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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落
书名： 小说月报2017年精品集 作者： 《小说月报》编辑部 本章字数： 15850 更新时间： 2024-07-11 11:26:43

◎ 周李立

一

星期三早晨，刘玉勇如常去上班，如常坐在黑色捷达车后排左侧座位上，也如常被堵在县城中心广场的十字路口。阳光刚好穿过剥落的车窗贴膜，漏进车内，在他的黑毛衣上砍下一把光刀。

他发现司机小范这天很烦躁，尽管一年多来，刘玉勇都认为小范不算那种坏脾气的司机。堵车半小时后，小范也按捺不住，先按了几轮喇叭，又下车去打探，回来告诉他，几辆对驶的车互不相让，后面的车又贴上去。车头对车头，打了个死结。

刘玉勇摇下一半车窗，望出去，路面本有余地供车辆腾挪的，只是那点儿不多的地方，已被几家新开张的名鞋超市占用了。鞋店都不叫鞋店了，全叫超市。货架溢出店堂，涌向人行道、自行车道和绿化带。几家名鞋超市看上去也没什么区别，只是各家高音喇叭传出的曲子不一样，但都是欢快喜庆、适合节庆的昂扬调子。刘玉勇上下班总要经过这里，遇上堵车，就常欣赏《步步高》《恭喜发财》和《欢乐中国年》。

他说，不急。

刘玉勇是县城建局长，局长迟到一会儿，当然没关系。县城里的班，不严格，人们九十点才陆续到单位。而且他上午没什么重要的事，倒是下午要去列席县委常委会，决定中心广场的改造方案。

中心广场从他小时候起就是这样子了， 几十年都没改动过结构———杂乱的结构，内里却蓬勃，且经年累月越发蓬勃，自然生长、野蛮蔓延，终于撑不住，要炸开般。这里每寸地面，都像反复使用的旧抹布，可看出每次使用的痕迹，旧的痕迹还在，新的印痕又添上，层层叠叠、修修补补。路面挖开又补上、补上又挖开，如积累数年的沉积岩———他的专业是地质。

中心广场的改造项目半年前由县委书记动议，县长极为关心，财政拨款充足。小半年来，刘玉勇一直紧锣密鼓地安排招标。他倾向将广场中心环岛改建成城市花园供居民休闲的方案。周边小店铺拆除、回迁，入驻高层商场。商场旁设计停车楼、影剧院。这是正常的方案，没有亮点特色，却实用、适用，是县城该有的中心广场的样子。

小范说：“本来就堵，那几家卖鞋的又占了半条道，现在还修路，早该把这地方全拆了。”

小范做他的司机满一年了，当初是县长夫人介绍来的。小范和县长夫人是远亲，抑或只是浙江某地同乡，他们没明确说，这类事不好明确说。城建局是好单位，司机不是好工作———介绍这样的工作便很得体、讲分寸———好与不好相结合、能互补。刘玉勇不关心小范和县长夫人的关系，只确保没有程序错误即可。司机不占编制，属于外聘工人，所以刘玉勇也算不得徇私。

初见小范时，刘玉勇觉得他乡野气息重了些，简单说是粗野又善良的那种气息。开车技术还可，只是不适应城里的道路，有时会急躁，左奔右突，极不稳妥。刘玉勇说过他几次，小范也不介意，只是道歉，然后保证一定改。倏忽一年，小范身上的野气渐退，开车也不再超速。只是那种淳朴善良，似乎也消失了，大概跟局里的同事们也学来些心机。

让小范当司机是否是个错误？他想，县长是在监控自己吗？其实，他当初也这样怀疑过，只是他堂堂正正一个人，怕什么呢？ 这样一想，也很容易释然。

但小范一周前为什么要说那些话呢？ ———那些人说， 他们知道你做过什么，如果那什么，他们会捅出来。

当时，刘玉勇是不在意的。不过是泛泛的威胁，他清楚，那些人手段高明，只是用错了对象。他理直气壮地告诉小范：“随他们去。”然后下车，依稀听小范在车内嘟囔着什么。他没细听， 因为不需要———难道小范也以为他真有把柄吗？

那些人，是中心广场改建项目的一家竞标商。他看过他们的竞标书，改造方向竟是华北鞋城———他们要把这里做成华北地区鞋品集散中心。那几家新开张的名鞋超市，让他隐约窥见其间关联。但琢磨不透，线索还未全面浮出。这里并不产鞋，连做皮鞋的牛皮羊皮都没有。唯一有关联的是县里生产绳子———可以做鞋带吗？ 华北鞋城的想法古怪又突兀，他也就从没考虑那些人的方案。

那些人，倒是老早就找过小范，要往捷达后备箱放两箱东西。小范没敢要，不过小范猜那应该是两箱茅台酒。小范清楚刘玉勇从不要那些东西。以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刘玉勇总是让小范给人家送回去。刘玉勇也担心小范会委屈，毕竟别的局长司机如何他可以想见———局长看不上眼的东西，都是司机的。小范偏生遇上他，没好处可拿。于是他常给小范塞一包妻子做的面点，不值钱，只多少算种安慰。

小范说，那些人，有东南沿海口音。

他猜应是福建或浙江，有南方人的坚韧。浙江不是生产皮鞋吗？

先送礼，再威胁，那些人肯定成功过，所以在他身上复制经验。谁没点儿不能见光的秘密呢？

二

很多年来， 刘玉勇都不常想起青海的事， 直到一周前小范重复说了那些话：“那些人说，他们知道你做过什么，如果那什么，他们会捅出来。”

星期三这天，小范又说了一遍。说完后，小范扭头看他，两人却同时一趔趄，捷达熄火了。

“哎哟。”小范叫了声。

刘玉勇说：“这老车，熄火才正常呢。”

没想到小范问：“听说您父亲是老司机，您也会开车？ ”

