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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顾东桥书002
书名： 一读就懂的传习录 作者： 王阳明 本章字数： 12661 更新时间： 2024-04-18 10:11:25

“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学，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即理也，学者学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若后世广记博诵古人之言词以为好古，而汲汲然以求功名利达之具于外者也。“博学审问”，前言已尽。“温故知新”，朱子亦以温故属之尊德性矣。德性岂可以外求哉?惟夫知新必由于温故，而温故乃所以知新，则亦可以验知行之非两节矣。“博学而详说之”者，将“以反说约也”。若无反约之云，则“博学详说”者果何事邪?舜之“好问好察”，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于道心耳。道心者，良知之谓也。君子之学，何尝离去事为而废论说?但其从事于事为论说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谈说以为知者，分知行为两事，而果有节目先后之可言也。

【译文】

来信写道：“您所解释的《大学》中格物的学说，我理解为专注于探求本心，这似乎还可以说得通。但是，对于‘六经’和‘四书’中提到的‘多闻多见’、‘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学审问’、‘温故知新’、‘博学详说’、‘好问好察’等学习方法，这些都是在做事和讨论中明确要求的，学习的步骤和细节不能混乱。”

关于格物的意义，我之前已经详细解释过了，关于它与本心的联系，想必你也不再需要我再做解释了。至于“多闻多见”，这是孔子针对子张过于追求外在、好高骛远，只想通过多听多看来学习，却不能反求诸己、心存疑虑的毛病而说的。孔子的这些话是为了纠正子张的毛病，并不是教导人们要这样学习。孔子曾经说过：“有些人自己不懂却凭空臆造，我不是这样的人。”这话与孟子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意义相同。这是为了强调德性的良知，并不是来源于见闻。如果说“多闻，选择其中好的来学习，多见并且记住”，那只是专注于见闻这些细枝末节，已经沦为次要的学习方法了，所以说“知之次也”。如果把见闻之知看作次要的，那么所谓的上等知识又指的是什么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圣人在求知和用力方面的关键所在。

孔子对子贡说：“赐啊，你以为我是博学并且记住的吗？不是的，我是用一个基本观念来贯通的。”如果学习真的在于博学强记，那孔子为什么要欺骗子贡，说出这样错误的话来呢？一以贯之，不是致其良知又是什么呢？《易经》说：“君子多记取前贤的言论和行事来畜养自己的德性。”如果以畜养德性为目标，那么凡是多记取前贤的言论和行事的，哪一样不是畜养德性的事情呢？这正是知行合一的体现。

“好古敏求”，是喜好古人的学问，并且努力探求自己内心的道理。心就是理，学者学习的是这个心，求的也是这个心。孟子说：“学问之道没有别的，就是找回自己放失的心罢了。”这并不是像后世那样，广泛记忆、背诵古人的言词就叫做好古，而是急切地追求外在的功名利禄。“博学审问”，前面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温故知新”，朱熹也认为温故属于尊德性。德性怎么可以从外在求得呢？只有知新必然来自于温故，而温故也是为了知新，这也可以验证知行并不是两回事。“博学而详说之”，是为了“以反说约”，即回归简约。如果没有回归简约的说法，那么“博学详说”又是为了什么呢？舜的“好问好察”，只是为了在道心中致其精一罢了。道心，就是良知。君子的学问，何尝离开过做事和讨论？但他们做事和讨论，都是为了知行合一，正是为了致其本心的良知。而不像世上那些只空谈口耳之学的人，把知行分为两事，而且还有明确的步骤和先后顺序。

【解读】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容易把良知和知识看作是一回事，认为它们都是关于对错的判断。但实际上，良知和知识是有本质区别的。良知是我们内心深处的道德标准，像一块试金石，能够检验我们的行为是否正当；又像指南针，指引我们走向正确的道路。而知识则是我们通过学习和经验积累得来的，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应对世界。

从本质上来说，良知是我们内心的本体，是我们与生俱来的道德意识。而知识则是这个本体发挥作用时所产生的结果。换句话说，良知是我们内心本源的道德力量，而知识则是这股力量所展现出来的形态。

良知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具有验证具体事物变化无穷的能力。这意味着，无论我们面临怎样复杂多变的情境，良知都能够为我们提供准确的道德判断。

