麻痹苏联，争取苏联援助，同时拉近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密切同穆斯林国家的关系，平衡苏联在阿富汗的影响力；经济方面，他一面鼓励私人投资、扶持个体经济，一面推动部分金融业和工业企业的国有化，并在国内一些地方推动土地改革，用这些社会主义政策麻痹人民民主党；宗教方面，他软硬兼施，对于愿意与新政权合作的民间伊斯兰教教会予以扶持，对于结党结社企图威胁新政权的伊斯兰宗教社团则予以坚决打击。

达乌德在1973年上台后制定的政策，仿佛在内政、外交、经济、宗教等各个方面走钢丝，企图通过面面俱到的政策来稳定形势，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国家财政和外汇储备提高了，人民生活却没有得到有效改善；人民民主党在军队和政府的党员被清除，却有更多的党员向军队秘密渗透；伊斯兰教社团受到压制，民间宗教势力却依托宗教自由展开了政治活动；对于达乌德在外交政策上走钢丝，美国中央情报局这样评价：“当达乌德用苏联火柴点燃手中的美国香烟时，他是再幸福不过的了。”（〔俄〕A·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刘宪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1页）

问题是，勃列日涅夫会让达乌德永远享受这种幸福吗？对于勃列日涅夫来说，他不仅要维持一个稳定的南部边界，还要考虑更多的东西。1975年苏联签署《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以来，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在国内死灰复燃，几个少数民族的独立运动和各种宗教的地下运动再度兴起。美国政府在1975年后加大了对“美国之音”等电台的拨款，用多种语言向苏联境内不同民族播放广播。其中，就包括中亚地区的穆斯林民族。

阿富汗与苏联中亚地区接壤，两国有塔吉克、乌兹别克和土库曼等几个共同民族。这些民族在苏联有各自的加盟国，在阿富汗都有各自的部落政权组织和军事力量，对阿富汗中央政府时常不买账。苏联不愿意看到他们的半独立地位对苏联的中亚加盟国起到示范效应。而且，莫斯科害怕宗教势力在苏联复兴，十分忧虑阿富汗境内的宗教势力。

除了民族和宗教问题，勃列日涅夫还要考虑苏联在国际共运中尴尬的领袖地位。自中苏交恶之后，越南、朝鲜、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利用中苏矛盾，左右摇摆，从两国政府获得巨额军事和经济援助。更有甚者，还有像越共那般，利用苏中矛盾和苏美矛盾，长期向苏联索要援助，扰乱苏联外交政策。

这些国家的做法，完全逆转了苏共在斯大林时期拿兄弟党当枪使，拿盟国军民当炮灰的“成功历史经验”。斯大林死后，苏联政府的大多数外援行动成了赔本赚吆喝，是个兄弟党就敢管苏共借钱，口气都跟催债似的。勃列日涅夫十分警惕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为了夺取政权，就会像其他国家兄弟党那样，对苏共狮子大开口，使劲要援助。他希望人民民主党为苏联所用，保持达乌德政府治下的阿富汗成为美苏两国的缓冲地带，甚至成为苏联的盟国。

于是，苏联政府以勃列日涅夫的名义一面向达乌德发出呼吁，“不要再镇压左派力量”，另一方面，又建议人民民主党的两派尽快结束党内斗争，合并到统一的党中央委员会中去。很快，苏联的呼吁有了结果。1977年1月，阿富汗举行国会选举，制定新宪法。2月，达乌德就任阿富汗共和国总统。4月，达乌德访问苏联，在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展开会谈，双方签订《发展双边经济和贸易关系协定书》。6月，人民派与旗帜派召开联合会议，宣布合并。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并选举了两派党员各占一半的中央政治局，最后选举塔拉基担任总书记。

看上去，1977年上半年的局势开始朝苏联满意的预期发展。可是，1977年7月，阿富汗形势发生变化。达乌德组建了以自己为领袖的国家革命党，巩固权力根基。同时对军方和政府要害部门的人民民主党党员展开了新一轮的更大规模清洗。眼瞅着自己的同志一个接一个地被开除军职和公职，甚至被投入监狱，无论是作家领袖塔拉基同志，还是演说家领袖卡尔迈勒同志，都采取老套路，除了发起示威游行就是组织街头演讲。

