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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联手，蒋家天下陈家党
书名： 国民党高官败逃台湾真相(第二部） 作者： 杨帆 本章字数： 7670 更新时间： 2024-05-28 10:51:21

1.“CC”系的由来

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陈氏兄弟的控制下，蒋派势力在选举中取得绝对优势。陈氏兄弟及其大量亲信被选入中央委员会，陈果夫、陈立夫、曾养甫等人当选中央执行委员，陈果夫同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张道藩、程天放、余井塘等人当选候补执行委员。

中央党部内，蒋介石任组织部长，陈果夫为副部长代理部长，陈立夫则由组织部调查科长跃居中央党部秘书长。

通过“三全”大会，陈果夫将国民党成功地改造为清一色的“蒋家党”（也可以说是陈家党），蒋派把持国民党中央，控制各省市党部已成定局。

不久，陈果夫正式接任组织部长，蒋介石将党务方面全权交给了陈氏兄弟，“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就此形成。

而从此时到1949年蒋氏政权在大陆结束，在20年漫长岁月中，国民党各级组织人事大权和党务经费的管理与支配，皆由陈果夫与其弟陈立夫掌管。二人稳坐权力峰巅，利用职权之便扩张羽翼，层层网罗追随者，形成以二陈为中心的一股政治力量，这就是CC系。犹如黄埔系之军队，CC系则是蒋介石在党务中的嫡系。

关于“CC”的由来，历来有两种说法：其一，“中央俱乐部”英文译名为“Central Club”，简称为“CC”；其二，陈字的汉语拼音以“C”字打头，故以CC代表二陈，以陈氏兄弟为首的派系便称为了CC系。

但陈果夫否认CC这个组织，曾气愤地表示：

“以我的性格，是不会用外国字来组织自己团体的。”

陈立夫也大叫其冤，说：

“绝对没有CC这个组织。党章规定不得有小组织，总裁怎么能允许！”

但无论二陈怎样否认，都无法否认CC系的存在与活动，以二陈为中心的政治势力的存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CC系内藏龙卧虎，在国民党外一致对付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相互提携，协调行动，与政学系在行政部门、黄埔系在军事部门、孔宋系在财政及外交部门一样，CC系牢牢掌握着国民党的党务部门，成为蒋介石统治的四大支柱之一。当时社会上便有“蒋家天下陈家党，孔宋两家管钱袋”之说。

从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九·一八”事变，国民党内进入军阀混战的高潮阶段。在这一阶段，陈果夫与其弟陈立夫充分发挥了CC系的作用，利用CC系在各省市的势力，对各倒蒋军阀大挖墙角，起到了蒋介石的黄埔系无法起到的作用，有效地配合了蒋介石的军事行动，深受蒋介石赞赏。

与此同时，陈果夫还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组织了国民党特务机构。在中央组织部内设立党务调查科，由陈立夫出任调查科首届主任，具体负责特务工作。

1933年元旦，陈果夫和陈立夫、张厉生等人，在蒋介石授意下，成立了两个小组织，一为“青天白日团”，简称“青白团”；一为“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简称“同志会”。

这两个小组织，以“青白团”为核心，“同志会”为外围，构成CC系的实体组织。此后，陈氏兄弟又趁热打铁，将组织扩大到各省，在各省成立同志会，CC系势力得到进一步壮大。

由于陈果夫的肺病日趋严重，1931年6月，陈果夫辞去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由其弟陈立夫接任。以后除抗战中朱家骅任过四年部长外，到国民党败逃台湾，部长一职一直由陈立夫担任。

陈果夫虽然离开了中组部，将党权移交给了陈立夫，但陈立夫和CC系历来将陈果夫当做精神领袖，凡事围着他的指挥棒转，陈果夫还通过陈立夫操纵着国民党两大特务机关之一的中统。

2. 接手主政江苏

1933年秋季的一天，陈果夫奉命来到蒋介石位于南京黄埔路的官邸——憩庐。一见面，蒋介石便对陈果夫说：

“这个顾墨三，偏在这会儿给我出事！”

顾墨三即顾祝同。顾祝同的事，陈果夫已经听说。顾祝同时任江苏省主席，其属下民政厅长赵启录，因卖官之事遭到监察院弹劾。顾祝同将赵启录撤职查办后，事情仍未平息。由于顾祝同与赵启录是儿女亲家，对赵启录多有袒护，公众进而要求，不能只拍苍蝇不打老虎，顾祝同也应受到惩罚。

