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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1978年：外交领域的意外成败
书名： 苏联解体往事 作者： 园晟 本章字数： 17486 更新时间： 2024-04-30 11:58:04

第一节：新生代外交精英

1978年4月11日，《纽约时报》刊发头版头条新闻：苏联籍联合国副秘书长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舍甫琴科宣布与苏联政府决裂，加入美国国籍。消息一出，国际舆论一片哗然。大家都很好奇，从来就是鹰派言论不离嘴，对西方国家无比强硬的联合国副秘书长舍甫琴科先生怎么做出了“叛国”之举。这一突发事件让苏联政府很没面子。

联合国副秘书长属于国际公务员，按照联合国的章程，不允许为本国谋利。冷战期间违反这一原则的联合国职员很多，舍甫琴科就是其中之一，自1973年上任伊始，他就在贯彻莫斯科的政治意图。不过，舍甫琴科也不是一直为苏联谋利，到了1975年，他开始与中央情报局合作，出卖苏联情报给对方。1978年叛逃之后，舍甫琴科写了一本书，叫做《与莫斯科决裂》，解释自己变节的原因是为了追求自由。

到底是什么样的自由，会使一位高级外交官出卖自己的祖国，投靠正在与祖国冷战的敌对国家？世界上真有那样的自由，可以让人抛弃亲人和故土吗？他在书中告诉读者，他的背叛萌生于苏联对他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来源于苏联政权机构职能设置的缺陷，来源于苏联自建国以来最“杯具”的外交部门。

接下来和大家讲讲舍甫琴科的故事，用他的经历看看苏联的外交官们到底有多么憋屈。

舍甫琴科1930年出生于乌克兰东部的煤矿城市戈尔洛夫卡。父亲是医生，母亲是护士，家中还有一位大他九岁的哥哥。五岁那年，他的父亲当上当地一家高干疗养院的院长，全家开始步入当地上层生活，哥哥在卫国战争前夕加入苏联空军。据此分析，他的家庭背景还是不错的。毕竟，在苏联，不是谁家的孩子想当空军就能当上。

舍甫琴科从小就是一位不安分的主。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苏军全线溃败。年仅11岁的舍甫琴科居然怀疑苏军的战斗力不如德军，并在一位同学面前说红军并不像党宣传的那样不可战胜。同学回家后告诉了自己的爸爸，他爸爸恰好是疗养院的政委，第二天把舍甫琴科的父亲好一顿批评。好在大敌当前，否则换在“大清洗”时期，指不定舍甫琴科会给家庭带来多大的灾难。

老爷子并没有因为这个事故就把孩子一顿暴打、一顿臭骂什么的，而是启发式地教导孩子，很值得中国的家庭教育观念学习。他说：“你的哥哥正在冒着生命危险和敌人作战，如果他听到你说他和他的战友们是蹩脚的战士，无力取胜，他会怎么想？”（〔苏〕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舍甫琴科：《与莫斯科决裂》，王观声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70页）

父亲的这句话把舍甫琴科说哭了。弟弟关心哥哥是血缘本能，用这一点来纠正小孩子的认识，再适宜不过了。不然，孟老夫子为什么会提倡“申之以孝悌之义”呢？

不幸的是，舍甫琴科的哥哥在1944年阵亡。他的殉国使舍甫琴科在未来从政道路中多了一重资本，家中有位为国牺牲的烈士更能保证这个家庭政治立场的坚定性。可惜世事难料，苏联政府不会想到，一个家庭里的两个孩子可以一个为国捐躯，一个阴谋叛国。

1949年，舍甫琴科考上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国际法专业。在苏联时期，就读这所学校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一来是彰显着与众不同的家庭背景；二来是预示着与众不同的光辉前景。至今为止，国际关系学院都是俄罗斯上流社会子弟趋之若鹜的学校。百度百科对该校解说中有一句话：“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在不少人的心目中不仅是一所高等学府，更是一个远大理想的代名词，是步入上层社会的象征。”

大学开学没多久，舍甫琴科的父亲因脑溢血逝世。此后，舍甫琴科家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只能依靠母亲微薄的养老金维持。这一悲剧使得这位从小就不太安分、经常逃学的官家少爷开始肩负起家庭责任，刻苦学习，争取学校奖学金，补贴家用。从那时起，舍甫琴科每周有六天泡在图书馆，只有周日偶尔出去玩。

1951年初，或许是一个周日吧，舍甫琴科在高尔基公园的一场溜冰会上结识了自己后来的妻子莉娜女士。那时的莉娜是外贸学院的学生，在舍甫琴科眼里长的既漂亮又苗条，就像舞蹈演员。两人于当年6月结婚，第二年生子。论学历和学校招牌，舍甫琴科要比莉娜好；论家庭条件，此时的落魄公子舍甫琴科要差很多，父亲已逝、母亲退休、哥哥阵亡，自己工作尚未落实，又是来自少数民族加盟国的外地人，前途未卜。

莉娜家的条件要好很多。首先，她是莫斯科本地人，有首都户口。舍甫琴科和她结婚可以获得当地户口，享受首都人民的福利；其次，莉娜的父母几年前已被派往奥地利的一家苏联企业工作，收入比国内公民要高一些，相比国内商品长年紧缺，他们家总能买到国内买不到的东西；再次，战后苏联的住房供应一直很紧张，莉娜的父母给她留下了一套住房，虽然没有独立厨房和卫生间，但相比同龄人中的已婚人士，已经好上很多，至少舍甫琴科不用去找房子。

家庭背景不一样，人的想法自然也就不一样，两个人对前途的看法不尽相同。舍甫琴科喜欢搞学术研究，莉娜受父母的国外生活影响，希望舍甫琴科早日去驻外使领馆工作，那样就可以拿高额津贴，在国外过上西方生活。好在他俩的婚姻建立在郎才女貌的基础上，“思想认识”问题还没有成为问题。

