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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国民党右派
书名： 刘少奇的故事 作者： 冯世平 本章字数： 3881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24

1927年 2月，中华全国总工会由广州迁往武汉，会址设在汉口西成里华园旅社。

由于革命的中心已经转到了长江中游的武汉，斗争的形势迫切要求总工会尽快担负起领导和发动工人运动的重任。因此，总工会执委会扩大会议决定：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成员未到齐之前，先由刘少奇、李立三、项英、朱少连等人组成临时全总常委会，负责日常工作。

为了欢迎中华全国总工会迁往武汉，刘少奇以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的身份主持起草了告全体工人书，指出：全国总工会迁汉，与国民政府迁鄂一样，具有重要意义。他表明，革命的势力已经发展到中国的中心地带，必将大大地推动这一地区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

就在长江中游革命形势顺利发展之时，2月下旬，从上海传来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失败的消息。原来，当北伐军向上海、浙江方向展开进攻之时上海工人阶级为迎接北伐军举行了武装起义。2月19日，上海数十万工人在总同盟罢工的基础上，发起了反对封建军阀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与数月前举行的第一次武装起义一样，由于准备不足和时机不当，未获成功，遭到反动当局的镇压。

消息传到武汉，工人们义愤填膺。2月23日，在血花世界总理纪念堂，刘少奇主持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湖北总工会召开的声援大会，有一千五百多工友参加。大会决定：本会和各工会分别拍电报一致声援；各工友每月捐出一部分工资给予援助；各工会和全体工友随时听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命令，准备最后行动。为了反对英帝国主义出兵干涉中国革命，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举行一小时的全国总罢工，以示抗议。2月28日上午10时，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声号令下，全国有七个省的二百万余工人联合举行了大罢工，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令行禁止、战斗统一作风。

这次由全国总工会发起的七省大罢工，检阅了工会运动的成绩，它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团结斗争，达到了新的规模。然而，革命的道路并不平坦，斗争的形势也非一帆风顺。中国革命的发展，特别是工农革命势力的蓬勃兴起，不仅引起各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的惊恐，也引起了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资产阶级右派的不安。他们相互勾结，千方百计地在革命队伍中寻找代理人，以图扭转革命的方向。

1927年3月，随着北伐军的作战转向长江中下游的江西、浙江，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其反动政治面目逐渐显露出来。3月6日，江西赣州市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被蒋介石的部下杀害，这是蒋介石背叛革命的前兆，也是他向革命阵营发起进攻前的试探。

对于来自革命阵营内的反动逆流，刘少奇作为一名工人运动的领袖，站在捍卫北伐革命和工人阶级利益的立场上，给予了坚决的反击。他不仅亲自主持参加武汉四十万人追悼陈赞贤的大会，而且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矛头直指蒋介石。文章指出：在北伐军总司令坐镇的江西，竟然发生了军人枪杀工会委员长的事件，值得国民政府及全国革命民众的严重关注。文章认为，“蒋总司令如果没有改变他前此拥护民众利益的主张，断不能纵容一班反动派如此凶横残杀工人领袖。因此，应该采取断然的手段，枪毙凶手，肃清一切反动派，保护真正工人的工会，并从优抚恤死者。如其不然，那我们不能不怀疑现在总司令所坐镇的江西了。”在文章的结尾，刘少奇号召：“全国革命团体及革命民众应该认为江西这事件的发生，是摧残革命，是革命战线内反革命的开始。大家应一致起来奋斗，督促政府及党部肃清一切反动派，并竭力援助江西的革命民众，务必达到国民革命之完全成功”。这铿锵有力的文章，一针见血，点破了革命营垒内部假革命分子的伪善面目，无疑是一篇讨伐反革命分子的战斗檄文。

在革命发展的紧要关头，内忧外患接踵而至。4月3日，汉口又一次发生了帝国主义枪杀中国同胞的血腥惨案。这一天，日本水兵在街头殴打一位中国人力车夫，并刺死了一名前来救助的工人。在发生事件的现场，愤怒的群众当场将肇事的日本水兵抓住，扭送省总工会。随后，日本驻军竟派大批武装水兵登陆，向群众开枪射击，打死打伤群众二十余人。这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联合对革命中心武汉实行经济封锁后的又一次明目张胆的挑衅。

“四三”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刘少奇连续主持召开了武汉各团体紧急会议和省总工会代表会议，报告惨案经过，议决对付办法。会后，在湖北省总工会的领导下，全市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罢市。罢课和游行示威等抗议活动，并提出七项条件，要求国民政府对日进行交涉。此时，武汉国民政府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企图采取退缩的方针来处理这一惨案。但是，由于刘少奇领导湖北省总工会及各界群众的坚持斗争，仍然取得了迫使日方同意撤退水兵、拆除租界内防御工事等项的胜利。