那么，如何培养和发挥我们的良知呢？这就需要我们去实践，去行动。通过不断地去恶存善，我们可以让自己的良知更加充实，更加光明。事实上，良知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它就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不需要到外面去寻找。即使是那些做过坏事的人，他们的内心深处也依然存在着良知的善念。只要我们愿意去发掘和呵护它，就一定能够让它发出耀眼的光芒。

【原文】

来书云：“杨、墨之为仁义，乡原之乱忠信，尧、舜、子之之禅让，汤、武、楚项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摄辅，谩无印证，又焉适从?且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未尝考识，使国家欲兴明堂，建辟雍，制历律，草封禅，又将何所致其用乎?故《论语》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此则可谓定论矣。”

所喻杨、墨、乡愿、尧、舜、子之、汤、武、楚项、周公、莽、操之辨，与前舜、武之论，大略可以类推。古今事变之疑，前于良知之说已有规矩尺度之喻，当亦无俟多赘矣。

至于明堂、辟雍诸事，似尚未容于无言者。然其说甚长，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则吾子之惑将亦可以少释矣。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见于《吕氏》之《月令》、汉儒之训疏。六经、四书之中，未尝详及也。岂吕氏、汉儒之知，乃贤于三代之贤圣乎?齐宣之时，明堂尚有未毁，则幽、厉之世，周之明堂皆无恙也。尧、舜茅茨土阶，明堂之制未必备，而不害其为治。幽、厉之明堂，固犹文、武、成、康之旧，而无救于其乱。何邪?岂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则虽茅茨土阶，固亦明堂也；以幽、厉之心，而行幽、厉之政，则虽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讲于汉，而武后盛作于唐，其治乱何如邪?天子之学曰辟雍，诸侯之学曰泮宫，皆象地形而为之名耳。然三代之学，其要皆所以明人伦，非以辟不辟，泮不泮为重轻也。

【译文】

来信写道：“杨朱、墨子的仁义之道，乡愿的忠信之乱，尧舜子之的禅让，汤武楚项的放伐，周公、王莽、曹操的摄政辅佐，这些都没有实际的印证，又怎么能够确定他们的正确与否呢？而且对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也没有进行过考察和认识。如果国家想要兴建明堂、设立辟雍、制定历法、进行封禅，他们又能够提供什么帮助呢？所以《论语》中说‘生来就知道的人’，那只是因为他们理解了义理罢了。至于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也必须通过学习然后才能验证它们在实际中的应用。”这可以说是一个定论了。

你所说的关于杨朱、墨子、乡愿、尧舜子之、汤武楚项、周公、王莽、曹操的辩论，和我之前关于舜武的论述，大体上可以类推。对于古今事变的疑问，我之前在良知之说中已经用规矩尺度作过比喻，应该不需要再多说了。

至于明堂、辟雍等事情，似乎还需要说几句。不过这个话题很长，我先就你的话来谈一下我的看法，也许能够稍微解开你的疑惑。明堂、辟雍的制度，最初见于《吕氏春秋》的《月令》和汉代儒者的注解。六经、四书之中，并没有详细记载。难道吕氏和汉儒的见识，比三代的圣贤还要高明吗？齐宣王的时候，明堂还没有被毁坏，那么到了幽王、厉王的时候，周朝的明堂都还好好的。尧舜住在茅屋土阶之中，明堂的制度未必完备，但并不妨碍他们治理天下。幽王、厉王的明堂，固然还是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候的旧制，但却无法挽救他们的乱世。为什么呢？难道能够以仁爱之心来推行仁爱的政治，那么即使是茅屋土阶，也等同于明堂；而以幽王、厉王之心来推行幽王、厉王之政，那么即使是明堂，也只是暴政产生的地方吗？汉武帝开始在汉朝讲授这些制度，而武后则在唐朝大力推行，他们的治乱又如何呢？天子的学校叫做辟雍，诸侯的学校叫做泮宫，都只是根据地形来命名的罢了。然而三代时候的学校，关键都在于阐明人伦关系，而不是以辟不辟、泮不泮为重要的标准。

【解读】

王阳明这位大哲学家认为，真正的圣人，他们的心境高尚并不会因为周围环境或制度的简陋、不完善而有所动摇。换句话说，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并不在于他们身处多么富丽堂皇的环境，而在于他们内心的坚定与高尚。

