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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洋务运动和变法维新运动
书名： 新民主主义革命简史 作者： 晓山 本章字数： 3946 更新时间： 2024-11-12 10:08:09

（一）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是清政府为挽救统治危机，自上而下的一场以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及其背后的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自救运动。其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说，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尽善尽美、不能改变的，要学习利用的是西方的“火器”，把“求强”的希望寄托在仿造西洋船炮、创办军事工业上。后来，又从“求富”着眼扩大到仿效西方举办铁路、电报、制造、开矿、纺织等事业上。因此，洋务运动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改造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盔甲以保护帝国的统治。

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主要包括时任总理衙门大臣奕訢、两江总督曾国藩、闽浙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李鸿章，以及湖广总督张之洞等。

本着“中体西用”的宗旨，洋务派接过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的口号，早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就开始了以增强军事力量为内容的“自强”活动。其中包括：大量购入洋枪洋炮，聘请外国军官训练军队，创办安庆军械所等兵工厂试造船炮，等等。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后，洋务派又陆续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近代兵工厂。19世纪70年代以后，又致力创办近代海军，相继建成福建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

为了满足军事工业对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等方面的需求，洋务派从19世纪70年代起又通过官办、官督商力、官商合办的方式，陆续开办了轮船招商局、基隆煤矿、开平矿务局、漠河金矿、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湖北织布局、汉阳铁厂等近代民用企业。为了培养掌握西学的人才，洋务派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先后办起了传授外语、自然科学、军事知识等的新式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福州船政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北洋武备学堂、南洋水师学堂、天津医学堂、湖北自强学堂等；为了吸收西学，设立翻译机构，出版了一些有关外交、世界历史地理、法典及自然科学的译著。1872年至1885年间，清政府还先后派出数批学生，官费赴美、英、法、德等国留学。洋务运动客观上把近代机器工业引入了封建的中国，使中国开始有了一些自己的规模较大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造成了封建经济制度的对立物；洋务运动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这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开始变化，也必然激发人们新的探求，开启了怀疑和否定封建观念的历程，将封建制度打开了缺口。这一切恰好与洋务派的初衷相违背。

洋务运动的开展，遭到了统治集团中一些顽固派激烈反对。他们唯恐封建道统受到削弱，认为中国的主要危险不在于技术落后和封建制度的腐败，而在于“圣道”的沦丧，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故当务之急是“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而像洋务派那样热衷于外国的“奇技淫巧”、“师事洋人”，必然会破坏封建经济、政治制度，是“用夷变夏”。但急于图强的清政府，对顽固派的反对进行了压制，使得洋务运动从60年代到90年代维持了30年之久。

清政府对洋务运动投资不大，直到1894年，中国各类近代企业（不包括军事工业和运输电信业）的资本总额只有白银2000万两左右。洋务派追求的自强与求富的目的也没有实现。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淮军、湘军在陆路战场上溃不成军，事实上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二）变法维新运动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到来，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主张在中国不仅要学习西方的技艺，而且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要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19世纪末期，他们在中国掀起了一场维新运动，其领袖人物就是康有为。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1888年，他曾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以图自强，开始了他的变法维新的政治活动。他先后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为维新变法提供了历史和理论依据。

1895年5月2日，日本逼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入国内后，康有为联合入京应试的举人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条约签订之后果：割让台湾必将丧失民心，招致列强“纷至沓来”，从而导致亡国；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以挽救危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集体性的爱国行动，打破了清政府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过问朝政的压制，标志着酝酿已久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逐渐转变为一场爱国救亡运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康有为也从此确立了他维新变法运动领袖的地位。

为了争取更多的封建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参加变法运动，康有为等维新派在各地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大力宣传维新思想，制造变法舆论，培养维新人才，维新运动逐渐高涨起来。如：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了《万国公报》，这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刊物，主要介绍西方的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技术，鼓吹变法主张；张之洞在上海创办了由梁启超任主编的《时务报》，是维新派的主要舆论阵地；严复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鼓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力求变法图强。严复还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借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来阐释自己的维新变法主张，鼓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呼吁“自强保种”。进化论的介绍和宣传，是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一次重要的启蒙运动，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和中国的变革中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和巨大的推动作用。另外，在北京创办了强学会，梁启超为书记员；在湖南，陈宝箴成立了时务学堂；谭嗣同创办了南学会，等等。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在同年12月的第五次上书中指出，如果不变法，皇上和诸臣将“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光绪皇帝受时局刺激，也准备接纳变法主张。1898年1月，康有为第六次上书光绪帝，递呈了《应诏统筹全局折》，明确提出变法三项措施：一是召集诸大臣商讨，准备变法；二是设立制度局，重新制定政事制度；三是设立待诏所，允许天下人上书。这成为戊戌变法的施政纲领。

光绪帝在取得慈禧太后同意后，于6月11日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从此日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变法历经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光绪帝采纳维新派的一系列建议，发布的新政诏令有110多道，内容几乎涵盖社会的各个领域。（1）经济方面：设立工商总局；提倡开垦土地和私人兴办实业；允许组织农会、商会，奖励发明创造，保护工农商业的发展；设立路矿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藏；设立邮政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决算。（2）军事方面：精练陆军，改练洋操，各省军队皆使用洋枪；裁撤绿营，节省兵饷，添造兵船，增设海军。（3）文教方面：废八股取士，改试策论，提倡西学，广设各种专科及中小学堂，创办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派人留学、游历。（4）政治方面：撤销闲散重叠机构，裁汰冗员；整顿吏治，提倡廉洁；准许天下人上书言事；准许旗人自谋生计等。

由于变法措施触犯了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又是由一个毫无实权的皇帝颁布的，因此，变法从一开始就受到大部分中央官员及各省督抚大员的抵制。他们围绕在守旧又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身边，紧锣密鼓地加紧策划，伺机反扑。

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将光绪皇帝囚禁在中南海瀛台，重新掌握政权。随后便立即搜捕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分别在英国人和日本人的保护下，逃亡国外；谭嗣同拒绝出走日本，决心为变法流血以唤醒国人。9月28日，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刘光第、杨锐、林旭等6人被杀于北京菜市口，时人称之为“戊戌六君子”。其他维新派人士和参与或同情变法的官员，或被囚禁，或被革职，或遭放逐。百日维新期间推行的新政措施，除保留京师大学堂外，均被取消，戊戌变法最终以失败而落幕。

（三）戊戌维新运动的历史意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戊戌维新运动，是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族的危急关头，由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并领导的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1．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他们高举救亡图存的旗帜，要求通过变法，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维新派的政治实践和思想理论，不仅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2．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运动。维新派鼓吹民权，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并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措施虽然未能生效，但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制度。

3．戊戌维新运动也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通过组织学会、创办报刊、翻译西书、开办学堂，大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自由平等、社会进化观念，批判封建纲常伦理，开阔了人们的视野，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失败的原因：（1）客观上，是由于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他们对变法竭力阻挠破坏，并最终采取了武力镇压。（2）主观上，是维新派自身的局限性和软弱性：在政治上不敢否定封建君主制；经济上虽然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却未触及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幻想西方列强能帮助变法维新，结果却处处碰壁；还有惧怕人民群众，维新活动基本局限于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他们不但脱离人民群众，而且惧怕甚至仇视人民群众，因此，运动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3）改革策略上，维新派及光绪皇帝在实施变法上也犯了错误，一些改革措施操之过急。

维新运动的失败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不但暴露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同时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道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就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而“戊戌六君子”的鲜血也促使一部分人放弃改良主张，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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