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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1977年：新宪法诞生的前前后后
书名： 苏联解体往事 作者： 园晟 本章字数： 11745 更新时间： 2024-04-30 11:58:04

第一节：第聂伯帮的三驾马车

1977年是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第13年。在刚刚过去的1976年，他的个人权力空前加强。一个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以他正式进入中央工作之前的老乡、同事、战友、部下为主要构成的群体出现在苏共二十五大之后，后世称之为“第聂伯帮”。

“第聂伯帮”全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摩尔达维亚帮”。在勃列日涅夫1952年第一次进入中央工作之前，担任的主要职务是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和摩尔达维亚共和国。“第聂伯帮”因此得名。后世用这一概念泛指那些在勃列日涅夫成为总书记之后提拔的亲友故旧，指责勃列日涅夫任人唯亲，搞帮派政治。言归正传，下面就来介绍“第聂伯帮”在苏共中央的三位代表人物。他们分别是1976年被重点提拔的契尔年科、吉洪诺夫和前文尚未提及、当选政治局委员多年的基里连科。

基里连科全名安德烈·帕甫洛维奇·基里连科，1906年9月出生于阿列克谢耶夫卡的一个工匠家庭，1931年入党，1936年毕业于雷宾斯克航空学院，在扎波罗热飞机制造厂做设计工程师。基里连科年轻时的经历和勃列日涅夫颇为类似。两人同一年入党（1931年），都在工矿企业工作过，并在业余时间考取工程师职称（勃列日涅夫是冶金专业工程师，基里连科是航空专业工程师）。更有缘的是，两人几乎在同一年（勃列日涅夫在1940年，基里连科在1939年）走上领导岗位，担任的职务也相同，都是分管国防工作的州委书记。只是管辖地不一样，基里连科在乌克兰的扎波罗热州，勃列日涅夫在乌克兰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

两人相识于卫国战争，1941年，两人同时被调入南方方面军。1941年11月，基里连科任南方方面军辖下第18集团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勃列日涅夫担任南方方面军政治部的副主任。1942年4月，基里连科离开前线，去莫斯科航空工厂任国防委员会特派员。留在前线的勃列日涅夫在1943年晋升第18集团军政治部主任。

1944年，扎波罗热州解放。基里连科由于战前长期在扎波罗热州工作，被任命为州委第二书记，参与领导战后重建工作。1946年7月，《真理报》先后刊登题为《为什么扎波罗热钢铁厂的重建工作停滞不前》和《三个党委会和一个建筑工程》两篇文章，对该州区、市、州党委的工作提出批评，其中就包括基里连科。1946年8月，勃列日涅夫受命担任扎波罗热州州委第一书记，时任第二书记的基里连科正式成为勃列日涅夫的部下。

后来，扎波罗热州的重建工作在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下突飞猛进。勃列日涅夫由此步步高升，仅过六年便当上苏共中央书记。相比之下，基里连科长期处在“平调”状态，1947年至1950任尼古拉耶夫州委第一书记。1950年至1955年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1955年至1962年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

这16年里，基里连科从政治影响和经济规模较小的州换到政治影响和经济规模较大的州，再换到政治影响和经济规模很大的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位于乌拉尔山脉中南段，毗连西西伯利亚平原的边缘，是俄罗斯四大工业区之一的乌拉尔工业区的中心地带。乌拉尔工业区的经济地位类似我国的东北工业基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州委第一书记的政治地位接近于我国辽宁省委书记。

基里连科主政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期间，一位叫雷日科夫的工程师在他手下平步青云，最后成为苏联总理。也是在基里连科任内，一个叫叶利钦的建筑师高调步入苏联政治舞台，逐步走向莫斯科，开启了属于他的时代。所以，请大家记住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就像记住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一样。因为，这也是一个向克里姆林宫输送高级干部的州。

1957年，基里连科在六月政变期间坚决拥护赫鲁晓夫，升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62年4月，基里连科离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担任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第一副主席，同时晋升中央主席团委员。

基里连科和勃列日涅夫一样，也是“乌克兰派”的干部。但他晋升道路的缓慢从一个侧面证明赫鲁晓夫并不怎么青睐他。否则，不会只把他放在俄罗斯联邦局担任副职，而不是像1956年栽培勃列日涅夫那样直接放在中央书记处提拔重用。这时的基里连科就好像1960年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勃列日涅夫那样，官衔挺高，却没有实权。

