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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运领袖
书名： 刘少奇的故事 作者： 冯世平 本章字数： 4885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24

1924年的旧历年底，刘少奇接到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通知，让他离开安源，前往广州，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全国劳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会书记部）指导、推动全国工人运动的组织形式之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于1922年5月，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根据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为迎接工人运动高潮的到来而发起的。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国的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于是，为了总结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以来工人运动的经验，研究新形势下工人运动的方针、策略，迎接和推动工人运动的新高潮，1923年底，由当时中国最大的四个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中华海员总工会和广东工人代表会共同发起、筹办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鉴于这次大会的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决定由富有斗争经验和理论水平的刘少奇参加大会的筹备工作，并作为大会发起单位之一的汉冶萍总工会的会长。

接到上级党组织的通知后，刘少奇夫妇匆忙打点行装准备奔赴新的工作岗位。然而，眼前未满周岁的孩子却让小两口犯了难。原来，结婚后不久，何宝珍便生下一个儿子。此时，夫妻双双就要到新的工作岗位上去，可孩子尚在襁褓之中。随身带走吧，不方便；不带走吧，何宝珍怎么舍得扔下自己的亲生骨肉呢？望着母子俩那难舍难分的景象，刘少奇思索片刻，果断地说：“搞革命，孩子带在身边不行。再说，革命随时都有可能牺牲，孩子跟着我们也很危险。”工人俱乐部的一些骨干分子听说后，都纷纷上门来要求收养这个孩子。正在这时，刘少奇的哥哥刘云庭从长沙来到安源，目睹此事，要求将孩子带回宁乡炭子冲抚养。最后，刘少奇同意将孩子送回老家。

当时，大家都认为这是临时的安排。可是，谁能想到，此后刘少奇夫妇为革命东奔西忙，根本顾不上孩子。这中间，除了1925年冬他们在回湖南时看过儿子一次外，一直到1938年的夏天，十四岁的儿子才被送到延安刘少奇身边。这时，何宝珍已经牺牲四年了。

1925年的春天，刘少奇与何宝珍告别了战斗两年多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工友们的依依惜别之中，踏上了新的征途。

离开安源后，刘少奇先到上海，再到广州，为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而忙碌着。在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内，他主持起草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决议案》、《经济斗争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等三十多个大会文件，为劳动大会的胜利召开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5年5月1日至9日，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在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正式开幕。这是一次组织全国工人阶级大军，向帝国主义、军阀和资本家宣战的动员大会。大会总结了三年来工人运动的经验、策略和教训，提出了在新的形势下工人运动的方针和策略。大会通过了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等文件和决议，宣布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一百六十六个工会，共拥有有组织的工人五十四万，是一次中国新兴工人阶级力量的大检阅。

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还选举林伟民、刘少奇、苏兆征、邓中夏等二十五人为首届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在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林伟民当选为委员长，而初出茅庐的刘少奇，由于自领导安源工会、汉冶萍总工会和筹备劳动大会以来成绩卓著，表现了不凡的领导才干，被执委会一致推选为总工会副委员长，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领袖。此时，刘少奇还不到二十七岁。

根据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决定，中华全国总工会设在广州，并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刘少奇认为，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加强对这里工人运动的发动、组织和领导，对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大会闭幕不久，刘少奇即受总工会的委托，赴上海组织总工会办事处，并负责指导上海和北方的工人运动。

1925年5月下旬，刘少奇匆匆赶到上海，着手组织办事处的工作。这时，中共中央又通知他马上赶往青岛，具体指导青岛四方机车厂一万五千工人的大罢工。接到通知后，刘少奇立即动身北上，赶往青岛。

刘少奇到达青岛四方机车厂时，这里的工人大罢工刚刚结束。他立刻深入到工厂工友群众中调查了解情况，召开骨干会议，强调罢工胜利后必须加强工会的组织和思想建设，使工会成员扭成一股绳，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反扑。他告诫工会领导人说：“统治青岛的日本帝国主义是恶狼，中国军阀是帮凶、走狗，他们是决不会放松对工人们的统治和压迫的，大家要提高警惕！”

