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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与争锋，职位一路攀升
书名： 国民党高官败逃台湾真相(第二部） 作者： 杨帆 本章字数： 7861 更新时间： 2024-05-28 10:51:21

1. “剿共”虎头蛇尾

顾祝同一生与共产党结下不解之缘，此缘正是源于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1933年11月20日，就在蒋介石第五次“围剿”进展顺利、而顾祝同百无聊赖之时，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了“福建事变”——在福建成立了联共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福建事变”的爆发，使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包围圈出现了一个缺口，如果红军与19路军联合起来对付蒋介石，第五次“围剿”极可能被粉碎。因此，蒋介石迅速从“围剿”前线抽调9个师，入闽讨伐19路军。

顾祝同因此忙碌起来。

12月3日上午9时，顾祝同陪同蒋介石，在抚州机场检阅入闽作战部队；下午，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开会，研究布置作战计划，下达攻击作战命令。

12月中旬，入闽部队进入福建北部，在建瓯、延平、古田一带与19路军展开激战。19路军被迫撤出闽北，退守福州。

1月中旬，入闽部队相继攻占福州、漳州、泉州，19路军残部退入广东，被陈济棠收编。

至此，在顾祝同的协助下，仅历经不到百日，蒋介石便平息了“福建事变”，并将入闽部队加上被改编的19路军组成东路军，由蒋鼎文任总司令。顾祝同仍任北路军总司令。

在此后的几个月里，顾祝同的北路军与东、西、南共四路大军，对江西中央苏区形成四面合围之势，打算会师瑞金，将红军主力一网打尽。

然而，由于东路军出师不利，1934年9月20日左右，在南昌北路军司令部，蒋介石对顾祝同下达了驰援东路军的命令，命令他前往东路军司令部驻地龙岩，指挥朋口战役。蒋介石对顾祝同寄予厚望，对他语重心长地说：

“铭三（蒋鼎文字铭三）无能，在朋口西边，头一天作战就被红军吃掉了一个团！我虽然给了他处分，但恐怕他无法振作，无以挽回败局。你去协助他，我才能放心。”

虽说是去协助蒋鼎文，实际是要顾祝同指挥东路军作战。顾祝同深感蒋介石对他的倚重，当即表示：

“我立刻起程，前往龙岩，定当竭力扭转战局，打击红军嚣张气焰，不负校长厚望！”

当日，顾祝同即乘坐飞机前往龙岩。不料，途中飞机发生故障，被迫降落在新泉东边20多华里的一块稻田中，所幸有惊无险，顾祝同仅受轻伤。

晚上，顾祝同住在宋希濂的36师司令部中，第二天一早，离开新泉，继续赶路。

抵达龙岩后，顾祝同先面见蒋鼎文，随即召开师长以上军官会议，他一改往日温文尔雅的形象，在会议上严厉指出：

“第3师之所以失利，并非兵不愿战，亦非兵不善战，问题出在各级军官，尤其是团长以上军官身上。懒怠偷安，不负责任，岂有不败之理！

“福建事变解决后，我军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加上中央全力剿共，前景乐观，请大家务必抱有‘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在短期内歼灭共军主力！”

随后，顾祝同竟然不顾蒋鼎文的面子，重新调整军事部署：以第36师进攻白衣洋岭共军主阵地；第10师到新泉、中屋村一带集结；第九师到朋口以西地区集结，并派一部协助第36师进攻；第83师到连城、朋口之间集结，并派一部向连城以西推进。之前失利的第3师则调后整理。

根据顾祝同的部署，9月27日，东路军向共军展开全面进攻。在空军与炮兵的配合下，当天占领白衣洋岭共军主阵地。

朋口战役一直进行至10月中旬，最终以36师经河田进入长汀宣告结束。而此时，中央苏区在国民党各路大军的围攻中，第五次反“围剿”已告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施战略大转移，从瑞金出发，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

朋口战役结束后，顾祝同即被蒋介石调回北路军，入鄂堵击红军。然而，红军没有北上，湘鄂没有战事，顾祝同也没有了用武之地。于是，蒋介石改任顾祝同为江西绥靖公署主任、军政部政务次长，总揽江西军政。