这让蒋介石颇为为难，一方面由于顾祝同是心腹大员；一方面此时围剿中央红军正忙得焦头烂额，无暇他顾。陈果夫分析说：

“江苏地理位置特殊，群众的呼声不能不考虑，解决此事宜早不宜迟。”

“这正是找你来的目的。我已决定将顾墨三撤职，由你去接任。”

蒋介石这个决定，令陈果夫喜出望外。

陈果夫虽一直任职中央，但只是辅助蒋介石做组织工作，并没有机会施展在行政方面的抱负，这对陈果夫而言，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主政江苏，是机遇也是挑战，陈果夫自然求之不得，但又不好直接表达出来。当时陈果夫除了主持中央一些重要工作，还兼任导淮委员会代理副委员长，工作任务比较繁重，只好以此故作推辞：

“导淮工作责任重大，若再主持省政，怕是难以两兼。”

“江苏在淮河流域下游，是受灾最严重的地方，治理淮河虽是几省的问题，但主要工程就在江苏。要你来兼任江苏省主席，也是出于导淮便利的考虑。”

蒋介石如此一说，陈果夫不再谦虚，高高兴兴地领命回家。

10月3日，国民政府行政会议宣布，陈果夫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因此成为CC头目控制地方行政大权第一人。他在任四年，这四年也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一段经历。

江苏是江浙财团的基地，更是蒋介石统治的中心腹地。

陈果夫到任后，立即制定了一整套用人方针，大量任用CC系的人。他强化江苏警察制度，在部分地区实行“警管区制”，并训练壮丁，组织保安队，自任省保安司令，统一掌控全省的地方武装。

为配合蒋介石在江西对中央红军革命根据地的围剿，陈果夫在江苏也进行了“剿匪”，大力搜捕共产党人，并实施保甲制度，清查户口，强化统治。

为整顿财政，增加财政收入，陈果夫在省县各级确立预算制度和金库会计制度，使全省的金融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

陈果夫还推行教育改革，开办职业学校和“女子生活学校”、“医政学院”，并力主禁烟等。但他对娼妓却采取了放开的措施，认为“娼妓在不能根本解决以前，既无法使之不存在，与其名禁而实不禁，不如管制的开放，对社会道德、民族健康乃至于娼妓本身的痛苦，倒要好些”，致使娼妓在江苏处于完全公开合法的存在。

陈果夫在任内处分了四个贪污有据的县长，其中一人是他的亲戚，此举为他树立了一个清官形象。

此间，陈果夫做了两件轰轰烈烈的大事。

其一是主持了声势浩大的治淮工程，曾组织24万民工开上治淮工地，为减少淮河灾害作出了贡献。

其二是捐献飞机为蒋介石祝寿。

1936年9月，蒋介石50大寿前夕，陈果夫向何应钦等建议：

“委座生日，最好发动各方面捐献飞机，作为寿礼，可固国防。”

何应钦表示赞成。

此后，一场声势浩大的献机祝寿活动在全国展开。

10月31日，为蒋介石举办的祝寿典礼在明故宫飞机场举行，国民党中央大员、各界代表以及南京市民、学生等纷纷赶赴现场，祝寿典礼场面宏大，气氛热烈。

各地方各团体举行了献机仪式，空军举行了飞行表演，十几架捐献的飞机飞往溪口上空，盘旋着排成一个“寿”字，场面蔚为壮观。

这次献机活动，因全国抗日情绪高涨，各种捐款高达1200多万元，捐款所购飞机均来自美国，仅陈果夫主政的江苏省便捐献了9架飞机。

此次捐款购机，在中国空军史中是史无前例的一次大采购，对此后中国空军的建设影响甚大。蒋介石也借此机会加强军备，暗中准备对抗日军侵华战争的升级。

3. 西安事变站错队

1936年12月12日下午3时许，陈果夫正在自己的宅邸和陈立夫商量工作上的事宜，曾养甫突然气喘吁吁地闯进书房：

“不好了，总裁出事了！”

“慢慢说。”陈果夫镇定道。

“刚收到西安方面的急电：张、杨叛变，领袖被扣，生死不明！”