1954年，舍甫琴科大学毕业。这年夏天，发生了一件事，差点改变他的命运。毕业前夕，学院人事科的领导告诉舍甫琴科，克格勃有一位少校找他。见面之后，少校告诉他，希望他参加克格勃。舍甫琴科托词自己还想继续深造，不敢当场拒绝。少校又劝他再好好考虑考虑，舍甫琴科答应，过几天给予回复。

接下来的几天，舍甫琴科都在惶恐中度过。最后，他还是不敢自己回复克格勃，而是托学院人事科以公对公的形式进行答复：舍甫琴科同学将攻读研究生。关于这件事的结果，舍甫琴科在《与莫斯科决裂》中写到“克格勃没有阻拦，使我松了口气”。（〔苏〕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舍甫琴科：《与莫斯科决裂》，王观声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82页）

分配工作时征求意见本是正常现象，外交领域的高材生不想去克格勃也合情合理。舍甫琴科为何面对克格勃会如此惊恐？个中缘由说来话长，在苏联历史上，外交官地位远逊于克格勃，打列宁时代即是如此。且听十月革命后不久的一件往事。

打下江山后，列宁建议托洛茨基（党内二号人物，十月革命真正的领导人）出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总理），托洛茨基以自己是异族（犹太人）为理由推辞。列宁又建议他当内务部长，他又推辞。最后，其他同事推荐托洛茨基当外交部长，托洛茨基才同意了。列宁当时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我们有什么外交事务啊？”（〔俄〕列昂尼德·姆列钦：《历届外交部长的命运》，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14页）

列宁同志这话有两个意思：第一，新政权没有外交事务可处理，新政权的任务是要掀起世界革命，绝不和帝国主义国家眉来眼去（除了德国，布尔什维克已经答应人民要退出世界大战）；第二，托洛茨基功勋卓著、才华横溢，让他当外交部长屈才了。

托洛茨基的思想认识相比列宁也差不太多，他说过，“世界无产阶级不需要外交，劳动者不要中介者也能相互理解。”（〔俄〕列昂尼德·姆列钦：《历届外交部长的命运》，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14页）在党内二号人物眼里，外交官也就是个“中介者”。无产阶级掌握着先进生产力，思想政治觉悟高，根本就不需要外交官撮合，直接就在全世界联合了。

看到这里，应该很难理解当时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想法吧？且慢，请注意一个细节。列宁建议革命功勋卓著的托洛茨基当总理被拒后，马上想到要他当内务部长。这说明，在党内高层看来，内务部长是仅次于总理的重要职务，外交部长的职务嘛？呵呵，那不重要。苏共的观念就是这样，内务部和从内务部分化出来的克格勃是最重要的，外交部则是可有可无的末端机构。苏联的历史以这样的喜剧为开头，注定要以闹剧为结局。

“大清洗”开始后，克格勃的权势越来越大，权力触角已经延展到苏联党政军各部门，毕业生就业被用来安插情报员已不是什么秘密。舍甫琴科在国际关系学院读书期间，正是贝利亚权力如日中天之时。当时的贝利亚在苏联的地位仅次于斯大林，和马林科夫并列第二。斯大林刚逝世的那几个月，贝利亚在苏联可谓说一不二。贝利亚被捕后，克格勃的势力遭到很大削弱。此后，历经科鲁格洛夫、谢罗夫、谢列平、谢米恰斯内，克格勃主席的党内职务不再是政治局委员，直至安德罗波夫在1973年当上政治局委员才终结20年的无权地位。

如果不是因为当时贝利亚已经倒台，舍甫琴科的一生可能会被改变。

1954年，舍甫琴科考上本校研究生，攻读裁军专业。在导师德登涅夫斯基的谆谆教导下，舍甫琴科与老师先后联合发表了《使用原子武器的非法性与国际法》和《原子能与和平共处问题》，在相关学术领域取得了很大的反响。

在研究生班上，有位名叫安纳托利的同学。这位同学的学习成绩很不错，父亲也很不错。他的父亲名叫葛罗米柯，是时任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安纳托利看到舍甫琴科论文成果丰硕，主动找到舍甫琴科，邀请他合写一篇文章向《国际生活》杂志投稿，主题是论述立法机关在和平与裁军问题中发挥的作用。《国际生活》杂志是苏联外交部的半官方刊物，主编由葛罗米柯兼任。

对于这件事，舍甫琴科在回忆录中没有写他听到这个邀请时的内心活动，也没有写具体的时间和生活背景，只是简单的一句——“我连忙同意了”。这句话的含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以理解成知音难觅时“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喜悦，也可以理解成终于有机会和官二代做朋友、还能认识他高干爸爸的喜悦。

两人把文章写好之后，拿给葛罗米柯审阅。葛罗米柯对文章表达了赞同，也提出了意见。总的来说，时年46岁的葛罗米柯对25岁的舍甫琴科是高看一眼的。谈完文章之后，葛罗米柯对着两位晚辈侃侃而谈，从二战中的苏美同盟聊到当时的苏美关系前景。这是舍甫琴科第一次听到超出官方政策的外交理念和外交形势，心中很是震惊。

最后，和蔼可亲的葛罗米柯问年青同志舍甫琴科毕业后有什么想法。舍甫琴科说：“研究工作对我有吸引力，但同时我对外交事务也很有兴趣。”这是何等的城府，对一位政府高官说出这样一句外交辞令？既表达自己醉心书本，热爱做学问；又投石问路，表达自己对参加外交工作的渴望，当然，还可以理解成暗示葛罗米柯，希望他帮忙。