基里连科真正被委以重任、执掌大权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在1966年4月的苏共二十三大上，基里连科当选中央书记，主管重工业。基里连科虽然没有全局工作经历，但是具备两项条件：第一是够资历，1962年就是政治局委员；第二是够专业，基里连科有航空工业专业背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又都是重工业州，他当过这两个州的州委第一书记。

对于这位战争期间的老战友，和平时期的助手和一度主政自己家乡的父母官，勃列日涅夫是充分信任的。更何况，他还与勃列日涅夫有几乎一样的从政经历，也具备跨地区的工作经验，且同为“乌克兰派”的干部，这一切都让勃列日涅夫对基里连科十分放心。毕竟，人的本性就是欣赏那些人生经历和自己类似、甚至一样的人。

勃列日涅夫在1966年4月“安排”基里连科进中央书记处有他的深层用意。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是以苏共中央第二书记的身份发动政变的。所以，他对这个位置的人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1964年十月政变前，波德戈尔内的党内地位仅次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在赫鲁晓夫下台后，波德戈尔内顺理成章地成为“第二书记”。于是，勃列日涅夫先在1965年12月“高升”波德戈尔内担任有荣誉无实权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后在1966年4月的苏共二十三大上把波德戈尔内挤出中央书记处。这时候，让基里连科进入书记处，颇有进一步提拔他担任“第二书记”的味道。

依照苏共传统，主管组织人事工作和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就是第二书记的默认人选，并且有资格成为领袖的继承人。当然，前提是要两位中央书记都是政治局委员。勃列日涅夫为了不出现强势的第二书记，在1966年调整了书记处的分工，把谢列平才管了几个月的组织人事工作交给了原中央组织部长、新当选的中央书记卡皮托诺夫。再后来，卡皮托诺夫当了16年的中央书记，直到勃列日涅夫逝世，都没当上政治局委员。这样，负责组织人事工作的中央书记就不可能成为第二书记了。

随着1966年4月波德戈尔内离开中央书记处，谢列平在书记处权力“淡出”，党内元老、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在书记处的地位迅速上升。勃列日涅夫为了模糊第二书记的权威，有时让苏斯洛夫主持书记处的会议，有时让基里连科主持书记处的会议，使二人相互制衡。由此，基里连科死心塌地忠于勃列日涅夫，直至勃列日涅夫去世。

“第聂伯帮”的第二位著名人物是契尔年科。他在1976年的苏共二十五大当选中央书记。契尔年科全名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1911年出生于帝俄叶尼塞省米努辛斯克县（属今俄罗斯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的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期当过雇工，1929年当上边疆区的新肖洛沃区共青团宣传部长，1930年参军，1931年入党，1933年退伍后返回家乡从事宣传工作，从区一级的宣传部长逐步升为边疆区的宣传部副部长。契尔年科的早期成长道路属于苏联农村青年比较正统的仕途快车道：家庭经济情况不好（农民出身），受教育条件较差（当过雇工），通过加入共青团、参军改变人生，在部队入党，回家分配一个好工作，进入党政机关。

1941年和1943年，契尔年科先后当上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党委书记和奔萨州的党委书记。翻译成中国话，契尔年科在30岁和32岁的时候先后在两个城市当上市委副书记。当时正值卫国战争，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还是奔萨州都属于大后方。德军兵锋最远时也未打到这里。换言之，契尔年科没有战争经历。

1948年，契尔年科调任摩尔达维亚担任共和国党中央的宣传部长。一年后，他在这里遇到了照耀他一生的贵人——年长他五岁的摩尔达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当时，摩尔达维亚的形势相对糟糕，经济崩溃、政治混乱。勃列日涅夫为了尽快搞好战后重建，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大力推行农业集体化。这些都离不开当时的宣传部长契尔年科的大力支持和协助。随着摩尔达维亚后来的政治经济形势全面好转，两人也在工作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52年10月，勃列日涅夫离开摩尔达维亚去中央工作。从此，契尔年科在首都有了自己的铁杆首长。

