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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建党，前后三次被捕
书名： 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最后岁月 作者： 杨帆 本章字数： 4873 更新时间： 2024-05-28 10:51:26

陈独秀被逮捕后，思想文化界人士和北大师生纷纷展开营救陈独秀活动。李大钊四处奔走，给北洋政府制造舆论压力。陈独秀作为思想界领袖人物，在当时有着巨大影响力，他的被捕立刻引起北京媒体高度关注，《晨报》、《北京日报》率先对此事作出报道，引起社会舆论大哗，全国各地报刊争相转载报道，社会各界也函电交驰，强烈谴责北洋政府，要求释放陈独秀。

在社会各界的强大压力下，经多方营救，9月16 日，北京警方在北洋政府授意下，同意由安徽同乡会以陈独秀有胃病为由，将其保释出狱。高君曼经历了3个多月的担惊受怕，如今见陈独秀平安归来，喜极而泣。这场磨难让两人尽释前嫌，重归于好。

然而，陈独秀虽然出狱，但并未获得全部人身自由，行动仍受到监视与限制，并被警方告知，重大行动需征得政府批准。1920 年1 月底，陈独秀悄悄离开北京，到上海与章士钊、汪精卫等人商量筹办西南大学事宜，并受邀至武汉讲学。2 月4 日，陈独秀抵达汉口，5 日到7 日先后在文华学校、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发表演讲，提出“改造社会三方法”：一、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人人不要有虚荣心；二、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劳动共同工作，不使无产业的苦，有产业的安享；

三、打破遗产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公产，不种田地的人，不应该享有这田地的权利。

同时还提出两个信仰，即“平等的信仰”与“劳动的信仰”，在武汉各界引起轰动，各报争相报道与转载，引起湖北当地政府的注意与恐慌，随即勒令陈独秀停止演讲，速离武汉。

7 日晚，陈独秀返回北京。不料北京警方已发现他秘密离京，随即在火车站和陈宅附近布网，准备将其再次抓捕入狱。

李大钊提前得到消息，立刻派人到火车站等候陈独秀，将他转移到安全地方。然而却阴差阳错，陈独秀不仅与李大钊派出的人错过，也在不知不觉中躲过了军警的视线，安全返回家中。

陈独秀到家不久，便有军警上门，一看陈独秀在家，不由得大吃一惊：“陈先生，你回来了，你怎么不说一声就离开北京呢？”

“家中有点急事，无须花费太多时间，就没有通知你们。”

军警没与陈独秀多说，便匆匆离去。陈独秀顿时觉得不对劲，立刻去了胡适家中，接着又到了李大钊家。李大钊见所派之人没有接到陈独秀，正焦急万分，不料陈独秀自己找上门来，真是大喜过望。由于李大钊是警方眼中的第二号“危险人物”，其家中也非安全之地，随后李大钊将陈独秀暂时安排住到其老乡北大化学系教授王星拱家中，然后商议如何逃出北京。

由于警方已在车站及主要场所布控，为了安全起见，李大钊雇了一辆骡子车，于2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专程送陈独秀前往天津。此时已临近春节，天寒地冻，两人乔装后坐在车上，一路畅谈，李大钊提议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在中国走苏俄道路。陈独秀听后，十分赞赏，达成建立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共识，并留下“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陈独秀一向心高气傲，很少真正佩服过几人，而李大钊便是其中一位。

他曾称赞李大钊“生平的言行，诚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有朋友问他：“都说‘南陈北李’，你比北李如何？”陈独秀则由衷叹道：“差之远矣。”

李大钊将陈独秀送到天津，看着他上了南下上海的外轮，这才放心地返回北京。2月19 日，陈独秀抵达上海，住进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这是李大钊在北京联络了在沪的许德珩、张国焘，由他们帮陈独秀找到的住所。安顿好一切，陈独秀让高君曼携子女南下，一家得以团圆。