葛罗米柯是什么角色？副外长同志可是29岁就在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两位政治局委员的提问中应聘成功，30岁受领袖斯大林的赏识漂洋过海去美国，36岁代表苏联参加国际会议的主，他会听不懂小年轻这点小心思？葛罗米柯的回答也很有意思：“搞研究工作总是有益的，但也完全可能把它和外交工作结合起来。”（〔苏〕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舍甫琴科：《与莫斯科决裂》，王观声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86页）什么都说了就是什么都没说。葛罗米柯没有对舍甫琴科表示出更多的青睐。等到葛罗米柯真正对舍甫琴科赋予信任和赏识，已是14年后。

1956年舍甫琴科研究生毕业前夕，外交部来人招聘他。他犹豫要不要在国际关系学院继续深造，以后当个老师教授什么的，于是征询妻子莉娜的意见。老婆大人和他列举了他的大学同学们进入外交部后在国外的优越生活——“能带回西方的奢侈品”，“过得很愉快，而且正在走向更广阔更诱人的生活”。莉娜总结说：“你这些年的努力和学习就是为了这个呀。你会干得很好的，我们能过上体面的生活，能有高级的东西，总算能出头了。”（〔苏〕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舍甫琴科：《与莫斯科决裂》，王观声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91页）

最后，舍甫琴科决定坚决贯彻老婆大人的指示，不辜负党组织的信任，竭尽全力为祖国的外交事业服务。进入外交部后，他被分配在裁军事务司。这个司在外交部本是排名靠后的次要部门，但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大力推行对西方缓和，裁军问题开始在外交部得到重视。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舍甫琴科很快时来运转。

1958年9月，舍甫琴科第一次出国，以裁军问题专家身份，跟随苏联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他亲眼目睹了美国的优越生活和“自由气息”，开始萌生一系列“反动思想”：比如，认为本国外交纪律苛刻，羡慕西方消费品市场的繁荣，仇恨苏共的愚民政策，厌恶无处不在的克格勃特工对外交官们的监视。

舍甫琴科厌恶克格勃有什么用呢？“秘密警察护国”是帝国时期沙皇专制的传统，从伊凡雷帝的“特辖军”到彼得大帝的“秘密办公厅”，再到叶卡捷琳娜女皇的“秘密处”，再到十九世纪的“第三厅”，秘密警察制度就没停过。革命后，又被列宁继承了下来，到斯大林执政期间被发挥到极致。至于外交官们，仿佛人人都可能成为叛徒，必须派出特工予以监视。苏联外交部最有名的一条纪律就是“禁止任何工作人员独自一人与外国人接触，至少保证两人同行”。只有多勃雷宁等少数外交官才被授予特权突破这个规矩。

舍甫琴科是一位很顾家的男人，这一趟去纽约出差，他把出差补贴的绝大部分用来给老婆孩子买衣服、鞋子和玩具。三个月后，他返回莫斯科，把礼物拿给妻子。莉娜同志很高兴，但还是埋怨丈夫没像同事那样买点便宜货回国，然后去黑市倒卖。由此看来，当时的舍甫琴科一家生活还是很清苦的。

1960年9月，舍甫琴科再一次跟团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与上次不同，这次的苏联代表团由赫鲁晓夫亲自带队。代表团全体人员乘坐“波罗的海”号轮船前往纽约。就是这一次联合国大会，发生了赫鲁晓夫拿皮鞋敲桌子的奇葩事件。

第一次与领袖近距离接触，舍甫琴科感觉赫鲁晓夫平易近人，说话很和气。但是，中途发生了一件特别尴尬的事情。让舍甫琴科对高层内幕大跌眼镜。当时，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波德戈尔内随团前往纽约。去纽约的轮船要行驶很长时间，旅途中大家都挺无聊。有一天晚上，赫鲁晓夫喝多了，要已经57岁的波德戈尔内为大家跳戈帕克舞（一种乌克兰民族舞蹈），波德戈尔内不敢拒绝，只好跳了一段。赫鲁晓夫立即鼓掌，夸波德戈尔内跳得好，并说：“你待在基辅正合适。”（〔苏〕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舍甫琴科：《与莫斯科决裂》，王观声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117页）

舍甫琴科对这件事的评价是：他俩做的事都不符合他俩的身份。

写到这里，不得不说到另一个传说。赫鲁晓夫在1949年被调到莫斯科工作以后，斯大林经常深夜召集他和贝利亚、马林科夫等人去克里姆林宫一起吃饭。觥筹交错之间，“他（赫鲁晓夫）不止一次地在‘领袖’的孔策沃别墅奉斯大林之命跳起戈帕舞，累得满头大汗，其他人则一直借此取乐。”（〔俄〕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述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27页）同为政治局委员，献舞的赫鲁晓夫很没尊严，和斯大林一起观舞的马林科夫与贝利亚等人也没有尊严。在斯大林眼里，有的同事是为自己跳舞取乐的，有的同事是“陪笑陪喝酒”的。在他看来，党内同志也好，人民群众也好，他可以要任何人的命，可以毁灭任何人的家庭，可以剥夺任何人的尊严。

所以，赫鲁晓夫掌权后就差没把斯大林挫骨扬灰。所以，波德戈尔内被赫鲁晓夫提拔多年，一到关键时候，仍然和勃列日涅夫、谢列平一起推翻赫鲁晓夫。

1963年，年仅33岁的舍甫琴科被任命为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宣传和政治事务部主任，并允许携带家眷出境。舍甫琴科就此实现了妻子莉娜在国外定居的目标。从进入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那一刻起，舍甫琴科对工作就有了抵触情绪。他手下管着的二十几个人，只有七人是真正的外交官（〔苏〕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舍甫琴科：《与莫斯科决裂》，王观声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153页），其他人都是以外交官身份做掩护，要么是克格勃的特工，要么是军事情报局的间谍，他打心里烦那帮带枪的便衣。在他看来，他们除了偷懒和酗酒，别的什么也不会干，弄得自己的工作非常不好开展。舍甫琴科的心情不是一般的糟糕。

针对这一情况，纽约的党组织宽慰舍甫琴科，说国防部也好，克格勃也好，外交部也好，都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舍甫琴科同志，你也是老党员了，应该有大局观，和大家一起工作要相互配合，尽量掩护他们多搜集情报。