他否认，只说小时候当好玩学的，并不真会，何况多年没握方向盘，技术怕早丢了。

小范又问，多少年？没准还能捡回来。开车跟游泳一样，学会了一辈子也不会忘的。

刘玉勇很多年都没开过车了。在县城，几乎没人知道他其实是会开车的。

有些老人当然会记得，他父亲曾是县供销社开大货车的司机，他小时候也跟父亲学过几天。个头长得快，十二岁，一米六五，腿长，能踩死大货的刹车。只是转方向盘要下死力。为此他练过一段时间双杠，主要练臂力。那时正发育，吃得多又好，每天早晚各一枚鸡蛋，无氧运动和高蛋白结合，作用出与年龄不相称的肱二、肱三头肌。再去转大货车的方向盘，轻而易举。但他没去考驾照，那时人们对这事并没上心。后来上大学，便忘了这回事，以为总有一天会去考的，就拖延着，直到大学毕业也没落实，和很多事一样悬置、无后话了。少年好奇，再多技能也学得来；日后则觉烦心，一心只念“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当局长前，刘玉勇骑自行车上下班；当局长后，就坐局长专车———捷达。县长专车是丰田越野，像县长一样高撅鼻子。刘玉勇认为，越野车虽然那么贵，真坐上去，其实跟皮卡也没区别。

皮卡是刘玉勇最后一次开过的车，那还是当年他在青海的时候了。

他突然意识到，小范的问话是种暗示。那些人的威胁跟青海有关吗？ 又突然记起，小范也是浙江人———他跟县长夫人是同村，而县长夫人是浙江人。他们和那些浙江商人，是否本就是同一伙人？

小范直接说到青海去了：“我没去过青海，但在青海开车，肯定很危险。以后有机会，我要开车去西藏青海转一圈，当然得先有辆自己的车……”

刘玉勇打断他：“那些人还找过你吗？ ”

他的打断太突兀，小范没明白，停顿片刻才回答说：“没有了，只是上次，我告诉过你了。”

他没说话，寻思刚才的问话是否不自然，泄露了心虚。

小范悄声说：“我听说那些人很厉害的，他们的项目在全国扩张，怕是每座城市都有他们的‘特务’。”说完又笑起来，大约认为“特务”用在这里，值得一笑。他却听小范每个字都是暗示，笑不出来。

捷达车还停在原地，小范又下车去观望，回来说，交警马上就来了。“这样子，必须得警察来才行。”

刘玉勇突然希望能一直堵在这地方，设身处地，就更容易想明白问题。而答案取决于那些人是否真知道他做过什么，又是否真有证据。

队尾的车辆在缓慢移动，先倒车，让出空间，再往前，是“欲先进、必先退”

的方式，也是暗示。车窗两边，自行车迅速超过汽车的长龙。

有一瞬间，他发现世界安静极了，没有《步步高》的音乐，也没有自行车铃和汽车喇叭的声响。路对面，修路的工人、运载水泥的巨大机器，只剩下默剧般的机械动作。也是那瞬间，他感到一种宁静的幸福，真是难得。他曾以为再也不会幸福了。

这其实是重要的一天，对他而言，一点儿都不平常。

三

刘玉勇出生、成长都在县城。除去四年大学在北京和在青海支教的一年外，他几乎没出过远门，这和他县城里的朋友很不一样。那些人总是挖空心思制造出远门的机会，招商引资、开会、学习、考察或交流之类，每年都能有那么几次。他从来不找，有现成的机会也不去。他偶尔去趟石家庄或北京，也是因推不开的工作需要。省城和京城分别位于县城南北，其实都不远，所以他认为那算不得出远门。他还谦让过两次出国考察的机会，一次去澳大利亚，一次去日本，都是市里组织，各县都有人参加。有人说他太刻意，猜测他是否有更大的野心。他只好更低调，毕竟没人理解他的苦衷。好在人们后来都习惯了他的做派，也没人跟他计较了。在城建局长的正科职位待满八年后， 就更没人跟他计较了。

他和妻子是幼儿园同学、小学同学、中学同学。高中毕业后，他去北京上大学，学地质。她没考上大学，家里在邮局给她找了份工作。他孤身回来，分配在县政府规划办做小科员，故人重逢，不是相见欢，只是觉得久处也不厌。在县城，久处不厌的人就可以结婚了。妻子在邮局的工作不需太多技术，只是烦琐。

后来邮局系统更新换代，她无论如何也学不会电脑的复杂操作，便被调去卖邮票。这地方集邮的人不多，邮票柜台兼卖电话卡和杂志，总是积压、卖不动。渐渐连寄信的人都少了，电话卡也退出历史舞台。邮票柜台被遗忘，邮局干脆关闭了邮政大厅角落的小柜台。那年正逢他初任城建局长，势头看上去总在上升中，她也就申请了病退，回家相夫教子。她认为自己辛勤工作十几年，最后结局十分悲哀，而其中原委，是这世界一直在变，而她并不想变。她追呀追，也追不上这世界，只好不追了。作为北方女人，妻子生得高大，少些灵活。性格和体型相匹配，她的人也是又冷又硬地决绝着。这样有些事就无法希望她能理解，他也就从没向她解释过，他自有的那套秘而不宣的辩证法。

在县城政界， 他也不是没有再上升的可能。县里领导各方面条件放到一起，显而易见也不如他。他多年前从京城名牌大学毕业，去青海支教后分回县城。他没抱怨，因为分配这回事有太多人为因素，况且回县城的结果，其实也合他心意。京城的车水马龙，在他看来与己无关。青海倒好，终究太偏僻。县城离北京很近，一百多公里，高速直达。也许将来会是京城的七环八环呢。这里的生活，和北京迥异，像隔开了三十年时间。他喜欢这种距离感。