到沪后，好友汪孟邹、潘赞化等人纷纷登门拜访，谈及陈延年、陈乔年赴法勤工俭学之事，大家不禁唏嘘。早在年前的一个夜晚，潘赞化路遇陈延年，见他还穿着秋天的薄呢袍，冻得瑟瑟发抖，便叫他去自己家，给他找件棉衣，却被陈延年拒绝。

赴法前兄弟俩回了一趟安庆，祖母和母亲见两人衣衫破旧面色憔悴，十分伤感，要给两人添置新衣，两人考虑到家境不好，也拒绝了。而赴法必须的400 元旅费，是吴稚晖给上海留法勤工俭学执事沈仲俊写信，终于为陈延年等人“觅得船位西行”。

对此，陈独秀不以为然，他认为年轻人就是要多吃苦，经受锻炼，倒是高君曼听得一阵阵心酸，被陈独秀视为“妇人之仁”。

在上海安定下来后，陈独秀即开始筹划建党事宜。当年4 月，由李大钊介绍的一位俄国客人维经斯基走进陈独秀的宅邸，随行的有翻译人员俄籍华人杨明斋。杨明斋向陈独秀介绍，维经斯基任职于设在伊尔库茨克的第三国际远东局，此行目的便是物色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打算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以便在华开展共产主义工作。

陈独秀听了杨明斋的介绍后异常兴奋，当即向维经斯基表示，他早就同李大钊商议在中国建立布尔什维克式党的事宜，若能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建党一事会顺利许多。

维经斯基经过一番考察，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时首先介绍了陈独秀的情况，称他是“当地的第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很大影响的教授”，并特意提到“杂志《新青年》（是月刊） 由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博士出版”。然而他并不知道，陈独秀并没有获得博士学位。

1920 年5 月，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与李达、李汉俊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作为建党准备机构。8 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取名“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接下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四处活动，北京、武汉、济南、广州和日本东京等地，相继成立共产党小组或支部。

在陈独秀筹划建党时， 《新青年》已经迁至上海，此时成为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系统宣传。而《每周评论》已于1918 年8月末被北洋政府查封停刊。1920 年8 月，陈独秀又创办了通俗周报《劳动界》，以通俗语言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日益结合的基础上，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支持下，1921 年7 月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 号（现兴业路26 号） 举行。

与会代表共13 人，分别是上海小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陈公博，旅日小组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代表包惠僧。

为成立中国共产党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南陈北李”，因工作关系均未能到会。陈独秀时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时不能脱身，李大钊则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繁杂不能抽身前往”。而在代表们心目中，他们仍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袖。

大会共召开了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并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陈独秀被选为中央局书记。中国共产党就此诞生。

陈独秀当选中央局书记后，不宜继续留在广东政府任职，于9 月中旬返回上海，开始全力以赴主持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没想到却与马林产生分歧。

马林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

陈独秀则认为，“中国共产党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加上马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令陈独秀心中十分不快。

尤其马林在未经陈独秀同意的情况下，私自派张太雷赴日本联络有关事宜，完全不把陈独秀这个书记放在眼里。当陈独秀返沪后听了张国焘等人对此事的汇报，气得公开表示，绝不与马林见面，并打算向共产国际要求撤换马林的职务。

然而，陈独秀回沪不久，便引起了法租界巡捕房的注意。10 月4 日下午2 时左右，陈独秀正在二楼休息，高君曼与来访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三人在一楼玩牌，突然有几名“白相人”闯入住宅，嚷嚷着要买《新青年》。

高君曼见他们可能是要闹事，好言劝说：“这里不卖《新青年》，陈先生也不在家，你们还是去别处看看吧。”

来人竟绕过高君曼，三步并作两步直奔墙角堆放《新青年》的地方，大声说：“这不是有吗，明明就在卖！”

陈独秀被楼下声音惊醒，仔细一听不对劲，忙轻手轻脚下楼，打算从后门逃走。不料后门处早有人把守，陈独秀被堵了回来。接着巡捕房的汽车开到门口，陈独秀、高君曼和来访的三名客人全部被送到法租界巡捕房。