顾祝同到任后，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担心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处处与顾祝同为难，对顾祝同的工作横加干涉。顾祝同初来乍到，又不愿听任熊式辉摆布，工作难以打开局面，最终只得请求蒋介石将他调往别处。

刚好红军入黔，黔省无帅，蒋介石顺水推舟，任命顾祝同为贵州绥靖公署主任，与陈诚、薛岳等人赴黔协助蒋介石围堵红军。

1935年3月，顾祝同抵达贵州，但此次他再也没有以前的好运，被红军的声东击西、指南打北搞得左支右绌、疲惫不堪，最终没能成功协助蒋介石对红军予以拦截并消灭，给了红军“春风吹又生”的机会。

2. 西安事变表忠心

自从东征陈炯明起，顾祝同便在何应钦麾下，与刘峙、钱大钧、蒋鼎文并称何氏门下四大金刚。

何应钦乃蒋介石一手提携的心腹将领，本应对蒋介石忠心不二，但通过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何应钦在黄埔军中声望日隆，一向低调做人的他，也有了些居功自傲的心态。1927年8月，在桂系倒蒋时，何应钦为掌握黄埔军权，与桂系一唱一和，对蒋介石实施逼宫，致使蒋介石下野。

蒋介石复职后，首先“入壁夺符”，悄然赶赴徐州，进入第1路军总指挥部，下令免去何应钦第1路军总指挥之职，改任总司令部参谋长，并将何应钦在南京住宅的卫队全部撤走。

何应钦受此打击，不得不对蒋介石俯首帖耳，变得小心谨慎起来。由于两人之间互有所倚，表面上仍然合作密切，北伐军占领北京后，蒋介石委任何应钦为“国军编遣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和“训练总监部”总监等职务。

蒋、何的同床异梦，让顾祝同左右为难，一方面他不能有悖于何应钦这位老上司；但另一方面，他看得出何应钦不具备取代蒋介石的实力，他更加不能得罪蒋介石，因而行事处处小心。

1936年12月12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17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为达“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的目的，在西安扣留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消息传来，南京国民政府顿时陷入一片群龙无首的混乱之中，各派力量迅速分化组合，形成了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和以宋美龄、孔祥熙为首的主和派。两派就如何解救蒋介石，如何对付张学良和杨虎城展开激烈争论。

16日，何应钦正式宣布对西安进行军事讨伐。17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同时发表刘峙、顾祝同为东、西路军司令，7个师兵力已集结潼关前线，所有飞机集中于洛阳，只待一声令下，旋即向西安展开全面进攻。此间，中央军在华县与杨虎城部的对峙中，前方已开始冲突。

就在内战一触即发之际，何应钦收到蒋介石的亲笔书信，令他暂停轰炸三日，到20日为限。何应钦只能暂时停手。

平心而论，何应钦若只是摆出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姿态，给张学良、杨虎城造成心理压力，更有利于蒋介石的释放。但何应钦“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想借此良机，取蒋介石而代之，因此是动了真格的。

为阻止何应钦，宋美龄曾找到刘峙，对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但刘峙错估形势，对武力讨伐张、杨热情高涨，不听劝阻。

顾祝同则不同，他毅然选择了蒋介石。表面上，他接受何应钦的任命，对其表示唯命是从，背后则对宋美龄明确表示：

“诚如夫人所言，动用武力，会危及委员长性命，而委员长的安全，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定。为了委员长的安全，为了国家的安定，我愿意听从夫人安排。”

危机之中，顾祝同的支持，令宋美龄颇感欣慰。她要求顾祝同对胡宗南、关麟征等人进行游说，务必稳住西路进攻部队，并表示：

“我很快便会亲自入陕，委员长一定会平安归来。”

顾祝同立即电令西路军胡宗南等人，暂时只在咸阳、宝鸡间监视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他本人留在南京参加营救蒋介石的疏导活动。

