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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泽生起义，兵不血刃
书名： 三大战役全纪录 作者： 文朝利、杨帆 本章字数： 3779 更新时间： 2024-04-25 23:55:13

9月12日北宁线战役打响后，长春围城部队6纵、12纵调往通江口、开原之线，围城部队只剩了独立6、7、8、9、10师和后调来的11师，共6个师的兵力。

郑洞国看到了突围的一线希望。

10月2日，蒋介石到沈阳布置廖耀湘组成“西进兵团”援锦时，电令郑洞国：

“长春守军待彰武方面开展攻击后即突围。”

郑洞国即与新7军军长李鸿、副军长史说、第60军军长曾泽生商议，决定做一次试探性突围，以新7军第38师、第60军182师向长春西北出击，抢占大房身机场，然后在空军配合下突围。

然而，消息很快被东野谍报人员获悉。紧接着，国民党守军的动向也及时传递到围城部队第一兵团司令部。

10月2日当天，郑洞国在洪熙街察看地形；随后连续几夜，城内守军演习夜行军、急行军；同时每人发放3日军粮，走不动的马则被杀掉……

司令员肖劲光判断守军突围兵力较多，提出将围城部队在几十里的区域内，分三个梯次部署展开。他说：

“我们的刀子插得浅一些，一个梯队消灭一部分敌人，放过一部分敌人，由第二个梯队再从侧面伏击，余下的敌人留给第三梯队去解决，这样也许消灭敌人更彻底一些，自己伤亡也小一些。”

10月6日清晨，国民党突围部队向东野独立7师阵地发起攻击，国民党军的猛烈炮火，将解放军阵地工事、堑壕炸为平地，但也仅仅推进了几里地的进展。双方激战3日，在肖劲光纵深梯次防御阻击下，郑洞国的突围部队大败而归。

突围无望，郑洞国决定继续固守待援。

10月10日，蒋介石给郑洞国、新7军军长李鸿、第60军军长曾泽生分别投掷亲笔信，命令他们设法经四平街以东地区向东南方向突围，说沈阳方面已经派出部队在路上迎接。

而沈阳的迎接，是指从沈阳开出的廖耀湘的“西进兵团”。“西进兵团”的任务是援锦，与葫芦岛的“东进兵团”东西对进，但由于“东进兵团”被东野阻击于塔山，“西进兵团”便在彰武、新立屯一带停滞不前了。

蒋介石电令措辞严厉，郑洞国不敢怠慢，立刻召集军、师长会议，讨论是否可以突围。

众将领一致认为，围城解放军实力强大，防守严密；城内国民党官兵长期饥饿，大多体力衰弱，尤其士兵大多腿脚浮肿，很难突破解放军的层层阻击。即使勉强突围，到沈阳七八百里路程，在解放军的围追堵截下，难逃全军覆灭的下场。

于是，郑洞国与两位军长联名电复蒋介石，陈述众将领意见，主张暂不突围。

10月15日中午，长春上空突然出现一架“野马式”美制战斗机，向地面投下一个红布袋。红布袋里，送来了蒋介石再次下达的突围命令，蒋介石在信中警告说：

“如再迟延有失机宜，陷全般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到严厉之军纪制裁。”

蒋介石的三次命令一次比一次措辞严厉，第三次不惜以军纪制裁，令一向以服从为天职的郑洞国左右为难。

而蒋介石在同时发来给郑洞国个人的亲笔信中，又颇动感情地说：

“倘再延迟，将不能等候矣。”

郑洞国辗转反侧了一整夜，抱着“效忠党国”的思想，甚至下了以身殉职的决心，决定服从蒋介石的命令。翌日上午，郑洞国召开军长与军参谋长会议，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决定17日拂晓突围，并做了相关部署。

大家都知道突围的后果，一个个情绪低落。

其中，新7军军长李鸿以患伤寒病为由，不曾到会；

第60军军长曾泽生却显得神色紧张，与郑洞国敷衍几句后，匆匆借故离去。

此时郑洞国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曾泽生已与解放军取得联系，做出第60军全军起义的决定，而且时间就在17日！

中共方面对第60军的策反工作始于5月初。

第60军来自云南，是滇军高级将领龙云为抗战自滇军中抽调组成的队伍。在抗战时期，就有共产党员在这支队伍中工作。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强行收编这支队伍，并送往东北战场，先到吉林，又从吉林撤到长春，从此便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新7军共同驻守长春。

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纷杂，嫡庶分明，蒋介石对各地方部队、地方将领乃至非黄埔及江浙出身的将领向来多疑，不仅处处防范，而且极尽分化瓦解与打击排斥，将非嫡系的滇军调到内战战场，就是想借机削弱以至消灭滇军。而东北最高指挥官从杜聿明到陈诚，都对滇军抱有歧视态度。

同样是驻守长春，新7军将领待遇优厚，军长、师长有小轿车，营长、团长有吉普车，士兵的装备以及吃穿用也都比第60军优越。尤其在被围困的日子里，新7军在有一定储备粮的情况下，占有了大部分空投粮食，而第60军不得不向新7军借粮，并以豆饼、酒糟等马秣充饥。但在战场上，第60军往往被安排到最危险最艰难的战线中，所获战绩也从来不被宣扬。