舍甫琴科有大局观吗？有，他的大局观就是维护联合国的权威。作为苏联名牌大学之一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研究生，舍甫琴科多少还是有理想主义的倾向。他坚信自己今后的工作应该为联合国服务，而不是为了苏联。他的想法幼稚吗？这个问题不好回答。25年后，有一位比他小1岁、也是苏联名牌大学之一的莫斯科大学毕业的大学生说过一句类似的话，叫做“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那个人与舍甫琴科在纽约时的身份不一样，他是在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说的。

舍甫琴科讨厌克格勃，他认为苏联政府在本国常驻联合国机构中安插特工伤害了联合国的权威。除此以外，舍甫琴科还认为美国政府在联合国吃了大亏，作为缴纳联合国会费的“大股东”，美国要给包括来自苏联在内的敌对国家工作人员发放薪金。而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则会对苏联籍工作人员的工资进行截留，实际发放数额只在应有工资的一半左右。至于截留下来的工资款项，舍甫琴科想当然地认为用在了纽约的苏联间谍活动中，也就是资助他眼里的那些“懒汉和酒鬼”。

在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的这几年里，舍甫琴科步步高升，最后当上特命全权公使。在政治领域，这是外交人员少有的官运亨通。在经济方面，舍甫琴科也有了“长足进步”。他在纽约工作期间，设法在莫斯科先后搞到一套大公寓和一座别墅，使自己有了宽敞的住房和私人休假地，正式进入特权阶层。

第二节：苏共中央国际部

按照苏联外交部的规定，派驻国外的外交官在同一国家工作不得超过10年。除了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是唯一特例外，其他人必须遵守，舍甫琴科也不例外。这时，他的好运又来了。

1969年后，勃列日涅夫倚重葛罗米柯，全力推行对西方国家的外交缓和战略。葛罗米柯也需要网罗人才。他发现，舍甫琴科在联合国工作近十年，对西方的情况比较了解；大学和研究生专业又是裁军问题，符合当前搞缓和的需要；再加上与自己的儿子是同学，用着也比较放心。于是，葛罗米柯在1969年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征求了舍甫琴科的意见，希望他担任自己的顾问。舍甫琴科二话没说，答应了。

这种征求意见是私下的，并不是组织程序，没有太多人知道。1970年4月，舍甫琴科回国，还没返回外交部述职，就接到了苏共中央国际部的电话，告知他，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国际部部长波诺马廖夫同志有急事要见他。

那么，这个苏共中央国际部是个什么单位？波诺马廖夫又是一位什么样的同志？他为啥要找舍甫琴科？回答这些问题，就不得不提到苏联外交官们的第二大烦心事。这个烦心事是来源于和克格勃一样亦敌亦友的苏共中央国际部。

十月革命胜利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遇到了一个所有普通人都会遇到的难题——怎样面对理想与现实。这是人生在世最难处理的关系。踏入社会之前，我们或许会憧憬：如何造福社会，如何服务公益，甚至是如何改造国家，如何为民众创造幸福生活。而真正踏入社会之后，我们想得更多的却是找份好工作、赚钱、买房、购车、结婚、生子，然后每天去为柴米油盐酱醋茶、水表电表煤气表操心。

不要觉得前者唱高调，也不要觉得后者很俗气，这些是每个人必然的人生经历，谁都躲不掉。布尔什维克的理想是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和解放全人类，即掀起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布尔什维克要面对的现实是如何在俄国站稳脚跟，巩固执政地位。

从十月革命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克里姆林宫始终纠结于这个矛盾，到底是掀起世界革命呢，还是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针对这一世纪难题，布尔什维克意识到，对外交往不可避免，外交部还是要继续营业；输出革命的事情也要抓起来，便在1919年3月成立了共产国际。从此，苏联外交部负责现实问题，致力避免战争，吸引国外资金技术，加强文化交流。共产国际负责实现理想问题，鼓舞世界革命。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一直沿用一条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口号，叫做“阶级利益高于民族利益”。这句话很长的引申义。它建立在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之上，因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掌握着最先进的生产力，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遭受着剥削与压迫，他们存在着联合起来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自觉。因此，只有掌权的资产阶级政府才会煽动所谓的民族利益，欺骗本国的无产阶级投入到维护祖国的建设与战争中去。

好在革命口号里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革命斗争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讲究策略”。如果说共产国际负责“坚持原则”，那么外交部则负责“讲究策略”。外交部的人要考虑国家的形势和人民的需要。帝国主义国家就是再邪恶，外交部也要和他们拉关系，做交易，签合同，互派留学生，要不怎么促进国内的建设与发展？至于维护国家利益，只要有强大的国防部长在，外交部长大可收放自如，挺直腰板去谈判。

教条主义者认为，革命导师说过的话必须奉为圭臬，谁都不许篡改。于是，一些人专门从教条主义出发，罔顾国家现状和形势特征，一味叫嚣所谓的革命义务。新政权建立初期，当苏俄内部有人想借十月革命的“大好形势”，罔顾国内经济困难而掀起世界革命的时候，时任外交部长契切林（此人是策划外蒙独立的元凶）在1922年一举打破西方封锁，与德国建交，随后几年又与欧洲几个主要国家建交，并且不废一兵一卒，就把苏联的国家影响拓展到亚非国家，全面提升了苏联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敢于背负骂名，对抗革命教条，为苏联拓展国家利益空间的外交部长不只契切林一位。截至二战爆发前，苏联还有一位有名的外交部长，名叫李维诺夫。在他任内，经过艰难的外交谈判，苏美两国在1933年建交，彻底打破了十月革命之后两国政府16年的外交坚冰，为苏美两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外交蜜月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契切林和李维诺夫分别是苏联的第二任和第三任外交部长，二人执掌苏联外交部的时间合计21年。尽管他们培养出来的同事、部下与学生被党内几次政治运动清洗得干干净净，但是，敢于承担责任，敢于突破教条，敢于向党中央建言献策，敢于和西方国家接触、谈判的优良传统却在外交部内传承下来。虽然，他们要冒着被按上“通敌”“卖国”“俄奸”罪名的风险，甚至可能被清洗。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共产国际指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革命运动，在发起世界革命的同时，不忘维护苏联国家利益。1943年5月，斯大林根据卫国战争的需要，把理想让位于现实，解散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留下了巨大的遗产，包括通信联络、情报交流、出版宣传、国际党校等事务性机构，斯大林认为它们还有可利用价值，于1944年7月命令在中央书记处成立国际情报部，继续从事共产国际当年的工作。

