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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傲骨，贫病交加中离世
书名： 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最后岁月 作者： 杨帆 本章字数： 5086 更新时间： 2024-05-28 10:51:26

陈独秀被捕后，各大报纸争相报道，引起全国各界人士广泛关注，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等社会名流联名致电南京政府与国民党中央党部，强烈要求释放陈独秀；10 月30 日，胡适在北大作《陈独秀与文学革命》演讲，同时给蒋介石发电报，请求释放陈独秀；杜威、罗素、爱因斯坦也纷纷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陈独秀。律师界名流章士钊、郑毓秀、张耀曾等纷纷要求为陈独秀一案出任律师。陈独秀选择好友章士钊及另外四名律师为其出庭辩护。

1933年4月，经江苏省高等法院派员，假江宁地方法院刑二厅三次公开审理，于26 日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13 年，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一年后“以文字为叛国宣传”的罪名，由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终审改判8 年，被送往南京老虎桥45 号江苏第一监狱，关押在一间单人牢房里。

由于不少国民党要人来狱中劝降陈独秀，宋美龄也曾在铁道部长顾孟余的陪同下前来，典狱长对陈独秀越发刮目相看，在许多方面给予优待。此间，三子松年、四子鹤年、女儿子美都先后前来探望，唯独不见潘兰珍的身影。

陈独秀后悔当初对她隐瞒了身份和姓名，曾在判刑前请老朋友高语罕代他将书桌抽屉里潘兰珍的物品包括那张当票保存起来，通知潘兰珍取回。此后又断断续续请高语罕给潘兰珍捎口信，打探潘兰珍的近况。

1933 年下半年的一天，陈独秀正在牢房里看书，典狱长突然带着潘兰珍走进牢房。见到潘兰珍，陈独秀又惊又喜。

“不是说过不让你来吗？”陈独秀让高语罕捎过这个话，但心里是希望潘兰珍来看他的。

“不让来干嘛要捎信？”潘兰珍嗔怪着，“一会儿说姓李，一会儿说是南京人，编排的像真的似的，看你现在还怎么编排。”

“蒋介石悬赏那么多钱抓我，不编排怎么行，会让你担惊受怕的。”陈独秀赶紧解释，见潘兰珍注意到床上的皮袄，又说，“人家送的。”

“我知道是人家送的，我的皮袄驼绒被不是都被你当掉了吗。”

“说的也是，当衣当被，还是整天缺粮断顿。倒是坐牢之后吃穿不愁，也无须东躲西藏了。”

陈独秀的幽默，让坐牢有了些喜剧色彩。当晚，潘兰珍住进陈独秀的学生家中，后来在老虎桥监狱附近租了一间房，靠给人做短工维持生计。但大部分时间，潘兰珍用来照顾和陪伴陈独秀，她每天都会给陈独秀带上几样可口小菜。在潘兰珍的精心照料下，陈独秀的身体一日比一日好。

1934年，陈独秀住进监狱的“优待号”，在这里，他拥有两大书架书籍，经、史、子、集一样不落。

这一期间，他潜心研究文字学、音韵学，发表相关著作多部， 《实庵自传》便是在这一时期完成，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写下爱国诗作《金粉泪》56首。与此同时，陈独秀和托派保着持联系，但在托派的内部争斗中，于1935年被开除。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在胡适等人的奔走疏通下，“国民政府将陈独秀原判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3 年，以视宽大”，8 月25 日，陈独秀终于得以出狱，暂时居住于北大学生傅斯年家中，几日后又搬到另一北大学生陈钟凡家里。

随着国民政府迁至武汉，陈独秀又与潘兰珍迁至武汉居住。到武汉后，他不断撰写文章，发表演说，宣传抗战。

其间，托派分子请他到上海重新主持托派，陈独秀予以拒绝；托洛茨基请他去美国，老朋友胡适也请他到美国写自传，均被拒绝。他认为国难当头，自己不能为了生计跑去美国；蒋介石也千方百计拉拢陈独秀，派出陈果夫、陈立夫，想说服他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长；后又请他创建一个新的共产党组织，承诺提供十万元经费和5 个国民参政会名额，陈独秀不仅一口回绝，还厌恶地说：

“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第二次合作，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此时的陈独秀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回到共产党的组织内，为抗日出一份力，并积极与共产党取得联系。

但是，共产党提出的三个条件令他望而却步，首先认错检讨就是他所不能接受的，他认为自己没错，死活不肯低头。加上党内王明、康生千方百计阻挠，诬陷陈独秀是汉奸、日本间谍，称他每月从日本人那里领取300 元津贴，令陈独秀愤怒不已，不得不放弃回党工作的想法。

此间，陈独秀与潘兰珍正式结为夫妻，在1938 年国民政府前往重庆后，也与7 月2 日抵达重庆，寄宿于禁烟委员会主任李仲公的办事处，后又迁至上石板街川原公司主任黄氏家里。在他们到达重庆之前，嗣母谢氏与三子陈松年一家已在安庆沦陷前由陈独秀好友安排逃难到重庆。