陈氏兄弟面面相觑，半晌无语，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惊呆了。

陈果夫缓过神来，立即拨打了戴季陶的电话，证实蒋介石被扣的消息后，陈果夫又拨打了军政部长何应钦的电话，要求军方迅速作出决策，解救蒋介石。

放下电话不久，何应钦又派人传来口信，要求各位中央执行委员迅速赶赴何公馆，商讨对策。

陈果夫、陈立夫立即动身，赶往位于汉口路徐府巷斗鸡闸4号的何公馆。

何公馆内外已布满全副武装的警卫，陆续赶来的军政要员个个面色沉重，疾步而行，整个公馆笼罩在一片肃杀气氛中。

商讨一开始，围绕如何解决西安事变，在场军政要员便展开激烈辩论，并很快分成两派，一派是以何应钦、戴季陶、吴稚晖等人为首的主战派，一派是以冯玉祥、李烈钧、孙科为首的主和派。

陈果夫、陈立夫选择了何应钦的主战派，主张出兵讨伐张、杨，陈立夫义愤填膺地说：

“领袖一身系天下安危，今竟为叛逆所扣押，生命难保，前途堪虑，唯有大张挞伐，聚歼丑类。”

当有人提出应满足张、杨部分条件，如释放上海被捕的共产党人，以求尽快释放领袖时，陈果夫严词反对：

“绝对不行，这是向绑匪赎票的办法。应该立即处死‘七君子’，作为对张、杨叛逆的回答！”

在陈氏兄弟等人的支持下，何应钦的主战派占据了上风。

但何应钦的主战，自有他不可言明的目的。出兵讨伐张、杨，尤其轰炸西安，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若致蒋介石性命于不保，他便可顺理成章地取而代之；若蒋介石侥幸得以生还，他又可称为救驾功臣。

何应钦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出兵潼关，向华阴挺进，直逼西安，并派飞机轰炸西安附近的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直到18日上午，蒋鼎文自西安飞抵南京，给何应钦带来了蒋介石的停战手谕，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何应钦才不得不暂时停战。

在这一过程中，为配合武力讨伐，陈立夫指令《中央日报》撰文发动声讨，陈果夫则以江苏省主席的名义，拟定致各省主席的电稿，对张、杨大加挞伐，并在13日总理纪念周上对中央政治学校学生发表演讲，称：

“中央已经决定大计，对叛国作乱的张学良进行镇压。……不过两个月，即可平定叛乱。”

与此同时，陈氏兄弟做了大量加强特务政治与恐怖活动的工作，以配合何应钦对西安的武力讨伐。

但伴随着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主和派的努力，西安事变出现转机。20日，宋子文亲赴西安斡旋，和平解决端倪渐显。

主和派开始占据上风，陈氏兄弟不得不改变态度，在20日向中央政治学校学生的讲话中，陈果夫已改口说：

“校长虽然没有出险，但肯定张学良不敢加害他。我们担心的是，事变开始后，关于校长的下落没有消息，因为这样，张学良、杨虎城可借口说已被乱兵杀害。现在既有了下落，谅他们不敢公开危害。”

12月26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护送下，回到南京。陈果夫、陈立夫随军政要员在机场迎接蒋的归来。至此，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蒋介石对陈氏兄弟并未出口责怪，但不久后，在蒋与宋美龄、陈布雷合作，以宋美龄名义发表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一文中，出现了这样一段话：

“中央诸要人，于真象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颇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意断其为健全之行政。军事上或有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亦或悬盼此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是非得失，将付诸异日之公论。”

文中所指“中央诸要人”，自然包括陈果夫与陈立夫。

1937年年末，全面抗战爆发后，陈果夫跟随南京政府迁往重庆，随后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当时陈果夫的肺病十分严重，但为国民党培养人才的热情极高，常支撑着病体去训练班讲课。

1939年陈果夫被调入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该处为新增设部门，是抗战时期蒋介石的重要人事参谋机构，担当着对政府机构中上层官员的考核、擢升和调查任务，属于执掌蒋家王朝“内廷”的实际权力机构。

陈果夫执掌这个机构达六年之久，其麾下CC系的大小官员都成为了近水楼台，这也是CC系势力在抗战期间大为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4. 多才多艺陈果夫