1945年卫国战争胜利后，国际情报部更名为对外政策部。1945年至1947年，“列宁格勒派”的日丹诺夫在高层风头正盛，与二战时期在世界各国扬名立万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产生了争夺国家二号人物权力的矛盾。1946年4月，日丹诺夫任命苏斯洛夫担任对外政策部部长，希望他能把对外交事务的管理权从外交部夺过来，架空莫洛托夫的权力基础。

苏斯洛夫上任后，把对外政策部的工作搞得有模有样，和外交部展开了权力争夺战。从此以后，苏斯洛夫终生领导与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联络工作，从负责这项工作的部长逐步晋升为负责这项工作的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

1948年，日丹诺夫去世，莫洛托夫失势，马林科夫权力上升。失去高层人物支持的苏斯洛夫受到波及，对外政策部职能也被削弱，于当年7月更名为对外关系部，又于1949年4月更名为对外政策委员会。由波诺马廖夫出任第一副委员长。

波诺马廖夫全名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波诺马廖夫，1905年生人，出生地不详。在斯大林时代，波诺马廖夫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在从事意识形态工作。据几位不同的苏联政治人物回忆，波诺马廖夫在马列理论和文字写作方面也是个天才。这个天赋后来改变了他人生的走向。

1947年9月，在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的倡议下，苏联、南斯拉夫、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意大利等9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波兰举行会议，成立了旨在加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合作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情报局设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

铁托的本意是想恢复第三国际，遭到斯大林等人反对后，就退而求其次，成立了这个情报局。情报局效仿第三国际，主要任务是交流革命经验，必要时在协商的基础上协调各个党的活动。情报局成立以后，随即创办机关刊物《为了永久和平和人民民主主义》。随后，波诺马廖夫同志奉调担任这家刊物的主编。

1949年4月，对外关系部更名为对外政策委员会，波诺马廖夫被任命为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这个职务听起来高级，其实是个虚衔。真正的权力掌握在苏共中央派来的外交部第三欧洲局局长斯米尔诺夫手里。上级安排他担任第二副委员长，主持日常工作。1949年，苏共与南斯拉夫共产党交恶，对外政策委员会组织了对南共领袖铁托的批判。波诺马廖夫的文笔优势再次得到发挥。十年后，苏共与中共交恶，波诺马廖夫驾轻就熟，在苏斯洛夫的领导下，与安德罗波夫一道，与中共“十年论战”。

1952年，对外政策委员会改名为“外国共产党联络委员会”，1953年，又改名为“外国共产党联络部”。这一时期，波诺马廖夫的官运不错，没过几年就当上了外联部部长。1957年，赫鲁晓夫对外联部有了自己的想法，将其一分为二，成立“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联络部”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联络部”，分别由安德罗波夫和波诺马廖夫担任部长。在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上，两人双双荣升中央书记，进入苏共核心决策层的第二梯队。

赫鲁晓夫作出这样的组织人事安排显示出知人善任。安德罗波夫在匈牙利事件中展现出耀眼的改革意识和稳定思维，让他负责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的联络工作，有利于号召他们和苏联一起破除斯大林主义，推动本国改革；波诺马廖夫是公认的仅次于苏斯洛夫的教条主义者，极其热衷于世界革命，让他负责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的联络工作，有利于鼓动他们发起革命，创造条件夺取政权。

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各种被赫鲁晓夫拆开的机构重新走向合并，对外联络部成为其中之一。1967年，安德罗波夫调任克格勃主席后，波诺马廖夫开始执掌新成立的、合并了两个联络部的苏共中央国际部，全面负责与各国共产党的联络工作，鼓舞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

然而，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苏联外交的主旋律是缓和，不是掀起世界革命。苏联外交界唱主角的是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以及他领导下的外交部。面对这一现实，波诺马廖夫仍然坚持理想，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世界革命满怀信心和使命感，坚决要把事业推行下去。在苏斯洛夫的支持下，波诺马廖夫着重对亚非拉一些国家的亲苏政党展开密切联络，予以经济和军事援助，鼓舞他们共同的世界革命。

掀起世界革命需要外交人才，缺人才咋办？波诺马廖夫想到的是去外交部挖。1970年，舍甫琴科回国，波诺马廖夫邀请他来苏共中央国际部，并对他封官许愿。舍甫琴科既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而是托词要向自己的上司葛罗米柯请示。波诺马廖夫是中央书记，舍甫琴科不敢得罪。

舍甫琴科不喜欢苏共中央国际部大谈世界革命的作风，内心深处更愿意从事外交部的缓和战略。更何况，葛罗米柯已经邀请他担任外交部长顾问。给领导当秘书，还怕没有似锦前程？后来，葛罗米柯听了舍甫琴科的汇报，冷冷地问他怎么考虑。舍甫琴科回答说愿意留在外交部，并对葛罗米柯的聘任身怀感激。葛罗米柯听罢，当场就拨通波诺马廖夫的电话，明确告诫他，以后别再挖外交部的墙角。（〔苏〕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舍甫琴科：《与莫斯科决裂》，王观声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169页）

