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色书屋

“刘九书柜”
书名： 刘少奇的故事 作者： 冯世平 本章字数： 8167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24

1909年，十一岁的刘少奇来到离炭子冲十余里的粉铺子洪家大屋读书。

所谓洪家大屋，并非是一幢高大的房屋，而是宁乡县芳储乡有名的封建大户洪家的宅院。这所宅院占地广、房子多，墙高院深，尤其是门口那一对石狮子，更是气势不凡，显示出主人的地位和身份。洪家不但是当地有名的封建大户，而且是科举出身，书香门第，好几代人在外做官，因此，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为了使幼子洪赓扬得到良好的教育，洪家专门选聘了一位读过师范学院、具有一定新知识的先生——杨毓群，到家里来开设学堂，并招收方圆十多里内品学兼优的孩子来一块读书。

洪家开馆招生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了炭子冲刘家的注意。洪家乃是全县有名的大户人家，对开馆聘师的条件十分挑剔。而所选中的老师杨毓群，亦是当地颇有名气的先生，不但中国传统旧学的根底深，而且对现代科学知识也有一定了解，所以，附近一些人家的子弟纷纷慕名前来求读。刘少奇在得到父母和兄长的同意后，经熟人引荐踏入洪家大门前来应试。通过面试，洪家谢绝了其他求学者，而独独收下了刘少奇。试读几个月之后，洪家正式认可了九伢子的伴读资格。洪家幼子洪赓扬的母亲让儿子与刘少奇以兄弟相称，并按当地风俗结拜为盟兄弟。

洪家是书香门第，近年来渐受一些西方文化的浸润，日常生活中接受了许多新思想、新事物。再者，杨毓群先生，学贯中西，又对现代新式教育有所了解，教学内容和方法不因循守旧，这使得九伢子耳目一新。

在诸多新的体验中，最让九伢子感到新鲜的，是课堂上再也不用日复一日地诵读“四书五经”了，而是由杨先生教授国文、算术和自然知识。国文课的内容，虽然还是古老的传统文化，但并不天天是千篇一律的“子曰诗云”，而是一些有趣的寓言故事，如“刻舟求剑”、“掩耳盗铃”等。这些富有哲理的故事，不但生动有趣，而且由浅入深、鞭辟入里地揭示了生活中的常识和道理，使得刘少奇那幼小的心灵得到了启迪。

学习中，杨先生新的教学方法更令九伢子感兴趣。以往在柘木冲、罗家塘的私塾中，九伢子见惯了先生们耳提面命、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学生稍有调皮行为便打板子。在洪家大屋学堂上，杨先生并不是靠训斥和打骂来督促学生学习，而是凭借生动有趣的讲解和以丰富的知识来吸引学生的兴趣。这种方法，少了一份强迫，却多了一分“磁性”，把师生间的情绪都调动起来，显得生动活泼。因此，在洪家大屋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刘少奇学到了许多过去古书上所没有的新知识。

到洪家大屋不久，九伢子便有一个重大发现。他看到，洪家的姑娘们不仅没有像普通农家女那样紧缠双足，而且显得落落大方，几乎和男人一样。要知道，在封建社会中，妇女是受到歧视的，连孔老夫子都讲“唯小人和女子为难养也”。因此，在当时的那个社会中，妇女要承担生儿育女、侍候丈夫、孝敬公婆和繁杂的家务劳动，不得抛头露面，连有身份的人都对外称自己的妻子为“贱内”。除了社会地位低贱外，妇女还受到封建礼教的肉体迫害，缠足便是典型一例。一般来说，女孩子从五六岁起，就开始经受缠足之苦，用布一层又一层地将稚嫩的小脚捆绑起来，以强制力来限制双足的发育。久而久之，双脚被裹得一丁点儿大。缠足之风，不仅给女性带来一生的痛苦，而且对成年后的劳作和行动都造成极大的困难。可是，封建社会却对这种礼教大加推崇，封建文人、志士、大夫以及官僚们，还以妇女的“三寸金莲”吟诗作对，附庸风雅，极尽摧残女性之能事。

在炭子冲的家中，九伢子亲眼目睹了几个姐姐的裹足之苦，体会到了母亲于蹒跚步履中操持家务的艰辛。然而，由于受到环境和眼界的限制，九伢子并没有对这种“天经地义”的现象提出过疑义。可是，洪家大屋的亲见亲闻，开阔了九伢子的视野，促使他开始思索。

