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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党务，兄弟天各一方
书名： 国民党高官败逃台湾真相(第二部） 作者： 杨帆 本章字数： 3776 更新时间： 2024-05-28 10:51:21

1. “CC”系的终结

1948年年末，国民党在大陆的败局已定，大员们纷纷开始安排自己的退路。病情已十分严重的陈果夫捷足先登，于12月6日晚10时登上“中兴轮”，举家迁往台湾，定居于台中双十路八号。

初到台湾，陈果夫一面在家中安心养病，一面心系大陆，密切关注大陆战事，无奈战败的消息接连不断，陈果夫整日长吁短叹，对国民党的前途悲观绝望。

但此时，陈果夫完全没有想到，国民党丢失大陆的责任，最后会落到主抓党务多年的他和弟弟陈立夫的头上。

蒋介石败逃台湾后，总结了四条国民党“自己打倒自己”的原因，认为最根本的失败是党本身的失败，党的失败是CC系的失败，CC系的失败是陈氏兄弟直接造成的，因此，陈氏兄弟应当负责。

蒋介石强调：

“我们不能再见党内派系倾轧、人事纷争的现象。我们党员不能再有败坏纪纲、蔑视组织的行径；我们不能容许过去招致大陆沦亡的一切观念、行为和作风，用到台湾来，瓦解我‘中华民国’最后的基础，使其重蹈大陆各省的覆辙。”

蒋介石认为要想在台湾站住脚，就一定要整治国民党，通过全盘考虑整治方案，最后决定对国民党进行彻底改造。

可以肯定的是，陈氏兄弟对蒋介石是忠心的。这一点，蒋介石心知肚明。但二陈长期控制国民党，党内腐败现象之严重，已积重难返；陈氏兄弟在党内向来目空一切，倾轧各派，以致积怨甚深，甚至美国人对他们都颇为反感；尤其是陈氏兄弟与蒋经国争斗矛盾不断，成为蒋经国接班的最大障碍。因此，蒋介石决定彻底清除CC系。

1950年3月，蒋介石复职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更换了各级人选。以陈诚为“行政院长”，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提拔年轻的周至柔为“国军总参谋长兼空军总司令”，非黄埔系的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桂永清仍为“海军总司令”，蒋经国为“国防部政治部主任”，原在高雄成立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以蒋经国、周至柔、唐纵等人负责。

陈果夫、陈立夫被排除在外。

如果说陈果夫身体不好，不能担当重任，尚可理解；然陈立夫50岁出头，身体健康，却没有被委以任何职务，陈氏兄弟意识到，危机正在降临。

不久，陈果夫和陈立夫同时接到电话通知，请他们次日到蒋介石办公室面谈。

兄弟二人商量，认为蒋介石此时找他们不会有什么好事，便决定陈果夫以身体有病为由回避，以陈立夫一人前去刺探虚实。

第二天，陈立夫如约前往蒋介石办公室。在谈话中，蒋介石问陈立夫对国民党改造运动有何高见，并问：

“你说，大陆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

陈立夫察言观色，明白蒋介石的用意，回答说：

“大陆失败，党、政、军三方都应该有人出面承担责任。”

“嗯。”蒋介石点点头，等待陈立夫的下文。

“党的方面，果夫和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个责任应该由我们承担。”陈立夫只好表示，“我觉得果夫和我都不宜参加此次党的改造，退下来为好。”

话虽如此，陈立夫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希望蒋介石能挽留他们兄弟。

但蒋介石听后，又“嗯”了一声，便一言不发了。

陈立夫将这次谈话内容转告了陈果夫，病榻上的陈果夫听罢长叹一声，半天没有说话。

1950年7月，蒋介石下令免去陈果夫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裁撤中国农业银行、中央合作金库，陈果夫在这两个机构中的董事长和理事长职务随之自动撤销，CC系的三大经济支柱被一举铲除。

紧接着，CC系一大舆论阵地农业教育电影公司被改组，改组结果为蒋经国直接接办，陈果夫的董事长之职被自动撤销。

很快，二陈掌管22年之久的党务、组织、特工、宣传等大权，全部落入蒋经国系手中，陈果夫从抗战以来所剩不多的几个具体职务也被剥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执行常务委员等职随着中央党部的解散、中央改造委员会的成立而自动去职。而国民党最终改造结果，使大半生高高在上的陈果夫，仅仅得到一个安慰性的挂名虚职——中央评议委员和尚未被剥夺的两个虚职——交通银行董事、中央银行董事。

而陈立夫甚至连一个虚职都没有得到。

陈氏兄弟，就这样离开了国民党权力核心。

陈果夫躺在病榻上，又气又恼，身体每况愈下，疼痛难忍，医生再三叮嘱他，不能讲话，陈果夫只好不声不响，但心中气结，便以“哑巴”为题，做了一首“哑巴歌”：

“哑巴哥，说不出话真痛苦……听得人家说话，肚里更加不开心，若闻笑骂声，面孔胀得红又青，摩拳擦掌，胆小不敢争。有时候像煞吃过黄莲嘴里苦，有时候像煞受了冤屈没处伸。哑巴哥，不能说话苦得很。”

2. 兄弟今生离别

与陈果夫相比，陈立夫处境更为艰难。

陈立夫时年52岁，身体健康，在大陆时的多种要职被全部剥夺，连一个挂名的虚职都不曾有。陈立夫与陈果夫性格不同，无法吃下这个“哑巴亏”，他要用行动表达心中不满，决定一去了之。