进一步来说，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即使他生活在一个简陋的屋子里，他的志向和决心也不会因此而受到丝毫的影响。这种精神力量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它能够超越物质的束缚，达到一种更高的境界。

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这种“穷而不乏”的品质更是难能可贵。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人们往往容易被外在的物质所诱惑，从而忽略了内心的追求。然而，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并不在于我们拥有多少物质财富，而在于我们是否拥有一颗坚定、充实和不被外界所动摇的内心。这样的品质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追求和珍视的。

【原文】

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制礼作乐，必具中和之德，声为律而身为度者，然后可以语此。若夫器数之末，乐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筑豆之事，则有司存也。”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于“敬授人时”也。舜“在璇玑玉衡”，其重在于“以齐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养民之政。治历明时之本，固在于此也。羲和历数之学，皋、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尧、舜之知而不遍物”，虽尧、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于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虽曲知小慧之人，星术浅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无所忒。则是后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贤于禹、稷、尧、舜者邪?

封禅之说，尤为不经，是乃后世佞人谀士所以求媚于其上，倡为夸侈以荡君心而靡国费。盖欺天罔人，无耻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马相如之所以见讥于天下后世也。吾子乃以是为儒者所宜学，殆亦未之思邪?

夫圣人之所以为圣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释《论语》者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夫礼乐名物之类，果有关于作圣之功也，而圣人亦必待学而后能知焉，则是圣人亦不可以谓之生知矣。谓圣人为生知者，专指义理而言，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礼乐名物之类无关于作圣之功矣。圣人之所以谓之生知者，专指义理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学而知之者亦惟当学知此义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当困知此义理而已。今学者之学圣人，于圣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学而知之，而顾汲汲焉求知圣人之所不能知者以为学，无乃失其所以希圣之方欤?凡此皆就吾子之听惑者而稍为之分释，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论也。

【译文】

孔子曾说：“一个人如果不仁爱，礼对他有什么用呢？一个人如果不仁爱，乐对他又有什么用呢？”制定礼仪，创作音乐，必须具备中和的德行。只有声音符合音律，身体符合礼仪的人，才能谈论这些。至于那些具体的礼仪细节，那是乐工和祝史的事情。所以曾子说：“君子所重视的道有三点……而那些具体的小事，就有专门的人去负责了。”

尧命令羲和，恭敬地遵循上天的法则，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他重视的是“准确地授予人们时令”。舜“在璇玑玉衡”，他重视的是“用这些来使国家的各种政务都井然有序”。这些都是他们怀着仁爱百姓的心，来推行养育百姓的政策。制定历法，明确时令的根本就在这里。羲和关于历数的学问，皋陶、契未必懂得；禹、稷也未必懂得。即使尧舜自己，也未必完全懂得这些知识。但是到了现在，我们遵循羲和的方法，一代代地修订完善，即使那些只有一些小聪明的人，星象知识浅薄的人，也能推算预测而没有差错。难道这意味着后世那些只有一些小聪明的人反而比禹、稷、尧、舜还要贤明吗？

封禅的说法尤其荒诞不经，这是后世那些巧言谄媚的人用来向君主献媚的手段，他们鼓吹夸大的排场来扰乱君主的心志，浪费国家的财力。这是欺骗上天，愚弄百姓，是最大的无耻行为，是君子所不齿的，也是司马相如被天下后世讥笑的原因。你竟然认为这是儒者应该学习的，恐怕你没有仔细思考过吧？

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们生来就知道一些道理。但是解释《论语》的人说：“生来就知道的，只是义理而已。至于那些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也必须通过学习然后才能验证它们在实际中的应用。”如果礼乐名物这类东西，真的和成为圣人有关，那么圣人也必须通过学习才能知道，这样就不能说圣人是生来就知道的了。说圣人是生来就知道的，是专指义理而言的，而不是指礼乐名物这类东西。既然如此，那么礼乐名物这类东西就和成为圣人无关了。圣人之所以被称为生来就知道的，只是因为他们生来就懂得义理，而不是因为他们生来就懂得礼乐名物。所以，学而知之的人也只是通过学习懂得了义理，困而知之的人也只是在困境中懂得了义理。现在的学者学习圣人，对于圣人所能知道的东西，他们不能通过学习而知道，却反而急切地想知道圣人所不能知道的东西，这不是失去了他们追求圣人的方向了吗？以上这些都是针对你的疑惑而稍作的解释，还没有涉及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论述。