由于日机空袭频繁，陈独秀的好友、安徽今安庆市同乡邓仲纯、邓季宣兄弟便邀请陈独秀一家到江津居住。8 月，陈独秀与潘兰珍乘船前往江津。

但船到江津，却不见邓仲纯前来迎接，两人在炎炎烈日下等待多时，只好提着行李赶到江津城关黄荆街83 号邓仲纯开设的延年医院。

不料邓仲纯因临时接急诊外出，邓太太以身体不适为由，闭门谢客，并让下人传话说：

“这里房间不够，请二位另觅住处。”

陈独秀虽落难之人，但也不至于低三下四求告他人，倘不是邓仲纯真诚相邀，他断不会主动到此。好在江津还有一同乡方孝远，经其介绍，终于在东门郭家公馆找到落脚之处。

事后经邓仲纯再三解释，才知道事出有因。早在陈独秀第一次被捕时，邓仲纯随同他去新世界游艺场散发送传单，虽侥幸逃脱，却让邓太太耿耿于怀。而1921 年，陈独秀更是带着一个神秘人物到邓家躲藏，虽两次邓仲纯均未受到牵连，但邓太太却为此受尽惊吓，认定陈独秀是危险人物，坚决反对邓仲纯再接触陈独秀。这次趁邓仲纯外出，索性给陈独秀吃了闭门羹。

在邓仲纯的一再坚持下，陈独秀夫妇又搬到邓仲纯的延年医院居住，并通知尚在重庆的松年一家和嗣母谢氏来到江津。陈独秀大半生漂泊在外，很少与家人团聚，如今四世同堂，心情随之大为好转。

当时邓季宣任国立九中总教务主任，很快帮助陈松年在该校谋到一份管庶务的差事，有了一份固定收入。但1939 年3 月，78 岁的谢氏开始卧床不起，由于谢氏双目失明，陈独秀亲手为谢氏盛饭夹菜，总算在谢氏生命的最后时刻尽了为人之子的孝心。

3 月22 日，陈独秀在床前陪伴嗣母走过人生最后一刻。

但对嗣母的后事，陈独秀主张一切从简。在他的观念里，人已逝，没必要拘泥于那些繁文缛节。赶来奔丧的大姐一听，跳起来将陈独秀一通数落：“你知道你的几个孩子是怎么长大的吗？你几时尽过一点责任？两个孩子去了上海，你管过他们多少？哲民那么小，读书的费用你出过吗？”

陈独秀无言以对，他与高晓岚的几个孩子全部由嗣父、嗣母养大自不必说，他与高君曼的孩子虽然不在老家，在得知他无力供四子哲民在北平大学读书时，谢氏便叫北京“崇古斋”牛老板从陈家的股息中每月抽出30 元交给哲民。

一生从不服软、从不轻易改变自己主意的陈独秀，这次改变了主意，按照大姐的意思，为嗣母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谢氏去世后，陈独秀决定搬出邓家。尽管邓氏兄弟真诚挽留，但邓仲纯毕竟“惧内”，潘兰珍实在受不了邓太太的百般刁难。当时在江津给予陈独秀一家诸多照顾的，还有当地儒商邓蟾秋、邓燮康叔侄，邓仲纯兄弟就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才得以在江津站住脚的。

邓燮康得知陈独秀准备搬家后，在鹤山坪施家大院找到一处住所，后因环境吵闹，又帮助陈独秀搬到不远处的石墙院。

由于陈独秀无薪水收入，而又一身傲骨，拒绝国民党官方以及个人经济援助，生活主要靠北大同学会的接济、朋友们的接济和他本人微薄的稿费，常有断炊危险。邓氏叔侄有意无意地给他一些帮助，陈独秀常碍于情面而婉拒，邓蟾秋说：

“鄙人和侄儿虽然从商不言政治，但慕陈先生之名已久，你竭力宣传抗日的爱国精神更令我们敬佩不已，请务必收下我们尽地主之谊的一片心意……”

自到江津，邓仲纯一直充当着陈独秀的保健医生，大病小病全部免费诊治。陈独秀搬到施家大院、石墙院居住后，邓仲纯也是常来常往，忙不过来的时候，会及时派医院内伙夫转送药品和陈独秀的往来信函。

鹤山坪距江津城有30 多里绕道山路，但水路便捷，延年医院自然成为陈独秀的信函中转站。当时与陈独秀书信往来频繁的，主要是他的学生、时在成都任川康绥靖公署少将参谋的杨鹏升和在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授兼国立编译馆编辑的台静农，还有一些报刊社寄来的样刊样报、稿费等。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陈独秀仍笔耕不辍，就抗战、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国际形势和中国革命道路发表自己的观点。与此同时，他花费大量时间用于研究文字学，写成《小学识字课本》，但在出版时遇到困难。

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小学两字不妥，容易与小学校混开来”，国立编译馆只好通知陈独秀改书名，而此时国立编译馆已预付5000 元稿费。

