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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子被杀，老子何惧坐牢
书名： 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最后岁月 作者： 杨帆 本章字数： 5094 更新时间： 2024-05-28 10:51:26

大革命失败后，负有第一责任的共产国际领导斯大林、布哈林等人，将全部责任推卸到中国支部———中共中央的头上，中共中央指责其总书记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1927 年8 月7 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没有通知陈独秀参加。

陈独秀辞职后住在武昌一家纸行楼上，由于“八七会议”没有被通知参加，陈独秀为此大病一场。对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批评，陈独秀心中不服，认为共产国际应负主要责任。八七会议后到次年5 月，共产国际两次请他到莫斯科承认错误，讨论问题，陈独秀均予以拒绝。

1927 年9 月10 日，陈独秀乘坐英国“公和”号船返回上海，先是住在酱园弄彭礼和家，后来搬到浙江北路一个小弄堂里，闭门深居，过着隐士般的生活。此间，他所遭受的打击，不仅仅是政治上失意，还有两个儿子的相继被捕、被杀。

早在中共“五大”之前，陈延年于3 月初率广东代表团赴武汉准备出席“五大”，当时中央领导察觉到蒋介石正在上海准备反革命政变，因而派陈延年和李立三、聂荣臻等人赴上海组织反蒋斗争。陈延年抵达上海后，出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

6 月26 日，陈延年与郭伯和、韩步先等人在上海北四川路恒丰里104 号召开江苏省委成立大会，突然接到情报：一名交通员被捕。由于该交通员知道这个秘密地址，陈延年等人立刻疏散秘密隐藏起来。

但到下午三时不见有异常，几人便回到室内整理资料。但此时，大批军警已包围104 号，当军警扑进来双方展开搏斗时，只有两名同志从屋顶逃走，陈延年与郭伯和、韩步先等人被捕，押往龙华监狱。

陈延年被捕时身着粗布短衣，因此自称是受雇茶房，国民党军警信以为真。陈独秀的老友汪孟邹得知陈延年入狱后，四处活动施救。当时胡适刚刚住进上海司斐尔路49 号甲的一幢楼房，汪孟邹立刻登门商量。听说陈独秀的长子被捕，胡适非常着急，想到吴稚晖曾非常欣赏陈延年，当即决定找吴稚晖出面帮忙。

陈延年与陈乔年在上海读震旦大学时，结识了吴稚晖、李石曾等无政府主义者，并因此在吴稚晖的帮助下赴法留学。然而，兄弟俩在留法期间，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随后脱离无政府主义，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于1922 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同年冬转为中共党员。并于1923 年转入莫斯科东方大学。

陈延年的“背叛”令吴稚晖恨之入骨，如今得知陈延年被捕，顿时喜出望外，表面上答应予以营救，待胡适离开后，当即给上海国民党警备司令杨虎写信“祝贺”，称：

“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长子延年，不觉称快……延年发生额下，厥状极陋……”

杨虎见信，当即到龙华监狱查找陈延年。而此时，中共地下组织通过济难会与国民党办案人员交涉，刚刚私下达成以800 元赎出陈延年等人的交易，偏偏此时杨虎捷足先登，将陈延年从狱中提走。

1927 年7 月4 日夜里，在龙华上海警备区司令部监狱附近的刑场，29岁的陈延年被杀害。

当时陈独秀尚在武汉，正陷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闻延年遇害，悲痛难抑。如今回到上海，隐居陋室，寂寥苦闷之中想起儿子，更是悲痛欲绝。

12 月的一天上午，次子乔年忽然偕夫人史静仪上门，令陈独秀郁闷的心境顿时开朗起来。

在1924 年夏陈延年奉召回国后，陈乔年又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1925 年春被中共中央派到北京工作，任区委组织部长，与区委书记李大钊、区委宣传部长赵世炎一起工作，曾在“三·一八”惨案中流血负伤。但在确定没有生命危险之后，在医院里仅住了两三日便坚持回机关工作。

1927 年春，陈乔年来到武汉，在四月底的中共“五大”上，他与父亲陈独秀、哥哥陈延年一起被推选为中央委员。之后，陈乔年留在武汉，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代理部长李维汉主持组织部工作。1927 年“八七”会议后，陈乔年调至上海，出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继续陈延年重建党和工会组织的工作。想到哥哥牺牲，父亲被撤职，陈乔年到上海不久便来看望父亲。

见到儿子来了，陈独秀很高兴。但一谈到大革命的失败原因，父子俩便都沉下脸来。陈乔年说：“不可否认，大革命的失败你是有责任的，你对汪精卫太过于相信了。”

“是我相信他吗？是共产国际相信他！”陈独秀的语调高了起来，“共产国际天天坐着那儿指手画脚，我不听行吗？我有什么责任？”