就在刘少奇在青岛四方机车厂组织工人们严阵以待，准备粉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攻之时，上海方面又传来了由于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而引发工人大规模罢工的消息。中共中央急电刘少奇火速返回上海，加强对这场反帝斗争的领导。刘少奇告别了刚开始共同战斗的青岛工人，匆忙赶回上海。

就在刘少奇从青岛起程赴上海的途中，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青岛惨案”和“五卅惨案”在青岛和上海接踵发生了。在青岛，果然不出刘少奇所料，5月29日，日本资本家勾结山东军阀张宗昌，对四方机车厂等工厂的工会和工人进行疯狂的镇压，打死打伤工人数十人，工会被查封。在上海，5月30日，四千多工人和学生走上街头，为抗议帝国主义屠杀工人的暴行举行游行示威。当示威游行的队伍行至老闸捕房前时，遭到英帝国主义军警的镇压，当场被打死十三人，重伤数十人。英日等帝国主义肆意枪杀无辜中国同胞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义愤，一场大规模的以上海为中心的反帝运动爆发了，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

6月初，刘少奇风尘仆仆赶回上海时，有五十万余人参加的罢工、罢课和罢市斗争已经风起云涌。大街小巷里，贴满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标语；游行、示威、宣讲和募捐的人流，挤满了车站、码头和市区主要街道；工厂关门，商店停业，车马断绝，轮渡不通。与广大爱国同胞三罢斗争形成严重对峙的另一种景象则是：在帝国主义控制的租界内，巡捕遍地，密探往来，荷枪实弹的军警杀气腾腾，将枪口对准了愤怒的中国同胞。亲临斗争第一线，目睹了眼前的一切，二十七岁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心潮澎湃，他既对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和残暴行径义愤填膺，又为广大爱国群众的革命热情而倍感鼓舞。从安源走向上海，刘少奇还是第一次参加领导这样规模巨大的群众斗争。如何站在运动的前面，将这场波澜壮阔的群众斗争引导向胜利？他冷静地思考着，同时也感到了肩上的责任重大。

这场大规模的反帝爱国斗争，从一开始就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之下。5月30日惨案发生的当晚，中共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建立反帝统一战线，把斗争进一步扩大到社会各阶层人民中去，并号召上海人民举行“三罢”斗争，罢工、罢课、罢市！

5月31日晚，在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刘华等共产党员领导下，上海有组织的二十多万工人成立了上海总工会，选举李立三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刘华为副委员长。6月1日，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发表宣言和告全体工友书，宣布要为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而举行总同盟罢工。在上海总工会的号召鼓动下，不仅工人，而且上海的学生、商人都加入到这一运动中来，使得斗争声势空前浩大。

回到上海后，刘少奇马上投入到繁忙的斗争中去。他被任命为上海总工会总务主任，掌管总工会文牍、庶务等几个部门，实际负责总工会的日常工作。后来，由于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成立，而李立三作为总工会代表参加联合会领导工作，上海总工会的具体领导工作便由刘少奇承担了。此时，在闸北路宝山里2号门口，挂着一块“上海总工会”的牌子，这就是领导上海数十万工人开展斗争的中枢。五卅运动以来，这里作为上海工人罢工的“前敌指挥部”，整天人来人往，电话铃声不断，刘少奇和其他工会领导人就是在这里不分昼夜的忙碌着。

6月中旬，正当上海人民的“三罢”斗争进入高潮时，上海总商会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打算提前开市。商会的行动，破坏了有关各方共同达成的统一反帝斗争协议，使上海总工会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

6月20日晚，上海香山路同乡会的会议室内，灯火通明，人声鼎沸。上海总工会在这里召开全市各行业工会代表会议，紧急研究和部署对于商会宣布开市的对策。刘少奇主持了会议。会议上，各行业工会代表都谈了自己的意见。针对斗争中反映出来的各种思想和问题，刘少奇作了系统而详细的发言，他指出：总商会是代表上海买办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它的立场始终站在反对工人的一边；而马路商界联合会则是代表中小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它在斗争中往往动摇不定。唯有工人阶级才是这场运动的主力，工人必须与广大学生、农民、中小商人团结一体，组成联合阵线，才能取得斗争胜利。

