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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关中“养精蓄锐”
书名： 国民党高官败逃台湾真相(第二部） 作者： 杨帆 本章字数： 7520 更新时间： 2024-05-28 10:51:21

1. 河口镇重挫红军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仅一周时间，日军便占领了辽宁、吉林的30座城市，东北门户锦州在1932年元月初被日军占领，东三省很快全面沦陷。

紧接着，日军进攻上海，“一·二八”沪战爆发，中国守军奋起抵抗，胡宗南部被调往沪宁沿线备战。5月上旬《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胡宗南奉命率第1师乘船抵达安庆，准备参加即将开始的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

胡宗南深知，将部队从抗战前线调入内战前线，是一般官兵无法接受的，因此他在安庆召开了一次全师军士大会，亲自解释“攘外必先安内”的重要性，以调动官兵的反共情绪。

接着，胡宗南率部经桐城、舒城，攻克六安、霍山两县，与红军形成对峙。在进攻红军的同时，胡宗南根据一贯思想，重视对根据地人民的经济安抚和思想笼络。他对亲信戴涛说：

“以军队剿‘匪’，军队去则‘匪’又来。若组织民众使抗‘匪’，则可省军队之力，使民众安居，知有生之乐，自不愿从‘匪’，‘匪’乃无所施其技，而‘匪’患潜消矣。此为根本要图，当尽心为之。”

6月12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确定第四次“围剿”红军的战略步骤，即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围剿”鄂豫皖、湘鄂西两处红军根据地，再全力进攻闽赣中央红军根据地，实行重点进攻、分区“围剿”，达到各个击破、全面消灭各苏区红军的目的。

为实现战略步骤第一步，蒋介石在武汉设立“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下辖左、中、右三路军，胡宗南的第1师被编为右路军第3纵队，进驻皖西。

7月，国民革命军对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展开全面进攻，中、右两路军从东、西两面向鄂豫皖根据地发起进攻，中路军相继占领黄安、新集、商城，致使红军主力东移至皖西，见皖西有胡宗南的部队，又转头南下、西进，于10月上旬返回黄安地区，10月8日进抵黄安西、黄陂北的河口镇以东地区，其先锋部队直驱武汉。

此时，河口镇防守薄弱，仅有湖北地方保安部队的一个团，形势危急，蒋介石急调胡宗南的第1师、总预备队钱大钧第88师一个旅、第13师等部，驰赴河口镇增援。

由于胡宗南师各部驻防分散，为赶时间，胡宗南令各部分别出发，首先抵达河口的是第2旅袁朴部的罗历戎团，该团占领阵地后立即对红军进行阻击。

胡宗南亦很快抵达河口，指挥部队作战。随后到达的部队也都在第一时间加入战斗。

由于双方均为精锐部队，此战打得十分激烈，胡宗南乘红军兵力分散之机，将红军第10师和第12师拦截包围在河口镇以东地区，集中优势兵力将其各个击破，致使红军伤亡惨重。

河口镇一战，是南京国民政府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的第四次“围剿”之最后一战，蒋介石对此十分满意，称赞第1师“能攻会战”。

2. 中央军进驻西北

然而，红四方面军在遭受重创的情况下，其主力部队于10月11日夜向西突围成功，随即越过平汉铁路向鄂西北地区转移。国民革命军虽控制了鄂豫皖红军根据地，但却未将红四方面军主力消灭。

胡宗南立即率部追击，经老河口、郧县、郧西，在崇山峻岭之中长途跋涉，到1932年11月，协统其他追击部队，再次对红四方面军形成三面进逼之势，将红军压缩至漫川关。

“漫川关，就是红四方面军的坟墓。”胡宗南对部下表示。

本以为红四方面军已插翅难飞，殊不料，合围中，红四方面军再次突破防线，冲出重围，然后翻山越岭，经汉中盆地进入四川的大巴山地区。

胡宗南率部穷追不舍，一直追了三千里，到了川陕鄂边界。正当胡宗南准备穿越大巴山入川“剿共”的时候，四川的大小军阀作出强烈反应。

四川历来军阀林立，各自为政，相互残杀。然而在对待中央军的问题上，却又出奇的一致，一致拒绝中央军入川，夸口红军问题由他们来解决。但他们之间的相互争斗，恰好为红四方面军提供了生存的机会，红四方面军很快又在川西北建立了新的革命根据地。

