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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之中，国际态度突变
书名： 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最后岁月 作者： 杨帆 本章字数： 3124 更新时间： 2024-05-28 10:51:26

1926 年是国共合作的多事之秋，继国民党二大中共放弃对领导权的争夺后，3 至5 月，一连串严峻事件摆在中共面前，首先是中山舰事件。

1926 年3 月18 日晚，一艘遭土匪抢劫的商轮向黄埔军校求助，要求派一艘巡舰运卫兵16 人前往保护，几经周折电话打到军校驻省办事处，报告到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处，欧阳钟矫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之令，通知海军局速派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海军局当夜派出二舰，其中便有中山舰。

次日中午蒋介石得知中山舰已连夜开往黄埔，不由得大吃一惊。

此时蒋介石刚办好赴苏护照，而汪精卫当天上午三次询问他何时回黄埔，令蒋介石疑窦顿生，怀疑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与汪精卫联合设计倒蒋阴谋，准备将他“劫持”到苏联。

19 日一整天，蒋介石在惶惶不安中度过。20 日凌晨，蒋介石下令广州地区部分戒严，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拘禁卫戍广州的第二师共产党员；下令抓捕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占领中山舰；同时包围苏联顾问团住宅，收缴其卫队的武器；以“保护”名义将汪精卫住宅包围。当天下午，当蒋介石意识到没有什么危险后，即下令取消戒严，释放党代表并向苏联顾问道歉。

事实上，蒋介石对此次事变并无取胜把握，却出乎意料地取得了一箭三雕的效果：

首先，他的果断与强硬措施迫使苏联方面做出让步，苏方不仅不予责备，而且答应其要求，将苏联顾问季山嘉等人调走，改变了苏联顾问控制国民党的局面；

其二，苏方的态度以及季山嘉的回国令汪精卫大失所望，遂称病不出，并于25 日秘密出走，为蒋介石攫取党、政、军大权创造了条件；其三，对李之龙的一抓一放，打击了中共代表。

事变发生后，陈独秀于4 月2 日派张国焘赴广州，对在广州的中共负责人明确表示：

“此次事件的发生，与我们党该退让而未退让不无关系。”

当时的中共广东区委书记是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陈延年在法国勤工俭学三年之后于1923 年3 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与其弟陈乔年及赵世炎、王若飞等人一起，转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 年夏奉召回国，被派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东，先负责共青团的工作，后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对陈独秀的退让态度持反对意见，在事变之初便主张给蒋介石以还击，由于季山嘉的反对而放弃。

在得知苏联方面对“事变”处理结果后，陈独秀又撰文称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表明中共绝无倒蒋之意。

然而，事态发展之快令陈独秀大出意料，在5 月15 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不仅提出“整理党务案”，而且公开提出一党专政的主张。

“整理党务案”是蒋介石为限制共产党发展，确保他本人与国民党政治前途的一项方案，为了得到从莫斯科返回的苏联代表鲍罗廷的支持，蒋介石对鲍罗廷明确表示：

“大党允小党在党内活动，无异自取灭亡。……以两党现状，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为最好。”

在苏联顾问团的支持下，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顺利通过。

中共在第一军的党代表全部退出，在国民党中央担任部长职务的中共党员也全体辞职。

对于“整理党务案”的实施，陈独秀在7 月中共中央四届三次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过去对蒋介石的力量估计不足，原以为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力量，现在看来蒋介石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对民族资产阶级，不联合不行，不反对也不行，“明知其为将来之敌人，或者即是一年或三年后之敌人，而现在却不可不视为友军，且为有力之友军。”

会议最后通过决议：努力扩大左派，并与他们密切联合，共同应付中派，公开反对右派，以此争取国民运动的领导权。但会议对北伐战争没有引起足够重视，陈独秀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对北伐抱有消极态度，他在7 月7日《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中指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北伐只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还说不上是和帝国主义者直接的武装冲突”，“若其中夹杂有军事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