这5000 元对困境中的陈独秀的作用是可想而知的，但考虑到我国历来将“小学”解释为研究文字的学问，陈独秀回复相关部门“一字不能动”，对潘兰珍说：

“书没有印，这5000 元不能动。”

这就是陈独秀的性格，终其一生，不屑为五斗米折腰。

1942 年5 月10 日，陈独秀喝了一杯蚕豆花泡的水后，感到腹胀难耐，请邓初来诊治后才知道，是蚕豆花雨后发酵生霉所致。吃过药后，腹胀情况总算好转。

13 日，曾代表他参加中共一大的老友包惠僧来访，潘兰珍买回点猪肉，做了个土豆烧肉。陈独秀很久没有尝到肉味了，一时高兴多吃了几块猪肉，却不料因此一病不起。

当晚，陈独秀腹胀得难以入睡，半夜时突然呕吐，把胃里的东西全都吐了出来，此后就身子发软，四肢无力。

17 日晚上厕所时突然晕倒，醒来后便开始发烧。第二天，邓仲纯、陈松年、何之瑜等人赶来，邓仲纯给陈独秀打针吃药，陈独秀这才稍有好转。

陈独秀病重之时，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和陈独秀的老乡朱蕴山前来看望陈独秀，陈独秀见到来人，捂着胃，努力从床上坐起来，周恩来见状，赶紧上前阻止道：

“独秀先生，你就靠着，不要起来。”

待陈独秀重新靠在床头，周恩来又说：“等你病好了，还希望你能放弃个人成见与固执，写个检查回到延安去。”

陈独秀则摇摇头说：

“李大钊死了，延年死了，……除了你和毛泽东，党中央没有我可靠的人了，我也落后了，年纪也大了，中央开会，我怎么办呢？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

周恩来和朱蕴山走后，陈独秀越发觉得自己的身体好不起来，感到生命正走向尽头，于是将跟随他多年的北大学生何之瑜叫到床前，慢慢地说道：“我快不行了。”见何之瑜张口想要说什么，陈独秀一摆手阻止了他，继续说，“我死了以后，丧事从简，切勿登报。”

何之瑜哽咽着点点头。陈独秀叹口气继续说：“夫人还年轻，家里也没人依靠，请你给她找份工作，谋条生路……”

见何之瑜点头，陈独秀松了口气，又说：“我没什么财产，唯一值钱的物件，就是我在南京狱中时，朋友送的那五个显德四年古瓷碗，留给夫人……”

陈独秀又找来陈松年，叮嘱说：“将来你回家乡，一定将我和你祖母的灵柩带回去。”

在陈独秀口述遗言的整个过程里，潘兰珍都守候在他身边，不停地啜泣。

1942年5月27 日晚9 时30多分，包惠僧前来看望陈独秀，潘兰珍想要叫醒昏睡中的陈独秀，可叫了两声陈独秀毫无反应，潘兰珍心里蓦地一惊，赶紧上前翻开陈独秀眼皮，此时陈独秀似乎还有知觉，一行眼泪从中流下，随后即咽气身亡，享年63岁。

陪伴陈独秀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的，除了潘兰珍、陈松年及其妻子女儿等亲人外，还有包惠僧、邓仲纯、何之瑜等人。

陈独秀生前一贫如洗，死后自然没有钱财置办后事，当他的死讯在《时事新报》、《新民报》上登载后，社会各界纷纷捐款为他筹办后事，蒋介石以及国民党高官陈立夫、朱家骅等均在捐赠人之列。

而当地政府以及名绅邓蟾秋、邓燮康叔侄更是不遗余力为其筹办葬礼。

由于没有棺材，72 岁高龄的邓蟾秋让出了为自己准备的上等香楠木棺。

关于墓地，四年前陈独秀在邓氏位于江津大西门外鼎山麓康庄小住时，曾面对此处景致说了一句，“得此佳景，平生足矣”，邓蟾秋因此捐出康庄地皮作为陈独秀墓地。

6 月1 日，陈独秀灵柩出殡，其亲属好友和江津名绅、江津九中师生、双后小学学生百余人随行送葬，下午1 时30 分，陈独秀棺木在康庄下葬。

此地背山面水，左右桔林环绕，景致清幽怡人。其墓碑上刻有“独秀先生之墓”，乃陈独秀生前好友、著名佛学大师、书法家欧阳竞无所书。

按照陈独秀的遗嘱，1947 年6 月，陈松年将父亲与祖母灵柩移葬安庆。

其母高晓岚去世前曾对陈松年说：“生不能与你父亲同寝，死也要合家。”

陈松年将父母灵柩合葬于北关。由于当时社会对陈独秀评价不公，故墓碑上没有用“陈独秀”之名，而是在正中刻上“先考陈公仲甫之墓”，斜下方刻有“子延、乔、松、鹤年泣立”。

1979年，陈独秀名声逐渐恢复，在征得中央允许后，安庆市政府重修陈独秀墓，如今，在安庆市十里铺乡林业村叶家冲陈独秀墓的墓碑正中，可见“陈公仲甫独秀母高太夫人之合葬墓”字样，斜下方仍是“子延、乔、松、鹤年泣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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