胡宗南则进退两难，只好将部队移驻陕西汉中一带。

1933年2月，胡宗南接到蒋介石电令，命令他立即率部开往甘肃，与原驻甘肃的陕军孙蔚如部换防。

原来，杨虎城为实现其“大西北主义”、控制甘肃，指示孙蔚如部在兰州等地鼓动学潮，驱走了南京国民政府任命的甘肃省政府主席邵力子。邵力子逃回南京后，国民政府又任命朱绍良接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一职，但若无武力保护，想必很快会重蹈邵力子覆辙，因此，蒋介石调胡宗南进驻甘肃，与孙蔚如换防。

3月3日，胡宗南部抵达甘肃南部的天水，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第一支进驻西北的中央军。

西北，古称用兵之地，古往今来，成就了无数民族英雄与历史伟人。在从汉中开往甘肃的途中，胡宗南曾在汉代故地紫柏山召集部下训话，雄心勃勃地称：

“吾人必须以全力拥护领袖，完成国民革命，或可免于未来之祸患。今过紫柏山下，缅怀张子房、诸葛孔明之功业，彪炳史册，而其高风亮节，一片真诚，为国为民之心尤为吾人所当效法，愿各同志深识其意。”

由此可见，胡宗南对大西北早已心驰神往，如同杨虎城要实现“大西北主义”，胡宗南也早有经营西北之志，更渴望像清末左宗棠那样，在西北建功立业；像汉代张良、三国诸葛亮那样，青史留名。

此后，胡宗南一面经营大西北，一面参加对红四方面军的围堵。1934年下半年，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打破了川军六路围攻，有北上趋向。为防止红军北上，胡宗南奉命由甘入川，在川北广元、昭化布防，于1935年1月下旬击退红军。

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大”在南京召开，胡宗南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开始进入中央决策机构，亦开始由一个职业军人，转变成一位党政要员、中央实权人物。

3. 西安事变中主和

次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胡宗南部被蒋介石秘密调往湖南，但当胡师抵达湖南后，尚未参战，两广事变即和平解决。

9月，胡宗南第1师扩编为第1军，辖第1师、第78师共四旅八团，胡宗南任第1军军长兼第1师师长，范汉杰任副军长。此时的胡宗南，已是中央监察委员兼中将军长，这个身份与职位对于其他黄埔学生来说，尚是几年以后的事。

不久，胡宗南回到陕甘继续“围剿”红军。11月20日，胡宗南部攻占山城堡，不料钻进了红军的伏击圈。21日，红一师、红二师、红四师对胡部发起猛烈反击。经过一昼夜激战，胡宗南的两个团被全部歼灭。

山城堡一役，是胡宗南围剿红军以来第一次遭受如此惨败，对他的打击之沉重，可想而知。

正当胡宗南在宁夏惠安堡，指挥所部再次进攻陕甘宁的红军时，“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

12月12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17路总指挥、西北军首领杨虎城，为达“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的目的，在西安扣留蒋介石！

胡宗南闻变大惊，恼怒道：

“这两个党国的叛徒，吃了熊心豹子胆，竟敢以下犯上，扣留领袖！”

说完即抱头痛哭，既为张、杨的行为而愤恨，又担心蒋介石的安危。

胡宗南很快和南京军政部、黄埔系将领核心组织力行社、复兴社以及陕甘宁地区的中央军各部队取得联系，得知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对于如何处理张、杨产生重大分歧，形成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和以宋美龄、孔祥熙为首的主和派。

而在南京的黄埔系青年将领亦分成两派：以邓文仪、贺衷寒、桂永清为首的主战派和以戴笠、郑介民为首的主和派。

胡宗南乃黄埔系青年将领的首领、复兴社的首要骨干，又在西北握有重兵，离西安与兰州较近，因此他的态度得到南京各方面的注意和重视。何应钦、宋美龄纷纷对其进行拉拢。

何应钦力求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表面是要给张学良、杨虎城造成心理压力，更有利于蒋介石的释放。实际上，何应钦“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想借此良机，取蒋介石而代之，因此是动了真格。胡宗南怎会看不明白，自然站在了宋美龄一边。

