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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合作，主张放弃争权
书名： 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最后岁月 作者： 杨帆 本章字数： 3498 更新时间： 2024-05-28 10:51:26

马林自莫斯科归来后，即着手解决二大中遗留问题———以哪种形式与国民党合作。8 月20日，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五位中央新执委，与马林及其翻译张太雷在西湖举行会议。马林手持打印在衬衣上的1923 年1 月共产党国际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对陈独秀等人说：

“关于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方式，应当采取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内部联合。”

马林的话首先遭到陈独秀的反对，他认为：“虽然国民党里有一些非资产阶级分子，但不能因此否认它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我们加入进去，会产生很多问题。”

张国焘也迫不及待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加入国民党，混合了阶级组织，会丧失我们的政治独立性。”

蔡和森、李大钊也对党内合作提出质疑。但马林却坚持说：“中国无产阶级势力较弱，在很长的时间内，不会出现社会主义革命，而国民党内包含各阶层革命分子，所以你们要借鉴共产国际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联合战线经验，加入国民党，团结革命势力，同时改造国民党。”

陈独秀表示，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可以服从。但提出一个条件：“孙先生那套打手模、向个人宣誓服从的办法必须取消，并要根据民主主义原则改组国民党，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加入进去。”

最终，会议采纳了陈独秀这一意见，达成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党内合作的目的。

回到上海后，李大钊、陈独秀决定拜访孙中山，商讨国共合作大计。此前陈炯明因坚持联省自治、致力于和平统一中国，与孙中山奉行中央集权、以武力征战统一中国的政治主张不合，两人分道扬镳，反目成仇，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回任粤军总司令。孙中山反击失败，败走上海；而他从美、英、日等国寻求援助的幻想也最终破灭，一连串的打击使他陷入极度苦闷之中，李大钊、陈独秀的登门拜访，令孙中山愁容顿展，高兴地表示：“我同意共产党立即加入国民党，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我为国民革命奋斗至今，历尽挫折，深知靠一党两党难以取胜，原有入党方法完全可以取消。”

随后，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张太雷、蔡和森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先后加入国民党。1923 年6 月12日到20 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会议由陈独秀主持，李大钊参加了会议。

会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独立性。陈独秀仍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1924 年1 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正式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

国共合作建立后，北洋政府发生变故。1924 年10月23 日，第二次直奉大战期间，冯玉祥突然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暂时控制了北京政权。当日，冯玉祥即通电邀请孙中山进京共商国是，同时邀请皖系段祺瑞出山主持大政。

对此，陈独秀在10 月29 日发表的《北京政变与中国人民》中称：“此次北京政变，显然是英美帝国主义者抛弃了一个旧工具———吴佩孚，另换上一个新工具———冯玉祥，这个新工具比旧工具更柔顺服从一点。”

11 月4 日，孙中山接受冯玉祥邀请，主张北上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目前时局。中共党内对此争议较大，特意召开会议讨论。陈独秀和彭述之、蔡和森起初反对孙中山北上，认为这是在与段祺瑞妥协，是军事投机行为。但经过一番讨论后，陈独秀等人开始由反对变为支持。12 月3 日，陈独秀在《国民会议及其预备会议》中写道：“我们为什么赞成国民会议？第一，因为这个会议无论将来成功或失败，眼前便给我们以民众的政治活动之机会；第二，将来成功固佳，即失败也能够给一部分人以革命需要的教训。”

在两党推动下，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于1925 年3 月1 日在北京召开，然而3 月12 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随之而来的，是国民党内主要负责人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的权力争夺与分配。

8月20 日，廖仲恺遇刺。在为“廖案”成立的“特别委员会”中，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蒋介石，得以与汪精卫、许崇智同任“特别委员会”委员。随后，汪精卫先是挤走与廖案有关的政治对手胡汉民，又由蒋介石设计驱逐许崇智。

伴随着国民党内部的分化，统一战线内领导权的争夺也日趋激烈，国共关系日趋复杂。

中共在此前1月中旬召开的“四大”上，曾针对国民党内左右派分化问题，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指出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不是以附属于资产阶级的身份参加，而是以自己独立的地位和目的参加。