这些对达乌德政府毫无杀伤力。文的不行，还有武的。人民民主党在阿富汗军队和警察机关中的渗透能力可谓技术一流。他们不仅防着敌人，还防着自己人。人民派和旗帜派分别在军警宪特部门发展自己的党员，彼此保密。领导人民派军事工作的是即将登场且闻名于世界的阿明同志，他在达乌德时期发展了大量军官入党；领导旗帜派军事工作的是希贝尔。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是警察学院院长。两人背靠背工作，各自拉起了一直武装力量。

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1978年4月17日，希贝尔遇刺身亡。4月19日，人民民主党在喀布尔组织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政府严惩凶手。4月25日，达乌德下令逮捕塔拉基、卡尔迈勒等人民民主党领导人。恰巧人民民主党在这一天召开政治局会议，党内高层当场被一网打尽。由于阿明不是政治局委员，所以当时不在会场。而人民民主党最后的翻盘，靠的就是这位不在场的阿明。

虽说阿明不是人民民主党的政治局委员，可是达乌德总统很清楚，阿明掌握着人民民主党的大部分军事资源，只有逮捕他才能从根本上肃清阿富汗军队中的人民民主党党员。4月26日凌晨，阿明在自己家中被捕。眼看人民民主党的所有领导人被一网打尽，夺取政权的事业已然失败。按照常理，师傅和大师兄都被妖怪抓走了，那就我回我的高老庄，你回你的流沙河吧。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阿明同志不是二师兄那种革命立场不坚定的人，他属于即使遭遇重大失败也毫不动摇的革命者，越是困难越是要反败为胜。被捕后，阿明保持高度冷静，全力争取时间。他建议警察们休息一下，等天亮再将自己关进监狱。阿明不知道，带队抓他的扎伊尔警官是人民民主党旗帜派党员。扎伊尔立即答应了他的要求。阿明趁警察们不注意，将政变计划交给自己的儿子，让他转交隐蔽在军队活动的人民民主党军官，嘱咐他们按计划行事。

4月26日晚，阿富汗国防部长召集军队高级将领开派对，庆祝粉碎共产党人的叛乱。酒宴和娱乐活动持续到很晚结束。军队内部的几名人民民主党军官，包括空军副司令卡迪尔上校、第四坦克旅参谋长拉菲和瓦塔拉詹少校等人秘密串联，于27日清晨协调各部队同时展开军事行动，营救党的领导人，攻击总统府、国防部等重要据点。

人民民主党的领袖们出狱后，命令阿明负责指挥全部军事行动。在他的指挥下，各部队进展顺利。傍晚，达乌德总统在总统府被击毙。至此，1978年4月的事件以人民民主党的绝地反击胜利结束。胜利者给这次政变取了个名字，叫作“四月革命”。

在4月17日以来的整个事件过程中，党的领袖塔拉基和卡尔迈勒等人行事墨守成规，毫无反制措施，先是发起示威游行抗议政府，后来又在风口浪尖之时公然组织政治局会议，被达乌德总统一网打尽。可谓是毫无斗争手段和保密意识，空有书生意气和理想蓝图。而不是政治局委员的阿明同志，却展现出非凡的胆识和出色的军事才能，在束手就擒之时仍能保持冷静，并派儿子伺机往军队送信，在仅仅一个昼夜的时间里，力挽狂澜于即倒，挽救了人民民主党，挽救了该党仅有的一点军事力量，还挽救了阿富汗革命，使人民民主党度过了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众所周知，人民民主党不是最后的胜利者。史学界对于阿富汗四月政变的真相存在争议。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是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观点：政变的起因是4月17日达乌德政府暗杀希贝尔、继而镇压4月19日的群众示威游行、又于4月25日逮捕党的高层领导人。所以，人民民主党被迫奋起反抗，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夺取政权。人民民主党的宣传工作需要宣扬官逼民反，他们要带领民众消灭压迫和剥削，不能让老百姓感觉是一伙野心家为了实现改朝换代坐江山的目的，煽动人民暴乱。所以，人民民主党把政变的诱因归为达乌德政府并不为怪。