20日上午，宋子文抵达西安斡旋，和平解决端倪渐显。宋美龄又力争延长停轰炸三日，并于22日亲赴西安。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主导下，在宋美龄等人的努力下，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蒋介石飞回南京后，顾祝同因抵制何应钦轰炸西安受到蒋介石嘉奖，而积极迎合何应钦进攻西安的刘峙遭到蒋介石的嫉恨。

1937年1月1日，顾祝同参加了蒋介石召开的小型会议，研究对“西安事变”的惩罚措施。

随后，蒋介石不假思索地钦点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兼第1集团军总司令，指挥5个集团军，包括蒋鼎文的第2集团军、朱绍良的第3集团军、陈诚的第4集团军、卫立煌的第5集团军，分别向西安地区推进，以对张、杨部队施加军事压力。

临行前，蒋介石特地叮嘱顾祝同：

“以不战而屈人为上，武力解决为次。”

顾祝同领命之后，一面率重兵进驻潼关号令各军作好攻击准备，一面与张、杨旧部进行紧张的谈判。在顾祝同软硬兼施的攻势面前，双方终于达成协议：

第一，张学良所部东北军开出漳关至苏皖边境整编；

第二，杨虎城出国，所部西北军整编。

2月9日，顾祝同率部进驻西安，下令将东北军的25个师整编为4个军10个师，调往苏北、皖北、豫南，由军委会直接指挥；西北军（17路军）整编为38军下辖的两个师。

至此，发动“西安事变”的东北军、西北军在顾祝同软硬兼施的胁迫下，按蒋介石的旨意完全解体。

同时，顾祝同会晤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林祖涵，代表蒋介石商谈国共合作事宜。顾祝同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向中共代表提出四点建议：

取消边区政府；发表宣言，服从中央及蒋介石领导，实行三民主义；停止土地改革；红军整编为一个军辖三个师。

由于此四点建议明显限制和削弱中共红军武装，因此双方未达成共识。以后又经过反复争论磋商，双方相互作出让步，国民党承认陕甘边区政府，工农红军改编为第18集团军，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

3. 谁接任军政部长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时局，蒋介石终于停止“剿共”，逐步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奋力抵抗，然7月末，平津相继陷落。

8月12日，蒋介石出任陆海空军大元帅，即扩充军委会，将全国划为8个战区，上海、苏南、浙江为第三战区，以冯玉祥、顾祝同为正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同时兼任第5集团军总司令。

8月13日，日军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蒋介石令负责上海防务的张治中，率87师、88师、36师和其他临时划归他指挥的几个师，奋起抗击，并令空军对日军进行轰炸，令海军封锁江阴。

为扩大沪战，牵制日军对华北的进攻，蒋介石又任命陈诚为第15集团军总司令，于8月20日率部进军上海。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致使日军陷入困境，不得不大举增兵。

9月21日，蒋介石亲自兼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仍以顾祝同副之。

面对武器装备先进的日军，顾祝同指挥军队奋勇抵抗。为了给中央政府和上海的撤退争取必要时间，中国军队咬着牙将抗战坚持到11月12日，以总投入47个师60余万的兵力，对抗日军先后投入的两个集团军9个师团约30万兵力。

最终，中国军队以伤亡25万余人的代价，歼敌5万人。

虽然代价惨重且最终失败，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被彻底粉碎，同时为中国沿海工业内迁赢得了时间。

上海失陷后，南京亦难逃噩运，很快被日军攻陷。第三战区的部队顿时陷入日军三面包围之中。

在这艰难时刻，顾祝同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兼江苏省政府主席，管辖江、浙、皖、闽等省区。其下属的6个集团军，多为杂牌军，在长期的战斗岁月中，顾祝同与这些杂牌军相处融洽，因而享有“驭将之才”的美誉。

面对三面日军，顾祝同采取了稳定内部、持久防御、保存实力的战略方针。即便如此，在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中，顾祝同仍发起对日军的皖南攻势、淞沪皖边作战、福州攻略之战、萧山诸暨之役、闽海之役、浙东之役等，打击和牵制了日军。

顾祝同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前后长达8年，历经整个抗战时期。其间，他和第15集团军总司令同时也是第三战区前方总指挥的陈诚矛盾不断。