进入1927年的4月，中华大地上掀起了阵阵反革命的逆流，帝国主义勾结革命队伍内的反动派，准备扼杀中国革命的意图日益显露。4月9日，刘少奇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召集的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分析斗争形势，号召大家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阴谋作不妥协的斗争。与此同时，刘少奇还为汉口《民国日报》撰写文章，对风云变幻的局势和国内外敌人可能出现的相互勾结情况作了分析。在分析中，刘少奇直言不讳地指出：帝国主义者看到单纯用暴力手段不能征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于是，又加紧在革命阵营内扶植代理人的阴谋活动。“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的方法，分为硬软两种，硬即炮舰政策，软即办教堂、学校、报纸宣传等，来麻醉和离间中国人。”最近他们“极力奖励赣州、九江发生的反动行为，挑拨革命战线之分歧，实较炮舰政策为尤凶”。当时，对于国内外反动派相勾结对革命力量的进攻，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一味退让，使得反动派气焰甚嚣尘上，而刘少奇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之一，敢于直言不讳，奋起反击，实属难能可贵。

4月中旬，形势急转直下，反革命势力终于公开向革命人民举起了屠刀。4月12日，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迫不及待地撕下了自己的假面具，公开投靠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发动反革命政变，血洗上海，将众多的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推入了血海之中。这一天的早上，蒋介石首先指使全副武装的青洪帮流氓打手冒充工人，从租界涌出，先后在闸北、南市、沪西、吴淞、浦东等区袭击工人纠察队，双方发生激战。事态扩大后，蒋介石调动军队，以调解工人“内讧”为由，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并疯狂逮捕和屠杀工人。拥有近三千人的工人纠察队被解除了武装，死伤达三百多人。随后，反动当局又命令军队进行大规模的搜捕，顿时，上海成为白色恐怖的世界。

就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同一个月，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在北京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并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杀害。

5月21日，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将屠刀指向了工农民众……

一时间，全国各地黑云翻滚，杀气腾腾，大批共产党员和工农民众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面对敌人的猖狂进攻，刘少奇率领武汉三十万工人进行了坚决的反击。他亲自组织工人纠察队在武汉三镇昼夜巡逻站岗，警惕反革命分子的突然袭击；他亲自部署抗议行动，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工人和各界群众举行游行、集会，声讨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行径；他还利用舆论阵地，撰写反击文章，驳斥敌人对工农运动的污蔑，号召人民大众团结起来，讨伐蒋介石，严惩一切摧残工农运动的反革命分子。

国民党右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革命的形势突变，北伐战争面临危机。就在这一关键时刻，为了总结教训，确定紧急时期的方针和任务，中国共产党在4月27日至5月9日于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出席了会议，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此次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于前一年11月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并根据这个决议案的精神，批评了陈独秀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刘少奇和毛泽东等人一起，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对挽救革命、摆脱危机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5月中旬，当中国革命正处在危急关头之际，正在率领工人们同反动派斗争的刘少奇，不得不分出部分精力，主持在汉口召开的第一次国际性工人代表会议——太平洋劳动大会。

太平洋劳动大会，是赤色职工国际发起并委托中华全国总工会具体筹办的。自五卅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声望日隆，在世界职工运动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引起各国工人运动的注意。因此、赤色职工国际决定邀请各国的工会代表到中国召开东方各国职工大会。按照原来的计划，会议在广州召开，但由于李济深在广州叛变，只好改到汉口。

5月20日，太平洋劳动大会在汉口开幕。参加大会的有关国家代表共三十三人，他们分别代表了苏联、美国、日本、印尼、朝鲜、法国和英国的劳工阶级。中国代表有刘少奇、苏兆征、李立三、林育南等十五人，共代表着一千四百五十万有组织的工人。此外，参加大会的还有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中央党部等单位的代表。

在太平洋劳动大会期间，刘少奇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作了讲演，他指出：“中国工人阶级，自从被帝国主义侵略以后，几十年来，处在非人的生活状态下，这种非人的生活，至现在开始渐渐走向改善的道路。”在谈到中国工人的痛苦时，刘少奇介绍了颇具典型意义的湖北应城矿工的悲惨境况，他强调，“中国工人阶级要同世界无产阶级巩固的联合起来，才能打破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联合进攻的危险。”针对国民党右派勾结帝国主义背叛革命的现实，刘少奇满怀信心地表示：中国工人阶级已经觉醒，而已经觉醒的工人阶级是不可侮的，他们决心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尤其是太平洋各国的无产阶级，誓把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把国内的反革命镇压下去，坚决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在反对革命的狂潮阵阵袭来之时，借太平洋劳动大会这个国际劳工舞台，刘少奇发表的宣言，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工人阶级同反动派斗争的坚强意志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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