刚工作时，人们背地里都说他，人年轻，其他都好，就是太内向，有时候想不开。看他的眼神也像看叛徒。“不适合机关工作”，年底述职会，他得到这样的评判，“学究气，毕竟是大学生，缺少历练，应该去基层锻炼几年”。然后，他才被调到城建局，油水很厚的单位。大概人们认为这对他来说正合适———他不是宣称吃素吗，那就去油锅里历练和见识吧。

县城的城建，工作不多。只是近年，小城突然打足精神成长，道路拥堵变得严重，城周边有新建楼盘，市政设施看上去也都该更新换代……他的工作才开始繁重。不过他还能应付，况且当局长后，再没同事宣称他“不合群”了。小范告诉他，他在局里的口碑，其实一直很不错。他没去分辨小范是不是在讨好自己。

因为他对自己的口碑如何，好像也不太在乎。

四

刘玉勇二十多年前大学毕业的时候，知道学校有个支教项目，可以去青海一年。当时他以为那意味着诗和远方。后来他不这么看了。他明白自己报名其实是因为恐惧。怎么能不恐惧呢？ 清贫又稳固的工作即将开始了，想来人生就再没变动的可能了。如此就要开始一生了啊？ 总还是不甘心的。那么趁着年轻再干点儿什么吧，就像给自己争取一年的“缓期执行”———这话是冯媛媛讲的，“你会工作一辈子的，不着急，但是支教的机会，以后再也不会遇到了”。

刘玉勇很快就报了名，因为人生还长，他还可以做些事，比如去遥远的青海，人少地广。他查了地图，找到他们将去的地方，细小的县名孤零零标注在一个偏远的位置。还有条细线标记的道路，通往县城北边的无人区。

那年九月，他们五男四女就到了青海。其中八个是同校一届的毕业生。领头的冯媛媛，是另外八个人的辅导员，比其他人高三届。冯媛媛毕业后留在校团委做学生工作，长得很漂亮，两条黑辫子在头顶处绕两圈，像藏族人那样，身量也像，因为丰满。腿很长，不过也因为腿太长，所以没有腰。

高原的天空低，随时都会压下来一般。他们去的小学，只有两排平房。前排是教室、办公室，门上挂小学的门牌。后排是宿舍、食堂。宿舍很多，食堂只小小一间。一共五个班，百余名学生，都是走读的。校长老梁，此前一直一个人上课。

老梁也住学校，没有家人。他那间宿舍，是最好的，因为门前有棵斜着长的树。

树是这里稀罕的东西。树上挂口钟，老梁还管敲钟。老梁的衣服和抹布洗了就挂树枝上。高原干燥，衣服转眼就干透。老梁还在树底下练嗓子。秋天，老梁一嗓子喊出来，树叶就扑扑往下掉。

县政府在学校旁边，也是两排平房，中间没有围墙，只有道砂石垒的矮墙，膝盖高。学校还有根旗杆，上面总有国旗在飘。高原风大，留不住云。有点儿云，瞬间就散了。风也终日刮得褪色的国旗呼呼作响。

县政府前有块长方形水泥地。后来小学生开始做课间操，就去水泥地上列队。在政府上班的人，都从窗户探出半个身子，看学生做操。县政府时常派人来慰问，有新鲜蔬菜也给他们送来。两棵白菜冻得硬邦邦的，小秘书一手一棵提来。

刘玉勇喜欢运动，大学时就是学校标枪队主力，虽然标枪队一共只有三个人。青海这地方什么都缺，就是不缺空地，很适合练标枪。但这里没有标枪，这儿的小学连体育课都没有。刘玉勇就扔石头，他说，臂力不练会退化的。其实，他只是闲不住。石头从小学飞到县政府，他又跑过去扔回来。两次后，面色黑红的小秘书就制止他，“小刘，知道的说你在练标枪，不知道的以为你对政府有意见，朝我们扔石头呢。”他就再不扔石头了。

学校开了体育课，刘玉勇负责。他带学生跑步，跑了一百米，停下来，解释说自己不擅长下半身运动。这话在男生中传开，一度成为笑谈。

后来就竖起了两个双杠， 县长个人捐款买的。刘玉勇发挥自己上半身力量，整日在双杠上翻筋斗，简直是赌气般，要证明自己擅长运动。冯媛媛她们四个女生喜欢在双杠上晾衣裳。刘玉勇说：“两个双杠，能不能留一个给我？ ”而后女生的衣服就挤着晾在一个双杠上。

十月一到，雪很着急地把一切都盖住了：老梁的树，树上的钟。双杠上白茫茫一茬茬雪，连旗杆也顶着白色的小帽子。有雪又有风的日子，来上课的学生都少了。

白天还好，夜晚却难打发。不是冷，是无聊。刘玉勇再不能在双杠上翻筋斗了，除非他想手掌冻掉一层皮。县政府送来面粉，白菜越来越罕见。好在都是年轻大学生，身远地偏，心思却仍是大的。这些心思从书本和音乐里来。书多是自己带的，衣服可以少带，书一定多带。专业书看来看去就索然无味，诗歌和小说开始流传。县邮局有《人民文学》，他们订阅的，总是晚到几个月，那也无妨。冯媛媛有时去县政府借《人民日报》，也是一星期前的报纸了。

那些晚上，他们都在老梁的宿舍，听音乐、聊天。冯媛媛说她睡觉晚，但她又总是起床最早的人。刘玉勇怀疑她是否一晚上都不用睡觉。一本杂志，她一晚就看完，第二天一早便拿给其他人看。她说时间不够，只能抓紧些。刘玉勇觉得奇怪，因为他的时间却是多得没法打发。

那一阵，崔健已经唱过了《一无所有》，“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 ”

有时他们见面，先吼一声“你何时跟我走？ ”天低云淡，歌声响亮流传。有一次，县政府那边不知谁拉开嗓子回了句：“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这边的人就大笑起来。