1956年，勃列日涅夫当选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同年，契尔年科升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1960年，勃列日涅夫被解除中央书记职务，出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契尔年科调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处主任，也就是给勃列日涅夫当秘书。后来，他俩这种领导与秘书的关系一直持续到勃列日涅夫去世。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发动政变，罢黜赫鲁晓夫，当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第二年，他把契尔年科从最高苏维埃调到中央委员会，担任苏共中央总务部部长，间接调回自己身边。苏共中央总务部是负责党内高层的内务、行政、文书和安全等工作的重要部门。契尔年科当上这个部的部长，等于当上了勃列日涅夫的秘书长。1966年4月，契尔年科在苏共二十三大当选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1年4月，契尔年科在苏共二十四大当选中央委员。1976年3月，契尔年科在苏共二十五大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并继续兼任苏共中央总务部部长。

“第聂伯帮”的第三位著名人物是吉洪诺夫。有印象的朋友应该能想起来，他就是勃列日涅夫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当第一书记时保护过的那位钢管厂厂长。他在1976年9月当上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常务副总理）。

吉洪诺夫全名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吉洪诺夫，1905年出生于哈尔科夫的一个工程师家庭。这是一位纯的不能再纯的工业技术官僚。1920年至1924年，吉洪诺夫在叶卡捷琳诺交通技术学校学习，1924年开始从事火车司机工作。1930年毕业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一年后，勃列日涅夫进入这所学院读夜校。

1933年至1947年，吉洪诺夫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冶金工厂工作，先后当上车间副主任、车间主任、总工程师。在这里，他非常有幸地和勃列日涅夫成为同事。1933年至1935年，勃列日涅夫也在这家工厂工作。他俩在这两年的私交如何不得而知。但在1947年后，两人终于在工作中迸发出工作友谊的火花。当时，勃列日涅夫担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州委第一书记，吉洪诺夫担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境内的尼科波尔南方钢管厂厂长。

1950年，吉洪诺夫调到莫斯科工作，实现从工业企业干部到工业管理干部的转变。1950年12月，吉洪诺夫任苏联黑色冶金工业部管理总局局长，1955年9月升任苏联黑色冶金工业部副部长。1957年，他回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担任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60年再度调往莫斯科，担任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63年升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发改委副主任）。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吉洪诺夫在1965年10月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十一年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出了一场意外，勃列日涅夫紧急提拔吉洪诺夫担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代理柯西金主持部长会议的工作。

柯西金外表是一位翩翩有礼的绅士，接触过他的人都觉得他知识渊博、才华横溢。貌似一位文弱书生，却十分热爱体育锻炼。常人健身，通常就是玩玩哑铃，做做俯卧撑什么的。可柯西金的爱好居然是皮划艇。他喜欢独自一人驾着小皮艇在湍急的河流里前行，不简单吧？可惜岁月不饶人，1976年8月，已经72岁的柯西金在一次划艇中发生意外，造成颅部血管损伤，住进医院治疗。

这时，勃列日涅夫看准时机，火线提拔吉洪诺夫担任常务副总理，架空住院的柯西金，排挤不听话的马祖罗夫。这时，同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马祖罗夫已是任职11年的政治局委员，而此时的吉洪诺夫才是任职10年的中央委员，党内级别远低于马祖罗夫。吉洪诺夫的升职，意味着勃列日涅夫已经接近掌握部长会议的全部权力，也意味着他的“联合公司改革”有了更加有力的执行人。

吉洪诺夫和基里连科、契尔年科构成了“第聂伯帮”的“三驾马车”。基里连科在政治局、契尔年科在书记处、吉洪诺夫在部长会议为领袖牢牢掌握权力。仅仅两三年后，契尔年科和吉洪诺夫先后晋升政治局委员，分别得到了勃列日涅夫的再次提拔。在未来的日子里，勃列日涅夫更加说一不二。

第二节：辅佐决策的三驾马车

勃列日涅夫深知“第聂伯帮”的亲信虽然忠诚，但治国更需要倚重栋梁之材。1976年，苏共中央政治局还增选了一名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从1976年起，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最后六年里，乌斯季诺夫与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共同组成为勃列日涅夫制定政策的“三驾马车”，在很多内外问题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乌斯季诺夫全名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乌斯季诺夫，1908年出生于萨马拉的一个工人家庭。1923年，年仅15岁的乌斯季诺夫离开家乡，来到马卡里耶夫市成为一名钳工，并在当地职业技术学校学习。1927年毕业后，乌斯季诺夫又去到高尔基州当工人，同年入党。1929年，他进入高尔基州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学院机械系学习。再后来，又赴列宁格勒军事机械工程学院深造。