【解读】

东桥先生认为，若国家有意兴建明堂、制定历律、筹备封禅大典、设立辟雍等事务，这些都不是轻易能办到的。必须首先对礼乐的各种细节、规矩和度数进行深入的考证和研究，确保一切都明白无误，才能顺利推进这些国家大事。他的观点着重于礼仪制度的完备和精确。

然而，王阳明先生则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是否清明、是否得民心，并不在于是否有宏伟的明堂、精确的历律、盛大的封禅仪式或气派的辟雍。真正的关键在于君主是否具备仁爱和仁慈之心，是否推行仁政。如果君主缺乏仁爱和仁慈，那么即使拥有再华丽的明堂、再完备的辟雍，也都是形同虚设，毫无实际意义。

王阳明先生在这里强调的是内在修养和道德情操的重要性。他提醒人们，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培养仁爱之心，才是治国的根本。只有内心充满仁爱，才能做出真正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决策和行动。这样的君主，即使没有豪华的明堂和繁复的礼仪，也能赢得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因为他们的仁政已经深入人心。

【原文】

夫拔本塞源之论不明于天下，则天下之学圣人者，将日繁日难，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犹自以为圣人之学。吾之说虽或暂明于一时，终将冻解于西而冰坚于东，雾释于前而云瀚于后，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无救于天下之分毫也已。

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雠者。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则尧、舜、禹之相授受，所谓“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其节目，则舜之命契，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当是之时，人无异见，家无异习，安此者谓之圣，勉此者谓之贤，而背此者虽其启明如朱，亦谓之不肖。下至闾井田野，农、工、商、贾之贱，莫不皆有是学，而惟以成其德行为务。何者?无有闻见之杂，记诵之烦，辞章之靡滥，功利之驰逐，而但使孝其亲，弟其长，信其朋友，以复其心体之同然。

是盖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于外者，则人亦孰不能之乎?

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迨夫举德而任，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视才之称否，而不以崇卑为轻重，劳逸为美恶。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当其能，则终身处于烦剧而不以为劳，安于卑琐而不以为贱。当是之时，天下之人熙熙，皆相视如一家之亲。其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异，若皋、夔、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务，或营其衣食，或通其有无，或佣其器用，集谋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愿，惟恐当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视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乐而不耻于不明礼，视夷之通礼即己之通礼也。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譬之一人之身，目视、耳听、手持、足行，以济一身之用，目不耻其无聪，而耳之所涉，目必营焉；足不耻其无执，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盖其元气充周，血脉条畅，是以痒疴呼吸，感触神应，有不言而喻之妙。此圣人之学所以至易至简，易知易从，学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

【译文】

夫拔本塞源之论不明于天下，则天下之学圣人者，将日繁日难，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犹自以为圣人之学。吾之说虽或暂明于一时，终将冻解于西而冰坚于东，雾释于前而云瀚于后，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无救于天下之分毫也已。

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雠者。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则尧、舜、禹之相授受，所谓“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其节目，则舜之命契，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当是之时，人无异见，家无异习，安此者谓之圣，勉此者谓之贤，而背此者虽其启明如朱，亦谓之不肖。下至闾井田野，农、工、商、贾之贱，莫不皆有是学，而惟以成其德行为务。何者?无有闻见之杂，记诵之烦，辞章之靡滥，功利之驰逐，而但使孝其亲，弟其长，信其朋友，以复其心体之同然。

是盖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于外者，则人亦孰不能之乎?

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迨夫举德而任，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视才之称否，而不以崇卑为轻重，劳逸为美恶。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当其能，则终身处于烦剧而不以为劳，安于卑琐而不以为贱。当是之时，天下之人熙熙，皆相视如一家之亲。其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异，若皋、夔、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务，或营其衣食，或通其有无，或佣其器用，集谋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愿，惟恐当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视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乐而不耻于不明礼，视夷之通礼即己之通礼也。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譬之一人之身，目视、耳听、手持、足行，以济一身之用，目不耻其无聪，而耳之所涉，目必营焉；足不耻其无执，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盖其元气充周，血脉条畅，是以痒疴呼吸，感触神应，有不言而喻之妙。此圣人之学所以至易至简，易知易从，学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