刘少奇的讲话，道理新鲜明白，分析精辟透彻，给代表以很大启示和鼓舞。代表会议一致决议：“商界开市与否，工界决不依赖，工界要坚持到底，决不上工。”会议还决定，为了使罢工进一步深入，发动农民兄弟起来，断绝租界内的粮食和蔬菜供应。最后，在刘少奇的提议下，会议作出决议：商界如要开市，必须由总商会每日交付数万元钱给总工会，以救济罢工的工友。最后，在上海市总工会的压力之下，总商会被迫同意工友们的要求，抽取开市后的一部分款项，作为维持工人总罢工的经费。由于总工会的正确指导，上海工人阶级终于经受住了敌人企图瓦解斗争统一战线的阴谋，使大罢工得以继续。

在领导工人的罢工斗争中，发放罢工工人救济费是一件琐碎而又极为重要的工作，它关系到工人队伍的稳定问题。总工会为解决工人生活困难，从全国各地争取捐款，然后，再把捐款分配到每个参加罢工的工人手中。刘少奇深知这是一份艰苦和细致的工作，他率领总工会人员，到工厂和工友住宅区，认真地将一笔笔救济款送到工友们的手中。

进入1925年8月之后，上海工人的大罢工已经坚持了两个多月了。此时，根据斗争双方情况的发展，中共中央审时度势，作出了改变斗争策略、有条件复工的决定。按照党中央的决定：8月10日，李立三、刘少奇召集上海总工会会议，提出复工的九项条件，并以宣言的形式公告社会。

领导数十万工人有组织地在满足基本条件下复工，是一件更为艰巨复杂的工作。此时，由于总工会公开宣布复工，反革命势力嚣张起来，明里暗里对总工会开始了破坏活动。在复杂、险恶的形势下，作为第一线指挥的刘少奇，沉着老练地领导着工人们有组织地复工。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各工厂根据情况的许可，分期分批地开始复工。8月29日，刘少奇主持华商纱厂工人代表开会，耐心地向工人们解释“开工以前，必须向厂主提出一些要求，否则，厂主将会有不利于工人及工会积极分子的举动。但是，所提要求应当能够做得到。与其提出厉害的条件不得解决，不如先提较小的条件，以得胜利。”当天下午，他主持华商纱厂工人代表会，议决了六项复工条件。由于刘少奇的指导，华商工厂在双方达成协议的条件下复工。

复工的斗争，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由于英商工厂的英国资本家最顽固，刘少奇决定将其放在最后一批复工。他领导着工人坚持斗争。然而，这时的形势越来越恶劣了。帝国主义、反动军阀、买办资本家、流氓工贼沆瀣一气，正磨刀霍霍地向总工会扑来，情况万分危急。9月18日，反动当局终于凶相毕露。傍晚时分，湘沪戒严司令部、淞沪警察厅出动大批军警，悍然封闭了上海总工会，当场逮捕工会骨干多人，并下令通缉李立三、刘少奇等工会领导人。一时间，上海滩乌云密布，反动势力甚嚣尘上。

在白色恐怖面前，刘少奇毫不畏惧，镇定自若。就在反动当局封闭总工会的第二天，他一面向北京政府、广州国民政府及全国各大报发出紧急通电，一面抓紧处理各种善后事宜。面对着当局的缉捕令，刘少奇仍然以总工会领导的名义与总商会协商，索取按协议应给工人们的救济费。他继续召开各种党和工会骨干会议，研究营救被捕人员和工友们的复工问题。领导者的一言一行，都极大地鼓舞着坚持罢工斗争的工友，工友们亦采取各种措施护着自己的领袖。9月30日，在英国资本家答应工人提出的七项条件之后，英厂工人也有组织地顺利复工。

五卅运动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总工会组织上海二十多万工人坚持罢工斗争达三个月之久，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买办势力，掀起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在这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刘少奇这位年轻的中国工人运动领袖，受到了更大的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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