此前，顾祝同和刘峙水火不容，但经历了“西安事变”，刘峙输光了血本，顾祝同一跃成为蒋介石心中最宠信的将领之一。在刘峙还是第2集团军总司令的时候，顾祝同已升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而刘峙在抗战初期因连续决策与指挥失误，导致第2集团军一路溃败，从北平郊区退到保定，又从保定、石家庄，一路溃逃到河南，致使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安阳等地相继陷落，刘峙因此被撤职，声誉一落千丈，并被人讥为“长脚将军”，再也无力与顾祝同“一决雌雄”。

刘峙败下阵后，新的对手——陈诚，很快进入顾祝同的视野。

陈诚曾是顾祝同的部下，中原大战后，得以与顾祝同并驾齐驱，成为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加上陈诚领袖欲强，在何应钦、顾祝同、刘峙等人面前毫无谦逊，令顾祝同心中十分不悦。

而随着蒋介石对何应钦心生龃龉，陈诚开始成为蒋介石有意无意培养的何应钦的接班人，顾祝同自认为比陈诚更具资历，暗中处处与陈诚较劲。

虽同为蒋介石宠信的将领，但作为取代何应钦的人选，蒋介石既已属意陈诚，自然处处袒护陈诚，为陈诚提升创造条件。因此陈诚如鱼得水，顾祝同不得不甘败下风。

1944年9月，何应钦突然找到顾祝同，对顾发牢骚说：

“我当了14年的军政部长，终于要拱手让人了。”

顾祝同心中一惊，赶紧问：

“怎么回事，军政部长一职，除您之外，还有谁能胜任！”

话是这么说，但彼此心里都明白，蒋介石早就想把何应钦从军政部长的位子上拉下来，只是苦于时机尚未成熟。

何应钦叹着气说：

“委员长体恤我身兼数职，怕我忙不过来，要我保个人出任军政部长。”

一听蒋介石要何应钦保荐人选，顾祝同似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知道何应钦与陈诚向来不和，由何应钦保荐，自然非顾祝同莫属。然而何应钦接下来的话，却让顾祝同心里凉了半截。

“我明确保荐你接任，委员长不但不点头，反而提名陈诚。既然我的保荐不作数，何必要让我保荐！”

顾祝同只好安慰何应钦说：

“大概委员长的意思是要你保荐陈诚吧。”

顾祝同知道大局已定，继续与陈诚争锋毫无意义，只能给自己带来麻烦。他很快调整好心态，坦然对待陈诚的提升。当有人为他打抱不平时，他诚恳地表示：

“我早已向委员长表示过，军政部长一职，只有陈辞修可以接任。”

4 . “制造”皖南事变

顾祝同在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期间，没有在抗战中取得什么傲人战绩，却在反共中写下了惊人的一笔：忠实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在第三战区内亲自部署发动了“皖南事变”，他本人也因此在此后几十年里受世人的唾骂。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是在1940年秋，随着日寇侵华战略的转变，当时国共关系日益紧张起来。

“共党3年来由3万扩大到50万，再一两年定不止100万，那时还有国民党活路？”国民党内这样的呼声此起彼伏，他们无法容忍共产党力量无限壮大，在刚刚进行的国共两党就划界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之后，开始集体倡议以武力解决问题。

顾祝同对此十分赞成，他的第三战区里就有共产党的军队——新四军。新四军军部于1938年1月6日在南昌成立，被编入第三战区，直属长官部，并在抗战中迅速发展壮大，建立了华中抗日根据地。

眼见共产党迅速壮大，顾祝同心焦如焚，为表示抵制共产党的决心，他把第三战区称为“铁的三战区”，并常说：

“如果任何一方面的敌人踏进了第三战区一步，我便要将他歼灭！”

这句话显然是针对新四军所说。

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参谋总长、副总长名义发出“皓电”，限期一月，要求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

共产党方面则表示，只同意将长江以南之新四军部队移到江北。

何应钦、白崇禧收到回电，大为恼火，立即授意军令部拟呈《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上报蒋介石，要求批准执行。