二是苏联的观点：政变是由于阿明为了独揽党内军权，派人暗杀旗帜派军事工作领导人希贝尔。党内高层不明就里，发动群众示威游行，招致政府镇压，致使事态扩大发生暴力革命。熟悉阿富汗历史的人都知道，阿明政府是被苏军推翻的。苏联把阿明同志说成是混入革命队伍的野心家，为的是入侵阿富汗之时师出有名。

三是西方国家的观点：政变是由苏联一手制造的。克格勃喀布尔工作站派出特务刺杀希贝尔，借机煽动阿富汗民众的不满情绪；人民民主党借题发挥，鼓动群众闹事，蛊惑军队哗变，最终夺取政权。西方国家的观点也好理解。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苏联政府不是好东西，和苏共关系好的政党肯定也不是好东西。他们的上台手段一定是肮脏的，很可能是内外勾结、狼狈为奸。所以，人民民主党上台以后，西方国家选择支持阿富汗反政府武装。

希贝尔遇刺事件的凶手身份是四月政变真相的争论焦点之一。人民民主党认为，达乌德政府内政部部长努里斯坦尼派人暗杀反对党领袖希贝尔（〔俄〕A·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刘宪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8页），属于无耻的流氓政治，人民民主党后来发动示威游行，要求政府调查真相，交出凶手；西方国家认为，克格勃喀布尔站站长诺沃克列琴科夫派出一位名叫奥波洛夫的克格勃特工枪杀了希贝尔（刘温国、郭辉：《强弩之末——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秘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9页），然后指令阿富汗空军副司令、人民民主党党员卡迪尔上校发动了武装政变；苏联认为，阿明派出阿列姆雅尔兄弟暗杀了希贝尔（〔俄〕A·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刘宪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8页），目的是在希贝尔死后，胁迫人民民主党高层把旗帜派在军队和政府要害部门发展的力量也交给他领导，为他下一步夺取党内最高领导权做准备。

谁的观点才是真相？这个问题很难作答。各方对凶手身份的分歧太大了，无法找到共同点。那么，可以换一种方法来分析。过去，评判四月政变大多偏重逻辑推理，主要分析作案动机。对于1978年4月发生在喀布尔的一系列事件，很多人忽视了它们的时间先后顺序。

四月政变有几个关键的时间点。4月17日，人民民主党领导人希贝尔遭遇暗杀身亡，但是凶手身份不明。4月19日，人民民主党发起的群众游行仅仅要求政府调查真相，惩办凶手，无非是抗议特务统治，远没有达到要达乌德总统下台的地步。4月25日，人民民主党如常召开政治局会议，负责人民派军事工作的领导人阿明还敢回家住，这两件事共同说明党的领导人尚未转入地下，依然处于公开活动状态，间接说明4月25日之前，人民民主党和达乌德政府尚未发展到拔刀相向的地步。直到4月25日晚至4月26日凌晨多名人民民主党领导人被逮捕后，双方才真正进入你死我活阶段。

如果刺杀希贝尔是人民民主党和苏联政府里外勾结，那么4月17日之后，人民民主党的工作重心就应该是武装夺权，至少不应该是发动仅仅要求惩办凶手的街头运动。4月19日的示威游行被镇压之后，人民民主党没有采取反制措施，连示威游行都没有再继续，仅仅是给希贝尔办了个持续数天的葬礼。

通常情况下，搞政变或是发动起义，领导人物都会加强自身行动的秘密性和安全性，而纵观塔拉基、卡尔迈勒和阿明等人，在四月里均处于公开活动，完全没有把达乌德政府当成敌人来防范。再退一步说，就算塔拉基和卡尔迈勒等人斗争经验不足、麻痹大意。背后支持他们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志自己就是搞政变上台的，而安德罗波夫也已经领导了克格勃11年。如果是苏联和人民民主党里应外合，由克格勃特工去实施政变，以勃列日涅夫之精明和安德罗波夫之谨慎，不可能让人民民主党出现党内高层被一网打尽的情况。