他认为现阶段国民政府的重点，是巩固广东革命政府基地。

此文章一经发表，立刻在广东引起轩然大波，不仅遭到国共两党的反对与批评，甚至连鲍罗廷都对此很有意见。

鲍罗廷自然知道莫斯科对北伐的态度，但他本人绝口不提共产国际关于“马上北伐为时尚早”的意见，这其中自然有他个人的想法。“中山舰事件”

后鲍罗廷接替季山嘉重回广州，原是带着与蒋介石消除“误解”修复关系的重任，但到广州之后才发现，他根本无法完成使命，惟有曲意迎合方能取得蒋介石的信任。

而鲍罗廷个人的想法是，准备乘蒋介石北伐不在广州之机，对国民党最高权力中心施加影响。不料蒋介石考虑到武汉地理位置的重要，于9 月提出迁都武汉。开始时鲍罗廷持反对意见，但后来注意到蒋介石无法到武汉亲政，立刻改变主意，决定利用蒋介石与唐生智等地方派系的矛盾，与蒋介石相对抗。同时迎接避居莫斯科的汪精卫出山，联合一切反蒋势力，逼蒋介石交权。

12 月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鲍罗廷立即提议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迁到武昌之前，先由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临时联席会议，行使“最高职权”。此提议当即顺利通过，并决定司法部长徐谦为联席会议主席。

而蒋介石及代理其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张静江均被排除在外。在次年3 月召开的二届三中全会上，蒋介石更是大权旁落。鲍罗廷及武汉国民党左派用党权、政权限制和对抗握有军权的蒋介石，已基本达到目的，但鲍罗廷显然没有想到，他的一系列对抗措施会促使蒋介石走向极端。

随着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共产党人利用北伐军占领区组织和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工农运动。但到1926 年底，广东、两湖，特别是武汉地区，已出现了手工业者同小商人、店员同店主之间的尖锐冲突。

陈独秀意识到必须对工农运动加以适当引导，限制其“过火”行为。为此，12 月13 日，陈独秀在汉口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明确指出：民众运动已出现向左的倾向，要把反对这种倾向作为党面临的中心任务……汉口会议闭幕不久，一向担心共产党影响过大的共产国际，突然改变策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大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于1927 年1 月做出一项激进决议：利用工农运动高涨之机，把在野的共产党推上历史舞台，令其迅速取得部分军权与政权，引导中国革命持续左转。

共产国际之所以做出如此决议，其主要原因便是北伐军顺利北上，国民党极有可能迅速统一中国，而苏共中央担心凯末尔噩梦在中国重演。

对此，陈独秀颇感困惑。显然，共产国际过于相信群众运动，忽略了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不同特点，诸如土地国有，“通过军队帮助农民反对地主”，“通过军队实行正确的农民政策”等主张，对当时的共产党来说，无异于是纸上谈兵。共产党一无军队，二无政权，三无地盘，甚至没经验、没政策、没干部，在根本没能力引导和约束工农运动的情况下，坚持推行土地革命之类的激进政策，结果可想而知。

但共产国际的决策令共产党人一度激情满怀，他们相信中国革命已经进入无产阶级“夺取领导权的时期”，此后工农运动如火如荼，仅武汉在两三个月内，便发生罢工150 余起。

但由于没有约束与引导，工人、店员群起要求加薪，甚至加到“骇人的程度”，单方缩短工时甚至随意旷工。工会权力极大，任意抓人，私设公堂；随便中断交通，没收商户财物等。湖南农运则大搞贫农专政，甚至喊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不仅对其随意捕杀，而且游街、罚款、私分其家财；甚至截扣军粮，抗捐抗税，为所欲为。武汉政府控制的两湖及江西三省，财政收入因此锐减三分之二以上。

令武汉政府更为不满的是，其赖以与蒋介石对抗的军队主要是湖南唐生智所部，该部官兵多来自湖南本地，而农运不仅分其军官家中土地，连士兵养家汇款都予截留，再加上政府欠饷，官兵怨声载道。武汉政府国民党人自然将这笔账记到共产党头上。国共两党矛盾加剧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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