该计划规定以第三、五战区主力避免与日军作战，集中力量分期迫使八路军、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第一步以第三战区顾祝同、冷欣部于1941年1月底以前肃清江南新四军，然后转用兵力肃清苏北八路军、新四军；第二步以第五战区李品仙、冯治安、王仲廉部，加上汤恩伯部，分为鄂中、淮南、襄西、淮北四区，限2月底前肃清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

此时，国共关系虽紧张，但只在局部地区发生冲突，规模也很小，共产党还不足以撼动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因此两党还没有到必须决裂之地步。如果批准执行《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势必激发共产党强烈反应，届时将影响抗战全局，因此蒋介石没有立刻批准。

但最后通牒已经发出，碍于政府的面子，蒋介石在12月7日作出批复，表示“此部署与计划可照办”，唯须“暂缓下令”。并在9日亲下手令，稍事延期，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务必在12月底和明年1月底分别移至黄河以北，而新四军皖南部队则必须在12月底以前先开到长江以北。

12月10日，蒋介石向顾祝同发出特急密电：“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及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期限（本年12月31日）该军仍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将近年底，第三战区顾祝同和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等人，也加紧了动作。12月中旬，在顾祝同严令催促下，上饶到重庆之间长途载波电话限期开通。从此顾祝同可与重庆直接通话。

12月下旬，顾祝同派其参谋处长岳星明赶赴徽州，在师长以上军官会议上传达：“顾长官有指示，新四军如果北撤，我们要‘掩护’好；如果‘南窜’，我们务要堵止住”，并宣布三战区所有皖南部队均由上官云相负责统一指挥。

根据顾祝同的命令，上官云相随即布置集团军参谋处于12月29日制订出《第三十二集团军围歼匪军计划》，对皖南新四军待命进剿。悲剧已无可避免。

1941年1月4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从云岭驻地出发绕道北上。

部队出发前，新四军的领导人叶挺、项英，致电顾祝同、上官云相及其他驻皖南国民党部队，希望沿途予以协助。殊不知此时的皖南国民党驻军，已经奉命进入备战状态，只等新四军进入包围圈。

6日，坐镇上饶的顾祝同命令上官云相：“迅速部署所部开始进剿，务期于原京赣铁路以西地区彻底加以肃清。”

7日拂晓，当新四军各路纵队分别通过指定山岭时，即遭国民党军的阻击。指战员们纷纷喊话：“新四军是奉命北移，弟兄们不要拦阻”；“我们要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等。

国民党军不听新四军的劝告，继续阻击。新四军广大指战员义愤填膺，被迫进行还击，一场阋墙血战就此展开。

8日下午，顾祝同致电何应钦，汇报“围剿”新四军取得的“战绩”。当日晚上，他又致电上官云相：“限电12小时内一鼓而聚歼之。”

从国共双方的兵力部署、准备情况可以看出，这是一场没有任何悬念的战争。正在转移中的新四军，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军队七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

新四军部队英勇奋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

其中，军长叶挺在和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这就是震惊一时的“皖南事变”。

事变结束之后，顾祝同致电蒋介石、何应钦，城经过紧急处置，“已将新编第四军全部解散，遣散完毕”。

“围剿”新四军取得成功之后，顾祝同非常兴奋，他不顾各界舆论谴责，大举奖励“有功”人员，对上官云相更是更是特别嘉奖，并奖赏32集团军法币5万元。

在日本侵略者正在蹂躏中华大地的时候，在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在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支持下，顾祝同等人竟然悍然发动“皖南事变”，自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声讨，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所受到的恩宠。

换一句话来说，经过皖南事变，顾祝同受到的恩宠是有增无减。在蒋介石的诸多嫡系将领中，顾祝同虽不比陈诚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亦没有当上军政部长，但在8年抗战中，仍备受器重，职位也一直处于上升中。

1942年，日军向衢州发动进攻，顾祝同被占去大量地盘，其长官部也于仓皇中撤到福建，后又迁至江西铅山。1945年1月，顾祝同被蒋介石任命为赣州行辕主任兼第三战区司令，统一指挥三、七、九战区军政，权力之大，令同行侧目。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顾祝同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名义接受驻浙江日军投降。9月8日又参加了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南京接受中国战场日军的投降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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