受到如此不公正待遇，第60军全军上下对蒋介石及国民党统治集团深怀不满，又值此被困孤城粮秣断绝之际，更是怨声载道，人心思变。

正是看到这点，中共中央认为有机会对60军进行策反，将其争取到自己的一方。

事实上，对东北战场滇军的策反工作，早在内战拉开序幕之初便已开始。滇军在东北战场上的兵力，占国民党总兵力的三分之一，第60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1946年4月，党中央从延安党校等单位抽调刘浩等多名云南籍同志，到东北开展对滇军的策反工作。临行前，朱德、刘少奇亲自给刘浩布置任务，做出具体指示。朱德并以滇军旧僚的身份，亲自给滇军将领卢浚泉、曾泽生等人写信，由刘浩代为转交。刘浩带上一部电台以及服务员、警务员，在地下工作人员杨重的掩护下，登上第60军移防吉林的专列，到达吉林后，即在第60军军机关中任职。

当时，第60军译电员、地下党员赵雄得到一个重要情报：第60军暂编21师将从海龙撤退到吉林。刘浩将这个情报和杨重在国民党军中搜集的军事情报和绘制的吉林城防工事图，送到解放区。解放军根据这些情报，轻装奔袭，对暂21师围追堵截，将其大部歼灭。

暂21师师长陇耀兵败后赶到吉林，刘浩得知后立即登门拜访，带去东北局首长的亲笔信函，对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为最终起义做铺垫。陇耀没有表态，但也不无心动，表示部队得到补充后，一旦时机成熟会作考虑。同时提醒刘浩，第60军军长曾泽生周围有人监视，不要直接见面，有事他可以代为转达。事后，根据陇耀的要求，东北军区对暂21师被俘200余名官兵进行教育后，遣送回第60军。

此外，中共东北局领导还请原滇军将领、后起义投诚被任命为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张冲，多次给曾泽生、陇耀以及182师师长白肇学写信，进行起义策动。

经过一番努力，中共党组织逐步团结了第60军中一些高、中级军官和士兵。

辽沈战役爆发后，摆在第60军面前的，有三条路：

一、死守长春，结果必定是城破被歼；

二、向沈阳突围，结果必定是被解放军歼灭在长沈途中；

三、反蒋起义，参加革命。

无论在军部办公室，还是在私邸，第60军军长曾泽生脑子里转的，始终是这三条路。究竟走哪一条，其实他心里非常清楚，只是这个决心下起来，却是有些顾虑。这个顾虑来自方方面面，而全军能否协调一致，尤其暂编第52师，是特地安插进来监督第60军的部队，如何将这个师一起带走，如何躲过蒋介石的嫡系新7军，躲过中统特务等，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意外，都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

9月22日晚9时许，在长春中长理事会大楼60军军部办公室，曾泽生踱来踱去地思考了一个晚上，终于最后下了反蒋起义的决心。他拿起话筒，对182师师长白肇学说：

“白师长，你马上到我这里来，10点钟一定到！”

接着，又打电话通知暂编21师师长陇耀。

10点钟，白、陇两位师长准时赶到。对于军长这么晚把他们找来，两人都有些奇怪。因此陇耀一进屋便问：

“军长，有紧急情况？”

曾泽生摇摇头，却是面色凝重。

“跟新7军又有冲突？”白肇学猜测着。

“不是，就是想随便聊聊。”曾泽生并不想一开始就亮出自己的观点，他想先听听二位师长的意见。

“聊什么？”二位师长面面相觑。

“关于部队的前途，出路问题，我们过去已经谈得很多，今天找你们来，就是商议决定我们究竟如何办？”

“商量什么，军长怎么决定就怎么办嘛！”

陇耀态度坚决，白肇学却取火抽烟低头不语。曾泽生征求他的意见，他只是说：

“是该商量商量，想个万全之策。”

“万全之策”是不会有的。尽管白肇学态度不明朗，曾泽生想到平时与两位师长无话不谈，即使不同意反蒋起义，也不会发生影响大局的事，于是，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

“我认为，我们应该率部反蒋起义！”

“哈哈！”陇耀两手一拍，从沙发上跳起来：“我早就知道你会这样决定！这个窝囊气我们60军早就受够了！我拥护起义！”

白肇学也赞同起义，但他主张将部队拉出去后，放下武器，解甲归田。

三人一直谈到第二天早上5点钟。从这天开始，曾泽生与陇、白二人开始了起义的秘密策划与部署。

10月14日，曾泽生与陇耀、白肇学联名致信解放军围城兵团政治部，提出全军起义的要求和条件，受到中共中央及围城部队领导的欢迎和支持。

正因为此时起义之事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之中，16日上午突然接到郑洞国开会的电话，曾泽生曾一度紧张，以为起义之事败露，因为按惯例郑洞国从不在上午开会。当他来到司令部从郑洞国手中接过蒋介石的亲笔信后，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

17日午夜12时，按事先商定的防务交接计划，解放军围城部队悄悄入城，曾泽生与解放军代表刘浩乘车到各团巡视后，第60军部队将防地交给解放军入城部队。

曾泽生亲率第60军2.6万余名官兵撤出长春，沿公路开往九台地区集结休整。

天亮后，长春市内纵贯南北的大同街以东地区，已成为解放军的天下。

1949年元旦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命令，将曾泽生的起义部队完整地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曾泽生仍任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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