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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云飞渡
书名： 刘少奇的故事 作者： 冯世平 本章字数： 3070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24

1927年6月19日至28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召开。此时，控制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集团，已经逐渐暴露出反动本质。蒋汪合流，联手反共的趋势日益明显。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次大会同中共五大、太平洋劳动大会一道，被称为紧急时期的三次重要大会。

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章》规定，每年应举行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研究劳工运动形势，制定斗争策略。按照原定计划，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应于5月1日在汉口召开，因筹备太平洋劳动大会，才顺延至6月中旬。6月18日，大会举行了预备会议，选举了二十五人的大会主席团。刘少奇、苏兆征、李立三、邓中夏等人为主席团成员，刘少奇还兼任大会的审查委员会主任，负责审查各地的产业工会决议。此外，他还负责大会文电的起草工作。

6月19日上午，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中央人民俱乐部正式举行。到会的正式代表有四百多人，代表着中华大地上近一千五百万有组织的工农等劳动阶级。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国民革命军及各机关。团体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参加太平洋劳动大会的外国代表也出席了会议。

开幕式上，首先宣读了大会致全国公众的通电。在这份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的通电中，开宗明义地宣布：“际此反动势力汹涌之时，大会誓与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同生死、共患难，反对帝国主义者之武装干涉，反对反动派对于工农之屠杀及工农自由之限制，并绝对赞助农民获得土地之一切争斗，与工、农、小资产阶级结成革命同盟，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及封建、买办大资产阶级等反动势力，完成国民革命，求得中国民族及被压迫阶级之解放。”

在气氛热烈的讨论中，代表们对刘少奇所作的会务报告，对全国总工会一年来的工作表示满意。正如刘少奇在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三届执委会，在一年来的工作中，能够认清革命的环境和时机，对全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斗争作出了适当的指导。如成功地领导了省港工人大罢工、全国工人反帝爱国一小时总罢工和支援北伐战争等，并指导广大工友通过有组织的斗争改善自身的生活状况等。这些斗争的胜利，有力地体现和证明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

在这次非常时期的重要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和候补常务委员。

6月28日傍晚时分，也就是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闭幕前夕，武汉卫戍司令部突然派兵占据了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的办公机关，并大肆骚扰和破坏。面对突然出现的反动事件，刘少奇、李立三、苏兆征等总工会领导人毫无惧色，他们挺身而出，直接向武汉政府和军队负责人交涉，据理力争。最后，迫使武汉卫戍司令部不得不以“误会”做理由撤回了部队。

就在刘少奇等人回击武汉政府内反共右派猖狂进攻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们，却被接二连三出现的反共事件弄得手足无措，在退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为了向国民党政府表白中共的合作态度，限制工农运动以防“滋生事端”，陈独秀主持的中共中央于6月28日召开紧急中央常务会议，商讨应付目前局势的对策。在会议上，陈独秀决定：解散湖北省总工会所属的工人纠察队，交出枪支、梭镖和棍棒，并命令湖北省总工会立即执行。

湖北省总工会直属的武汉工人纠察队，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它在对敌斗争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对于建立这样一支工人武装，作为湖北省总工会负责人之一的刘少奇，倾注了大量心血。从装备的购置、人员的选调扩充到组织的健全，他都直接过问。为了提高工人纠察队队员的政治思想觉悟，刘少奇多次深入队员中，给他们讲课，使工友们明白身上所负有的责任。特别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面临着国民党右派咄咄逼人的进攻，湖北省总工会于5月19日发出通告，要求工人纠察队加强武装。随后，在反击夏斗寅部叛军的战斗中，刘少奇还部署工人纠察队同叶挺部队协同作战，平息反动派的武装骚乱。由于刘少奇等人的关注，至1927年5月底，武汉工人纠察队已经发展为有五千余人、三千余支枪的武装力量。本来，在时局危急之际，凭借这支武装，共产党人可以坚决反击敌人的进攻，掩护革命队伍从容转入退却，以便保存实力。可是，中共中央的决定，作为共产党员，又不能不执行。于是，湖北省总工会只好发出布告，宣布：“本会为避免反动派造谣起见，业于本月28日将纠察队全体解散，所有前领枪弹，并经交存政府”。

对于中共中央的这一决定，省总工会负责的刘少奇等人，虽然不情愿地执行了。但是，在执行过程中，他们尽了最大的力量减少损失。在刘少奇等人的安排下，武汉工人纠察队中公开活动的共产党员，被陆续转移到贺龙、叶挺的部队，使他们继续在革命队伍中工作。至于所谓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实际上只是将一些破旧的枪支和梭镖集中起来交给了当局，以应付差事。几天之后，即7月2日，刘少奇抱病向湖北省总工会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向工人代表们报告了解散工人纠察队的原因和过程。

7月12日，在日益严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又一次召开紧急会议。这次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陈独秀停职，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

临时中央组成后，力求挽回不利局势。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反击国民党右派的大好时机已经丧失，形势日趋恶化。此时，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的行径已经肆无忌惮，大批的工农骨干遭到屠杀，作为革命中心堡垒的武汉，已成了即将沉没的一叶孤舟。鉴于汪精卫集团的反共本性日益显露，武汉国共合作最终难免分裂，中共中央开始作应变准备，把在武汉已经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分散到各地去。

有组织的退却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当时中国共产党掌握的部队，大部分驻扎于江西；而且江西的革命力量也比较强一些，工农群众基础较好。于是湖北的一些共产党员，纷纷向江西转移。

刘少奇在处理和安排完武汉工人纠察队的善后事宜后，也准备撤离武汉。在这革命处于剧变的危急关头，刘少奇夫妇又一次经历了骨肉分离的痛苦。这时他们的女儿刘爱琴刚刚出世只有四个月，带着襁褓中的孩子根本没有办法从事秘密活动。经过再三考虑，实在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刘少奇夫妇遂决定将女儿寄养在汉口一位工人家中。安顿好女儿后，刘少奇经党组织安排，前往避暑胜地庐山，做短暂的休息。

7月15日，汪精卫等人认为全面“分共”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不顾国民党左派的反对，悍然召开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在会上，汪精卫大谈什么“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要对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作出“应有处置的方法”。会议作出了关于“分共”的决定，公开背叛了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不久，蒋汪完全同流合污，在武汉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员和工农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

“七·一五”之后，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决定在南昌举行暴动，并委派临时中央常委周恩来组织前敌委员会，负责指挥起义。刘少奇在庐山得到了关于中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并“要他有所准备，注意自己的安全”的通知。

1927年8月l日凌晨，武装暴动如期举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会议。会议旗帜鲜明地清算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并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八七”会议，是一个历史的转折，它为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斗争道路。

“八七”会议后不久，刘少奇便化装成水手模样，悄然下山，在庐山脚下的星子县登上一艘客轮，驶向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去迎接新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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