所以，苏联遥控人民民主党发动四月政变的历史观点站不住脚。至于苏联宣扬阿明是混入革命队伍的野心家、利用暗杀事件扩张权力的观点，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分析。倘若是阿明派人刺杀希贝尔，那他下一步动作就应该是在4月17日的刺杀事件之后，向政治局索要旗帜派军事工作领导权，并全面熟悉旗帜派在军队和政府要害部门的秘密党员。可他被捕时，连带队抓他的高级警官扎伊尔是旗帜派党员都不知道。另外，参与27日兵变的大多数人民民主党军官属于人民派，旗帜派军官得知消息晚于人民派军官。（〔俄〕A·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刘宪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9页）如果，阿明向政治局索要军权成功，那么，他在发动兵变时一定是希望兵力越充足越好，不会弃旗帜派军官不用。当然，也有可能是政治局不愿把旗帜派发展的军事力量交给阿明。然而，以塔拉基和阿明的亲密私交和当时喀布尔的紧张局势，阿明索要军权并不难。所以，阿明也不会是刺杀同事的罪魁祸首。

好了，排除法就做到这里。好在各国历史学家已达成共识——希贝尔遇刺事件是四月政变的导火索。至于刺杀希贝尔的凶手到底是谁？就让他成为一个谜吧。说句题外话，中国国内对于阿富汗四月革命的历史评价倾向于西方国家的观点，即人民民主党在苏联支持甚至操纵下发动了军事政变，推翻了带有反苏色彩、追求民族独立的达乌德政府。中国方面采用这种观点很好理解。1978年至1989年是中美外交蜜月期，苏联是双方的共同敌人。其次，当年苏联支持印度反华，中国需要联合巴基斯坦对抗印度，而巴基斯坦又视人民民主党治下的阿富汗为敌人，人民民主党又属于苏联扶持。中国方面自然对“红色阿富汗”没有好感，也对他们所谓的四月革命不屑一顾。

第六节：建设比革命难

从1965年开始，人民民主党奋斗了整整十三年，终于夺取政权。常言道，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远的不说，达乌德总统在1973年以兵变方式轻易夺取政权，仅仅五年就被推翻。相比之下，人民民主党夺取江山显得更容易，仅仅一昼夜就起死回生，成为执政党。革命胜利来得太容易了，仿佛再加把劲就能实现共产主义。

新政权成立后，塔拉基出任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卡尔迈勒担任政府第一副总理，阿明担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由兵变将领中职务最高的卡迪尔担任。新政权成立后干的第一件事是对政府和军队的“反革命势力”进行清洗，先后枪毙的内阁部长超过40人（〔俄〕A·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刘宪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4页），枪毙的军方高级将领累计25人（〔俄〕A·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刘宪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5页）。接替他们职务的均为名不见经传的人民民主党党员。

清洗完了所谓的敌人，人民民主党又开始清洗自己人。四月革命时，基本全是人民派掌握的军事力量在行动，由于希贝尔遇刺，旗帜派控制的部队群龙无首，部分人闻风而动，给人民派打助攻。因此，在新政权成立后的革命果实分配中，人民派拿的多，旗帜派拿的少。旗帜派党员们异议颇多。1978年5月24日，政治局通过一项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决议。正所谓此地无银三百两，夺取政权还不到一个月，人民派和旗帜派的矛盾又激化了。

阿明建议塔拉基，旗帜派的领袖们留在国内会产生隐患，把他们派到国外当大使比较安全。塔拉基听从了这个意见，从6月初开始陆续把卡尔迈勒等人派出国。紧接着，对旗帜派党员的大清洗开始了。大清洗由阿明主抓。在此期间，阿明蹿升为二号领袖。