从1970年起，舍甫琴科跟随着葛罗米柯开始了对西方缓和的各项工作。他们克服着党内各种强硬势力的干扰，包括来自军方的压力和来自苏共中央国际部的抵触，终于在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下在尼克松总统任内将苏美关系推向缓和。他们为此也付出了代价。葛罗米柯和外交部的其他几位领导、包括舍甫琴科等人被党内一些势力扣上了“亲美派”的帽子。

没办法，在苏联这样的国家，想做好一件事，推动一项正确的事业，总会有另一些人在旁边说坏话、唱高调、抛冷眼、看笑话。但是，你要指望这些人为国家和人民做一些真正有益的事，那就绝无可能了。好在勃列日涅夫是一位比较讲义气的领导，不是那种功劳归自己，过错归手下，部下受到攻击就躲到一边的人。勃列日涅夫力挺葛罗米柯，1973年还擢升他为政治局委员，参与党和国家最高决策。

一般情况下，秘书在领导身边干个两三年，就该外放主政一方。外交部情况特殊，若想重点培养，就必须积攒充分的异国人脉，只有外派去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才能丰富履历，为以后担任更高的外交职务奠定基础。葛罗米柯和多勃雷宁的成长道路皆如此。以舍甫琴科的工作经历，若去当大使略显资历不足，难以服众，想培养他必须另谋别处。1972年，在葛罗米柯的建议和推荐下，舍甫琴科被任命为联合国副秘书长。

第三节：副部级外交官的叛逃

前文已述，联合国副秘书长属于国际公务员，行政上不隶属任何国家。但苏联有苏联的规矩，规定一切联合国苏籍公务员都要服从苏联驻联合国大使的领导，副秘书长舍甫琴科也不例外。当时，苏联驻联合国大使是马立克同志。于是，他成了舍甫琴科的顶头上司。

马立克同志是一位资历很老的外交官，在外交部的资历几乎仅次于葛罗米柯。1946年，葛罗米柯出任苏联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1948年他卸任后，由马立克接替。正是这个马立克，在1950年抗议联合国不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抵制安理会日常会议，导致联合国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组织联合国军出兵朝鲜的决议。

1952年，马立克当上外交部副部长。他和时任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一样，主张对西方强硬，反对与美英等国妥协。他当了八年副外长，因为口风不严丢了官。1960年5月，苏联击落一架美国U2侦察机，赫鲁晓夫要求党内和外交部高层对此事绝对保密，诱使美国在侦察机飞行员失踪后编造谎言，坐等美国政府在国际社会出丑。可马立克违反纪律，在一次外交部的招待会上泄露出去，迅速被美国驻莫斯科外交官得知真相。赫鲁晓夫知道后勃然大怒，立即将其撤职并开除党籍。在葛罗米柯的求情下，赫鲁晓夫收回命令，转而派马立克去纽约出任苏联驻联合国大使。

据舍甫琴科回忆，马立克经常和他因为“形式问题”发生分歧。所谓形式问题，就是那些与国家利益无关，与当时国际局势无关，却与意识形态原则有关的问题。比如，美英法德等西方国家长年破坏世界和平，压迫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联合国苏籍职员应该以联合国为舞台，与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又比如，中国在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地位，但中共走的是背离苏共马列主义的道路，还伤害过苏联的感情，联合国苏籍职员应该牢牢把握国际共运的“王道正统”，在联合国与中国论战。

舍甫琴科每每听到这些都会抓狂。外交斗争讲究以最绅士的话表达最严肃的立场。马立克如此不留余地，一定会在国际社会丢尽苏联的脸，甚至会严重封堵苏联外交的退路。

马立克交代完了战略问题，又继续交代战术问题。他对舍甫琴科说：“你应该表现得像一位苏联大使。”（〔苏〕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舍甫琴科：《与莫斯科决裂》，王观声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270页）舍甫琴科再度无语，这位上司是想要他在联合国秘书处采取完全符合苏联观点的立场。可是，联合国讲究政治立场中立，言论观点出于公心，政策措施维护正义。虽然可以说归说，做归做，但好歹有条底线——谁都不能太明显地维护自己国家或自己国家阵营的利益。

如果要满足马立克的这些要求，舍甫琴科将不得不顶着联合国同事们和部署们的抗议，才能落实莫斯科交办的事情。这样一来，马立克给舍甫琴科制造一个很大的困扰。当一个人的工作长期受到领导的瞎指挥和同事们的冷眼，他还能坚持这份工作么？他还会坚守这份工作么？可以说，马立克为舍甫琴科埋下了叛逃的第一颗种子。

舍甫琴科叛逃的第二颗种子来源于克格勃。1973年3月的一天，舍甫琴科正在收拾行囊，准备拖家带口去纽约。这时，他接到了克格勃的电话，称克格勃一局（对外情报局）的一位处长找他。见面后，他发现原来是“老朋友、老同事”伊凡诺夫同志。六十年代，舍甫琴科在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时，伊凡诺夫是克格勃纽约站站长。

伊凡诺夫首先祝贺舍甫琴科荣升，然后以标准的克格勃作风迅速切入正题，要求舍甫琴科在未来的副秘书长职位上，将隐藏在联合国机构中的克格勃特工提升到关键位置去，并利用他在联合国的高贵身份掩护那些遭遇麻烦的克格勃特工。

舍甫琴科好歹也是官场老油条了，面对咄咄逼人的伊凡诺夫处长，他打起了官腔：“我在纽约首先必须做的是秘书处的工作。”如果想有足够的力量掩护克格勃的人，“工作质量必须搞上去才行。”（〔苏〕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舍甫琴科：《与莫斯科决裂》，王观声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284页）

作为一名老特工，伊凡诺夫岂会听不出舍甫琴科的话外音？出乎舍甫琴科意料的是，伊凡诺夫递给他两个信封。说道：“这两封信会使你感兴趣的，当然，我们没有把它们当真，不过我们认为你应当知道有这件事。”