12月14日，胡宗南领衔，联合黄杰、李默庵、孙元良、李延年、贺衷寒、邓文仪等275名黄埔青年将领并代表全体七万余黄埔同学，发出《忠告张学良电》和《告袍泽书》，称蒋介石为“我全国唯一之领袖，亦我国家生存所托命，委座之革命意志及其精神，久己普及于全国爱国同胞之脑筋，尤深刻灌注于吾军校同学每一个及全体将士之血液，此决非任何恶劣势力所得而劫持”，同时对张、杨发出武力威胁：

“执事试自审地位力量，究有几何？”

要求张、杨保证蒋介石的生命安全：

“万一委座稍有差池，则吾全体同学誓必不顾一切，悉力以赴，决不与执事及与执事有关任何个人共戴天日于此世。”

胡宗南的领衔通电，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当时著名学者傅斯年所说：

“最有力量安慰的人是青年将领的表示，他们的积极的迅速的有步伐的行动是保持蒋公安全、维护中国全局的主要因素。”

然而，对于军事行动，胡宗南态度鲜明，即对张、杨只能给予武力震慑，逼迫其走和平解决之路，决不可实施军事讨伐。这完全出于对蒋介石安全的考虑。蒋介石在张、杨手中，一旦动武，必将危及其生命安全。

当时，胡宗南曾去电驻军宁夏中卫和定远营的第25师师长、黄埔一期同学关麟征，询问关麟征的态度，希望与之协同行动。关麟征回电表示武力讨伐张、杨，胡宗南自然不会同意，立即发电劝阻关麟征，说明出兵讨伐的危害，并动情地说：

“校长处于危险之中，雨东，雨东（关麟征的别号）！何去何从……”

关麟征读后大为恼怒，反唇相讥道：

“校长乃全体同学之校长，非兄一人之校长。弟爱校长，急于拯救校长脱险，并不亚于吾兄。”

关麟征随即开始行动。

胡宗南只能摇头叹息，按兵不动。

12月16日晚，胡宗南接到已于当日就任“讨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来电，告知已分别命刘峙、顾祝同为东、西路集团军总司令，从东、西两面发兵夹击西安。胡宗南隶属于顾祝同的西路集团军。

接着，胡宗南又接到顾祝同来电，要他统一指挥第1军和关麟征的第25师、曾万钟的第3军、毛炳文的第37军，做出进军西安姿态，但实际只在咸阳、宝鸡间监视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

很显然，顾祝同与胡宗南一样，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胡宗南欣然领命。

20日上午，宋子文等人抵达西安斡旋，周恩来等人的主导人，在和平解决端倪渐显。宋美龄又力争延长停止轰炸西安三日，并于22日亲赴西安。在宋美龄等人的努力下，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从西安事变爆发到和平解决的13天里，胡宗南度日如年。如今，蒋介石终于在张学良的陪同下，离开西安，经洛阳抵达南京，胡宗南终于如释重负。

蒋介石对胡宗南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大加褒扬，更加信任。

4. 苦心经营大西北

早在胡宗南由陕入甘之时，正是日军侵吞热河、进犯长城各口之际，胡宗南对日军行径激愤难平，几次致电蒋介石，请缨抗战，皆被蒋介石拒绝。

直到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后，蒋介石调集精锐部队，云集淞沪抵抗，胡宗南终于有了对抗日寇的机会。

胡宗南奉命率第1军增援上海，先后在宝山、杨行、刘行等地与日军进行血战，伤亡惨重。9月底，第1军撤至昆山附近整补，并扩编为第17军团，胡宗南升任第17军团军团长，再创黄埔学生升官之纪录。

10月初，第17军团在蕴藻浜等地与日军激战20余日，全军伤亡过半。

淞沪抗战中，中国军队投入47个师60余万兵力，日军先后投入两个集团军9个师团约30万兵力。中国军队以伤亡25万余人的代价，歼敌5万人。虽然代价惨重且最终战败，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被彻底粉碎，同时为中国沿海工业内迁赢得了时间。

淞沪抗战失利后，第17军团退往南京，后又退至安徽、河南，1938年1月撤回关中，蛰伏在黄土高原上，招兵买马，扩充军队。一要扼守黄河河防，阻止河东、山西日寇，保卫大后方；二要积聚势力，为抗战后的内战作准备。