【译文】

如果拔本塞源的学说不能在天下广为传播，那么天下学习圣人之道的人，将会日益感到繁琐和困难。这些人将会沦落到如同禽兽夷狄的地步，却还以为自己是在学习圣人之道。我的学说即使能暂时在某一时刻被人们理解，但终将像西边的冰解冻而东边的冰更坚，前面的雾散去而后面的云更浓。我尽管喋喋不休地阐述，但最终对于挽救天下人来说，却没有丝毫的帮助。

圣人的心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他们看待天下的人，没有内外远近之分。凡是有血气的生物，都是他们的兄弟儿女，他们无不希望这些生物能够安全并得到教养，以实现万物一体的理念。天下人的心，最初与圣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后来被个人的私欲所蒙蔽，被物欲所阻隔，使得原本广大的心变得狭隘，原本通达的心变得闭塞。人们各有各的想法，甚至有的人把自己的父子、兄弟视为仇敌。圣人对此深感忧虑，因此他们推广天地万物一体的仁爱之心，来教化天下人。他们希望人们能够克服自己的私欲，去除自己的蒙蔽，以恢复心体的本然状态。圣人的教化主要在于传承尧、舜、禹的道统，即“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其具体的内容，则是舜所传授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伦。在唐、虞、三代时期，教化者只以此为教，学者只以此为学。在那个时候，人们没有不同的见解，家庭没有不同的习惯。遵守这些规则的人被称为圣人，努力实践这些规则的人被称为贤人，而违背这些规则的人，即使他们像朱砂一样明亮，也被称为不肖之人。从闾井田野到农、工、商、贾这些卑贱之人，无人不学习这些规则，而且他们都以成就自己的德行为最重要的任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繁杂的见闻和记诵的烦恼，没有辞章的泛滥和功利的追逐。他们只需要孝顺父母、尊敬兄长、信任朋友，以恢复心体的本然状态。

这些规则是人性中本来就有的，而不是从外部借来的。那么，人们又怎么能不遵守它们呢？在学校里，只以成就德行为事。对于才能的差异，如有的人擅长礼乐，有的人擅长政教，有的人擅长水土播植等，则根据他们的德行，让他们在学校中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才能。等到他们德行兼备，就让他们终身担任相应的职务而不轻易变动。任用他们的人只知道同心同德，以共同安定天下的百姓。他们看重的是才能是否称职，而不是以地位的尊卑、职务的劳逸来区分好坏。被任用的人也只知道同心同德，以共同安定天下的百姓。如果他们能够胜任自己的工作，那么即使终身从事繁重的工作也不会感到劳累，安于卑微的工作也不会感到低贱。在那个时候，天下的人都和和睦睦，像一家人一样相亲相爱。那些才能较低的人就安心于农、工、商、贾的本分工作，各自勤勉地从事自己的职业以相生相养而没有羡慕高官厚禄的心。那些有特殊才能的人如皋、夔、稷、契等人就出来各展其才。这就像一家人一样，有的人负责经营衣食，有的人负责互通有无，有的人负责提供器具用品。大家集思广益、齐心协力以满足生活上的需求。只怕自己负责的事情做不好而增加了别人的负担。所以后稷勤于耕种而不以自己的不懂教化感到羞耻，他把契的善于教化看作是自己的善于教化；夔主管音乐而不以自己的不明礼仪感到羞耻，他把伯夷的通晓礼仪看作是自己的通晓礼仪。这是因为他们的心地纯明，能够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所以他们的精神能够流贯四通，志气能够通达无碍而没有人与我的区别、物与我的界限。这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眼睛负责看、耳朵负责听、手负责拿、脚负责走以满足一身的需要。眼睛不以自己不能听为耻而耳朵所听到的眼睛必定去看；脚不以自己不能拿为耻而手所探索的脚必定前往。这是因为他们的元气充周全身、血脉条理通畅。所以一旦有痛痒呼吸的感觉就能够立即作出反应，有不言而喻的妙处。这就是圣人的学问之所以至易至简、易知易从、学易能而才易成的原因。主要在于它的根本只是恢复心体的本然状态，而知识技能则不是它所讨论的。