舍甫琴科打开第一封信就开始冒冷汗，信中内容向苏共中央举报他的家庭生活，称他家有很多宗教内容的古画，价格不菲，暴露出他一家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背离“无神论”的政治立场。该信还列举了舍甫琴科六十年代在联合国工作期间，他的妻子和女儿赞扬美国生活、批评苏联制度的言论。在信的最后，又把这两件事情与他和一些美国人交往频繁的事情联系在一起，暗示他“通敌”。另一封信写得比较简洁，内容是关于舍甫琴科收受贿赂，帮助一名苏联犹太移民办理留居美国事宜。

舍甫琴科反应很快，看完立刻说：“全是谎言。”然后，他问伊凡诺夫：“这些信怎么会在你的手里？”伊凡诺夫笑了笑，说克格勃对舍甫琴科是充分信任的，否则不会把这些举报信给他本人看。突然，伊凡诺夫话锋一转，告诫舍甫琴科不应收集宗教圣象，应该教育家里的女人说话注意分寸。作为苏共在纽约的高级干部，本人和家属都应当为身边人做好表率。（〔苏〕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舍甫琴科：《与莫斯科决裂》，王观声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286页）

舍甫琴科听出了伊凡诺夫对自己的威胁，惴惴不安地踏上了纽约之路。这两封信落到克格勃手里，几乎成了随时可以断送他前途的利刃，意味着他去纽约以后将不得不服从克格勃的一些安排。根据苏联的安保制度，舍甫琴科在纽约身份特殊，级别又高，克格勃要对他行使警卫职责。鉴于他的公开身份是联合国副秘书长，对他的警卫工作会采取暗中保护。

舍甫琴科可不这么想，他认为克格勃对他的暗中保护是在跟踪他，怀疑他。当年在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时，他就不满意克格勃的特务们。现在又意外增加了伊凡诺夫对他的威胁，舍甫琴科更加烦躁。

在外人看来，他是平步青云的外交部“明日之星”，家庭立场根正苗红，科班出身的名牌大学研究生，苏联对外缓和与对内裁军的功臣，受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同志赏识的青年才俊，前途不可限量；在内人（妻子莉娜）看来，他是一位优秀的好丈夫，仕途上会做官，升得快；为家人创造了优越的物质生活，为人又正派，每次外派到新国家新岗位，总是第一时间带上家人，给她足够的安全感。因此，莉娜开始施展她强大的社交能力，为丈夫的前途添砖加瓦。

看过《潜伏》的人都知道，余则成在站长的几位部下中军衔最低，按理来说，当上副站长几乎不可能。但是，余则成不断利用同事之间的矛盾，见缝插针，施展自己的间谍手段，成功上位。不可否认，还有一个外因帮助着他——妻子翠平装出一副热心憨厚的外表，与站长太太建立了近乎闺蜜的感情，成为丈夫升任副站长的催化剂。

莉娜女士就有这种本领，尽管丈夫舍甫琴科只给葛罗米柯当了不到两年的秘书，她却能在短时间内与葛罗米柯的夫人莉季娅女士建立了良好的私交。要知道，葛罗米柯顾家在外交部上上下下是出了名的，就像他工作狂的个性一样名声在外。这位领导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唯一的爱好就是看电影，除了加班就是陪老婆，没啥别的去处。舍甫琴科的夫人和葛罗米柯的夫人闺蜜了，葛罗米柯的枕边风能少了舍甫琴科的好话？

莉娜和葛罗米柯的夫人莉季娅的私交好到什么程度？葛罗米柯去纽约出差有时会带上妻子，出席外交活动应酬。闲着的时候，莉娜就会陪莉季娅去逛街购物。只要领导或者领导夫人肯消费，创造良好上下级关系的机会不就来了嘛。

舍甫琴科书生气浓郁，属于智商高于情商型。他的妻子则属于外柔内刚长袖善舞型，一心只想丈夫高升。眼瞅着丈夫前程似锦，如日中天，她发现丈夫第二次到纽约后彻底变了。舍甫琴科总是在妻子面前抱怨国内宣传领域的虚伪，抱怨克格勃对自己的监视，还常常表达出对西方外交官行动自由的羡慕。当然，舍甫琴科没有对她透露过叛逃的念头。

根据舍甫琴科本人的回忆录，他最早萌生叛逃的念头，源于他在纽约时常常回想起给葛罗米柯当秘书的日子。那几年，他偶尔有机会去克里姆林宫列席党内高层会议。在那里，他看到了苏共最高决策层的内幕，近距离审视着主席台上的那些人。回忆这些事的时候，他用了以下这些词来评价克里姆林宫的人和事：虚伪、脱离群众、颠倒黑白、好战、保守、虚荣。对比这些感觉，纽约的空气让他感到十分自由。渐渐的，叛逃的念头在他脑海里生根发芽，逐步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当一个人的事业外表光鲜、内情复杂之时，他就会觉得自己应得的没有得到，并把对现实不满的原因归结到自己所处的环境。也就是老话说的“身在福中不知福，自己跟自己较劲”。撇开政治原因，单论个人性格，舍甫琴科毫无疑问属于这种。

说到他的叛逃，突然想起初中政治课本里的一道思考题。提问：如何理解“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那里是地狱”？标准答案是：“因为纽约是资产阶级的天堂，是无产阶级的地狱”。

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学霸舍甫琴科同学肯定没做过这道题，如果他做了这道题，肯定不会叛逃。他天真地以为纽约甚至整个美国都是所有人的天堂，自由世界一定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地接受他的弃暗投明。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他拒绝了妻子为他选择的从棋子变成棋手的道路，而最终走上了一条一辈子做棋子，以致被棋手弃之不用的道路。

1975年的一天，舍甫琴科在一次外交晚宴上向一位联合国的美国籍同事透露，自己有和莫斯科决裂的想法，希望美国政府能接受自己的政治避难。对方惊诧之余，答应帮他联系一下“有关部门”。