“在家里，还是别谈这些吧。”史静仪见父子俩话不投机，赶紧向陈乔年使眼色。

但是，陈独秀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与儿子所见最后一面。

1928 年2 月16 日，陈乔年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不料开会消息被叛徒唐瑞林向英租界巡捕房告密，会址很快被英租界巡捕包围，陈乔年等人不幸被捕，次日被引渡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在多方营救无果的情况下，6 月6 日，年仅26岁的陈乔年被国民党军警杀害。

自陈乔年被捕之日起，陈独秀便寝食难安。在白色恐怖中的上海，陈独秀不仅对营救儿子束手无策，而且连他自己也被国民党四处悬赏捉拿。儿子牺牲后，陈独秀已欲哭无泪，巨大的悲痛使他几乎变得麻木。

由于远在安庆的高晓岚一直得不到两个儿子的消息，特地打发长女陈筱秀来到上海，在得知哥哥陈延年牺牲，目睹弟弟陈乔年被杀惨状后，陈筱秀由于伤心过度，在料理了弟弟的后事之后便病倒了，不久在上海宝龙医院不治身亡，年仅28岁。

陈独秀与高晓岚一共生有四子一女，其中一子年幼夭折，如今在一年之内二子一女相继离世，只剩下了留在老家的四子松年，陈独秀悲痛之余，深感无法向高晓岚交代。1930 年7 月，陈独秀搬到熙华德路一幢石库门房子居住。8 月，20岁的四子陈松年从安庆来到上海，找到陈独秀。见到儿子衣袖上戴着黑纱，陈独秀顿觉不祥。

“母亲去世了。”陈松年哽咽说。

自从陈独秀1910 年与高君曼离家出走后，高晓岚孤独地度过了20 年的漫长岁月，终于经不住两儿一女悲惨离世的打击，悲伤之中猝然离世。而陈独秀的嗣母谢氏，也在一连串痛失亲人的打击中哭瞎了双眼。听了这一切，陈独秀两眼发直，半晌无语。

“姨妈回去了。”陈松年说。

“姨妈”就是陈独秀的第二个妻子高君曼。高君曼在南京独居两年之久，在孤独中开始了痛苦的忏悔，终于对姐姐高晓岚有了深深的愧疚，认识到自己当年的狂热给姐姐带去了无情的打击与痛苦，一直想找机会回安庆向高晓岚道歉。

不料，却在1930 年突然传来高晓岚去世的噩耗，她知道今生再也没有机会对姐姐说一声“对不起”，在明知陈家人不会给她好脸色的情况下，仍旧带着一双儿女返回安庆吊唁。

事实果然如此，事隔多年，陈家人仍然对她耿耿于怀，陈独秀姐姐家的孩子不叫她舅妈，仍叫她小姨，只承认她是高晓岚的妹妹，而不承认她是陈独秀的妻子。

对此，陈独秀可以想象，家人把他背叛高晓岚这账全都记在了高君曼头上，只是事到如今他对高君曼已无感情可言，但还是问了一句：“姨妈还好吗？”

“身体很不好。”陈松年立刻回答。

这在陈独秀的想象之中。照理他应该回一趟安庆，但南京政府在四处捉拿他，老家是无论如何不能回的。陈松年了解父亲的处境，也知道父亲生活无所依靠，穷得叮当响，不可能对家中有什么帮助，他只是奉祖母（谢氏）之命前来看望父亲，并告知家中母亲病逝的情况。

陈松年离开上海前，汪孟邹凑了点钱让他带回了安庆。

此后不久，有传来高君曼病重的消息。

高君曼回安庆后，原打算多住些日子的，但由于不受陈家人欢迎，在料理完高晓岚后事不久，便带着儿女返回南京。高君曼原本体弱多病，此次返乡受尽白眼心情更加烦闷，加上旅途劳累，回南京后即一病不起，以前的咳血病再次复发，后来又患上子宫癌，于第二年即1931年病逝，年仅45 岁。

临终前，高君曼对陪在身边的母亲亓氏说：“子美将来嫁人，一定不能嫁搞政治的，太不安定，找一个做生意的人就行了。”当时儿子陈鹤年（又名哲民） 陪在身边，女儿子美已到杭州工作。子美闻讯赶回南京后，高君曼早已撒手人寰。

而陈独秀在得知高君曼病重的消息后，也曾想过去见她最后一面。但受现实条件所限，加上在一连串的打击下，他对一切已变得心灰意冷，因此最终未能成行。

高君曼死后，陈独秀既不能到南京送葬，也没钱为其办理后事。高君曼依靠生前友人资助，才得以在南京城西的清凉山上安葬。到62 年之后的1993年4月，被孙女陈祯祥等人迁葬于南京雨花台附近的黄金山墓园中。