乌斯季诺夫年轻时候基本上可以用辗转求学来概括。作为一名普通的钳工，乌斯季诺夫没有这样普通下去，他从未停止奋斗，一直保持学习，直到考取列宁格勒军事机械工程学院。去列宁格勒读书对于乌斯季诺夫来说是极为关键的一步，也成为他一生辉煌的起点。1934年，乌斯季诺夫在列宁格勒军事机械工程学院毕业，被分配在列宁格勒海军炮兵研究所当工程师，从此开始了在苏联军工领域兢兢业业的人生，直到1976年当上国防部长。

1937年，乌斯季诺夫被调到列宁格勒著名的军工企业“布尔什维克工厂”工作。他在一年之内连升四级，历任设计师、应用和试验室主任、副总设计师。最后在1938年当上这家军工企业的厂长。年仅30岁就成为央企的厂长，乌斯季诺夫可谓平步青云。他的快速升迁有两个客观原因。一是因为“大清洗”时期，大量干部、专家被清洗，各级领导岗位都有大量空缺；二是因为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日丹诺夫受斯大林重视，他领导的“列宁格勒派”在苏联政坛风生水起，列宁格勒出来的干部容易被提拔重用。比如，柯西金34岁当上列宁格勒市长，36岁当上苏联副总理。

1941年6月，卫国战争爆发，乌斯季诺夫临危受命，被任命为苏联武器装备人民委员。1946年以前，苏联中央政府还不叫部长会议，而叫人民委员会。每个部的首长不叫部长，而叫人民委员。所以，乌斯季诺夫算是当上了苏联武器装备部部长。卫国战争期间，乌斯季诺夫组织科研单位和生产企业狠抓武器装备的生产与更新换代，为前线提供了更精良的武器和更充分的弹药。为表彰其功勋，1944年，乌斯季诺夫被授予工程技术上将军衔。

1946年3月，苏联将人民委员会改组为部长会议。乌斯季诺夫保留原职，担任武器装备部部长，1953年3月，转任国防工业部部长，1957年12月，升任分管国防工业的部长会议副主席，1963年3月，又升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继续分管国防工业，并兼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是赫鲁晓夫时期成立的新机构，目的在于加强地方经济在本区域内的协调发展。中央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地方上的各级行政区设立本级国民经济委员会，直到1964年十月政变后、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上台才废除。

乌斯季诺夫在1963年以分管国防工业的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身份兼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标志着苏联军事工业已然全面裹挟国民经济。在乌斯季诺夫治下，苏联在部长会议内部成立“军事工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管辖着九个工业部，分别是航空工业部、机器制造工业部、通用机器制造工业部、中型机器制造工业部、国防工业部、通信器材工业部、无线电工业部、电子部和造船工业部。

上述九个工业部均负责军事工业，分门别类地管理着各种具体武器配件的生产。除此以外，部长会议还有八个民用工业部兼职支持军工生产，分别是化学工业部、无线电装备工业部、石油加工和石油化学工业部、汽车工业部、动力机器制造工业部、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制造工业部、重型和运输机器制造工业部和仪表制造、自动化工具和控制系统工业部。

当时的苏联部长会议辖下的部门不到一百个，却有十七个部门在为军事工业服务。占比何其之大？可是，这还不算。在军事工业源头上，有苏联科学院、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对外贸易部和克格勃为军事工业技术服务。其中，科学院有专人负责军事工业理论研究，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有专人负责技术应用，对外贸易部有专人负责公开购买外国技术，克格勃则负责秘密窃取国外先进技术。

军工部门摊子铺的这么大，没有一样离得开钱。在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国民经济武装技术供应委员会、国家物价委员会、财政部和国家银行等部门，都有军事工业的代言人。他们的话语权普遍强于民用经济管理部门。苏联史学术界将这些部门和单位统称为“军事工业综合体”，简称军工综合体，泛指苏联庞大的军事工业部门。（〔美〕威廉·奥多姆：《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王振西等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54-57页）