一周之后，根据这位中间人的牵线，舍甫琴科见到了美国政府的代表。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聊，整个过程主要是舍甫琴科自述想法，美国人基本上一句话没说。舍甫琴科的谈话内容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叛逃——成长和工作经历倍受摧残，苏共和苏联政府罄竹难书；另一方面解释自己为什么投奔美国——想从事有意义的工作，在美国能不受干涉的工作、写作和生活。

对面的美国人很淡定地听着，一边喝酒一边抽烟。等到舍甫琴科差不多说完后，终于开口说：“我们对你很了解，我们长时期以来一直注意着你的工作。”（〔苏〕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舍甫琴科：《与莫斯科决裂》，王观声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9页）舍甫琴科这才反应过来，对面那位不怎么说话的哥们是克格勃的同行。原来，接待他的不是美国政府，而是中央情报局。美国人接下来的话印证了他的猜测。美国人不建议舍甫琴科现在就与苏联政府决裂，而是应该继续留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利用自己的位置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比如向中央情报局提供苏联情报，尤其是莫斯科高层决策圈的机密，协助美国政府打击克里姆林宫里的那个独裁政府。

舍甫琴科听完，大有才出虎口、又入狼窝的感觉，心中很是不安。只好和中央情报局的这位特工建议：大家头一次见面，不适合聊得太晚，还是早点回家为妙，给您单位当合同工的事，需要再考虑一下。没过几天，舍甫琴科考虑好了。两人的第二次接头时，舍甫琴科答应为中央情报局工作。这一干，就是三年。

这三年，苏联外交情报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央情报局。这三年，多名在美国潜伏的克格勃特工暴露身份，克格勃多个联络点遭到破坏。这三年，若干中央情报局特工成功渗透苏联的情报机构。这三年，对于舍甫琴科来说，是他为了美国的“自由事业”不惜出卖国家利益的三年；对于勃列日涅夫来说，是整垮谢列平、架空柯西金、开除波德戈尔内，对内完成打造自身领袖地位，对外继续推动缓和事业的三年。

推动着，推动着，勃列日涅夫发现情况有点不对头。自1976年卡特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苏联代表发现和美国人谈判越来越艰难，能获得的让步越来越少。每次谈判，美国方面都能把裁军的具体项目数据卡在苏联事先预备的底线边缘。这样的买卖怎么做下去？买家讨价还价的目标是要求卖家以进货价出售，这不明显要搞垮卖家吗？这样下去，苏联这家店也不用开门了。这可不是笑话。十年后，苏联的另一个大当家的就是这样和美国人做买卖，结果把国家赔了个精光。

英明的勃列日涅夫同志立即命令安德罗波夫指挥克格勃去调查，落实谁是出卖国家机密的叛徒。克格勃的思路很简单，国内众志成城，叛徒一定在敌人的领土。敌人的领土能接触核心机密的只有三个人：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驻联合国大使特罗扬洛夫斯基（马立克的继任者）、联合国副秘书长舍甫琴科。于是，克格勃通过外交部给他们发假情报，昼夜监视他们，看谁私下和美国人接触。

最后，只有舍甫琴科刻意躲避克格勃的监护。从后续苏美谈判来看，美国方面已经知晓了那份假情报。克格勃剩下的工作就是把舍甫琴科抓回国内。几天之后，莫斯科电告舍甫琴科，高度评价他的工作成绩，希望他尽快抽空回国述职，谈谈对今后工作的想法。舍甫琴科收到电报后，意识到自己已经暴露，随后逃离纽约，进入宾夕法尼亚州的中央情报局保护范围。在那里，舍甫琴科通过报纸公布自己与苏联决裂的消息。

舍甫琴科的叛逃，对他自己而言，赢得了被中央情报局保护的“自由”，加入美国国籍。而对于他服务了半辈子的苏联外交部，对于多年栽培他的老首长葛罗米柯，对于领袖勃列日涅夫，对于苏联内外政策的走向，都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

请大家注意舍甫琴科投敌和叛逃的两个时间节点。舍甫琴科投靠中央情报局的时间是1975年，公开叛逃的时间是1978年。这之间的三年是国际局势剧烈变动的三年，也是苏联国力由盛转衰的三年。这三年里，苏联的内外局势像庐山的大雾一样，蒙蔽了苏联大多数人的眼睛。

1975年春天，越共消灭南越的阮文绍政权，统一越南。美国政府在1975年没有做出任何支持南越的举动，以反常的平静接受了北越践踏1973年1月签订的《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紧接着，美国又率领西方各国，与苏联及其他华约国家妥协，共同签署了具有普遍和平性质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承认苏联在二战中对欧洲各国疆界的变更。

这下可乐坏了党内宣传领域的笔杆子们，同时乐坏的还有苏共中央国际部的同志们。他们终于在“现实”中发现了帝国主义衰落的征兆，终于再一次通过“事实”发现了积极援助第三世界、输出世界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1975年以后，苏共中央国际部开始积极扶持安哥拉、索马里、阿富汗等地的“革命运动”，与美国支持的势力周旋。

1976年，苏联正式掀起对勃列日涅夫个人崇拜。由苏斯洛夫领导下的意识形态部门牵头，苏共全党上下对领袖各种歌功颂德，并在12月的勃列日涅夫70寿辰进入高潮。举办的个人崇拜活动此起彼伏，几乎到了啼笑皆非的地步。

宣传部的人歌颂领袖，是希望领袖恪守马列教条，别胡乱改革；苏共中央国际部歌颂领袖，是希望领袖重视世界革命，别和西方国家搞缓和；军工领域歌颂领袖，是希望领袖继续军备竞赛，别过分搞裁军谈判。这些人无一不是从本部门利益出发，视国计民生于不顾，企图裹挟国家大政方针，朝符合他们私利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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