【解读】

当我们读到“拔本塞源”这个词时，应当理解为阳明先生对当时社会风气的观察和评论，而非他提出的一种主张。如果我们错误地将其视为一种主张，那可能就与“溯本浚源”或“正本清源”混淆了。实际上，阳明先生在这段深入的讨论中，正是针对当时的学风问题，提出了要正本清源的观点。

阳明先生强调，在学校教育中，品德的培养应当放在首位。但同时，他也明白每个人的才能和天赋都是不同的。有的人擅长礼乐，有的人擅长政治教化，还有的人擅长农田水利等实务。因此，他提倡因材施教，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和兴趣，提供有针对性的教育，使他们的才能在学校中得到更进一步的提升。

王阳明深知，人人生而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不足。因此，我们不能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教育和评价所有人。他的这种思想体现了他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尊重。同时，他也非常注重教育的循序渐进和先后顺序，认为这是符合人的自然发展规律的。

确实，只有真正做到因材施教，才能最大程度地激发每个人的潜能，帮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也是阳明先生教育思想的核心所在，对我们今天的教育实践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原文】

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术昌；孔孟既没，圣学晦而邪说横。教者不复以此为教，而学者不复以此为学。霸者之徒，窃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内济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圣人之道遂以芜塞。相仿相效，日求所以富强之说、倾诈之谋、攻伐之计，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时之得以猎取声利之术，若管、商、苏、张之属者，至不可名数。既其久也，斗争劫夺，不胜其祸，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霸术亦有所不能行矣。

世之儒者慨然悲伤，黄猎先圣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补于煨烬之余，盖其为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圣学既远，霸术之传积渍已深，虽在贤知皆不免于习染，其所以讲明修饰，以求宣畅光复于世者，仅足以增霸者之藩篱，而圣学之门墙遂不复可睹。于是乎有训诂之学，而传之以为名；有记诵之学，而言之以为博；有辞章之学，而侈之以为丽。若是者纷纷藉藉，群起角立于天下，又不知其几家，万径千蹊，莫知所适，世之学者如入百戏之场，欢谑跳踉、骋奇斗巧、献笑争妍者，四面而竞出，前瞻后盼，应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游淹息其间，如病狂丧心之人，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时君世主亦皆昏迷颠倒于其说，而终身从事于无用之虚文，莫自知其听谓。间有觉其空疏谬妄、支离牵滞，而卓然自奋，欲以见诸行事之实者，极其所抵，亦不过为富强功利五霸之事业而止。

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趋愈下。其间虽尝瞽惑于佛老，而佛老之说卒亦未能有以胜其功利之心；虽又尝折衷于群儒，而群儒之论终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见。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其出而仕也，理钱谷者则欲兼夫兵刑，典礼乐者又欲与于铨轴，处郡县则思藩臬之高，居台谏则望宰执之要。故不能其事则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说则不可以要其誉。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敖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是以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学小生皆欲通其说，究其术。其称名僭号未尝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务”，而其诚心实意之所在，以为不知是则无以济其私而满其欲也。

呜呼！以若是之积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讲之以若是之学术，宜其闻吾圣人之教，而视之以为赘疣构凿；则其以良知为未是，而谓圣人之学为无所用，亦其势有所必至矣！

呜呼！士生斯世而尚同以求圣人之学乎?尚同以论圣人之学乎?士生斯世而欲以为学者，不亦劳苦而繁难乎?不亦拘滞而险艰乎?呜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终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万古一日，则其闻吾拔本塞源之论，必有恻然而悲，戚然而痛，忿然而起，沛然若决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非夫豪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起者，吾谁与望乎！

【译文】

在夏、商、周三代末期，王道衰微而霸道昌盛。孔子和孟子去世后，圣人的学问变得晦暗，而邪说则横行无阻。教育者不再以此作为教育的内容，学者也不再以此作为学习的对象。霸道之徒窃取先王的近似之道，表面上假借其名义，实际上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天下人纷纷效仿，趋之若鹜，导致圣人之道被阻塞。人们相互模仿，追求富强之说、倾诈之谋、攻伐之计，一切都是欺骗天地、蒙蔽人心，只为了一时的声名利益。像管仲、商鞅、苏秦、张仪这样的人，数不胜数。然而，长此以往，斗争劫夺不断，人们深受其害，最终沦落到与禽兽夷狄无异的地步，甚至连霸道也无法再行得通。