1944年5月，陈果夫又奉命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将CC系内部自成一派的朱家骅挤出了中央党部。但由于身患肺病，刚刚开刀不久，体力不支，不得不于当年11月辞职，由陈立夫接任。

抗战胜利后，侍从室第三处被撤销，陈果夫的“主任”之职自动停止。此时的陈果夫，仍为中执委和中常委，主要活动转入了金融街，担任了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中央农业银行常务董事兼董事长，并于1945年11月担任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这一主任委员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战后的经济接收，建立“党营事业”。陈果夫在天津、青岛、济南、沈阳等地，接收开办了各种工厂，业务范围包括橡胶、火柴、烟草、面粉、啤酒等，并将CC系以前控制的新闻、文化、电影、广播等事业，全部企业化。

此后，由于陈果夫的肺病越来越严重，蒋介石没有再给他安排具体职务，陈果夫基本处于了半退休状态。

而陈立夫以及CC系始终奉陈果夫为精神领袖，看陈果夫的眼色行事。从北伐到赴台前，陈果夫一直是国民党上层的“标准党人”，是“北伐到台前的中心人物”。陈果夫虽学历不高，却将党务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且涉猎多种学科，在多个领域有所建树，与留学欧美或留学日本的国民党要员相比，毫不逊色。

其一，在金融方面，陈果夫堪称名副其实的银行家。

陈果夫在国民政府参与掌管金融业务，可谓源远流长。早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他便开始联合江浙财阀，筹集资金，于1928年7月在南京创办江苏省农行，并于1935年与蒋介石创办的豫鄂皖赣四省农业银行合并，成立中国农业银行。陈果夫长期兼任该行董事长，并长期掌控该行。

为了控制农村经济，农行大力扶持由地主、富农、商人、高利贷者把持的合作社组织。到抗战前夕，此类合作社发展到近4万个。

在陈果夫的苦心经营下，抗战时期，以二陈为首的CC系官僚资本迅速发展，农业银行迅速崛起，与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共同成为国民党的金融统治机构。

二陈还在重庆、成都、桂林、昆明等地先后开办大华企业公司、中国工矿建设公司、华西垦殖公司等多种企业，并利用农行控制了一批农业公司，垄断经营生产资料和农产品。

此外，陈果夫还先后出任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土地开发公司理事长等职，并长期参与蒋介石集团的财政咨询和决策工作，出任中央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加上他早年在上海滩做金融证券生意的经历，他成了国民党内不可多得的银行家、理财专家、经济学家。

其二，在教育方面，堪称教育家。

陈果夫自己没读过大学，更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但他对于办教育却有着特殊的兴趣。陈果夫初次代理组织部长时，急需培养一批心腹干将，于是提议创办了党政训练所。

1927年，党政训练所扩大为中央党务学校，1929年改为中央政治学校，1947年改为国立政治大学。

此间，陈果夫先后担任党政训练所所长、党务学校总务主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并始终兼任校务委员。

虽然职务屡变，但作为学校实际负责人的身份一直未变，学校实权一直掌握在陈果夫手中，凡事均由他决断。

与黄埔军校在军事系统中的作用一样，中央政校是蒋介石训练党政工作骨干培植心腹的基地。政校学生毕业后由国民党中央分配到各机关，不少人成为党政部门官员、军队里的政训军官和社会上的文化特务。

他们自恃“天子门生”，傲视同侪，所以当时人们形容从政校出来的学生，“每个人脑门上都刻着CC二字”。

1949年年底国民党军队在川康地区被人民解放军打垮后，此校和黄埔军校的延续陆军军官学校一起宣告结束。

1954年，“国立政治大学”在台湾复校，蒋经国出任校长，当时陈果夫已去世三年。

其三，陈果夫久病成医，在医学领域造诣颇深。

陈果夫自19岁得肺病后，被此病缠绵一生，也因此对医学、医药非常重视。他不满于当时重西医轻中医的偏见，因此在他创办的医学院里，对于中西医药没有偏颇，都深刻研究，学校后面还有一个“药物试验场”，供教学研究之用。