刘玉勇当时正跟冯媛媛聊天，靠着老梁宿舍的窗户，木窗台上黑乎乎的都是积年累月的沙土。他们说到王蒙的小说《蝴蝶》。他依稀听见冯媛媛低声说：“才不是一无所有……”但她的声音沉淀下去，难以察觉。待他问她的时候，她只是否认。

如何说起去无人区考察的？ 应该跟《人民文学》上一篇讲青藏高原无人区的小说有关。有段时间，他们总是谈论这事，其实也没其他事可谈。冯媛媛最热心，老早就说：“县政府的皮卡可以借给我们用。”

一个女生迟疑着问：“我们去做什么？ ”

“去考察、探险，我们学这么多年科学，不就是为了探索未知吗？ ”冯媛媛一甩辫子，像《红灯记》里的李铁梅。

她和苏文的专业都是生物。她说，无人区的生物考察项目，多好的想法。他们的大学从没人做过，何况他们已经在无人区边上了，再走五十公里，翻过一座冰山———海拔也不高，不过四千米———就能去无人区。

“四千米？ 我会有高原反应的。”那女生说。他们都有过高原反应，缺氧，像喝醉般在平地上也只能走曲线。每人适应高原反应的过程不一样，那女生适应得慢。

“你可以不去。”冯媛媛别过脸。女生不再讲话，只怔怔把两手十个指头拧成一团，像朵复杂的花苞。

老梁在吸烟，一尺余长的烟袋，端在右手心，这时他突然咳了一声。他们都看他。他眯着眼睛叭完一口，才睁眼，慢吞吞问：“咋了？ ”除了早上练嗓子的时候，他多数时间只是个沉默的老人。有次刘玉勇问他为什么练嗓子，他说：“不练练，嗓子就没用了。”这地方人少，没人说话，他担心嗓子功能退化。

刘玉勇说：“去看看呗，来一趟不去无人区，也可惜。”他不再练双杠后，就精力过剩，每天在指甲盖大的县城逛。后来就逛出城去了，不过城外什么都没有。也不对，还有荒原。刘玉勇和陈空竹都是地质系的，于是他们说起那种黑色的石头。

“因为含有矿物吗？ ”陈空竹问。

刘玉勇以为，不是矿物，而是“黑皮玉的原石”。这种玉石存量极少，且都产自高原。他已经捡了不少回来，还解释说：“现在捡石头，不扔县政府了，得留着研究，而且，说不定运气好，会在无人区发现矿藏。”他想就算没有矿，弄些黑皮玉在手里，也是不错的。

冯媛媛说：“反正，我们做点儿什么都比什么不做好。”

“如果真的发现稀有矿藏，怎么证明是我们发现的？ ”陈空竹问。大家都认为这问题确实难办。“我想，一定要先给大学知会一声，这样万一，万一呢……是不是？ ”

“我给校团委打报告。”冯媛媛立刻保证。

“我可以开车，我不会走路就会开车了。”刘玉勇也拍着胸脯。

“不过，我觉得发现矿藏这种事，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毕竟是有立场和想法的年轻人。”冯媛媛说。

“立场？ 什么立场？ ”

“对，立场和想法，我给你们听首歌，今天刚收到的磁带。”冯媛媛答非所问，雀跃着站起身去放磁带。磁带是她的好友从北京寄来的。老梁房里有台双卡录音机，是公物，在堆满杂物的写字桌上占了大半个桌面，显得很神圣。

“无垠的旷野之中，一片干裂大地。在夜的世界里，袭来的是阵阵的热风，黎明泛红的天空中，燃烧着九个太阳……”

冯媛媛说，唱歌的人是齐秦，一个台湾人。“为什么偏偏是九个太阳？ ”她说，“我们九个人，不是九个太阳吗？ ”

磁带是翻录的，不知翻过几版，效果不好，从头到尾只有一首歌。

刘玉勇后来很怀念那晚的时光。因为他们有了一个目的， 用冯媛媛的话说，有了“立场”和“想法”。目的这东西，有时就像操场上那根旗杆，看似没什么实际用处，不能晾衣服，也不能当双杠玩，但它立在那里，你就觉得不一样，因为它就是中心，你就得仰视它。

几天后，刘玉勇午睡醒来，准备出去寄信。阳光猛烈，朔风呼啸，操场上空无一人。他远远看见，旗杆下多出一丛绿色灌木，走近才发现是冯媛媛，她晕倒了，绿色棉衣十分抢眼。刘玉勇叫她也不醒，他没多想，背上她就往县医院跑。

为去无人区，她把自己累倒了。她确实忙碌了几天。没有经费，她要想办法筹措。县政府也无力支持，不过答应把皮卡借给他们用，还专门请人对车辆做了改造。皮卡后车厢原是敞开的，只是拉货用，现在要坐人，就得搭棚子，用编织布挡起来。车厢里安上木板，固定结实，当椅子。座位有限，无法再带上一名司机，好在刘玉勇会开车。这些事情想来容易，一件件做下来，也千头万绪。

县医院比小学校还小，缺医少药，白布棉门帘是发黄的，上面的红十字不太明显。医院的人不知是医生还是护士，给冯媛媛灌了白糖水，他们的诊断是她低血糖，说需要补充糖分，然后休息。喝了糖水后，她醒来，张口就问这是哪里。

刘玉勇说是医院。

她突然激动了，手舞足蹈地说要回去，“我怕医院，我不在这里。”就像撒娇的孩子。

他想了想，觉得“低血糖”确实没有待在医院的必要，就同意了，他背她回宿舍。她趴在他背上，软软的，像没有骨头。

走出医院，天色已黄昏，她突然凑近他耳朵说：“你知道吗？ 校团委派我来支教是有原因的，领导认为我不适合重要岗位的工作了，就是边缘化了。”