但在9 月28 日开幕的中共中央四届二中全会上，共产国际执委会却指示中共中央：

“党团无论如何不应发号施令；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相反，它应当竭力广泛吸引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员参加负责工作。”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负责人瓦西里耶夫，由于担心陈独秀等人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特地在10 月2 日四届二中全会闭幕当天给维经斯基来信，要他明确转告陈独秀，放弃做领导的努力。

11 月23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邹鲁、林森、监委谢持等人在北京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宣布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撤销“容共”政策。由于此次会议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以这些人被统称为西山会议派。

会后，西山会议派在上海组织“国民党中央”，与广州国民党中央相对抗。

为了缓和局势，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的支持与帮助下，在上海苏俄领事馆会见孙科、叶楚伧、邵元冲，“商谈国共关系问题”，明确表示中共不包办国民党事务，也不希望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增加共产党员的人数，希望孙科等人回粤参加国民二大。

参加这次会谈的张国焘，受陈独秀指派，于12 月中旬前往广州，代表中共中央指导参加国民党二大的中共党团活动，要求在二大选举中，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中不超过三分之一。

这项决定是陈独秀按照苏联顾问鲍罗廷的指示做出的。陈独秀曾提出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人数应为七人，鲍罗廷主张不超过国民党“一大”时的三人，“以免吓跑中派和不无谓地刺激右派”。最后一致同意四人。

1926年1月1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由于中共的让步，大会选举的60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中共代表仅占14人，36 名中央执行委员中，中共代表仅占7人，未达到三分之一。

与会中共代表对选举结果极为不满，纷纷指责张国焘推行中央的错误意见。张国焘回到上海后，立刻去向陈独秀汇报情况。

但当他来到中央机关后，却不见陈独秀的踪影，负责与陈独秀联络的秘书任作民也茫然不知所措。

自从陈独秀1922 年再次被捕后，出于安全考虑，将全家从居住多年的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搬出，换了隐蔽住所，从此陈独秀定期到中央机关看文件、处理公务，中央机关所有人均不知其住址。

此时陈独秀已有十多天没来中央机关，任作民四处寻找无果，后来去亚东图书馆找汪孟邹打听，方得知陈独秀的婚姻出现问题。

原来，陈独秀的一次次被捕，给高君曼造成很大压力，两人的矛盾再次激化。陈独秀借寻找隐蔽住所之机，安排高君曼及子女单独居住。到1925年11 月，高君曼再也受不了陈独秀的冷落，携子女迁居南京。

任作民等人分析，既然已公开分居，陈独秀就不会去南京。但寻遍上海滩，也不见陈独秀踪影，人们越来越失望，甚至怀疑陈独秀被秘密逮捕，抑或被杀害了。任作民与张国焘、蔡和森等人商议后，在《民国日报》上刊登“寻人启事”。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就在2 月21 日会议开始后，失踪一个多月的陈独秀突然有了消息，他亲自打电话到北京会上，称前段时间病重住院，目前刚刚有所好转。他告诉大家，住院前他曾对任作民说暂时不到中央机关办公，但没想到患伤寒住院这么久。

陈独秀由于身体不好，时不时会光顾医院，有次在医院就诊时结识了25 岁的女护士施芝英。施芝英出生于安徽泗州，粗通文墨，年初陈独秀患伤寒住院，施芝英便服侍左右。

2 月初的一个早上，陈独秀从施芝英送来的《民国日报》上看到任作民发布的“寻人启示”，当时身体已基本痊愈，打算再休息两天就回中央机关办公，因此未及时与任作民联系。却不想这一休息就是半个月，当他打电话到北京特别会议和出现在中央机关时，已经到了2 月下旬。

任作民见到陈独秀，真是大喜过望，告诉他说：“你再不出来，我们就要给你开追悼会了。”

为了避免以后再发生类似事件，陈独秀将自己的住址告诉了任作民。一年后，即1927 年3 月，陈独秀选择了与施芝英分手。

施芝英后来嫁给南通人王蔚如。直到晚年，施芝英还经常提起陈独秀，经常拿出年轻时保留下来的陈独秀的照片，反复摩挲，可见对陈独秀的感情之深。施芝英的丈夫王蔚如于1969 年去世，施芝英也在4 年后因脑溢血追随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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