世上的儒者对此深感悲伤，他们缅怀先圣王的典章法制，试图在废墟中拾取修补。他们的本心也是想要挽回先王之道。然而，由于圣学已经远离人们很久，霸道的流传已经深入人心，即使是贤明智慧的人也难免受到其影响。他们虽然努力讲明修饰，以求在世上恢复圣学的光辉，但结果只是增加了霸道的屏障，而圣学的门墙已经无法再看到。

于是，出现了训诂之学，人们传习它以为名；出现了记诵之学，人们谈论它以为博；出现了辞章之学，人们炫耀它以为华丽。这些学问纷纷扰扰，群起角逐于天下，不知道有多少家。学问的道路千条万径，人们不知道该选择哪一条。世上的学者就像进入了百戏之场，欢谑跳踉、骋奇斗巧、献笑争妍的人四面而出。他们前瞻后盼，应接不暇，导致耳目昏眩、精神恍惚。他们日夜遨游其中，就像病狂丧心的人一样，不知道自己的家业在哪里。当时的君主也都被这些学说所迷惑，终身从事于无用的虚文，不知道自己在听什么。偶尔有人觉悟到这些学说的空疏谬妄、支离牵滞，想要奋起实践，但最终也只是为了富强功利、五霸之事业而已。

圣人的学问日益远离、日益晦暗，而功利的习气则愈趋愈下。虽然人们曾经被佛老之说所迷惑，但佛老之说最终也未能战胜人们的功利之心。虽然人们曾经试图折衷于群儒之论，但群儒之论也未能破除人们的功利之见。到现在为止，功利的毒害已经深入人们的骨髓，并且已经习以成性了几千年了。人们相互以知识自高、以势力相轧、以利益相争、以技能相高、以声誉相取。他们出仕做官时，管理钱谷的人想要兼管兵刑之事，掌管礼乐的人又想要参与人事任免之权。他们做郡县官时就想着如何攀升到更高职位；做台谏官时就期望成为宰相要员。因此他们如果不能胜任其事就不能兼任其官；如果不通晓其学说就不能获得其声誉。他们记诵广博只是为了增长其傲慢之气；知识丰富只是为了行其恶事；见闻广博只是为了肆意辩论；辞章华丽只是为了掩饰其虚伪。因此像皋陶、夔、后稷、契等古代圣人所不能兼任的事情而如今的初学者和小生们都想要通晓其学说并研究其方法。他们虽然口头上也说要“共成天下之务”但实际上他们的诚心实意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已。

唉！以这样的积习和心志再加上这样的学术环境难怪他们听到我们圣人的教诲会视为多余和繁琐；难怪他们会认为良知并非正确而说圣人的学问没有用处这也是必然的趋势啊！

唉！士人生在这样的时代还想要求得圣人的学问吗？还想要讨论圣人的学问吗？士人生在这样的时代而想要做学问不也是劳苦而繁难吗？不也是拘滞而险艰吗？唉可悲啊！所幸的是天理在人心中始终不会被泯灭而良知的明亮也是万古如一日的。那么他们听到我拔本塞源的论说必然会有恻然而悲、戚然而痛、忿然而起的感觉就像决堤的江河一样势不可挡了。如果不是豪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起的人我又能和谁一起期待呢？

【解读】

阳明先生在这一大段深入的议论和论述中，紧接着上一节的内容，继续就当时的学风问题展开讨论。他明确指出，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乃至广大学者，都已经背离了先圣学说中的根本教义——天理，导致传统文化的弘扬受到了严重阻碍。这种背离不仅扰乱了人心，还进一步污染了整个社会风气。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阳明先生提出了正本清源的解决方案。他坚信，只有通过正本清源，才能恢复社会的正常秩序，净化人们的心灵。因此，他将希望寄托在了学生们身上，期待他们能够承担起这一重任，为社会的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时，阳明先生也强调了等待的重要性。他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正本清源的理念终将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的共识。这一过程需要人们的耐心等待和不懈努力。他告诉人们，成功需要等待，而等待并不意味着消极无所作为，而是要积极准备，迎接未来的挑战。

因此，我们应该深刻理解阳明先生的思想精髓，勇于承担责任，积极行动起来。同时，也要学会耐心等待，相信时间的力量，坚信正本清源之理终会流畅于世间。这样，我们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前行，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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