阿明全名哈菲佐拉·阿明，1929年出生于喀布尔的一个普通职员家庭，幼年丧父，由哥哥抚养长大。阿明和与他同岁的贵族老乡卡尔迈勒一样，是个学霸级人物，先后考取喀布尔高等师范学院和喀布尔大学，1951年大学毕业。步入社会的最初几年，阿明在喀布尔的一所贵族学校任教，从讲师升至校长。1957年至1959年，阿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硕士学位。神奇的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从此产生革命倾向。

1959年回国后，阿明任喀布尔高等师范学院院长。1962年，他再度赴哥伦比亚大学，准备答辩博士论文，并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读政治学和经济学。1963年，阿明当选阿富汗留美学生联合会主席。此后，阿明不断在阿富汗留学生群体中组织政治活动，最终于1965年被美国政府驱逐出境。

回国后，阿明在教育部当公务员，暗地里加入人民民主党。阿明拥护塔拉基的暴力革命主张，反对卡尔迈勒等旗帜派党员主张的渐进改良方案。因此，他得到塔拉基的充分信任和高度赏识。与塔拉基和卡尔迈勒不同，阿明身上的美国渊源让苏联尤其是克格勃很是怀疑。他们怀疑阿明是中央情报局发展的线人，是美国打入人民民主党内部的间谍。

当时的苏联人不知道，阿明其实特别迷信权力和暴力。他崇拜的偶像是斯大林，行事作风也很像斯大林，为人独断专行，党同伐异。当然，这种性格的人工作起来容易出业绩，因为他们从来都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塔拉基欣赏阿明，不断对他委以重任，派他发展政府和军队中贫苦出身的人入党，扩大人民民主党尤其是人民派的势力。

阿明的强势工作作风在党内给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1968年1月，阿明和一位叫巴达赫什的同志产生冲突。人民民主党中央全会决定将阿明由正式党员转为候补党员。全会决议中对阿明的作了一番评价：“他放弃了国际主义原则，作为个人，他以往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法西斯分子特点，以及同那一类高级官吏间的私人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俄〕A·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刘宪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88页）

阿明在政府和军队发展党员，开展秘密工作，少不了要和官僚打交道，容易瓜田李下，授人以柄。看来，扎实做事的党员还是不如夸夸其谈的党员。不干活的人只要空谈义理就好，干活的人不仅要身临险境，还要背上这样或者那样的骂名。阿明不顾流言蜚语，继续踏踏实实地为党的事业奋斗，很快恢复党籍。1969年，阿明当选阿富汗国会下院议员，开始在国王政府扩展他的影响力，趁机发展更多的党员。1973年达乌德上台后，阿明退出公开政治活动，专职负责人民派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

1977年6月，在苏联的推动下，人民派和旗帜派重新合并，并选举出由两派党员各占一半的10人中央政治局。阿明本是政治局委员的热门人选，最后还是落选了。只因党内有些同志借阿明在美国的留学经历怀疑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阿明无论怎样辩解都无法消除那些流言蜚语的影响。

一个人的能力与贡献大小，从来不是由他有没有入党、是不是正式党员、在党内的职务高低所决定。1978年，阿明在四月革命期间成为人民民主党的头号功臣，以无人可比的突出贡献牢固奠定了党内三号领袖的领导地位，仅次于塔拉基和卡尔迈勒。

执政后的人民民主党内部大致可分为三派。人民派和旗帜派不再做介绍，革命成功还出现了第三派势力。他们或是人民派党员，或是旗帜派党员，或是1977年两派合并后入党的新党员。第三派不迷信党内任何领袖人物，只忠于党的理想和国家利益，没有明显的宗派倾向。这一类人物以新政权国防部长卡迪尔将军为代表。他们力求消弭党内派别纷争。

1978年8月，塔拉基和阿明以卡迪尔将军参与旗帜派党员的叛乱活动为借口，免去了他的国防部长职务，并以同样的借口清洗了一大批第三势力的党员们。此后，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变得十分“纯洁”，且不说党内几乎找不到旗帜派党员，连那些稍有独立思想的人民派党员都损失殆尽，剩下的都是极度忠于塔拉基和阿明的人民派党员。