他想，她是不能被边缘化的，所以她还在争取，就说：“支教只是一年，很快就回去了。”他记得，当初她劝他来支教的时候，可不是这样讲的。

她说：“有些事，你不明白。我可能没有一年时间了。”

刘玉勇那时已经知道冯媛媛的一些情况。工人家庭的孩子，她是老大，家里有两个妹妹，一个上大学，一个上高中。她身上有与生俱来的狠劲，大约从小就是一路拼搏过来，凡事总要争先，都得靠自己，坚忍无畏，不会迂回，也不能迂回。她是这些人里从不抱怨高原反应的一个人， 但她似乎又不是总能如意的，世界上没有人可以永远如意，刘玉勇认为她并不懂这道理。

他以为她指的是提拔的时间没有一年了，就笑着说：“这种事，总是很难说的。”

晚上，所有人都去看望冯媛媛。跟她一个宿舍的女生说，冯媛媛昨天就晕过一次了，她往洗脸架上挂毛巾，一仰头就倒了。

陈空竹是最后一个来的，他一进来，刘玉勇就发现陈空竹在跟所有人使眼色，暗示他们出去说话。人们陆续离开，叮嘱她放心休息。刘玉勇等冯媛媛睡着了，才走出来，看见一堆人都聚在旗杆底下，就也走过去，听陈空竹说什么。

“冯媛媛不是劳累，是癌症。当然，晕倒可能是因为劳累，但她确实得了癌症，而且是最麻烦的血癌，就是白血病，预计活下去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年了。”

陈空竹说。

“真的吗？ ”刘玉勇不信。

陈空竹补充说，他在校团委认识一些人，那些人将本该保密的消息告诉他了。陈空竹总是有各种灵通的消息的。冯媛媛在校团委办公室的人缘，显而易见并不好。那些人对她也就少了善意，尽管她是绝症患者，尽管她叮嘱他们要为她保密，但她的同事还是出卖了她，将秘密以一传十，她来支教后，她得白血病的事在大学已经无人不知了。

“你们可以去问！ ”陈空竹言之凿凿，又说，“大学里的那些人对冯媛媛的病也唏嘘啊，她毕竟年轻，但想起她争强好胜的劲儿……”他没继续说下去。“她来支教不是校领导的本意，校领导是想她回内蒙古休养，好好治疗，就把她手中的学生工作给了其他人。她怎么甘心？ 直接敲门去找校长，说学校把她的一切都剥夺了，然后主动要来支教。”

“为什么？ ”

“这还不明白吗？ 她一方面是赌气，另一方面，她根本就没想治病。”

“也是，白血病得花很多钱的。”

“她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

“难怪她那么想去无人区呢？ ”

“我不想跟她去送死。”

陈空竹说：“不只白血病。还有呢，我听老梁讲，有时在无人区里会碰见牧民，游牧的人更可怕，那些人会抢走你所有的东西，连内衣都抢光，然后杀人、抛尸，反正也没人去管他们。这种事，这地儿出了好几回了。”

“是啊，生死面前，都是小事啊。”

“好在还没出发，还来得及。”

突然一阵大风，国旗在他们头顶呼啦啦地打了一个卷儿，随即又展开，在灰黑色的半空中，精神抖擞地招展着。

五

刘玉勇死了。

这些年他们这些人联系不多，彼此都换过几次住址和电话，早些时候换了号码的人还发短信相互通知，但也只是通知而已，苏文存下来，然后再不联系，仿佛躺在手机通讯录里的，不过是一个个死人。在苏文的世界里，很多人都是这样死去的。人还在，你也知道人家还在，但因为再也想不起来，其实就跟死了一样。苏文也愿意自己死在别人手机里。多清净！

刘玉勇这次可是真死了。苏文想，对一个人来说，另一个人大概是可以死两次的。一次是你心里认为他已经死了，对你没有意义了，一点儿都不重要了；另一次才是他真死了，这就是生理意义上的判决了。不过，也有一些人，生理意义上讲是已经死了的，但他对你依然重要，这就不免难办一些，因为会痛苦。

这些年虽然都没什么联系， 可他们互相还是有邮件地址的， 是早年留下的。大概五年前吧，陈空竹说聚一次，陈空竹似乎是这些人里最喜欢活动的人，所有的群体里，都会有这样一个耳报神。

五年前那次聚会在北京，簋街上一个热火朝天的川菜馆。人来得不齐，只四个，另四个没来。有的推说在国外旅行，有的说家里出了事儿，理由都是不容置疑的。十人的大圆桌没坐满，每人之间都隔着一张空椅子，空荡又阔绰，他们在包间入座，避开大堂里的火热。席面上的转盘慢悠悠转，一碟碟的凉菜就像当时的场面一样冰冻着。他们硬着头皮交谈，因为彼此的境遇都相差很大。刘玉勇和陈空竹算是混得好的，一个从政、一个经商。从政的刘玉勇话很少，为官的人都这样，轻易不说话，说话不轻易。陈空竹说得很多，主要关于他新开盘的项目，令他头疼，环保局一直在给他找麻烦。苏文和小郑的日子过得不如他们，但小郑也乐于描述自己的小家庭。他拿出自己一家人的合影，妻子和他一样长着圆滚滚的娃娃脸，儿子自然也是娃娃脸，一家三个娃娃。

苏文呢，他一直在一个研究院的实验室当器材保管员。他喜欢这工作，因为不必接触太多人。他接触的都是器材，比如烧杯和试管。在那个研究院，他的办公室很隐蔽，要穿过曲折的走廊，上两层楼梯，再下一层楼梯，才能隐约看见油漆脱落的木门上的字———器材室。开门有一小间，一张桌子上方，日夜都悬两根亮着的日光灯。灯下面坐着的，就是苏文了。苏文身后，是另一扇门，常年锁着，门钥匙在桌子的抽屉里。门后是研究院的器材。