听说陈立夫打算离台赴美，陈果夫表示支持，他不想看到弟弟在台湾被清算被指斥，若不是自己病痛缠身不能远行，一定会兄弟俩一起赴美。

1950年8月初，陈立夫偕夫人和一双儿女前来探望病中的兄长并辞行。

陈果夫心里明白，兄弟俩几十年来在中国政坛联手搏杀，互为依靠，屡获成功，而今弟弟这一走，不消说留下自己孤立无援，甚至不知今生还能否相见，因此无限伤感。

决定去美之后，陈立夫出席了“中国工程师年会”，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台湾公众场合露面。在和工程师协会的会员们相见时，很多朋友都劝他不要离开台湾，特别是一些CC分子，都表示愿意跟随他继续奋斗。

这种情谊令陈立夫十分感动和难过，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出走是否正确。

但就在此时，蒋介石派人给他送来了5万美元，权作川资。拿着这5万美元，陈立夫明白了，蒋介石是要他尽快离开台湾。

为了顾及各方面的影响，临行前陈立夫专程去向蒋介石辞行，当时蒋介石外出未归，宋美龄热情地接待了他。

宋美龄知道陈立夫要走了，拿出一本《圣经》送给他，关切地说：

“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吧，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

没想到几句关心的话，反倒激起陈立夫心中无限的怨气，他指着挂在墙上的蒋介石肖像，不无怨恨地说：

“夫人，那活的上帝（指蒋介石）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那耶稣的信任吗？”

宋美龄一时无话可答。

8月4日早晨8时，陈立夫偕同夫人及子女来到台北机场，准备登机离开台湾。

这天天气晴朗，前来送行的有300多人，场面虽热闹，但陈立夫心中幽怨无限。他怀揣刚刚收到的兄长陈果夫寄来的信件，上面只有短短几句话，要他在国外“多考察及研究经济恢复与建设事业”，言语平淡，却透露着兄弟之间深深的情谊。

想到此去，关山阻隔，云水茫茫，怕是与兄长再也不能相见，陈立夫心中酸涩，眼眶湿润。

登上飞机，陈立夫立在高处，向众人挥手告别，他抬头望向远方，默默与兄长道别。

陈立夫离开的第二天，即1950年8月5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接替原中央党部职权，挂牌办公。

自1926年以来，第一次没有陈氏兄弟参与的国民党中央机构开始运转。

3. 摆脱经济危机

陈立夫离开了，只剩下陈果夫拖着病体留在台湾。中央改造委员会的运转对他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面临着更大的危机——家庭经济危机。

早在抗战后期，陈果夫的肺便已溃烂，只好在后背穿孔，每天从穿扎处排脓。赴台前夕，病情加重，背后炎症流脓不止，遍请台、港名医会诊，病情一度得到控制。但他所患的肺结核与肋膜炎以及后来并发的喉结核等，都需要高昂的医药费，有些药甚至需要到国外才能买到。

以前位高权重，一切问题都好解决，如今时过境迁，医药费都是靠陈立夫和朋友接济，陈立夫走后，经济的窘迫可想而知。

在国民党高官中，陈果夫算是比较清廉的，多年来除了薪水，他没有什么额外收入。

有一年农业银行请他题词，他写道：

“一文不取谓之清，深思熟虑谓之慎，刻苦耐劳谓之勤，注意时效谓之敏。”

在国民党上层，讲求慎、勤、敏的虽不乏其人，但像陈果夫这样“清”的人并不多见。

赴台之初，农业银行看在老董事长的面子上，为照顾陈果夫看病之用，借给陈果夫一辆小车。后来农业银行被裁撤，车子陈果夫虽继续用着，但购买汽油成了问题。

开始时陈果夫自视清高，不肯仰人鼻息，后来日子一天比一天艰难，不得不放下架子，给交通银行总经理赵棣华写了一封信，提出发给自己兼职董事车马费的要求。

赵棣华多年为陈果夫部下，素知他的为人，知道他若非困苦不堪，绝不会舍面求人，于是亲自将车马费送到府上，同时通过台湾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将陈果夫的窘状转告蒋介石。

蒋介石得知陈果夫的情况后，心中很过意不去。毕竟多年来陈氏兄弟对蒋介石忠心耿耿，而蒋介石只是在政治上逼他们交出权力，并不会置其于死地。同时也为了安慰一下那些同样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的老部下，蒋介石当即批给陈果夫5000元作为医药费。另外，又特批了一笔费用，作为陈果夫日常的生活补助，陈果夫总算摆脱了经济危机。

10月27日，是陈果夫59岁生日，他持续一个多月的咳血刚刚有所缓解。就在这天下午，蒋介石携“太子”蒋经国来到医院，探望陈果夫，给陈果夫祝寿，令陈果夫大为意外。

蒋介石详细询问了陈果夫的病情及治疗情况，听说主要以中医治疗后，蒋介石劝说：

“还是西医可靠。”

蒋介石对陈果夫的生活十分关切，临走时又嘱咐道：

“果夫啊，你安心养病吧，其他事情就不要去想了。经济上有什么问题，你直接告诉我。”

为了方便治疗，1951年1月，陈果夫由台中迁往台北，住在台北青田街一幢公寓里。这里医疗条件好，看病取药都比较方便，但此时陈果夫已病入膏肓，怕是任何治疗都无力回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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