1965年3月，乌斯季诺夫当选中央书记，主管国防工业，同时晋升政治局候补委员。此后，他成为苏联国防工业的旗帜性人物。从1941年担任武器装备人民委员时开始，乌斯季诺夫一直在领导军事工业，直到1976年。在这35年里，乌斯季诺夫的履历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部长阶段（1941年至1957年），副总理阶段（1957年至1965年）和中央书记阶段（1965年至1976年）。苏联军事工业在乌斯季诺夫手里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沉重包袱。

1976年4月，苏联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元帅逝世，乌斯季诺夫继任部长，同年晋升政治局委员，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成为继布尔加宁之后又一位文职国防部长。对于苏联军队来说，选一位军事工业的技术官僚当国防部长，无疑是败军之举。没错，小到手枪子弹，大到航天飞机和导弹，乌斯季诺夫都很精通。但是，国防部长需要擅长军事战略和国际外交的人来担任。没有一天从军经历和外交经验的人能否坐好这个位置？三年后的阿富汗战争将会给出最好的回答。

乌斯季诺夫在领导国防工业的过程中结识了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后者那种扎实工作、低调有为的性格很令他钦佩。克格勃领导的对外间谍业务经常要窃取西方国家的军工技术提供乌斯季诺夫领导的国防工业。安德罗波夫的领导能力和工作水平也很让乌斯季诺夫折服。

1976年，安德罗波夫被授予大将军衔。同年，他领导的克格勃地位发生重大变化。苏共中央将克格勃由“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更名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此次更名，标志着克格勃正式脱离部长会议，独立于政府之外，也标志着安德罗波夫的权力再次扩大（〔俄〕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05页）。在这之前的1975年，安德罗波夫在两次紧急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进一步得到了勃列日涅夫的赏识。

1975年2月，莫斯科市“俄罗斯饭店”发生火灾，造成42人死亡，200多人受伤。极为讽刺的是，火灾发生当天，莫斯科正在召开全市消防工作大会。莫斯科消防局局长在会上大声疾呼，消防技术设施太差，最好的消防梯只能升到9楼，无法扑灭高层建筑的火灾。他的讲话结束没几分钟，“俄罗斯饭店”起火。火情特别奇怪，从电梯上下的井道着火，向高处楼层蔓延。正如消防局长所言，尽管调集了大量消防人员和消防车，但火焰始终无法扑灭。

“俄罗斯饭店”是招待外国人和来首都开会的地方首长的国家级宾馆。此次安全事故的影响极其恶劣。事后，苏共中央命令检察院和克格勃展开联合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整座大楼的建设施工严重违反消防安全规则，很多应具备耐高温的墙体居然覆盖塑料材料。当初工程验收之时，消防局和其他几家验收单位的代表都没有在鉴定书上签字。

按理说，建成后的“俄罗斯饭店”应该全面返工。但“俄罗斯饭店”依然如期营业，根本不理那些安全隐患。是谁这么大胆，同意偷工减料，非法施工，还如期开张？正所谓“不查，问题全在后三排；一查，问题全在主席台”。说出来真吓人，是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同志默许了这件事。

死了42人的安全事故不是小事，必须给全国上下一个交代。调查结束后，安德罗波夫安排调查委员会的一位成员配合一位作家，给《文学报》写了一篇纪实文章，准备发表。格里申听到这个消息，与安德罗波夫发生争执，两人吵到了政治局。最后，政治局多数委员认为这篇文章不宜发表。安德罗波夫只好服从集体决定。

安德罗波夫在处理一起火灾事故时敢于剑指另一名政治局委员，虽然没有成功，但充分显示出1973年他当选政治局委员后的权力地位略微超出政治局的其他同事。从此，安德罗波夫与格里申结下了梁子。

灾难的真相可能被隐瞒一时，但终究还是会重见天日。1990年，苏联杂志《法律与良心》登载了那篇尘封多年的文章，将真相公布于世。（〔俄〕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04页）只不过，那时的人们已经将对这件事评论的重点放在抨击执政党的无可救药，而不再关注当年的苏共党内健康力量与腐朽力量的抗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75年对苏联来说是祸不单行的一年。年初有一场离奇大火，年底又出现了一场离奇兵变。11月7日，苏联海军波罗的海舰队大型反潜舰艇“护卫”号参加了在里加港举行的海军检阅，纪念十月革命胜利48周年。8日晚，“护卫”号分管政治工作的副司令萨布林拘禁军舰司令，并下令将军舰开出军港，向列宁格勒进军。