苏文这样告诉他们，这看门人的工作，其实很不错的，像是隐姓埋名了，但隐姓埋名的，一般都是高人啊。他不负责做实验，上班期间只是在日光灯下看小说，主要是看武侠，认为最好的是古龙。如此时间越过越快，转眼，他就看了二十几年小说。

他们在席间又留了一遍电话和地址，竟像是预备以后要频繁联系的样子。

陈空竹找服务员要一张纸， 服务员不耐烦地给了他们一张饭店新菜品的宣传彩页，他们把各自的信息都写在这张新菜单的背面，算是自我交代了。

临走的时候，陈空竹把那张菜单带走了。他说整理好后发给大家。苏文后来就收到了这份四个人的通讯录，仅此而已。陈空竹在邮件标题上写着：太阳小组通讯录，保存备忘。他们那时自称为太阳小组。学校还有另一支支教小组，去了安徽大别山地区，是月亮小组。那次聚会，刘玉勇是专程从县城赶来北京参加的，足够真诚。现在想来，那该是最后一次见他了。苏文不觉得遗憾。

根本不必备忘，人的记忆其实是很奇妙的，想忘记的东西，千方百计也忘不掉；想记住的东西倒也能记住。记忆的海绵永远不会饱和，倒是会变形，而且很多年以后你才会发现，它变形得有多厉害，真不可思议。比如陈空竹说刘玉勇这人，当年那么瘦。苏文却觉得不是，他记得刘玉勇是他们中最壮实的一个。

五年前那次见面的时候，刘玉勇倒是显胖。白脸颊垂下两团粉团状的肉，很松动。他的胖也是松动的，轻轻一戳就会破掉的气泡一般。

现如今，通知刘玉勇去世的邮件，又是陈空竹发来的。点开邮件前，苏文迟疑了一下，他的邮件很少，毕竟，他是一个被遗忘的人，而且凡是通过邮件传递的消息，大概也没那么紧要。但陈空竹邮件里的消息却让苏文意外———刘玉勇因公坠楼身亡，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在后天，星期六上午，A 县殡仪馆，请务必参加。

坠楼？ 苏文想，坠楼的事如今媒体上倒是常见，似乎官员特别容易脚底打滑。刘玉勇因公坠楼。“因公”这两字稀奇，不知道是不是陈空竹自己加上去的？

邮件还说，去吧，好多年没见了。

苏文想了很久，主要考虑交通方式。追悼会在后天，星期六，A 县离北京不远，开车一个多小时，但苏文没车。火车只有慢车，时间反花得多。

星期五的时候，陈空竹又打电话来，说他会开车去，让苏文搭车。苏文猜想，陈空竹只是怕他不去才这么说的。

星期六早上六点半， 苏文坐上了陈空竹的奔驰车， 去参加刘玉勇的追悼会。出北京城的高速公路十分空旷，少有人在这样的清晨踏上行程，除非是像他们这般，赶着去和另一个生命告别。

告别，也是了结，苏文想。如果真的可以是了结的话，那也不错，他这样说服自己走一趟。

尽管有预期，但苏文还是没料到，小组成员里来参加葬礼的只有他和陈空竹两个。这一次，那些人连个不容置疑的借口都没给出来。

陈空竹很不满。苏文说：“来干吗呀，又不认识谁。”刘玉勇是县城里他们唯一认识的人，但现在他死了。

陈空竹说：“好歹一起支过教，爬过山嘛！ ”

苏文说：“那算什么，得一起扛过枪才算什么。你笑什么？ ”

陈空竹笑道：“这话不全，得一起扛过枪、嫖过娼，才算兄弟。”

“他们为什么不来？ 难道都恨他吗？ ”苏文问，他记得他们当年对刘玉勇都有些怨恨的。

“不知道。你呢？ ”陈空竹说。

“我？ 我不恨。”苏文如实相告，他确实没必要去恨一个死人。

县城里的丧事，追悼会的阵势不小，因公坠楼，规模就更大了，想来是重要的部门都要出面的。乌泱泱站一地的人，他们谁都不认识。鞭炮的碎纸片铺成一大片，奔丧的人们踩上去，都软绵绵地粘在鞋底。

他们径直往里走，没人跟他们打招呼，似乎他们本来就应该出现在这里。

陈空竹去看殡仪馆院落四周的花圈，都挂着长长的白色挽联，盖住一部分色彩艳丽的纸花。县委、县政府的两只花圈最大，一左一右像两扇白色大门，把进入灵堂的门挡掉大半，如此，灵堂里便光线昏暗。他们走进灵堂的时候，里面并没有人，只有刘玉勇的遗体躺在正中棺材里。棺材不是透明的那种，全盖住了，什么也看不见，大概跳楼，不，坠楼死的人，死相是很骇人的。棺材四周是颜色饱和的塑料花，棺材上方是刘玉勇的遗照。苏文不敢往前走了，便拉陈空竹出来。

“冯媛媛那时可真好看，胸下面直接长屁股。”对着灵堂中央横幅上白地的七个黑字，陈空竹没来由地说起冯媛媛。

苏文没接话，也看那字，“刘玉勇同志千古”。

从灵堂出来，在殡仪馆门口找到签到处。苏文觉得其实没有签到的必要，他可不想刘玉勇的亲属对自己的名字产生兴趣，然后追索出那些往事。

他问陈空竹：“你说刘玉勇会知道我们来了吗？ ”

陈空竹说：“所以我们得签个到，这样他才知道啊。”

苏文不答，他觉得这是个玩笑。死去的人都有在天之灵的，既然有在天之灵，也许是会知道人间的事情的。

陈空竹兴冲冲跑去签到处，那里只有几个粗笨的小姑娘，自称是“刘玉勇同志治丧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陈空竹再问，她们紧张地交代说，她们都是城建局的职工。今天算加班，是有加班费的———一个不太有心计的小姑娘坦言。陈空竹笑着告诉她们，“那过会儿我们再来，是十点开始吗？ ”她们就一起拼命点头，像是巴不得这个说普通话的陌生男人尽快离开。