此后，在国军的几个重要战役中，都能见到胡宗南前往支援的身影，如1938年5月，胡宗南率部参与围歼土肥原师团的兰封战役；8月，开抵信阳、罗山一线，参加武汉保卫战；1944年5月增援豫西，阻止了数万日军的进攻，取得灵宝防守战的胜利；9月空运增援桂林、重庆；1945年4月参加豫西西峡口之战等。

其间，胡宗南指挥修筑起一条东起黄河，中经陕北、陇东，西达宁夏固原、同心的长达数百里的封锁线，包围和封锁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

胡宗南也因防共有功而平步青云。1939年1月，胡宗南升任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8月升任集团军总司令，又创黄埔第一。

1942年7月，胡宗南升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坐镇西安，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虽为朱绍良，但远在兰州。胡宗南下辖李延年的34集团军，陶峙岳的37集团军，范汉杰的38集团军，李铁军的29集团军，部队分布于陕西、甘肃两省，其势力向西远远渗入新疆、宁夏、青海。“四马”（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等部队虽不隶属于胡宗南，但也受其挟制。

胡宗南指挥的正规部队约40多个师，连直属部队计45万人左右，且不包括警察、宪兵、地方团队和配属他指挥的空军部队。此外，归其领导的多所军事学校和训练班，人员也在5万左右。

蒋介石给予胡宗南许多特权，首先在用人方面，给予胡宗南最大限度的“人事权”。其下辖各集团军总司令的任免去留，大多由胡宗南作出决定，上报蒋介石，蒋介石几乎从不会作出否定。军长、师长一级的任免，胡宗南具有更大的决定权，有时甚至可以先发表任命，再报请加委。团长一级的军官，则直接由胡宗南任免。

对于非隶属胡宗南的军师长调动，只要胡宗南有提议，蒋介石一般都会批准。胡宗南要求调用的人，蒋介石有求必应。

为了造就一支“忠实于蒋，听命于己”的军队，胡宗南制定了一套独特的干部政策，即“黄、浙、陆、一”用人标准。

“黄”，即黄埔军校毕业生；“浙”，即浙江人；“陆”，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一”，为第一师的老干部。保定系、各讲武堂系的军官均被排除在外。

在胡宗南的队伍中，连排长大部分是第七分校的毕业生，营团长大多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军师长则全部为黄埔军校毕业生，集团军司令更全部是黄埔一期生。

在各级司令部的幕僚中，胡宗南安排了不少浙江老乡，在他的副长官部中，很多处长、科长都是浙江人。

为了满足用人需求，使所部有充足的军官来源，胡宗南还经蒋介石批准，在西北设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以及各种人才训练班，培养的学员大多分配在胡宗南所属部队。国民党中央主办的军事学校毕业生，分配到胡宗南所部的人数也在其他战区之上。

胡宗南所部的军需补给，也远远优于其他国民党军队。武器弹药等各种军事器材，均要优先供应胡宗南的部队。而胡宗南所领取的经费更是数额庞大，占据了全国军事支出的1/4。关中盛产小麦、棉花，胡军粮草、军服等补给也相当充裕。

蒋介石对于胡宗南的全力扶持，令胡宗南十分感激，他曾对亲信说：

“这么好的先天条件，若还不能在西北干出一番惊天伟业，我就对不起校长的一番苦心。”

胡宗南坐镇西北，锐意经营，尤其注意整顿军纪，笼络民心。他为此严令官兵在驻地以外一律不准露营，晚上不准随便外出，不许踏入民房一步。

胡宗南还令部队参与地方建设，帮助西北人民修桥铺路，极大地改变了西北基础设施薄弱的面貌。而军队所需粮秣杂物，均以现金购买，公平交易，不准低价强买。

胡宗南的做法受到西北民众的欢迎，当地百姓历经多年战乱，遇到如此守规矩的部队，因而对胡宗南十分拥戴，胡宗南也得以在西北迅速站稳脚跟，以西北地区国民党最高统治者身份，很快拥有了“西北王”的称号。