“护卫”号军舰隶属苏联海军波罗的海舰队。说起这支舰队，有很长的历史要讲。在帝俄时期，波罗的海舰队为俄罗斯开疆拓土，参加了俄罗斯在欧洲的几乎所有对外战争，还曾远征黑海和太平洋，战绩胜多败少。连英国海军都一度当过它的手下败将。另一方面，这支舰队的官兵十分追求民主，多次参加革命运动，几乎贯穿整个俄罗斯近代史。

俄国1905年革命期间，波罗的海舰队辖下舰船和多处军港发生兵变。虽都未成功，却给近在咫尺的帝俄首都圣彼得堡予以强大的精神冲击，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波罗的海舰队官兵都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国内评价一直很高。按理说，这样一支又红又专的队伍，应该是绝对忠于布尔什维克的吧？可惜不是，俄共掌权不到四年的时间，波罗的海舰队里就有人造反了。

1921年2月，波罗的海舰队喀琅施塔得军港的水兵发动起义，声援列宁格勒工人运动，抗议“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恢复二月革命后的政治自由。参加起义的士兵达28000余人，声势浩大。列宁听闻此事，立即派出最骁勇善战的图哈切夫斯基领兵出征，并派红军最高统帅托洛茨基亲自督战。起义军顽强抵抗，终因力量悬殊而战败，8000多人流亡芬兰，其余被俘，或杀头、或关入集中营、只有1000多人被释放。

这就是波罗的海舰队的传统：“肉食者”施政得当，他们就为“肉食者”打天下；“肉食者”施政不当，他们都要打碎“肉食者”的天下。1975年11月8日的“护卫”号兵变延续了这个传统。萨布林拘禁军舰司令后召集全舰官兵集合，发表讲话称要发起新的革命，清除国家机关的腐败，改革选举制度，限制官员权力。他的讲话赢得了官兵们的一致拥护。他命令将“护卫”号开进喀琅施塔得港，与港内其他舰船汇合后，进军列宁格勒，与列宁格勒的工人取得联络，照着十月革命的方法再来一次十月革命。

11月9日深夜，“护卫”号的团委书记寻机游到一艘浮出水面的潜艇上，在那里向上级报告了兵变的消息。很快，海军、空军、空降兵都派出人马，三军协同作战，海军负责围堵，空军负责轰炸，空军的轰炸机飞行员技术很好，只是打坏了“护卫”号的前进动力机械，没有伤着人。“护卫”号的水兵见到自己的船动不了了，基本上就放弃了抵抗。随后，空降兵直接登舰，叛乱士兵被逮捕。

兵变被镇压后，国防部和克格勃展开联合调查。安德罗波夫的处置意见是，只枪毙祸首萨布林，对军官采取降职或解职作为处罚，士兵们写检讨，并保证不将兵变泄露出去。政治局同意了安德罗波夫的意见。在处理过程中，“护卫”号有一名叫舍因的士兵不肯悔改，坚持认为自己参加的不是兵变，而是革命。最后，他被判了两年监禁。

苏共高层谁也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时隔54年，波罗的海舰队又出现了兵变。而且，发动兵变的还是军队政工干部。自身政治觉悟都想着造反，还怎么给官兵上政治课？这个问题党内高层想不明白。最后，“护卫”号兵变被列为国家机密。

作为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不仅了解内政和军队的机密，还掌握着大量外交领域的机密。冷战期间，苏联与北约国家领导人之间的“秘密渠道”大部分依赖克格勃来运作。早在1970年苏联谋求与西德关系正常化的时候，安德罗波夫就向勃列日涅夫建议，在领袖与西德总理之间建立私人沟通机制，由勃列日涅夫与勃兰特总理单独对话，提高谈判效率。勃列日涅夫同意后，安德罗波夫立即挑选一名克格勃特工专职负责与德国高层建立“秘密渠道”。很快，一条莫斯科直通波恩连接勃列日涅夫与勃兰特的专线电话出现了，德国方面由总理办公厅的国务秘书埃贡·巴尔负责。（〔俄〕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10页）