“要是天下女人都不裹足该有多好啊!这样的话，姐姐可以少受痛苦，母亲可以少受劳累。”刘少奇这样想着，“可是，洪家的女子为什么可以不缠足呢？可见，天下事只要用心努力去做，是可以向着美好的方向变化的!”终于，九伢子得出一个结论：既然洪家女孩子能够做到，那么，经过努力，普天之下的女孩子都有放足的那一天。

刘少奇在洪家大屋的学习生活是充实的，他就像一棵久旱逢甘霖的小树苗，贪婪地吸吮着这里所能够提供给他的一切新知识、新气象。可是，家庭境况的差别，也给个性要强的九伢子带来了一丝淡淡的惆怅。洪家是宁乡县有名的富户，家有良田数百亩，祖上几代做官，屋内仆役成群，洪家老小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

“为什么洪家的孩子放学后不用去看牛、割草？为什么洪家的男人不要去下地犁田？为什么这老老小小一大家人不用种田却比种田人家生活得好呢？”刘少奇经常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又找不出答案。在读书生活中，刘少奇与洪赓扬相处很好，洪家和杨先生对九伢子也十分热情，不当外人看。但是，一种农家孩子的自尊，使他感到自己和这个封建大家庭之间的差距。因此，每当学业之外的闲暇时间，一种孤寂的感觉便萦绕在心头。他想念自己辛勤劳作的父母亲和哥哥、姐姐，想念那些一同读书、放牛、打恶狗的小伙伴们。

刘少奇的父亲刘寿生，虽然受过教育，知书达理，却有些古板。他竭力主张孩子受教育，却认为应该专读“四书五经”之类中国传统典籍，对一些刚刚传入国内的人文科学知识不以为然。一天，刘少奇回到家里，向父亲和哥哥、姐姐们讲起在洪家大屋的所见所学，并生动地学着老师叙述了一个“拔苗助长”的故事。九满眉飞色舞地讲着，哥哥姐姐们饶有兴趣的听着……父亲对此却另有看法。他对于满崽在洪家学习一些算术和其他常识还表示赞成，可是，对杨毓群不重视教习“圣人之言”很不满意。于是不久，刘寿生便让满崽停止了在洪家大屋的学业。

辞别洪家大屋后，九伢子带着与洪赓扬依依不舍的心情，转到离炭子冲八里地的花子塘寄读。花子塘，是刘少奇二姐夫家住地。二姐对人慈祥和蔼，九伢子寄居在这里感到比较自由，并且他习惯于姐姐家这种勤劳节俭的农家生活，同小伙伴们玩耍在一起，其乐融融。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刘少奇离开洪家大屋不久，父亲的肺痨病发作了，而且病情一天天加重。1910年的6月25日，父亲病逝，悲痛之中，九伢子又患上了痢疾，大病一场。

养好病之后，九伢子执意要求回到花子塘二姐家继续读书。花子塘的私塾先生叫杨寿吾，是个比较开明的人。杨先生除了教一般的经书以外，也对学生们讲述一些秦汉以来改朝换代的历史故事，间或夹杂一些野史轶闻，使得课堂上的气氛不显得沉闷。

除了讲述一些历史故事之外，杨先生的功课，以教授《左传》为主。《左传》也称《左氏春秋》，相传为春秋末年左丘明所撰，是一本解释史书《春秋》的著作。该书记述了大量古代史料，文笔生动，描述战争场景与人物活动更是精彩，是古代史学与文学的名著。学习《左传》，比过去私塾先生教习的内容有所加深，但毕竟比不上洪家大屋那位通今博古、学贯中西的杨毓群。尽管如此，九伢子仍然十分勤奋地学习，特别珍惜自己的学习机会。

随着学业的长进，单调而又十分局限的私塾，已经不能满足九伢子旺盛的求知欲望了。于是，他开始到处借书来读。同窗周祖三家是他经常去借书的地方。

周祖三家在与炭子冲一山之隔的首自冲，其父周瑞仙是一位倾向进步的知识分子。他早年勤学苦读，争取到了官费留学日本的机会，并且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同盟会。后来，周瑞仙从日本东京宏文师范毕业，怀着教育救国的志向返回湖南，在长沙创办修业学校。周家的孩子们，除了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知识之外，还特别注意吸收一些从外国传来的科学文化知识。在周家的书房里，拥挤地码放着各种各样的书。其中，有周瑞仙在家攻读时留下来的；有他从日本回国时带回来的；还有一些是他在长沙教书时购买的。这一屋子的各类图书，对于渴求知识的九伢子来说，简直就是找到了一处宝贵的矿藏。