看时间，追悼会还要过半个小时才开始。院内的人越聚越多，他们都生活在这里，也许彼此间还有好几层亲属关系，可以无碍地说家常话。这都是苏文和陈空竹无法参与的。他们只好先走出殡仪馆，在县城的马路上逛。

陈空竹说他想喝咖啡了，还说自己这辈子只对咖啡上瘾，现在他发达了。

“上瘾是发达的人身上才会发生的事。”苏文取笑他。陈空竹原来是他们中间最穷的人。

“喝个咖啡你那么多话，这破地方什么都没有。”陈空竹点了一支烟，骂道。

苏文不抽烟，也不喝酒、不喝茶、不喝咖啡。的确，他就是活得这样无趣。

“你活得真没劲。”陈空竹总这样说他。苏文不在意，反正别人都活得挺有劲的。

这世界上从来都不缺有劲的人。苏文的劲，在二十多年前就被放空了，像针扎了的皮球，这些年里，他一直在哧哧漏气。

殡仪馆的位置大概很偏僻，上午九点多，路上什么也没有。间或有些小楼，都蒙上黑乎乎一层炭灰，仿佛烟熏火燎了一百年。偶尔有条狗，悠哉地横穿过马路，绕道踱步去往路边的早点摊。早点摊上坐着几个同样常年被烟熏火燎的人，都端着硕大的碗，声音响亮地喝东西。也许是豆浆或小米粥，肯定不是咖啡。

陈空竹锲而不舍要去找咖啡。他说，六点就起床，开了两个小时车，才到这个破县城，现在什么也比不上一杯咖啡更带劲了。“我觉得我撑不到追悼会了，困到只想找个地方躺一会儿。”

他们走到早点摊，陈空竹竟真开口问人家有没有咖啡。

正在专心炸油条的女老板，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他们，又把脸一扭。

陈空竹穿一套笔挺的黑西装， 装模作样打了条黑领带， 是标准的中介着装。苏文想，陈空竹这个房产老板总有本事把自己弄成房产中介的样子。

女老板撂下夹油条的夹子， 抬起右手指着一个模糊的方向， 说：“直走左拐，有个小卖部。”

“你饿不饿？ ”陈空竹问苏文。苏文摇头，但陈空竹还是买了一屉小包子，边走边吃。“刘玉勇就是从这儿出去的，大学毕业又分回来，这么无聊。”陈空竹左顾右盼。

苏文问：“他怎么死的？ 什么是因公坠楼？ ”

“哦，他是去工地死的，检查工作吧？好像是。那是个什么纪念馆，然后他一脚踩空了，从楼上掉下来，直接就死了。哎，这种死法。”

“跟冯媛媛一样。”苏文小声说。

陈空竹说：“你知道从一楼跳下和从十楼跳下，有什么区别吗？ ”

“什么？ ”

“我告诉你，从一楼跳下，声音是，啪———啊啊啊；从十楼跳下，是，啊啊啊———啪。”陈空竹分别学着两种叫声，自己笑起来。

苏文也笑，虽然他们刚从殡仪馆出来，其实不该大笑的。冯媛媛当年从山上坠落，没发出一点儿声音。

“她不会叫的。冯媛媛跌落的高度，相当于十层楼？ 不止，我猜有三十层楼吧，她连‘啊啊啊———啪’都没有。”陈空竹说，像是还在回味自己刚讲的笑话，又不全是，因为他这次没笑。

“是的，她怎么会喊呢，她已经不能喊了。”苏文说。

陈空竹吃掉最后一个小包子， 随手扔了塑料袋， 说：“这事儿是不是挺神的，当年冯媛媛这么死的，现在刘玉勇也是，这两人是不是很奇怪？ ”

他们已经走过了拐弯的路口，左拐，果然看见一家小卖部。

苏文想去把塑料袋捡回来，他总是做这样的事情，虽然又觉得其实没用。

捡回来又怎么样，扔进垃圾箱？ 塑料一样被掩埋，一百年都不分解；或者被焚烧，那更可怕，塑料化成有毒的气体，破坏地球的臭氧，融化南极的冰川，让海平面上升。所以，那只塑料袋是不是被扔进垃圾箱，对那些必然发生的事完全没有影响。

小卖部卖速溶的纸杯咖啡，可以帮忙冲泡。陈空竹边泡咖啡边跟小卖部刚睡醒的老板娘打趣。

苏文问：“你为什么不带个杯子？ 不要用纸杯？ ”

陈空竹奇怪地看他，说：“什么？ 你在说什么？ 我不明白。”

他不会明白。他这些年做了多少这样的事，用掉无数的纸杯，扔了大把的塑料袋。他还盖房子，铲掉地上的树木和庄稼，建成空旷得毫无必要的别墅区。

苏文简短地解释：“纸杯不环保。”

“啊？ 我有没有听错吧？ 你是环保主义者？ 哦，对了，我忘了你那个研究院就是研究这个的。环保嘛。不过，我没带杯子，我总想不起来带杯子，再说，空气这么差、环境那么差，又不是我一个人用纸杯给闹出来的。”陈空竹大概被咖啡烫了嘴，吐着舌头呼气。

“不是的，我不为环保。”苏文从没告诉过别人，他为什么拒绝使用这些东西。

“不为环保？ 那为什么？ 省钱啊？ 我告诉你别省钱，你光棍儿一个，就别成天想拯救地球了。”陈空竹很不满。

“不，不是，我不拯救地球，我是怕环境越来越差，冰川会融化，你知道冰川融化是什么后果吗？ 你不害怕吗？ ”苏文说。

陈空竹嘟囔着：“还说不是拯救地球……”然后愣了一下，小心翼翼地问：“是跟冯媛媛有关吗？ ”