卡迪尔将军被免职后，塔拉基亲自接任国防部长。已经身兼党的总书记、国家元首和政府总理的塔拉基再增加国防部长职务，已经完全成了党政军最高领导人。这时，阿富汗的官方舆论掀起了对塔拉基的个人崇拜，称其为“阿富汗人民之父”。“在所有的会议上都至少悬挂他的5幅肖像，在他住宅内开辟了博物馆”。（〔俄〕A·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刘宪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9页）

四月革命的目的不光是改朝换代。莫以为人民民主党上台以后只会清洗敌人和自己人。他们也有自己的治国纲领。人民民主党的工作效率还是不错的，4月27日革命成功，5月8日就公布了《革命任务的基本方针》，内容包括：消除封建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巩固国民经济中的公有成分，使社会生活民主化；消除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解放妇女，控制物价，消灭文盲，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消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奉行不结盟政策，拥护国际社会普遍裁军，优先发展与苏联的传统友好关系。（〔俄〕A·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刘宪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5页）

《革命任务的基本方针》的出台引起了阿富汗国内各阶层的普遍不满。进入6月，巴达赫尚、巴米扬、帕克蒂亚和楠格哈尔等多个省份爆发了由部落首领和士绅领导的武装起义，得到了各地群众尤其是农牧民的广泛支持。

推行消灭剥削与压迫的民主、进步政策不得人心，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可以用初中历史教科书中的话来回答——人民民主党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阿富汗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脱离了当时当地的阿富汗国情。阿富汗是部落传统深厚的穆斯林国家，伊斯兰教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民众缺少对喀布尔中央政权的归属感。国家基层政权形同虚设，影响力远远不如部落首领和宗教人士。各民族之间存在心理隔阂，缺乏国家认同。达乌德上台之后，武断地罢黜查希尔国王，使得阿富汗唯一的政治向心力也消失了，他本人的政权也成为短命王朝。

达乌德失败的教训就在眼前，人民民主党还没来得及思考，就想跑步进入社会主义。新纲领主张消灭封建生产关系，巩固国民经济中的公有成分，无疑是与宗族部落自治传统为敌；新纲领不提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几乎坐实了阿富汗民众对人民民主党有无神论观点的怀疑，确信该党背离阿富汗的伊斯兰教传统；新纲领倡导民族平等，忽略普什图族的主体地位和收复失地的决心，引起普什图族不满，也在客观上助长了少数民族某些人裂土封疆的野心；新纲领提出优先发展和苏联的外交关系，引起了西方国家和穆斯林国家的敌视。当他们听到阿富汗国内多个省份爆发反对人民民主党的起义之后，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就这样，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人眼里的“国内外反动势力”迅速勾结在一起，正式拉开了持续十四年之久的反对共产党人政府的战争序幕。

对于各地的武装起义，人民民主党又是如何应对的呢？此时的塔拉基醉心于四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和自己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把去前台主持大局的任务交给了极度崇拜斯大林的阿明同志。阿明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个小型的斯大林半身像。他常和身边人说：“斯大林同志教会我们如何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虽然开始会痛苦，但事后一切都会很幸福”（〔俄〕A·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刘宪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2页）。

既然斯大林同志有过英明教导，那就按照斯大林的教诲来干吧。

广大农牧民支持叛乱，说明地主和富农阶级在破坏革命，贫下中农还没有体会到新政权的好处。1978年下半年，人民民主党出台土地改革纲领，没收剥削阶级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然后陆续镇压了3.5万名地主。叛乱分子与宗教势力勾结，说明落后的民众还没有认识到宗教的虚伪。1978年10月，新政权通过法令，规定由隶属于内阁司法部的“法学和神学委员会”指导全国伊斯兰宗教活动，如果有神职人员不按委员会的命令行事，就依法制裁，直至枪毙。少数民族有野心家闹独立，普什图族有人与境外流亡人士勾结，说明中央政权还缺少权威。面对日渐猖獗的各族叛乱势力，阿明派出正规军和秘密警察发起清剿。平叛期间出现军队倒戈和政府官员“附逆”，说明政府和军队依旧隐藏着反革命势力，需要掀起新的更大规模的大肃反、大镇压，来保证队伍的纯洁。于是，新一轮的血雨腥风开始了。