在高君曼生病去世这段日子里，陈独秀结识了另一位女子潘兰珍。

潘兰珍与陈独秀同住在一幢石库门房子中，陈独秀住在前楼，潘兰珍住在后楼亭子间里。两人经常相遇，开始只是打个招呼，后来听说潘兰珍在英美烟草公司当工人，陈独秀顿生好感，见面时说话也就多了起来。

潘兰珍生于江苏南通贫苦农民家中，4岁随父母来到上海，因生活贫困，13 岁便到纺织厂做了童工，后来转到英美烟草公司。她曾与一个小流氓同居并生下一子，但此后小流氓对她开始厌倦，非打即骂，在孩子不幸夭折后，潘兰珍离开小流氓，独自搬到熙华德路这幢石库门房子中居住。

此时潘兰珍仅22 岁，长相秀气俊美。陈独秀被其年轻貌美深深吸引；而潘兰珍没有文化，陈独秀的博学令她钦羡。由于两人都是单身，潘兰珍便常过来帮助陈独秀料理家务，陈独秀则教潘兰珍读书识字。

久而久之，两人互生爱慕之情，便开始了同居生活。陈独秀并没有打算迎娶潘兰珍，因而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自从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由于政治的和家庭的双重打击，一直陷于苦闷彷徨之中，曾跟随他左右、在大革命中同样犯过错误的彭述之、尹宽、郑超麟、汪泽楷、马玉夫等人，为陈独秀受到不公正待遇而鸣不平，同时为抵制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党中央，组成“陈独秀派”，他们再三请求陈独秀参与领导，被陈独秀拒绝。

陈独秀虽然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大革命失败责任推到他头上心怀不满，但并无对抗党中央或分裂共产党的想法。

但在1929 年5 到8 月，陈独秀接触了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的看法，使他终于从消沉、低迷中醒来。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的回顾及其前途》中，指责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大革命失败文过饰非，把中国大革命失败责任全部推到陈独秀一人身上，并指出：“他们用苏联，布尔什维克的党和共产国际的威权，始而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之独立政策，继而又去帮助汪精卫……”

陈独秀被托洛茨基的观点所打动，逐渐转向托派。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陈独秀公开致信中共中央，对中共中央的宣传口号和策略提出疑问，并在第二封信中提出12 条意见和建议，其中指责目前中央政策的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和抹煞党内民主，称革命高潮“不会快要到来”，“不要随便把他们（群众） 领到街上玩弄”等。11 月15 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宣布开除陈独秀党籍。

12 月15 日，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在上海昆明路召开会议，宣布成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陈独秀任总书记。1931 年5 月1 日到3 日，中国托派统一大会在上海召开，陈独秀被推举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总书记。

陈独秀成为托派首领后，国民党仍将他视为共产党领袖，并将共产党进行的武装斗争视陈独秀为“始作俑者”，加之“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提出反日、反国民党的口号，更令国民党不能容忍，因而将其列入追捕名单。

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陈独秀带着潘兰珍一次次搬家，尽管潘兰珍对陈独秀的身份没有产生怀疑，但两人在一起却开始发生口角。1932 年10月，陈独秀与潘兰珍又一次吵架后，潘兰珍赌气回了浦东娘家。

这一天，陈独秀将潘兰珍的羊皮袍和驼绒被当掉，将当票和潘兰珍一点值钱的东西装好，放到中间的抽屉里，他知道潘兰珍消气后会回来。但是，陈独秀没有想到，他等不到潘兰珍回来了，他在岳州路永吉里11 号的住所已经被叛徒谢少珊出卖，等待他的，将是第四次被捕入狱……1932 年10 月15 日下午7 时，陈独秀刚刚吃完晚饭，突然闯进一群捕快及探员，不由分说，将陈独秀架起便走。同时留下几人在屋里翻箱倒柜，搜出大量中、日、俄三国文字的文件，一并搬到车上。

陈独秀坐在车上，神态自若，心里清楚这次被捕凶多吉少。蒋介石杀了那么多共产党人，仅仅去年就杀害了邓恩铭、恽代英、蔡和森、邓演达等人，而陈独秀是蒋介石通缉的首犯，他的两个儿子已经先他而去，如今落到蒋介石手里，哪里还有生还的可能。

陈独秀被带到嘉兴路巡捕房，进去之后才发现，彭述之、谢少珊、罗世凡等托派中央常委共5 人也被抓来了。见到陈独秀，彭述之异常惊讶：“你怎么也进来了？”

原来，这天上午，彭述之等5 个人在谢少珊家中开会时被捕，陈独秀因身体不适未能前往。5 人被捕后，彭述之以为陈独秀躲过了一劫，没想到谢少珊出卖了陈独秀，供出了陈独秀的住址。

17 日，陈独秀等人被押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开庭会审。由于陈独秀身份特殊，上海市长吴铁城经请示蒋介石，于18 日夜将陈独秀与彭述之连夜押解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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