陈果夫本人不仅从事医学教育，同时从事药物研究，他培植的抗疟疾的“常山”便是用来制造中国独有的“抗疟药”的。

正所谓久病成医，他根据自己读书和养病治病的感受，写了《自己治病简法》、《苦口谈医药》、《老病人谈中医西医》等书，书中一些主张对健康延年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如提出十项卫生原则：

“浴日光、畅空气、慎饮食、重整洁、勤劳动、善休息、适环境、正思虑、调七情、节嗜欲”等。

他还根据日常生活中小病小灾的预防和治疗，写了很多首歌谣，收录在名为《鹤林歌集》的册子里。在重庆时期，他还陆续整理出版了《卫生之道》、《医政漫谈》、《儿童卫生歌》等书籍，对当时的卫生行政和健康教育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也对当时中西医结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其四，在文学方面亦有造诣。

陈果夫自幼爱好文学，喜欢写文章，几十年坚持每天写日记，除了逝世前陷入昏迷的两天没写，其他时间从未间断。

20年代，陈果夫曾一度兼任国民党重要刊物《民国日报》社的编辑。1928年年底，上海现代书局正式出版《果夫小说集》，收集了陈果夫发表的12篇小说。

《果夫小说集》的序中称果夫“喜欢抒写一些作品，在这些作品里，他用轻淡微妙的文章，寄托某种沉远的意思。讽刺的情调，充满在字里行间。”

而陈果夫最后一篇遗作《抹布画》，则写得十分风趣和雅训，令人记忆不忘。

CC系的骨干余井塘说陈果夫的小说，“最大的特点，在于令人读时觉得亲切有味，写来如话家常、如说故事、如老友重逢，欢然道故、如师友切磋，津津乐道。故读来如吃家常便饭，味道可口”。

CC系的另一重要成员程天放也称赞陈果夫的小说，“不夸张，不标新立异，平易近人，使读者感觉亲切有味”。

除了小说，陈果夫还写过近十个电影剧本，如《饮水卫生》、《骨肉重逢》、《富强之本》等，创作过40余首歌曲，如《国旗歌》、《七夕歌》、《儿童卫生歌》、《造林歌》、《教师歌》等，收录在其出版的《歌曲集》中。

陈果夫逝世后，台湾当局出版了《陈果夫先生全集》，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回忆、医药卫生、礼俗、杂著等六大部分共10册190万字。

中国文学大师胡适先生曾这样评价陈果夫：

“我觉得他是近代中国一个了不起的人。他以一个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能够写出这么多著作来，老实说，我们今天在北京大学的，还没有多少人能做得到呢。”

其五，陈果夫还是“美食家”。

当美食家的第一个条件便是要有吃的机会，其次是吃过之后要有记录、有比较、有研究。

陈果夫在江苏主政四年，公务之内，公勤之外，尝遍苏南、苏北名菜佳肴。而又善于研究，用心揣摩，便在国民党内得以“美食家”之称。

作为美食家，陈果夫的主要“成就”有两种，第一种是给“江苏菜”正名。

1934年秋，镇江举办全省物品博览会，为了款待与会的各方面头头脑脑，陈果夫别出心裁地组织了两桌丰盛的“江苏菜”。

宴席上品的是江苏名茶碧螺春，饮的是江苏名酒洋河、郁金香，餐后水果是萧县石榴砀山梨，主菜则有南京板鸭、苏州熏鱼、无锡大排、南通鱼翅、镇江鲥鱼、如皋火腿、淮阴鳝鱼、扬州酱菜、江阴凤凰包鸡、高邮双黄蛋、六合龙池鲫鱼、阳澄湖大闸蟹等30余种，加上特级厨师的超凡厨艺，满桌的菜品，色、香、味俱全，令人舌不暇接。“江苏菜”由此得名。

第二种是发明了“天下第一菜”。

这是陈果夫标新立异的独创，制作过程并不复杂，就是先把锅巴炸好从油里捞出备用，再把加有虾仁、果仁和西红柿的稠鸡汁煮得滚开，浇在锅巴上面。菜端上桌时还噼啪作响，西红柿色艳，鸡、虾味美，锅巴香脆，这道菜色、香、味、声俱全，令人垂涎欲滴。“天下第一菜”由此得名，抗战期间大家改称此菜为“轰炸东京”。

国民党内爱吃、能吃、有机会吃遍天下的人不少，但像陈果夫这样“吃”出名堂来的人却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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