1940年，蒋介石要赴西安王曲参加第七分校16期学生毕业典礼。胡宗南得知后，立即着手为蒋介石准备一座行宫，购买了大批高档家具，参加布置之人，多达四五百。

胡宗南还专门派人设计图样和尺寸，乘坐飞机飞往迪化，采购了一套特制的地毯。并委托结拜兄弟、军统特务戴笠在美国购置防弹小汽车，供蒋介石乘坐。

蒋介石飞抵西安后，胡宗南除鞍前马后地照顾外，更是时时问候、请安，晚上睡觉前会给蒋介石打来电话，关切地询问：

“校长晚上胃口可好？现在精神如何？有什么需要的？”

早上则问：

“校长昨晚睡得如何？早餐是否合胃口？”

毕业典礼结束后，胡宗南陪蒋介石参观王曲镇市容，走到一家商店门口时，蒋介石被橱窗里的博士帽所吸引，随便问了店员一句：

“一顶多少钱？”

“两元一顶。”店员热情回应，“我们有很多款式，都是两元一顶，欢迎选购。”

“两元？”蒋介石有些吃惊，随即掏钱买了一顶。

对西安物价之低廉，蒋介石感到十分欣慰。却不知这是胡宗南暗中作假，令王曲镇所有商店，按战前价格出售商品，损失由第七分校承担。

此次蒋介石亲赴西安，对胡宗南更加信任，深感将西北交予胡宗南，没有让他失望。

5. 险胜对手陈辞修

1944年6月，蒋介石重新划分战区，以“西北王”著称的胡宗南，原以为可以升任战区司令长官，殊不料事与愿违，不仅职务原地踏步，而且“顶头上司”换成了他最不愿与之合作的一个人——陈诚。

蒋介石任命陈诚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改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陈诚与胡宗南的原上司朱绍良不同，朱绍良可以做挂名司令长官，胡宗南身为副职可以掌控全局；陈诚则不会做挂名司令长官，陈诚是蒋介石的大红人，来了就要掌握实权。

胡宗南一向只听命于蒋介石一人，对其他人概不买账。为了抵制陈诚，在陈诚赴任之前，便秘密召开军师长会议，交代关于陈诚的一切命令、电令和调令等，必须呈报胡宗南，经胡宗南同意后才能执行。

安排好一切，胡宗南便以身体不适为借口，给蒋介石拍了个电报，称上华山养病去了。然后躲在华山，等着看陈诚到任后上演的好戏。

胡宗南与陈诚，同为蒋介石的心腹大员，却是各成一系。陈诚为准黄埔系，其手握重权，深为黄埔系军政人员所不满。尤其陈诚与宋美龄的干女儿谭祥结婚后，更受蒋介石的倚重，与黄埔系将领的矛盾日渐加深。黄埔系中胡宗南与戴笠关系密切，两人对陈诚都有意见，于是联合贺衷寒、邓文仪等黄埔系人员，内外夹击，竭力动摇陈诚的地位。

对于陈诚与黄埔系之间的矛盾与争斗，蒋介石心知肚明，为了平衡两系关系，平息黄埔系愤怒，撤销了陈诚政治部部长及三青团中央书记长之职，使陈诚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受到一次不小的打击。陈诚一气之下胃病复发，对胡宗南等“黄袍（黄埔）加身”的人十分恼火。

为了报复胡宗南，当蒋介石在重庆划分战区时，陈诚主动要求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并点名让胡宗南担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想借机杀杀胡宗南的威风，压压黄埔系的气焰。

然而，出乎陈诚意料的是，一上任就不见胡宗南身影，而胡宗南的部队根本不听他的指挥，特别是胡宗南亲任过司令的34集团军，更是针插不入、水泼不进，气得陈诚一次次到蒋介石面前告状。

1944年4月，日军集中了五六个主力师团共计16万人，向中原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原守军蒋鼎文、汤恩伯的部队一触即溃，郑州、偃师、洛阳、渑池相继失陷，潼关告急，西安震动。

胡宗南闻讯后慌忙下山，赶赴华阴指挥作战。他调集精锐部队34集团军和第1军，在陕州虢镇和豫西的灵宝等地阻击日军，成功将数万日军打退，取得灵宝防守战的胜利。

对此，胡宗南大肆宣扬，称自己的部队挽救了豫西和中原危局，并大张声势地为参战营以上指挥官记功晋级，传令嘉奖。蒋介石因此战功晋升胡宗南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将陈诚调回重庆，升任军政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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