九伢子成了这里的常客。他不但经常来此读书，而且还将书借回家里看。在这个知识的海洋里，他被各种各样的新书古籍给迷住了，尽情地读。在书的世界里，他不仅认识了卢梭、华盛顿、瓦特、达尔文等一批外国政治家和科学家，而且也知道了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这些革新派人物的业绩。对于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梁启超鼓吹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九伢子读来新鲜。对书中的一些改良观点、激进主张，他虽不能完全理解，但却引发了他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尤其是在“戊戌变法”中惨遭慈禧太后、荣禄等反动势力杀害的湘籍人士谭嗣同，他十分佩服，并暗暗发誓：要做谭嗣同那样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随着知识的积累，阅历的增加，九伢子的思想逐渐开阔起来，谈问题颇有见地。一次，他和几个小伙伴们路过一个小庙，被山门两侧的一副对联吸引住了，上面写着“惠止南国，戴如北辰”。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几个小伙伴们你一言、我一语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晚上回到家后，刘少奇翻出书本，边看边琢磨，渐渐地弄懂了这副对联的含义。第二天，伙伴们凑在一起又议论这副对子的含义，众人见九伢子一声不吭，便知道他已有定见，于是，便请他解释。九伢子不慌不忙地解释说：这副对子，反映了做田人希望为官者勤政爱民、仁慈廉明的意愿。如果当官的都能施行这样的德政，那么，肯定会受到老百姓的拥戴，就如同夜空中群星望北斗一样。接着，他还讲述了周朝时召伯施行仁政，到南国考察巡行，与百姓同甘共苦的典故；并背诵了《论语》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语录。九伢子旁征博引，鞭辟入里的阐释，令伙伴们折服。此后，九伢子博闻强记、引经据典的事迹在小伙伴和四邻间广为传播。于是，人们送给他一个外号：“刘九书柜”。

十二至十三岁左右的孩子，正是身心发育的旺盛时期。在这短短几年中，九伢子经历了父亲的病故和几次转学，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洪家大屋的所见所闻，周家书屋的广涉博猎，使他的阅历和学识都有了一个飞跃。透过洪家的富足，他看到了社会的不平；新旧学馆的对比，令其体味到旧制度的落后。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思想，使他眼界开阔；谭嗣同的壮烈赴死、慷慨成仁，又使得他热血冲涌，奉为表率。而这一切，又作为涓涓细流、粒粒沙砾，为这位乡村少年日后走上济世救国的革命道路，成为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英勇奋斗的先锋战士，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走出炭子冲

正当刘少奇在屋场附近的私塾读书期间，中国社会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辛亥革命爆发了。

1911年的10月10日，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在号称“居天下之中”的武汉，发动了武装起义。武昌城头一声炮响，各省革命派人士纷纷响应，举国震动，大清帝国的封建统治顷刻瓦解，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民主共和国随之成立。然而，没过多久，革命成果落到了北洋军阀袁世凯手里，社会的情况更加复杂。这种发生在中国社会上层建筑中的变故，像层层展开的涟漪，波及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给少年刘少奇带来了强烈的震荡。

1912年的夏天，在外当兵多年的六哥刘云庭回家探亲，全家人十分高兴，尤其是刘少奇，围着六哥问长问短，竭力想了解外面世界的事情。刘云庭个子高大，性格豪爽，从16岁开始就出外闯荡，18岁时加入了清政府编练的新军，后来成为湖南新军的一个小头目。辛亥革命爆发时，刘云庭及其所属部队参加了长沙起义，因而对这场变革有着很多见识，他都一一讲述给满崽听。

不久，刘云庭离家返归部队。临行前，他给刘少奇留下了一套《辛亥革命始末记》。刘少奇如获至宝，一口气将这套书读了两遍。从这套书中，他了解到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的轰轰烈烈壮举，知晓了孙中山、黄兴等起义领导人的坎坷经历和革命理想，并对革命先驱者那种出生入死、矢志不渝的斗争精神表示了由衷的钦佩。从这时候起，刘少奇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更为关注了。

革命和社会动荡掀起的浪潮，撞击着少年刘少奇的心灵，他更加不满足于在乡场农家和私塾的封闭生活，决心到外面去，投入到时代的洪流中。

1912年的6月，刘少奇说服了家庭，来到了离家二十多里外的西冲山芳储乡小学就读。一踏进校门，他便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一些过去读私塾的小伙伴们又不约而同地聚到了一起。同窗好友见面，伙伴们惊奇地发现，他们所钦佩的“刘九书柜”已经变了个模样：垂在脑壳后面的那根长辫子不见了，长袍和褂子已经换上了学生装，显得英姿勃勃。不久，在刘少奇的带动下，芳储乡小学里的许多同学都剪去了头上的辫子，以表示对封建王朝的决裂和对共和制的支持。