“是的，她会被发现的，如果冰川融化，她会被什么人发现的。那地方那么冷，她掉下去会立刻被冻住，就像速冻食品一样，她不会腐败，她会一直是那个样子，哦，我不敢往下想，你肯定知道。”

“是的，她会被发现，她头上的伤也会被人发现……”

“我查过的，说在那样的地方，她会一直保持死亡时的样子，速冻啊，太可怕了。如果有一天，我是说如果冯媛媛被发现，她还会是当年的样子，没有老，没有皱纹和白头发，但我们……”

咖啡杯里升腾出袅娜的水汽，但他们已经喝不下咖啡了。

“刘玉勇死了。”陈空竹仿佛想了很久，才想出来该说点儿什么。

“他死了。”苏文也毫无必要地重复。

他们握着发烫的杯子，往殡仪馆的方向走，似乎都有意放慢脚步。殡仪馆里挂着刘玉勇的大幅遗像， 也许是仓促间找来的， 反正死者的形象不是太端庄，眯着眼睛，似乎在盘算什么，但也足够提醒所有人这样的事实———现在，他死了。

“天哪，我们在这里干什么？ ”陈空竹突然喊起来。

“不是你非要拉我来这里的吗？ ”苏文说，“我们这些年又没什么联系，你为什么非要来？ ”

“人都死了，来看一下，为什么不来啊？ 你以为不来，那些事情就会忘掉吗？ ”

苏文说：“来了又怎么样呢？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这些人我们都不认识，我们只认识那个死人，刘玉勇那个死人。”

“我想，我们需要平静一下了。”陈空竹说，“其实，我一直觉得，是他救了我们。不是吗？ 我们应该来，不管怎样。”

“我总觉得，他死得很……怎么说呢？ 你相信吗？ 坠楼？ ”苏文说。

陈空竹说：“天哪，我们都经历了什么，坠楼或跳楼，有什么区别吗？ 他真有可能跳楼，别人不知道，可是你知道，我也知道，他是有可能跳楼的。”

他们回到车上，打开暖风，天其实并不冷，比当年的青海暖和太多了。苏文说：“我只是觉得多活一天，都是赚来的。”

“那你还过得这么没劲。”

“你过得有劲！ ”

“是啊，我有劲啊，因为我多活一天就是白得的，我得更有劲一些，要不这些年，我怎么这么拼？ 我现在更拼了，因为每过一天，我的时间就少一天。”

“他，我是说刘玉勇，这些年到底怎么样？ ”

“不是太清楚，就这样吧，在这地方待着，我看跟死了也差不多。”

“你是不是看我的日子，也跟死了差不多？ ”

“你？ 对，你也跟死了差不多。”

“都得跟你一样赚大钱才行吗？ ”

“你不理解我，别人不理解就罢了，你也不理解，我从冰山上捡了条命回来，就是要拼命活，拼命享受的。难道要我去跳楼吗？我可不像你，我说，你每天没事儿，都在琢磨什么？ ”

苏文的确每天都没事儿，只是他什么也不想琢磨。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看武侠小说。

苏文问陈空竹，“你知道马月云吗？ ”

“谁？ ”

“马月云，你不知道，是古龙小说里的人，一个女的。”

“哦，我不看古龙，她怎么了？ ”

马月云的名字在古龙小说里只出现过三次，苏文说，她是古龙写过的最悲伤的人物。因为她一生都很平淡，有两个孩子，丈夫和蔼、木讷，小户人家的温存日子罢了，你以为她就是这样一个农妇。但有一天，她家里的地道出现了一位老者，她从来不知道自己家有个地道，后来她才明白，原来丈夫一生都只为一个使命———在地道的出口等待营救老者。丈夫也不知道这任务会出现在哪天，也许立刻，也许永远都不会。丈夫一生的沉稳和低调，不过都是伪装。

“那又怎么样呢？ ”陈空竹问。

“丈夫完成了使命，在地道口接应了老者。为灭口，他杀了妻子马月云和他们的两个孩子。”

“啊，然后呢？ ”陈空竹迟疑着。

“没有然后，这就是农妇马月云的一生。”苏文说。

“你他妈的给我讲这个故事，是几个意思啊？ ”陈空竹嚷起来。

苏文没回答， 他想陈空竹完全明白了马月云的一生———用一辈子的时间等待一件事情的发生、一个时刻的到来。所有人生都可以简化为这样的模式。

这样一想，一生就变得平常了。不是吗，无论如何用力经营，不过是在某刻走向终结。马月云的丈夫如此，马月云也如此，冯媛媛如此，刘玉勇也如此，这世界上的每个人，莫不如此。他们也许二十几年前就都会死掉，像冯媛媛一样，一起葬身冰川，成为一锅的九个速冻饺子，永远也不被发现。他们现在的命都是白得的。这样一来，很多事就都不重要了，至少对苏文来说是这样。他在研究院从未调动过岗位，升迁的事也永远跟他无关，他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人们都这样看他。他无所谓，反正命都是捡来的，他已经赚了。

陈空竹又问苏文，“你知道前阵子《九个太阳》又火了一把吗？ ”

“什么？ ”

“你不看电视吗?”

“不看。”

“有个选秀节目，比赛唱歌那种，周晓鸥，就是那个光头，又唱了一遍《九个太阳》，那场他拿了冠军。”陈空竹说。

“哦。”苏文点头，若有所思，其实，他只是不想再谈论那首老歌了。

陈空竹说：“也就这样了吧，那歌好多年没听了，乍一听，还是挺好听的。”

“那又怎么样啊？ 我们都逃不掉。”苏文一直这样想。

“我看我们该进去了，既然都来了，是吧？ ”陈空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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