陈独秀被捕后，马林积极营救，花重金请来当时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法国律师巴和为陈独秀辩护。10 月26 日，公审公堂对陈独秀一案作出判决：“搜获书籍虽多，尚无激烈言论。惟查出《新青年》有违前次堂谕，判罚一百元了案”。

陈独秀获释后，得知马林设法营救，非常感动，不久主动拜访马林，表示拥护共产国际，马林则表示在中国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领导，两人达成谅解，握手言和。但好景不长，1922 年4 月马林从南方考察归来，陈独秀登门拜访时，两人就国共合作问题再生龃龉。当时马林正在起草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见到陈独秀，马林兴致勃勃地说：“这次南方之行收获甚大，关于中国运动及前景，在上海我听到的都是消极的，在南方我却看到卓有成效的工作。”

陈独秀听后不由得为之一怔，想起半年前马林派包惠僧南下广州接陈回沪前曾指出：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书记，不应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做官，国际上没有这样的先例。如今却对这个资产阶级政府大加赞赏，认为孙中山、陈炯明在南方所做的一切，正是中国革命所不可缺少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得太早了！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应尽快与国民党合作。”马林坚决地说。

“怎么合作呢？”

陈独秀不想再与马林发生不快，尽可能表现得平静。但马林还是从陈独秀的目光中，看到了抵触情绪，于是用尽可能轻松的口气说：“我建议，共产党以加入国民党的方式，与国民党彻底合作。”

“加入？”陈独秀原本性格狷急，这时候再也控制不住了，愤愤地说，“你不过是看了一个广东省，而且是个表面！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勾心斗角，联合军阀，勾结土匪，最善于投机取巧，争权夺利。”

正因为陈独秀对国民党以及其前身革命党人抱有成见，因而他早年拒绝参加同盟会，也没有参加辛亥革命。马林对陈独秀激烈的反应大为震惊，认为陈独秀对国民党抱有成见，太过偏激。随后就此问题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等地党内人士的意见，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大都持反对意见。

7 月16 日，中共二大在上海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 号召开，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李达、罗章龙、王尽美等12 人代表全国195 多位党员参会。

此次会议李大钊仍未参会，北京小组代表为张国焘与高君宇。陈独秀被推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大会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指明现阶段革命斗争的任务和方向，同时通过同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至于以什么形式与国民党合作仍未作出决定。

此时马林去莫斯科寻求共产国际支持未归，陈独秀由于在社会上影响愈来愈大，法租界当局对此愈发紧张。二大召开不久，8 月9 日上午，巡捕房多名巡捕再次闯入陈独秀家中，将陈独秀带到卢家湾总巡捕房，并在陈宅搜出违禁书籍多种。

在这次营救陈独秀的活动中，其好友胡适出力甚大。胡适于8 月16 日得到陈独秀被捕的消息，立刻联络时任外交总长、哥伦比亚大学老校友顾维钧，称法国人近年做了很多伤害中国青年感情的事，他此次“并不是为独秀一个人的事乞援”，“一来为言论自由计，二来为中法两国国民间的感情计”，请顾维钧与法国公使沟通营救陈独秀。同时，还联络蔡元培到法使那里疏通。在各方努力下，8月18 日陈独秀以罚款400元为代价，得以出狱。

然而，作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陈独秀每月只能从党组织领取很少的生活费，常常入不敷出，而此次出狱所花诉讼费等高达2000 元，却是无论如何也筹不出的。

为此，陈独秀的好友蔡元培、李大钊、胡适、张国焘、蔡和森、邓中夏、刘仁静、高尚德、李石曾、蒋梦麟、林素园、范鸿勃、黄日葵、缪伯英等人，于9 月24 日在《晨报》上联名发表《为陈独秀君募集讼费启事》，缓解了陈独秀经济上的窘迫。

陈独秀与胡适，一向私交甚好，但在学术观点与政治主张上常常大相径庭，多次在报刊展开大辩论。此时胡适正在倡导“联省自治”、“好人政府”，陈独秀虽对胡适相救非常感激，但一出狱便在报纸上与胡适展开了激烈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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