由于刘少奇的好学上进、刻苦攻读，加之有洪家大屋杨毓群先生开启的“新学”基础，他的功课进步很快。仅半年时间，他便以全班最优秀的成绩获得了毕业文凭。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走出炭子冲的刘少奇，满怀着对人生的憧憬，走上了新的道路。此时，对于刚刚挣脱乡场、家庭和亲情狭隘观念罗网的九伢子，“革命”这一概念似乎过于抽象和艰涩了一些，但一心要向周瑞仙那样“做一个有学问、有技术、有本领，能为老百姓救危解困的人”，却是他坚定不移的追求!于是，刘少奇选择了继续升学的道路。

1913年7月，刘少奇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取了宁乡县的玉潭学校。

玉潭学校，是当时宁乡县负有盛名的新式学校之一。原来，辛亥革命之后，湖南省的形势发展比较快，以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新学”，不仅在省会长沙蓬勃兴起，而且在距省城比较近的一些县城中也纷纷建立。设在宁乡县城玉潭镇的玉潭学校，便是这种革新进步浪潮的产物。

宁乡县城称为玉潭镇，因沩水自西向东环城流过而得名，古人美名曰“玉潭环秀”。这里绿树成荫，碧水成潭，石桥飞架，亭台星罗，确实是一处胜境。坐落于镇中心骆公祠里的玉潭学校，其前身是玉潭书院，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为宁乡县名儒学者汇集之处。新改制的玉潭学校，开设有国文、算术、史地、物理、英语、体操、音乐、图画、手工等课程。任课的教师，一般都是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也有一些清末的秀才，大都兼有旧学和西学的丰富知识，而且不少教师受到维新改革的影响，思想倾向进步。这样的学习场所，无疑为学生的进步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环境。

初入校时，从炭子冲闯进城里的刘少奇显得有些土气，被一些同学呼为“乡里伢子”。“乡里伢子”又怎么样呢？矮了半截吗？刘少奇对这种带有歧视味道的称呼毫不在乎，一门心思地读书学习。很快，刘少奇便以自己在学业上的雄厚实力折服了那些小瞧他的“城里伢子”。特别是刘少奇的作文，情文并茂，义理交融，常被国文老师作为范文。

除了国文外，刘少奇对各门功课都感兴趣，尤其关心时事政治，喜爱各种新颖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每当上历史和地理课，老师讲解世界和中国的地域、形势的时候，刘少奇总是凝神地注视着图上的世界，默默地沉思着：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东方大国会变得如此软弱、落后和任人欺凌呢？为什么法兰西、美利坚、俄罗斯这些“列强”们都要到中国来索要土地和赔款呢？中国人在自己家里挨打还输理吗？建立共和后中国又如何发展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刘少奇每天课余时间都要到图书馆去寻找答案。在阅览室里，他仔细地浏览着《申报》、《大公报》、《国民日报》等各种报刊，留心着各种信息、流派、思想和观点，从中汲取政治营养。在玉潭学校就读的三年中，国内外风云变幻，刘少奇经历了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等重大事件，并从这一桩桩事件中得到了历练。

在学习生活中，刘少奇除了刻苦钻研外，还表现出不迷信、不盲从、有主见的特点。有一段时间，国文课中又恢复了尊孔读经的内容，这实际上是当权者在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造舆论。与此同时，学校隔壁的孔庙也热闹起来，尊孔祭孔活动喧嚣一时。在这股复辟风甚嚣尘上时，很多人把持不定，纷纷卷入尊孔逆流；而一些激进学生则拒绝读“四书五经”。面对着这扑朔迷离的形势，刘少奇则有自己的主见：他反对对孔子顶礼膜拜，但对于“四书五经”，则认为可以作为一门学问来研习。刘少奇向同学们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对于孔子、孟子等几位思想家的言论应该区别对待，他们关于为学、立志和做人方面的一些见解，可以作为砥砺年轻人进步的借鉴；他们关于“民为贵”、“为政以德”等方面的观点，可以作为当政者的一面镜子；而对于孔孟反对社会进步、轻视老百姓的思想，则应该摈弃。