随着对德外交的成功，勃列日涅夫在外交方面也越来越倚重安德罗波夫，经常拿着外交情报去征求安德罗波夫的意见。这让外交部长葛罗米柯颇为不满，疑心克格勃会阻挠他执行已与领袖商量好的对外政策方针。他希望领袖别让克格勃插手外交工作，被勃列日涅夫否决。在领袖眼里，权力就像鸡蛋，而鸡蛋是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勃列日涅夫当然希望葛罗米柯在外交战略中发挥主要作用，但他也希望克格勃能够提供更多的参考。

葛罗米柯发现，安德罗波夫并没有因为增加外交领域的工作权力就飞扬跋扈，而是变得更加低调，从不参加任何外交会晤，也不出面签署任何外交协议（特工组织的合作除外）。时间一长，葛罗米柯与安德罗波夫的工作关系开始密切、融洽，尤其是两人在1973年4月同时荣升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正式走向了全面合作。

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的友谊是在共同贯彻勃列日涅夫的外交缓和战略过程中建立的。同样，安德罗波夫与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的友谊也是在国防工业建设领域的合作中形成的。1976年，乌斯季诺夫当选政治局委员。三人在政治局中形成了以安德罗波夫为核心的辅佐勃列日涅夫决策的“三驾马车”。他们三人没有第聂伯帮的背景，却对勃列日涅夫极为忠诚。他们在各自工作领域政绩卓越，在党内颇受尊重，这种能力又加强了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的权势。以裁军和对话为主题的对外缓和战略在他们的努力下继续前进。

第三节：老大使与新总统

1976年年底，福特总统在大选中输给了民主党的詹姆斯·厄尔·卡特。卡特竞选期间在外交政策领域多次强调人权理念，对于实实在在的裁军问题、缓和问题和普遍和平问题却没有明确的施政目标。勃列日涅夫十分忧虑新的民主党政府会全盘否定之前共和党政府与苏联签订的外交协议。没等卡特正式上任，勃列日涅夫就指示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秘密与之联络，为将来的正式谈判打好提前量。

多勃雷宁是苏联在冷战时期享誉全球的外交官。从1962年开始，多勃雷宁担任苏联驻美国大使长达24年，直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才回国。上任伊始，他就为和平解决古巴导弹危机作出了卓越贡献。在苏联，他是公认的仅次于葛罗米柯的美国通。在西方国家，有媒体称他为苏联的“基辛格”，把他视作苏联推动东西方缓和的代表性人物。

多勃雷宁全名阿纳托利·费奥多罗维奇·多勃雷宁，1919年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工人家庭，乌克兰族。多勃雷宁1937年进入莫斯科航空学院读大学，毕业后就职于代号为“115”的飞机试验厂，担任飞机设计师。这个试验厂在二战期间设计了大量新型飞机，因其首任领导者是著名的飞机设计师亚历山大·舍基维奇·雅科夫列夫，所以该厂又被称为“雅科夫列夫实验设计局”。

1944年，卫国战争胜利在望，越来越多的外交事务使得苏联外交人才储备捉襟见肘，外交战线急需扩充队伍。这一年，多勃雷宁奉命离开飞机厂，进入苏联外交部高等外交学校，改行学习外交。此前七年的航空专业学习和工作经历为他未来三十余年的外交生涯奠定了强大的知识储备，帮助他在对外谈判中比本国同事和外国同行更加了解裁军细节内容。更为重要的是，技术专业素养让他进入外交工作岗位之前就已形成了重工作实际、轻意识形态的工作作风。这在崇尚空谈的苏联是极其可贵的！

1946年，多勃雷宁从高等外交学校毕业，进入苏联外交部教育司工作，次年成为新任外交部副部长佐林的秘书。1952年9月，在佐林的推荐下，多勃雷宁前往美国担任驻美大使馆参赞。在大使馆工作期间，多勃雷宁经常发表独到见解，沦为少数派。大使馆在讨论上报国内的外交对策时，依据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经常弃用他的主张。然而，事后莫斯科发来的指示往往和多勃雷宁被否决的意见大同小异。因此，大使馆的领导和同事一直对他的“工作直觉”啧啧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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