阿明祭出的一系列“斯大林政策”没有实现稳定局势的效果，反而让阿富汗的形势更加风雨飘摇。阿明没有正视他与斯大林的不同之处。斯大林推行那些强硬措施时，联共（布）已经完全坐稳了江山，且有强大的红军和铁血的契卡做后盾，所有政策都能不打折扣地完成。而在缺少中央政府权威的阿富汗，新上台的人民民主党执政基础极其薄弱，根本无法确保政策完全落实。斯大林从不任人唯亲，总是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形势，任用自己信任的干部。反观阿明，他像勃列日涅夫一样，偏爱自己家乡和亲属中的干部。据苏联方面统计，1978年下半年，阿明先后提拔了64名来自他家乡——喀布尔省帕格曼县的党员干部出任各地的省长、市长、县长。（〔俄〕A·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刘宪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9页）光是一个家乡县就出这么多干部，阿明比勃列日涅夫玩的还狠！

虽然数字有可能夸大，但阿明任人唯亲的行为已经暴露出他攥取权力的野心。他不但任人唯亲，而且任人唯族。出身于普什图族的他不太信任少数民族干部，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阿明不断派出普什图族干部去少数民族地区取代当地干部，指挥当地的大清洗和军事行动，导致少数民族对新政权愈加离心离德。

任人唯亲不可避免地加深了阿富汗国家机构中本就广泛存在的腐败行为，这种腐败行为的转变方式有点类似于“由大明王朝的腐败转变为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腐败”。土改运动中，新政权一共没收74万公顷土地，但在土地重新分配过程中，依然有7%至8%的贫苦农民没有分到土地。土地尤其良田耕地和优质牧场多落入人民派党员和普什图族干部的“关系户”手里。非党员农民和少数民族农民只能分到中低产田和次等草场，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再度激化。

土改运动受阻除了有官员贪腐、中饱私囊的影响，还有民族宗教方面的原因。欧美国家的私有财产观念是：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阿富汗的传统是：土地属于真主和部落氏族，土地分配要服从长老和毛拉的安排，个人无权私分。人民民主党不顾农村地区的客观实际，强行推动土改，使得部分地区出现了贫农不敢接受土地，害怕人民民主党坐不稳江山，将来会遭到地主还乡团报复。

阿明政策的不成熟还体现在生搬硬套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土改方针，却没有制定土改的配套保障措施。新政权把土地分给农民后，禁止土地买卖、抵押、遗产继承和雇佣劳动。由于高利贷被取缔、政府财政困难和银行业萧条，贫下中农无法获得贷款。再加上地主富农阶层屠宰牲畜、破坏农业机械等抵制行为，农村地区很快出现了粮食减产和农民赤贫化现象。

坚持无神论观点的新政权没有做到改善人民生活，使得阿富汗民众对人民民主党更加不信任，信奉伊斯兰教的传统心理再度被激发。越来越多的民众加入宗教界人士组织的叛乱势力。破坏法制、背离传统、不尊重宗教人士的大清洗愈演愈烈，使得更多的富裕阶层民众奋起反抗，加入反政府武装。新政权面临的形势越来越危急。

阿明的政策弄巧成拙，没有引起塔拉基的足够重视。沉醉于国内个人崇拜的塔拉基似乎还不过瘾，于1978年12月5日访问苏联。在莫斯科，不知天高地厚的塔拉基和苏联领导人吹嘘阿富汗四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言语中不乏将其与俄国十月革命相提并论的口气。接着，又畅谈阿苏“传统友谊”。在他的忽悠下，苏联领导人精打细算地和他签署了《苏阿友好睦邻合作条约》。条约第四条规定：“缔约双方本着睦邻友好传统和联合国宪章精神，将为保障两国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而进行磋商，进双方同意后采取相应措施。为了加强缔约双方的防御能力，双方将在他们缔结的相应协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军事领域内的合作。”（刘温国、郭辉：《强弩之末——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秘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8页）

就是这个条约，埋下了一年之后苏联出兵阿富汗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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