刘少奇在玉潭学校学习的三年，正是国内政局动荡，革命与复辟、卖国与爱国诸种潮流混杂而风云迭起的三年。是是非非的风雨，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荡涤着他那颗寻求真理的心，使这位冲破封建牢笼的乡里伢子，在走向成熟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

1915年，即刘少奇考入玉潭学校的第三年，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的1月，日本帝国主义者趁欧美各列强忙于欧战无暇东顾之机，命令其驻华公使日置益，以解决中日两国间的“悬案”为名，向袁世凯提出了旨在独吞中国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企图把中国置于日本帝国的控制之下。5月9日，身为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帝国主义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竟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公然接受了这些丧权辱国的要求。

这个“二十一条”，是一个企图置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罪恶条款，它的内容，连当时参与谈判的袁世凯政府代表曹汝霖都不得不承认：“它包罗万象，集众大成，势力由东北、内蒙以至闽浙，权利由建铁路、开矿产以至开商埠、内地杂居，甚至要求政府机关设立日本顾问，中国军队军械由日本控制，警察由日本训练，小学用日本教师”等。袁世凯接受了这些条款，无异于将神州河山交给了日本帝国主义，等待中华民族的只能是亡国灭种!

因此，这个“二十一条”自然受到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的反对。消息传开，举国上下一片激愤，一场声势浩大的拒日讨袁运动在中华大地上迅速展开。

在邻近省会长沙的宁乡，玉潭学校的同学们听到这一消息后，群情愤慨。刘少奇和贺执圭等同学，当即刺破自己的手指，用鲜血在白纸上写下了“誓雪国耻”的血书。在刘少奇等进步师生的带动下，玉潭学校的学生首先走出校门，在县城张贴“取消二十一条”、“打倒卖国贼”等标语。在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中，玉潭学校五个班次的四百多名学生几乎全部走上街头，投入到讨伐卖国贼的行列中。队伍中，刘少奇身背“毋忘国耻”的牌子走在最前面。他个子高大，声音洪亮，带领大家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打倒卖国贼”、“不做亡国奴”、“坚决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游行队伍从县城北门走到南门，再从大西门返回到东门，街巷里人如潮涌，口号声响彻云霄，小小的宁乡县城如翻了天。

除了组织参加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之外，刘少奇和其他进步同学们还组成了抵制日货小组，四处宣传讲解，号召广大人民起来，采取自觉行动。在这一场斗争中，刘少奇爱憎鲜明，立场坚定，发誓要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贡献自己的一生。为了表示自己那种坚决保卫中华炎黄子孙的志向，他果断地将自己的名字“渭璜”改为“卫黄”。几天后，班里面的同学看到：刘少奇的课本、书籍、笔记本的扉页上，都重新用毛笔工整漂亮地写上了“刘卫黄”三个大字。他还利用业余时间，为自己精心雕制了一枚“刘卫黄”的印章，似乎要把这满腔的爱国热情，倾注在这一刀一笔之中。他的这一举一动，体现了一位17岁青年的拳拳赤子之心。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这一年的12月，窃国大盗袁世凯终于撕去了伪善的假面具，悍然宣布复辟帝制，真的干起黄袍加身，南面称帝的丑事来。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开历史倒车的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与声讨。在举国声讨袁逆的浪潮中，刘少奇和进步同学们拍案而起，再次投入了革命的洪流。玉潭镇上，骆公祠旁，沩水河畔，到处都是与开历史倒车的袁贼不共戴天的呼声。广大师生和人民群众，热烈声援和积极支持蔡锷等人的讨袁义师，旗帜鲜明地站在革命派一边。

1916年3月，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在全国人民一片抗议的浪潮中，被迫宣布取消帝制，随后一命呜呼。

玉潭学校的爱国反袁学潮先后持续了一年多，刘少奇虽然是这次斗争的主要学生代表和领头人，但他并没有荒废学业。在一年多的时间中，他除了参加爱国革命斗争之外，仍然抓紧一切空余时间努力学习各门功课。因此，到毕业考试时，刘少奇的成绩名列全年级第一。

玉潭学校，是刘少奇在学生时代唯一读满了三年的一所学校，也是他比较全面接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一所学校。在这里，他经受了讨袁爱国运动的洗礼，开始为中华民族的内忧外患而焦虑，并开始思考救国救民的大问题。知识、才干的迅速增长，使得刘少奇英姿勃发；斗争风云的历练，使他更加老成持重。毕业之际，来自炭子冲的“九伢子”在他的本子上工整地写下了八个大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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